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 战略联盟 跨文化风险 文化差异 防范机制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中的文化风险问题虽然早已引起理论界和应用者的重视，但在强调“联盟目标”和“利润共享”原则的掩盖下，人们在实践中往往忽略了联盟成员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跨文化障碍，其结果不但不能实现利润共享，反而承担了不必要的跨文化风险损失。因此，如何认识和有效地防范跨文化风险是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运行成功的重要前提。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跨文化风险的界定

所谓跨国公司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济实力的跨国公司之间出于对全球市场的预期和企业总体经营目标经营风险考虑，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交换互补性资源，各自达成目标产品阶段性的目标和最后获得长期的市场竞争优势等目的，通过各种协议而结合的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的松散性组织。它具有区域的跨国性、组织的松散性、行为的战略性、范围的广泛性、管理的复杂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经营至少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文化差异问题。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跨文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在跨地域、跨民族、跨政体、跨国体的跨文化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不同地方、不同组织、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使联盟中的跨国公司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发生偏离的可能性。文化差异演化为文化风险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市场竞争，文化风险是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出来的，它的产生与发生作用都离不开市场。正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文化差异才能转化成文化风险。国际企业需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与其它企业，尤其是当地企业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只有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文化差异才可能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时才表现为文化风险。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跨文化风险分析

跨文化风险的主要特征

跨文化风险因战略联盟国际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联盟中跨文化风险是发生在跨国公司联盟中与文化有关的特殊风险。当联盟涉足国际市场时，跨文化风险对联盟中的跨国公司经营的影响就明显体现出来。从简单的直接出口到在海外市场进行大规模投资，跨文化风险随着企业跨国经营程度的不断深入而影响愈加重大。

跨文化风险通过具体的、特定的人来发生作用。跨文化风险的重要性已经为许多企业界人士所认识。跨文化风险是通过具体的、特定的人而发生作用的，这里的人主要包括联盟者、雇员和顾客。此外，文化风险还表现为国际企业内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之间，以及国际企业与东道国消费者之间由文化差异导致发生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当然，合作者、雇员、顾客这三方面通常不是孤立地单独发生作用，多数情况是相互影响地。

跨文化风险与文化诱发优势并存。风险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它的可能结果包括损失和收益两种情况。跨文化风险在可能带来损失的同时，也可能基于潜在的优势带来额外的收益。

战略联盟中跨文化风险类型分析

为了揭示联盟中跨文化风险的类型，笔者试构造矩阵（见图1）。该矩阵横向维度表示参与联盟的组织文化的差异性，纵向维度则表示两个组织文化的容忍度。组织文化的差异性用以衡量两个联盟成员间价值体系的区别，如独裁型与民主型的文化差异较大、法理型与伦理型的企业文化差异显著。各种迥异的组织文化均可用一定的特征变量加以描述。在核心成员组织为强文化的条件下，联盟成员对核心成员的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的认同和文化的定势，因而接受和理解与之相异组织文化的包容能力较低。相反，在弱文化的条件下，联盟成员易于放弃原有价值观，转而接受新的价值观。利用上述两个评估维度，构造如图1的风险评估矩阵，形成四个区域。

“相容型”用来描述其他成员与核心成员文化差异性小且容忍度大的情况。在该种情况下，组织文化的适应性程度高，核心成员能极为有效的发挥文化协同作用；“模糊型”则用来说明两个成员间文化差异性大、容忍度亦大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一定的联盟跨文化风险；“摩擦型”则用来刻画其他成员与核心成员之间文化差异性小，而容忍度亦小的情况。在该种情况下，两个企业的文化基本相容，但存在着局部冲突，联盟跨文化风险较小；“冲突型”则反映了两个成员组织文化差异性大，而容忍度小的情况。联盟将会因为存在着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对于后三种类型的并购活动均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风险。

战略联盟的跨文化风险来源分析

跨文化风险的产生源自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差异一般分为两个层次：文化渊源差异与文化现状差异。具体说来，可以用四个主要的指标来表征文化差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倾向。权力距离是指社会对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不确定性回避是指一个社会根据自身受到不确定性事件或情况威胁的程度，对回避该风险所作出的种种考虑。个人主义是指在一种松懈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只关心自己和最亲近的亲属；集体主义是指在一种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其中有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分，人们希望内部群体关心自己，同时也对内部群体热心帮助，绝对忠诚。在功利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中，人们注重收人、挑战、进取和被认可，成就的标志是财富和受到承认，这类文化往往倾向于搞大型企业并高度注重经济增长。在人文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中，则比较强调平等、团结，注重友好的工作环境和就业保障，其成就的标志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工作给人们带来的压力较低，工人有较高的自由。

跨文化风险的对策研究

发展文化认同

按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郝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断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摩擦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只有首先识别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发展文化认同需要发展跨文化沟通与跨文化理解的技能与技巧，体现在首先是跨文化沟通。跨国公司经营的经验表明，一个跨国公司的成功取决于该企业的“集体技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相处，必须建立跨文化沟通的机制。联盟领导集体需要有意识地建立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跨文化沟通组织与渠道。其次是跨文化理解，它包含两个方而的意义：要理解他文化首先必须理解自己的文化，包括其优缺点的演变；善于文化移情，理解他文化。

制定跨文化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管理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已被公认为管理领域内的一项重要职能。美国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已经把风险管理的任务集中到一个专职部门，由其负责本公司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等业务。跨国公司在制定风险管理战略计划中，除了要对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等给予充分的重视外，还要把文化风险纳入到整个风险管理战略计划之中。

制定文化风险管理战略，首先要对文化差异有正确的理解。跨文化理解包含两层基本含义：理解自己的文化并在“文化移情”的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通过这种文化的自我识别和比较识别，能够更好地区分出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在此基础上，国际企业就有较大的把握制定切实的、有针对性的文化风险管理战略。

跨国公司可根据目前所处的国际化阶段、与东道国当地文化的差异程度以及企业实力等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战略。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战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须辅之以具体的、有效的措施，如跨文化培训，强化共同目标，进行共同决策，及时有效沟通等。

选择适当的风险控制工具

面对各种文化风险，风险管理者可以在联盟发展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实施各种风险控制工具，即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等，力图在风险发生之前消除各种隐患，减少损失产生的原因及实质性因素；或者在损失发生之时，积极实施抢救与补救措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风险回避是指由于考虑到风险损失的存在或可能发生，主动放弃或拒绝实施某项可能引起风险的方案。一般说来，完全回避很不现实，放弃国际化也就失去了企业发展的机会。跨国公司国际化的风险回避是指对高风险的投资东道国、高风险的跨国经营项目、高风险的国际化方式回避，进行低风险选择。

风险转移是指风险承担主体有意识地将损失或与损失有关的财务后果转嫁给他人的方式。公司国际化的风险转移，是指在国际化过程中的部分风险或全部风险由一个承担主体向另一个承担主体转移。

风险分散是指通过投资组合，使高风险与低风险适当搭配，从而使整体风险降低，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跨国公司国际化进程中的文化风险分散，具体表现为联盟的多样化策略，包括国别多样化、国际经营形式多样化以及投资项目多样化。

选拔和培训跨文化管理人员

跨文化风险管理的侧重点在于协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关系，这要求跨国经营企业的海外管理人员除了能够贯彻总部的战略、维护总部的利益、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管理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工作所需要的特定素质。在实际选拔时，一些企业往往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将最优秀的技术或财务人员派往国外，却因无法在当地正常工作而不能发挥作用。因此，选拔跨国经营企业海外管理人员必须侧重于考察其对不同文化的适应能力和协调能力，具体包括民族优越感的程度、对多元文化的体验、认识承受能力、行为承受能力、专门的文化知识、一般的文化知识、文化行为和人际交往的敏感性等方面。

树立共同的文化观

建立共同经营观，建设“合金”式企业文化。通过跨文化培训，公司职员提高了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在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的需求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同时通过文化的微妙诱导，使个体与集体相律动，如同一群人随着音乐起舞而不会相互碰撞。这样不断减少文化摩擦，使得每个职员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跨国公司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增强文化变迁能力。

参考文献：

1.[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国际营销 文化风险 策略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开展，跨国公司日益发展，国际间的协助增加，企业的国际化营销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在国际新营销中，文化风险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效益。很多企业由于受到文化冲突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然而国际营销中的文化风险不可避免，因此，加大研究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成因、现状等问题，以及分析应对国际文化风险的策略，有利于降低和规避国际营销文化风险，并且对于我国企业在国际营销中制定合理的文化战略、增加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概述

1.1国际营销中文化风险的含义

在国际化背景中，文化环境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国际营销文化风险具体来说指的是在国际化经营中，因为文化环境因素引起的企业实际收益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经营活动失败。

1.2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特征

国际营销文化风险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双效性以及可控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客观性。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就造成企业在国际经营中，目标市场顾客的消费观念不同、公司员工之间的文化观念不同。

第二，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复杂性。文化差异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复杂多变，因此企业在国际营销中要准确的分析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别，然后在经营中采取多种针对性强的营销方案。

第三，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双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文化差异来促进企业的经营。如果文化差异可以得到正确的分析和利用，那么文化差异就成为了企业营销的有力武器，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增加企业的效益。

第四，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可控性。虽然文化差异不可改变，但是可以被控制和利用。企业在经营中可以通过采取措施规避和控制文化风险，降低损失。

1.3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主要形成原因

第一，精神文化冲突。价值观是精神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国际营销中，不同的精神文化之间出现强烈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企业不可以把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硬性的加诸于目标市场中，而是要根据当地的文化来制定企业的营销战略。

第二，制度文化冲突。西方的制度文化要求在企业的管理中重视法制，强调的是一种公平；而中国则更加注重人治，中西方制度文化差异很明显。因此中国企业在国际营销中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面临的风险，适当的调整企业制度文化，以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市场中去。

第三，行为文化冲突。在国际营销的具体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行为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的非语言文化营销策略中，企业在制作宣传口号、营销广告的时，要充分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来考虑，尊重他们的文化，增强可理解性以及宣传性，通过引起当地人精神上的共鸣达到宣传的效果。

第四，差异，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且对于禁忌、仪式、思想具有严格的规定。如果忽视的力量，引发和当地宗教的文化冲突，会严重的影响企业在哪个地区的发展，甚至会被赶出当地市场。

2. 我国国际营销中主要面临的文化风险问题

2.1缺乏文化风险意识

文化风险意识的缺乏，直接加剧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危害。由于文化风险意识不够高，造成企业制定战略时，对于文化差异不重视，没有把文化风险控制和管理纳入到企业的战略管理中去，直接造成防范文化风险的能力降低。

2.2对文化差异认识不足

在国际营销中，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观念，具有一定的困难，这样就形成了认知上的差距和偏差，直接影响了营销策略的制定。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也很难理解企业的文化，这样不利于吸引和保留顾客。

2.3民族文化差异

民族之间分歧严重，尤其存在严重的民族的优越感，这种现象不利于在国际营销中，准确的理解当地的文化、快速的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群体中，不利于开拓目标市场，加剧了文化风险。

2.4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差异

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差异主要包括管理制度文化差异和跨文化沟通困难。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制度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造成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困难，分歧比较严重，如果造成严重的误解，甚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国家化合作关系。

3. 应对国际营销文化风险的对策及建议

3.1加强员工的跨文化培训

企业要对国际营销中的员工进行跨文化培训，例如语言训练、文化学习、以及冲突管理等。此外，语言作为大众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的文化因素，从某种角度上讲，其实语言是文化的镜子，使员工更好的了解和理解当地的文化观念，一方面使企业的员工可以快速的适应当地的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和当地人民的交流和沟通，语言上的顺利交流对于化解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3.2文化本地化策略

在国际营销中，企业可以引进一部分当地的人才。这样使员工在交流的时候，可以更快的理解当地的习俗、文化、宗教等。另一方面，当地的员工熟悉本地的文化，对于公司的战略、广告等文化宣传方案，可以提出实际性的建议。这样有利于企业员工切实感受和加深理解当地的本土文化。

3.3文化规避策略

国际营销中的文化差异不可避免，但是可以有效的规避。重点对于文化中的敏感问题进行回避，以减少一些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当地的文化中的禁忌，尤其是宗教禁忌事项，对于规避文化风险具有突出作用。对于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和地区，规避宗教文化风险就显得更为重要。

3.4加强对于国际文化差异认知

在国际营销中要把文化风险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的战略地位。首先针对文化环境做好市场调研工作，然后分析其中存在的主要文化差异，做到全面细致的了解当地的文化以及和本国文化的区别，然后根据这一结果制定风险管理的策略，以降低文化冲突、增加文化共鸣为目标。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去，吸引和目标消费市场的顾客。

3.5建立良好的企业营销管理文化制度

企业内部文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内部文化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相应的作出调整。在国际营销中，通过优化和完善适合当地文化环境的企业管理制度，有利于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作出指导，有效的降低文化风险。制度的设置要充分企业本土员工的文化和当地员工的文化的不同需求，努力减少企业内部的文化差异，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3.6利用文化营销树立国际品牌

创建国际品牌是企业国际营销中的重要目标，然而国际品牌必须具备满足大多数的不同文化需求的能力。因此企业要考虑文化的差异，可以大打文化牌，通过文化营销的手段，使消费者乐于和易于接受公司的产品。而且品牌建立起来以后，会形成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忠诚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文化风险。

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营销文化风险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双效性以及可控性。精神文化冲突、制度文化冲突、行为文化冲突以及差异是国际营销文化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针对我国企业国际营销文化风险主要存在的缺乏文化风险意识、对文化差异认识不足、民族文化差异、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差异等问题，提出采取加强员工的跨文化培训、文化本地化策略、文化规避策略、加强对于国际文化差异认知、建立良好的企业营销管理文化制度、利用文化营销树立国际品牌等措施，防范、规避和管理国际营销文化风险，以降低其造成的企业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 李宏涛.试析文化因素对国际营销的影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01）.

[2] 马微.国际营销中文化风险的规避研究.人力资源管理.2010（05）.

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第3篇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经营活动，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日益多样化。如何克服文化因素带来的风险，在本国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在母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就虞为许多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可以说，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问题已经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所关注的焦点。

一、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文化风险的含义与特征

托姆·麦克安(thom mc an)是孟加拉一家最近开业的鞋业公司。当公司的鞋刚刚走俏时，就发生了一场暴乱，由此导致50多人受伤。事件的原因是：印在每只鞋鞋底上的字迹是模糊的托姆·麦克安签名，但看起来很像阿拉伯语中草写的“allah”(上帝)。在穆斯林世界，脚，特别是脚底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该公司要通过让孟加拉人将上帝的名字踩在脚下来亵渎上帝。类似的文化误解的例子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还有很多，它们轻则带来误会，重则导致冲突而使跨国经营目标难以实现。

文化风险就是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由于文化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相背离，甚至导致企业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之中，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有时会危及到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因此，对文化风险的正确认识与系统分析对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般地，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文化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文化风险具有客观性的特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其客观性从根本上源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人们的消费需求、价值观念、处事原则、思维方式等都是以其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跨国企业要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的需求，要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组织机构合作，要聘用与管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这些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国际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

第二，文化风险具有双效性的特点。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文化风险表现为带来损失的可能的同时，它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由此带来额外的收益。文化风险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文化冲突，致使企业经营目标实现受阻，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诱发优势，是一种积极因素，可以激发企业活力，激励企业创新，使国际企业具有当地企业所不具备的跨文化优势。

事实上，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确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只有当文化差异未得到合理控制或管理，继而演化为文化冲突时才对企业的经营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所以，国际化企业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大量气力去改变或消除这种文化差异。相反，合理地利用文化差异，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消费习惯、市场状况、技术水平、人力、自然资源条件，都有可能给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丰厚的利润回报。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所在，就如自然界中的“杂交优势”一样，它会使企业更优秀，更具活力。

第三，文化风险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文化的内涵异常丰富，它通过语言、教育、宗教、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审美标准等多方面综合体现，同时一个国家的文化通常都是漫长的历史积淀，而且仍在不断变化与演进之中，因而，文化风险常常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动态变化的，它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是多方面、全过程的。

第四，文化风险具有可控性的特点。能够识别和控制，是风险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文化风险因素成因复杂，在风险控制与管理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要求风险管理者对于文化风险的产生根源、作用过程和具体表现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以及通过计划、组织、协调等方式对其加以控制和进行管理。

二、文化风险产生的根源

文化风险的产生源自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具体说来，可以用四个主要的指标来表征文化差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以及男性主义倾向。

1．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社会对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例如墨西哥，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在企业中表现为管理者与下属之间感情差距很大，上司具有较大的权威，且不易接近；而处于较小权力距离中，如在奥地利、以色列、丹麦，人们认为彼此是平等的，等级制度不过是所任职务不同而已，且职务是可以变换的。在企业中上下级感情差距小，下属很容易接近并敢于反驳上司。

2．不确定性回避

不确定性回避是指一个社会根据自身受到不确定性事件或情况威胁的程度，对回避该风险所作出的种种考虑。强不确定性回避，是社会在维护既定的信念和行为规范时，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和观点：在企业中表现为组织内部职责明确，规章制度严格，重视专家意见，要求高度一致，但也因此决策缓慢缺乏灵活性。弱不确定性回避是针对一个能够坚持较宽容的氛围，允许人们根据实际提出不同的观点学说的社会而言。弱不确定性回避的社会通常表现为敢于冒风险，鼓励创新。希腊、比利时就是比较典型的强不确定性回避文化，而新加坡、加拿大则相反。

3．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松懈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和最亲近的亲属，与之相反的集体主义是指在一种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其中有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分，人们希望内部群体关心自己，同时他们也对内部群体热心帮助，绝对忠诚。例如美国文化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则是集体主义倾向较强的文化。

4．男性主义

在男性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中如奥地利、日本，人们注重收入、挑战、进取和被认可，成就的标志是财富和受到承认，这类文化往往倾向于搞大型企业并高度注重经济增长。在男性主义倾向较弱的国家中如瑞典、挪威，则比较强调平等、团结，注重友好的工作环境和就业保障，其成就的标志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工作给人们带来的压力较低，工人有较高的自由。

总而言之，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当企业由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行为和方式，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正是产生文化风险的根源。

三、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也是两种或多种文化交汇的过程。国际化经营中的文化交汇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吸引阶段、冲突阶段、交汇阶段和融合阶段。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文化风险对国际化经营的作用过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潜伏期、爆发期、缓和期和创新期。

1．潜伏期

在文化交汇的吸引阶段，人们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甚至忽视差异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人们被完全不同的文化所吸引，对其可能带来的商机充满期望。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潜伏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文化风险会爆发以至对国际化经营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同时，它也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所在。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在开发市场的过程中，发现非洲一个岛国的居民都不穿鞋，它的反应可能是很沮丧，也可能是欣喜若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和潜在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激励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同时，也蕴藏了一定的文化风险。

2．爆发期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随着不同文化交汇程度的加深，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明确、被放大。由于文化具有本民族化优越感的倾向，因此在跨国企业中，人们对它文化会自然地产生怀疑、排斥，这就势必产生文化间相互的激烈碰撞。在这一阶段，人们所持的态度多以自我为中心，由于不理解、不愿沟通、不能互相体谅而产生困惑、矛盾以至激烈的冲突与对抗。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爆发期，产生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会打击企业跨国经营的信心，动摇和阻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会使企业经营目标难以实现。

3．缓和期

在文化交汇阶段，人们从拒绝、排斥、不接受到理解、尊重、认同它文化。对于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能够更多地以理解、体谅、迁就的态度去分析。对于文化差异有正确的认识和预期。处理事情更加理性，能在相互比较中，互相学习。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缓和期，文化风险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更加理性，有了更多的自我审视，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应付和处理文化风险事件的经验，掌握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4．创新期

文化融合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结合、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彼此改塑对方，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创新期，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发挥各自的优势与精华，甚至融和创新，在组织中形成具有特色的新文化。它使企业跨国经营更加得心应手，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跨文化优势，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甚至会带来额外的收益。

文化交汇的各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彼此共存，相伴而行，这种相互交叉使得不同文化交汇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加减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的复杂的综合。由此，文化风险作用过程的四个阶段划分也是相对的，伴随着文化交汇的过程，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特点。

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识别

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企业外部跨文化市场经营活动中的文化风险；一是在企业内部跨文化管理活动中的文化风险。就外部来看，文化风险又可以分为针对来自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市场营销风险和针对来自不同文化合作者的市场合作风险。就内部来看，文化风险主要是针对来自不同文化雇员的管理风险。

文化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沟通风险、种族优越风险、管理风险和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等四种形式。

1．沟通风险

沟通风险，即由于文化沟通障碍和沟通误会而导致沟通失败的风险。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会产生差异，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曾在中国国内有名的“白象”牌电池出口到国际市场，其品牌就直译为“white elephant”，这种质优价廉的电池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状况却很不理想。后经调查发现“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还有累赘物、废物的意思，可以设想这种品牌的电池又如何能吸引消费者购买呢。

此外，不同文化模式有不同的沟通方式，来自不同文化的沟通双方很容易发生沟通障碍。一般认为信息的传递与沟通是通过体语、上下文联系、场景等进行的。在高情景(high context)文化中，人们沟通常常使用含蓄而不直接的语言，只有弄清说话时的情景才能准确理解对方语言的真正含义。而在低情景(low context)文化中，大多数信息由清晰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等表达，人们直接明确地陈述事物，语言本身给出了绝大部分的含义，你不必了解使用语言的情景。例如，日本人讲话中有许多用于鼓励说话者继续讲下去和重复某些信息的词语，其中一个词是“ha-i”，在英语中字面意思为“是”。但是作为高情景语言的日语，只有当说话情景的其他要素也意味着“是”时，该词的英语意思才是“是”。“ha-i”的含义也可以是“是的，我听到了”，“是的，请继续往下说”，“是的，再说一遍”或“是的，我真的不想说‘不’，但你应该明显知道答案是不”。因此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有时美国人以为与日本合作伙伴意见达成一致时，而日本人正在表示婉转地拒绝。

2．种族优越风险

种族优越风险(ethnocentrism)，即由于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心理的种族文化取向不同，来自一种文化的人具有较强的种族优越感，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优于他人，有偏见地对待异族文化而产生的风险。个人与组织都可以有自我优越感。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优越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一些国际化企业由于相信自己在国内的经营方式优于海外竞争者，因而在海外采取与在国内相同的方式进行经营。其他一些自我优越主义的国际经营行为包括：不能改造产品以使其适应特定市场的特殊需求；将利润全部转回国内而不再对所在国投资，让那些在国内干得很好但却没有国际经验的管理者充任海外企业要职。

3．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即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管理风格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之间和员工之间不能建立起协调关系而带来的管理失败的风险。在权利距离大的墨西哥企业中，对上司的尊重表现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上司也不情愿授权给下属。美国行政人员通常认为墨西哥人屈从权威是一种缺乏主见和不幸服从的表现，墨西哥人把美国行政人员的坚持公平竞争和委派的愿望看成是没有能力接受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这种不同的观念与管理风格在跨国企业中是非常普遍的。在国际化企业中，一国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有时不能为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使得企业在内部管理上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在跨国购并的例子中，完成购并之后的融合以及正常运作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最终宣告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4．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

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制度性金融风险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51―03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既有的经济理论的这一分支即风险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奈特(knight)于1921年提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问题。”(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P216)奈特认为“风险是指个人根据对事实的客观分类有能力计算出概率的情形”，同时，还争辩道“不确定性是指不可能客观分类的情形”(杰克・赫什莱佛等，2000，P10)，然而，杰克・赫什莱佛和约翰C・赖利不同意奈特的划分，认为“能否进行客观分类不是关键之所在。”就研究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目的而言“风险和不确定性指的是同一件事。”而用“主观概率的概念来处理这类事：概率只能简单地算作相信的程度。因此，决策者绝不会处于奈特所定义的风险世界，相反却总是处于他所定义的不确定世界。”(杰克・赫什莱佛等，2000，P10)本文就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判识上，倾向于接受赫什莱佛与赖利的观点，即从讨论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的功能而言，对不确定性与风险不作区分。当然，相应于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的不同局面，本文亦会对风险作进一步地细分与推演。

不同于不确定性与风险问题，“金融中介问题进入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并不长，”(张杰，2001)虽然由费雪(Fisher)的“费雪分离定理”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a)，弗里德曼和施瓦茨(Friedman &Schwartz)以至米什金(Mishkin)等的不断扩展，但金融中介真正形成主流的理论还是作为“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平行发展所做出的回应”，而确立的金融中介规模效应观，即“从整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过程看，中介手段有助于提高储蓄与投资水平以及在各种可能的投资机会之间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资源，这被称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术’”。同时，“金融中介机构还可通过协调借贷双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并且依靠中介过程创造出各种受到借贷双方欢迎的新型金融资产，这被称之为‘中介技术’”(张杰，2001)。

凡此种种，均是基于金融中介的规模优势。在此规模优势的基础上，“Santomero基于Tobin――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发现，中介机构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使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水平下降或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张杰，2001)这正是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本文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观，在对风险本身作进一步细分的情况下，针对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风险特征，来对目前中国金融中介的风险累积的原因和困境作出解释和尝试求解，并进一步推演出国家――这一提供制度产品的主体，在面对转轨时期的风险与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的背离性所应起的作用及可能的变迁方向。当然，这里亦不是简单地引用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功能观去阐释上述问题，而是结合金融中介的“中介技术”(张杰，1998，PP78－84)，提出“主动性”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功能观与国家对金融风险的相应的制度产品供给模式的。

二、风险的差异性与金融中介的“主动性”风险管理功能观

毋庸置疑，金融中介机构是金融资源的集中与分配的媒介。然而，金融资源在带给交易主体收益和福利增进的同时，也同样意味着风险。也就是说，金融资源本身就是收益与风险的集合体。因此，金融中介在配置金融资源的同时，不可否认也集中与拆分着与金融资源天然伴生的金融风险。

正是这独特的伴生现象导致了金融中介以吸收风险和集中风险来获利，或称其特殊之处就在于这种悖论“要赚取收入丰厚的回报，金融中介必须寻找风险”(多米尼克・卡瑟利，1997，P27)，即所谓的金融中介的“脆弱性”恰恰是金融中介存在的内在逻辑。

而此逻辑的自然推演的结果则是金融中介是以拆分风险为前提来吸收和集中风险的。因此，其中介功能的发挥与否与其能否成功地化解风险有根本的关系。

这里，必须进一步阐述的是此处所指的风险已不仅仅是由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的一般层面上的风险。而针对金融中介机构这种以自身信用吸收与集中风险，并进而拆分风险的组织安排而言，其风险更多是体现为借方风险，即金融中介能否顺利地拆分风险，能否以低成本拆分并进而在此风险中介的过程中获利。

具体而言，金融中介能否完成风险管理的功能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能将风险转移出去，即金融中介机构在集中了贷方风险后，能将风险以借方风险的形式转移出去，经济生活中存在金融中介的风险借方。

其次，是风险的承受主体，即金融中介的风险转移对象，对于风险的态度以及形成金融中介的借方风险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或称弱一致性。只有这样，如同资产组合理论处理风险所需的条件一样，金融中介通过将具有较大差异性的借方风险进行集中，才能在合集(借方风险的集合)中或称组合中抵消风险，体现金融中介的规模优势。

再次，金融中介能够低成本地拆分风险，而拆分成本的高低决定了由谁，是国家，还是由一般的金融中介机构作为主体来拆分风险。

显然，以上针对金融中介拆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流程中所面临的更具体化的风险――主要是借方风险时，其风险管理表现为两个层次的问题：能否拆分，拆分能否获得。对于风险的管理主要基于“Santomero基于Tokin-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而演化出的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功能观，即其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中介机构便要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市场风险水平下降或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Merton(1989)发现中介机构所生存的特权就是可以将风险打包与拆分，从而使风险以最低的成本加以分散。”(张杰，2001)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认为的

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观绝不仅仅限于金融中介以寻找借方风险的差异性来相对被动地拆分风险，而是认为金融中介基于自身的特点――以拆分风险为前提来集中风险，对于具体化的借方风险，其管理风险的功能体现于如下三个递进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以外延的角度来看，金融中介正是借助自身的规模优势，通过将更大范围内的借方风险置于同一个风险管理的集合，寄望于由于集合范围的扩大，借方风险之间应有更大的概率，相互抵消或消减。这也是前述的金融中介之所以较之普通投资者更勇于吸收风险的规模效应的解释。

第二个层次，从借方风险的结构上讲，尽管金融中介可以借助规模优势，以提高社会中借方风险的负相关性的概率。但归根到底，借方主体偏好，或称借方风险的弱一致性，负相关的程度是根本上决定基于资产组合理论的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效率的。不同于传统的风险管理功能，金融中介并不只是以借助于寻找借方主体的风险偏好差异，并进而进行风险管理的。不断进行的金融创新，展示了金融中介也在主动地以提供更多的差异性的金融产品来努力创造着借方风险的多样性。这正是本文认为的金融中介的主动性风险管理功能的主动性所在。从本质上讲，风险转移和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市场的创新是金融中介为创造借方风险差异的必然。

第三个层次，是从主体选择的角度，这必然引进了制度层面的因素。金融中介机构为拆分风险，一方面从结构上创造并利用借方风险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借助规模优势，将更大范围的借方风险集中，提高相互抵消的概率。

然而，对于拆分风险的金融中介机构是否有能力或更客观地讲，是否具有拆分风险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对于无法借助创造差异性及扩大外延的手段有效(此处的有效指的是相对低成本的拆分借方风险)地拆分的系统性风险。同样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国家将起什么作用，其制度产品供给者的特殊的角色又将赋予它哪些强势的能力?这将是本文依逻辑次序将于第三部分结合中国转轨经济特殊时期着力阐述的问题。

三、转轨时期中国金融中介风险拆分的不可能性及国家的作用

前述的金融中介拆分风险的能力主要决定于其发现借方风险的差异性及创造差异的能力、金融中介归集借方风险的规模效应的大小以及拆分风险的成本即拆分风险的效率。

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的金融中介机构而言，由于借方风险的承受主体从产权基础来划分的话，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其风险承受主体过于单一化。

这种借方主体产权上的一致性，使得如下情形成为必然的结果：

从经营风险的角度，对于中国的国有金融中介(转轨时期，国有金融中介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言，所面临的借方风险的固有一致性较强，借方主体产权的一致性必然导致借方风险的同构性，换句话说，固有的系统性风险很大。

从信用风险的角度看，由于国有企业(借方主体)与国有中介机构从根本上讲，产权的归属主体的同源性――均属于国家这一“非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自然引发的金融中介机构债务偿还的“软约束性”。从本质上讲，这一特有的产权追溯的同源性，使得原本属于非系统性风险的借方信用风险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成为转轨经济时期，中国金融中介机构的系统性的借方风险――逃废债务。换言之，在中国目前特殊的转轨经济时期，原本基于市场环境条件下的金融中介机构的风险转移受体却通过这一银―企特殊的链条，将企业自身的风险，如经营风险逆向转移到金融中介的身上，形成整个经济运转中，金融中介普遍面临的风险。

面临如此巨大而单一的系统性风险，基于借方风险的多样性，因而寄望可以借助规模优势通过资产组合理论或风险管理理论将风险集中于一个集合中，通过其相互的抵消，从而拆分风险的金融中介机构将很难回避这一性质单一的总量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使得拆分风险这一根本环节发生了梗阻，其直接的后果是：

第一，由于拆分风险环节的受阻，必然使得集中的大量的贷方风险无法释放，形成巨额的呆、坏账。这就是中国银行类金融中介机构呆坏账的存量角度的成因之一。

第二，同样由于转轨时期，国有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功能，使得即使在金融中介拆分风险受阻的情况下，国家仍要求其继续吸收居民储蓄，即进一步积累贷方风险，这是银行类金融中介机构呆、坏账的增量角度的成因。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后果，国有金融中介机构面对着由于制度原因(借方主体的产权一致性)而面临的巨大单一的系统性风险，可称之为制度性风险，单靠金融中介机构，即使是努力去创造借方风险差异――如推出越来越多的个人消费信贷、住房信贷等也是收效甚微的。因为从本质上讲，依靠技术层面的调整是无法解决制度层面的障碍的。基于资产组合原理的金融中介主动性风险管理功能观，在遭遇如此巨大的制度性风险时，无论从借方风险差异性还是规模集合两个必要角度看，均是苍白的和无法发挥作用的。也表明了转轨时期，国有金融中介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不可能性，以及呆、坏账等风险积累的必然性。一句话，对于转轨经济时期，在金融中介领域产生的这一制度性风险所导致的制度性需求，只能以相应的制度供给来得到解决。而作为制度产品的供给主体――国家，也只有国家这个具有强势权威和惟一的产权归属主体才有能力或称有成本优势。去处理积累的贷方风险。

一方面，国家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以其权威为后盾，通过行政或称指令性或产业倾斜等制度安排，将资金分配于各行业，分配的过程也是国家有意创造借方风险多样性的过程。借方风险的多样性意味着通过国家在更大范围内的风险和集中，呈负相关性的借方风险相互抵消的概率会显著提高。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创造风险差异的独有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所具有的更为巨大的规模优势。

另一方面，对于此制度性风险中，即使从国家层面上依然无法通过创造差异，以及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风险抵消来消除的部分。国家只能通过惟一的途径也是直接针对其成因的解决方式――财政注资冲销，这也是改革成本的一部分。

当然，拉长制度转轨的时间视界，国家为拆分这一内生制度障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而不断地进行相应的产权改革，即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是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的手段，在减少此制度性风险的增量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构建使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功能发挥条件的制度环境。无疑这将是一个渐进和较长的过程。

总之，金融中介不仅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媒介，同时也是与金融资源相伴生的金融风险的集中与拆分者。其最根本的风险管理原则是以拆分风险为前提进行风险的集中与吸收，所谓金融的脆弱性恰是金融中介运作的特征。更进一步地讲，金融中介必须有能力有效即低成本地拆分所主要面对的借方风险，并获利。

金融中介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进行风险拆分，并进而获利，原因在于其借方风险应具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性――负相关性，在此结构基础上，金融中介可利用其规模优势集中风险，以提高差异化的借方风险相互抵消的概率。这就是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的理论基础。

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第5篇

当前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区域金融发展有很大差异。主要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而且东中西部的发展基础以及优先发展的战略选择等原因，使得当前我国区域金融差异化发展成为了金融学界的研究重点。本文针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问题进行描述，并且分析了当前区域金融差异化发展主要原因，最后希望可以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区域金融;差异化;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我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其中一部分推动力就来自区域性金融的发展，而且区域金融发展是我国整体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如此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也会有巨大的危机存在，其中一个就是区域金融的差异化发展。本文主要从行业的角度出发，对于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发展差异进行分析，希望可以找出我国区域金融差异化发展的具体特点，希望可以借此提出一点协调区域金融发展的建议，帮助我国政府部门制定完善适合具体国情的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发挥各个区域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有效提高整体发展的水平。

一、当前区域金融发展的具体问题

（一）我国区域银行业发展差异性

目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主导行业是银行业，银行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方式之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整体而言，我国东部平均金融资产水平最高，其次是华东地区，再次是中部地区，最低的金融资产地区就是西部，这一结论也和当前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比较吻合。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区域性银行发展呈现下降的趋势，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各个地区之间银行业务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而且区域银行业务总量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面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和影响，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出现。

而且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区域性的商业银行依靠利差的生存模式会被终结，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利率市场化之前他们的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占据了80%以上银行总业务量，但是利率市场化之后，这种传统的业务仅仅占到了不足一半的比例，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核心业务发生的巨大的改变。我国当前商业银行也和当年美国利率市场化时期商业银行的处境相同，这一阶段我们商业银行会面临残酷的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这将会使得商业银行为争夺客户所发生的直接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面对银行和客户之间的竞争加剧。市场竞争激烈会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我国政府开放了商业银行牌照的发放，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最新发放的银行牌照共67块之多，这使得商业银行在面对资金压力的同时又加上了更加残酷的同业竞争，这使得我国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在面临利率市场化时将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

（二）我国证券业区域发展差异性

证券行业是现代金融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证券行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大力发展沿海地域的经济，因此这样的导向的结果就是沿海地区的证券行业比较发达，尤其是杭州、厦门、上海、深圳等地区。因为做市商制度在我国没有建立完备，当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整体业务连续性和流动性都不够，证券市场难以消化买入和卖出之灵之间的极度不平，这样一来难以达到迅速交易的目的。这样导致交易的延迟，就更难以保证价格稳定不波动，也无法保证证券市场整体的流动性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正是由于这种做市商制度的缺乏，这样一来，证券行业区域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新世纪我国整体证券也处在不断上升发展的趋势之中，但是这主要还是归功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整体上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证券业的发展对于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不大，对于我国整体的宏观经济的影响更是非常的微小。因此如何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以及各个地方政府的配套改革。

（三）我国保险业区域发展差异性

现代金融服务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业务就是保险，因此，保险业的发展水平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我国的保险业起步较晚，但是在90年代末开始取得飞速发展的契机，通过对于我国区域保险收入的总体分析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的保险业更为发达，这一结果也和银行业以及证券业的结果比较相似。但是我国保险业的区域差异性与前两者相比在呈现逐步减少的态势，而且在中西部地区，保险业发展对于区域金融整体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区域经济差异性的作用也十分显著。我国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退出机制的不健全，无论是证券、存款机构还是保险机构都存在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阶段，这一问题还不突出，但是随着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优胜劣汰是市场的必然选择，保险业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一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整体保险业会出现较大的区域发展差异性。

二、区域金融差异性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环境因素

我国宏观环境的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这里的环境因素不仅仅指的是经济条件，还包括具体的自然人文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等。尤其是对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这些地区正是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较好的经济发展的机遇使得这些地区区域金融发展更具优势。

（二）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这是导致区域金融发展出现差异的直接性因素，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直接作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结构以及规模，具有直接的影响。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不断地快速发展，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需求和挑战，需要适应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要求。这样一来，区域金融资产、区域金融市场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同时也是带来较大差异性的根本原因。

（三）制度设计层面的因素

政府部门宏观上面的制度规划和设计也是影响区域金融差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该区域的经济体制、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制度以及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等等。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政策，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会受到不同条件和不同因素的干扰，从而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也就导致区域金融的差异化发展。目前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政治因素也会成为影响区域金融差异化发展的关键之一。

三、促进当前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协调发展区域金融的管理模式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当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性很大，促进其协调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消除差异性，而是需要具体负责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针对不同区域的具体条件需要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区域地方政府高度支持不同金融模式的协调发展，鼓励相互竞争以及优胜劣汰的模式。我们就需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中，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资本参与竞争。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可能更多的就是鼓励其地方政府要重视和支持不同模式金融产业的发展，结合本地优势调整具体的金融发展结构，推动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升整体的金融管理水平。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可以促进我国当前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

（二）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优化整体的金融结构

要想深化我国金融行业的结构和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变革，建立健全政府公共投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我国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型和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围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正确定位政府服务市场经济发展的职能，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金融监管决策机制和执行体系，建立健全政府金融监管模式约束机制。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协调，因此必须要深化金融结构的改革，从我国整体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规划出发，促进我国金融对外和对内的协调统一发展。

（三）完善金融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

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建立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纯电子化服务平台，预测并且实时监测金融行业利率变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迅速有效的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的管理水平。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就是利率风险预测体系。要有专门的专业化管理小组针对我国宏观经济具体发展情况对于区域金融发展的利率波动进行评估。第二就是建立利率风险的控制体系，主要作用就是一旦利率风险发生，就需要专门的利率风险控制部门进行及时快速的反应，将损失降到最小，最快速的解决利率风险问题。

（四）健全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管理责任制度

落实责任制度是健全金融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因为只有先建立和健全风险责任制度，这样才可以有确保降低金融风险有具体规章可以依照，也可以有效的落实金融行业奖惩制度，明确投资者和金融雇员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真正建立起健全的有效的风险责任制度。要想落实金融风险制度责任体系的构建目标，第一，采取一定的方式，督促和激励投资者发挥自身具备的专业业务素质，通过自己对于金融投资风险进行洞察和分析研究，从而可以总结现行金融行业应该遵循的规章制度，从而实现金融投资风险的有效规避;其次，广大投资者多关注一些我国近期出现的重大金融投资风险事件，从这些案例当中，不断总结出金融风险发生的原因，积极去查补缺漏，进而通过制度设计进行完善，达到有效问责的效果;最后，可以通过计划去实施有效合理的金融风险管控激励手段，刺激投资者树立严谨的金融风险意识，进行良性投资。除此之外，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设立的中长期的投资目标，设定一定期限，定时检测自身收益性以及潜在风险系数，并不断进行总结和评价，防微杜渐，及早发现问题，为金融投资风险的问责制度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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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晖蓉，秋广平.北京市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5

[3]陈鹏飞.江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