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整合的商业模式
跨界整合的商业模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会计确认方法；隔离法：整体法
中图分类号：F231；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72-07
一、引
言
免费互联网模式不仅改变了交易场所、丰富了交易品类，而且加快了交易速度、p少了中间环节。可以说，互联网颠覆了以往的资源配置交易模式，而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1）顾客利用网络技术聚合成社群，①且社群成为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它改变了企业配置交易模式，由此也改变了企业经济租金的内涵。（2）网络平台是人们在虚拟网络空间借以沟通社群中的粉丝和潜在粉丝的网络工具，通过供需双方互动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打破了以往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壁垒，不仅改变了“渠道为王”的工业经济时代配置交易模式，而且厂商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实现自身“扁平化”、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无限拓展了厂商组织的资源配置交易边界。同时单一会计主体逐渐演变为多元会计主体。（3）跨界协（合）作已成为互联网经济新常态。可以说，跨界协（合）作不仅模糊了互联网实体与虚体之间的资源配置交易疆界，而且使得很多曾经不相干甚至不兼容的元素获得连接，产生了价值。因此，跨界协（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新的配置交易模式，它以连接方式获得集群回报：利用技术跨界，完成跨界的同时获得社群建立；凭借已有社群实现再跨界，再跨界同时吸引新的受众，逐渐将不同竞争关系的社群转化为合作关系的社群，或者相反。这种互联网配置交易实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通过新技术、新商业、新供应源和新组织模式的配置交易获得了互联网经济租金。因此，互联网时代的社群、网络平台、跨界协（合）作等新生事物的出现，激发了互联网模式下人们对更高层次需求向往的“内在动机”，同时也产生了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及其对应交易或事件的会计确认方法不同选择。
二、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
1.社群逻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
社群是指聚集在一起且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单位。在互联网时代，便利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将分布于不同地域的消费者、投资者、供应商等个体自愿在虚拟网络空间集聚成网状关系，形成这类社群是用于自我满足和自我服务的一个自组织过程。正是社群这种自组织过程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由单向价值传递的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线性关系向双向价值互动的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网状立体关系的转变。在顾客一次次价值互动的体验过程中厂商的品牌及其体现的价值观、文化被赋予了社群的关系属性，实现了厂商的品牌、价值观、文化转化为社群的品牌、价值观、文化的配置。在顾客主导的c2B商业形态的社群逻辑下，由于个人消费品位注入产品之中使产品的所有属性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产品的寿命不再是有限的，而因为个人消费品位变化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或延长。在消费者个体偏好转化为社群偏好的情况下，批量定制化成为产品生产的主流，且价值是在厂商组织与顾客相互影响或共同参与下创造出来的。产品的管理不再需要每个阶段不同的市场、金融、制造、销售和人力资源战略。而转向依靠社群在一个社群网络中持续地使价值结构在重复鉴定过程中保持稳定。由于服务社群偏好的定制化生产，使产品成本费用“人物化”归集模式也悄悄地转变为“物人化”归集模式，随之成本费用结构也相应发生改变。
产品的市场也由现实生活中厂商与消费者双方进行价值交换的场所演化为厂商与社群消费者合作网络各成员之间的知识碰撞、交流与增值的场所。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价值交易，在价值交易过程中丰富创新价值。然而在此过程中知识创新来源的社群消费者，他们既是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直接受益方。一方面，社群消费者借助社群自身平台主动地参与产品创意、研发、设计以及品牌传播，消费自身的“闲置资源”，换来了体验化产品定制供给，大幅度地提升“长尾末端”需求。在不经意中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的产品销售模式：产品的销量起伏取决于人或网络之间关系的稳定程度，而非被动地服从于产品周期。产品的销售既要满足社群消费者心理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双重效用，又要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价值（需要满足）、情感价值（品牌知觉与忠诚）、学习价值（经验、知识累积的机会）的多元属性价值的需求。而社群自身天然的排他性以及社群消费者个体的从众心理和马太效应被顾客广泛使用、开发与传播，这为产品“市场出清”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社群消费者借助社群自身平台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打破了以往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商业壁垒，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信息的流动速度和流动方式。以纳秒为计量单位的互联网信息流动速度打破了原有信息不对称的壁垒，改变原本所有依托传统信息不对称获利所存在的配置交易模式。在互联网社群配置交易模式下，无论资金流，还是物流，其实质上都是信息流。供需双方价值互动的双向信息流动方式将信息映射到商业的各个环节上，消除了厂商与社群消费者之间的“隔膜”，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在满足社群消费者极致的体验和极致差异化的需求情况下完成了厂商与社群消费者之间的价值互动，在此过程中不仅共同创造了价值，而且也完成了供需双方的交易价值。
2.网络平台逻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
平台就是你借以沟通社群中的粉丝和潜在粉丝的工具。网络平台莫非就是人们在虚拟网络空间借以沟通社群中的粉丝和潜在粉丝的网络工具。人们借助网络平台可以自由穿梭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三界”之间，促进人力资源随机地、高速地流动。网络平台借助人力资源随机高速流动性实现网络资源连续集聚、快速规模化的配置交易，加速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一体化进程。一方面，网络平台提供供需双方互动的机会。体验与学习的场所，致使顾客主动参与到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包装、物流配送、渠道终端的陈列和销售等环节。不仅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性，打破了以往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商业壁垒，为跨界配置交易创造了条件，而且使社群消费者获得了个性化产品的价值体验。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存在有利于超越传统产业市场边界挖掘潜在需求，尤其是“长尾末端”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网络平台交易多元化，收获来自需求方的范围经济，实现消费者之间的效用函数相互依赖，并非相互排斥。
网络平台逻辑促进了交易规模化的发展。而网络社群平台在巨额复杂的网络交易过程中也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资源多功能的充分利用。正如熊彼特、Moran和Ghoshal所讨论的那样，“价值的新来源产生于资源的新利用，特别是通过新方式去交换和组合资源”。因此，在强调社群个性化且突出偏好的网络平台上，社群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并设计能体现自我偏好的创新产品，再加上社群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和马太效应，使得社群消费者感知的使用价值最大化、规模化，既满足社群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实现最大程度的“市场出清”，至此以“顾客为上帝”的营销理念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落地”。
网络平台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信息流动的加速和流动方式的变化。在商业环节上的所有东西都离不开信息的描述，通过社群消费者主动参与将网络平台悄悄地嵌入到各个商业环节及其环节的各个方面。信息流动加速打破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使得原有交易结构中的“黑箱”消失：同时信息流动方式也改变了以往交易环境、价值主张、顾客观念、顾客族群、营销渠道和传媒过程等。总而言之，网络平台颠覆了传统配置交易模式。就交易要素而言，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网络平台使得交易的载体发生了改变
工业经济时代，交易的载体是产品，其交易的目的是获得产品的销售红利。产品的价值是在价值链环境下由生产为导向型厂商组织独自创造出来，注重产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易价值。信奉“渠道为王”的营销理念；而互联网时代，产品的价值是在价值商店与价值网络经营模式下由服务导向型厂商组织与顾客在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注重产品的体验价值，①信奉以人为本的营销理念。因此，借助网络平台交易的产品，交易载体可能由产品转移到网络平台。在产品销售红利为零的情况下，顾客往往借助网络平台的产品“诱饵”吸引不同顾客来参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包装、物流配送、渠道终端的陈列和销售等环节，在此过程中顾客收获体验价值，此时网络平台却成为厂商组织或营销方获得租金红利的唯一渠道，而非产品本身的零销售红利，甚至负销售红利。当然，在产品销售中厂商组织或营销方获得部分销售红利之际。此时交易的载体应该是产品与网络平台的公同体。
（2）网络平台使得交易双方发生了改变
自互联网时代出现“脱媒”平台以后，供需双方可在没有渠道的帮助下进行互动。无论是P2P交易模式，还是020交易模式，它们直接在供需双方间促成交易行为的实现，彻底抛弃了工业经济时代“渠道为王”的配置交易模式。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的资源整合优势促进了社群的形成与发展，尤其网络平台提供给社群消费者体验的机会与场所，促进产品定制化的供给社群与需求社群发展壮大。产品的供需双方社群借助网络平台信息优势实现了快速化，规模化的巨额交易，完成了以顾客为本的定制化配置交易模式。产品交易的双方也由单元顾客向集体社群的演变，交易方式也由工业经济时代规模化、随机方式向碎片化、连续方式的转变。
3.跨界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
跨界是指跨越行业、领域进行合作，又被称为跨界协作。它往往暗示一种不被察觉的大众偏好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态度。从超契约视角来看，跨界是在微观资源多属性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性契约与社会性契约、环境性契约的连接。也就是使得很多曾经不相干甚至不兼容的不同属性元素通过连接实现跨界协（合）作，产生协同价值。如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打拼多年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它们所做的“蛋糕”却被腾讯的微信所掠夺，微信成了移动通信的跨界者。2013年，做视频的乐视卖起了电视，阿里巴巴做起了金融，长虹电视做起了互联网……因此，跨界本身就是一种新配置交易模式。当然，跨界是要具备一定前提条件的：从深层次分析，不难发现网络平台模糊了原有更多产业之间的配置交易边界，使得跨界成为可能；从厂商组织层面看，随着专业分工的日益精细，逐渐发展形成了不同产业链，借助网络平台整合精细专业分工产业价值链，使厂商组织成为跨界桥梁的可能；从知识结构层面看，借助网络平台实现厂商与顾客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价值，打破原有信息不对称壁垒，使不同传统产业的跨界人才和产品经理的出现成为现实。因此，在以人为本的互联网模式下，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必然催生跨界的形成，且跨界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常态。
在跨界逻辑下，通过跨界对不同传统产业整合，使得原本不同行业间的合作关系演变成竞争关系，也可以在战略上将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实现了跨界的范围经济。通过跨界实现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改变了厂商组织单一“中心化”的配置交易模式。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化”，恰恰相反，通过跨界方式创造更多“中心化”，扩大传统配置交易范围。如今很多品牌如小米公司不做广告，而是网上构建消费者族群进行交流，网下进行产品体验，获得更多消费者内心价格，增加了厂商收入所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社群、平台和自媒体的崛起，跨界的配置交易模式不仅使得传播信息的方式多样、成本降低，传播方式转向碎片化传播，而且将网络的公众性和广泛参与性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完成跨界的同时建立社群，借已有社群实现再跨界，同时吸引新的受众。如腾讯的QQ、微信、小米盒子等最为经典。在跨界逻辑下，跨界往往以“连接方式”实现资源的配置交易。获得连接红利。例如，阿里巴巴把淘宝平台和支付宝平台进行连接，通过吸收零散存款进行金融创新，获得连接金融红利；腾讯把顾客和即时通讯平台微信连接，相对于以往的收费模式，它通过免费的商业模式进行创新，增加顾客点击率，拓展信息传播范围，节约了巨额信息交易费用。另外，跨界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很多厂商利用这一点建立自己的社群，培育了“铁杆”顾客社群。如奇虎通过360杀毒软件的免费，从信息服务领域进入杀毒软件市场，打破了收费杀毒软件市场多年的平衡，拥有近三亿的消费者群体。因此，通过跨界找到了被忽略的消费者需求之后，利用自己的已有社群优势和有别于原来厂商的新配置交易模式实现巨额连接红利。而巨额连接红利能够驱动整个企业界，颠覆传统配置交易模式。其根本缘由是事物的价值创造是建立在个人特征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交流过程中，跨界满足了人们对更高层次马斯洛需求的追求，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互联网人本配置交易价值。
因此，在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上述三种逻辑下的配置交易模式改变了厂商组织获得经济租金的内涵。基于资源基础观来看，利用竞争性物质异质性资源和知识与管理异质性资源的配置交易可获取工业经济时代的“李嘉图租金”；而利用互联网社群异质性资源，借助社群隔离其他厂商的配置交易可获取互联网时代的“李嘉图租金”。利用厂商组织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在管理和生产过程中形成“诀窍”可获取工业经济时代的“彭罗斯租金”；接受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适当保护机制的社群消费者与厂商在价值互动过程中通过提供“专用性资产”②可获取互联网时代的“彭罗斯租金”。社群利用自身平台使社群消费者获得体验化消费，为厂商组织提供更多消费者剩余进而使其获得互联网时代的“熊彼特租金”，以及源于社群跨界使厂商组织获得互联网时代的连接红利。
三、不同互联网配置交易对象的价值特征分析
1.价值共同化特征
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价值创造，即通过劳动主观条件改进与活劳动复杂程度和强度提高来实现；另一种是价值转移，即通过劳动客观条件改进以及活劳动相对减少或单位劳动时间缩短来实现。无论是哪一种社会财富积累方式。对于工业经济时代而言，凹性专属性技术的厂商组织采用传统价值链线性思维模式，选择“组织化”协作、“产品规模化”生产、“中心化”传播方式等，注重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功能价值创造。厂商组织将借助各种分销渠道交易模式实现厂商组织创造社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财富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分属于生产与销售不同领域，社会财富创造者借助源于技术的隔绝机制以及生产与销售不同领域之间产品价值信息非对称性获取更多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租金。对于互联网时代而言，厂商组织运用价值网络思维模式，采用跨界协作、“顾客体验化”生产、去“中心化”和“碎片化”传播方式等，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与社群顾客共同完成社会财富创造（价值转移与价值创造），消除了工业经济时代厂商组织获取销售红利（经济租金）的现实基础条件，然而异质性社群的排他性决定了厂商组织获得源于社群隔绝机制的网络经济时代的经济租金。由于互联网模糊了生产与销售的边界，使得厂商在与顾客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产品体验价值，这就形成了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价值共同化特征。即产品的价值创造、价值转移与价值实现是在厂商组织与社群成员借助网络平台在价值互动过程中共同完成的。其价值产权主体相互渗透，界限变得模糊。
2.顾客体验化特征
互联网时代，以人为出发点的Web2.0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以人为本、以应用为本的创新2.0为社群消费者获得“体验化”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原动力。利用Web2.0所打造的网络平台改变了以前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流为双向信息流，顾客借助网络平台参与价值共同创造的过程中更注重价值创造与顾客之间的密切关系，至此顾客的体验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高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值源于给顾客带来的体验，价值是在顾客思考下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社群顾客体验来获取资源”，以及“依靠社群创新得来的生态系统”为厂商组织创造价值。尤其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由被誉为人感知外界信息“五官”的大数据技术、被誉为人传输感知信息“中枢神经系统”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被誉为人对输入信息思考处理“大脑”的云计算技术共同构成“互联网+”，它置整个社会于“互联网+”思维模式之中，使得顾客关注重点由产品的功能价值向产品的情感价值、学习价值的转变，追求“体验价值”已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常态。
3.产品定制化特征
厂商组织借助网络平台与社群成员一次次价值互动的过程中将厂商组织的品牌或产品赋予了社群关系属性，厂商品牌或产品转化为社群的品牌与产品，实现消费者个体消费偏好向消费群整体一致偏好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实现产品定制化的前提条件。社群、网络平台、自媒体崛起，引发全民参与，每个人既是传播受众，也是传播者。而移动互联网更是将网络的公众性和广泛参与性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使社群消费者偏好转化橄质敌枨螅这是“产品定制化”的必要条件。源于社群的互联网络经济时代厂商的隔绝机制形成价值专属所获得的价值，通过各类社群消费者的分类消费，使厂商组织获得了互联网络经济时代的“李嘉图租金”、“彭罗斯租金”、“熊彼特租金”以及“连接红利”。因此，追求各类经济租金促使厂商组织利用网络平台或跨界协作迎合社群消费者口味，最终实现厂商组织由批量共性化生产向批量定制化生产的转变，这是“产品定制化”的充分条件。因此，在追求以人为本的互联网经济时代，来自需求端的顾客要求极致的差异化与来自生产端厂商的成本结构要求极致的高效化在厂商与顾客价值互动的过程中以“产品定制化”形式得以完美组合。
四、互联网配置交易模式下会计确认方法的选择分析
关于会计确认方法的研究，截至目前，尚无人对此作较为深刻的论述，只是在会计学教科书中提及会计确认计量方法，如历史成本法、公允价值法等，似乎会计确认与会计计量方法是一样的，这显然不妥。笔者认为会计确认侧重对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看法，而会计计量则侧重对会计交易或事项的手段。人们对世界或宇宙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分为还原论和系统论。对于具体事物看法，还原论采用“隔离法”，而系统论采用“整体法”。对作为世界或宇宙一部分的会计交易或事项的会计确认，理所当然可采用还原论的“隔离法”或系统论的“整体法”，只是这两种会计确认方法所需要会计交易或事项的背景条件有所不同而已。
1.“隔离法”与“整体法”比较
跨界整合的商业模式范文第2篇
工业企业的跨界扩张是指工业企业在保持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将业务领域延伸扩展到其它行业的业务领域。“跨界扩张”既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内部创新，又可以通过外部的兼并重组。近年来，企业的跨界扩张在各个领域都在上演，在工业领域，无论是国际企业还是国内企业，跨界扩张步伐不断加快，出了本文开篇提到的之外，您是否也听说过奥克斯的轿车和春兰牌的重卡呢？
究其根本，既有企业方面原因，用户需求方面原因，也有产业方面的原因。
工业企业选择跨界扩张，一方面是为了扩大业务范围，使得企业自身的品牌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以最大化。这部分企业大多是国际上、行业内知名的企业，本身已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与品牌价值。如苹果公司、奔驰公司等。
在另一方面，企业选择跨界扩张，与现有产业内的相互竞争有关，在残酷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行业利润被迅速摊薄，迫使相关企业急需探索出市场的一片蓝海。基于此，才有部分企业选择跨界进入汽车行业，而近期更为典型的则是诸多厂商“跨界”进入智能手机行业，如盛大、360、腾讯、阿里巴巴等。
随着现代工业企业“跨界”的风起云涌，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的不断涌现和变革，固有的产业边界即将被全面打破，产业间的相互融合也将越来越深入。
产业链上下游的垂直整合化发展已成为传统产业“跨界”发展的一大趋势。工业企业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既可以通过成本的降低，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又可以提升企业的行业地位与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做大做强的目标。国内外的整车企业向下整合核心零部件业务，零部件企业谋求发展整车业务的突破都是这一类企业的典型代表。
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通过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通过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化、生物和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形成了机械仿生、光机电一体化、电子商务、网络型金融机构产业等；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渗透融合，产生了机械电子、航空电子等新型产业；通过电子网络技术向传统商业、运输业渗透而产生的电子商务与物流业等新型产业；通过高新技术向装备制造业的渗透产生了光机电一体化的新产业等等。正是这些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不断渗透，提升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水平，使得传统产业焕发第二春。目前，汽车行业内各大整车公司纷纷成立电子信息研究机构，“跨界”进入电子信息领域，并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促进产品的销售和市场的开发。
企业跨界扩张步伐不断加快，从个别现象转变为产业的普遍现象，给整个工业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扩大产业规模，推动产业整合进一步深入。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适应产业整合化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推动产业整合化深入发展。苹果公司成功的产业链整合模式很快被业内众多的相关企业效仿，而三星、福特等企业也开始在电视、汽车等领域应用这一新模式。
第二，由于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促进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跨界整合的商业模式范文第3篇
时代的变化，推动了传统白酒行业与时俱进的变革。市场供需模式的转变，酒企与经销商合作的转型，白酒行业的剧烈运动正如火如荼。然而，站在由传统跨入主流“互联网+时代”的风口，酒业+互联网不是让你把酒拿到网上卖，而是迎合未来的多元化整合发展。但摆在酒企面前的关键问题是“互联网+”，到底加的是什么，怎么才能更好的应用这套先进的经营模式？
回顾“互联网+”战略，它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在白酒行业，互联网+渠道（经销商）催生了全新的O2O模式，且这一业态目前正处在规模化扩张阶段。
而互联网+消费者，催生的电子商务模式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业态形式。因此，线上线下的整合是当前行业普遍认识的，也是各大酒企正在寻求落实的。在销售业绩逐年下降的大环境下，谁都希望能够站到风口飞起来，但这是白酒行业必须经历的革新之痛。
互联网及智能移动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冲破了由酒企组成的严密防护壁垒，同时也给困境中的白酒行业带来了新机遇。显然已有的业态形式是互联网+白酒的一个部分，没有销量就没有发展。因此对于白酒行业来说，“互联网+”必然是基于主宰未来的互联网平台进行模式的探索，那么它的真谛应该有三方面，一方面体现在酒企、经销商、消费者实现三位一体的联动平台，即实时大数据与即时有效互动，第二体现在酒企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打通下游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上游的产业协会等，构建产业链的链条式同步平台；第三体现在酒业与其他行业，即企业与企业的跨界合作，如与艺术、拍卖、设计等，打造跨界资源最大化置换嫁接平台。
从酒企、经销商、消费者三者的关系来说，以往是相互依存的，现在互联网将信息的高度割裂，也将铁三角中酒企与经销商的合作变得不再是那么紧密。唯独消费者的角色没有被动摇，无论是酒企也好，经销商也好，必须沟通目标人群，才能实现动销。从长远发展来说，在信息化时代，酒企发展到一定规模完全可以自建渠道。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酒企还离不开经销商，只不过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既是合作，也是博弈。既然要沟通消费者，那就涉及到消费大数据，每个消费者购买习惯、频次、品牌选择等。经销商之于酒企，那就是酒企需要掌握经销商的订货频率、库存等信息。而酒企之于消费者就是产品品质透明，之于经销商就是政策的透明。因此，借助互联网技术，将三者有效融合，将信息实时动态化，建立起消费者、经销商、酒企动态三大数据库。如此酒企能实时掌握经销商库存，消费者动态，消费者、经销商能及时掌握企业信息。
从全产业链角度来说，未来是一个资源整合时代，获得成功关键在于亮点，要么有资源，要么抓住机会。随着信息快速透明化，白酒行业也不在神秘，而机会是所有人的。那么，就看谁能够在变革中快速实现资源整合，谁就能占的先机。通过互联网、移动端技术，酒企可以实现从原材料的实时监控，到智囊服务的快速获取，以便最有效迎合市场需求与发展。
跨界整合的商业模式范文第4篇
按照定位理论，小米模式就是低成本直销手机。如今，小米四面出击，比如与美的联姻进入智能家居领域，投资“爱空间”进入家庭装修领域。特劳特中国区总经理邓德隆表示，这种扩张战略已经严重偏离定位理论。其实，互联网企业似乎一向不遵守定位理论，他们更偏好跨界创新，并倾向于认为，定位思维会限制企业的创新和成长。
在互联网时代，到底是定位竞争还是跨界创新？按照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企业在行业内的位置决定了其竞争优势。在“定位”方法论里，品牌创建于消费者的心智之中，每个成功品牌都应该在用户心中建立起独特的定位。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代表了国内互联网市场的发展，三者的“定位”泾渭分明，百度连接人与信息，阿里连接人与商品，腾讯则连接人与人。
但事实上，百度不仅有搜索业务，阿里也凭借支付宝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腾讯更是依靠跨界创新思维来和阿里展开竞争。例如，腾讯构建“腾百万”的“正面战场”，持续的互联网“红包”大战，就是腾讯生态系统对于阿里生态系统的侵蚀。虽然跨界可能会侵犯别人的领地，但跨界可以促进创新。也就是说，互联网企业的成长战略，除了“定位”，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和扩大用户“粘性”。一方面要把这些用户留在自己的平台和生态系统中，另一方面还要让这些用户消费平台上的互联网服务和产品。
互联网时代规模为王，与跨界平台互相促进。互联网巨头不少是基于双边市场的平台型企业，一边连接用户，一边连接供应商。按照网络效应的概念，平台企业胜者通吃，用户基础是所有互联网平台的最大资源。在平台商业生态系统中，赢者通吃，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你不整合别人，便被别人整合。小米积累了大量的用户，如果能够把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整合在自己的平台上，降低复制成本并提升便利性，平台战略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同时，接入便利才能够实现规模增长。平台成长的关键在于接入成本，以及由此快速复制带来的爆发性增长。所以，无论多么充满想象力的商业模式，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依然重要。以淘宝为例，当商业模式成熟，前期的用户积累到一定规模，随后的参与者就能享受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带来的“红利”。而对于淘宝而言，新商户加入平台所产生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商业模式成熟以及便利接入的前提，是平台供应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正因为手机零部件的标准化，才降低了小米手机大批量生产的风险，小米才有可能积累大量的用户基础。供应商产品标准化是决定互联网企业跨界扩张的关键。
那么，小米到底能否完成从定位到跨界的质变？小米依靠低价手机销售模式，完成了各方面的原始积累。小米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MIUI，并构建出包括移动互联网、智能硬件、电商平台三个领域的生态圈。其中，智能硬件是关键，除了小米手机，美的等传统制造企业也进入到小米的生态圈中来，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为用户提供通讯、娱乐、消费，以及最近升级的智能家居等服务内容。同时，小米进入家居装修行业，为开发商提供零利润精装解决方案。用意自然在积累用户的规模，通过增加用户黏度，在后续的智能家居等方面再寻求盈利点。这个思路并不违背跨界创新、规模突破、便利接入的互联网企业成长逻辑。
跨界整合的商业模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产业链；商业网络；企业国际化；浙商；台商
一、引言
台商与浙商目前都已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只是台商由于更早介入，处于较成熟阶段，已积累了相关的经验，而浙商大规模的跨国投资时间并不长，处于开始阶段的探索过程中。本文对浙商与台商产业链发展整体战略的比较主要是从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战略选择比较，包含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分析、两者对投资区域的选择决策因素以及对投资项目选择的比对进行研究。第二部分是浙商与台商商业网络整体的发展模式比较，主要探讨两个族群跨界进入模式的异同以及跨界后发展模式的差异。将台商与浙商放在一起比较，既可以发现其同与异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先发者”(台商)的经验提供给“后起者”(浙商)借鉴，还可为其他商群进行自身发展跨区经营的优劣势分析提供帮助。
二、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战略选择比较
(一)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
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直接影响到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及其战略选择，就台湾方面来说，其对外投资的主体呈现由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转型的趋势。从下表1可以看出，在平均规模上，台商对外投资的先锋仍属于较小型企业，然而台商的平均资本规模是逐年增加的，显示出正朝资本密集的趋势发展。
近20年来我国台商对外投资主体的先锋为中小企业，这一点似乎有悖于经济学常识。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能够成功地进行对外投资的往往是拥有强大经济后盾的大企业。然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台商。这种现象是产业调整造成的。随着台湾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急剧丧失，中小企业无力以较长时间换取产业的生机和市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转移生产基地成为其主要的生存之道。反之，台湾大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则起步较晚，1994年台湾的一些大型企业才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建厂，其中一些大型企业如台塑、远东等对东南亚的投资使得当年的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增长了3.2倍。
而浙商对外投资的主体一直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截至2007年6月，浙江省对外投资的2809家企业中有1910家是民营企业，占总数的68%。具体来说，4类企业的国际商业网络最为典型：①以万向、飞跃、正泰、星星冷柜为代表的生产家用电器、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多从国外引进生产流水线，经过消化、仿制和创新，形成自己新的生产能力，随后为了维持这种生产能力以及打破国际保护主义的制约而进行生产外移。②以远东化纤、龙盛集团、天台银轮机械等为代表的生产纺织、机械制造等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技术要求已趋于标准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开始逐渐丧失，因此急于产业外移。③以钱江摩托、星月集团等为代表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生产结构和相应的技术与消费成本水平的相关技术型企业。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缺乏，不适应发达国家大型跨国企业所采用的大规模使用资本密集型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④以康莱特制药、新利软件、浙大网新、横店东磁公司等为代表的生产生物工程、信息技术、超导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企业。虽然这类企业在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随着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植，此类产业在对外投资中将具有极强的上升趋势。
(二)投资区域的选择
台商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海外生产据点，重视的是当地社会或开发区条件、政策及其他实质性优惠、地方政府绩效、产业群聚效应、市场前瞻性及公共安全等因素。就台商投资的具体区域选择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的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其投资目的地除了少数是西欧、北美与日本等核心地区外，中美洲、东中欧以及澳洲等地的投资很少。就整体而言，台商的投资区域以临近的东南亚与中国大陆为主，其中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热潮不断，有着后来居上的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91年至今，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已达7万多家，台商投资总额已达800亿美元，分别占大陆41万家外资企业和4200亿投资总额的1/6和1/5，而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了在大陆以外全球投资的总和。据台湾“经济部投审委员会”资料显示，愿至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数目占45%，而愿至东盟投资的台商数量合计共占55%。从表2可以看出，在回答“增加海外投资据点所考虑的地区”时，55.4%的 企业表示中国大陆为首选。而就已经发生的投资来看，台商每年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均占总投资额相当大的比例(见表3)。
台商对大陆进行投资是有深刻的经济及社会背景的。除了土地、劳动力的低廉和充足以外，中国大陆市场的潜力和吸引力确实是其他地区所难望其项背的，此外台湾与大陆属同一文化圈，语言与风俗相同，给台商带来了莫大的腹地，这一切都促进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
浙商的投资区位选择相对比较复杂，现就省外投资及海外投资的区域选择两方面进行论述。从浙江省外投资来看，据2004年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专题调查报告显示，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迁出省外)，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9亿元。浙商在全国部分地区的投资情况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就投资总额来看，排名前6位的为黑龙江及甘肃(并列)、湖北、天津、河南及云南(后二者并列)。而从投资企业数来看，排名前5位的地区为河南及甘肃(二者并列)、黑龙江、海南及新疆(后二者并列)。从企业家人数来看，排名前6位的地区为河南、湖北、广西、湖南、云南及新疆(后三者并列)。由此可以看出，河南、湖北以及黑龙江成为浙商投资的热门地区。从浙商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来看，浙江的境外投资项目遍布6个大洲、121个国家和地区。从2006年境外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对亚洲、欧洲、北美的投资比较集中，投资比重分别为37.3%、27.1%和14%。而具体国家(地区)则主要集聚在俄罗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中国香港等地，合计约占总投资额的56.4%。
(三)投资项目选择的比对
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台资企业大都选择建立垂直式的分工模式，将企业的总部根植于台湾，由其负责研发及财务管理，而将下游的组装、生产等部分交给投资对象进行。这种形式的投资项目选择一方面可以维系并巩固其在该产业全球商品产业链中所擅长的环节；而另一方面，台商也藉此增加海外分厂，扩充企业规模，成为后进的跨国企业，虽然在规模上可能无法与欧、美、日等抗衡，但这却是台湾独特的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的特征。
一般而言，台商对外投资大都以制造业为主，主要原因在于台湾的中小企业大都以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也具有相对高的管理优势。根据台湾“经济部”的资料统计，主要项目包括电子及电子产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以及纺织业等等。
此外，台商在选择具体项目时，会因目标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及加利曼丹、马来西亚的沙巴及沙捞越两个州，其木材资源非常丰富，台商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就以木材为主；泰国北部的清迈地区，其气候适合于龙眼的生长，而龙眼又非常适合制造蜂蜜，因此在清迈的厂商就以制造蜂蜜为主；而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劳工非常低廉，每月只有50美元左右，因此，台商大都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具有的独特优势。以电子机电产业以及纺织产业为例，对于电子机电类产业的跨区网络的构建来说，由于电子业厂商属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特别重视产业的群聚效应，力求维持产销体系的资源创新性结合。而对于纺织产业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而言，由于纺织业者属于劳动力密集产业，在目标市场国的项目选择上比较注重劳动力的来源、价格以及能够涵盖多元庞大的消费市场的项目。
浙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主要涉及机械、纺织、电子、轻工等行业，就投资的具体项目来看：①资源开发项目。以2006年为例，浙商在境外投资中涉及森林和矿产资源开发的资源开发型项目新增10个。至此，浙江省在境外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累计近30多个。在有色金属乃至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浙商也不断涉足。浙江资源的匮乏、资金急需新的出口，使越来越多的浙江资本瞄上了国外丰富的矿产、森林等资源。2006年8月，倪召兴在加拿大注册成立“加拿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开发油矿；2004年宁波华州矿业有限公司在非洲加蓬揽下了1.1万平方公里锰矿项目的勘探权，该矿年产锰可达300万吨；2005年越南一座年产30万吨的铬矿也已被浙商收入囊中。②产业升级项目。浙商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已经从简单的贸易公司和办事处，向境外加工贸易、境外资源开发、境外营销网络、境外房地产开发、境外研发机构、境外商品专业市场发展。2006年，浙江全年共批准10个并购项目，其中中方投资2206万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涉及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领域，企业性质包括生产企业、贸易公司和研发机构等。③区域性战略项目。从投资项目转变的趋势来看，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为目的的对外投资项目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其中，轻纺产业投资方向倾向于档次高、技术含量大、附加值高的产品；一般加工项目倾向于投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点逐步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飞跃、华立、康奈、德力西等著名浙江民营企业，也积极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在国外建立了研发中心、销售网络和生产基地。
三、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发展模式比较
(一)跨界进入模式的异同
在跨界进入模式的选择上，台商与浙商皆采用贸易、投资、战略联盟等方式进入目标国市场，在这一点上具有趋同性，然而就进入的方式来说，二者又有各自独特之处。
1.台商的进入方式
(1)“母鸡带小鸡”式的进入方式。这种方式通常是由一家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携一定量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起进行对外投资。实行这种方式是由台湾独特的产业链结构所决定的，若不采取此方法，则无论是牵头的大企业还是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都无法独立完成自身的产业转移。对于大企业来说，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的目标市场国往往不具备相应配套设施的生产能力，因此无法完成大企业进行日常生产所需的订单要求及质量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则深受目标市场国组装大厂的影响，母厂没有过来，企业找不到订单。所以，开始一定要与母厂一起进来。此后，再去开发协力厂和客户母厂。这一“母鸡带小鸡”的模式在台湾的电子机电类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92年台达电子赴东莞投资(徐伟杰，1999)、1995年明基在苏州投资(张家铭，2005)等等皆是“母鸡带小鸡的” 外移形态。
(2)“假OEM，真FDI”形式。以台商在东莞的投资为例，台商以“假OEM，真FDI”的方式通过外资形态的资本注入，在广东东莞以及福建莆田建立供应世界鞋类市场的新基地，从而使其成为全球鞋类供应、采购网络的生产环节。同时，相当多的台商以OEM起家并以OEM的姿态前来大陆投资，但因为体验并且看好目标国市场的前景，对于目标国内销市场越来越重视，除了积极转型为以外销为主的经营形态之外，还逐步开拓目标国内销市场，甚至建立起自有品牌，试图在全国商品链的阶层体系寻求向上流动。电子业明基电通于1999年创立了BenQ的自有品牌。对他们来说，目标国市场提供了台湾企业自创品牌、经营品牌的良好时机和舞台。(施振荣，2005)
(3)投资移民方式。这是台商投资的独特形式，即以投资形式建厂，并长期在目标国居住，发展成家族式企业，由第二代、三代的移民继续经营该产业。台湾对外的投资移民已经过了三轮高峰，并且台湾向目标国进行移民的大都是携带资金前往的。由于台商以资本家的身份前往目标国，目标国的政府与人民大都非常欢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相当的礼遇，使得台商不仅愿举家移往目标国，甚至愿在当地购屋置产，获取当地的居留权，有计划的常驻。而台商的这种方式也受到了目标市场国的赞赏，例如，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在公开场合赞扬台商对该国的贡献，称他们不仅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亦带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与此相比，浙商则倾向于采取收购目标市场国的企业、上市公司或在海外建立销售公司等销售网络，以实现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
2.浙商的跨界进入模式
(1)群居国际化模式。根据波特(2002)的观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往往是群聚在一起而不是分散的，通过一定区域内的群居，企业也可以增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浙商企业在构建跨区商业网络的时候较多地采用此种方式，与台商“母鸡带小鸡”的方式不同，浙商的对外投资倾向于横向的企业之间的聚集，如海宁皮革市场在莫斯科建立的“海宁皮革专业市场”，温州企业在巴西开设的“中国商城”、在胡志明市建立的“中国小商品市场”，义乌企业在南非等地设立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等等。
(2)以合资方式进入。目前以股权投资方式进入目标国的企业主要有万向集团及正泰集团等等。其主要路径在于通过浙商企业在国外的分公司或办事处收购其他公司的股份，由于办事处或分公司较为了解目标国市场运作情况，同时由于与母公司保持了一致，因此降低了风险。以万向集团为例，2000年4月，万向集团整体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2000年10月收购了LT公司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03年10月万向占有洛克福特公司33.5%的股份而成功地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等等。
(3)借壳/造壳上市方式。借壳/造壳上市的优点在于：一来可以规避国内的政策监控，简化上市程序，二来可以利用避税政策实现合理避税，这种方式主要运用于向中国香港投资的科技企业。例如，中程兴达打造中程科技Maga Start之壳在香港创业版上市，迅速筹得1.1亿港币，成为浙江省第三家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企业。香港市场对于浙江科技民营企业的吸引力源于它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最成功的国际资本市场，容易与投资者沟通。其独特的经济、政策、地理、文化优势也使浙商越来越多地以造壳上市的方式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二)跨界发展模式的差异
跨区商业网络是一种动态的存续，在不断发展变化，适应新的情况以维系整个商业网络的运行成为台商以及浙商所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双方战略的不同造成了跨界发展模式的差异。
1.台商的跨界发展模式
就台商来说，台商通过不断的本土化来维系跨界商业网络的发展：
(1)人才的本土化。根据有关专家的调查，中小型企业的台商人才本土化实施相当彻底，甚至只有总经理一人的情形。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企业投资时间有关，一般而言，落户越长的台商其人才本土化越彻底。大型企业因为技术及管理的运作要求，台商派遣的人数一般比较多，初期大约都是二、三十人，然后随着当地培训计划的进行，多半在二、三年内减少大约一半的人数 ，并且持续人才替代的本土化政策，希望三、五年中逐年精简到五名以内(张家铭，2002)。
(2)融资或资金本土化。大多数台商企业的融资对象是当地银行，其原因有：信用贷款，必须是银行的长期往来客户；外资银行不能操作人民币业务；台资银行业务太少，绑手绑脚。此外，大多数目标市场国信用系统尚未完善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许多交易行为都是依靠信用系统运作，因此经常发生纠纷。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商一般对外投资的做法都是保守谨慎的。因此，资金本土化成为首选。
(3)生产本土化。台商为了营运的顺利，会充分适应并利用当地的土地、劳动、政策、法令、产业经济结构等本土条件，使其生产协力网络的组织以特定方式进行社会镶嵌，如生存过程的局部内部化、厂商赶工生产的相互支持、成立联谊会与地方政府协商等。
(4)营销本土化。台商清楚地认识到目标市场国消费人口多、市场大的事实，积极转变经营形态，将外销比例中某部分转移到内销市场中。此外，有些台商实际上已经自创品牌，在目标国相关地区建立了良好的行销管道，创造相当不错的成绩，不但成为当地的著名商标，并且进一步放眼整个目标国的市场。
2.浙商的跨界发展模式
浙商的跨界发展模式注重的是倾向于对资源的整合以及资本运营，为此，其发展模式出现两大极端：
(1)资源整合型发展模式。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必须使企业掌握价值链中对于创造价值有重大贡献的关键流程与资源，并使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核心能力与价值链中最重要的环节紧密搭配，以保障利润的实现。此类发展模式以贝发集团最为典型：贝发改变了传统文具企业将终端消费者作为利润唯一来源的模式，通过对产业链的整合和可控制的网络体系，使其他文具企业和文具商也成为自己的利润来源。通过品牌授权合作分销模式，赚取分销商的部分利益。通过品牌授权加盟终端连锁模式，赚取终端商的部分利益。通过品牌、形象、产品、价格、物流和运营的统一，获取品牌的溢价权。
(2)资本运营发展模式。采用此类发展模式的浙商倾向于借壳上市或者自主上市等方式以达到资本市值快速翻倍的目的，如苏泊尔、网盛科技、天马轴承、天外天伞业等。相当多的浙商通过股权进行金融投资，如雅戈尔参股证券公司、传化控股新安化工等等，许多浙商将上市及资本运营作为扩大本企业实力的一种方式，并期望这种方式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为本企业取得更多的发展资金，从而在跨区商业网络的建设中具有更有利地位。
四、结论
台湾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是多种因素共同组成的结果，就国际因素而言，亚太地区的稳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此地区充满投资的诱因。具体来看，浙商与台商在构建跨区商业网络过程中存在如下不同(见表5)。
参考文献：
[1]陈菲琼.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董碧水，顾复琪.3000多家民营企业离开浙江对外投资226亿[N].中国青年报，200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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