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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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背景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改革；财政政策

一、“安倍经济学”的概述

（一）“安倍经济学”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在长期萧条的状态下徘徊。为改善物价持续下跌及经济增长缓慢低迷的通缩状态，日本政府曾多次动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但均收效甚微。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更是使日本国内的经济环境雪上加霜，甚至造成了日本国民“日本经济看不到未来”这一普遍悲观看法。

安倍政权就诞生于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安倍政权以“安倍经济学”为其核心竞争力，并将刺激日本经济使其复苏，使日本恢复其原先的国际地位作为其首要目标，这点亮了日本经济惨淡的前途，使得安倍政权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拥护。

（二）“安倍经济学”的内容

“安倍经济学”其实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执政后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其核心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如下：首先，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之前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变为基础货币。其次，央行将选择期限较长的国债来进行购买。最后，日本当局每年购买300亿日元的房地产信托证券和1万亿日元的交易所基金。

第二，灵活的财政政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短期内要扩大财政支出，以填补供需缺口；二是中期要实现财政健全化。

第三，结构性改革。2013年4月，安倍内阁出台了支持女性就业、医疗的第一轮经济增长战略。

二、“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效果

客观说来，“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的实施使日本经济显示出较好的复苏势头。日本201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季度增长了1%，年化增长率也高达4.1%，为2012年一季度以来最快，远远高于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一）“安倍经济学”的实施现状

首先，日本国内经济诸多领域显现复苏迹象。

2013年一季度以来，日本经济逐步复苏。一是工业生产强劲复苏。工业产值在1月份微跌0.6%后，出现了连续4个月的上涨。二是公共投资增势良好。根据日本内阁府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5月公共工程合同金额和4月公共工程合同订单双双同比增长。三是企业投资信心稳步提升。日本Sentix投资信心指数一路上升，从1月到9月分别为0.5、5.5、3.9、6.3、7.3、8.4、12.3、14.5、14.1，这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日本企业投资的增长。四是民间消费有所增长。

其次，通货紧缩状况已经出现缓解迹象。

截至2013年5月，日本CPI显示出了很好的势头，其中CPI和核心CPI环比分别连续增长3个月和4个月。但从同比来看，日本CPI和核心CPI均已连续12个月是负增长或零增长。总之，日本经济仍处于温和的通货紧缩阶段。

最后，日元贬值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日益突出。

由于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日邦交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日本出口持续低迷，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当地核能发电萎缩，火力发电成本上升。自从日本当局实施安倍经济学以来，日元开始对主要币种进行全线贬值，截至7月24日，日元对美元、欧元和英镑较2012年末分别贬值15.02%、15.12%和8.74%。日元贬值使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截止2013年3月起日本出口已经实现连续4个月同比增长。

（二）“安倍经济学”的积极影响

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2013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均显示出强劲的复苏态势，前两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4.1%和3.8%，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当前日本经济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经济增长的基础逐渐稳固。一是工业生产强劲复苏；二是公共投资增势良好，公共工程合同金额连续数月增长；三是企业投资信心稳步提升；四是私人消费逐渐稳定，家庭每月支出也渐趋稳定；五是失业率不断下行，截止2013年7月，日本失业率已经创2008年以来的新低，仅为3.8%。

其次，通货紧缩的状况已经出现缓解迹象。2013年6月和7月，日本CPI已经结束了一年以来持续负增长的尴尬局面，同比增长分别为0.2%和0.7%，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结束通缩的过程中了。

最后，日元贬值对出口的影响是积极的。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日元汇率对主要币种进行了全线的贬值，使日本出口的竞争力大大加强，并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安倍经济学”的争议

对于经济持续低迷的日本来说，安倍的经济政策既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安倍的经济政策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虽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但也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因此引发了很大争议，具体如下

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够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者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刺激日本经济出现良性循环。反对者则认为，日本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宽松的货币政策消除了通货紧缩，也难以刺激经济达成持续的增长，因为它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日本的问题。

二是，宽松货币政策能否实现通胀目标。支持者认为，通货紧缩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摆脱通货紧缩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反对者指出，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了近4倍，但通货膨胀水平依然较低，这与传统理论不符。然而，日本央行仍寄希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明显是错误的。

三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对国债收益率产生何种影响。通常，通货膨胀会引发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现今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是GDP的2.4倍，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会空前加大。如果由此引发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四是，日本国际收支是否会转向入不敷出。相关专家指出，日元贬值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如果今后日元汇率继续维持低位，日本的出口额会有较大幅度提高，贸易持续逆差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但也有专家指出，日本对外依存度较高，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表现低迷，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趋势，日本经常项目可能由顺差转为逆差，这对日本经济无疑又是一次打击。

五是，财政政策还有多少空间。IMF总裁拉加德指出，日本财政刺激政策愈发难以持续，需要制定明确的计划来降低日本的债务。对此，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表态，当局将推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但由于涉及日本政党利益之争以及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等复杂因素，因此目前还未付诸行动。

六是，结构性改革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在安倍政府执政之前，日本其他执政者已经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但均以失败告终。“安倍经济学”则直击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因此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检验。

三、日本“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安倍经济学对刺激日本经济的复苏已经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负面影响已初现端倪：

（一）日本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加大

2013年以来，日本股市频繁出现暴涨、暴跌现象，其波动幅度大大领先于全球其他主要股指。并且在安倍经济学的各项刺激政策分别出台后，一向被视为安全资产的日本国债也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多次触发熔断机制。

如下表所示，根据IMF在2013年度对一般政府债务的预测，日本的债务余额占名义GDP之比为245%，这一数值为发达国家之中的最高。

（二）“安倍经济学”在刺激出口的同时也存在巨大隐患

日本经济一直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日元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作用虽然有所显现，但也有隐患：

首先是日元贬值的同时抬升了进口成本。2013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为近5万亿日元，创了1979年以来贸易逆差的新高。

其次是日元贬值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后可能会被削弱。日元贬值已经引起韩国等发生经济往来的国家的强烈反对，诸如韩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本币贬值的措施，随着其他国家应对日元贬值出台的各项保护本国出口企业的措施，日元贬值所带来的优势将会大大减弱甚至消失。

最后是在日元贬值过程中，盈利大增的日本出口企业的资金流向值得关注。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日本深受其害，日本企业也意识到固有的保守理念会拖垮自身，因此这一部分增大的利润则大多被用于预留资金额度来防范风险，而没有使其增加科研或者其他方面的投入。综合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是利弊参半的。

（三）“安倍经济学”对提升中小企业信心的作用微弱

日本央行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日本大型企业指数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为1%，但在同年第二季度已经升至8%，成为继200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中型企业指数则由-3%上升至2%，小型企业指数则由-12%升至-8%，虽然各种类型的企业指数均显示上升趋势，但是可发现，小型企业指数的升幅远远逊色于大型企业指数的升幅，究其原因则是日元贬值使大型企业获益，但是会导致原材料价格高涨，使小型企业的利润减少、成本增加。

（四）“安倍经济学”尚未能惠及到普通民众

安倍经济学使得股市大涨、房地产回温，使得日本相对富裕阶层的财富得到了增加，但是对日本普通的工薪阶层却影响甚微，甚至日元贬值导致企业原材料上涨，也会使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价格也上涨，反而加大了普通消费者的生活负担。

日本是全世界负债最高的国家，据IMF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6月末，日本债务已经超过1000万亿日元，2014年的偿债成本也将创历史新高，因此，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刺激日本经济而言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四、日本对“安倍经济学”的前景展望

自“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实施以来，一系列经济利好数据都表明了其对提振日本经济的有效性，日本自民党也因此在2013年7月的选举中又获得了日本未来三年的实际控制权，这也使得“安倍经济学”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2014年度和2015年度展望

第一，经济将会持续复苏。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利好信号：2013年日本GDP实际增长28%，名义增长26%；CPI（除生鲜食品外）2013年为06%，2014年为13%；经济逐步复苏，私人消费也有所增加，出口贸易也有所增长。

第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当局的货币政策委员们在2013年7月召开的“政策委员及金融曾策决策会议”中，一致表决同意维持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变，即在未来几年内，日本的货币政策将处于持续宽松的状态。

（二）中长期趋势判断

第一，经济稳定增长，财政不断改善。日本内阁府预测日本今后1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实际值为2%，名义值为3%；CPI两年间提至2%，日后也将稳定在2%左右；2014年到2015年间，为努力改善财政收支，日本将实施《中期财政计划》；2016年之后，日本当局则会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来应对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情况。

第二，奥运效应显现，提振景气复苏。2020年夏季奥运会在东京的举办已经成为“安倍经济学”中的“第四支利箭”，或将提升日本的持续增长。据东京都政府预估，奥运会期间，酒店业和餐饮业将会大幅受益，交通运输业、出版业、广播电视等行业同时也将获得良好刺激。

五、“安倍经济学”对我国的启示

“安倍经济学”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日本经济的回复，但没有促进日本经济实质性的产出，从而使得日本经济想要长期增长的后劲不足，且安倍政府当局的种种措施未触及到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甚至加剧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这些政策的实施经验为我国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一）不能用宽松货币政策解决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应通过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

通过货币超量投放来刺激经济增长，本身就是饮鸩止渴，只能在市场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获得短暂的效果，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仅可作为经济严重衰退时的重要法宝，否则过多的使用则会使社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目前我国应致力于进行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调整我国的经济整体结构，将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为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我国应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强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作用。

（二）不能回避人口老龄化问题，应通过加大科技创新和教育投入解决人力资本总量不足的问题

同日本一样，我国也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截止2012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近2亿人，20年后，这个数值将达至4亿，平均下来，每2个20至59岁的人就要赡养以为老人，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我国应把重点放在推动经济潜在产出，具体措施就是：一方面，积极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重点支持职业教育的开展和提升，以缓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总量不足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三）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问题，应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体之间的互赢共生，并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

我国作为政治和经济大国，在对外经济、金融交往中，不论出台何种政策都应周密考虑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应从区域经济共赢的角度制定政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开拓更广阔的经济前景，助力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应更广泛的深入到区域经贸合作，多与周边国家协调沟通，加入区域性对话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同制定区域发展的规则，为国家核心利益服务。（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乃丽，蔡俏，《“安倍经济学”传递机制中的企业投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3（10）

[2] 郑蔚，《“安倍经济学”的背景、机理及风险探析》[J]，东北亚学刊，2013（9）

[3] 王薪龙，《“安倍经济学”的内容、效果及风险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3（10）

[4] 朱海燕，《“安倍经济学”解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3（6）

[5] 郭可为，《“安倍经济学”进行时》[J]，中国外汇，2013（9）

经济学的背景范文第2篇

为使日本经济摆脱通货紧缩，重回经济发展轨道，安倍执政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大张旗鼓的宣扬安倍经济学，并于2013年3月开始实施安倍经济学，其主要目的是挽回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使日本重回持续成长轨道。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作为日本今后经济战略指针的安倍经济学及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一、安倍经济学的内涵

安倍经济学是由所谓的“三支箭”的经济政策组成(图1)。

一是大胆的金融缓和及量化宽松。日本银行在采取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时，最为重要的策略是把通货膨胀率设定为2%，2%这个数字是世界标准水平的通货膨胀目标，安倍经济学也定这个目标，意在压低日元汇率，摆脱持续了将近20年的通缩。

二是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为了在短期间、有效率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安倍经济学加入了这个策略，其主要手法是加大公共建设投资，以期扩大内需。

三是引导民间投资消费的增长战略。增长战略的主角是民间企业，政府的作用是在有成长性的领域为企业在经营资源、资金、劳动力等方面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成长战略是中长期的政策策略，发挥作用和出现效果需要时间。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主要有以下一些策略：放松管制、国企民营化、对投资减税、职业训练和教育、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强化国际贸易合作(国际贸易协定)、对特定成长产业的财政支援、能源政策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放松管制。

二、对日本各产业的影响

安倍经济学的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果是造成日元大幅度贬值，日元贬值使日本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股价随之上扬，失业率下降，使日本经济有了起色。日本经济景气向好，企业营收增加导致薪资和家庭收入增加，但是复苏尚未扩展到全体经济领域。日本物价也出现上涨势头，特别是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可以说在以大胆的金融缓和及量化宽松、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引导民间投资消费的增长战略为经济政策策略的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开始出现活力。2014年以来，甚至出现一些行业的中小企业由于劳动力不足、工资上涨，而造成企业破产的状况发生，这虽然与日本“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有关，但不能不说受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也很大。安倍经济学实施后，对日本许多产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金融业

从金融动向上看，日元贬值，银行贷款额、日经平均股价均呈上升趋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外投机资金涌入日本，安倍上台后射出的前两支箭引爆了“做空日元、做多日股”的交易模式，这种交易模式一度为全球对冲基金所推崇，不过今年以来“做空日元、做多日股”力量呈现出减弱趋势。但随着安倍内阁发表更多刺激经济措施，日本会重新让投资者产生兴趣。比墨西哥或韩国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的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被日本养老金账户持有者管理的资产规模达129万亿日元（约1.26万亿美元），日本政府正在推动其购买更多股票，并减少对政府公债的投资。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投资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将在今年9至10月宣布提高其在日本股市、海外股市、海外债市三大类资产的投资，每类资产投资比例提升5个百分点，占比分别升至17%、17%、16%，日本债券的投资占比将由60%降至40%，其投资风格的转变将影响日本及世界金融市场。另外，日本通胀率上升预示着日本投资者最终会重新增持风险更高的资产。

安倍经济学对日本股票市场的影响尤为显著，日本股市从慢慢“熊途”转为迅速上升。日本股票市场的日经平均股票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扬，从2012年12月31日的10600点一路攀升，2013年3月8日日经平均股价恢复到世界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至2013年5月达到16000点左右，截至到2014年12月5日为17920.45点，涨幅惊人。

（二）建筑业、房地产业

2013年4月开始实施金融缓和，得益于政府大型补充预算对公共建设投资的增加，在当年的第2季度建筑业的设备投资增长26%，房地产业的设备投资增长20.1%，日本的建筑业、房地产业景气重现。公共投资、住宅投资改善迹象明显。甚至由于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上涨而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再加上劳动力不足，出现了一些中小建筑企业破产的现象。而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景气有经济政策刺激的结果，也有针对消费税增税而提前消费的影响，随着2014年4月1日第1阶段8%消费税增税开始实施，该行业景气的可持续性值得探讨。

（三）制造业

安倍经济学的经济策略促使日本制造业利润迅速提高，生产也在缓慢上升，设备投资有所改善。与中小企业相比，日本大企业收益得到明显增加。从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和民间企业设备投资的动向上看，出现缓慢上升倾向。就业率和人均现金收入也有上升势头。特别是日元贬值，对提升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起到了促进作用。如丰田汽车公司由于受日元贬值影响，经营状况得到改善，2014年上半年销售汽车509万7000台，汽车销售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企业设备投资的幅度还不够大，政策红利还没有完全从大企业惠及到中小企业，而且日本制造业海外转移形成的产业“空洞化”问题也日趋严重。

（四）旅游业

据日本政府观光局2014年8月20日发表的数据显示，2014年1～7月访日外国人游客为753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6%，而在2013年访日外国人游客第一次超过1千万人大关。2014年7月访日外国人游客为126.97万人，创单月有史以来最多纪录，其中中国游客28.12万人，是去年同月的2倍，居各国之首。第2位是台湾为27.93万人，比去年同月增加17.1%。第3位是韩国为25.6万人，比去年同月增加2.7%。其原因是：放松对东南亚各国发放签证条件发挥了效果；中国春秋航空、南方航空增加了到日本的航班，豪华大型客轮增加了到日本九州、冲绳航船班次，为外国人游客到访日本创造了方便的条件；最重要的是日元贬值为日本提供了大量客源。外国人游客到访日本进行消费，对日本的旅游、零售、百货、餐饮等许多产业起到了巨大的提振作用，对安倍经济学及正在标榜观光立国的日本可以说是打了一针强心剂。而日本观光厅更是设定了新的目标，要使到日观光外国游客人数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时达到每年2000万人，到2030年达到3000万人。

三、对日本贸易的影响

随着安倍经济学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日元不断贬值。2013年9月22日为1美元兑99.36日元，现在日元兑美元汇率贬值达到1美元兑121.5日元(2014年12月7日)。日元贬值对出口相当关键，从中长期来看，可以有助于日本企业在价格上与世界各国的对手进行竞争，随着日元贬值，出口扩大，日本出口企业应获得巨大利益。理论上日元贬值对改善日本贸易状况是利好，但是，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字，日本2013财年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3.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近七成，这是自1979财年以来，日本贸易首次连续三个财年保持逆差。而根据财务省2014年8月8日发表的资料显示，2014年上半年贸易收支也出现6兆1124亿日元的赤字，是至今为止最大的赤字。出口是35兆7627亿日元，与去年同期比增加8.1%，与之相对应的进口为41兆8752亿日元，与去年同期比增加14.7%，进口的增长超过了出口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在出口方面，由于作为出口主力的汽车、机电等领域的企业大多关闭、缩小日本国内工厂，把工厂转移到海外，使日元贬值没有促使出口出现相应的大幅增长。而在进口方面，进口天然气增加、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上升，是以上诸多因素叠加致进口额增长较快。虽然最近石油价格大幅下降，但日元也一再贬值，相互抵消，情况没有变化。

至2014年7月日本贸易持续25个月的赤字，连续2年以上形成赤字是由于日本的进出口构造经过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已发生了变化。在世界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7月，日本的贸易黑字是8511亿日元，当时的日元贬值直接带动了出口的增加，随后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增加在海外的生产，所以形成了现在虽然日元贬值也不能大幅度推动出口的构造。2014年7月日本出口汽车52万台，比8年前减少了20%，而从中国进口的手机等通信机械在这8年中增加了5.4倍。中国已成为制造各种最终制成品的世界工厂，而日本作为出口机械、零件的角色更为鲜明；再加上由于东日本大地震核发电厂被关停进而增加了火力发电所需的燃料和日元贬值，造成日本贸易赤字迅速扩大，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出口萎靡所造成的。虽然生产汽车、机电产品的日本企业的利润增加了很多，但由于日本人口减少，市场在不断缩小，与在国内生产相比，日本企业更加重视海外，从而使日本产业“空洞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至今，在日本国内制造成品，再出口赚取外汇的所谓“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日本企业在海外拓展，在海外生产、采购及在海外销售的方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将会造成日本国家债务持续增加，日本国家债务有比意大利和希腊等欧洲各国更加恶化的危险。长期的出口低迷给日本经济笼罩上了阴影，日本政府与日本银行的景气恢复设想也因此受到影响。贸易赤字的扩大对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是沉重打击，可能会使日本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如何利用日元贬值扩大出口，是安倍经济学战略政策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

四、安倍经济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安倍经济学面临的负面因素

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大企业业绩上涨，消费者收入也明显增加，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安倍经济学的促使通货膨胀的宽松货币政策，虽被指有操纵汇率之嫌，但是到目前为止运作颇为有效。采用机动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公共事业建设投资也为许多产业带来了景气，GDP也出现了增长。到现在为止，安倍经济学在促进物价上升和经济成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安倍经济学的实施，需要面对日本经济运行中的诸多困难和问题，这给安倍经济学的未来走向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1. 201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日本政府大举投资兴建公共设施，是景气恢复的原因之一。从一些经济数据上看日本经济好像复活了，但是景气恢复的关键因素―企业的设备投资却没有大幅增加，GDP增长主要是靠公共事业建设投资带动的。据日本内阁的推算显示，2013年度日本国内制造业企业设备投资额仅相当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度的40%。

2．虽然日元贬值令出口关联型企业获利，但同时也使进口成本不断攀升。日元如果继续大幅贬值，将会不断推高进口商品成本，加大企业经营负担，降低企业的竞争力。

3.日本又从2014年4月1日起提高消费税至8%，造成国民生活成本上升。很多人为了规避消费税上调而提前支出，造成上调之前的首季消费飙升，之后消费低迷。2014年第1季度的消费与前期比增长2%，但第2季度却为-5%。日本2014年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高达6.7%，而第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萎缩6.8%(年化)，这是自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日本GDP中有大约6成来自个人消费，民众消费不足是日本经济难以从低迷中走出来的重要原因，这对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形成巨大压力。在经济状况没有恢复到安定发展状态下，如果贸然提高消费税至10%，有致使日本经济失速的风险。

4.日本对外贸易虽有增长，但贸易赤字却在不断扩大，使日本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问题亟待解决。

5.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严重制约着日本的经济增长，并且在1992～2009年期间已成为对日本经济增长作用程度最强的因素。少子老龄化使日本劳动年龄减少，使得日本整体上的就业参与状况十分不乐观，严重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日本经济的发展。

6.现在的政策受益者主要是大企业和保有金融资产、不动产的高收入人群，而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没有受到恩惠，他们不得不承受和忍耐资源和食品的价格上涨。如果不进行构造改革，单靠为调整通货膨胀目标而增发货币，可能只会提高价格，不能使生产扩大。而提高消费税又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从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两方面打压消费和国内需要。

基于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安倍经济学，必然会造成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困难度。规制改革、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环境问题、充实社会资本问题、技术革新、经济全球化问题、人口减少问题、银行体制改革等这些问题都是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长期课题，而日本更需要在农业、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首先进行全面改革，而所有这些必须依靠市场竞争原理，以激发民间活力为前提条件。

（二）第三支箭是关键所在

安倍经济学的成败，关键是看第三支箭成长战略的政策效果如何，这是打开安倍经济学通往成功大门的钥匙。从税收中支出公共事业社会保障等经费的基础财政支出显示，从1992年开始持续20年处于赤字状态。由于政治上的失策加上因社会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增加，日本已持有超过1000兆日元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调查表明在纯债务余额对GDP比率排名中，日本仅比国家财政破产的希腊低，处于第2位，远比美国和因财政危机引起轩然大波的意大利高，并预测日本的政府债务减去金融资产的纯债务余额将在2017年超过希腊成为世界第一。

随着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意图单靠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已不可能，如何填补巨大的财政亏空是安倍政府面临的首要难题。而且由于国内消费一直被日本政府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大幅度地提高消费税又为日本未来消费增长蒙上了阴影，上调消费税这种牺牲国内消费的做法并非重振日本经济的上策。再加上虽然由于日元贬值对外贸易出现增长，而贸易赤字却在不断扩大，因此采取各种手段促使民间企业经营好转和利润扩大，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以使日本经济重回成长轨道，这成为日本政府的唯一政策选择。IMT警告，除非日本政府将自己承诺过的结构性改革贯彻到底，否则安倍经济学可能会面临失败。如果企业效益不能大幅增长，国民收入得不到同步增加，民众消费不扩大的话，这个政策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形成企业利润降低、国民收入减少、国民消费减少、企业利润降低的恶性循环，使安倍经济学这个政策夭折也未可知。

综上所述，安倍经济学的实施对日本的产业、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都已显现出来，可以说现在已到了决定安倍经济学未来的关键时期。在日本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只靠货币政策恐怕无法解决长期通货紧缩的难题。日本应运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赢得的时间，完善少子老龄化社会所需的劳动力市场、税制调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社会保障等结构改革，配合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第二支箭、第三支箭，发挥政府、央行与民间企业、民间金融机构的合力，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安倍经济学的成败，会对日本、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快第三支箭执行的力度和广度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第三支箭是实施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日本政府采取怎样的增长战略政策，能否取得战略上的突破，对安倍经济学的成败非常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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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井美江子　池田光史　山口圭介．日本国債のタブ-誰も言えない新たなリスク[J]．週刊ダイヤモンド，2013．（10）：28-57．

经济学的背景范文第3篇

我相信我们人类心灵的可以被称为“自由精神”的那种气质，来自于“彼岸”。如果我所信正确，那么一个被“自由精神”支配了的肉身，是不愿为了屈从他形体的欲求而限制了他心灵的自由的。更进一步，一个真心信仰着源自“彼岸”的自由精神的人，绝不相信世俗的任何力量可以伤害到这“自由精神”。再进一步，我推断，这一信仰也正是康德的“纯粹理性”(先于经验世界的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苏格拉底的行为恰恰表明他持守“形为心役”的自由意志的勇气，并以此表明了“人”终归是可以不同于“禽”的（梁漱溟先生说过：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

我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一解答，不仅有阐释学含义，还帮助我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康德立场上的看法：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可能不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phenomena)约束的

“超越现象界(nomena)”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当下我的一些鼓吹“民主”甚至鼓吹“自由”的朋友，他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有感于所见所闻劳苦大众的“不自由”，并且他们坚信导致了这大众的不自由的正是被我们认作“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那个“市场经济”。所以对“不自由”的批判，被他们转换为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不过，我以为这类批判毕竟是知识分子份内之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它自己的“牛虻”；一个伟大的雅典不能没有苏格拉底。

在我向我的这些朋友们解释我的立场和我对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评论之前，我必须指出他们很可能已经染上了我称之为“语言”病的病菌。所谓“语言”病(不是“语病”，也不是“语言病”)，是由“语言”的本性——以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概念”所涵盖着的无穷丰富的“具体性”——加到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上的，时刻妨碍思考者面向真实经验的，将“思”套牢在话语枷锁中的病。克服我们的“语言”病，惟一的途径便是走出书房，走到大众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个被压抑在“概念”下的无穷丰富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仅在这一点上，我真心呼吁这些人文学者们向经济学家们学习，因为后者毕竞终日浸泡在现实世界里，毕竟不至于忽视了生活中发生着的最基本的事实。“理想”是美好的，“追梦”是美好的，个体为了“理想”而放弃现世生活甚至牺牲生命是崇高的。但为自我理想而要求社会放弃现世生活，则不能说是美好和崇高的。

让我再来讨论“语言”病。例如当我们有感于大众的“不自由”(设此项感受为事件“B”)，并且听到和读到人们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指称为“市场经济”时(设此项感受为事件“A”)，我们的“因果性联想”能力总是倾向于让我们认为A是B的原因。为了尊重和回答休谟对我们理性能力的质疑(这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A导致B”这一命题作—番认真的研究，这便是所谓“实证研究”。不论你多么反对实证研究，你不能不跟着叔本华承认，实证研究是人类将梦幻与现实相区分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类研究立即导致第二项任务——从其他人的言说中找到支持或反对“A导致B，，命题的论据而不混淆了在一般概念A(“不自由”)与B(“市场经济”)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其他人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主体而言，这两类生活世界中的前者是“基本事实”，而后者是“派生事实”。

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成熟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世界，就我个人多年的体验而言，一组可以叫做“基本事实”的观察是：(1)那些成熟市场社会里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的质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在物质生活的质量上的差距，当我们沿着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时越拉越大，而当我们沿着市场经挤的方向走时越来越小；(2)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人，在使个体生命得以发展的基本权利方面，似乎比我们目前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更充分，并且最重要的是，更有发展的潜力。例如生命权利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又例如批评政府的权利和在防止个人利用官僚机器剥夺他人自由方面等等；(3)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他们独立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表现得比我们要强烈些，并且更要的是，只有依托于这种精神，“自由精神”才可以被开发出来；后，我想再加上一条，(4)对一般人而言，独立精神决不是生来就的。人们必须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才可能培养独立精神。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制度当中，只有市场制度比较充分地赋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一部分人可以“自由到一无所有”。

请注意，我强调这组基本事实是“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所以我对“多数人”的指称，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当然是福柯所批评的“话语权力”之一种形式，不过我非如此而无法说话。防止话语权力压制思想的办法之一是时刻提醒自己和他人，对我们所陈述的道理，永远有进一步研究和批判的必要。但是“批判”不能超越“历史”。我感觉我的那些批判“市场经济”的朋友们的批判话语，其第一个特征是感染了“语言”病，认为只要超越了语言上的“两分法”就可以超越现实事物的发展阶段；其第二个特征就是“非历史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理性乌托邦来批判现实历史。须知，“理性”是为自然立法者，但绝无可能取代自然。其实这两个特征是同一件事情：只要你面对“发展”的问题，你就必须承认“发展”的阶段性。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们常常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这也很自然，假如你的社会分工就是对社会进行批判，那么你自然便忽略了“建设”以及建设者所必须正视的“发展”阶段性。我之所以不认为哈贝玛斯是一位单纯的批判理论家，因为我相信从他所立足的“交往理性”出发，他不得不从事社会建设的工作。

我说过，“市场经济”只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过渡阶段，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渡阶段。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不妨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可以完全忽视物质生活的质量而终身沉浸于崇高的自由精神的生活当中。不错，任何一个具体的“市场经济”总有阴暗的方面，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去批判。当我们在数学上终于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的手”定理时，我们的数学表述(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简洁地结论说：如果一切经济资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如果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是连续的，如果市场价格是人们据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的惟一信息来源，那么人们的自利动机总可以把社会带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中。与这一定理相补的另一个定理，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是这样表述的：对任何的一个资源有效配置状态，总存在至少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在这一财产分配基础上展开的自利的个人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最终把社会带到那个给定的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中。

数学之为形式逻辑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数学之为抹杀差异的手段，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当市场按“福利济学第一基本定理”调整其经济资源的配置时，人们便承受“失业”、“短缺”，“兼并”’“破产”，希望与绝望，压迫与反抗，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生活窘困。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阴暗方面，但还不是最坏的方面。市场经济最值得担忧的后果，其实早由自由市场派经济学的“教父”弗兰克·奈特指出过，那就是自由人的异化过程，奈特说：分工与专业化的代价之一，便是“本应全面发展的人性只好在单一方向上发展”。

关于自由市场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也同样是静态和非现实的。例如当社会认定了一个“理想”的资源有效配置方案之后，该定理说：总存在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市场能够实现该资源有效配置方案。可是在现实世界里，这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往往意味着极大地偏离社会既有的财产分布格局，于是意味着社会革命和伴随着革命的“剥夺”、“战争”军备竞赛与毁灭。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另一些阴暗方面。与人的异化过程相比，我觉得人的自我毁灭过程更加可怕。后者之所以更需要警惕，是因为它最初是以“理想”的资源配置方案取得其支配社会命运的权利的。

经济学的背景范文第4篇

这首民谣《氓》选自《诗经》。其实这段民谣还透露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早在先秦时期，想要求娶别人家的女儿，已经需要带着聘礼了――没有聘礼，即使姑娘自己愿意，她的家人也不会同意将她嫁给自己。

婚姻，一场特殊的“交易”？ 其实，自从“妻从夫居”时代开始以来，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自发地形成了在订婚时由男方送女方聘礼的风俗，而聘礼的实质，则是对女方家庭养大女儿所付出的感情和财物上的一种补偿。由于古时男性是家庭中主要的劳动力，而女性的地位较低，因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婚姻更像是一种买卖，即男方用聘礼买断了女子在性和经济上的权利。

其实古代中国人还算厚道，一般来说，如果结婚后由男子休妻，聘礼是不需要退回的。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某些民族，比如苏丹南部的丁卡族，还支持类似“7天内有问题可以退货”的不公平条款，那里的男性族人在娶妻时要以60头牛为聘礼，但如果妻子婚后不育或出了其他问题，也就是女子的“使用价值”没能实现，不能帮男性传宗接代，那么男性可以离婚，并要回之前60头牛的“货款”。

正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古时候的妻子其实是用各种有价值的聘礼交换而来的“商品”，所以妻子在家中的地位往往非常低下。

功能繁多的聘礼 聘礼的作用多得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比如，它还对结婚的双方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就像是给婚姻上了一个“保险”。

不过，聘礼行为实际上还是对男方更有利。因为结婚后基本都是妻从夫居，女性是要长期与丈夫一家生活在一起的，因此大多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如意，比如被婆婆打压、被夫家苛待做苦活等，都是常事。但由于聘礼是交给女方亲属的，拿人手短的亲戚即使知道自家的女儿在别人家过得不好，也得劝女儿忍一时之气，以免给男方离婚拿回聘礼的借口。可见，聘礼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说，甚至买断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

聘礼最好只是态度 过去，在社会生产力都普遍低下的年代，聘礼的多寡和男方的身份地位是息息相关的。男方家里越有钱、地位越高，给出的聘礼自然也就越丰厚。但是现在，事情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有人曾在甘肃省的一些贫困山区进行过一项聘礼数额的调查，发现当地人虽然年均收入只有数千元，但是在嫁女儿时要的结婚聘礼，却都在数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甚至有些地方起价就是10万或15万元。很多家庭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欠下了一屁股债，老父老母不得不外出打工还债，甚至有些家庭，在孩子出生上学之后，还是还不完欠下的聘礼钱。

经济学的背景范文第5篇

摘 要：该文分析了北京城市规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其中蕴含的经济学涵义，提出城市规模扩张产生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相等是城市发展的平衡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城市规模调控的对策和建议，重点强调不应人为限制城市规模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北京城市规模调控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这样的分析，作者希望对提高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科学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北京 城市规模 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7（a）-0168-02

截至2015年底，北京常住人口为2 151.6万，接近澳大利亚人口的2 400万。从表面上看，这给我们很大的错觉，许多人立刻指出北京人口太多了，已经超过了应有的极限，控制人口数量迫在眉睫。果真是这样吗？目前北京城市规模真的到了必须予以限制并大力疏解的程度了吗？城市规模的合理水平到底由什么来决定？面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应如何看待北京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由此产生的问题？该文将就以上问题，结合经济学相关理论给出初步的看法和建议。

1 城市规模的经济学涵义

1.1 城市发展产生的规模效益

城市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角度说，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个小的集市不可能准备齐全的商品满足人员的需要，那样成本太大，得不偿失；大城市就不一样，可以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居住在那里的人员需求，物品周转速度快，效益高。大城市产品服务齐全，生活便利，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大量的人员聚集又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反过来又会刺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

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中很多行业都具有规模效益的特点，这促使城市不断地扩张。比如：电信业、自来水业、燃气行业、供热行业、公共交通行业。这些行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规模效益，即在发展初期，投入的固定成本很大，如果此时进入服务的人员少，则成本很大，提供的服务质量就会很差，这就是人口少的小城市面临的情况。但是，一旦接受服务的人员增加，其服务质量将大大改善，直至达到服务便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是人口多的大城市遇到的情况。城市中的服务行业，都面临建设初期投入成本大，一旦建成，随着服务用户的增加，边际成本递减，行业的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企业的效益越好，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会提高，由此这些行业就形成了自然垄断，因此，城市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并不断地扩张。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聚集不仅使各种公共服务的质量得以提高，人们生活更加便利，而且有利于创新发展。科技和文化创新发展中心大部分都来源于人员极度密集的大城市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大都体现在国内几个中心城市区域，比如：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等世界城市。这些特大城市的发展，细化了城市的社会分工，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体现出很强烈的规模效益的特点。

1.2 城市发展产生的拥挤成本

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其拥挤成本也在不断地加大，即城市规模扩大的边际效益增加的同时，其边际成本也在加大。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面积的限制，人口密度必然增大，就会造成拥挤成本上升。比如：高层建筑的增加，造成单位建筑成本上升；土地价格的提高，使得各行各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自然上升，这些都是人口密度增加导致城市拥挤成本增加的例子。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交通行业为满足需要也必须向多方面发展，比如：修建地铁，建设高架桥梁，修建大型停车场，这些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规模扩大导致拥挤成本上升的例子。

还有造成环境破坏的成本。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空气污染，噪声干扰，水资源破坏以及城市垃圾的处理。这些都是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显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种负效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处理好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

1.3 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平衡分析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一方面，鉴于众多公共服务行业具有的规模效益的特点，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随人口增加而提高，人民生活更加便利。人口密度加大，城市的规模扩大，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种产业链之间的协调，并形成相互衔接、有效促进的格局，这就使得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的边际效益突显；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的拥挤成本也在加大，各种所谓的“大城市病”都在考验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可以说，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了城市发展边际成本的加大。因此，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说，城市发展规模就应该处在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上。

2 北京城市规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 目前的状况

按照《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 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 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2020年，北京市城镇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 600万人左右，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为90%左右。

然而，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 152万，远远超出了规划指标，也反映出规划严重脱离实际，没有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

2.2 存在的问题

（1）北京人口不断地增加导致的“大城市病”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教育资源短缺、土地资源匮乏、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北京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 “大城市病”体现出的本质问题。北京市出现的这些“大城市病”只是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人口不断地增加所暴露出的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本质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资源供给不足，规划不到位，管理不当造成的，而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大城市病”等一系列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到形成这些表面问题所反映出的公共资源供给、规划和管理等本质问题，其中深层次还是我们应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与北京城市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城市人口调控指导思想的问题。

3 北京城市规模调控的对策建议

3.1 基本原则

北京城市规模调控应打破目前因为人口不断地增长导致“大城市病”因而严控人口规模扩大的指导思想。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让市场机制在北京城市规模和人口调控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服务于市场机制，必要时才可以用行政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从而释放人口巨大潜能，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 北京城市规模发展的几点建议

3.2.1 北京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坚持“两分法”

一方面，北京城市规模扩张不可避免的带来“大城市病”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教育医疗资源缺乏、土地供应短缺等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表明，大型城市的人口聚集有利于人才之间智慧的相互碰撞并极大地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公共资源发挥规模效益的优势，改善公共资源的质量；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促进不同行业之间需求和供给的有效匹配，更加容易形成产业链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应客观分析北京城市规模扩张的利弊得失，充分看到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益处，在城市规划和管理过程中趋利避害，以城市的不断发展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3.2.2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使市场价格机制在调控城市规模上发挥决定作用

第一，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市场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机制，北京城市规模调控也必须遵循市场为主的客观规律，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居住者存在一个成本选择问题，导致住房需求强烈，房价必然上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需求和供给程度也必然可以通过价格得以体现，价格机制也必然反过来对人口不断增加的成本给以反作用，最终影响居住者是否进入大城市的抉择。这些方面都会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自发进行调节，形成良性发展。在这方面，政府应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简单的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场作用，比如：人为的限制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人为规定一个城市规模的承载力限额，对于超过限额的行为，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禁止。

第二，用价格机制解决城市规模扩张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应运用价格机制，将污染和拥堵的成本分摊给造成这些问题的个体或组织，在成本压力下，这些个体或组织将重新考虑自身的抉择。在城市人口规模的调控方面，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城市合法就业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符合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符合城市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所以，不应该人为的提出限制人口规模的行政政策。

第三，在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城市规模调控方面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政府要为城市规模发展提供合理的规划指导和公共服务；二是在出现外部性问题时，需要市场价格机制与行政手段进行合理匹配，最大程度应用市场价格机制解决问题，避免对城市发展产生人为阻碍；三是在不得不考虑应用行政手段调控城市规模发展时，要更加注重效率基础上的公平目标，实行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实现城市规模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