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经历自述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实践经历自述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实践经历自述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

大学生幸福感就是大学生人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它是衡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其生活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影响到大学生成才，因此，国内的许多学者十分关注大学生幸福感问题。比如，苗元江的研究认为大学生是以积极情绪为主导的，最满意的指标是道德、健康与家庭[1]；何英、李景华的研究结果表明，二、三年级大学生幸福感水平最高[2-3]；严标宾的研究认为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幸福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4]；张雯、郑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显著相关[5]；等等。这些有意义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生活质量的提高。目前，由于高校的大学生群体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信与脆弱、独立与依赖、热情与冷漠、开朗与孤独等心理特点成了当代大学生生活的主旋律，一方面，他们生活衣食无忧，具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对幸福的理解与感受超越了传统的认知观念，已经呈现多元化与独特性的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与独特性的发展趋势使得一些大学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从而导致大学生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研究大学生幸福感问题改善大学生的生活质量，促进其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辽东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苗元江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辽东学院的306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旨在通过该项研究，及时了解与掌握辽东学院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为学校领导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研究设计

1.1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

1.1.1研究对象

以辽东学院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本专科大学生360人为研究对象，共计发放问卷360份，收回346份，其中有效问卷共计306份，有效率为85%。

1.1.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综合幸福问卷》（MHQ），该问卷分为A、B、C三个部分，包括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自我价值、有好关系、利他行为、人格成长以及自述幸福感等10个维度。其中， A、B两部分采用7级平分；C部分采用9级平分。总分越高，大学生幸福感水平就越高，反之亦反。

1.2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2.1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主要是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综合幸福问卷》（MHQ）对辽东学院大学生进行幸福感状况测量，以此测量结果为依据来分析与研究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的现状。

（2）数据统计分析法

主要是运用数学的方法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平均数、百分率以及标准差等具体的数学研究方法。

1.2.2数据处理

本论文的所有数据均利用计算机设备，采用spss/pc+12.0软件进行自动处理。

2.研究结果

2.1丹东地区大学生幸福感整体现状

对辽东学院306名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10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进行平均数与标准差统计，其结果如表1所示。

2.2大学生幸福感人口学比较研究

2.2.1低高年级大学生幸福感状况比较

对辽东学院306名低年级与高年级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10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较，如表2所示。

2.2.2文科与理科大学生幸福感状况比较

对辽东学院306名文科与理科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10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较，如表3所示。

2.2.3城乡大学生幸福感状况比较

对辽东学院306名城乡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10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情况比较，如表4所示。

3.讨论与分析

3.1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现状分析

3.1.1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现状总体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指数处于中等水平（见表1）。由于本研究采用维度计分，没有合成总分，因此，采用自述幸福感维度作为衡量大学生整体幸福感水平。本研究测评的分数全距在1-9分之间，平均分5.85，标准差1.65（N=306）。总的看来，本研究显示大学生整体幸福感状况良好，自述幸福感位于中点（包括中点）以上者占87.65%。

3.1.2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人口学分析

在本研究中，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人口学因素主要包括年级、专业、城乡、差别以及独子与非独子等4个因素，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这4个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主要人口学因素。

从年级比较看，大学低年级的正性情感高于负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价值好于高年级；其他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见表2）。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学生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由于高校十分注重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再加上因高考而使身心健康状态没有完全康复，因而大学生都十分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由于刚刚步入校园，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与向往，其幸福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高年级来说，已经习惯了大学的“三点一线”的生活，经历了无数的成功与失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因此，幸福感的指数较之低年级，没有明显的变化。

从专业比较看，理科大学生在健康、利他、自我价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不一致，造成上述结果可能与所选样本的性质有关（见表3）。另外，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文科大学生了解社会多于理科大学生，对社会认识的程度也比较深刻，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较大，而理科大学生正好相反，因而幸福感的指数就高。

从城乡比较看，城市大学生在正性情绪、自我价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学生（见表4）。作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家长的整体教育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因而，城市大学生更容易体验到幸福。而农村大学生，因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在校生活困难，为解决生计，不得不走出校园勤工俭学，因而农村大学生很难体验到幸福，但是，由于劳动人民乐于助人的淳朴本性并没有改变，因而农村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得分明显高于城市大学生。

3.2辽东学院大学生幸福感存在问题分析

（1）大学生幸福感缺乏

目前，“90后”大学生以及成为高校的主体，他们的思想与心理已经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思想活跃与敏锐，但不具有合作意识；接受新知较快，但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理想与信念淡薄，抗挫折能力低；等等。从大学生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大学生体验不到幸福。辽东学院的大学生是大学生总体的一部分，也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

（2）大学生幸福感的认识误区

通过个别访谈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对现实生活比较满意，其幸福观也是积极向上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学陷入了幸福观的误区。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幸福观的拜金主义倾向。他们常常认为，钱是万能的，有钱就会幸福。因此，有许多大学生在思想上崇尚金钱，在行为上追求物质享受，过分强调感官快乐。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在总体上，辽东学院大学生的幸福感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从年级比较看，大学低年级的正性情感高于负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价值好于高年级，其他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从专业比较看，理科大学生在健康、利他、自我价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从城乡比较看，城市大学生在正性情绪、自我价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学生。

4.2建议

4.2.1开展幸福观教育

幸福观是人对幸福有关问题的基本看法，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追求与行为准则，因此，幸福观教育是当前德育的基本内容。通过幸福观教育，是大学生真正懂得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体验到幸福，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4.2.2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是社会规则与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统一思维，而决定这种思维的根基在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在高校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对培养大学生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4.2.3拓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渠道

大学生的幸福感归结起来就是磨练自己坚强的意志时得到的幸福；学会做人，学会了怎么样与社会接触，学会了怎么样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自己人生目的和奋斗目标而不断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带来的幸福感。因此，实践活动是培养大学生幸福感的最佳途径。

4.2.4加强大学生的挫折教育

主观幸福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是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因而应培养大学生能够体验到快乐的心态。一般来说，大学生能否体验到快乐与客观的环境、事物的认知相关联。大学生体验不到幸福，主要是由父母的爱太多，自己的生活太一帆风顺所致。如果大学生能多尝试挫折与失败，在去体验成功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此，对大学生的挫折教育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苗元江，余嘉元.大学生幸福感研究与思考[J].青年研究，2003（1）：8-10.

[2]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述[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9，（4）.

[3]李景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试分析[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95-98.

社会实践经历自述范文第2篇

【关键词】道德教育，儒家文化，青少年

一、青少年的道德现状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归

在新形势下，青少年的道德现状存在问题：现在的孩子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难以经受挫折，遇事稍有不顺就牢骚满腹、意志薄弱、自控能力差。其次，青少年行为举止不文明，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礼仪都不在乎。再次，现代青少年在父母和家人的溺爱下，社会责任感淡漠。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儒家的仁学思想作为儒家的核心内容，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撇除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其精华仍然为今天的道德教育提供丰富的营养和价值。

1.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重视家庭道德教育。当今许多青少年缺乏责任意识，其根源就在于没有得到家庭道德教育，没有形成很好的亲情，更没能由“亲亲”到“仁民”。父母应从小就抓好对孩子的仁爱之心的培养，使其能够形成良好的亲亲之情，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亲民之情，最终使每个青少年都能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怀。这样，对于和睦相亲的家庭关系的形成，对于尊老爱幼、善待他人、和谐社会的够建，都具有现实意义。

2.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重视“礼”，重视道德践行。当今许多青少年不懂礼仪，其原因在于我们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只停留于说教阶段，忽视了通过社会实践等方式来对青少年进行道德素质的引导。儒家文化提倡克己复礼，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来实现礼，提倡君子之勇，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道精神，所有这些，无不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意义。

二、儒家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启迪

（一）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贡献

1.道德教育应“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确实做到了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道德教育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实施因材施教的原则。青少年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处于一个逐渐成长的时期，具有不稳定性。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境遇不同，他们的身心特点又各不相同。在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时，应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身心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方法，道德教育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重视道德实践的训练。儒家提倡知行合一，慎言躬行。孔子重视道德实践，强调身体力行，即所谓“躬行”。认为身体力行是实现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把言行一致看成是君子的优秀品质。因此，在道德实践中一定要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当前我们对青少年所进行的道德教育，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课堂中。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要倡导他们在日常行为中恪守行为规范，将道德要求与自身修养紧密结合。

（二）儒家道德教育的方法借鉴

1.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修养方法。所谓推己及人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的亲身需要、愿望和追求出发，推想到别人的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体察和理解他人，自觉地调解人我关系。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施于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方法。青少年在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自觉地采取和掌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方法，无疑会对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协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起到重要的作用。

2.内省自律，自我完善的修养方法。道德贵在自律。儒家特别强调道德价值与人格的实现要通过“自律”来达到。因此，他们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即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个性和品格；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在道德修养中，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严于律己”一样，是行之有效的格言。他们又强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指出自己道德的完善要多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改正自己的不足，不断完善自己，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应该经常自省自律，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三、儒家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意义

（一）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自强不息，是指一种自我永不懈怠的精神。自强不息的根本要求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孔子自述其一生的求学经历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还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的学问正是靠“发愤忘食”的自强精神得来的。所以，青少年要想有所建树，应该自强不息，志存高远，永不停步。

（二）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公忠是儒家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规范。公忠是个人的“修养之要”，为社会道德的最高原则。孔子不忧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忧国家的利害得失。他感叹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提出：“乐民之乐也，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显示出他们对国家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公忠思想对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第一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起了关键性作用。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任，更应以天下为己任，树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三）舍生取义的气节操守。

社会实践经历自述范文第3篇

高校新生辅导员作为高校一线的学生工作者，不仅担负着培养新生成才的重任，而且在高校与新生沟通上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社会和高校赋予高校新生辅导员的第一要务，如何在复杂的教育背景下加强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成为高校新生辅导员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新时期我国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冲击高校新生的思想

新时期，社会转型，高校新生已不再是封闭于高校内，他们在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同时，受到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导致很多高校新生过分看重物质利益，事事以自我为中心，集体观念淡薄，在学业上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这些不良思潮严重影响了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网络的消极影响弱化了高校新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高校新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确立的关键时期，网络的不道德和不健康的思想容易使高校新生人格缺失和道德沦丧。面对网络的普及和越来越多高校新生对网络的依恋，合理引导高校新生摆脱网络的消极影响成为高校新生辅导员急需面对的工作。

（三）高校新生身上问题日益凸显对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现在的高校新生都是90后，与以前高校新生相比，普遍存在自我管理能力欠缺的问题。在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生活自理能力差和为人处世能力缺欠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开展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会发现高校新生大多个性鲜明、思想活跃但心理素质和抗挫折能力普遍不足。因此有必要开展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

二、新时期高校新生辅导员应具备的能力

作为新时期高校新生辅导员应结合高校新生群体发展的实际情况，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探索高校育人新举措，开创性地开展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做法为：

（一）坚持以生为本，转变教育管理理念

高校新生是一个有想法、富有朝气的活生生的群体，在高校新生教育管理中，高校新生辅导员应变粗暴式的不平等的管理为平等的交流沟通。坚持以生为本，尊重新生、关心新生、爱护新生，俯下身子努力为新生创造适宜的学习生活空间，真正成为高校新生的良师益友。每个老师，每个学生都是有生命，有思想，有头脑的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有权力去经历自己的生命。学生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性不应被剥夺，而是应该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老师不应把学生的生命发展中最宝贵的精神火力和创造力销蚀了，把学生形成积极、主动、自主的自我可能性扼杀了，而是应该把学生的生命发展中最宝贵的精神火力和创造力激发出来，把学生形成积极、主动、自主的自我可能性加大。在课堂教学中，只关注现成知识传递价值的教师，实际上是在“育”以被动接受、适应、服从、执行他人思想与意志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人。青少年学生内在于生命中的主动精神和探索欲望，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常常受压抑，甚至被磨灭。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他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其贪吃的习性的。”为此，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本，努力营造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享受学习的快乐。例如为了让学生体会乐音的特性，我把音乐拉进课堂，充分调动学生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效应，让学生趣味盎然地参与学习的全过程，拥有一个“课始乐已生，课中乐正浓，课后乐犹存”的快乐情境；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压强单位“帕斯卡”的意义，把幽默小品带进课堂，有人扮演帕斯卡，有人扮演牛顿，并且让牛顿站在一平方米的木板上……学生动起来了，快乐的教学气氛悄然形成。试想如此幽默风趣的老师，如此宽松的学习氛围，学生怎么能不动手动脑，进而心动起来？

（二）具备优良的品质

在与高校新生日常接触中，高校新生辅导员应该具备优良的品质，能够以高尚的人格教育和感染新生，为新生的成才树立正确的表率。在平时的工作中，高校新生辅导员还应注意自身的形象，保持外表的大方得体。为人诚实谦虚。工作勤奋，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尽职尽责，有耐心。具有亲和力，平易近人，善于与人沟通。此外，还积极参加课外文体活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兼职工作等，以增加自己的阅历，提高自己的能力。活泼开朗、乐观向上、兴趣广泛、适应力强、上手快、勤奋好学、脚踏实地、认真负责、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迎接新挑战。忠实诚信，讲原则，说到做到，决不推卸责任；有自制力，做事情始终坚持有始有终，从不半途而废；肯学习，有问题不逃避，愿意虚心向他人学习；自信但不自负，不以自我为中心；愿意以谦虚态度赞扬接纳优越者，权威者；会用100%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平易近人。

（三）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

高校新生辅导员应与时俱进，时时鞭策自己，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关注问题新生，及时疏导新生心理上存在的问题。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正确看待社会热点，正确引导高校新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学习兴趣总是和成功的喜悦紧密相连的。如听懂一节课，掌握一种数学方法，解出一道数学难题，测验得到好成绩，平时老师对自己的鼓励与赞赏等，都能使自己从这些“成功”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激发起更高的学习热情。因此，在平时学习中，要多体会、多总结，不断从成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绩）中获得愉悦，从而激发学习的热情，提高学习的兴趣。

（四）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

高校新生辅导员处于高校新生工作的前沿，是高校新生教育管理中的重要环节。高校新生辅导员应该自觉贯彻落实教育方针，严格执行高校的各项工作安排，及时聆听新生的心声，与各部门协调配合，做好高校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

口头表达能力。语言是一个人的“第一脸面”，是他人界定自己形象的重要“关卡”。是粗俗、是高雅，是怯懦、是大方，很快就能通过语言表达展现出来。语言简练、精准、文明、有条理等等，不仅仅反映出一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更能反映出他思维的敏捷和文化底蕴。进入社会必然会与人交流，富有感染力的表达，熟练稳定的即兴反应，都能增加一个人的魅力，给别人以好感。

社会交际能力。人离不开社会，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俗话说：“干一行就要入一行的圈子”。没错，不论你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优质完成工作的奠基石。突破自我个性的束缚，培养适应各类人群的适应性，是我们在社会中站稳脚跟的关键。提高自己的社会交际能力，是工作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团队精神。一个优秀团队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是不容忽视的，没有哪个企业希望自己的员工是一盘散沙，个个都单打独斗。规模化无非是人的集合，资源的集合，然后产生最大的效益。有效的组织一支优秀的团队是核心问题。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语言和社会交际能力，形成人的集合，在工作岗位上创造最大价值，从而站稳脚跟。

自检的能力。长时间忙碌的生活使我们身心疲惫，长时间的无人管理使我们自以为是，很多坏习惯慢慢露出苗头，若不及早自我检查，改正毛病，必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结果。我们需要经常对着“镜子”仔细看看，以前的哪个毛病又犯了，是否增加了新的坏习惯，长年累月，我们就可以具备自我检查的能力了。

创新能力。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没有创新，就会停滞不前。人类之所以进步，不就是因为伟大的发明创新吗？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整个欧洲工业的发展，飞机的上天，为人类登月奠定了基础。在工作中我们要具备创新能力。一味地墨守成规，等待你的，必定是淘汰，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创新才能使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才能让我们的工作稳步向前。

社会的竞争会日益激烈，不能期待老天对我们特殊的宠爱，要靠自己去争取机会。以上的几点能力，不是很容易就能具备的，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付出。我们仍处在锻炼、学习的阶段中。我们要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尽可能地掌握知识、能力，为以后走向社会积攒能量，并最终释放在我们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上，让荣耀和成功的光芒照耀我们年轻的心。

社会实践经历自述范文第4篇

症状一：食不果腹症――空壳文章，言之无物

学生由于课业等因素的影响，远离了写作的源泉――生活，每天两点一线，一味地学习，缺少社会实践，缺少对生活细致地观察，这样就远离了生活，远离了真实的人生和社会，因此也就缺少了对生活的感悟，难以从社会生活中汲取拓展精神家园的丰富营养，写出来的文章自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策：充饥――热爱读书，积累生活，做有心人

莎士比亚诗：“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只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才能摆脱平庸，增长智慧，陶冶情操。

古往今来，无数的圣哲、文学家、教育家无不是在让读书成为习惯后走向成功的。开儒家学说之先河的孔夫子，为万世景仰。可是，这通往圣贤的路在何方？圣人自己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发愤（下决心学习）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提起唐代大诗人李白，人称诗仙，声蜚四海。人们常常仰视“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才情，却很少品味他“吾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奇书”的自述。

关于读什么，怎么读，千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人常说：“为学当先立宗旨”“开卷有益”“学贵心悟”“学以致用”……为什么用同样的时间、读同样的东西收获却不同？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用没用心去感悟。我赞美读书要蘸着自己的生活积累去品味、感悟，如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张载的“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只有让读书的感悟融入自己的血肉与精神，才能取其精华化作自己的智慧。

症状二：无病症――文章都是无关紧要的话，没有情感

生活无积累，爱无病，学生作文成“怪味豆”。要么写出让人看不懂的“新新人类”语言，要么追求深度，故作深沉，伤春悲秋……阅读量太少、对社会生活缺少积累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现在的孩子可以上网、看DVD，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太多，而无暇静下心来阅读。这使他们对时尚信息总是触角敏锐，不管是足坛“德比之战”、上海申博，还是日剧、“韩流”，都能马上从他们的随笔中得到反映；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多少阅读量，对文学、历史缺乏积累，也缺乏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这使他们的行文流于表面，容易被一些所谓快餐文学所左右。而市面上一些以“反作文”“不及格作文”为卖点的书籍，也导致一些中学生对好作文的理解产生歧义。中学生作文该到回归本意的时候了。

对策：调心――有感而发，抨击什么、褒扬什么，都要有浓浓的情感

真实是习作的生命，要想让自己的文章感染人，首先要做的就是从自己身边寻找材料，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这是写好作文的一个前提。“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把自己在事件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地表现出来”这是我们高年级习作的一个基本要求。

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就是在习作中将喜、怒、哀、乐等抒发或者表达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抒情”。要想使自己的文章不仅有真实具体的内容，而且能在文章中自然地抒情，关键是我们要带着感情去观察、体会周围的人、事、景、物，带着感情去描写它们。

抒发感情的关键是做到真挚、自然。只有情真才能意切，才能感人。

症状三：情感贫血症――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文章苍白，没有自己的情感

传统的作文教学多以命题作文为主，这种命题――指导――批改――讲评的教学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学生作文的心理过程（观察―引发灵感―经营构思―完成转化），抑制了学生主体意识的发挥。这种由教师决定命题方向和题材范围的做法，学生不是先有内心的积蓄和表达的愿望，而是先有了文题，然后才在自己的“材料库”中搜寻适合文题的材料。学生为作文而作文，主体意识自然得不到充分发挥。

对策：补血――写出真情实感，打动自己的文章才能打动老师

补血的途径，就是体验生活，让学生有感而发，让学生留心周围事物，投身到生活中去，去观察，去投入，去感受，并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注意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使之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观察是学生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主动形式，它是靠视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器官的联合活动实现的。由于学生智力水平有限，加之缺乏自控力，观察时很容易被一些无足轻重的事物所吸引，而对那些应该仔细观察的事物反倒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致使观察流于形式，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为使学生学会观察，善于观察，老师除讲一些观察方法外，主要致力于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根据习作要求，在观察前和观察中给以指点，同时注意做好立意、选材等方面的有意识的启发、引导。

在学生学会观察、善于时时留心周围事物的基础上，带学生走进大自然，走进社区，走进都市，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学习课本里没有的东西，感受课堂中难以感受的情感，去体验自然的神奇，去体验人情的冷暖，去体验都市的喧嚣。

症状四：精神软骨症――文章没有硬度，轻飘飘的没有分量，没有思想深度，没有思考力度，读后感觉没劲

有些学生作文只是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词句，用大段空洞的排比造势，这种作文得分的偶然性很大，去掉一些浮夸的内容后，真正有思想的东西很少，而思想的深度才是作文的精髓。

对策：补钙――要多看书，又要关注生活，多背古典诗词，使文章有底气，有正气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觉得这里的“诗书”其实并不仅仅是指一些比较华丽的词句，更多还是指思想上的深度。即将面对高考的学生，尚未步入社会，思想不会太深刻，但也绝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对人生、对社会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关键是如何通过训练在作文中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此外，我们还应该多读一些文章，尤其是些杂文，在放松精神的同时思考一些学习之外的事情，对人生、对社会形成自己的看法。有思想的人不仅下笔会透出一种深度，而且整体语文水平甚至个人气质都会有所不同。

症状五：认识侏儒症――认识低幼化，没有深度，没有高度

目前作文教学没有完整而系统的训练计划，作文教学与课堂阅读教学脱节。我们目前的教学过程，往往是作文课上教师才把题目和要求摆出来，学生面对陌生的写作对象，不知从何着手：脑中空空，只好搜肠刮肚胡编滥造或照搬照抄作文书应付差事。教师并不注重在课堂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分析总结写作手法。往往使学生学了几年根本不知道自己掌握了哪些写作方法，具备了哪些写作技能。

社会实践经历自述范文第5篇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