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区；治理；现代化；服务型政府；合作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1-0119-0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着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形式上，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首先是组织要素，其涉及到政府内部权力与资源的配置；其次是职能要素，其涉及到政府与其他权力主体和社会权利主体的权力与功能配置；再次是环境要素，其涉及到政府与各类社会行动者的情境关系。在动态互构的过程中，这三个要素并不能被严格地区分与线性地构序。但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言，回应社会环境、解决社会问题总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前提，政府的职能与组织都要围绕着这个逻辑前提进行重组。
社区是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构成部分，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它来透视政府治理现代化。不过就“社区治理现代化中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模式”这一问题而言，其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改革，虽然形态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前，不论是中国的全能型政府，还是欧美的干预型政府，都具政府吸纳社会职能，进而控制社会的特点。但是随着改革的开启，政府与社会实现了新的分化，政府把一些它不能很好承担的职能转移到社会之中，进而为社区的重建以及政府治理社区方式的革新开拓了空间。
（一）政府改革的权力效应
不论是中国的全能型政府，还是西方的干预型政府，都是一种集权型的权力体制。在这种集权型的权力体系中，资源、信息与人员都被组织到紧密控制的科层结构之中，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权力体系运行的重要依据。而且这种集权型的权力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管理性权力是一种主导性权力。依靠管理性权力的强大控制力，科层制组织以及科层式社会管理结构才得以建立并得到维持。在科层式社会管理结构中，社区也被政府所吸纳，成为政府有计划地推进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二战后，联合国所倡导的“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吸纳、动员、改造和管理社区的运动。诸如“社区自主计划的有效实现，有赖于政府积极而广泛的协助”，“制定全国性的社区发展计划必须有完整的政策、行政机构的建立、工作人员的选拔与训练”，“地方性的社区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家的发展计划相互结合、协调推进”〔1〕等原则都表明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政府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全球布展，权力结构出现了分化。由于政府向社会分权与市场分权，权力体系的构成及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原先的那种管理性权力主导的权力体系，现在演变为契约性权力、管理性权力和互惠性权力互动的体系。契约性权力与互惠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改变了管理性权力。政府改革所带来的权力体系变革对社区也有重大的影响。随着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社区内在的契约性权力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福利的社区化，社区内各种志愿组织的形成，也促使互惠性权力呈现增长态势。社区内契约性权力与互惠性权力的增长，既促进了社区的自治，也限制了政府的管理性权力。无疑，政府改革的权力效应促进了社区内在权力结构的变化。无疑社区内在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会进一步要求政府的治理方式进行革新。
（二）社会转型的整合诉求
政府的分权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型的社会分化。由政府所推动的市场化更是社会分化的重要动力之一。由政府的分权以及市场化所引发的新型社会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活力，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政府的有效运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市场化所推动的社会分化潜藏着各种风险。市场化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即个体化与全球化。诚如鲍曼、吉登斯等人所认识到的那样，个体化与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整合性后果，也带来了分化性后果。个体化与全球化所内涵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型社会分层的标准之一。
其实，市场性的社会分化蕴含着社会整合的需求，只不过它总是以否定或隐含的方式存在。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增强，“社群的以及由国家支撑的抵御个人失败和厄运的保障，现如今正在逐渐地、持续不断地收缩以及削减，这种现象削弱了这种保障从前所具有的种种吸引力，同时也破坏了社会连带的社会基础”。〔2〕市场性社会分化破坏了传统的社会整合，但却没有为新型的社会整合提供出路。在这种情况下，社区作为承载社会整合想象力的概念又被重新激活。社群主义以及社会资本理论对于社会团结以及社会纽带的谋划，都为社区作为一种应对新型社会分化的社会整合机制提供了合法性证明。社区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整合机制，无疑会对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当政府以市场化理念为主导促进改革时，社区作为社会整合与团结机制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明显。
（三）政府治理方式革新的要求
当前的政府改革最主要的是要改变政府的管理型特征，或者说要变革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它不但用科层制组织自身，而且用科层制组织社会。科层制作为一种政府的组织方式，把政府建构成为一个依靠规则和命令、自上而下执行的专业体系。科层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把社会职能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范围之内，使社会变成了政府的附属，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在政府通过科层制管理社会的体制中，作为社会基础的社区也被纳入到政府的行政计划之中。西方国家专业化的社区管理以及福利体系的设置和中国的单位之都是管理型政府开展管理的基础。
但管理型政府及其管理社会的方式也存在弊端。管理型政府持有一种技术理性，以效率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为了便于管理，管理型政府用同一性的策略来剪裁现实的多样性，以致破坏了社会活力，陷入悖论性的困境之中。各国政府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相继实施了改革。一方面，通过分权与职能转移来提高政府效率与社会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内部民主化与外部民主化策略为政府的有效运行于社会的良好治理塑造新型的制度空间。虽然，当前的政府改革并没有完全扬弃管理型政府，但是随着政府价值追求的转换以及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展，政府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服务型政府成为替代管理型政府的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区重建的视角，可以发现随着职业属性、政治属性与伦理属性等方面的调整，政府的理念正在从管理走向服务。
（四）治理与现代化概念新内涵的影响
治理概念的新内涵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与经济研究。“外包的系统化发展、核算单位的自治化倾向、零库存管理等等都是重新审视‘福特式’生产模式（将生产线一体化，从设计部门到机器制造、从工程师到工人严格等级化）的信号。”这促使学者们思考“能用等级化以外的另一种方式来指导企业吗？在企业内部和在企业与其他企业关系中，生产单位的日益自治化会要求采用哪些新的协调方式呢？”〔3〕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治理理念的兴起就是为了扬弃管理理念。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扩展，治理理念也渗透到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在全球治理委员会看来，“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很显然，治理理念为政府模式的革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现代化概念的新内涵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政府改革及其效应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化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在鲍曼看来，现代化正在从“固体现代性”转向“流动现代性”；而贝克则认为，现代化正从“第一现代性”走向“第二现代性”。无论学者们做出何种区分，都意味着现代化正在经历新的阶段。与早期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与“单一现代化”不同，新型的现代化是一个在多元化与复杂化的情境中寻求合作的过程。这种现代化理念对社区治理以及政府模式都提出来新的要求。
综合起来看，“社区治理现代化中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选择”是社会转型与政府改革情境中生成的一个新议题。社区与政府关系重塑的理念选择，必须回应权力体系变革的要求、社会转型的整合诉求、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并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新原则。
二、传统理念革新以及困境
虽然，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的服务型政府建构，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任务。但是，通过革新传统理念来探索这一议题，也不失为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其实，在社区重建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那些通过革新传统理念对政府与社区关系进行重塑的各种尝试。传统理念的革新其实是社会重建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并不是要回归到传统中去，而是基于新的社会现实的传统再造。当然，传统理念革新也有其局限。只有理解其局限，我们才不至于仅仅停留在依靠传统的外衣来包装新的理念。
（一）管理理念的革新
当前的政府改革就是要变革政府的管理特性。管理型政府及其对社区的管理，是依靠科层制实现的。通过科层制组织，政府强化了控制自身的能力；通过科层制度，政府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政府通过限制市场性经济权利、扩张福利性社会权利的方式，渗透到社区的管理之中。通过再分配和规制，原来由社区承担的职能被政府所吸纳。再分配主要涉及到资源的配置问题，诸如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等。加强规制则主要涉及到确定行动准则，诸如各种规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政府法规等。管理型政府通过科层制式的管理想象力，构建了以自上而下的社区控制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体系能够动员社区内在的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但是，从长期以及实践经验的角度看，它却是一个资源低效利用与社会等级化的体系，并最终失去活力与合法性。
为了打破政府管理社区的科层体制，政府逐渐减政放权，并把新管理主义引入到政府过程之中。新管理主义“是工商企业管理领域长期流行的一套管理哲学，它主要包含如下几点核心观念：（1）社会进程的主要途径在于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持续增长；（2）这种生产力的增长以‘管理’功能对劳动力要素和复杂的信息技术、组织技术、物质形态的商品的生产技术的有效组织为前提；（3）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分离的和特殊的组织功能，在诸如计划、执行和衡量生产力的实质进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商业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高素质和职业化的管理者；（4）为履行‘关键作用’，管理者必须拥有合理的‘管理权限’”。〔5〕新管理主义的最大特点是管理的自由化与市场化。通过新管理主义的视角，不难发现：一方面政府自身的组织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等级制，政府组织朝着扁平化、管理者自我控制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与社区的分离，社区具有了一定的自治权，因而政府管理社区的方式也不再仅仅是命令――服从，而是协商互动。
（二）自治理念的革新
随着政府的分权化改革，政府与社区逐渐分离开来，社区自治的理念得以复兴。不过，社区自治理念的复兴并不是要回归到传统社区自治的理念中去。传统的社区自治所赖以嵌入的传统“社会――国家”结构，在全球化与个体化的冲击下正在走向解体。“社会正在遭受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夹击。在‘流动的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社会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实体，不再有明确的边界和规范，以至于个体被迫用自身的资源去解决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国家从总体上丧失了大部分曾经拥有的各种：它经常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而不是自由地实施政策选择。”〔6〕而传统“社会――国家”结构解体包括“整合与瓜分、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两大相辅相成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过程――即世界性的、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的两个方面”。〔7〕上述这些因素都促使社区自治的理念进行革新。
自治理念的革新促使政府从集权走向民主。不过就政府的民主形式而言，其不同于传统抽象的“人民”以及代议民主，由于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协商民主正在成为政府民主的新形式。与此同时，新型的自治理念要求，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立场，任自由市场理念侵蚀社区自治，也不能采取过度干预的方式破坏社区自治。随着社区内在生活政治的兴起，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懂得分享权力、实现与社区的合作共治。
（三）情谊理念的革新
情谊理念其实是一种伦理道德理念。正如卡蓝默所认识到的那样，“伦理问题……是因为公（国家）和私（市场）的双重失败造成的”。〔8〕虽然，通过传统理念的再造，管理与自治都具有了一定的新内涵，但是，新管理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仍然具有忽视情谊关系的缺陷。这就引发了人们对情谊关系的再思考。哈贝马斯看到，新的市民社会“不再包括控制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经济领域。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9〕与此同时，“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权威，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10〕这就为社区情谊关系的重塑提供了可能。尤其是“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社区情谊关系受到广泛的重视。“社会资本包含隐含的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中，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式。”〔11〕 毫无疑问，上述的思考都为社区在新型社会情境中构建抵御流动性风险的伦理情谊网络提供了方向。
情谊关系的重塑不仅仅关乎社区，同样也关乎政府对社区的治理。帕特南在研究政府改革时，通过意大利政府改革的不同效果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在促进政府改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存储在一些自发性的组织之中。“这些自发出现的组织，与其说是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利他精神，不如说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未雨绸缪。处境相同者愿意齐心合力，以抵御社会迅速变化所带来的风险。”〔12〕这其实意味着，政府在进行改革时，为了促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依靠社区内在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开发和完善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对于培育社区情谊关系、维系社区团结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社区情谊关系的培育反过来也要求政府实现伦理化和道德化。
（四）传统理念革新的困境
在工业社会中，“政府与社会关系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政府处于中心，而社会则是围绕在政府的边缘，并形成了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13〕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对边缘具有特定的支配作用，边缘要服从于中心。就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而言，社区管理的科层制就是中心――边缘结构的实现方式之一。随着政府职能社会化，社区从政府的严格管制中脱离出来。社区与政府的分离使得政府的中心地位被削弱。随着社会中心论的兴起，社区与政府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了变化，两种社区中心论被凸显出来。一种是从市场社会中心论的角度看社区与政府的关系，社区被嵌入到商品化的理念之中，与此同时政府也被放置到边缘位置。另一种是从志愿社会中心论的角度看社区与政府的关系，社区被嵌入到互惠互利的理念之中，政府同样也处在边缘位置。虽然，从基于科层制的政府中心论到基于市场理念或志愿理念的社会中心论的转变，促进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辩护。但是这三种中心论在试图把功能相对分离的社区与政府整合到一起时，采用的都是单一化的策略。这种单一化的策略其实是追求同一性的表现。这种同一化的策略无视功能分化的合理性，试图强制性地实现功能的高度整合，最终却导致社会功能的紊乱。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复杂性与流动性不断增长的情境中，这种依靠单一中心进行功能融合的策略就会更加不合理。
为了克服单一中心整合模式可能带来的社区治理的碎片化，一种多中心的理念逐渐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多中心理论的兴起为多元力量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合理性证明，并减弱了多元力量为了争夺单一中心地位而发生分裂的可能性。但是，多中心理论仍然停留在中心理论的视野之中。虽然，多中心理论虚化了那个绝对的单一中心，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地解决碎片化问题，而只是把碎片化问题弱化了。一旦那个能够维系多中心之间均衡的隐秘力量被忽视，社区治理的碎片化会以更极端的形式出现。其实，不论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都没有真正的理解当前社会分化的意义及其限度，因而也就没有理解社会整合的意义及其方式。社区治理的碎片化问题，看似是一个分化过度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整合不当的问题。社区内在力量的分化，自然会带来多样化的功能及其合理的存在。但是多样化的功能之间必须有所整合才不至于出现紊乱状况。这就要求超越简单的分化逻辑和局部思维，从整合与整体的角度重新思考社区治理。
三、合作理念中服务型政府治理社区的策略
传统理念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拓展人们对于社区治理现代化中服务型政府的认知。社区管理理念的革新透露出服务型政府的职业属性，社区自治理念的革新揭示出服务型政府的政治属性，而社区情谊理念的革新则凸显了服务型政府的伦理属性。但是，传统理念对于新型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不当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们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准确理解。这就要求，用一种更加合理的理念来理解社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合作理念的维度
社区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服务型政府具有一种合作理念。虽然，合作的概念早已有之，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合作具有新的特质。
首先，合作蕴含了领域融合的维度。近代社会“处于不断分化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进入了一个不断分化的历史进程中了”。“在近代社会的分化中产生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这同时，日常生活领域也开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出现。”〔14〕领域的分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的复杂化。为了实现社会秩序与整体功能的发挥，各个领域之间必须被有效协调起来。不过工业社会中的领域协调是依据同一性的领域侵蚀。所谓领域侵蚀，其实就是用一个领域的原则与功能来取代其他领域的原则与功能，以实现各个领域之间功能的一体化。但是，领域侵蚀用单一功能来支配其他功能的实践，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在新型的社会情境中，重新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不仅具有了新的特质，而且在协调的理念和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从社区治理的角度看，生活在社区之中，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同质性的空间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信息、资源和人员不断流动的空间之中。社区内存在的多种功能领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同一性的支配和服从关系。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侵蚀与被侵蚀的关系，而是融合关系，即从相互建构的意义上把握各个功能领域之间的嵌合方式。
其次，合作理念蕴含了伦理的维度。社区内在各种力量之间的融合，显然不能通过竞争与控制实现，而是需要激发一种关于伦理共同体的想象力。“对共同体来说，多样性和包容性并非势不两立。在许多语境中，我们把共同体理解成是由比较松散的合作活动和群体构成的。忠诚和凝聚固然重要，但是，关切和考虑每一个人的利益这一隐含承诺同样重要。为了共同体的目的，分界线被打破了。焦点转移到共同事业和共同的生活。”〔15〕 换言之，共同体的构成虽然是多样的，但是共同体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并非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沟通的。共同的事务也并不是被事先自上而下给定的，而是通过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相互破除自身的禁锢而相互建构起来的。与此同时，对于合作的伦理之维和道德共同体的理解也可以通过社会资本这一路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粘合剂，有利于修补由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社会分化与分裂。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一种是黏合性社会资本，一种是连接性社会资本。“黏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的团结。连接性社会网络，能够更好地连接外部的资产。连接性社会资本可以产生出更广泛的互惠原则，而黏合性社会资本则会使人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16〕利用这些社会资本的有利特性，可以建构出一个合作网络。
再次，合作理念蕴含了网络的维度。正如鲍曼所认识到的那样，“‘社会’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网络’而非‘结构’（更不用说一个稳定的‘整体’）：社会被人们认识为各种随意性的联结和分离的矩阵，一个能出现无数种排列组合方式的矩阵”。〔17〕 在很大程度上，网络概念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结构概念的理解图式。第一，结构可能预设了一个先在的整体性或者说“一”，然后结构中的所有其他构成要素都要依据这个整体性或“一”来进行自我建构；而网络并不预设一个先在的整体性或“一”，而是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第二，结构具有信息传递的单向度性，而网络具有信息传递的多向度性。第三，结构具有稳定性和寻求确定性的特点，因此不适应高度流动与不确定的社会。网络则具有灵活性，它能顺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第四，结构中的构成部分具有固定的位置并且处于不同的层级之中，而网络中的构成要素则不再具有固定的位置，处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网络”才能为社区与政府的合作治理提供有利的关系模式。
（二）服务型政府治理社区的策略
首先，引导新型社区自治。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内生过程，而是一个多向度的互构过程。政府也将会在新型社区自治兴起的过程中发挥特定的作用。就社区治理的建构而言，社区治理中的关系既不应当是竞争性的交换关系，也不应当是控制性的管理关系，而是服务性的合作关系。就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社区自治兴起的关系而言，服务型政府应当引导社区走向新型自治。服务型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策略放任社区自治，也不能采取管理主义的策略控制社区自治。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两种策略都是不可行的。服务型政府作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建设的目标模式，就应当以服务的理念来处理其与新型社区自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服务型政府既要承认新型社区自治，又要促进新型社区自治的成长。因而服务型政府可以通过引导的方式促进新型社区自治。服务型政府引导社区自治，就是要以合作的理念引导社区自治，使社区自治被纳入到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之中，并促进政府与社区在功能上的有效融合。
其次，培育社区伦理精神。工业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伦理精神被作为一种价值巫魅驱逐到社会精神的边缘位置。社区的伦理精神同样也受到了排挤与限制。一方面，社会层面上的个人自由和组织控制的理念把伦理精神变成了附属于它们的理念，因而社区伦理精神就无法得到伸张。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也支持个人自由组织控制的理念，社区的伦理精神也就无法制度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们重新从社会团结与道德责任的维度来寻找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社群主义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助推下，社区伦理精神的培育再次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第一，我们不能够再用一种感性的和自然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社区伦理精神。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社区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自觉化。第二，当前社区伦理精神的培育需要从领域融合的角度来理解。工业社会中的社区伦理精神在领域分化的过程中被削弱。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的社会化，社会治理的主体变得日益多元化，领域融合的迹象已初露端倪。第三，随着领域的融合，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社区不应再持有一种传统的自然主义的道德观，政府也不应当在从自由主义或管理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自身的伦理特质和社区伦理特质。只有通过服务型政府才能培育社区伦理。服务型政府只有通过实现行政人员道德化以及建构道德制度才能矫正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对于其自身伦理精神的限制。政府的伦理化有助于引导社区的伦理化。
再次，构建社区合作制度。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保障，而政府在提供制度保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在当前社区重建的情境中，政府所提供的制度保障类型以及提供制度保障的方式都与工业社会中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区别。工业社会中的制度设计是由两种理念支配的，一种理念是竞争，一种理念是控制。当然，这两种理念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混合的现象。不过这三种形式不再适应新型的社会情境。通过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合作制度的理想类型应当是由伦理精神联结在一起的行动者网络。第一，通过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合作制度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网络”与“结构”相比，更适合于理解和应对当前社会的特质，即由高度复杂性和流动性所导致的关系模式。第二，通过服务型政府所建构的合作制度是行动者的网络。行动者具有自主性，不像结构中的行为者那样只是被动的服从并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行动者不仅仅再从上层接受命令，而且也在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中开展活动。在由“网络”所提供的无中心和无层级的关系中，行动者能够围绕着公共事务的解决展开自主而平等的交往。第三，服务型政府所建构的合作制度是具有伦理精神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只有具备伦理精神才能彼此信任和相互合作。政府作为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行动者，必须实现自身的伦理化，并以伦理精神为指导服务于其他行动者。
〔参考文献〕
〔1〕黎熙元，等.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5-26.
〔2〕〔17〕〔英〕鲍曼.流动的时代〔M〕.谷蕾，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序言2-3，序言3.
〔3〕〔法〕戈丹.何谓治理〔M〕.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7-38.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5〕〔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译者前言2.
〔6〕〔英〕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82，9.
〔7〕〔英〕鲍曼.全球化〔M〕.郭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6.
〔8〕〔法〕卡蓝默.破碎的民主 〔M〕.高凌瀚译.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71.
〔9〕〔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序言29.
〔10〕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6.
〔11〕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15.
〔12〕〔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61.
〔13〕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发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序言14.
〔14〕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3.
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建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后，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
治理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治理一词古已有之。“治理”在13世界法国就已经出现。起初的意思相近与“统治、政府”以及“指导、引导”。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中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现代意义上“治理”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就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这是最早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明确引入到国家治理中来。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对治理给出了定义：多种管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后联合作用的过程。既包括许多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安排，只要人们统一意见。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治理”一词出现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一，现代治理的出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是有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治理意味着20世纪后期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超越了生产场所的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发展，必须重新组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二，现代治理的出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必然要求。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倾向于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其强调的是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建立一个网络进行合作，共同制定发展蓝图。
二、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保障
法治是现代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和规范，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制度安排。法治是通过规则来完成国家治理，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没有预测，也使人们在社会中没有安全感，没有法治社会将无法走向公平正义。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中的权威。
首先，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安排，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的安排，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实际上这也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规定和保障的。另一方面，法治能力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国家法治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法律法规建设和w制机制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
其次，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采取着不同的治理方式。历史证明，法治是治理国家最有效、合理的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最基本的方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之间的流动和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法治体系来规范人们行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持人们之间和谐关系。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根本保障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现代化的治理讲求在民主基础上寻求治理。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发展，能够保证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障，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使党的各项决策能够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制度安排。
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出版业；价值理念；目标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27-02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国家治理”一词，也由此推动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权威界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健康稳健的发展，能否代表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将决定着整个中国文化产业能否做大做强，能否实现大发展大繁荣，能否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促进国家经济振兴。完善出版业治理体系，提升出版业治理水平，这是出版业市场化过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进一步厘清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对出版业发展至关重要。而对行业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的模糊认知势必会削弱文化产业现代化的发展，阻滞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因此，洞查与明晰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势在必行，这也是加强和创新出版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
1.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是出版业现代化发展的宏观环境，其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背景支持，也对出版业发展提出了期许与要求，这就是需要出版业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出版业市场化推进改变了传统出版的结构，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摸索和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形式，如推动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出版业产业链内部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重组频繁，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成燎原之势[1]。这些都是出版业治理过程中可借鉴的实践成果和有益的模式。这些创新性的出版治理模式和方法，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合了不同部门的资源，使出版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都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完善出版业行业治理，推进文化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就要不断地拓展出版业治理的实践空间、制度空间和体制空间。
2.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促进出版业市场化进程和文化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传统出版业的社会结构、体制会随着出版业的市场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而发生重大变化。因而，为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就迫切需要构建一种稳定协调、规范有效的管理模式。要实现出版业治理模式的创新，推动出版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就要一切以出版行业的发展实际为出发点，一方面要以文化产业市场化的客观情况为依托，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要顺应广大出版从业者和出版受众的期盼和实际需求。
以出版单位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制度体制是现代出版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市场化是出版业治理模式的基本精神，任何出版业现代化治理的模式都必须遵循充分尊重和发挥出版单位市场化进程趋势的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提升出版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治理能力，关键在于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为依托，顺势适应，构建具备现代治理特色、符合现代治理要求的体制机制，推进出版业稳固和谐发展。
3.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有效解决出版业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点工程
加强出版业的治理是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出版产业市场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版行业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和全新的局面。造成出版业现代化发展不顺畅的主要原因是出版业的发展路径与现实的困境产生脱节，而创新出版行业治理体制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以此来解决广大群众日益增加的对出版文化管理的诉求而实际出版行业治理层次不高的现实困境。当前适逢出版业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对出版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依靠体制运行模式的创新、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传统思路的突破来加以解决，以一种更加广泛、更加开阔的顺应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思维去指导实践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必须要以出版业治理的现行体制和固有制度为基本，认知并协调好出版业治理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构建三者关系，完善出版业治理结构，健全出版业治理组织，实现出版业现代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构建三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的建构目标
1.基本目标：规范发展
制度是以一定价值目标、规范利益分配而对利益主体制定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文件[2]。规范出版业行业发展靠制度，决定出版业长期稳定、持续提升的绩效也要靠制度。处于全媒体时代、全球化发展之中的中国出版业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依形势建立新的制度，实现出版业规范治理，这也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规范、高效的出版业现代化企业制度与国家特性相符合，并与一国的市场体系、制度构建及社会文化背景相协调，能极大促进文化与经济发展。
出版业规范式治理是实现出版业治理的有序化，构建一个规范性的运行结构，这样就既体现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出版业的行业实际。出版业的规范化发展对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规范式的出版业治理体制要通过完善行业制度与法律，树立国家引导、规范出版产业发展的权威力，保障出版单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全面实现，维护与满足最广大出版受众的阅读需求，实现规范、开放、高效的出版业发展局面。
2.价值目标：开放发展
市场化发展的深入，推动了出版业经营模式的根本转变，由主要面向国内的事业单位经营模式转型为面向国际、国内的开放型经营模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要积极促进全国出版市场的统一，打破出版业所有制壁垒，推动不同类型所有制出版单位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促出版业大发展。此外，还要积极促进出版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合作，实现出版集团的“五跨”式发展――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3]。将出版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举措相结合实施，推动出版业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出版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把国际化确立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4]。
出版业开放式治理就是构建一个开放化的治理运行结构，使得治理既促进国内出版业发展，又顺应国际出版业的开放大势。只有强调治理过程的开放有序才能实现出版业国际化发展趋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国际交流与融合。在出版业开放式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开放治理的体制，提高开放治理能力，规范开放治理的秩序，扩大开放治理的外延，提高出版受众对开放治理的参与度，中国出版业才能沿着市场化、国际化、集团化的改革方向奋勇前行，与国际业界共同发展。
3.动力目标：创新发展
与一般的企业一样，出版企业也有对创新的诉求，且更为迫切。这一方面是由出版的本质决定的，出版的本质即是对文化的一种选择、优化和创新；另一方面出版企业是创意型企业，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即是以创新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当前新媒体时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的阅读载体、阅读体验相伴而生，这些对出版格局和生态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也对出版业创新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要求。有学者认为：创新问题是当代出版业的强烈诉求，创新匮乏是当代出版业的不争事实[5]。出版业治理现代化要求一方面积极地顺应出版业的创新，另一方面为更好地促进出版业创新而谋求发展路径，因此，创新发展即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目标。
出版业创新式治理就是不断推动出版业创新，既要尊重出版行业发展固有的规律，肯定出版业已有发展方式的积极作用，又要依时势创新出版业治理，助力出版业突破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的限制，实现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在出版业创新式治理中，着力对出版体制、出版思维、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创新，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出版版权的保驾护航作用，全力提高出版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4.效益目标：“双赢”发展
出版的文化产业性质决定了其要以提高国家整体文化实力、提高公民文化素养为发展目标，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益是出版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出版单位发展的立身之本。在社会效益满足的前提下，出版业发展还要追求经济效益。出版业市场化发展是必然趋势，经济效益能否最终实现也是检验出版产品是否顺应市场趋势、迎合读者需求的有效标杆。而经济高收益、高效率回馈也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出版业、创作更加丰厚的精神食粮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双赢”发展即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效益目标。
出版业“双赢”式治理就是在出版业现代化治理中，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实现的目标，提高治理能力促进两种效益共同实现，并能推动两者相互促进，互惠共赢。而任何片面追求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出版行为，都是不利于出版业长期健康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陈金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6（6）：60-61.
[2] David Easton.A Framework for Polictical Analysis[M].NJ：Prentice -Hall，1965.
[3] 柳斌杰.鼓励出版传媒企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N/OL].[2012-05-17].http：//.cn/o/2012-05-17/182824433594.shtml
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第4篇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水利经济；水利现代化；水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TV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2-0108-02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水利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水利经济的发展也尤为乐观，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良好的效绩，同时在水利行业的运用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收获。江苏省靖江市拥有长江水域面积108.9km2，拥有长江岸线50.65km，处于沪宁长江水道的中心地段。同时，为全面落实中央1号文件、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和江苏省委政府1号文件、泰州市5号文件等，靖江市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围绕“安全水利、民生水利、生态水利、资源水利”等建设，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防洪除涝减灾、水资源安全保障与高效利用、水环境治理与环保等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是由于区位优势、条件优势和政府主导，靖江市依托水利资源，形成了船舶制造、机电及汽车配件等主要工业门类，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水利发展现状与成绩
水利发展必然提到水利经济学这个概念。水利经济是水利行业各类经济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中占基础地位的一种行业经济，是水资源的整合利用、保护、管理以及旱涝灾害防治过程中各种社会生产的总和。他包含水利建设中内部及其相关联系的外部的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水利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企业、环境与民生背景下水利经济的发展。以靖江为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水利相关企业收益、水利环境收益、水利民生收益。正是靖江政府长期以注重水环境为前提，结合政策的辅助，才实现了水利经济的科学发展。
水利发展成果：如何评价水利发展水平，目前主要依据水利现代化的标准。水利现代化是指在水利领域利用现代思维转变人类传统水利观念，广泛采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现代工艺设施，新型仪器设备，科学管理方法和网络化新型系统装备管理水利，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治防水污染，建立供需协调的发展机制和决策科学化、新型化的管理体制，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过程。靖江市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步跟上了水利现代化设施配备，从除涝减灾到水生态保护体系，再到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水利管理服务对应的系统设备。本文主要以靖江为例，在建设水利现代化背景下的水利事业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系布局。靖江市充分利用南临长江，北接界河的区域优势，大力开挖整治内部河道，形成县级、乡级、村级三级河道管理体系，纵横交错，互相贯通，并与长江、界河相连的江河一体，融为贯通的水系网络，为城乡供水、防洪除涝、航道养殖以及治理水环境奠定了基础。
2.初步建成防洪除涝减灾工程体系。通过长江、界河等的综合治理，已经形成了以长江和结合堤防为屏障的防洪除涝体系，防洪减灾能力明显提高。靖江长江江港堤防长达95.69km，防洪能力达到设防标准。农村80%的区域达到了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20%的区域达到了5～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
3.水资源调配能力不断增强。靖江全面实行区域供水，开展了许多水资源调配方面的工程，实现了城乡饮用水安全供给，重要工业和生活供水保证率分别达到90%和95%。在注重用水的同时，靖江市也关注节水工程的开展，随着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效，用水效率有所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46%。
4.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取得了初步实效。为加强靖江市水功能区和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监督力度，对城区河道进行疏浚驳砌，大力实施农村“双清”工程，且为了处理好垃圾问题，以防出现垃圾入水现象，市财政划拨专款用于河道管理经费补助，伴随城区污水处理厂的落成，工业、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率不断提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农田水利建设成效显著。靖江市的水利现代化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投入放在了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实施农田水利重点县和专项工程建设，更新改造排涝站、灌溉站、防渗渠道等，农田灌排能力不断提高。
二、水利建设取得的效益
水利事业的发展，一定的投入是必要的。当政府投入或者自身融资时，要充分论证投入的产出，即效益。也就是涉及到水利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问题，国家、群体（行业）、单位（个人）三者目标取向理论上是一致的。首先要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水利事业发展的需求，其次是水利行业发展的良性的运行，再次是单位和项目的个人的经济效益。通过近几年的高投入，靖江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环境和社会效益。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水是万物之本源，随着人类对于优良环境意识的增强，大家认为现代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必须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皆佳的城市，而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水环境。靖江由于水环境整治滞后于开发，损失了不少亲水经济资源。近年来，靖江市政府在专门派专员前往新加坡学习水管理模式之后，针对靖江水利当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矛盾加剧的趋势，成功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水、治水经验，从污水处理入手，在民众中宣传环保意识，在规划中编制条例，在宏观层面进行机制改革。采取大力宣传人水和谐相处，形成亲水概念。编制并实行《水系综合整治规划》，开展水利机制改革，科学利用资源，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城市科学发展。随着靖江水环境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政府工作的大力宣传下，人水和谐共处的新型人水关系形成，水文化理念将逐步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形成强烈的亲水概念。同时，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城市地产价值被提升，并带动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水环境的治理，改善了城市环境，客观上提升了城市功能和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城市资产，高速地集聚城市财富，并可以以其丰富的经济实力反哺环境综合整治，变环境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2.民生效益。在与水利相关的工业、服务业新型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也为靖江市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在水利经济新局势下，也有许多农民开始了创业之路。同时，靖江市的环境日益优越，人民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靖江的消费需求稳定增长，零售、餐饮等传统消费市场进一步巩固，文化、养老、健身等消费渐成热点，网络购物、仓储式销售等新兴业态发展迅猛。
3.企业经济效益。靖江依托水利优势，大力发展与水利船舶相关的工业与服务业，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与自身优势资源结合，使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成功经济转型，并摸索出了一条适合靖江企业发展的道路。靖江工业生产运行平稳，而凭借水利资源的船舶行业积极转型，先后承建集装箱船、钻井平台等高端产品。汽配、电机等传统产业加强技术研发和装备投入，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依托港口货源优势，推进“两业融合”，延伸加工、配送等产业链条，“四位一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也已经成为省服务业创新示范企业。伴随开放水平的提高，港口开放功能日益强化。在四大联检机构的正式运行中，建成靖江港进港专用航道，疏港道路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港口经济的发展无疑带动了外向型经济，引进外资，同时，增加外向输出。
正是企业响应当下经济发展趋势，结合水利优势，才能开创水利工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为今天靖江市工业、服务业新型发展做好了准备。
三、水利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