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深度；陡度；尖度；持续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5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YJC7901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J0909）；江西财经大学校级重点课题（201005）。

作者简介：饶晓辉（1973- ），男，江西广昌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36-05收稿日期：2011-11-22

本文旨在利用我国季度GDP数据，应用Clements和Krolzig（2003）（以下简称为CK）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及经济周期的持续性进行分析。

国外已有众多文献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如Neftic（1984）、Sichel（1993）、McQueen等（1993），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国内学者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既有理论描述，也有实证经验研究（刘树成，2000；刘金全 等，2001；徐大丰 等，2005；陈浪南 等，2007）。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样本太小，且忽略了深度、尖度及陡度型的非对称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断我国经济周期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扩充了样本容量，采用CK方法，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框架中对三大非对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及持续期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理论模型

（一）经济周期中深度、陡度及尖度的非对称性

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有很多类型，本文主要关注深度、陡度及尖度型非对称。CK在马尔科夫链参数模型的背景下对3种非对称性重新进行了定义。

定义1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深度对称当且仅当yt分布为非偏态，即E[（yt-μy）3]=0。

定义2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陡度对称当且仅当Δyt分布为非偏态，即E[Δyt3]=0。

定义3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尖度对称当且仅当中间任意区制来回于第1区制和最后区制之间的转移概率相等：pm1=pmM，p1m=pMm， m≠1，M，p1M=pM1。

（二）CK检验

CK利用沃特检验统计量W检验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假设。下面以MSI（M）AR模型为例介绍CK检验的具体方法。模型结构如下所示

yt=μ（st）+∑pj=1αjyt-j+ut （1）

其中ut|stNID（0，σ2），st∈{1，…，M}是一个具有M状态的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pij具有时间不变性，转移概率pij=pr（st+1=j|st=i）表示从i时刻状态转移到j时刻状态的转换概率，并且不同的概率之间满足正则性约束条件∑Mj=1pij=1，j，j∈{1，…，M}。另外，st还被假设为具有不可退化性：pii

考虑如下假设的W检验

H0：（λ）=0， H1：（λ）≠0 （2）

其中λ=（μ1，…，μM；α1，…，αp，σ2；π），=RnRr是一个秩为r的连续差分函数，秩r=rank（（λ）λ′）≤dimλ。

令λ～、λ^分别表示有约束和无约束条件下λ=（μ1，…，μM；α1，…，αp，σ2；π）的最大似然估计量。沃特检验统计量W依赖于无约束的估计量λ～，W统计量分布近似服从于正态分布，有

T（λ～-λ）dN（0，∑λ～） （3）

函数（λ～）在大样本中也服从正态分布，从而有

T[（λ～）-（λ）]dN（0，（λ）λ′|λ～∑λ～（λ）′λ′|λ′） （4）

如果零假设H0：（λ）=0成立，并且方差协方差矩阵具有不可逆，有

T（λ～）′[（λ）λ′|λ～∑λ～（λ）′λ′|λ′]′（λ～）dχ2（r） （5）

在非深度型零假设条件下，

D（λ）=∑Mm=1ξ-m（μm-μx）3 （6）

其中ξ-m为区制m的遍历概率，μx=∑Mm=1ξ-mμm为x的非条件均值。

非陡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依赖于

S（λ）=∑M-1i=1∑Mj=i+1（ξ-ipij-ξ-jpji）（μj-μi）3 （7）

最后，非尖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可表述为

TP（λ）=Φπ （8）

对于非深度和非陡度检验而言，（5）式中的r等于1；对于非尖度检验来说，（5）式中r等于区制的个数。

二、实证结果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样本容量为124。1994年之前的季度数据，我们采用了Abeysinghe等（2004）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97年不变价格为基准，对名义GDP进行了调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公报》。为了剔除季节性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Census X12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季节性的调整，调整后的实际季度GDP增长率记为yt。

依据深度、陡度及尖度非对称性检验的原理，我们需对yt进行单位根统计检验。由表1结果可知，在5%的统计显著水平下，ADF和PP两种统计检验方法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yt符合检验经济周期三大非对称性检验的要求。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统计量的p值 ADF -3.126398 0.0273 PP -2.914449 0.0466注：单位根检验均为截距项的设定形式；p值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

本文同时考虑了MSI、MSM、MSIH以及MSMH 4种类型的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数据为季度数据，故每种类型模型的自回归滞后阶数的最大值均设定为4。依据SBC和HQ信息评价标准，MSI、MSM、MSIH以及MSMH模型的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0、2、1。

表2给出了4种相应模型的尖度、深度及陡度非对称性的检验结果。从非尖度的检验结果可知，非尖度零假设条件下卡方分布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9627、0.3338、5.3987、0.8982，接受非尖度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2655、0.9536、0.1449、0.8259，均大于10%的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尖度型非对称。非深度的检验结果告诉我们，除MSM（3）-AR（0）模型在10%统计显著水平接受零假设之外，MSI（3）-AR（1）、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拒绝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1819、0.4737和0.9833，均大于10%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深度型非对称，我国经济周期不会出现“高峰低谷”或“高谷低峰”型深度非对称。从非陡度型非对称检验结果可知，零假设条件下MSI（3）-AR（1）、MSM（3）-AR（0）、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中的卡方分布统计量分别等于7.9058、27.8967、3.212和6.865，在10%统计显著水平下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着显著的陡度型非对称特征，陡度型非对称特征具有稳健性。

依据SBC评价标准，我们选取了MSIH（3）-AR（2）来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的其他特征。MSIH（3）-AR（2）模型系数估计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实际数据与模型拟合数据的曲线图为图1。从图1的拟合结果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

从表3自回归滞后系数来看，自回归系数α1、α2的估计值分别为0.6371和0.1676，均在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并且自回归系数之和α1+α2等于0.8047小于1，说明MSIH（3）-AR（2）模型具有稳健性。自回归系数α1=0.6371，说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率对下一期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影响力度达到63.71%，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持久影响；α2=0.1676，说明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率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力度为16.76%，其持续时间要比滞后1期短。

表2非对称性检验的结果模型MSI（3）-AR（1）MSM（3）-AR（0）非尖度 Chi（3）= 3.9627[0.2655] Chi（3）= 0.3338 [0.9536] p_12 = p_32 test： Chi（1）= 0.0530 [0.8180] Chi（1）= 0.0890 [0.7654] p_13 = p_31 test： Chi（1）= 3.9161 [0.0478]** Chi（1）= 0.0003 [0.9851] p_21 = p_23 test： Chi（1）= 0.0210 [0.8848] Chi（1）= 0.1976 [0.6567]非深度 -2.0494 9.6238 Chi（1）= 1.7823 [0.1819] Chi（1）= 3.1765 [0.0747]*** 非陡度 -0.0251 -0.0044 Chi（1）= 7.0958 [0.0077]* Chi（1）= 27.8967 [0.0000]*模型 MSIH（3）-AR（2） MSMH（3）-AR（1） 非尖度 Chi（3）=5.3978[0.1449] Chi（3）= 0.8982 [0.8259] p_12 = p_32 test： Chi（1）= 0.0819 [0.7747] Chi（1）= 0.8355 [0.3607] p_13 = p_31 test： Chi（1）= 4.6336 [0.0314]** Chi（1）= 0.0003 [0.9868] p_21 = p_23 test： Chi（1）= 0.8011 [0.3708] Chi（1） = 0.0628 [0.8021]非深度 -1.9204 0.1714 Chi（1）= 0.5133 [0.4737] Chi（1）= 0.0004 [0.9833]非陡度 0.3754 0.2461 Chi（1）= 3.2120 [0.0731]*** Chi（1）= 6.8650 [0.0088]*注：*、**、***分别表示1%、5%、10%统计显著水平；[]内的数字为卡方检验的p概率统计值。

图1MSIH（3）-AR（2）模型的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

表3三区制MSIH（3）-AR（2）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μ1 -0.6787 0.9261 -0.7328 μ2 1.7514 0.4274 4.0977 μ3 2.8537 0.5625 4.0977 α1 0.6371 0.0835 7.6278 α2 0.1676 0.0748 2.2395

表4不同区制下标准差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σ1σ2σ3 估计值 1.8991 0.75883 1.3009

表4结论显示适度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小，其次为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大为低速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适度经济增长阶段是最平稳的。

表5、表6分别给出了转移概率矩阵和区制特征属性。从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区制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6729，p22=0.9656，p33=0.9222。特别的，区制1自身持续的概率0.6729大于其转向区制2和3的概率之和0.3252139，意味着经济体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趋势具有一定强度的惰性，因此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经济体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适度或高速增长区制转移。p13=0.325，说明区制1转移到区制3的概率为32.5%，说明我国经济由低速增长区制跳跃到高速增长区制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当经济体一旦达到高速增长阶段时，其自身持续概率为0.9222，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经济将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它也有回复到低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约为4.95%）和适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为2.83%）的可能性。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经济增长有着急速下滑的趋势，政府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降趋势将会逆转，在进一步的刺激下经济增长率将回复到高速增长阶段（p13=0.325）。在三区制自身转移概率中，区制2自身转移概率（0.9656）最高，说明我国经济体处于适度经济增长阶段具有很强的持续性。

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总共124个季度数据中，经济能够被识别出处于低速、适速与高速阶段的时期数分别为13.5、63.6和46.8个季度。在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11.42%，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10.48%；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0.36%，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50.81%；而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8.23%，高速增长持续期占了整个周期长度的38.71%。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这说明我国政策决策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经济增长会得到快速回复，但也要预防经济返回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

表5区制转移概率的估计结果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0.6729 0.002139 0.3250 区制 2 0.03338 0.9656 0.0009902 区制 3 0.04950 0.02825 0.9222

表6区制的特征属性

观测值的个数 频率 平均持续期 区制1 13.5 0.1142 3.06 区制 2 63.6 0.4036 29.10 区制 3 46.8 0.4823 12.86

MSIH（3）-AR（2）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如图2和表7中的3个不同的周期阶段。图2给出了不同周期阶段的事后平滑概率和滤波概率。概率值越大，则经济处于相应区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表7及图2中的第2幅图可知，1980年第4 季度～1981年第3季度、1988年第4季度～198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出现了较长的低速增长阶段，分别为4个季度和5个季度；而1986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1季度间我国经济出现较为短暂的低速增长时期，其时间跨度分别为1个季度和2个季度。这与表6中低速阶段的平均持续期为3.06个季度的结果基本一致。低速增长阶段的划分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我国经济保持适速增长的阶段为1979年第1季度～1980年第3季度和1994年第3季度～2008年第3季度，其时间跨度分别为7个季度和56个季度，说明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适速发展，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适度增长阶段，这也构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间力量。适度增长时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和通货膨胀态势。1993年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双紧”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和投资冲动，使我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期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政府政策制定及调整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谨慎性，这使我国经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适度增长，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第3季度。

表7区制的划分估计结果 区制1 区制2 区制3 1980：4～1981：3 [0.8281] 1979：1～1980：3 [0.9493] 1981：4～1985：4 [0.9743]1986：1～1986：1 [1.0000] 1994：3～2008：3 [0.9846] 1986：2～1988：3 [0.8888]1988：4～1989：4 [0.9871] —— 1990：1～1994：2 [0.9474]2008：4～2009：1 [0.8952] —— 2009：2～2009：4 [0.9683]注：方括号里为区制概率值。

图2MSIH（3）-AR（2）模型的事后概率

表7及图2表明，1981年第4季度～1985年第4季度、1986年第2季度～1988年第3季度、1990年第1季度～1994年第2季度、2009年第2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持续时间看，最长的持续期18个季度，最短的持续期为3个季度。模型分析的结果与我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比如，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遭遇了强烈的负面外部冲击，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这时，我国政府出台了包括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央行百日内5次降息、大规模的税负调整等相机抉择政策，促使我国经济迅速止跌并反弹到高速增长阶段（这与p13所隐含的结论相一致）。自2009年第2季度起，我国经济就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领先世界进入了危机后的复苏阶段。

三、结论

本文运用CK检验方法，对经季节调整后的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不对称特征及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在本文所考虑的4种MS-（V）AR中，MSIH（3）-AR（2）模型的估计结果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数据的非线性结构特征。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陡升缓降”型的陡度型非对称，但不存在深度及尖度型非对称。

第二，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概率看，我国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高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较大，远大于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适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同时，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或适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自身持续概率表明，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

上述实证结论对我国宏观经济有着重要的实践和政策涵义。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因低速增长阶段具有一定的惰性，所以政策实施就要有一定的力度。经济一旦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高速增长阶段具有较高的持续概率，经济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要注意的是，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的可能。在当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如果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现象，政府政策制定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并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经济将很快恢复到高速增长阶段。

参考文献：

陈浪南，刘宏伟.2007.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J].经济研究（4）：43-52.

刘金全，范剑青.2001.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 [J].经济研究（5）：28-37.

刘树成.2000.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J].中国社会科学（1）： 114-122.

徐大丰，朱平芳，刘弘. 2005.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 [J].财经研究（4）：13-21.

ABEYSINGHE T， GULASEKARAN R.2004. Quarterly real GDP estimates for China and ASEAN4 with a forecast evaluation[J]. Journal of Forecast， 23：431-447.

CLEMENTS M，KROLZIG H.2003.Business cycle asymmetries in the US business cycle[J].Empirical Economics， 27（2）：185-204.

MCQUEEN G， THORLEY S.1993.Asymmetric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1（3）：341-362.

NEFTIC S.1984.Are economic time series asymmetric over the business cycl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2）：307-328.

SICHEL D.1993.Business cycle asymmetry： a deeper look[J]. Economic Inquiry， 31（2）：224-236.

（编校：沈育）

Asymmetric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in China

RAO Xiaohui

（1.Management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2篇

海闻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码能够持续四五十年，五十年也很有可能。目前已增长了30年，也就是说，还能高速增长20年。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的一些问题，中国经济现阶段会在短期内出现波动，但仍会有8%的增速。

他的论断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何为起飞阶段？海闻介绍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起飞阶段。罗斯托将经济形容为飞机，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从地上到空中是最最关键的时间，是社会的一个蜕变。

这个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农业为主逐步变成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逐步变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

从这两个结构变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还处于这个起飞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农业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务业比重还不够。以美国为参照，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快80%，而中国只有40%，产业结构的变化只走到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正处在起飞阶段，发展速度不会慢也不能慢。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中国还有40%左右的农民需要转移。

要解决农村人口转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的人口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城市里面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吸纳就业。根据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每2%的GDP增长能够降低1%的失业率。中国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这个数字就会很大，这就需要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推动农村人口的转移。

有学者认为，GDP增长过快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针对这个问题，海闻的解释是，中国目前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和市场进一步分工，使原来隐形的GDP显现了出来。未来如果GDP的增长主要是由服务业发展拉动的话，就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问题。

海闻认为中国经济会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海闻说，早年决定国家比较优势的是技术上占优的产业，然后是资源配置占优的产业。现在，技术可以转让，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是成本。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同种产品国内需求也大，同样的研发成本，平均摊到每一件商品中就会很小，所以中国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只要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中国就可以延续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第三，中国的体制改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海闻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还存在许多缺陷。这些缺陷恰恰说明中国的改革还有空间，还能够继续通过改革来推动生产力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速铁路建设；挑战；优化

我国经济持续性的增长与发展，使得作为我国运输主力的铁路运输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不断增大的铁路运输流量以及逐渐增加的运输压力使得我国要尽快实现铁路交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现阶段，我国铁路交通正大力推进高速铁路的建设与发展。但是，我国在高速铁路的建设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起步时间还是比较晚的。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使得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面临着较多的挑战，从而制约着我国高速铁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要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优势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探究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优化方案，保证我国高速铁路的高效、安全、经济运行。

1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现状

1.1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里程逐步增加

近几年，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高速发展、进步的状态。截止2012年，我国内陆地区的高速铁路的建设里程达到六千八百多千米，在建的高速铁路里程达到一万多千米。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脉络正向着连接各大重要城市的网状化方向发展着。

1.2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技术逐步提升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起步时间较晚，但也正是因此，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从其他国家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吸取了较多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提高了我们对于高速铁路建设的技术与信心。高速铁路的建设具有高成本以及无法重建的特性，所以，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能够在轨道技术、列车制造技术等方面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经过自我的探讨，逐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1.3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正遭遇瓶颈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开始进入瓶颈期，高速的建设、发展中所潜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使得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着许多挑战。

但是，现阶段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时期，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如果不能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相适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所以，我国要积极迎接挑战，推进我国高速铁路的进一步发展。

2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2.1 我国高速铁路运行时的噪声问题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列车行驶速度的加快，轮轨的相互作用以及列车与空气的相互作用等都使得高速铁路在运行使用时产生较大的噪声。如果对噪声问题不加以控制，不仅会降低高速铁路列车乘客的舒适度，对于居住在铁路沿线的人们，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下去，会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伤。

2.2 我国建设的高速铁路整体性较差

高速铁路的建设需要注重三个方面，即轨道、交通控制以及车组。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在轨道的铺设方面现已达到国际水平，像是高原冻土等环境问题的，也以成功地被我国铁路轨道的建设人员解决了。而且，我国高速铁路的交通控制系统，像是高速铁路中的通信信号、调度指挥、旅客服务等系统也建设地相对完善。但是，在列车的设计制造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的。列车设计制造方面的缺失，使得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缺乏整体性，从而降低了我国高速铁路高效性、经济性以及安全性的发挥。

2.3 高速铁路运行的不稳定性

尽管我国的铁路建设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对于高速铁路列车的建设，我们还需要多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高速铁路系统中的高速铁路列车的复杂的设计与制造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而对于高速铁路列车运行稳定性的保持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的又一个新的挑战。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列车大都采用动车组的形式，其是利用先进的牵引、制动以及网络控制。对于高速铁路列车来说，其的特殊性在于轮轨接触，而轮轨接触的特征具有强烈的非线性的特征，并且在高速铁路列车运行时，其蠕滑力所导致的阻尼作用会使得列车产生振动，从而使得高速铁路在运行时缺乏可靠的稳定性。

3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优化方案设计

3.1 提高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科技研发水平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轨道铺设技术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高速铁路系统中的列车的设计制造技术还是稍有欠缺。所以，要使得我国现阶段的高速铁路建设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我国高速铁路自我科技研发的技术水平，从而降低高速铁路的建设成本。因此，对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相关的科研单位，应尽快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为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3.2 合理设计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运行网络

我国的铁路发展历史较长，其所包含的运行范围也相对较广。所以，在铺设高速铁路轨道时，我们应首先对原有的铁路线路进行考察，对其的高速铁路列车运行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而避免轨道铺设的重复性，致使资源以及资金的浪费。

特别是，对于我国远距离的高速铁路的建设规划，其不可缺少地就是对于原有线路的实地考察以及可改建性的评估，从而降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成本，加大对我国自主产权的研发与利用。

3.3 增强我国高速铁路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现阶段的高速铁路发展应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将部分现代化的技术，如信息技术、模拟仿真技术等应用到我国的高速铁路的建设中来，以提高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水平。以信息技术为例，高速铁路建设中的信息技术可以将铁路运输体系中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共享，从而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同时，信息技术可以促进高速铁路系统中的乘客信息服务业务的开发，使得乘客能够更加了解高速铁路的运行信息，从而在无形中提高高速铁路体系的服务质量，使得高速铁路系统能够吸收更多的客流量，提高高速铁路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高速铁路的经济效益。

4 总结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其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尽管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时间较晚，但是，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速度却很对，因为，我国能够从其他国家借鉴更多的经验与教训，以提高自身的建设水平。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正遭遇瓶颈，因为，早期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存在着某些的问题，其现今已成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的制约因素，限制着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要针对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现状，分析高速铁路系统中的优劣势，在优秀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的基础上，探究制约现阶段高速铁路发展的问题，从而能够提高有效的方案，优化、完善我国的高速铁路系统，使得高速铁路发挥其高效、安全、经济的运行优势，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2012.9.21.

[2]陈泓旭，李焕.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的挑战[J].交通企业管理，2010（09）.

[3]张聪.我国高速铁路发展若干问题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02）.

[4]周婧璇.浅析我国发展高速铁路的可行性[J]中国市场，2013（02）.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4篇

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符合增长阶段变化的逻辑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11000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GDP。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五年即1969―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期间，GDP年均增长7.4%。可见，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在31个省份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2015年1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6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的有效性在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

过去，中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GDP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GDP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U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GDP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U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GDP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U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15%。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的世界经济难改“新平庸”表现，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阶段性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明显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并没有下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明显惠及其他经济体。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发展；问题；创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并已经走过仅靠技术和资金引进推动发展的阶段。在世界市场对我国低端产品需求已经达到饱和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靠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要靠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而这些都需要依赖我们自己创新推动。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已经基本掌握了世界上现有的能够掌握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未来的发展只能靠自己在技术上、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包括大众参与创业。

“十”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发展战略。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粗线条来看，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关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第一个问题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我们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是全球需求的相对萎缩。去年3月份定下的出口增长目标是7%，年终实际只有2%。除了需求的萎缩，国内成本的上升也影响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我们的人工更贵了，土地更贵了，方方面面的要素都更贵了。这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首先，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包括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上地方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最大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另一个是浪费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10年前相比，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难度将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所以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再次，国际市场的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它们的工资便宜。第四，要明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了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

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我们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资慢，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创新也可以体现为组织形态的改变。近期海尔实现了组织形态上的扁平化，成为一个创业平台。年轻员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层层上报，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钱，海尔配一部分钱，很快就把想法诉诸实施。营销渠道也可以创新。中国的市场很大，营销渠道需要很多投资，管理也很困难。但小米就不需要营销。他们把售价降到比成本高一点，让顾客觉得性价比高，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粉丝经济，比广告的效果更好。这样小米就不需要铺底资金，不需要到处建营销渠道，创造了利润空间。由于美欧经济低迷，中国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也可以通过创新来应对。金融危机之前，七国集团在全球总需求中的份额是68%，现在降到了45%左右，新兴市场的份额明显上升。问题是我们的出口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发达国家。中国人脑子里的外国就是发达国家，愿意去纽约、去巴黎，不愿意去新德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新兴市场跟发达国家的差别在于他们有潜在的购买力，但是基础设施不足，需要的产品运不进去。所以一带一路是战略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战略性的，有利于改善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也涉及到制度创新。最近总理问上网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相比，我们的竞争不够激烈，没有力量推着提供商在性价比上进行改善。金融制度的创新空间也很大。我们的金融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如果经济好，回报率高，贷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经济不好了，原来觉得很低的贷款利息就变得很高。间接金融会放大经济波动。股权融资在经济好时回报高，在经济差时回报低，能够起到相当于稳定器的作用。现在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把最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识别出来并进行支持。科研人员需要有创新的空间。现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点，面临创新模式上的改变，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会占很大一部分，但还需要探索未知的世界，需要不一样的创新机制。

因此，我们应该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自主创新，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加快经济发展新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率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