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资产证券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 无纸化证券； 无纸化证券立法

目前，无纸化已经覆盖了我国证券市场发行、交易的各个环节。无纸化证券立法是关系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关系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我国的无纸化证券立法必须从厘清无纸化证券市场和无纸化证券的基本认识开始。

一、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我国证券市场在产生之初并非无纸化市场，而是从实物券发行和交易较快地转变为无纸化发行和交易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90年以后，出于建立集中的证券交易市场、提高证券交易效率，并对日益增长的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同时，在电子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转为交易所主导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抛弃了证券实物券，进入了市场行为全面电子化的无纸化证券时代。这个过程即为证券市场无纸化的过程。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证券发行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成。投资者无须与发行人见面，只要在自己的资金账户上划转资金，并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台上按代码申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再把认购证券的资金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账户上，同时把投资者认购成功的证券登记到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上，证券发行即告完成。整个过程既没有实物券和货币之间“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交付，也没有证券实物券的流通，证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及其权益仅通过证券电子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予以确认。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投资者买卖证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完成。投资者购买证券，只要在与交易所联网的计算机上输入证券名称(或代码)、数量、价格后发出交易指令，交易所就会自动撮合交易。交易成功后，证券名称和数量会登入该投资者在证券公司的证券账户，同时，资金账户上的资金数额相应扣减，证券交易即告完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是实现了全面无纸化的市场，但是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经过实物券阶段的充分孕育和发展相比，没有经过充分发展就迅速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恰恰给其本身的规范发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政府推动的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市场主体不规范和市场行为非市场化的诸多弊端。弊端之一即为本应处于基础地位的证券投资者利益未被充分关注和保护。在实物券时代，投资者可以持有证券实物凭证，风险再大，投资者至少还可以通过出示实物券主张证券权益。但在完全无纸化后，投资者无法通过出示证券实物凭证主张权益，而必须按照无纸化证券市场的整套制度安排，通过在证券公司证券账户上的电子数据才能主张无纸化证券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主张证券权益。可以说，证券市场无纸化使投资者的权益更加依赖市场的整体制度安排了。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证券所有权的取得、证券权益的行使不再是投资者个人的行为，而是必须通过证券市场整体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的系列行为的组合。而无纸化证券市场与发展初期的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在证券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建立在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法律制度无疑会面临巨大挑战。证券是证券市场和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础概念，现行证券法上建立在证券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定义所遭遇的挑战首当其冲。

二、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定义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仍为证券，但证券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的变化。所谓有形，即指证券的存在与纸质实物券联系在一起。在这张纸质的凭证上记载了证券发行人、证券面额、证券发行时间等信息。以我国初期的证券市场所发行的无记名股票为例，有股票实物券则能主张股东权益，无股票实物券则不能主张股东权益。此时的证券实物券与证券权益密不可分。此时证券的属性乃“权利与证券成为不可分的一体，虽两者之结合程度，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别，但大体上均应由证券而观察权利”…。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证券拥有双重权利，如“在股票之上，存在着两种权利：一是以股票为标的物的证券所有权，二是构成股票内容——与股份合为一体的股东权——的证券权利”。这种双重权利在证券市场进入无纸化时代后即告终结。在无纸化证券市场，证券投资者在认购证券成功后并不会获得一张实物券，而只是在自己的证券账户上获得相应的电子信息记录。这与电子货币的流通极为类似。因此，也将无纸化证券称为电子证券。无纸化证券的发行、持有、交易完全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账户进行，只需要在账户上记载或变更电子记账信息即可。证券实物券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于是，建立在实物券观念基础上的证券定义遭遇了来自证券市场无纸化实践的挑战。

我国证券法以列举形式指明了证券法上的证券，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证券法上的有价证券可定义为“设定并证明某项财产权利并且能够流通的一种书面凭证”。面对无纸化的证券市场，由于证券书面凭证即证券实物券的不复存在，有学者提出“证券死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证券作为一种特殊动产，其告示方式就是占有。当证券发生电子化，即无纸化后，没有证券实物券，无法占有证券，证券也就死了。证券真的死了吗?证券真的跟随证券实物券一起消失了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证券与证券实物券之间的关系。证券在实物券市场上表现为实物凭证载体和证券权益的同一性，即持有证券实物券就是证券权益的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证券实物券就与证券完全等同呢?事实上，对证券实物券和证券权益关系的认知必须区分证券权益与证券实物券的实质与形式。在证券投资中，证券投资者购买的是证券所代表的权益，即其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的证券性财产的价值。证券实物券是证券性财产权利和利益的存在形式，是权益的表象。实物券之所以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出现，正是由于其符合投资者“占有”财产的传统物权观念。电子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以无纸化的方式减少实物券流动，提高证券交易效率成为可能。证券权益的表象即有了新的选择。实物券、无纸化证券都是证券权益的形式之一。证券无纸化后，证券这种金融投资工具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证券实物券这一证券权益的载体。谈论“证券死亡”与否，关键不是实物券是否消灭，而是证券权益这一证券的核心属性是否存在。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中，以股票等证券形式存在的证券权益仍然存在，股票持有人虽然不再占有股票实物

券，但仍可依据证券账户上登记的电子信息主张股东权利。因此，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证券并未死亡。只是，证券实物券或者说证券书面凭证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的消失，使建立在书面凭证上的证券定义受到了挑战。

三、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权益移转规则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与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证券移转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证券实物券市场上，证券发行或交易双方之间发行或交易证券，都要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过程。这与一般动产的交易类似，证券权益从交付证券实物券之时发生移转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初期证券市场上，证券权益的移转与证券实物券的移转是同步的，遵循着一般动产的交付移转规则，即“一手交钱，一手交券”。转移证券所有权必须交付证券，其证券所有权的转移规则是交付移转。但在证券市场无纸化后，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不再有证券实物券的流转和交付，证券权益移转变得与证券实物券交付无关。在美国证券市场无纸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为应对证券实物券交付凭证的繁琐压力，而将证券实物券统一存管的时期。在此时期，证券权益移转时不再同时交付证券实物券。因此也称之为证券实物券的非移动化。而我国证券市场从实物券过渡到无纸化，没有经历过实物券非移动化的统一存管过程，直接实现了证券权益记载的电子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出现消灭了证券权益交付移转的证券法律规则。

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证券权益的移转必须区分为移转过程和移转结果两个环节。对于证券权益移转的结果，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负责登记，即将证券权属登记在不同的证券账户上。其方式是电子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记载。该登记结算公司电子账户上的证券电子数据登记就是证券权益所有权的证明。投资者只能以电子证券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记载为据主张证券权益。因此，与实物券的凭证式实物财产不同，无纸化证券已经转变为登记移转的财产性权益。与实物券的交付转移规则不同。无纸化证券的权益转移以登记为依据。

无纸化证券权益的登记包括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登记和证券公司证券账户上的登记。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是证券权属登记行为的原因。基于该原因行为的无纸化，无法像实物券移转一样通过外观简单判断权利归属，无纸化证券权益的确定只能以交易记录为依据。因此，无纸化证券的交易记录无疑是影响证券投资者权益的重要证据。按照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证券公司负责提供交易记录单据，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不承担此项义务。这为证券公司盗买盗卖投资者证券提供了机会。客观地分析，证券公司一方面为投资者开户，一方面自营证券买卖，它与投资者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是与证券交易相关的利害关系人。由证券公司为证券交易提供交割单有损公允。无纸化证券权益移转过程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应引起重视。当证券在无纸化市场条件下已经转变为登记移转的财产性权益时，必须相应建立以登记为核心的证券权益移转规则，即建立起以公允的证券交易记录为基础的证券权益移转规则。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证券公司显

无形资产证券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 无纸化证券； 无纸化证券立法

目前，无纸化已经覆盖了我国证券市场发行、交易的各个环节。无纸化证券立法是关系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关系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我国的无纸化证券立法必须从厘清无纸化证券市场和无纸化证券的基本认识开始。

一、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我国证券市场在产生之初并非无纸化市场，而是从实物券发行和交易较快地转变为无纸化发行和交易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90年以后，出于建立集中的证券交易市场、提高证券交易效率，并对日益增长的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同时，在电子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转为交易所主导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抛弃了证券实物券，进入了市场行为全面电子化的无纸化证券时代。这个过程即为证券市场无纸化的过程。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证券发行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成。投资者无须与发行人见面，只要在自己的资金账户上划转资金，并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台上按代码申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再把认购证券的资金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账户上，同时把投资者认购成功的证券登记到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上，证券发行即告完成。整个过程既没有实物券和货币之间“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交付，也没有证券实物券的流通，证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及其权益仅通过证券电子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予以确认。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投资者买卖证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完成。投资者购买证券，只要在与交易所联网的计算机上输入证券名称(或代码)、数量、价格后发出交易指令，交易所就会自动撮合交易。交易成功后，证券名称和数量会登入该投资者在证券公司的证券账户，同时，资金账户上的资金数额相应扣减，证券交易即告完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是实现了全面无纸化的市场，但是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经过实物券阶段的充分孕育和发展相比，没有经过充分发展就迅速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恰恰给其本身的规范发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政府推动的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市场主体不规范和市场行为非市场化的诸多弊端。弊端之一即为本应处于基础地位的证券投资者利益未被充分关注和保护。在实物券时代，投资者可以持有证券实物凭证，风险再大，投资者至少还可以通过出示实物券主张证券权益。但在完全无纸化后，投资者无法通过出示证券实物凭证主张权益，而必须按照无纸化证券市场的整套制度安排，通过在证券公司证券账户上的电子数据才能主张无纸化证券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主张证券权益。可以说，证券市场无纸化使投资者的权益更加依赖市场的整体制度安排了。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证券所有权的取得、证券权益的行使不再是投资者个人的行为，而是必须通过证券市场整体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的系列行为的组合。而无纸化证券市场与发展初期的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在证券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建立在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法律制度无疑会面临巨大挑战。证券是证券市场和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础概念，现行证券法上建立在证券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定义所遭遇的挑战首当其冲。

二、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定义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仍为证券，但证券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的变化。所谓有形，即指证券的存在与纸质实物券联系在一起。在这张纸质的凭证上记载了证券发行人、证券面额、证券发行时间等信息。以我国初期的证券市场所发行的无记名股票为例，有股票实物券则能主张股东权益，无股票实物券则不能主张股东权益。此时的证券实物券与证券权益密不可分。此时证券的属性乃“权利与证券成为不可分的一体，虽两者之结合程度，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别，但大体上均应由证券而观察权利”…。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证券拥有双重权利，如“在股票之上，存在着两种权利：一是以股票为标的物的证券所有权，二是构成股票内容——与股份合为一体的股东权——的证券权利”。这种双重权利在证券市场进入无纸化时代后即告终结。在无纸化证券市场，证券投资者在认购证券成功后并不会获得一张实物券，而只是在自己的证券账户上获得相应的电子信息记录。这与电子货币的流通极为类似。因此，也将无纸化证券称为电子证券。无纸化证券的发行、持有、交易完全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账户进行，只需要在账户上记载或变更电子记账信息即可。证券实物券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于是，建立在实物券观念基础上的证券定义遭遇了来自证券市场无纸化实践的挑战。

我国证券法以列举形式指明了证券法上的证券，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证券法上的有价证券可定义为“设定并证明某项财产权利并且能够流通的一种书面凭证”。面对无纸化的证券市场，由于证券书面凭证即证券实物券的不复存在，有学者提出“证券死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证券作为一种特殊动产，其告示方式就是占有。当证券发生电子化，即无纸化后，没有证券实物券，无法占有证券，证券也就死了。证券真的死了吗?证券真的跟随证券实物券一起消失了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证券与证券实物券之间的关系。证券在实物券市场上表现为实物凭证载体和证券权益的同一性，即持有证券实物券就是证券权益的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证券实物券就与证券完全等同呢?事实上，对证券实物券和证券权益关系的认知必须区分证券权益与证券实物券的实质与形式。在证券投资中，证券投资者购买的是证券所代表的权益，即其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的证券性财产的价值。证券实物券是证券性财产权利和利益的存在形式，是权益的表象。实物券之所以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出现，正是由于其符合投资者“占有”财产的传统物权观念。电子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以无纸化的方式减少实物券流动，提高证券交易效率成为可能。证券权益的表象即有了新的选择。实物券、无纸化证券都是证券权益的形式之一。证券无纸化后，证券这种金融投资工具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证券实物券这一证券权益的载体。谈论“证券死亡”与否，关键不是实物券是否消灭，而是证券权益这一证券的核心属性是否存在。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中，以股票等证券形式存在的证券权益仍然存在，股票持有人虽然不再占有股票实物

券，但仍可依据证券账户上登记的电子信息主张股东权利。因此，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证券并未死亡。只是，证券实物券或者说证券书面凭证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的消失，使建立在书面凭证上的证券定义受到了挑战。

三、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权益移转规则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与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证券移转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证券实物券市场上，证券发行或交易双方之间发行或交易证券，都要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过程。这与一般动产的交易类似，证券权益从交付证券实物券之时发生移转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初期证券市场上，证券权益的移转与证券实物券的移转是同步的，遵循着一般动产的交付移转规则，即“一手交钱，一手交券”。转移证券所有权必须交付证券，其证券所有权的转移规则是交付移转。但在证券市场无纸化后，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不再有证券实物券的流转和交付，证券权益移转变得与证券实物券交付无关。在美国证券市场无纸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为应对证券实物券交付凭证的繁琐压力，而将证券实物券统一存管的时期。在此时期，证券权益移转时不再同时交付证券实物券。因此也称之为证券实物券的非移动化。而我国证券市场从实物券过渡到无纸化，没有经历过实物券非移动化的统一存管过程，直接实现了证券权益记载的电子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出现消灭了证券权益交付移转的证券法律规则。

无形资产证券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思想与表达二分法；证券权利；权利凭证；证券账户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思想与表达二分”是著作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指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不保护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或情感[1]。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该原则，其意义在于区分权利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更好地明晰权利的内容并对其进行保护。

“思想与表达二分”方法可以适用于证券，在于证券所具有的“权证二元结构”，可以区别分析证券权利与权利凭证。证券之“思想”即被证券化、格式化、具有投资价值、可自由流转的权利；证券之“表达”即权利的表现外观、物质固化，是权利的载体，在法律上称之为权利凭证。

一、证券“思想”、“表达”的意蕴演变

（一）实物证券时期

证券的产生是权利获得“表达方式”、被证券化的过程，是“思想”得以“表达”的过程。

起初公司向投资者兜售股份，并不发行股票，而是给股东收款收据；债务人给债权人的也不是债券，而是借条。随着经济的发展，收款收据和借条的流动性问题亟需解决。为了方便交易，产生了将收据、凭条标准化、格式化的凭证，凭证代表等额的股份或债权，并可以转让。转让了凭证，就转让了相应的权利，这就是权利证券化[2]。

“”的权利经格式化处理后，具有合法的“外衣”和“表达”，可被投资者持有和转让，这就是证券的产生。证券权利获得“表达”的作用在于便利市场投资和交易，使无法被物理感知和任意流转的权利具有被投资、买卖的可操作性。

证券的最初形态是纸质证券、实物证券、凭证式证券，证券的转让，即代表证券权利的转让，证券权利与其权利表彰形式是一体的，即证券的权、证一体性。

（二）实物证券的非移动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证券交易规模日渐增大，极大地扩展了投资市场。投资者携带大量的纸质证券进行交易，不仅笨重而且证券损毁灭失的风险很大，凭证式证券不能很好地满足证券交易的需要①。

传统证券交易不便催生了证券的非移动化过程，即证券的发行仍然以纸质的形式，但证券不再由投资者本人持有，而是存放于中介机构的库房中。投资者交易证券不需要携带大量的实物证券，只需要交易方到中介机构变更登记。证券集中存管后，市场交易主体间以“动账不动券”的方式交易②，证券买卖、所有权变动以及证券财产的增减等，反映为投资者在中介机构处开立的证券账户上账面记录的变化。

在此时期，证券的“表达”仍是纸面凭证，只不过凭证失去了如一般动产的流动性。与以实物状态流通的凭证式证券相比，此时证券的“思想”没有变化，变化的是证券“表达”的流通方式、证券的交易方式和证券的交收方法。

（三）无纸化证券时期

证券市场的极速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跨境投资的增多，推动了证券形态的无纸化。

在无纸化时期，证券没有了“券”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证券“表达”的丧失，而仅是“表达方式”的转变。在此时期，证券的“表达”以另一种形态得以体现，即证券账户。此时证券账户仍然具有“证券非移动化”时期证券账户所具有的“账户”的第一重含义：账户的记账功能，证券账户内电子信息的变化反映了账户持有人证券资产的变化。但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证券账户成为“无纸化证券”时期证券的“表达”，是无纸化证券的权利凭证。

上述对证券发展阶段的分析揭示出，证券的最初用途是使权利具有良好的流通性从而可被投资、获取收益，也即证券除了上述定义中“物”的属性外，还应该具有“权利”属性，其权利价值不拘囿于证券凭证规格、排版、新旧等的不同。从凭证式证券到无纸化证券，证券的“表达”，即证券权利的表彰方式，由实物券演变为证券账户；而证券的“思想”，即证券权利，并没有因之而改变，“无纸化”消灭的仅是证券的物质载体。

二、证券权利之“表达”体系

（一）证券权利的属性

权利是类型化的利益，证券权利即证券上附着的利益。证券权利是一个复合概念，包含着可被投资的、证券化了的股权、债权等，具有多重特征。

1.证券权利的相对权属性

证券权利是相对权，主要指的是证券权利的客体是针对特定主体要求为一定给付。投资者享有证券权利，该权利的最终义务人是证券的发行人，如公司或债务人。投资者购买证券，即享有分红派息、投票表决、实现债权等权利，投资者可以向发行股票的公司主张上述权利。

证券权利与债权一样，可以针对特定人为一定请求，该种请求权是商法意义上的请求权：权利相对人的给付义务是无条件的，只要权利人要求实现证券权利，公司等义务人不能主张撤销等抗辩；证券权利对特定人的请求权可以转让，该转让无需通知相对人，转让了证券，即转让了证券权利。

2.证券权利的绝对权属性

证券权利是绝对权，主要指的是证券权利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对抗不特定第三人。凭证式证券时期，投资者持有证券即代表对“券”和证券权利的所有权，动产的“持有”即具有公示效力，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非凭证式证券时期，证券账户持有人向券商下达买入或卖出证券的指令，在电子网络环境下，投资者面对的是从证券账户中发出的交易指令，投资者之间不具有合同权利的相对性，投资者对证券权利的所有权是对世性的。

综上，证券权利具有相对权与绝对权双重属性。证券权利的相对权属性意味着权利人应时刻关注证券市场价格变化，并采取应对措施，保障自身财产性权益请求权的实现。证券权利的绝对权属性强调投资者③对证券账户的支配，对证券账户有一定操作权的中介机构应尊重证券投资者的证券所有权，将客户的账户与中介机构自身的账户分离管理；证券权利的绝对权属性还意味着证券权利应具有公示效力，以向他人宣示产权，排除第三人干涉。

（二）证券“表达”的系统重要性体现

无纸化证券权利的“表达”，即证券账户，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证券权利的创设、转让、质押及公示等均需依托其进行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1.证券权利创设

证券权利的创设要符合法定条件，依法而创设，并与证券发行相联系。

对于投资者而言，其证券权利的取得源自于对证券的购买行为。对于无纸化证券，《日内瓦证券公约》第九条规定，证券贷记至证券账户，账户持有人即获得证券权利，如分红派息、表决权、证券处分等权利。而美国商法典（UCC）第8-501条规定了可从证券中介人处获得“证券权益”（security entitlement）的条件是“依据账簿记录表示某项金融资产已经贷记至他的证券账户”。可以看出，贷记至证券账户，投资者/账户持有人即获得证券权利；投资者享有的证券权利（“思想”）要通过证券账户（“表达”）上的贷记记录来证明[3]。

2.证券权利转让

《公司法》中关于股票的转让是以有纸化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并没有反映出无体证券权利变动的情况④。我国《证券法》第112条可以推定为关于无纸化证券转让的规定⑤，该条规定了证券集中交易、清算和过户的规则。

对于当前的证券市场，无纸化证券交易采取集中交易模式，投资者之间不再面对面、一对一进行交易条件的谈判，而是通过证券账户发出指令，由交易所电脑主机进行后台的价格撮合。权利人意思表示的个性特征几乎没有，证券市场关注的是投资者的指令。只要交易指令通过证券公司输送到证券交易所交易主机，只要交易指令未被有效撤销，证券交易就“自动”进入交易的配对阶段。一旦交易主机“机械地”完成交易指令配对，证券交易即告完成。证券账户不仅仅是证券权利的表彰形式，还且附加了拟人化的色彩，取得了特殊的“主体化”属性[4]；集中交易合意是“人格化”的证券账户之间的合意，交易对手不需要考虑证券账户控制人的“真实意思”。交易完成后，由证券登记机构等证券中介机构进行登记，以公示证券权利变动情况。

证券账户内的电子簿记反映着账户持有人资产变动情况，对证券账户的记增和记减即完成了对证券权利的获得与处分。证券权利转让通过人格化的证券账户完成，证券的交易在事实上属“绝对生效主义”，证券权利的获得和处分可有效对抗第三人而无需进一步措施⑥。

3.证券权利质押

作为现代社会公民财产的重要形式，证券不仅能供投资者进行交易而获取差价利益，而且可以设立担保实现金融工具的融资功能。证券权利质押既可以实现投资增值，也可以实现投资者资金利用最大化，对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财产增值等都很重要。

凭证式证券权利设定质权的方式是转移占有，如我国1995年《担保法》第76条规定债券出质“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对于无纸化证券，证券权利担保的实现需要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质权登记，如2007年《物权法》第226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⑦。

在没有了证券实物形式并且证券集中存管的情况下，无纸化证券权利质权的登记只能通过网络、利用证券账户来完成。证券质押登记可以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需要划转到质押权人的证券账户。当事人双方达成质押合意后，将交易信息通过网络传输给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由该机构进行证券质押登记。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对出质人证券账户一定量的证券进行标注，标注的效果是限制该部分证券的流通性，保障质权人有可实现的担保品。同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对质权人的证券账户进行质权的登记。证券质押证书（《证券出质证明书》、《证券质押变更登记证明书》、《证券质押注销登记证明书》）以电子数据文件的形式发送至质押双方的电子邮箱[5]。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在账户持有人证券账户内进行的质权登记是一种设权登记，是质权设立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证券在质押当事人之间真正的流转⑧。

4.证券权利公示

证券权利相对于发行人而言，具有相对权属性；证券权利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具有类似物权的绝对权属性。从物权的一般原理可知，权利的绝对性是指权利的效果可以及于所有人，这样的权利变动对市场其他主体的权利义务影响很大，法律对绝对权的约束是要其遵循公示公信原则。绝对权要以某种方式公示出来，让其他人知道该权利为谁所有；而市场交易主体信赖公示出来的权利的归属，产生信赖利益。具有绝对权属性的证券权利也应以某种形式进行公示。

无形资产证券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

一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起来的一种新型融资。

它是指中介机构将不具有流动性，但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融资产，如应收账款等转换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流通的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多为贷款如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属于金融机构创造的信用，所以“资产证券化”又称为“信用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制度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无法变现，这一方面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大的信用风险，为了解决这种流动性困难及分散风险，资产证券化制度应运而生。

资产证券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使资金的需求者能够不需要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就能直接从资金的供给者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资产证券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了复杂的交易结构：首先，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也就是资金的需求者后文称为发起人）将其一部分资产（拟证券化的资产）转让给一个中介机构（特殊目的机构），使拟证券化的资产与发起人的其他资产隔离，即使发起人发生破产也不会影响证券投资者对证券化资产的利益；其次，中介机构以被转让的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最后，由信用增级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撑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 ABS）进行信用增级和信用评级，从而使资产支撑证券能够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流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的核心概念是资产分割，即把拟证券化的资产从资金的需求者的信用风险中分离出来[1]（第1页）。

从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来看，特殊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作用主要有：第一，特殊目的机构通过“真实销售”的方式获得发起人的资产，使发起人的资产与发行人的资产相分离，根据破产法的规定这能够使证券发行人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第二，特殊目的机构本身的业务状况对其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的评级也会产生影响。第三，特殊目的机构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会对资产支撑证券的形式产生影响。因此资产证券化涉及的诸多的法律问题中，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直接影响了资产证券化的成败。因此，在有证券化成文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特殊目的机构是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从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有关国家的情况来看，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法律问题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以专门立法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法律问题的原则

从美欧日以及其他各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经验来看，资产证券化的中介机构都是通过单行立法建立起来的。在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主要有美国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reddie Mae）及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 Mae），这三个机构都是美国分别通过1968年的《住宅暨都市发展法》（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ct）、1970年的《紧急住宅融资法》（Emergency Home Finance Act）两项专门立法建立起来的。此后，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如法国1988年的资产证券化法设立了FCC作为中介机构来接受商业公司的应账款[2]（第2-3页）。日本1998年的资产证券化法案称为《特殊目的公司法》，该法案创设了不同于一般商法上公司的一种特殊法人制度来解决资产证券化问题，后来因限制较多，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又于200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改为《资产流动化法》。该法案除了对特定目的公司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正，还增订了特定目的信托制度。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分为5编，共有254条，其中有关特定目的公司制度共158条，有关特定目的信托制度共67条，是该法的主体。此外，我国地区、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的资产证券化立法莫不如此。从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制定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立法来规范特殊目的机构、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应该是一种成功的经验。

（二）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从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风险相分离。但由于特殊目的机构并不必然的由发起人以外的与发起人无任何关系的人担任，在许多情况下，尽管特殊目的机构是独立的法人，由于其或者可能就是由发起人设立或者可能与发起人有某种关系，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这种关系使特殊目的机构违背投资人的利益进行业务活动，特殊目的机构的立法要对特殊目的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控，如健全信息披露、强化机构的内部治理、加强行政机构的控制与监督以及赋予相关利益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等[3]（第144页）。实际上，只有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能最终真正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来看，资产证券化的结构设计中，中介机构的法律形式有主要以下几种，即：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 Purpose Trust）、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rporation）、一般合伙（无限合伙）或隐名合伙（有限合伙）等。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信托形式是指发起人以证券化基础资产设立信托，让与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信托机构，以从该信托机构换取受益权证，然后再销售给投资者[4]（第3页）。在金融资产证券化关系中，发起人是委托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是受托人，投资者是受益人，而被让与的证券化基础资产就是信托财产。根据信托法原理，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可隔离于发起人自有财产之外，即使发起人破产也无作为破产财产被清算之虞，因此，采信托形式可以实现破产隔离的效果，同时使投资者（受益人）享有实质性权益并承担相应风险，最终实现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此外，将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设计成信托形式还有税收上的好处。根据美国联邦税法上的“名义所得原则”，资产和事业发生的收益的归属主体，如仅为单纯的名义主体，并不享受该收益，则可免除课税，而由享有该收益的实质所有者作为纳税主体。这样作为证券化基础资产名义所有人的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则可免予就该资产收益缴纳所得税，而由实际享有收益的投资者一方纳税，这样可以避免所谓的“双重纳税”问题。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公司形式是指发起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转让给一家专门从事证券化运作的特殊目的公司，由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与信托相比，采用这种形式有两个优点：一是公司拥有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实质性权益，因而有权对该资产产生的现金收益进行任意的分割组合，可以运用分档、剥离等技术，向投资者发行不同档次或不同支付来源的转付型证券，而无法律上的权利限制；二是它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证券化交易运作，可以向不同的发起人购买不同的证券化基础资产，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相关，据以分别发行一组组不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推行证券化，从而提高了证券化效率，降低了运作成本。当然，它也有其致命弱点，即将被课税，使投资者和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面临被双重课税的困境。实践中，解决的办法是国家给予其免税的优待或干脆将其设到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此外，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公司需有一定的资本金，但由于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本身就是为便于融资而特设的产物，所以一般只注入最低的法定资本金。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合伙形式是指发起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让与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合伙组织，由其发行可上市流通的预托证券，投资者购买该证券而成为有限合伙人。在美国，由于合伙在联邦税法上被视为转付机构，不作为直接课税对象，其营业收益和损失直接由各合伙人分担，因而也可实现避免双重纳税的目的，该形式多为不动产证券化所采用。在美国的不动产证券化所成立的不动产有限合伙最初主要是想获得税收上的好处，但1986年美国修正税法之后，有限合伙投资不动产的税务上的优惠被取消了；而且在合伙的法律关系里，合伙人一般要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合伙人的财产风险和合伙组织的风险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来，从而不能达到特殊目的机构所要求的破产隔离的目的。所以该种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已经很少被采用。因此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广泛采用的主要是公司制和信托制[5]（第46-47页）。

特殊目的机构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发起人操纵中介机构从事与该机构的目的不相关或背离的事务，从而对投资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对特殊目的机构活动的规制主要表现在：

（一）特殊目的公司的内部法律监控

1.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一般是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为蓝本，然后根据特殊目的公司的特点加以修正，从而形成有关特殊目的公司的法律制度。首先，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对于中介机构的实质控制权操纵中介机构或对中介机构的利益造成损害，切断发起人与中介机构的联系就成了特殊目的机构立法的关键。依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特殊目的公司必须由金融机构设立并且金融机构与发起人不得为关联。其次，为了避免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成本过高，立法对于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要件与程序都尽量予以简化。如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的股东为一人；其最低资本额仅为10万元。

2.特殊目的公司的机构设置，依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特殊目的公司由金融机构组织设立，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以一人为限，”这显然其机构设置与公司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致的。其机构主要有股东会、董事会、监察人。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还有监察人的设置。特殊目的公司的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意思机关。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对股东会的召集期间与决议方式有严格限制。此外《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还规定了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特殊目的公司设有监察人，至少为一人，至多为三人；监察人代表公司监督董事的行为，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监察人还有权代表股东对董事提起诉讼。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还设置会计监察人，其主要的任务是：查核董事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营业报告书等。

3.特殊目的公司的业务范围。特殊目的公司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所以特殊目的公司除了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及其附带业务以外，不得兼营其他业务。由于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其从发起人处接受的资产，因此，特殊目的公司也不得将所受让的资产出质、让与、互易供担保或进行其他处分。此外特殊目的公司对其自有财产的运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一般而言应该严格禁止特殊目的机构对外负债，但是如果公司负债是为了对投资者按资产证券化计划书配发偿还利益、本金、利息或其他收益，则经过全体董事同意，特殊目的公司可以举债。

（二）特殊目的信托的内部监控

特殊目的信托运用于资产证券化，是将特定的资产转换为受益权从而为投资者创造出投资对象。明文规定特定目的信托立法的主要有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我国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泰国的《资产证券化之特殊目的法人皇家法令》（Royal Enactment on the Special Purpose Juristic Person of Securitization）等。这些成文立法关于特殊目的信托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特殊目的信托的成立。信托契约须经主管机关核准后生效。特殊目的信托契约须载明信托的目的，还必须附上资产信托证券化计划，并载明委托人的义务及应告知受托机构的事项、受托机构支出费用的偿还及损害补偿事项、关于信托报酬的、信托资金的运用方法等事项。

2.特殊目的信托的业务规范。除非是为了配发利益、孳息或其他收益，不能对外借入款项，特殊目的信托中属于信托财产的闲置资金，其运用方式也必须用于法定的投资。

3.受益人会议。为了保障投资人的利益，特殊目的信托设有受益人会议，作为代表委托人权益的机关。特殊目的信托受益人及委托人权利的行使，应经受益人会议决议或由信托监察人为之。此外受托机构为了保护受益人的权利，依特殊目的信托契约的规定，还可以选任监察人来代表受益人或委托人为诉讼上或诉讼外的行为。

三 早在1996年，就有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实践[6]（第2-3页），但都是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

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纷纷选择离岸操作，主要原因之一是规避国内法律障碍。资产证券化是一项全新的融资方式，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未涉及此项业务，有些现存规定甚至限制此项业务。而离岸资产证券化的大部分业务流程是在国外完成的，适用资产支撑证券发行国的法律，从而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障碍。同时，国内资本市场上的资产证券化还只是处于讨论的阶段。

国内资本市场上没有资产证券化实践的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市场本身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与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关于特殊目的机构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试点机构的有关方案还只集中在到底是进行表外融资还是表内融资的上，其实，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构建特殊目的机构的有关制度。

（一）我国特殊目的机构法律构建的原则

1.大胆借鉴先进立法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技术创新，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资产证券化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吸取有关国家在推进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遭遇的失败的教训，对我国更好地利用资产证券化这种融资方式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还同一个国家的金融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我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立法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的经验，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2.单行立法的原则。第一，以单行立法推进本国的资产证券化是大多数国家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成功经验。第二，我国过去对与市场有关的很多法律都采取的是单行立法的模式。第三，我国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问题涉及到许多部门法，如民法、公司法、信托法、证券法、税法等，资产证券化法制环境的完善就意味着对这些部门法有关条款的突破，各部门法的修订无疑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程，如果采用单行立法可以减少一些麻烦，而且通过特殊目的机构的单行立法，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还会为法律适用带来很大的方便。

3.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资产证券化实现了融资者直接向投资者融资的目的，但这在客观上并没有改变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因“信息的不对称”而可能遭受的来自融资者的道德风险或违约风险，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在立法中加入对特殊目的机构的管制规范；另一方面，在信用增强的机制中，通过采取附追索权的方式来分散基础资产的风险[7]（第260页），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我国特殊目的机构构建的法律形式

笔者认为，在我国，可采纳两种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即特殊目的信托和特殊目的公司。

1.采取特殊目的信托的形式。在我国采取特殊目的信托会遇到以下问题：首先是受托人的资格问题。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4条、《证券法》第6条、《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能投资于非银行金融业务，也不能成立以发行抵押支持证券为单一业务的特殊机构。因此，实行证券化的主体，除了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可以设立单独的专业受托机构。在我国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受托人，保障委托人及受益人权益的情况下，通过特殊目的信托的专门规定能够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其次是受益权的证券化。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整个信托法只是就信托的传统形态予以规范，其并未对资产证券化中信托受益权证券化的形态作出任何规定和解释。因此有待法律加以明确。再次是债权可否作为信托财产。《信托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法》也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是否可以通过发行抵押证券（债券）的形式出售贷款、筹集资金。这就使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进程受到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的约束。不过，《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它业务”的规定缓解了这种约束。

2.采取特殊目的公司形式。在我国采取特殊目的公司会遇到以下问题：第一，公司设立的条件。依据我国《公司法》第19、20、23、73、75、78条的规定，公司的设立有发起人人数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同时还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条件。尤其是我国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因此如组建特殊目的公司必然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其次是发行主体的资格。我国对资本市场监管比较严格，发行主体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并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公司法》对公开发行股票、债券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而特殊目的机构的净资产一般很难达到我国公司法的要求。另外，根据现行的《债券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第20条的规定，特殊目的机构的发行收入不能购买发起人的债权。可见，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特殊目的机构发行证券与相关法律相冲突，无法直接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发行抵押证券。再次是公司发行证券的性质。特殊目的公司发行的抵押证券的种类、性质、发行和承销程序等目前尚无法律规定，也需要由法律加以确认。

（三）我国特殊目的机构的内部控制

1.特殊目的信托的内部控制。对特殊目的信托的控制主要在于其与普通信托的差别：首先从设立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除了在信托契约中要载明信托的特殊目的以外，还需要附具资产证券化计划书。其次从业务规范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行为能力范围受到限制，一方面是受托人除非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不能负债；另一方面是受托人在运用信托财产中的闲置资金时，其可以投资的标的受到限制。第三从机构设置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设有受益人会议以及信托监察人，可以代表受益人行使权利。第四是特殊目的信托终止除了一般信托的终止事由以外，还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事由，如由受益人会议决议或主管机关所规定的事由。

2.特殊目的公司的内部控制。对特殊目的公司的控制主要在于其与公司法上公司的差别：首先从设立上来说，考虑到一方面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接受并持有基础资产，另一方面要降低资产证券化的成本，特殊目的公司设立门槛要低于一般的公司，即其最低资本金要求应该少于一般公司的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其次从性质上说，特殊目的公司一般由发起人设立，应该是一个一人公司，这就要突破我国公司法而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作特别的规定。再次，从公司组织来说，特殊目的公司的组织结构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结构类似，但为了兼顾降低运行成本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制度设计应该加以简化。如书面投票制度的采纳，董事监事最低人数为一人等。最后就是对公司的行为能力的限制，公司除非为了对投资人履行公司证券的债务，不得借入款项；公司的流动资金，一般来说都是处分基础资产而来，其运用也应该限于风险较低的投资标的。

总之，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能否建立起值得投资人信任的法律制度，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克服有关的法律障碍，尽早制定与特殊目的机构相关的法律，从而促进我国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

[1]David G.Glennie，Eduard C.de Bouter & Randall D.Lude.Securitization[J].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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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志诚。特殊目的公司与投资人之保护机制[J].月旦法学，20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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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hilip R Wood.Title Finance Derivatives，Securitization，Set-off andNetting[M].Sweet & Maxwell，1993.

无形资产证券化范文第5篇

摘 要 资产证券化把传统意义上的信贷体系和证券市场连接起来，通过证券化的形式，使得原本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流动性，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制方面尚不完善，制约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因此，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研究对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运作流程 法律问题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述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于20世纪60年代末起源于美国，当时是为了解决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问题而产生的。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成功运作，资产证券化技术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于80年代初走出美国国门，在欧洲资本市场以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证券化（ABS）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资产池，并通过一定的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将其转化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证券，以达到融通资金的目的。从法律角度看，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在本质上是一项债券，而资产证券化将原本为特定的资产债权人所承担的债务风险，通过证券化后转移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因而资产证券化是指由原始权益人（又称“发起人”或“转让人”），将其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又称“受让人”），SPV通过信用增级，提升其受让的资产信用级别，并以此向投资者发行证券，筹集资金，然后向原始权益人支付资产转移对价，并向证券投资者支付证券本息的融资手段。

（二）资产证券化的特征

作为金融市场上的创新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证券化是信用融资。相对于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以融资者的整体信用作为偿付基础，资产证券化凭借独立的资产信用发行证券，其还款来源主要是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信用评级机构也主要以证券化资产的质量和交易机构的安全性为依据评定其信用等级。

第二，资产证券化是表外融资。原始权益人将资产真实销售给SPV，因而放弃了对该资产的控制权，将证券化的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移除，所以对于原始权益人来说，该融资过程并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

第三，资产证券化是结构融资。为使拟证券化的资产信用和风险独立于发起人，资产证券化通过特殊的结构设计（SPV）来实现风险隔离，从而达到融资目的。

二、资产证券化运作流程及有关法律问题分析

（一）筛选汇集可证券化的资产，组成资产池

在资产证券化中，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适合实施证券化融资的，所以必须首先筛选可实施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的性质要求来看，拟证券化的资产是那些虽然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债权资产，并可按资产的利率、期限和类别等标准进行梳理、整合，组成一个资产池。从资产的法律要求来看，资产必须具有可转让性。因为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发起人必须是将资产“真实出售”给SPV，如果资产无法进行转让，那么也就不能进行证券化融资。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一般都可以进行转让，但有下列情形除外：一是“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主要是指与特定主体身份有关的债权。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主要是指金融资产，形成的是信贷合同债权，该债权不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产生，故该条规定不适用；二是“按照当事人约定不能转让”，主要是指包含禁止转让条款的合同。若发起人决定将资产进行证券化，在合同中也必然不会存在禁止转让的约定；三是“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该条款设立的初衷更多是为了避免与其他法规或以后立法的冲突。可见在我国法律对资产转让无特殊限制。

（二）组建特殊目的载体（SPV），实现风险隔离

为了防范证券化的风险，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中专门设立了一个中介机构，即特殊目的载体SPV，其一般由原始权益人或第三方设立，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结构中的关键主体。通过构建SPV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将资产从发起人处转移至SPV，实现资产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隔离；二是使得SPV远离其自身的破产风险，包括自愿性破产和强制破产的可能，保证对投资者的足额偿付。

SPV的组建，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形式上的要求。首先，SPV必须是独立的法律主体，独立于发起人等资产证券化参与者，有自己的董事、独立的财产，能够自己承担经营费用，使自己不受发起人等实体破产的影响。在实际运作中，为保持SPV的独立性，最好由独立第三方组建，但也有由发起人组建子公司作为SPV。从法律角度来看，母子公司的关系并不能剥夺子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资格，但由发起人控制产权的子公司形式的SPV会让资产转让是否属于“真实销售”被质疑，同时，由于发起人与SPV母子公司的关系，使发起人有机会从利润分成中取得特权，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故法律对该种形式的SPV有严格的限制。其次，SPV的组建主要有信托、公司和有限合伙三种形式。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这种形式的信托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SPV必须是法定的营业受托人，即有资格经营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等经核准设立的营业组织。由于信托财产制度天然的独立性及风险隔离的特性，信托形式的SPV在实践中被普遍使用，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规定，也使得该形式有法可依。公司形式的SPV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也比较受欢迎，因为公司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形式，信用评级机构和投资者能比较容易分析其中的风险，较好的设计风险隔离机制，但是税收问题是该种形式的一大弊端。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必须缴纳所得税，这样一来，证券持有人的税负就比较重。在我国，以公司形式组建SPV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公司设立条件的障碍。在实践中，SPV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只是为了满足法律形式上的要求而设立，自身并不需要有场地设施，而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另外，《公司法》对公司的注册资本也有最低限额的要求，这些都给公司形式的SPV设立造成了困难。二是发行主体资格的障碍。《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督管理办法》对信托投资公司担任SPV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证券公司担任SPV都设定了严格的标准。有限合伙形式的SPV运行机制是由发起人（普通合伙人）将拟证券化的资产转让给SPV，由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通过购买该证券而成为有限合伙人。但我国现有的《合伙企业法》和《证券法》对有限合伙形式发行证券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一个法律障碍。

（三）资产由原始权益人转移给SPV

在确保SPV远离破产风险后，保证资产的所有权从发起人处转移给SPV。为实现信贷资产和发起人破产的风险隔离，理论上资产转移可采取真实出售和担保融资两种方式。真实销售是指当发起人将你证券化的资产转移给SPV后，已不再属于发起人的财产，发起人破产的风险自然也就隔离了。担保融资是指发起人将拟证券化的资产为担保向SPV融资，SPV为担保债权人，无法真正远离破产的风险。在美国破产法律制度下，确保资产转移为真实出售的性质而非担保融资交易对于风险隔离相当关键。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担保物权不再属于破产财产，担保债权人享有别除权，可不受破产的影响而就担保物权实现其担保债权，但是，担保融资并未实现资产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当SPV无法主张其对破产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时，投资者也会受到发起人破产风险的影响。因此，只有采用“真实出售”的方式，才能使SPV真正做到风险隔离。

（四）资产信用增级

信用增级主要是用以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评价，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投资者，提高定价能力。信用增级分为包括内部增级和外部增级两种形式。内部增级指利用基础资产产生的部分现金流来实现自我担保。外部增级指由第三方提供的信用担保。在资产证券化操作过程中，两种信用增级的手段都必须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

内部增级主要通过内部交易结构的设计来实现，如优先级、次级结构的设定、进行超额抵押、建立利差账户等。在这些信用增级手段中，除了超额抵押方式在我国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其他方式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关于超额抵押方式，我国《破产法》有规定，当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时，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政。因此，如果采取超额抵押方式实现内部资产增级将无法真正实现有效的“破产隔离”。

外部增级主要由第三人提供担保或保险，这种增级手段在国外的实践中是相当有效的一种方式。而我国《担保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的转贷的除外。因此，我国的现行法律不允许政府或政府性质的机构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使得外部增级机制的作用在我国难以有效发挥。

（五）进行发行评级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在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之前，SPV会请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根据规范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对资产支持证券做综合性的评价。发行评级的好坏直接决定融资成本的高低，这对于吸引投资者，保证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至关重要。但我国现有的关于信用评级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导致了证券信用评级缺乏明确的指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六）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维护及偿付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一般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种，发行的资产证券主要有债券、股票和其他证券。这些发行的证券品种都由我国《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调整，其操作程序也必须按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如SPV作为证券发行人，应向证券监管机构申请或经核准后，并与承销主体签订承销协议，才能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另外，证券的发行、承销、信息披露、登记、结算等均应按照有关证券交易管理办法或法律规定进行。

三、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相关法制环境与建议

法律制度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各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都需以其本国的法律制度为依托。对于资产证券化发源地美国而言，其属于英美法系国家，有着判例法的传统，因此资产证券化在美国有着宽松的法律环境。而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所固有的僵化和滞后对资产证券化的开展产生了阻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资产证券化的良性运作产生了一定的调整作用。为了使资产证券化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能更健康长远的发展，我国应在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通过适度的法律制度调整和制定专门的法律来完善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首先，制定专门调整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规范，并可适度调整就资产证券化有关的民事、经济法律法规中制约其发展的内容。其次，提高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层次，减少推广阻力。

四、结束语

资产证券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深入了解、系统研究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制及法律制度对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增强资产流动性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为了尽快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开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财政部等已陆续了一系列的规定办法，对资产证券化各环节的良性运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大规模实施条件还不够成熟，特别是法律规制方面严重不足。我国应为资产证券化专门立法，对其操作流程及涉及的法律问题作统一的规定，以规制资产证券化规范运行，防范风险产生。

参考文献：

[1]颜学海主编.企业投融资法律与操作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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