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国际资源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08-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 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下,2008年1至3季度GDP增长率仍然在9.9%(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12期)。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而言,这已经是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近期连续出台力度非常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国内外学者普遍预期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在8%以上。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 .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safe.省略/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

19&id=5.

[3] 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4] 杨静.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少年――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J].国际融资,2008,(3):33.

To Analyze the Factors Sustaining China Economy Increase Constantly

ZHANG Zhi-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550025,China)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经济驱动因素 实证分析

1 主要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技术进步和经济组织制度改进等原因引起的经济总产出规模和总量的扩大。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范畴，它反映社会经济活动规模的变化方向和程度。历史上对增长理论的研究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整个60年代，第二个时期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理论主要由拉姆齐（Ramsey，1928）、索洛（Solow，1956）、卡斯（Cass，1956）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56）建立的新古典模型组成。

第一个时期的研究创造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集中注意力于资本积累及其储蓄决策等的联系。罗伯特·索洛的最显著贡献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圆满地解释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观察到的许多现象，而且它在数学上也比较严密，因此它得以统治经济思想长达30年。然而在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对该理论产生了不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长期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未能解释技术进步的经济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在稳定态是否无关联的预言出现经验性的偏差，数据表明，各个国家的储蓄率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增长理论家们认识到模型的这种缺陷，他们通常的修补办法就是假设技术进步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外生方式）出现。这种方法能够使理论符合人均增长率长期为正而且可能不变的事实。

解决新古典理论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问题，修正原先假定的生产函数，一定程度地容许自我持续——内生的增长，由此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雏形。当时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工作致力于为长期增长提供一种曾被遗露掉的解释。这种方法主要提供了技术进步理论，而技术进步理论正是被新古典模型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内生增长理论着重考虑了社会选择如何导致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内生增长理论也考虑了新思想的产生和生产方式的创新，这对于解释长期增长非常重要。保罗·罗默（Paul Romer1986， 1987，1990）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对此作过重要贡献。保罗的智能性突破在于将资本的私产报酬部分地与社会报酬分离。内生增长理论依赖于可积累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产生持续增长。作为内生增长理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强调当厂商不能取得某些投资收益时社会报酬与私产报酬的差异。然而当前的经济证据表明，内生增长理论在解释增长率的国际差异方面不是很有力。正是存在这方面的不足，近期更多的内生增长理论学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跨国经济分析，特别是跨国技术扩散与产业集群这方面。

综观这两大学派的优劣势，不难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理论均有各自的适应范围，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因此这两种理论模型在西方发达国家广为应用，同时对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中国经济增长中主要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这里采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1980~2003）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模型、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果用G表示经济增长率，用GL表示劳动增长率，用GK表示资本增长率，用λ表示技术进步率，G＝λ＋aGL+（1-a）GK，这就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它表明经济的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带来的。其中，由劳动力增长带来的份额为a％，由资本带来的份额为（1-a）％。通过索洛基本公式间接推导可得：λ＝G－aGL+（1-a）GK。这使得以往难以估算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由此得以估算。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A0emtLαKβ （1）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最终消费率;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001-02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投资和出口是推动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投资的增长支撑起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轨迹基本一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是从2000年开始加快,由10.3%持续上升到2003年的27.7%。之后政府针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偏快的局面,分别是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2005年上半年以及2006年4―9月,三次比较集中地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得投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由于投资增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所以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一直都高于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

一、经济增长的内因与外因:“拉动”与“推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日益外向的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被危机波及,但中国政府果断决策,4万亿的投资决策对稳定民心和实体经济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政府新增的投资和强有力的实施手段都是宏观经济外在的推动作用。若实施得当,则促使经济转危为安并良性循环;若实施不当,则很有可能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预期。那么从中国宏观经济本质上对症下药,我们更加需要经济内在的拉动力量。从推动到拉动,实质上是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当前主要有投资与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反映出经济中的双重失衡:一方面是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另一方面是外部失衡,也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贸易顺差过大,而其实质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进一步表现为储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因此综合来看,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在于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因此在中国具体的情况下,研究和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进行消费结构的调整,如何从消费的角度入手,提高消费率进而提高中国居民生活质量,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

二、中国的消费与消费经济

中国的消费。从宏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来看,根据欧拉方程:消费增长率=[r(t)- ρ-θg] /θ。消费增长率是一个内生性的增长变量,消费者的理最终决定消费率水平。而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ρ值是指效用的贴现率,反映的是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问题,若该值较大则说明一国居民倾向于当前消费。从中国居民的消费理来看,ρ值较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中国增长缓慢的国民收入水平、提倡节俭的传统文化美德以及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因此,与国际相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9.1%,其中低收入国家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72.6%,高收入国家为80.3%。而中国的消费率一般不足60%,近年来随着投资的迅猛增长,曾一度低至不足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30个百分点。从消费需求的组成来看,最终消费率偏低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过低。此外,政府消费率也相对较低,近年来,中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4%左右,低于亚洲国家25%的平均水平。

三、影响中国消费增长的因素分析

1.收入因素。影响中国最终消费率的因素主要有国民收入及其划分的比例、人口数量及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状况、政府相关政策以及人们的消费心理等,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因素还是国民收入。收入水平高,则消费领域广,享受性、发展性消费较多,从而消费结构层次较高;收入水平低,则消费领域窄,较多地集中于基本生活消费方面,从而消费结构层次也较低。而在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是比较稳定和持久的部分,这部分收入在消费支出投向中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人们日常基本生活需要,非工资性收入即一时性收入(如,各种奖金、兼职收入等)在消费支出投向中则更倾向于用来满足非日常基本生活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不仅如此,近来来,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向非居民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倾斜的趋势较为明显,导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趋向下降,这也制约了居民消费进一步快速增长。另外,持续走高的房价已成为阻碍消费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房价增幅过大,超出了部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购买能力,从而抑制了其他消费需求的释放。年轻居民的消费欲望较强、消费观念超前,有潜力成为推动商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为了积累购房能力,不少城市家庭被迫进行储蓄,有时是两代人甚至几代人进行储蓄,这就使得住房消费以外的当期其他需求受到较大制约。

2.传统因素。勤俭节约的消费文化传统是导致中国消费率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一直都很高,尽管近年来由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得很多金融学者一直在提醒大家中国“负利率”时代的来临,但这依然不能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现实,可见崇尚节俭的传统文化影响之深。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居民的自发消费意愿不强。尽管国家采取了各种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但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依然很高。而现在中国人口结构的现状愈加推动了储蓄率的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口的占比在逐年提高。中年人的收入水平较高且大部分自身并没有住房的压力,但代代相传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思想在这部分人群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自发消费意愿不强,更多的收入都是用来储蓄以满足下一代求学、购房等需求。

3.社会因素。社会保障具有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就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引导和控制社会及其成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从而促使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社会保障正是通过对消费需求增长和需求变化这一环节的调节,以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以“三条保障线”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也已取得较大进展,救灾救济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救助医疗制度等初步展开,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变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保障实践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只有部分城镇居民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而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并不能享受到这些待遇。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对需求者的有效保障,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制约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并不能给被保障者充分的帮助,特别是在农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让农民感到并没有真正的实惠。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监管不力,很多社会保障资金并不能真正到位发放到居民手中。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

四、结语

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发展平稳而迅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依然显著,外贸经济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稍有波动,但中国贸易顺差的局面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然而从长期发展规划来看,通过提高消费率从而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才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本质性推动因素和长远发展的保障,促进消费需求,才能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薄伟康.当前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4,(39):10.

[2]芮桂杰.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对策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4,(33):2-50.

[3]国务院宏观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4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对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4,(15): 6-7.

[4]常兴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经济研究参考,2004,(30):26-37.

[5]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4年宏观经济增长趋势急需着力处理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4,(31):10.

[6]陈端计.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反思与展望[J].市场经济研究,2004,(2):35-37.

[7]方文.城乡居民储蓄增长的原因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市场经济研究,2004,(2):38-41.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第4篇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学界如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内涵及内生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3］。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其经济增长与其它产业相比，表现为一定的独特性。因此，林业经济增长是指组成林业产业的全部企业的发展与森林资源的增长，即林业行业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的增加，可用林业总产出或林业总产值来衡量［4］。但是在现阶段研究中对于林业总产值的界定，社会普遍承认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但由于目前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难以计量，故不计入林业总产值之中［5］。赵铁珍等进一步又把中国的林业总产值分为营林产值和木材采运产值两部分，森林的种植和培育等的产值计入农业总产值，而森林采伐、运输则计入工业总产值。这种划分对于今后的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参考方向［5］。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林业经济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保障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6］。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制度绩效评价中的核心内容［7］，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不少研究者从林业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评价产权改革的制度绩效。同时，林业经济增长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增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8－9］。

2林业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回顾与分析

2.1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10］。总结近期的研究文献，众多学者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分两个层面，一是单独研究某一因素影响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2.1.1林业经济增长的单因素影响分析

单个生产要素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投资、科技投入、劳动力、森林资源、林产品进口贸易等因素。林业投资可以推动林业经济增长［11］，其中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还证实了两变量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受财政科技投入短期变动的影响不明显，而短期内财政科技投入变动受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的影响则较大，长期来看，财政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相互间有显著促进作用［12］。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响林业经济增长方式［13］。另外，国内林产品进口贸易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林产品进口对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林产品进口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林产品进口是林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则不成立，主要源于从长期来看，国内短缺的生产要素通过进口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如中国原木、锯材等初级林产品的大量进口，不仅没有对国内生产形成替代，反而释放了国内的产能，有效地刺激了林业经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林业实现良性经济增长［14］。

2.1.2林业经济增长的多因素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贡献的结果。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构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林业经济增长也不例外，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营林生产以培育森林资源为主，受林木生长缓慢、林地数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营林产值很难快速提高，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比资金要素的投入对于营林生产的贡献率更大［15］，资金投入应以国家投资为支撑力量，主要因为林业投入要素中相当部分的生态资产化，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降低了林业产出［16］。除上述资本、劳动力、技术的生产要素投入影响之外，经济增长还会受制度、市场、政策的影响。高岚、张自强系统地研究了产权管制和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1996～2007年间广东省林业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了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具有重要贡献的假设，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的贡献有限，提出现阶段中国仍需不断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同时需要考虑到各地区的森林资源特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差异。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变量难以量化”保守结论［17］。李微等针对国有林区比较多的伊春地区，从公共理论角度出发，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4个方面:供给因素(资源、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需求因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产业结构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认为产业结构、森林资源，消费需求，资本和劳动力对伊春林区林业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并认为科学技术及第三产业并没有对林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主导作用［18］。而李平、张俊飚持不同观点，认为科技投入为林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12］。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的观点均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个地区的某个因素起主导作用。结合中国林业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中国林业经济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决定了林业制度变迁作为林业经济的重要制度因素，辅助生产要素(资金、人才、技术)进行动态优化配置，协调好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一种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从而为林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整合模式［19］。

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转变分析

2.2.1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向及其转变方向

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般涵义出发，以要素数量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粗放型的增长，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集约型的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仍属粗放型，其基本特征为: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新建项目，二是林业经济增长靠多占用资源和高消耗来实现，三是产出变化与质量、效益变化不尽协调［20］。在中国目前林业资源紧缺、林业资源质量日益下降的条件下，这种粗放型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将遭遇“极限”，当增长趋于“极限”或人们意识到这种“极限”的存在时，要使经济增长突破这种“极限”，就必然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方式，转而着眼于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有效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近的［21］。在20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廖雅萍主张不能将全部的林业资源都要集约化经营管理和发展，他针对当时的林业资源现状以及经营管理现状，认为林业应该分类经营，即以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森林应该按社会公益事业进行经营，实行事业化管理，由政府和社会负责建设，而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森林则应该实行企业化管理，面对市场，参与竞争，进而在经营措施、运行机制以及补偿机制等各个方面对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来，张孟德和孙秀娟均从循环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林业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林业在化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上起到的调节中枢的作用，在林业产业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且理所当然的。在林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应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使循环经济具体模式中，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林业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实质与林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变方式的观点一致［23－24］。

2.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素分析

虽然，目前的林业资源现状、林业发展现状、当前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现状、激烈的林业市场竞争等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迫切需要中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不是一个自发就能自动完成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农户等各个社会主体的支持和参与。刘勇、马平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制约因素:主观上，中国市场经济观念不强，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改革和科技的观念也不强，林业尤其突出。客观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当前中国林业企业自我发展机制不健全，虽然在积极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但进程缓慢，产权制度仍然不够明晰;二是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投资结构不合理，林业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1%，资金投入重“森工”轻“营林”，必定造成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三是政府宏观调控不利，主要表现在林业企业的发展规模、分布区域和宏观生产力布局、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兴企等之间的不合理［20］。总之，迫于当前林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形势和客观规律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林业初步形成了综合性的产业体系，科技成果在林业产业中的转化效率越来越高，林业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现实的、可能的［25］。

2.2.3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

在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领域中，劳动力要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等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因素。首先，资本的密集程度对林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强化和改进林业企业物质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础条件，为林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载体和制度保证。因此，资金投入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第一启动力。再次，林业科技创新对于林业的贡献有巨大的潜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当前的中国林业科技与经济脱节严重，形成“两张皮”的状况，科技成果转化无法到位，林业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劳动力要素包括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几个方面成为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规范劳动者劳动行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26］。魏远竹从林业企业角度出发，认为林业企业是林业经济的细胞组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而企业规模是否经济，又是能否实现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对林业企业来说，除了应注重科技和体制的双重创新及提高劳动者素质之外，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规模经济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推进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7］。

2.3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经济增长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动成为一国或一部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有助于经济增长［28］。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林业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业制度指导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林业经济增长必须以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为基础，而其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业产业结构状况［19］。据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大部分省区的林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仍不明显。因此，加快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改变目前中国粗放型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以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某一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此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则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对林业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多部门经济模型的研究。虽然林业产业结构因素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由于林业产业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各地区的林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林业产业政策等条件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各个地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也不尽相同［29］。因此，选择个别典型省份或区域的林业发展做深入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黄烈亚、翟印礼等选取全国26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各地区1997～2006年10年相关统计数据，就各地区林业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林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林业经济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其M值(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林业经济增长负相关。而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处于次要地位［30］。

肖泽军、铉珺玮概括湖北的林业总产值主要来源于营林、林产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过对营林、林产品、竹木采伐和林业总产值四个变量的相关分析发现，林业总产值与林产品产值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但林产品产值增加值对林业产值增加的贡献却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产值增加值对林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最大，但与林业总产值相关性却不高，这主要源于林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太合理［31］。肖敏静和赵璟选取江西省数据为样本，研究江西省林业三大产业对江西林业经济的贡献率，三次产业的依次贡献率为49.8%、37%、11.8%，表明目前林业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江西经济的增长是有比较大的贡献的，这也与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业经济的发展还主要是以营林业等基础林业为主，林产工业及林业服务业相对还比较薄弱，林产品的加工及林产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还不够发达。与此同时，林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潜力和作用［32］。在对比发达国家的林业产业结构中，中国的林业三次产业比例为70:26:4，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林业工业产值多数达到林业总产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林业的第二产业比重严重低下，没有发挥好林业经济增长主体的角色，并且在当前林业二次产业内部，仍然是以初级产业为主，即以消耗森林资源的木竹采运业为主，资源的综合利用为辅，属于低级的资源推动型经济增长。因此，在改变粗放型林业增长方式的发展环境下，林业除了在林业三次产业结构上需要优化升级，在林业第二产业的内部也需要调整，重点是培育林产加工业这一林业主导产业［27］。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发现，从全国角度和省域实证研究均表明，林业产业结构变动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重点是林产品加工业，并将之培养成林业主导产业［27］。总之，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与有效配置为基础，林业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进而影响林业要素预期投入产出效益。均衡的产业结构，适应于技术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反之则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不稳定，该理论同样适于林业产业。因此，新时期林业的重点任务除了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外，还应该注重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进集约化发展。

3评述与展望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发展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

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尽管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论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研究的不足。国内的研究多运用静态分析，强调静态要素贡献，而很少涉及不同发展阶段下要素贡献变化问题，即只集中于静态而非动态的分析。同时，多数文献的实证检验只关注某类样本，或不将样本进行分类对比，无法有效分离和认识不同要素贡献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只有在经济进入低速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简单地根据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不能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次，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不足。目前国内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全面系统，多局限于fdi对经济增长的某个或少数几个效应进行分析，计量方法和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对能反映fdi真实作用机制的时滞效应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时，多违背回归方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数据是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尤其是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从而产生共线性问题等，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是建立在伪回归的基础之上；而运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时，一些至关重要的滞后期的选择比较简单，因此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二是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模型没有很好地控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放大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几乎所有文献都在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实证检验一般都选取gdp或gdp增长率的绝对值或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而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结果也就无法说明金融对增长的贡献是源于金融的资本积累效应还是资本配置效应。四是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没有全面探索金融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对金融体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