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经济发展变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乡村工业；改革开放；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特的国家主导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民兴起的乡村工业化双翼腾飞的道路。本文回顾了乡村工业发展的运行轨迹，分析了乡村工业对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总结了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一、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工业起步阶段(1978—1984年)

这一阶段，乡村工业在组织形式上仍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但发展的要素条件与政策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从要素条件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劳动的效率，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业产值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农业剩余的积累和劳动力优势的发挥。其次，从政策环境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乡村工业生存的“夹缝”有所拓宽。一方面，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实施了多次调整，增加了农民剩余资金的积累；另一方面，国家放宽了对农村非农产业的限制，并在信贷和税收方面对新开办的社队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各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国社队企业在这一期间以年均15.2％的速度快速发展，其产值由385亿元增加到1 035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由9.1％上升到14.7％。

(二)乡村工业迅速崛起争治理整顿阶段(19M-1992年)

这一阶段，乡村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外部条件有了更大的变化。农村改革的深入使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民个体收入水平及储蓄规模迅速上升，并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投资能力。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销，给农民自主创业提供了日益宽松的制度环境。乡村工业组织形式的突出变化是农民个体及个体基础上的私营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同时，国家政策鼓励乡村企业跨行业、跨地区内引外联，拓宽了乡村工业的发展经营空间。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不断调整，使乡村工业在1984—1988年间呈现出“异军突起”发展态势。企业数量由606.5万个迅速增加到1 888.2万个，年均增加69.6％；企业总产值由1 709.9亿元增加到6 495.7亿元，年均增加44.9％。尽管后来由于“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明显放慢，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期间乡村工业仍保持了平均每年34.4％的递增速度。

(三)乡村工业飞跃和结构调整阶段(1992—2001年)

这一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目标，确认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了新的阶段，而且为乡村工业的再次飞跃提供了条件。在这一阶段，乡村工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特征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以“温州模式”为典型的家庭或家族企业逐步向股份合作制自然演进，而以“苏南模式”为典型的乡镇企业也走上了改制之路。在此期间，国家针对乡村工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制度变迁与政策引导进一步带动了乡村工业的飞跃。在1992至1997年间，乡村企业增长的许多指标，如上缴税收、利润总额、出口创汇、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等，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

(四)乡村工业平稳发展阶段(2001—2008年)

这一阶段，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思路的提出，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乡村工业拓展了发展空间。乡村工业的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世界市场看，中国加入WTO以后，乡村工业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从产业布局看，通过自然演进和政府引导等不同途径，为城市大工业配套和与农产品深加工衔接的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到2007年底，全国乡村企业各类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达5 600余个；从企业组织规模与实力看，一些耗能高、污染大、效率低的乡村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涌现一大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营的大中型乡村企业。到2008年8月，全国乡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23.8万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乡镇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74.2％。这些企业整体素质好、创新能力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部级或省级名牌产品，它们对乡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支撑和带动作用。

二、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历史贡献

(一)经济增长的许多数量指标表明，乡村工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乡村工业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在1978年至2006年间，乡村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由5.7％提高到27.5％。其中，乡村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0％提高到44.8％。从乡村工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看，1978年至2006年间，乡村工业的从业人员由2 827万增加到14 680万，乡村工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8.4％提高到50.8％。这些指标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的整体平均情况。到2007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68 000亿元，年增长率达14.1％，产销率达95％以上，从业人员总数突破1.5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40％均来自乡村企业。事实表明，乡村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结构趋向改善的状况表明，乡村工业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村长期形成的以种植业为主，尤其是“以粮为纲”的单一产业结构，延长了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得到了矫正。20世纪5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在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轻工业产品的严重短缺，吃、穿、用等基本消费品供给不得不长期实行“票证经济”。为此，不得不在改革之后，尽快弥补轻工业滞后的断层。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便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乡村工业的发展有效地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的扭曲，使产业结构更符合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而且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巨大落差得到有效缓冲。

(三)社会发展的各项综合指标表明，乡村工业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 140多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乡村工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主要因素。同时，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农村社会各个领域全面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和农业技术设备，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项公共福利事业的全面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进而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一)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经济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也是乡村工业崛起和持续发展的“秘密武器”

乡村工业三十年的崛起和迅猛发展，验证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即每个人作为“经济人”以最小的代价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所带来的个人思想和活力的解放，是创造辉煌灿烂物质文明的根源所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弊端就是通过城乡户籍壁垒、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组织体系等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抑制了这个最广大的民众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民公社框架下的集体耕作制失败的教训在于，它既剥夺了农民个体退出农业的自由，又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权利，使他们在惟一的经济组织中为了利益最大化只能选择最大限度的偷懒，由此造成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使广大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下摆脱出来，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大大地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正是这种进取心和创造力，使农民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等国家投资，不靠银行贷款，靠自有资金的积累，靠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开辟出一片生存空间。也正是这种进取心和创造力，使农民在求温饱奔小康的目标吸引下，不断地突破和创新，不仅创造了乡村工业数量增长的奇迹，而且为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事实告诉人们，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大多数国民的积极参与，而乡村工业化恰是使包括数亿农民在内的大多数国民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保护农民个体的产权主体地位，以此保护数亿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工业化的积极性，是推动乡村工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二)国家政策的鼓励与限制，是推动或约束乡村工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程，有力地印证了政府政策与经济效率的关联性。从乡村工业发展阶梯式的周期性波动看，每一个周期的上升与平缓的变动都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变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飞跃或停顿都直接取决于国家政策所赋予的空间。从国家政策行为的推动作用看，第一阶段的起步，得益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举措和对农村包产到户的肯定；第二阶段的崛起，得益于一系列放宽搞活的政策及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开始；第三阶段的飞跃，得益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第四个阶段的稳步发展，得益于科学发展和新型工业化思路的提出，尤其加入WTO后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接轨。从国家政策的限制作用看，乡村工业在1983年的增幅下降，与改革之初人们对社队企业的认识不统一，进而导致国家政策的摇摆，甚至有些地区对乡村企业采用简单的关停直接相关；1989—1991年间乡村工业的三年徘徊，与国家在治理整顿的形势下减少了对乡村工业的优惠政策密切相关；1999—2001年间乡村企业低迷爬坡的局面，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家的金融、信贷政策支持不足相关。可见，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对乡村工业长期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三)思想观念的解放，是乡村工业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的先决条件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浙江通过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路径，实现了从自发性的城乡关系变迁到自觉性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演进，探索形成了城乡一体化路径的“浙江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殊途同归，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共同推进。

浙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坚持“先行探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科学发展”的理念，积极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在全国率先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模式，从而使浙江在城乡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及两者差距缩小的程度、城市化水平、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度及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均等化发展程度等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因而，研究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路径特征，对于浙江自身统筹城乡战略进一步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提升，以及推进全国其他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由于受到以往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极为明显，这种结构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而且以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形式进一步固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城乡的环境激励约束条件不断变迁，城乡主体行为也随之做出适应性选择。这种效应促使浙江的城乡一体化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自发性市场驱动、探索性政策引导和自觉性战略主导这样三个重要阶段，从而实现了从市场驱动的自发性城乡关系调整向政府主导的自觉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

（一）基层自发动力驱使的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变革（1978－1992年）

浙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制约，首先是从农村基层开始，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行农村所有制变革；从突破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经济格局到乡镇企业、小城镇和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经历了一个在农村基层自下而上自发动力驱动下，以农村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为先导的城乡关系变迁历程。这些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促使浙江农村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种经营发展，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三次产业并举，从单一的集体经济向“国有、集体、民营、个体”等多种形式共同发展，从单一的乡土经济向离土离乡进城办厂务工经商的转变，形成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欣欣向荣、专业市场蓬勃发展和千百万农民闯市场的全新格局。

从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基本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机制得到明显强化的基础上，乡村内部“以工促农”、“以商兴农”的内生机制开始形成；第二，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第三，其动力源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众自发驱使。所以，这一进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使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传统的城乡关系结构在一定范围和层次得以变革。虽然这一阶段还仅仅是初步促成了农村内部“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机制的形成，或者说“它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为脱贫致富而不得已的选择”（邵峰，2006）。

（二）市场化推动和政策引导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探索（1993－2003年）

从1993年开始，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的进程，一方面，浙江通过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全面推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力求在市场主体形成和产权制度上有所突破，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形成市场机制运作的微观基础，使浙江在社会经济体制机制上形成明显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宏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强县扩权”改革，进一步强化县域和城镇发展活力，从而为浙江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应该说，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农村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取得明显成效，这就为浙江消除城乡差距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革主要特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使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而在县域层次促使城乡间“以工促农、以商兴农、以城带乡”联动发展机制的初步形成。然而，就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性质主要还是基于农村自身发展和县域层面的城乡一体化，这当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政策性引导，但都是政府基于基层自下而上自发性探索实践的经验和问题而进行的一时性或局部性政策导向，这种推进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无法彻底消除城乡一体化中的主要障碍。

（三）政府统筹发展战略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整体推进（2003年以来）

无论是最初通过乡镇企业发展的“以工补农”效应，还是以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虽然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农村发展的层面改善了城乡的结构关系，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意义上看，由于缺乏从整体上的推进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二元结构状态，因而浙江先期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只能是在局部的范围和初级的层次推进。随着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特别是浙江社会经济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新时期特殊背景形势的迫切要求，从2003年开始，以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一系列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举措为标志，浙江进入了以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为主导的自觉性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根据进程的演进特性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

1、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决策和准备（2003－2004年）。围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浙江首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同时在一些地区进行先行试点。比如，2003年浙江义乌和嘉兴先后率先在全国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2004年初浙江省又在嘉兴市召开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一体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头几年尽快使城乡一体化工作步入轨道，一些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机制和推进体系；第二步，到2010年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第三步，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标志着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及总体构想已经基本形成。

2、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和梯度推进（2005－2007年）。在先期试点探索的基础上，2004年底浙江省正式推出并实施《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纲要，它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根据《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要求，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主要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和农民为主体的作用机制下，通过全面统筹和整体建设、因地制宜和分步、分层次推进的方式全面展开、步步推进和不断深化。

3、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纵深发展和总体提升（2008年以来）。2008年底，随着《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特别是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和《浙江省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2008－2012年）》，标志着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进入全面向纵深发展和层次提升的全新阶段，已开始向更高层次目标挺进。

二、浙江城乡一体化演进的路径模式

不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都会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但其二元结构一定是嵌入在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之中，即不同国家或地区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消除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外约束条件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上就应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考察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其路径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浙江城乡一体化推进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制度创新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性体制，在制度和体制层面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实现融合的机制通道和作用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缩小明显的经济差距，从而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互动平台。

大量事实表明，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阶段，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失衡以及由此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甚至会持续扩张，这是社会演进中的一种自然过程。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又会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基本趋势。由此可知，就发达国家通常意义上的基本经验来讲，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一体化的核心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工业化的反哺带动和城市化的推进融合就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一般规律。

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却具有其特殊性。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它遵循着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工业化的进程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作用，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强化。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一般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初期自然分化的结果，那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化进程初期的“自然分化”与计划体制强制的“人为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即一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特性主要是“经济性”的，而我国的二元结构特性却是“经济性”与“体制性“的叠加。这表明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还应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问题，这是“中国趋向”的特殊性。

（二）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殊途同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代表了“浙江模式”从起初创新崛起到重大转折再到深化完善的路径特征（陶济，2008）。以往国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尽管千差万别，但主战场基本都在城市，即主要是直接得益于城市工业的重新布局（城市工业企业向农村的迁移）。然而，与发达国家这种通过“工业农村化”推动和实际导致的“农村工业化”路径不同，浙江广袤的农村却成为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温床。

浙江之所以选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这一“农村内生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一是由于浙江人口密集并且过去主要集中在农村且当时城市工业比较落后，如果期望通过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会面临更多制约，促使农村先行改革发展更加符合浙江省情也符合国情。二是基于浙江启动改革与发展的根据地都是在农村，代表浙江特色的各种形式无论是“民营经济”、“块状经济”还是“专业市场”的发展都始源于农村，这表明农村具有内生并先行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基础条件。三是一旦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促使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和分业、农业人口的转型和就近转移、以及农村村落的社区化变迁等都具备了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这些对于整体上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三）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实现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进步内在要求的一种客观趋势首先必须经历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但是由于这一进程在整个利益格局上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不同群体的意愿，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条件下微观主体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机制驱动，从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不能自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朱允卫、黄祖辉，2006）。所以，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要求政府必须通过统筹发展的长期战略实现这一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仅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发协调根本无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并保证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的形成，而完全依靠政府的作用也是难以解决这一巨大系统工程全面性、持续性运作的动力来源和经济保障。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作用和政府战略与政策的他组织作用不可或缺。

比如，伴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浙江各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通过自发性市场机制的自组织驱动在乡村广泛展开。此时政策的效应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基层主体自主性得到强化，从而充分激发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所以，浙江虽然受到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约束，但由于具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环境条件，同时又存在地方特有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对农村主体拓展自我发展空间形成了很强激励，从而导致主体内在自发动力的有效生成。因此，从这一时期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启动发展的机制来看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众自发动力驱使所致。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城乡发展 二元结构 比较

城市和农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城乡关系复杂多变，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城乡一体化是促进城乡融合、协调三大产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城乡关系与城乡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各自的城乡发展理论。分析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找到我国城乡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

（一）对“城乡对立”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城乡关系，但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城乡分离”出现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过程中，表现为劳动人口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重现分配以及城市和乡村在区域上的分离。“城乡对立”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物。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首先使得农业与工商业分离，进而引起城乡分离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利益对立。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工业与商业开始分离，之后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内部进一步分工，这些分工的相互关系由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所有制形式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因此想要消除“城乡对立”，就必须消除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可以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分工，消除城乡对立现象。

（二）对“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从城乡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联系出发，指出城乡发展是一个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演进不会固化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城乡融合必然实现。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城乡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决定了“城市乡村化”的城乡关系，工业革命决定了近代“乡村城市化”的城乡关系。马克思指出：“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关系对社会经济形式的从属性表现”，他认为城乡对立只是“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的表现，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和弊端表明超越城乡间的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认为农村农业人口和城市工业人口的相对分离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的体现，通过生产教育、变换工种等方式可以实现城乡逐步融合，使大家共同分享社会福利。城乡融合就是消灭农民与工人间的阶级差别，消除城市与农村间的对立和城乡人口不均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大城市在城乡融合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

（一）城乡发展阶段理论

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居民收入差距倒U理论，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库兹涅茨将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逐步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分配逐渐趋于平均，居民收入差距长期趋势呈现倒U型规律。库兹涅茨对倒U理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和储蓄过分集中于高收入阶层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劳动人口逐渐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缩小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此外，新兴产业的兴起会减少旧产业财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能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库兹涅茨主张进行立法干预和政策调节，推进技术革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威廉姆逊1965年发表了《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提出了地区经济差距倒U理论。威廉姆逊分析了英格兰东部地区110年的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2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显示不论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还是截面数据分析都表明区域间经济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呈现出倒U型变化轨迹。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和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阶段，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农村与城市的均衡发展又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存在三个阶段：扩大阶段、持续阶段和缩小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极化现象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

（二）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

1954年美国学者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大多同时存在着相对弱小的现代工业部门和较为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虽然弱小，但技术比较先进，资本相对丰富，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农业部门，而传统的农业部门虽然强大，但技术落后，生产效率远低于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工业转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并不会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增加了国民收入，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农村人口城市化同时发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达到平衡，二元结构消失，城乡差距也随之消失，城乡二元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

1957年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建立了循环累积因果模型，指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存在着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两种作用力。发达地区由于具备技术、资本等优势，在回流效应作用下，通过抑制落后地区发展积聚要素资源，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此后，当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扩散效应，开始向落后地区输送要素资源，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缪尔达尔认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同时存在，二者的效应强度并不均衡，经济水平越高，扩散效应越强，经济水平越低，回流效应越强，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回流效应通常大于扩散效应，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造成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逐渐扩大，从而形成地理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形成空间上的“中心―”结构，要消除这种二元结构，政府必须采用相关措施，积极提高扩散效应的影响力。

（三）城乡均衡发展理论

1898年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他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描述了世界各地城乡间的严重分化，表达了对城市过分集中拥挤和农村逐渐衰落的深切担忧。霍华德认为城乡间严重分化的原因在于城市的“引力”大于农村的“引力”，只有找到农村大于城市的引力“新磁铁”，才能解决城乡分化问题。霍华德指出城市生活水平高、就业机会多，但物价高、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农村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但就业机会少、相对贫穷落后。为了解决这对矛盾，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田园城市是为了健康生活和经济发展而设计的发展模式，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城市周围由农村地区环绕，为城市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但城市规模不能超过环境的承载力。田园城市理论关于城乡关系的创造性观点是最早的城乡规划理论，对现代城市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美国经济学家芒福德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理论，认为城乡间不能分割，二者同等重要，提倡新建更多的中心城市，组成更广大区域的经济生活统一体，实现城乡间的平衡发展。

两种城乡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

（一）两种理论的相似点

第一，两种理论对城乡发展趋势的判断较为一致，都认为城乡关系是由彼此分离向逐步融合转变的，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出发，阐述了城乡融合的历史必然性。西方经济学从分工和劳动生产效率角度出发，指出随着城乡劳动生产效率逐步接近，城乡间必将逐步融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第二，两种理论都认识到城市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认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造成了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和农村逐渐连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认为分工造成城乡间在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城市会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城市，造成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当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病”逐渐出现，城市边缘区逐步增加，加上城市和农村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并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两种理论的区别

第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从城乡发展的内在机制出发，认为生产关系是城乡关系演变的主要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西方经济学从社会分工、资源配置等方面对城乡关系进行了分析，以某一特定阶段的劳动生产效率为视角，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很多城乡关系理论。第二，两种理论的深度和体系性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历史的唯物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本质，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指出了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形成了完整、严密、系统的城乡理论体系，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侧重于对城乡现象的解释和对城乡发展一般规律的描述，没有阐述城乡关系发展规律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城乡理论，这些理论缺乏紧密的联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较零散，缺乏统一的体系框架，理论深度不够。第三，两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以理论范式为基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出发点，提出了城乡关系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理论性过强，没有提出具体处理城乡问题的对策，缺乏实践性。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以应用范式为基础，考虑了城乡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如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应如何利用二元结构转变发展经济，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城乡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种理论即有区别，也有一致性，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目的不同，两种理论在各自领域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具有完善的体系，揭示了城乡关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较为零散，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实践性较强。因此，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城乡发展理论的合理部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关系健康发展，逐步构建现代城乡发展理论的科学框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9

3.薛晴，霍有光.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渊源及其嬗变轨迹考察[J].经济地理，2010.11

作者简介：

王家旭（1979-），男，经济学博士，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农村经济。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范文第4篇

（一）乡村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乡村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乡村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和保证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主张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认同度更高，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出现何种分裂，造成哪样的混乱，总是能够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活在普通农民中间，发挥着规范行为的作用，维护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3］传统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文化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开始面临着裂变及价值重建的问题。一般来说，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近代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洋务派最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后又掀起了“立西学”、“破中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破除传统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紧接着“”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村文化的重新改造和价值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乡村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过去乡村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落后思想得到了遏制和清除。第三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的价值困境。随着改革深入到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逐渐被打破，农民安土重迁的价值理念开始发生动摇。经济的发展助长了农民追求物质、谋求物质享受的需求。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道德渐渐被边缘化，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思想等不良价值理念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约束在渐渐失效。乡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走向了“半熟人”社会。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的发展关乎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和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推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乡村文化出现了逐渐异化的趋向，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乡村文化正在挤占传统道德伦理的阵地。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出现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理想信念的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农民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农村与城市的复兴，是文明与经济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到农民的生活，就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实现和谐乡村，生活安逸，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和谐的乡村理应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祥和的，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理应是天人谐和、节用爱物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

家乡经济发展变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区域空间；城乡一体化；协调

“空间”是人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和权利动作的载体。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如开辟耕地、植树造林、修建铁路等都构成空间结构的组成部分。空间结构状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运费、地租、集聚三个基本因素外，还有如资源的分布、地形与气候、历史特点、社会结构、与周围区域的关系、决策者的决策标准与决策水平等(陆大道，1988)。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乡空间结构的巨大变革。在多数国家社会结构体系里，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的两种社会形态，城市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逐渐成为人类文明先进的象征；而农村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渐渐沦于愚昧、落后的困境。城乡分离的社会大分工，使城市和乡村的协作关系笼罩上了城市中心论的阴影，长期以来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相互分离、独立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差距较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城镇与乡村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总体经济最优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区域空间演进的一般规律

(一)空间演进的阶段划分

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与成长，经济增长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关系。区域空间以“核心——网络”为基本结构单元，在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下，呈阶段性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在传统农业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四个阶段演进过程中，空间结构类型依次为均质化空间、极核化空间、点轴化空间和一体化空间(陆大道，1988；潘玉君等，2007)。其空间的组织形态由分散的点状、无发展轴、无规模等级结构逐渐向点轴系统，进而向空间网络一体化系统演进，城乡空间关系由共生、分离、对立逐步走向城乡空间融合。

1　传统农业阶段。这个阶段历史漫长，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逐步出现以居住为主要职能的乡村居民点；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小城镇慢慢出现，城乡结构初步形成。但由于社会发展缓慢，城乡之间交通等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平低，城乡之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很少，没有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疏密问题，空间结构状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即呈现低水平的空间均衡发展状态。

2　工业化初期阶段。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传统的以家庭、作坊经济为主体的分散式的城乡空间格局迅速瓦解，区域空间结构开始进入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发展阶段。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增长，社会分工明显加快；水上交通、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出现，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聚经济”效应开始出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城镇不断吸收广大乡村地区的资源，并向周边地区输出商品，城镇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低效的空间均衡状态被打破，空间经济梯度突显。

3　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和私人投资能力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重化工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出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资源的开发和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使新的城镇不断形成，单纯的“中心一”模式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城镇职能分工和等级体系初步形成。由于集聚经济在社会经济区位决策中的统治地位，社会及产业主要集聚于高等级的城市和轴线上，“点一轴系统”逐步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愈演愈烈，空间结构仍处在变化之中(陆大道，1998)。

4　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科技文明高度发展，并在经济建设、城乡规划、生态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事业使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大大下降，“集聚经济”发展超过了所能允许的边界，形成了所谓的“集聚不经济”，“用脚投票”的民主制度使城乡、区域之间的消费、收入、就业和机会选择的差异逐渐消失。生态文明理念受到高度重视，各地区的空间和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以城镇群为主导的“点一轴”空间系统逐步完善，等级差别愈来愈小，整个空间结构重新回到“平衡”之中。

(二)空间演进的三维模型

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决定着空间结构的演进过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前，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对物质生活的高度渴望，使社会经济的空间运动以集聚为主，其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增长极发展模式成为最佳选择，区域空间结构不平衡不可避免。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公平、正义、发展机会均等社会因素渐起主导作用，经济因素作用下降，平衡布局、发挥社会效益变得愈加受到重视，社会经济区位决策可能偏离经济上的最优方案，随着经济、社会两维空间延伸。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强大的技术手段强烈地改变着自然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生态环境因素愈来愈明显地影响国家和地区资源开发方向、产业选择和空间布局，空间区位抉择同时受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因素的作用，空间结构变化沿着三维空间延伸(陆大道，1998)。

二、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现状解析

(一)城乡空间结构演化进程明显加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把发展重点放在城市，而农业部门只是向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导致农业减产、粮食供应紧张、农业部门长期滞后、城乡差距加大，城乡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周叔莲、金碚，1 993)。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城乡结构在经济、社会转型等多重推力下，正经历着急剧的空间演变进程(李国平等，2009)。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和经济能级提升。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建设呈现出大规模的开发热潮，城乡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演化进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2008年底，人均GDP为2.2698万元，已基本具备了促进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条

件：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不断进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民生得到显着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了小康水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央政府多次下发文件，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规划。

(二)影响城乡空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尽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在为工业化作出贡献的同时，却由于“抑农保工”和“城镇剥夺农村”两大措施损害了社会公平目标和牺牲了农业效率。农村人口因转移无门而大量滞留在有限的农业空间，农业的规模经济难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迟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有效需求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隐患(何念如、昊煜，2007)。

我国城乡空间布局混乱，多数城市空间扩展陷入“摊大饼”的怪圈，处于近域无序蔓延，广域扩展严重不足状态。一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带来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就业困难、地价上涨等一系列过度“城镇化”问题；另外，城镇化将城镇技术水平低和污染严重的工业向农村转嫁、扩散，从而也连带地将城镇污染向农村延伸、扩散，形成新的污染区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王春光，1997)。二是多数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城镇规模存在断层，缺乏大城市，不利于经济要素与产业的快速聚集与扩散，不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由于小城镇缺乏投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低，吸引力差，一些企业不愿在小城镇扎根，使工业合理布局不能顺利展开，疏导大城市人口的阻力很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大城市已明显表现出工业和人口过分集中的许多弊病，却仍然存在着继续集中的趋势。三是在产业发展上，城市之间的依存度不高，产业落差和经济落差大，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产业发展矛盾难以协调，中小城市的支撑产业普遍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不同程度地发展滞后。四是在行政管理上，大都处于无序竞争、各自为政，而不是有序合作和协调发展等等。

三、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外部环境

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相互支援

，共同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切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是一个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首先是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其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改变目前主要由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调低税率，刺激和鼓励国内消费，启动巨大的乡村消费市场；第三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改变目前经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为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第四是改革垄断行业，加快事业单位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黄坤明，2009)。

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一要采取各种措施为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国家要保护农业、建立自然保护区、新城建设引入农业景观、维持生态平衡，使人类可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二要提高人类素质，增强责任感，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也刚步入中级阶段，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保护环境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二者并不矛盾。

(二)城乡统筹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

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乡统筹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打破行政界线，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既注意城乡之间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又注意城市发展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紧密联系，从城乡区域整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用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来控制城乡土地的使用，使城乡发展相互衔接，从根本上防止城镇无限无序蔓延，保护农业发展。通过建设高度发达的道路交通系统，缩短城乡之间的距离，方便人们的出行和货物运输，从而使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兴旺发达。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小城镇都已编制了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不少城市甚至进行了多次修编和调整。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发展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弱，随意改动现象严重，致使规划难以落实。只有通过立法，加强规划的约束力，才能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城乡统筹规划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仅仅是规划专家和政府的事情，必须允许社会公众参与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西方国家所有的规划必须通过市民的审议程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充分转变政府职能，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利益，不断增强服务意识，通过强化社会公众对城乡规划和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引导和帮助公众去改善发展环境。

(三)发挥政府职能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关键

统筹城乡空间协调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离不开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扶持和保护。一些人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消失，我国可以通过人为地加速城镇化进程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空间的迅速融合。这种想法不但不可取，而且非常有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常常给市场经济造成无序和混乱，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对于自由竞争发展中的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应当努力去调控和纠正。城乡空间发展即有内在的规律性，也需要从外部加强引导和支持，西方国家无不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城乡空间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另外，由于农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弹性低等，因此，市场对农业的调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农村改革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参与程度，深刻影响着社会参与度和农村面貌改变程度。解决城乡空间二元结构，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必须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作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业、农村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

空间一体化的途径

发达国家城乡空间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并没有消灭农业，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和人类聚落的一种形式，也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农业的健康发展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应从具体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加强对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通过龙头企业的订单农业，把分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民种易卖难的后顾之忧；积极发挥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的作物，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利润增值问题。同时，要进一步落实“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农业，不断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增强农业综合能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比较收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黄坤明，2009)。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基础

社会保障是实现二次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率，防止两极分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城乡间的差别，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随着城乡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问题仍然很多。首先，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比较窄、制度不够健全、管理基础比较薄弱、资金支付压力大、部分社会群体保障待遇不合理，特别是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不衔接等问题尤为突出。其次，农村社会保障仍然非常薄弱。一是农村低保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待完善；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配套资金不到位，保障水平过低；三是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定位，农村养老保障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非农化的发展，我国农民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化。另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家庭小型化也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大为削弱。当前农村医疗、教育费用支出过高，抵制了农民的消费意愿，导致经济发展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因此，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助于贫困农民增强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城乡生产资料的合理流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形成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高效率的社保体系，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省市转移接续，不断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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