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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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与监管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4-0082-05
一、金融创新的主要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文以IS-LM模型来分析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图1所示。金融创新的发展改变了投资者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方式。比如,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利率上升会导致实际投资下降这个大方向不会变。但是有没有金融创新,结果是有差别的[1]。金融创新使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渠道增加了(可以运用衍生工具筹集资金),为投资者增加了资金的可获得性。从而,同样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因为金融创新的影响,实际投资的下降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可以认为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减弱。例如,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建立,有助于价格波动的减缓和风险的降低,这会促进企业的投资[2]。企业投资的增加会使IS曲线向右移动,由IS移至IS',这将导致均衡利率的上升和均衡产出的增加,利率由i0增加到i',产出由Y0增加到Y'；同时,各种金融资产的替代性会增加,这将导致货币需求对债券收益率的变动更加敏感,LM曲线趋于平缓,呈LM'状。显然,这将导致产出的增加和利率的降低。如图1,在新的均衡点E"处,产出为Y",利率为i",虽然由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的增大,货币政策的效应减弱,但是财政政策的效应会有所增强(见图1)。
(二)对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创新手段的丰富应该使金融市场运行更加有效。市场参与者可以从多样化的创新手段中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工具,从而降低业务成本并加强营运的安全性。同时,由于金融中介手段的比重降低和金融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借款人的资金成本降低了,收益提高了。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提供者也得到了相对过去较高的资本收益。这种趋势从理论上讲应该能使现有的资金配置更加有效,并促进储蓄额和投资额的增长[3]。此外,市场自由化可以降低一部分金融市场参加者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市场的进一步深化。初级借款人、中小企业、新企业、政府甚至消费者都能从市场上得到满意的资金来源。这样的市场也能有效的向资产持有人提供更好的流动性。流动性和资产多样性使金融机构调整资产状况和进行负债管理更加方便有效。新的金融手段也能够将各种风险进行分离、平衡和分散,使风险转移到最有承受力的一方。
由于市场内在的不完善性以及不合理管制的存在,金融市场资金的配置效率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金融管制都应该取消,重新回到像美国早期的“野猫银行时期 ①”。有些制度对货币政策、投资和促进金融系统稳定是必需的。监管当局在效率和稳健之间取舍并力求平衡前进。
由于发展阶段和政策取向不同,各国金融创新速度和金融监管措施也不尽相同,由此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效率也不相同[4]。一些国家在发展的早期实行人为压低企业借款成本的政策,以发育企业制度。但随着经济的深化和成熟,市场配置资金必然会成为首选手段,政策调整也势在必行。金融自由化和各国国内市场的开放为资金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但有些国家仍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管制、高额的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企业债务比例过高等等；证券化趋势会助长企业杠杆收购(有些是恶性事件),对生产性投资造成冲击。尽管企业合并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经验表明,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此外,面对不确定的金融市场,借助于信息技术,市场参与者会对市场上的新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在一定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分配效率会提高,这一点已得到公认。但参与者的行为总是与市场所要求的资金流动方向相一致吗?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波动(有时会造成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目前,研究者的看法不一。一些新式的金融手段,如计划交易和套头技术,是否会长期影响价格,尚无定论。
(三)对商业银行透明度的影响
金融创新所导致的新的金融手段的多样化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重要性的上升,向监管者提出了透明度问题。传统的银行监管侧重银行贷款质量,在排除了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动后,银行资产质量一般是比较平稳的。新的金融手段的采用和银行在证券市场上作用的增加,向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证券交易中,重大损失可能在瞬间发生。目前,尚无足够严密的监管网络,可以及时监测银行的证券交易行为。因此,加强对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监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这需要银行增加其经营管理的透明度。
巴塞尔监督委员会在促进银行资产风险的评估和管理的标准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其推动下,各国纷纷推行最低资本金要求,确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中各种不同风险的相应比重要求,规定认购票据发行交易的具体比重等。但由于各国会计原则和税收政策不相一致,反映银行透明度的财务报表标准不统一,这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提出了挑战[5]。尽管会计组织的标准化面临许多困难,但各国在促进银行财务报表尽可能全面地、有实际意义的、比较连贯的披露其资产状况方面仍有大量工作可做。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逻辑联系
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发展,而金融风险从另一个角度也迫使金融向前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两者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近代金融创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特别是以金融工程形式出现的金融创新,为管理和控制金融风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创新毕竟是一种工具,它可以用于好的方面兴利除弊；也可以用于不好的方面。即使不被利用和操纵,金融创新本身在规避了某些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特别是金融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一种金融风险转换为另一种金融风险[6]。另外,有些金融创新在初期能够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当其成熟以后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的内在关系如下：
(一)不是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金融创新来规避。有些金融风险可以依靠金融创新来管理,有些金融风险则只能依靠管理和其他手段来规避。
(二)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用来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有不同的动因,有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有的是为了规避管制,也有的规避了金融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金融创新的确是用来规避金融风险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肩负着规避或消除金融风险的职责(见图2)。
(三)金融创新增强了各主体规避金融风险的各种能力。在规避直接金融风险方面,承担金融风险的主体可以适当的使用金融创新来减少损失。在规避间接金融风险方面,由于直接金融风险的规避,所引起的间接金融风险必然会减少,所以金融创新也能帮助规避间接金融风险。
(四)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从金融创新的起源来讲,最初的金融创新就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7]。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证明,金融创新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也就是金融风险表现最为激烈的时期。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金融风险的加剧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加剧一直是国际金融市场最为鲜明的发展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每一场金融风暴都与金融创新有关。金融创新对金融风险推波助澜的作用令人谈虎色变。金融创新可以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也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总之,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是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内在根源。金融工具或金融市场运作体制的不断创新、不断演化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构建了这个巨大的倒金字塔。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越发展,这个倒金字塔也就越庞大,金融体系也就越不稳定。在庞大的衍生市场面前,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表露无疑,一旦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整个倒金字塔就会轰然倒塌。不可否认,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金融创新也是“双刃剑”,如果使用监管不当,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性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创新成果,为投机者提供了大批操纵市场的先进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拥有了撼动一国或地区金融市场的巨大能量；在金融自由化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的主旋律时,以确保金融系统稳健运行为目的的金融监管在如雨后春笋般的金融创新面前,显得十分无力。这些都成为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尽管如此,金融创新必须进行,否则会阻碍金融发展。我们在金融创新中规避金融风险,发展金融；在监管由金融创新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中推动金融创新,形成良性循环。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监管三者的关系由图3表示。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探索
(一)“十一五”期间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构想
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第三十三章第四节：“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的指导思想,同时从我国金融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金融业迟早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道路。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设计和规划金融监管模式。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也可以有两种选择,即统一监管模式和功能监管模式[8]。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产品复杂、金融风险多样,因此,理想的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模式,具体而言,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可在功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联系到中国实际,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可以采用在统一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具体来说,可由人民银行来牵头,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及中编办等部门共同参与设立。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局)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框架,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化分工的“三合一”的功能型监管体系；与此同时,还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在金融监管委员会(局)金融中介机构服务管理部的协调下,充分发挥金融自律性组织、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造起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9]。
建立我国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是要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资源进行整合,目的是要以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为原则,通过优化监管组织结构,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金融监管队伍,实行金融监管政策的统一制定和执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可以防止出现决策与执行“两张皮”或分业监管模式下“各自为政”的弊端,又能从根本上消除多层次监管、重复监管、机构性监管所产生的问题,有利于增强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防止发生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将模式改革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要努力缩短组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时间。由于金融监管体模式化较大,人员调整较多,如果改革时间拖得过长,部分工作人员会因工作和职责调整的不确定性而出现等待心理和短期行为,容易导致一定时期内的金融监管缺位。有关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经验表明,改革方案确定之后,在一年内完成组建有关监管机构比较可行[10]。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克服不同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文化差异,并在法律上为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提供支持。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目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三大弊端：
1.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监管真空、重复现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协调效率低、法律约束力不强。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例,其交叉性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领域互相渗透,但目前未有任何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存在监管空白点[11]。
2.当央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在货币政策取向、金融系统性风险程度判断、处置突发性金融事件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或争执不下时,由于没有一个权威决策部门,最终只能将问题提交到国务院解决,决策的低效率在所难免。
3.特别是在基层,当涉及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问题时,地方政府、央行、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如何进行协调不明确,一旦发生风险,容易延误最佳处置时机。
因此,加快金融监管协调立法势在必行。建议国务院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条例》,主要内容包括协调目标、基本原则、协调组织机构、央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在协调机制中权利和义务等。《金融监管协调条例》应明确央行在协调机制中的具体牵头组织职能,将央行、金融监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上的分歧、冲突和盲点作为协调重点。
鉴于我国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着相当的风险,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之后,为了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需要处理好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合作,建立跨部门的金融稳定机构,专门负责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可以设立货币安全与稳定局(见图4),因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二者虽有显著差别,但在政策操作中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适当的金融监管不仅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为货币政策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健康、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增强对货币政策变化反应的灵敏性,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正确的货币政策则可以有效的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而这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安全的根本保证,人民银行在政策操作中如能使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果就会产生倍数效应。但是如不能保持协调一致,则都会给对方造成不利的影响。实践证明,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过于严厉或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干扰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将金融安全与稳定局作为一个常设的协调机构,既可以在该机构的协调下营造稳定的金融体系,又可以提高监管效率的双重功效。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尤其要加强与在华外资银行的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联系,密切关注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防止国外金融风险向我国蔓延。
在金融监管协调具体工作制度层面,央行应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联合制定协调机制的配套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明确共享信息范围、信息采集具体分工、交换方式、保密规定等内容。二是建立联合检查制度。对一些关联业务和交叉业务尽量采取联合行动,避免重复检查,提高监管效率。三是建立紧急磋商制度。分别针对日常状态、紧急状态和危机状态的不同情况,尤其是金融风险突发事件,规定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启动的条件和程序,明确有关各方的职责、处置手段、法律责任。同时要加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见图4)。
为了发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作用,可以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下设立金融监管咨询专家小组,充分利用学术界和金融机构的金融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资源,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方面的意见,为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法律环境上看,为了紧跟金融改革与开放步伐,适应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需要,应对监管的法律制度进行清理,要对不适应我国金融发展的法律条款予以废除或修订,尽快修订现有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法规的不适宜条款,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安全与监督管理法》和《金融安全与监管协调条例》等法规,增强金融法规的适应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提高金融执法的专业化和效率,为我国金融业的综合化发展和有效金融监管创造必要的法律环境[12]。
总之,要从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循序制定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具体方案,实行金融监管职能的重新整合,防止部门利益、机构膨胀驱动,实行机构精简,促进监管资源的优化和配置,充分发挥统一金融监管模式带来的好处,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保持金融业平稳运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二)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设计
从长远来看,中国金融业未来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道路。因此,我们既要面对现实,又要着眼未来,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鉴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形式,金融监管模式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除此之外,还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并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金融自律性组织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筑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
1.监管主体及其职能
监管主体主要包括：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和信托监管局。主要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包括市场准入、资本充足率、风险评估、信息披露等。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和信托投资业务的监管,将现由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银行业和信托的监管职能移交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继续执行现对证券业和保险的监管职能。
2.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框架设计图(见图5)
注：带*为未来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
3.监管机构间的协调
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进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托监管局的协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各监管机构要向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报送监管信息,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间要尽可能做到信息共享。
4.建立健全金融自律性组织,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
金融自律性组织是金融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形式,它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有效地避免不正当竞争,规范其行为,促进彼此间的协作,与监管当局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中不可缺少的。目前我国的这类组织很不健全,就是已经建立的,其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后,应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牵头建立和健全金融自律组织,采取会员制管理方式,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入会,入会者要交纳会费,遵守该组织章程。金融自律组织参与监管,主要负责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会员的管理、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情况,及时向社会有关监管信息等。
5.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愈来愈明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同时中国金融机构也将走出国门,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由于其业务广泛,经营范围会跨地区、跨国界,而各国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因此,仅靠本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是不够的,必须加强与国际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交流,密切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与蔓延。
[注 释]
①“野猫银行时期”是指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关闭之后,直到1863年美国《国民通货法》(一年后进行了修改,称为《国民银行法》)的颁布,在这27年里,美国进入了自由银行时期,银行体系完全由私人(非公司)和根据各州发给的公司执照来经营的银行组成,开办银行成了一种赚钱的方法,因而那时又称为“野猫银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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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Financial Risk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Our Country
Gao Shan
(Postdoctoral Program of China Merchants Bank,Shenzhen 518040,China)
金融风险与监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风险;转移;金融监管;资产证券化
[作者简介]陈兵,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香港城市大学
机构同样承担着类似银行的业务,也正因为如此其被称作影子银行(shadow bank)。而这些主体没有受到太多规则约束,也无需向公众披露过多信息。但其实际上负担着银行转移过来的风险,并正在为市场提供着大量信用,而其自身的资金储备又是不充足的;当出现了投资者信心不足的情况时,会出现与银行储户挤兑的类似情况而在市场上产生连锁反应。
综上,由于监管者对资产证券化创造资产流动性、转移银行债务风险的操作模式没有充分的认识,房地产市场上原本不流动的风险在相关的金融市场上传递开去,而相应实体经济中的变化也在虚拟经济中被放大了。
(二)对资产池构造方式创新的过度放任
市场风险(market risk)作为现代金融市场中系统风险的另一个更为常见的表现同样与资产证券化某些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被用作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会被从发起人的其他财产中分离(segregation)出来,从而避免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会在发起人或其附属机构破产时被一起纳入破产程序中用于清偿发起人的债务。分离需要通过法律上的人为安排来实现,即通过构筑真实销售,将相应债权卖给spv。在证券化几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发展中最突出的变化集中在分离出的债权所组成的资产池方面,也就是说,资产中资产的组合和交易方式经历了不断革新。
资产证券化将不同来源的相关资产组合成资产池(portfolio)后分层(tranche)并以对应层次的资产为基础发行股票给投资者。这种组合一开始是将具有相同合同条款、性质类似的债务打包并进行分层。分层的目的是用多样化的基础资产(un-derlying assets)创设出不同信用等级(aaa,bbb等)的贷款,同时又能够满足证券投资人对于风险和收益不同的投资需要。分层的方式有很多种,较为简单的如转手证券(pass-through note),是将资产池中的资产分成优先级(senior class)、中间级(subordinated or junior)和股权级(equity class),应收账款的分配在量上会首先保障优先级证券持有人受偿,这样最后股权级甚至中间级资产对应的证券会有无法完全收回投资的危险,而优先级证券得到了较低层应收账款的保证显得更加安全;当然也因为其风险较低,对应的收益率也会较低。较为复杂的如转付证券(pay-through note),以最近流行的现金担保债务凭证(cash 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为代表,其分层重要的创新在于将更多不同性质的资产组合到一个资产池中,形成了有如共同基金(mutual fund)这样的产物,通过投资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来冲抵防范基础资产的潜在风险。其进一步通过投资者获得支付时间上的先后创设出不同级别的证券。不同证券持有人在本金甚至利息方面获得的支付时间不同,这不但从效果上保证了较高级别一层的基础资产所对应证券的持有人能够完全收回投资,同时不同到期日的证券又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在投资时对资金周转速度的不同要求。
随后产生的是更为复杂的合成担保债务凭证(synthetic cdo),金融创新于此被发挥到极致,突出特点是资产证券化与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结合起来,比较常用的衍生品有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该金融衍生品是指,合约由两个法人交易,一个称为买方(信贷违约时受保护的一方),另一个称为卖方(保障买方于信贷违约时损失)。当买方在有抵押下借款予第三者(欠债人),而又担心欠债人违约不还款,就可以向信贷违约掉期合约提供者买一份有关该欠债人的合约/保险。通常这份合约需定时供款,直至欠债人还款完成为止,否则合约失效。倘若欠债人违约不还款(或其他合约指定情况,令人相信欠债人无力或无打算依时还款),买方可以拿抵押物向卖方索偿,换取应得欠款。卖方所赚取的是倘若欠债人依约还款时的合约金/保险费。即受保护买方(protection buyer)定期向(为买方)提供保障的卖方(此处即spv)支付费用以换取对与某个实体或某项债权有关(referenced entity or referenced re-sponsibility)的“信用事件”(credit events)的保护。合成担保债务凭证拥有与现金担保债务凭证资产池相同的风险组合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合成担保债务凭证的基础资产是信用掉期合约的集合。这种形式的证券化实际上是因为现金担保债务凭证逐渐流行而市场上又缺乏足够的担保来形成更大规模的现金担保债务凭证所产生的信用交易方式。最终,为了进一步充分利用市场上的担保债权,担保债务凭证的股权级会被拿出来再进一步进行分层和合成,就会形成cdo的平方、立方甚至n次方。
上述资产证券化不断创新逐渐走向复杂的过程,尤其是与衍生品结合这一重大变化,充分显示了市场主体投机和有效化解风险这两种相伴的需求。这同时也是前述影子银行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代替银行进行融通资金活动的有力体现,也就是说货币市场在银行系统外成为又一个联系不同主体进而事关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与货币市场有关的市场风险的影响力应被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现代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其基本的出发点无外乎都是让投资多样化(diversifying),对和市场风险存在消极(nega-tive)关联或不相互关联的风险进行组合并最终平抑风险。但是当这些风险和市场成积极(positive)关联时则不能被有效化解。鉴于包括合成衍生品在内的证券化相关操作缺乏透明度和统一结算,监管者和市场主体无法对整个金融市场中的情况作出充分、及时的把握,而越发复杂的产品结构在进行过度信用创造的同时更催生了大量信用泡沫,相关监管机构持着如此操作可以分散甚至化解风险的观念也任由这样的创新无序地发展下去。当投资者信心不足时,货币市场的泡沫就相继破裂了。
三、对资产证券化调整及程度的拷问
只有正确理解前述资产证券化在市场中暴露的问题才能有利于监管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金融海啸发生近两年的时间里,各国政府、行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已经积极地着手对相关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而事实上,这些以资产证券化及其他紧密联系的相关问题为调整对象的各种措施恰恰反映了金融风险产生和传播方式已经受到了一些国家的重视,并对其监管理念开始产生影响。
围绕着资产证券化,可以看到在源发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9年6月,美国财政部颁布了加强对金融监管的规定。这份白皮书明确提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改革金融监管和调控中存在的漏洞和缺点,从而将美国经济
拉回持续复苏的状态。在“建立对金融市场的综合监管”这个标题下,白皮书明确地提出了提高证券化市场监管的一些总体性建议,包括出台新的有关市场透明度的要求,对信用评级机构加强管理,以及要求发行商和发起人对证券化的贷款保留金融利益。
而对相似的调整对象。其他主要国家也同样表现出了紧张和极高的关切度,纷纷加大监管的力度。旨在加强国际金融构架、维护金融持续发展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就相关问题已经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其在2009年的《匹斯堡公报》(pittsburgh communiqué)中提出了与美国大致类似的总体目标,那就是对资产证券化、场外交易的衍生品、信用评级机构、对冲基金进行更为严格(tougher)的监管。
具体而言,各国在类似的总目标下正积极出台相关的细化方案。前面提及的资产证券化暴露出的两大方面的问题正好与系统风险内涵的两个方面(以银行为核心的机构风险和以货币市场为核心的市场风险)大致对应,而各国政府和组织对资产证券化的改革调整方案也同样能够反映出对上述两种风险的不同解决方法。下文笔者对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相关做法进行梳理和归纳。笔者主要从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两方面进行论述,而这两大调整对象恰恰反映了对传统机构风险的继续重视和对市场风险的重新认识。
在对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美国的证券和外汇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sec)以及银行监管机构将会规定进行资产证券化的主体自己保留基础资产5%的信用风险,同时sec将会有更大的权力对资产证券化有关贷款层面的信息披露作标准化的规定。欧洲也出台了类似的5%的规定。而g20在《匹斯堡公告》中也提出对银行进行证券化操作要留有更多资金储备。国际上,《巴塞尔协议》终于在2009年7月通过了一系列完善巴塞尔框架协议的新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其中对有关资产证券化规定的完善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揽子措施中,《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进一步加强了对某些资产证券化最低资本要求(第一支柱)的约束,对再证券化产品引入更高的风险权重从而进行相关操作时需要相应增加资本储备,同时要求银行需要对外部评估的证券化风险暴露(exposure)进行更严格的信用审查。类似的措施一方面反映出对传统银行在保证金融市场安全方面重要性的再次承认,以对银行相关操作的监管和控制作为金融危机后各国采取措施的核心部分反映出各国在控制和降低金融风险上对银行的继续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各国监管机构通过资产证券注意到一定的金融操作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市场中的流动,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分散化不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完全化解,甚至反而由于金融风险的传播和扩大而带来整个市场的风险。鉴于此,既然完全保证银行脱离金融风险似不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做法,那么就应当相应给予银行在金融市场中一个修正的定位。
在衍生品方面,g20提出所有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合同(standardized otc derivative contract)需要在交易所或者电子交易平台上进行,并集中进行清算。otc衍生品合同需要向交易备案机构报告。非集中清算的衍生品需要服从更高的资本要求。美国也类似地希望将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合同转入清算所进行清算,并在交易所进行受监管的交易;而满足特定需求的“客户化”(customized)的衍生品需要报告和备案。衍生品不是本文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但是其中相关规定必定将会同样适用被合成人资产证券化的衍生品的调整,从而为资产证券化的平稳运作提供保障。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对风险认识的深化一言以蔽之是对传统上较为简单的机构风险调整的修正,所导致的更深远的影响是可能带来监管上的调整广度增加,以及对相应经济性的拷问,甚至是调整模式的转变。
第一,在众多的措施背后实际上一直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金融监管到底应该对金融市场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会涉及有关经济节约的问题。也就是说,相关主体进行资产证券化原本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求成本更为低廉的资金来源,对资产证券化规定过多或过于烦琐的标准和规则会伤害到使用者的积极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对私人性质的资产证券化(private-label securitization)应当进行全面的改革,其对有关修正激励机制的不当以及合理注意义务缺失的主要建议进行了研究,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进行表外操作的主体要求严格的会计标准,提高自留额的要求,增加披露事项和透明度标准,证券化机构补偿应当与证券产品更加长期的表现挂钩,更加简单和标准化的证券化产品等等。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imf所表达的,监管的广度增加又会涉及到是否经济(cost-effec-tire)的问题。imf报告提出,虽然这些方法在总的方向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全部采纳可能会过于昂贵;其中报告特别提及了美国和欧洲5%的规定。尽管g20的银行资金储备要求也引起争议,但是可能是因为传统上银行在系统安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有关措施得到了包括欧洲影子金融监管委员会(european shadow financial regula-tory committee)在内的更多支持。如有评论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留而在于留多少。同样有关经济性,与衍生品相关的问题作为现代市场系统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话题,显得更具争议性。例如早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sec就逐渐展开了对衍生品的调整,而这一调整恰恰是从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衍生交易开始的。衍生品市场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自治的市场,通过行业组织国际互换和衍生品联盟(international swap and default asso-ciation,isda)自主谨慎的管理,被认为已经平稳运行了超过二十年。在这些年中,衍生品私下的、场外的交易享有美国证券法联邦和州两个层级的注册豁免。但从2006起,在向公众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这一问题上,规则ab(regulation ab)要求如果对冲交易中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被估计为“比例重大”(significance percentage),即10%或更大比例时,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的发行商需要对衍生交易相对方的金融信息(financial information)进行披露。如果cds的提供者或其附属机构同abs发行商有不止一单的对冲交易,那么这些交易必须被合并(aggregated)计算来确定上述“重大比例”。具体来说,如果比例大于等于10%但是小于20%,abs的发行商必须
向对冲的相对人(证券持有人)披露某些金融信息,包括对冲交易提供人最近五年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如果比例大于等于20%,那么abs的发行商必须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counting principles,gaap)和sec规定的要求来对经过审计的完整财务报告进行披露。该披露必须列于招股说明书中,同时需要根据修改后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的要求不断更新和持续公开相关信息。这样的规定遭到美国国内abs发行商的抵制,关键在于这些要求将会增加其成本、减少交易的机会。因为对于众多衍生品提供者来说,基于方便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其本身并不会按照gaap的要求准备相应的财务报告,所以能为资产证券化公开发行提供对冲交易的主体就有限了。总之,衍生品市场本来就是一个专业化主体参与的市场,依靠金融创新的力量带动信用创造。故对其进行监管时就显得相当复杂,这也可以从各国对衍生品的监管留了相对较长的改革过渡时间反映出来。如何做到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兼顾效益可能要有待于各国的进一步实践检验。
最后,结合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探讨证券化监管程度这一问题背后有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方面,即可能会涉及到是否还应继续坚持原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模式的问题。以美国为例,证券市场的监管采取的是市场原则的方法(market-dis-cipline approach),这种方法即通过市场参与主体依各自动力驱使和理性判断形成相对有序的市场。在政府原则性的指引下,可以由相关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来进一步细化和指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市场主体接触到充分的市场信息。在一个高度透明的市场中,主要依靠市场的调控同时也被可以满足前述高效的要求。资产证券化市场原本就是一个自主运作的市场,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事实上的政策制定者为市场运作提供保障。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不需要政府监管市场,由于过分依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最终因为信用评级市场缺乏有效竞争、存在利益冲突引发不真实评级,并由此助长了信用泡沫的产生。现在各国都已经在着手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改革,并努力改变完全依靠信用机构外部评级的局面,从而逐渐恢复市场的自主性。但如何做到将前述改革中的政府监管措施的指引和市场自行运作协调起来也有待实践的检验。
四、结语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谨慎地分析资产证券化能够充分暴露资产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方面,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的认识不足造成了金融机构置身于风险链条之外的错觉从而可能引发机构风险;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结合过于复杂的信用工具对信息透明度造成了影响,以至于不但不能使风险多样化反而更容易造成资本市场的不稳定。这其中,机构风险和市场风险并非绝对无关;事实上,资本市场的相关风险同样会通过影响市场中的机构来引发危机。
上述两方面从更深层上诠释了现代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含义,而据此各国所进行的监管改革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是对金融市场整体平稳运作的实践。故没有人能否认对于证券化的审视是对这次金融海啸进行反思的核心。
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未来,有学者研究认为,从证券化的核心步骤真实销售来看,这种工具本身就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但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依然有着逐渐发展壮大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规模效应”(too big to fail)使政府只能被迫接受并通过改进监管、完善规则来保证这一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工具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了资产证券化在过去几十年来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和为投资者、消费者提供的便利。这样看来,虽然对资产证券化厌恶者不乏其人,甚至有激进者声称要废除这样一种金融工具,但这样的立场是不符合现实、不可取的,例如虚拟经济应当被抛弃这样过于偏颇或激进的观点是应当避免的。
金融风险与监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
虽然渗透率较低，但实现了超过360%的高速增长，平台数量也从880家增加至2595家。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初，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去中介化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为资金供求双方所提供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模式，引发了金融领域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的深度变革，开创了我国金融发展的新格局。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目前我国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新兴互联网企业，二是被“普惠金融”倒逼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和服务创新的传统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服务机构。但是，互联网金融的成长道路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在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其风险问题也频频发生，尤其是P2P网贷平台，俨然成为互联网金融风险问题爆发的重灾区。在“互联网+”概念被各方热捧，而监管力度又不到位的情况下，近两年来P2P平台问题集中爆发，跑路、无法兑付、破产的平台不计其数。2015年~2016年3月，共有580家问题平台，其中309家P2P平台跑路，2016年一季度累积问题平台数量达到260家，未来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行业秩序已被严重扰乱（见图1）。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功能与传统金融相比，仍是资金融通、支付结算等，但其在交易渠道、运营技术等方面的创新表明互联网金融同样会具有较大风险，甚至其面临的局部风险要远大于传统金融。
二、风险成因
1.金融行业本身的高风险特性。金融作为货币与资金的融通与交易活动，受宏观经济状况和利益相关者复杂财务关系的直接影响，本身具有高风险的特性。互联网金融的基本功能与传统银行业的金融服务功能本质上是相同的，其基础理论仍是金融功能理论，只是金融服务的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金融行业本身的高风险特性也必然会体现在互联网环境之中。以传统金融业务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包括跨期跨区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价格发现、投资理财等经营货币资金和金融产品的基本功能，依然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2.互联网特征放大金融风险。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体系围绕金融业务的需求进行开发，应用了移动互联网、桌面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各类智能终端技术，为客户提供了更加高效、灵活、便捷、全能化的金融服务，将金融功能更进一步融入到日常经济活动中。但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传统金融业务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容易产生传递速度快、系统性强、难以控制的局面。在当前互联网征信体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P2P及众筹融资模式对传统融资程序的压缩以及互联网较强的关联性和虚拟性急剧放大了信用风险。互联网的快捷性加大了流动性风险及支付清算风险，部分创新金融产品（例如“余额宝”、“微信理财通”等产品账户）是短期的，而其投资在资本市场的项目一般都是长期的，资产负债之间通常存在严重错配，加大了因交易环节中断而导致的风险。另外，互联网金融对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依赖性也使得信息安全成为了新的挑战，不当的操作程序与内部控制、非法入侵与信息泄露等都会对互联网金融服务体系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2016年一季度互联网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报告，336家被调查机构中有288家机构（86%）域名未做隐私保护，140家机构（42%）存在应用安全风险，134家机构（40%）被公开披露了安全漏洞，其业务风险分布情况见图2。
三、风险特性
1.风险类型更为复杂。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创新产品非常丰富。这些金融产品大多运用目前较为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运营理念，结构也较为复杂，一般具有较高的价格波动性和杠杆率，且由于技术保密等原因，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普遍不完整、不准确，导致难以对其风险特性进行全面评估，也难以对其现金流及与其他金融产品的相关性进行准确预测。2.风险传播速度加快。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了金融服务运营的效率，也加快了支付清算风险的扩散速度。在互联网环境下，快速远程功能及移动终端的使用使资金流动的速度大幅提升、范围迅速扩大，互联网金融使用的电子化货币和虚拟化账户等，也使得风险的预防和化解难度进一步提高。一旦出现问题，影响将更快地传递到每个人，甚至引发，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局面。3.风险系统关联增强。互联网金融行业涉及担保企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及多方互联网金融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互相渗透和交叉，使得金融机构间的风险系统关联性日益增强。当发生资金问题时，必定会相互影响，进而可能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互联网特性也打破了传统金融行业通过分业经营、提高市场准入规则等隔离风险的监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风险监管能力。
四、风险监管的难点
1.金融创新与监管尺度。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企业为了追求金融市场的潜在利益而在经营活动中采取变革，提供差异化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活动。这一过程往往会推动金融市场资源实现更有效配置，从而给金融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传统金融的低效和“长尾效应”客观上为互联网金融创新带来了机遇。自2013年以来，互联网创新技术在网络借贷、电子支付、数据金融、网络理财、网络保险等方面引发了新兴的金融热潮，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在金融领域引起的变革已成为我国当前产业变革的重要代表。与此同时，金融变革也意味着重大风险的产生，要求政府通过监督和管理来弥补市场缺陷，从而降低金融创新给金融安全带来的威胁。本质上，金融创新与监管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金融创新总是冲破监管体制的束缚，同时又不断促进监管的变革，对监管体系提出新的挑战。2015年7月，人民银行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框架上对互联网金融的业态定位、监管方向进行了规定，但法律监管边界仍较为模糊。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若监管过于严格，容易扼杀互联网金融行业进行创新的积极性。良好的监管尺度需要兼顾“效率”与“安全”问题。金融创新根植于监管制度的灰色地带，如果对互联网金融放任发展，无疑会造成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如果一开始就对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创新业务实施过于苛刻的监管，虽然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但同时会抑制金融行业的活力和效率。如何在创新与监管的动态博弈中实现平衡，把握适度的监管尺度，是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难点问题。2.新兴行业与监管体系。监管体系滞后是许多新兴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互联网金融行业则更为突出。互联网金融基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由于目前我国监管系统的不完善，容易出现信用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险等问题。2016年4月，央行出台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规范了业务性质，并着重从部门统筹的角度对各级金融监管部门的整治职责进行了划分。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因此，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专门负责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工作，目前的监管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按照传统金融业的分业归口监管。传统金融行业的监管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形成了严格的监管体系。在中央政府层面，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在地方政府层面，有相应级别的机构与之呼应。然而，传统的监管体系已难以适应新兴发展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需要。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业务类型和数量迅速增多，从而引发监管混乱或重复监管等现象，监管效率低下成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重要难题。3.风险控制与监管能力。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关键是风险控制，征信体系的健全则是风险管控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完备的征信体系能够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避免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在互联网环境下，各类新型金融业务高度依赖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也增加了操作和安全技术的复杂性。监管的中心任务，在于确保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管控能够使得总体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在新的风险模式下，监管能力的建设成为新的课题。目前，我国征信体系由央行主导，即大量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数据为官方所掌控。而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短期内难以实现与政府主导的征信系统进行对接，主要是由于各金融机构技术实力参差不齐，难以达到央行征信标准。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标准业务模式尚未形成，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部门从业机构的数据规范性、信息安全机制、客户隐私保护制度等很难达到基础征信要求，在与央行征信系统的信息交互方面存在客观困难，央行难以全面把握行业的整体风险。同时，传统金融监管的技术手段也难以满足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监管要求。在信息渠道高度发达的环境下，金融信息的数量和传播速度均空前提升，而互联网的虚拟性也使得实时监管和实地监管更加困难，从而使得监管负担大大加重。监管机构较金融从业机构在技术实力上存在劣势，其监管能力的建设难以跟上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控的需求。
五、对策建议
金融风险与监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风险 监控对策
与传统的金融机制相比，互联网金融能够在互联网上直接操作，限制比较低，操作简单快捷，是一种新兴的业务形态，逐渐被大家所熟知。但是，互联网金融应该怎样健康的发展才能保证不断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不仅是行业专家，同样也是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所在。本文主要对我国现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状况从经营的主体、法律情况以及互联网金融关于技术操作方面的相关内容进行简单的描述，对互联网金融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督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互联网金融行业在运行中存在的风险
（一）经营主体风险
目前，第三方支付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线上线下的全覆盖形式，并且应用的场合也逐渐增多，丰富了支付工具。而第三方的支付业务总是试图确定自己在互联网中的代收的地位，中间获取相关的利润，但是，从实际的运用情况上来说，第三方结算平台服务实际上与银行的结算业务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把资金积累在自己的平台之上，这就是资金的储存功能，并且，还能用资金进行充值、交易等内容这一过程有点类似于进行存款的吸收。但是，在我国已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银行才能进行存款的吸收、贷款发放以及现金结算等相关业务，其他平台并没有权利进行，这就表明，我国现行的互联网金融中的第三方的支付平台已经从事了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业务，法律没有办法对其进行保护，运行情况比较令人担忧。
（二）技术操作风险
互联网平台在人为的操作中难免会存在着一些风险情况，这类风险可能源于工作人员也有可能来自于投资者的自身操作不当。例如，在2013年的8月份，光大证券就由于订单执行系统出现了问题，而程序员对高频的交易没有进行有效的控制，最终导致了巨量的预期外的订单，投资者的损失非常惨重。
不仅仅是人为的操作会引起风险，互联网金融在操作技术以及平台系统上还存在着漏洞，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交易的安全性问题。例如，信用卡交易是现在年轻人比较流行的交易方式，而信用卡在进行非面对面的交易过程中，需要第三方与发卡行进行端口的互接，这中间就出现了非常大的纰漏，例如，在航空售票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客户拨打信用卡的发卡行电话，同时报出信用卡的卡号、以及卡片上的相关信息内容，核对一致没有出入就可以进行短信的验证，而这一款项也会在信用卡的持卡人的账户上进行显示，但是，这一操作的弊端就在于缺少相关的监督和规范，就没有办法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在实际的业务发生中，很多人都不是持卡者本人，其中就会有给持卡人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引发大量的投诉，解决这类事件也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而这一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航空售票中，互联网的第三方平台被应用在一些虚拟的货币充值、其他网上交易方面，范围不断扩大，涉及的金额也不断提高，这里面存在的风险也会随之不断扩大。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的实际运行也依赖于电子支付的平台，如果网络瘫痪或者是有病毒入侵的话，就会导致整个平台的瘫痪和交易异常情况，让客户的资料和资金受到威胁。
我国关于非金融机构在收到客户备付金的时候有相关的明确规定，指出，非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商业银行开设一个备付金的存款账户，这样，在收到客户的备付金的时候，可以保证备付金能够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得到合法化的转移和清算，这也是合法化的保证。另外，规定还指出了，在除商业银行以外的非金融机构收到客户的备付金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全额缴存支付客户备付金到专用的存款账户上，这也算是对客户的资金账户有明确的去向。但是，在账户资金的管理和调配上，互联网金融机构还是有着主要的支配权力，资金很有可能被挪用，并且我国现在还没有相关的储备金被挪用等方面的处罚的措施，如果出现问题也没有办法进行过多的处罚。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对策
（一）实行动态分类监管
要对互联网金融市场进行监管，而监管的层次也根据金融平台和金融产品的特点分为不同层次，可以由监管的松到严逐渐分为：由市场监管、加强注册方面的规范监管以及更加严格的监管。金融产品不同分成不同的监管方法，如果能够采用比较宽松的方式来进行控制的话，就可以选择影响程度比较低的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形式，相反就要采用严格的监管方式。这里的监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市场的变化以及金融业务的改变随时进行调整，针对不同的产品风险实施相对应的监控计划。
（二）加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加强消费者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这也能提高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督和管理。互联网金融的直接使用者就是消费者，如果出现问题，消费者就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然后，很多消费者的信息理解范围比较有限，还么有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与传统他们接触到的金融有什么样的区别，也就没有办法意识到潜在的风险点是什么。因此，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知识的宣传，让消费者可以更多、更加深入的了解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知识和特点，从而提高消费者的风险防范的意识，理性的投入到互联网金融之中。除此之外，还要让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做到透明化、合法化，加强互联网消费者的知情权利，严惩第三方机构的金融欺诈行为。
（三）对互联网金融数据进行监控和全面分析
为了防止互联网存在的漏洞，一定要加强网络的监管作用，需要监管部门能够根据互联网金融反应出来的数据信息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整体评估，这样才能真正的掌握整个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情况以及发展情况，然后对平台上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进一步的调控，制定相关的监管的办法和标准，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全面的监控。互联网金融的入门门槛比较低，而风险多数都是集中在涉及人数比较多的P2P互联网金融平台之上，所以，监管部门可以根据这一情况，制定相应的经营性和风险性指标，并且对产生的数据进行实时的分析。监管部门在建立风险评估机制的之后，还应该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进行追踪，了解最新的市场行情，以获得最新出现的风险类型，及时的做出解决方案。
（四）提升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出现的金融和互联网是两个不同的产业形态，互联网金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现在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力不强，以及人力物力条件有所约束，实现全面的监管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合作，实现跨部门的合作以及资源的共享，在这样的基础上，会更加容易识别风险，联合打击出现的违法行为，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金融风险与监管范文第5篇
一、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及风险特殊性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强劲
互联网金融是在全球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始于银行金融业务的网络化。自1995年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诞生，银行的网络金融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铺开。2013年中国网银交易规模为1287.8万亿元，大部分银行的电子银行替代率接近80%；截至2013年7月，我国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数量已达250家，第二季度交易规模达1064.1亿元，环比增长64.7%；截至2013年末，国内P2P行业总成交量达1058亿元，贷款存量为268亿元，出借人数超过20万，较2012年200亿元左右的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挑战传统证券业务的众筹模式也开始在国内入驻，并受到投资者青睐。2011年7月上线的“点名时间”，是国内上线最早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众筹平台，截至2013年7月该平台已经接到了7000多个项目提案，有近700个项目上线，项目成功率接近50%。
2012年堪称“互联网金融元年”，自此互联网金融不仅创新层出不穷，而且竞争日趋激烈。首先，电商巨头纷纷涉足金融行业，如阿里巴巴开放信用贷款和理财业务，腾讯与中国平安成立保险金融服务系统，苏宁小贷进入供应链金融领域等；其次，银行系电商也竞相上线，如建行的“善融商务”、交行的“交博汇”、招行的“非常e购”等；再次，互联网金融开始蔓延理财、保险业等行业，如余额宝、人寿联合快钱共推保险网销“三马”联合卖财险等，互联网金融市场上的创新与竞争开始愈演愈烈。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产生及其特殊性
互联网金融活动表现为货币和数字化信息在网络间的传达与调拨，交易双方互不明确，交易过程透明度低，这种依附于高科技和虚拟性的特性，对金融风险具有放大效应。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风险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在本质上具有金融属性，与传统金融一样，互联网金融活动面临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性、声誉等一切常规金融风险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载体是互联网，互联网本身附有的虚拟性、技术性以及创新性特点会给互联网金融附加很多系统性的隐性风险问题。
在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强烈竞争态势下，互联网金融也频繁发生风险案件，显性风险突出。例如，银行网站遭遇黑客袭击、个人金融信息被盗取，P2P网络借贷行业早期由于基本处在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而多次发生“跑路”事件，以及个人信用信息被滥用等情况。同时，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上互联网金融本身的行业交叉属性，目前对其没有明确的监管制度和可完全适用的法律约束，其发展还蕴藏着“隐性”风险。例如，由于监管的欠缺，不乏有企业打制度的“擦边球”，利用互联网的虚拟性特点进行网络洗钱，违规经营发行理财产品，暗箱操作线下业务等，不断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风险底线等。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全面结合和创新的产物，其风险产生的主要来源有：（1)对信息技术装备的依赖，即互联网金融的一切活动都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软硬件装备，一旦技术出现问题，风险难以控制；（2)互联网的“虚拟性”特点，即互联网金融中的一切业务活动，如交易、支付结算等都在虚拟的电子信息中进行，交易者身份认证难以确认，容易导致信用风险；（3)金融的跨界经营，如金融“触电”、电商“淘金”等的发展使得金融的跨界经营已成趋势，进而导致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4)法律与监管的缺失，互联网金融行为缺乏明确的制度约束，单纯的行业自律会积累大量隐性风险。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主要模式类别及特点
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涵盖了一切依托互联网展开的金融活动，包括了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实体机构、平台中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3]。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大致可分为六类。
综合而言，互联网与不同金融市场的融合发展所形成的各种模式类别，不仅传承了互联网资源开放化、成本集约化、渠道多元化、用户行为价值化等优点，同时也更加创新性地细化了我国金融市场业务，有效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普惠发展”[5]。但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环境下，各种模式类别发展的多元性也使互联网金融风险在我国更具复杂性。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殊性
结合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来源和商业模式特点，与我国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风险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风险类别中。
(一）技术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性很强，互联网技术性风险会对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资金安全构成威胁。例如，由于网络及计算机自身缺陷或技术不成熟造成的停机、堵塞、出错及故障等，以通过病毒、黑客等人为破坏手段构成的网络软硬件瘫痪、信息泄露、被篡改等，都有可能导致资金的截留或被盗。同时，互联网支付密钥的技术管理以及TCP/IP协议的安全性，对承担金融活动中资金主体的资金安全性来说也面临考验。因为互联网金融活动的交易信息完全通过网络传输，在这过程中存在非法盗取、篡改以及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据《2012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有84.8%的网民遇到过个人资料泄露、网购支付不安全、遭钓鱼网站等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总数达到4.56亿人次。此外，在技术支撑上，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往往通过购买外部技术支撑来解决内部技术和管理问题，而在互联网技术设备上我国又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国外进口的互联网软硬件设施对我国的金融信息安全问题存在的隐患也不得忽视。
(二）虚拟性风险
一方面，互联网的开放性给社交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分享平台，但其“虚拟性”特点也给海量交易者身份、传递信息的真伪判断带来明显弊端，容易引发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例如，在虚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服务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客户大都会根据行业服务的平均质量来确定预期购买价格，可能会出现“低质量”金融服务机构驱逐“高质量”金融服务机构的现象；同时，在实际业务中客户可能会利用自身信息的隐蔽性，做出像网络洗钱、网络欺诈等不利于互联网金融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在金融活动中很多承担着资金周转功能，如第三方支付、电商系金融等，相比传统金融的线下严格审查，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虚拟性”特点，很难对在资金周转过程中的沉淀资金实施有效的担保和监管，信用风险指数加大，如果缺乏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或引发支付风险。
(三）操作性风险
相对传统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业务操作风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大数据的经营、操作主体的变换、互联网金融账户的授权使用、操作流程设计对网络系统的依赖，以及真假电子货币识别等方面。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核心在于对数据的整合、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由于平台数据获取主要是基于业务的交易数据，形成维度单一，再加上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刷信用”、“改评价”等行为，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风险控制在操作中存在风险“有偏”隐患；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操作主体大都是客户在自有计算机上实现，如不熟悉具体的操作规范与要求，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互联网交易系统的设计缺陷、安全性以及运行的稳定性等，也可能引发金融业务的操作风险；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存在由于没有树立良好的信誉而导致的各项业务不能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下有序展开而面临风险；互联网由于时效性和快捷性特点，往往一步小小的操作过失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如金融机构的“乌龙指”事件），而且互联网通过媒介对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操作风险会很快进而导致声誉风险。
(四）法律法规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风险主要体现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与现行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冲突造成的风险。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非常迅猛，基于传统金融制定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很难满足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需求。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现有法律的运用风险，即现有法律运用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难以适用，容易导致交易主体之间的责、权、利边界不明确，一方面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对某些金融行为（如虚拟货币）本身的违法与不违法难以界定；二是新法律空白风险，即新法律空白可能造成的“搭便车”风险集聚，而互联网金融由于本身涉及领域的交叉属性，使得其立法过程很复杂，难度超过传统金融，如实名制和客户隐私保护两难问题的解决等，更加剧了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
(五）监管覆盖风险
首先，互联网金融大都存在跨界经营，如电商系金融领域，这对我国传统金融的分业经营界限及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中除了金融机构的信息化金融受原监管机构约束外，仅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受央行支付结算司监管并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作为行业自律性组织约束。而像P2P网络借贷、众筹等新型互联网金融形势，虽然2014年上半年已被分类归口于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但相应的监管法规建设任重道远，短期内监管的灰色地带仍会存在。其次，互联网金融由于其自身的行业交叉属性，与传统金融相比风险诱发的因素多样化，加上其虚拟性、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导致监管的全面跟踪难以识别，这也进一步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再次，在全球化背景下，频繁的互联网金融跨国交易打破了地域限制，这种趋势对单独的国内监管也提出了挑战。
四、互联网金融特殊性风险的防范与监管策略
金融市场一般说来存在利润当期性和风险滞后性的错配，建立完善的约束和风险控制机制是经营金融业务的重要环节。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属性，只是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二重”性，加大了其风险防控的技术复杂性和监管的难度。对此，我们可以针对互联网的“虚拟性”特点，从金融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直面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殊性。
(一）从互联网技术层面构筑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
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安全体系是电子金融与电子商务活动安全的基础，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防范体系包括：操作系统安全稳定、防火墙技术、虚拟专用网技术、入侵检测技术以及金融信息、数据的安全防范技术等。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的构筑，首先需在硬件方面保障互联网运行的安全环境，应加大对计算机物理安全措施的研发投入，增强互联网系统的抵御和防攻击能力。同时，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体系的信息安全上，应加强基本加密技术、安全认证技术以及安全应用标准与协议三大层次的技术支撑，这是网络金融和商务活动的支付体系和各种业务应用系统的发展基础。
(二）从金融属性层面规范互联网金融操作流程，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控体系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本质是金融属性，在业务层面，不论是有金融牌照的企业还是其他形式的网络借贷公司，都应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充分认识金融信息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审慎管理信用、流动性等其他风险。针对互联网金融的行业交叉性和金融属性，其风险管控不仅需要建立信息科技风险评估、管理、预警的机制，还要在严格内控体系的基础上，对业务操作流程的规范管理、资金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建立金融风险的防范制度。如，对流程中可能存在的操作风险应从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两个层面进行标准化管理；对P2P模式中存在的“多对多”、“资金池”、“期限错配”等流动性风险隐患应尽早进行规范；对互联网借贷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无抵押品问题带来的风险隐患应设计出相应制度等。
(三）从法律法规层面加大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立法力度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法律法规建设，采取的方式是对仍然适用的法律继续沿用，对不适用的法律进行修订完善，同时制定相关新法规以补充覆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欧美逐步建立起了涵盖交易规则、交易保护、制度标准等内容的互联网金融法规体系。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借鉴国外经验，可以从三个层面加大力度：一是梳理与互联网相关的现有法律法规，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加大基础性立法工作，如明确互联网金融交易主体的责权利、行业准入门槛、交易行为规范等；二是修订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配套法律体系，如修订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互联网金融不适用的条款，完善对互联网犯罪责任追究的法律规范；三是补充制定有利于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行业法规，如互联网公平交易规则、消费者权利保护以及安全法规等。
(四）从监管层面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需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做到有保有压。目前，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首先，要理顺各类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业务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范围，在监管模式上应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特性，建立跨部门的监管机制，协调分业和混业创新监管模式；其次，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的快速、频繁和虚拟性特点，监管部门应通过信息技术加强非现场监管，并有效建立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再次，对互联网金融的跨国活动，监管部门需联合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加强联动实施统一监管。
(五）从行业自律层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潜在风险隐患的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