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1篇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特别是2002年以来更是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故被一些人誉为“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条件：改革前存在大量被压抑的生产力、制度变革的强力推动、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分享国际分工效益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驱动等。然而，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将由“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七是尽快建立风险预警、监测和防范体系，提前防范经济和社会风险，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以“疏”代“堵”，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2篇

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水平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首先，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还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要达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其次，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关键是要把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民生改善上。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国民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类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不仅强劲，而且持久。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3篇

一、 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 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于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新阶段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课题。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转换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问题是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4、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球战略思维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加速；经济减缓；增长质量

一、引言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于2012年首次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人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近年来，经过中国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逐渐趋于稳定。由下图显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经历大幅度波动并逐渐走向平滑的过程，特别是自1995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变动幅度很小，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增长趋于“常态”。

关于经济增长的路径刻画，早期学者们仅采取观察的方式进行粗略的描述，比如经济周期理论（BCT）把经济增长路径特征表述为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趋势上下波动，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经历阶段性增长、停滞或崩溃过程。后来学者们采取实证的方法刻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属性特征，目的去寻找经济增长路径中的独特方面。比如，Rcddy和Miniou研究实际收入停滞问题，他们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停滞主要发生在贫困、冲突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国家。而Ros和Hausmann则重点研究经济增长路径中的增长崩溃问题及其决定因素，并且Eichengreen et al认为经济增长崩溃比经济增长停滞更为典型。国内学者黄群慧基于考察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趋势时发现，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增长“新常态”。刘伟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除此之外，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如上，研究本质上是在刻画经济增长路径的属性特征，而我们的目的则是寻找这些属性特征中最为“独特”的一面，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加速拐点和经济增长减缓拐点。正如Hausmannn et al所言，一个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我们最好的方式去理解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属性特征就是去找到经济增长在什么时刻出现经济增长拐点。如果我们仅仅依据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而不是分析这个拐点，那么我们只能看到经济增长的外在性质。同时，依据增长加速原理，经济增长只有经历加速过程才能扭转持续减缓的趋势，因此找到经济增长路径在什么时间开始加速或者减缓，并且以什么样的态势加速或者减缓对于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显得尤为重要。依据Hausmannn et al和Eichengreen et al的研究可知，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所谓增长趋势属性的庐山外貌就能展现全景。

经济增长加速（acceleration）或减缓（slowdown）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借助数值化界定的方法，基于不同维度刻画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相比之前学者采用单维度的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增长拐点特征，转变了以往普遍依据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来预测经济的分析方式。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阶段性增长特征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经济变迁过程：

第一阶段：1949―1978年。1949年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第一是改变了社会政治秩序，第二加快了经济增长，第三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自1952―197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加速，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使得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沿着稳定持续的增长路径变动，经济增长频繁变动。其根本原因为：第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冲击着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所有制形式的变动，但同时也经历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破裂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以及“”和“”所造成的自我创伤。第二，生产规模过于庞大，而生产规模的随意更改使得经济增长不稳定性。比如，1957年1.3亿户家庭农场在1958年被改造成26000个，平均每个公社有6700人。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同时，生产规模在工业和服务业也同样强调大型化。不仅如此，在过分强调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政策性也在随意更改生产规模，这又使得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内部增长环境。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力量极其微弱，政府主要依靠指令和规定对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其结果就是拥有庞大的存货却忽视消费者的福利，与此伴随的就是生产率低下的同时，增长不稳定。

第二阶段：1978―2003年。由于改革时期的成功政策，比如，土地控制权和经营权转向农民的政策、发展小规模工业政策、实施与世界接轨政策等，中国人均收入在1978―2003年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欧美国家1.8%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GDP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至74%，占世界GDP的份额由5%上升至15%，这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并非呈现稳定的态势；尽管1992―2000年经历了8年的高速稳态的经济增长过程，但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引致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第一，存在大量的低效率国有企业，并且大部分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些国有企业完全依靠政府补贴和向国有银行拖欠才得以运营。第二，改革初期脆弱的金融体系。尽管改革初期出现了居民储蓄的爆炸式增长和经济的迅速货币化，但是该时期的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并且存在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第三，改革初期虚弱的财政地位。从1978―1995年，政府的税收由占GDP的31%降到了10%。同时，由于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税赋优惠，以及国有企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纳税基础。这种虚弱的财政地位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共和教育设施的建设。除此之外，能源与环境问题、法律制度和私人产权问题以及地区间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都是影响经济不稳定增长的因素。

第三阶段：2003―2011年稳定高增长时期。2003―2011年是中国经济稳态高增长时期，此期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10%左右。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从“快字当头”到“好字优先”有序转化。10年来，坚持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主要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第二，扎实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第三，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第四，完善落实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第五，注重改善民生，社会发展呈现和谐稳定的新气象。

第四阶段：2011年之后新常态时期。2003―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为7.7%。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预测2014年年经济增长率为7.4%，未来5年预期增长率为6.4%～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5%，2015年为7.3%，未来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5%左右。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首次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人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

三、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的界定

（一）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界定方法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但是关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上减缓或加速的研究，成为考察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的关键。依据Hausmamm et al和Eiehengreen et al的研究可知，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就能深入地刻画经济增长路径上的趋势性特征，这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形势，有助于设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我们主要借鉴Eiehengreen et al和Aiyar et al关于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界定，同时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以及各省的经济波动情况，放宽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约束。界定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为如下三个维度：

其中：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后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2%；第三个条件表明从一个加速拐点到下一个加速拐点，增长加速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

（二）计算出经济增长路径减缓和加速时间点

由于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我们放松对收入的约束。考虑到E-iehengreen的设定（Γ=3.5%；A=2%）对跨国数据分析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因此，我们以此为依据，借助全国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筛选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见表1。本文GDP年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52―2013年。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5篇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比去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下降1.6和0.8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其中4、5月份增速已回落至10%以下。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始于2010年二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已经持续了8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欧债危机再度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

从发展趋势看，欧洲各国左翼思潮和民粹主义盛行，宏观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上升，欧债危机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并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新一轮的影响和冲击。

随着住宅销售下降和新竣工项目投放增长，国内房地产库存将达到峰值，前期房地产企业通过信托渠道获取的资金，还款期也将集中到来，房地产企业特别是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更趋紧张，房地产投资增长短期内将延续回落态势。

用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与GDP之间的关系推算，4、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对应的GDP增长仅为7%左右。在2001—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当前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2.国民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速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延续了下行态势，且降幅有所扩大，并创1992年以来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回调时间最长记录。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这既是多重周期因素交织、内外需求下降叠加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在经过了三十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

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快速的人口老年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工资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从2011年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排位情况看，重庆、四川、贵州、内蒙、陕西等西部省市区位居前列，而东部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分列倒数1～6位。

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

与之相比，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0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7%，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我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

3.增长阶段转换需要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

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能够达到的目标，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宏观需求政策应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同时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4.短期宏观调控应容忍经济增长适度回落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宏观经济政策强调稳增长，其实就是稳就业，而稳就业就是保稳定。

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就业压力有所减轻，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缓解。因此，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应放弃高增长目标，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为7.5%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