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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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范文第1篇
（一）行政第三人产生的背景。20世纪以后，行政权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涉足公民的私生活领域，发挥给付职能，与此相适应，现代行政法认为：1.国家介入私生活领域，就应当以同等的态度对待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使第三人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尽妥善而周全的保护义务。2.从前被认为是反射利益的事项，现在尽量解释为法律保护的利益。这是现代行政法在反射利益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使行政权深入到公民的个人生活中予以照顾，而不再从公益的反射中体现公民的利益。第三人权利保护开始被重视且逐步扩展，第三人作为独立权利主体不再被冷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活跃于行政法律关系中。
（二）行政第三人的特征。从权利与权力的对峙性角度来讲，行政相对人与行政第三人均属于权利主体的范畴，与权力主体相对应；从权利与权力的本源性角度来讲，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是表面的，二者本源上一致的。但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行政第三人既不从属于行政相对人也不从属于行政主体，有其独立的利益、价值取向与权利保护要求。行政第三人就是指：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主观上并未指向，但客观上侵犯其合法权益，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律规定对其合法权益保护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组织。其主要特征如下：第一，行政第三人具有独立的权利主体资格。行政第三人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一样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均服从于同一法律秩序。第二，行政第三人是被行政行为实质侵益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种行为又被称为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即指行政行为不仅对相对人发生影响，同时也对第三人造成影响。第三，行政第三人必须严格依法律规定而产生。第三人是从反射利益向法律保护利益的转变过程中而产生的，但反射利益不可能全部转化为第三人的直接权利，因为政府尚需要保留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灵活保护的权力。所以行政第三人的权利必须严格规定在法律范围之中。
（三）为第三人正名。方世荣教授在其博士论文《行政相对人之探讨》一文中，也提到在行政主体与行政行为所直接指向的相对人以外还存在一类主体的权利值得法律保护，但方文认为这类主体也是相对人，只不过是暗指相对人而已。本文难以赞同此种观点：首先，这不符合法律关系的含义。方世荣先生提出对相对人的理解应从法律关系角度入手，这一点无须置疑，正因为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理解，才出现了三边关系乃至多边关系的现象。多边法律关系是指有三个以上主体参加并相对的法律关系，虽然逻辑上可以按主体分解为若干双边关系，但由于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往往不能分割或不易分割，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分解。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行政行为，而对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行政行为难以分解，各方均围绕行政行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成为同一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次，用暗指相对人来表达行政第三人的概念，不利于对其保护。因为这样仅表明其与行政主体的相对关系，未将其置于三边乃至多边法律关系中，在对第三人的保护中难免有片面之嫌。最后，暗指相对人的称呼不为各国所承认。在英美法系国家，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间接利害关系人之称，但他们同处于一个行政法律关系中；德、日更为明确分为相对人与第三人，二者亦处于同一行政法律关系中。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概念的传统称呼，所以无法对应使用间接利害关系人的概念，把那些被行政行为影响其合法权益的人叫做第三人顺理成章。
【内容提要】从行政法亦应关注公民权利这一角度出发，提出行政第三人的概念，并从时代背景、法学基础理论、行政法基础理论、民法保护的局限性四个方面入手，论证了我国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具体论述了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的途径。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事法律事实；事实行为；民事法律行为
在协调社会利益冲突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民法是基本工具，主要通过完善的范畴体系以及针对某一冲突关系制定规范方案。在民法范畴体系当中，“民事法律事实”以及“民事法律关系”是关键词。在基础范畴体系内部将其作为判定体系，并结合实际社会需要定性与排列客观事实，然后对事实评价以及行为规范加以区分，由此在感性世界中通过理性逻辑加以法律评价，以下进行相关分析。
一、民事法律事实构成
（一）概述
民事法律事实是指现实发生的事实，经过法律评价，证据可以证实的部分事实。民事行为区别为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事实行为，两者的区别是，民事事实行为是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但依照法律的规定客观上能引起事实法律后果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在民法范畴内很少的民事法律关系变化通过单一的民事法律事实实现，而较多的民事法律变化需要两个以上民事法律事实结合实现，由此达到民事法律变化，其后果就是民事法律构成［1］。对于法律事实的结合与构成，二者为不同概念，尽管部分学术观点认为构成与结合并无本质性差异，不过严格看来二者不能等价代换。人们多认为民事法律事实不存在相互融合与渗透，不过多种事实的组合能够导致法律关系出现变化，单独来看法律事实之间联系不密切，如果将事实依托法律关系主体以及责任和权益就会产生关系，并存在内在逻辑［2］。整体看来，民事法律事实构成主要特点如下：其一，法律规定性以及民法效果性。比如当事人进行房屋所有权转移需要进行登记，如果当事人私下协商并未来到机关登记而形成民法上的效果，无法形成物权权益，登记规则是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且民事法律事实构成，带有民法效果性，将两个行为以及事件结合会导致法律关系出现变化，并形成民法层面的效果。其二，整体性。不同法律事实相互组合构成了民事法律事实，不同民事法律事实的统一以及组合会导致民事法律关系出现变化，所以说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内部也具有整体性特征。其三，有机联系性。在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内部存在关系，并非单纯的叠加，比如遗嘱继承当中如果出现被继承人死亡，这与其死亡之前的立遗嘱行为存在联系。
（二）法律要件、法律事实以及法律事实构成
为了对法律事实构成的概念进一步了解，需要对法律要件与法律事实了解，在民法规范中对法律关系和权利变换设置了前提要求，以上前提也造成权利出现变动，所以被称为法律的构成要件。民法规范将构成视为主项，也是规范制定的前提，不管是哪种权利或者关系出现变化都需要满足这一条件。从构成要件和规范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并且包括了具体的事实，其中构成每个要件的事实被称为单一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组成法律要件的元素，也是权利转化的条件，还是权利变更的最终条件［3］。
（三）类型
从组合元素的角度考虑，可以把民事法律构成分为如下类别：其一是两种以上的行为结合。这也是构成民事法律中最常见的类型，在理解民事行为的过程中前提是两个民事行为的结合。行为是行为人实施并且在行为人之间变换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基本上看单一的事件或者行为，都不能实现变换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变换需要两个以上的法律行为结合才可以进行，比如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和当事人订立合同，还需要向外资主管单位上报，在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才能具有法律效益，满足的条件为当事人签订合同，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外资主管部门批准，在两个行为结合之后才能让合同生效。其二是两种以上的事件结合。这一情况会导致法律关系出现变化，事件是和当事人意志不存在关系的情况，所以事件的发生和当事人意志无关，而某个法律关系的变动不会受单个事件的影响，而是多种事件的结合。其三是行为和事件的结合。行为与事件的结合同样可以构成民事法律事件，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不能只有单一的行为或者事件，必须是二者的结合［4］。谈及民事法律事实，不得不涉及民事法律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引起事物状态的变动，从法律层面上讲，法律行为引起事务变动，无论刑事、行政或者民事范畴皆如此。如此在我们认识研究民事法律事实时，同时应当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探讨。
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解读和界定
（一）民事法律行为是人的行为
从人的行为和意思联系层面讲，涵盖了本能行为、自觉行为以及被迫行为，并且不同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有所不同。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特点，从涉及的内容与范围来看涵盖了生活习俗行为、道德法律行为、经济政治行为、行为，这其中受到法律规范和调整的行为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5］。
（二）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界定目前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指出法律行为是法学基础理论或者法哲学的一般概念，其实主要是指民法中的行为，所以说也认为法律行为是法律主体实施并受到法律约束的行为或者具有法律意义，能够导致法律后果的行为。其中包括行政法律行为、刑事法律行为以及诉讼法律行为，不管哪种法律行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由民法规定和约束的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一个种类，其主要标志在于主体的平等性、自愿性，并且法律效果受到民法规定，还被限定于民法范围内加以评价，可以表现出合法的法律后果，也能表现出不合法的法律后果。此外，民事法律行为是民法规定民事行为。不仅包括了民事法律行为事实或者原因层面的行为，还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要素层面的行为，从另一个层面讲包括理论层面公认的民事行为以及理论上尚未公认不过民事法律当中所规定和约束的民事行为。
三、民事法律事实区分方法研究
在具体的国家与地区法制背景下，不管是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说还是折中说，对特定民事法律事实区分类型的最终意义相同，都是民事立法确认的法律事实，不同之处是在不同的学术标准下对民事法律范畴内民事法律事实分类归纳，所以从这一层面讲以上三种学说的对立和统一已经在民事法律中得到确认，不同的学术见解下也会有不同的名称与类型。比如在侵权行为中，详细区分说当做违法行为，而简略区分说中当做事实行为，在折中说中认定为违法行为和事实行为。不管在哪种学说下都不会影响其适用，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三种学说的设计与适用会得到一致的结果。不管是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说还是折中说，是否具有学术解释力主要是受到学术概念界定的影响。学术概念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特点在语言结构，需要在学术概念界定的过程中基于主观意识之下，从理论上讲以上三种学说都可以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方式进行调整。不过在实际运用中也会出现同为“事实行为”，不过在以上学说中的内涵与外延存在差异，这就说明需要将民事法律事实类型区分意图和学术目的，之后才能进行学术评价［6］。
四、民事法律事实类型区分的既有讨论
民事法律事实也是法律事实的一种，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民事法律事实分为不同类型，其中包括独立事实和构成事实、独立事实和附属事实、人之行为和人之行为之外的事实。准确地来讲，最后一种分类和民法支持类型梳理最为密切，几乎全部的民法学或者民法总论教材都将此作为讨论中心，民法学界所提出的意见也由此而生。整体看来，民事法律事实类型包括了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说以及折中说。
（一）详细区分说
这一说法的主要特征在于认可是适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的区分，特别是事实行为和侵权行为等违法行为，并列于不同类型的民事法律事实当中。
（二）简略区分说
这一说法主要被我国学者认可，主要特征在于认可未适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的区分，与此同时也把违法行为当作一种事实行为。
（三）折中说
我国学者也普遍对折中说认可，不同于简略区分说，折中说认为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存在区别。又不同于详细区分说，这是因为折中说主张合法行为和非违法行为的区分，属于表示行为与非表示行为并列存在，而不是单一存在的情况，所以从这一层面讲违法行为就是事实行为的具体类型。不管是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性说还是折中说，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说对使用学术概念的界定，展示内涵或者外延，由此满足学术解释力的需要。
五、行为和非行为事实的区分标准解析
（一）流行标准问题
这和人的意志有关，存在模糊性，对于民事法律关系来说必然不会涉及个人，需要明确指的是哪个人或者哪些人。民事法律事实和人们的意志有关，所以需要纳入行为范畴，不过民事法律也和人的意志不存在关系，这一情况下就出现矛盾。比如说法院的判决，一些学者认为属于行为的范畴，这是由于法官作出判决，这和人们的意志有关。不过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和报告与原告的意志无关，属于也属于“非行为事实”［7］。
（二）具体分析
在民法中有着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概念，需要对人进行某种标准的分类，在分析民事法律事实问题后，事实和法律关系存在因果关系。本文认为人可以分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和其人”“当事人和其人”以外的人，所以行为就是人们转移民事法律的事实。对于“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需要在民事法律关系范围内进行分析，结合民事法理论中的“民事法律事实”概念，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产生、变更与消灭民事法律关系都是由于民事法律导致，并且每个法律事实都会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下有着特定的当事人和人，所以具有特定的意志［8］。综上所述，在民事法律事实类型的中需要以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分，之后在各自的范畴中解读是行为还是非行为事实，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解决很多民事问题，完善民事法律，加快推动我国法制健全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李寅．关于民事案件事实审与法律审的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0（15）：199．
［2］夏丹．民事庭审叙事中的法律事实建构［J］．学习与实践，2020（9）：46-53．
［3］王学棉．民事诉讼预决事实效力理论基础之选择［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28（1）：146-161．
［4］赵欢欢．论法律中的真实——以民事诉讼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29（7）：44-47．
［5］宛华斌．民事审判事实认定中经验法则的运用初探［J］．法制博览，2020（35）：113-114．
［6］邱爱民．《民法典》中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与有效［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4（4）：84-91．
［7］谭中平．民事判决事实认定说理的结构性改革——基于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关联性说理的视角［J］．人民司法，2019（4）：108-111．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事法律关系；民法适用
一、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概要
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在一般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后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法律化的社会关系。在民事领域中，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呢？梁慧星教授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受法律所支配的关系，其本质在于，因法律之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江平教授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纳入民法调整范围的生活关系，即是人与人之间因民法调整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魏振瀛教授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民事法律事实，由民法规范调整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是我国民法学教材比较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表述。
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即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民事法律关系之构成应包括动和静两个方面，静的要素为主体和客体。动的要素为权利义务，及其变动与变动之原因。主体之间，即凭借客体以彼此联系，联系之内容即为权利义务。至于此种联系的开始，变动，消灭及其法律效果，则为权利义务之变动以及变动之原因的问题。
二、民法适用的“三段论”
民事法律关系是解析案件最基本，最有效的工具。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只要将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分析清楚，便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应以民事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然后才能得出结论，既判决。这就是法律适用中的“三段论”推理方法。法律适用的逻辑思维过程构成表示如下：
(一) 法律的发现
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寻找大前提，也就是“找法”作业，在民法的适用中，所要找的就是民法规范。民事法律规范无不体现着立法者所确定的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从宏观上看，在法典化的国家，民法典的编制，民事法律制度的构建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来构建的。法典的编撰者首先将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分为主体，客体，内容，变动（法律效果），变动原因（法律事实）五个要素，然后把主体，客体，民事法律事实中的民事行为作为总则的内容加以规定，内容作为分则的内容来加以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民法典的体系，其实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体系。只有以体系化了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线索，按图索骥，才能在泱泱数千条的民法典中找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从微观上看，民事法律规范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构成。民事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以民法所赋予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心来展开的。据此，民事法律规范分为权利性民事法律规范，义务性法律规范和复合性法律规范。而法律效果则体现着权利义务在当事人的分配或再分配。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事实的作用下，所发生的变动。
(二)案件事实的确定
案件事实即处于纠纷中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案件事实的确定取向于对法律规范的评价和对案件事实的抽象，看它是否具备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件所指称的特征。事实上，案件事实的确定和法律规范的寻找总是在交互进行。当获得一个法律规范，首先必须对照生活事实，看构成要件是否对它有意义。当我们进行这种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构成要件对于具体的生活事实过于抽象；与此对应，具体的生活事实对于构成要件来说就过于具体，而且掺杂了许多与构成要件毫无关系的情况。经过剔除，修剪一番之后，所留下的情况，仍嫌具体，无从与构成要件对照。这时必须分析构成要件，使它面向具体的生活事实而具体化，同时也要评价生活事实，使它面对构成要件而类型化。其中类型化的根本方法，就是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分析案件中各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具体的法律关系。
(三)判决的作出
判决的得出也必须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如前所述，判决是将大前提和小前提结合起来，运用逻辑推理而形成。问题是，属于规范层面的大前提怎么能属于事实层面的小前提结合起来？法官在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推理时，其逻辑基点又在何处？我们认为，答案非常简单，这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判决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过程，包括对规范层面的抽象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和对事实层面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上述两个层面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价值评判，逻辑涵摄和比较。经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过程最终产生的法律效果，
则是一个稳定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或为原来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再确认，或为修正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出现。但这个稳定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抽象民事法律关系。
三、结语
民事法律关系亦作为民法学的基本概念，是民法的核心。在民法的适用中，民事法律关系是解剖案件最基本，最有效的工具。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只要将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分析清楚，便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7.
[2]江平.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魏振瀛.民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龙卫球.民法总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5]朱虎.法律关系与私法体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由于放弃了其早期持有的制定法实证主义，萨维尼关于解释对象、目标和方法的观点与其早期差异明显； 法律 适用过程也必须是一种“反向还原”的过程，此过程可通过“具体概念”或“类型”作为中介而得以实现。在 哲学 中，直观和建构始终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萨维尼的理论中，直观与建构也连接起来，法律体系由此就是一种有机的开放体系，它并非制定法规定的单纯集合，而法律制定、法律适用和法学研究也是一个直观—建构—直观的统一过程。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与概念法学的法学方法论因此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 引言：研究意义和结构安排
“近代法律方法学说，至少在德语区，发端于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1]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也始于对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的研究，[2]可以说，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塑造了德国民法学与德国民法典目前的形态。因此，对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法学方法论的 历史 根基，有助于理解德国民法学体系与法体系的形成方法。
萨维尼本人非常注重法学方法的研习，从1802—1842年，他共开设了30多次法学方法论课程。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的成就不仅仅取决于天赋与勤奋，它还更多地取决于第三种因素，那就是方法，即智力的运用方向。”[3]但需要注意的是，萨维尼并没有在实践的意义上论述法学方法，他的起点为“法律研究”、“ 科学 分析”和“法的形成”，一切都萦绕于法律研究，而非裁决案件的实践。尽管如此，他同样解决了案件实践中的问题，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4]
这里已经体现出了“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的分别。本文标题中的“法学方法”是最为广义的，包括法律研究的方法和法律应用的方法。而狭义的“法学方法”是法律研究的方法，主要着眼于法律的本体性理论，以形成一定的法律观为目的；“法律方法”则是法律应用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同时生成新的法律。
有三个关键词可作为萨维尼方法论整体图景描述的坐标：转变、沟通与联接。“转变”意味着放弃其早期持有的制定法实证主义，“沟通”意味着在有机直观与抽象规则之间的往返流转，而“联接”意味着有机的法律体系观通过直观与构建之联接而达成。
二 从制定法实证主义的转变
(一)制定法实证主义影响下的法律方法
早期萨维尼将实在法和制定法等同起来，秉持的是一种“制定法实证主义”，即认为所有的法都由国家立法者所创造的制定法，制定法是完备客观的，应用者完全不需要自己对制定法添加任何东西。他宣称：“体系的内容是立法，即法律规则”，主张“对法律进行完善固然是可能的，但这属于立法者的职权而不是法官的职权。”[5]
为了贯彻此种“制定法实证主义”，使得所有的法都是国家立法者所创造的制定法，萨维尼拒绝了“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他认为这两种解释是根据制定法的目的或者基础来进行的，此种基础并非表现为规则成为制定法的内容，而是必须由解释者以模拟的方式去探求，但这种探求充满了任意性，这两种解释是对于制定法的添加，也就不应当被应用于法学之中。即使制定法的基础被立法者规定下来，它也并没有因为制定法而成为客观的，也并非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被制定的普遍规则，而只是为了阐明规则。由此，萨维尼就完全拒绝了目的解释。[6]不是立法者意图的，而只是他事实上所命令的，确切地说：在制定法词句中，在它的逻辑、语法的关联中，以及根据体系关联能推导出的含义中，得到表述的作为立法者命令的内容，才允许法官予以尊重。解释也必须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对于“制定法所表达的意图”进行重建，法官只能理解而不能进行创造性的法律续造。[7]
但是，萨维尼所持有的制定法实证主义却不那么纯粹，因为萨维尼令人惊讶地容忍类推。类推在16世纪之前是不被熟悉的，直到17世纪才被作为漏洞填补的手段。[8]类推的基础是，在制定法中找到决定了一个相似案件的特定规则，把它还原为一条“更高规则”，然后以这条更高规则裁判没有被特别规整的案件。为了使得他这时所持有的“制定法实证主义”逻辑一贯，萨维尼认为，类推与限缩或扩张解释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类推没有从外部把某种东西添加给立法，而是立法的自我补充。但萨维尼在此时所认为的类推过程仍然预先假定了，在制定法中所表述出来的特定规则应被视为代表了一个在制定法中未被表述出来的、但按照意义已经包含在制定法中的更为普遍的规则。实际上，这种类推程序恰恰与理性法的推导形式类似，后者将特定的规则视为更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原则的结果。[9]
(二)制定法实证主义变更后的法律方法
对于后期萨维尼而言，既然民族信念(民族精神)为法的最初起源，那么民族信念的形式就并非可以用逻辑推理的形式而得到，而是通过直接的感觉和直观得知。后者并不与作为抽象的普遍规则的法条或规则联系起来，而是以具体的典型性的行为方式作为对象。[10]这种行为方式就是在法律意义上被认识到的典型的生活关系，例如婚姻关系、所有权关系、买卖关系等。这种生活关系通过法上升为法律关系，与法律关系相关的规则就形成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形成法律体系。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具有一种有机的性质，因此不可能在抽象的形式中通过法律规则而得到完全体现。[11]抽象的法律规则就无法成为萨维尼法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12]
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有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整体直观呈现于立法者之前，立法者要通过抽象程序从整体直观中去除有机联系，从而形成法律规则，规则必须以此种整体直观作为深层次的基础，制定法中的规则也应转入到生活之中。对于法律应用者而言，就需要运用与立法者相反的程序来补充此有机关联，制定法规则仅仅描绘了此有机关联的一个侧面。制定法规则是由概念构成的，因此意味着，法律思维并不能只在一个层面上活动，而应该在直观和概念之间持续地居间协调，概念和规则需要通过直观来加以补充。[13]
对于解释而言，解释的任务在于“重建内在于制定法之中的意图”，法律文本背后潜含着的意图，今日已成客观化的存在，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法律规则本身不过是在表达这一意图，或多或少而已。[14]这就必须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之上思考上述意图，并人为重复立法者的工作，也就是在他们的思考之中重现制定法”。萨维尼进一步认为，制定法的解释并非不同于其他表达出来的意图的解释，但其独特性在于其组成部分：语法的、逻辑的、历史的和体系的。这些组成部分并非可以任意选择的四种解释方式，而是必须协调作用的四个不同工作。解释的成功取决于：“第一，我们生动地回想起以下这种精神活动，即根据此种精神活动产生出了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意图的具体表述；第二，我们以历史———教义整体的直观作为充分的准备，具体细节根据此整体的直观得以阐明，以便能够直接认识到整体在当前文本中的关联。”[15]相对于萨维尼早期的观点，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重点更多地从“表述”放到了“意图”和———最终取向于广泛的“直观”———“精神活动”上，从这种精神活动中产生了规则。[16]这种精神活动是具有创造性的，解释者也应如同立法者一样以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直观作为准则。
对于制定法的基础(目的)，萨维尼仍然认为它不是制定法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已经可被应用于克服制定法的瑕疵。制定法的瑕疵可分为两种：不确定的表述和不正确的表述。与其早期观点不同，萨维尼现在认为，制定法的基础更可能被用于前者的克服，而更少应用于后者的克服。在制定法存在不确定的表述的情形下，首先应当考虑到立法的内在关联，其次就应当考虑到制定法的基础，但特别基础应优先考虑，如果不存在特别的基础，那么一般基础(例如公平)也是容许的。在制定法的表述与实际意图不一致时，制定法就存在不正确表述这个瑕疵。对此瑕疵的克服方法为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在这种解释方法运用时，同样要首先考虑立法的内在关联，其次考虑制定法的特别基础，但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一般基础来修正制定法的表述，因为这种做法属于法续造而并非法解释，虽然萨维尼也承认，这种分类方式是不确定的，因为制定法与一般基础之间存在太多的中间环节。[17]
与其早期观点相同，萨维尼现在允许通过类推来填补法律漏洞。但是类推的基础并不相同，类推并非根据基准法( 自然 法)来进行，毋宁是实证法通过其自身的有机塑造力的自我完善。他对此阐述道：“类推的任何应用都依赖于所假定的法的内在一致性；但此种一致性并非仅仅是类似于因果关系的这种单纯的逻辑一致性，而同时是一种有机的一致性，它产生于法律关系及其原型之实践性质的总体直观类。”在此基础上，类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整个的新的法律关系产生，而无法律制度予以调整，这时需要根据与已知法律制度具有的内在相似性而形成新的法律制度；第二种更为常见，即在已知的法律制度中产生新的具体问题，这时则根据属于此制度的法律规定的内在相似性而填补，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特定制定法或法律规定的基础或目的的洞察就非常重要了。[18]
综上，法律关系具有有机性，而抽象的法律规则并不具备这种有机性，因此对具有有机性的法律关系进行规整的就是同样具有有机性的法律制度，制度又形成为体系。规则并非先于制度，它只能通过以制度的整体直观作为出发点，通过抽象而形成，体系就并非是规则体系，毋宁是“制度体系”，这样，法律体系与具体法律关系之间的区别就只存在于程度，而本质是相同的。[19]对此予以掌握的方法就不能是逻辑方法，而是一种“有机的方法”。因此，解释的着重点就不能是制定法的文字表述，而是对于抽象的过程进行“反向还原”，结合生活现实而不断添加有机性，回复到法律制度上，并最终回复到具体的法律关系上。在这个过程中，制定法的基础(目的)就具有很大的作用。所有通过解释而实现的法律 发展 就是根据法律制度的有机性而产生的，是法律制度的自我发展，法由此就具有一种自我塑形的特征，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有机体，是具有有机性的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自创生系统”。[20]由此，法律关系理论就与法律渊源理论、法律解释理论结合起来，法律关系、法律规则、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就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并与生活现实浑然一体。[21]
三 有机直观与抽象规则之间
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法律制度、法律体系都是有机的，而“抽象化”不足以掌握此种有机联系，因此，解释就必须对抽象规则进行一个总体的“反向还原”。但是，问题恰恰就出现于此处。萨维尼并没有阐明整体的直观以何种方式转变为规则，并且又如何从规则成为最初的整体直观。
根据拉伦茨的观点，[22]如果规则通过对于有机联系的抽象而形成，则在此之后，从这种抽象规则中只能抽取出抽象———一般概念而无法再补充有机的联系，这样，距离法律关系、法律制度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直观就越来越遥远。因为“抽象”意味着“由具体事物中分离出来，将规定具体事物的诸要素个别化”的过程，借抽象化，吾人所能掌握的只是个别的特性和观点。[23]其中的意义关联已经被抽出，剩下的只是干巴巴的形式。因此，“将既有的内容归结回其所属概念的空洞形式上，仅能剥夺而不能帮助认识其规定性质。”[24]举例来说，如果将所有权界定为“依照现行法秩序可能的最广泛的对物支配权”，则这种依据《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而形成的所有权的抽象概念对于所有权的法律意义以及其于法秩序的整体脉络中的功能并不会有任何说明，因为“未于观念中置入的内容，自然也不能由之派生出来”。[25]也就是说，如果整体直观中所体现的意义关联通过“抽象化”而形成抽象规则，那么从这种抽象规则中只能形成抽象概念，意义关联已经完全丧失，也就无法再将意义的有机关联补充入此种“意义空洞化”的规则和概念之中，“反向还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采取这种思路，则根据萨维尼的观点，可以认为，对于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合适把握只有在直观中才是可能的，而将“概念思维通过形式逻辑的方式限于必然抽象的规则的把握”，这样，直观和法律关系、法律制度之间，逻辑和法律规则、法律概念之间，就存在一个严格的对应关系。如果不把直观纳入科学处理的范围，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就会导致概念法学的对法通过纯粹的形式逻辑加以掌握的方式。[26]事实上，普赫塔恰恰是从法律关系中抽取出了生活层面，利用抽象———一般的概念通过形式逻辑来把握法本身。
但是，这里恰恰蕴含了解救之道。如果将概念理解为抽象———一般的概念，会导致上面的困境。那么通过将概念理解为蕴含了意义有机关联的具体———一般的概念就可能逃离开上述困境。所谓具体———一般概念，指的是将事物的有机关联纳入到概念之中，它并非是孤立思考的诸要素的总和，而是有意义地彼此相关的因素整体，惟以其相互的结合始能构成概念。[27]这种具体概念就与 现代 法学方法论中的类型联系起来。
类型构成普遍与特殊的中点，比较地说来它是一个具体者、一个特殊中的普遍者。[28]它与抽象概念相对。抽象概念通过一些有限的、彼此分离的特征加以定义，因而与直观相互对立，是封闭的，非此即彼的。类型则是开放的，是一种意义关联，普遍的事物在自身中直观地、整体地被把握，它不能被定义，只能被描述。[29]在其中构成要素维持其结合的状态，在思想掌握的阶段，也还能够维持类型借直观取得的形象上的整体性。例如对于所有权，如果要是一种具体———一般概念或类型，就必须以以下法律意义作为出发点，即它能使人在物质环境中自由发展，在法律上赋予人类“外部的自由空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具体概念而推导出隐含于制定法规定中的个别因素和个别规定。例如，所有权人对物的占有、排除他人的干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为第三人利益而进行的对于所有权人权限的限制等。这些规定都与所有权这个类型———具体概念联系起来，成为一种意义整体。[30]通过把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理解为一种类型———具体概念，其中蕴含了意义有机关联的整体，而抽象的法律规定和法律概念都只是其整体的一个断面，由此，意义的回转和交往就会形成，从而最终实现“反向还原”。[31]
实际上，拉伦茨已经把法律关系理解为一种类型。他认为，“法律关系的类型，特别是契约类型，是发生在法现实中的‘法的构造类型’”。[32]这些都是“类型性的规整”，具决定性的是法律对它的规整，从而与以经验性和规范性因素的结合作为本质的“规范性的真实类型”区别开来。在这种认识中，萨维尼的理论影响已经在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可以从拉伦茨对于萨维尼的评论中清晰地认识到：应当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意义关联“发展成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具体———一般概念”。[33]由此，“在任何既定情形中，法律关系的这种生机勃勃的结构都是法实践的精神要素，由此将法实践的高贵使命与许多外行在法实践之中看到的单纯机械化过程区别开来。”[34]
四 “直观”与“建构”联接中的有机法律体系
(一)“直观”与“建构”之哲学联接
如果在一般意义上阐述直观，直观就是一种主体所具备的认识客观既存的内在能力，这种能力延伸至外部世界并对后者进行认识，但这种认识并非是零散化、个别化的，而是注意到生机勃勃的和有机的相互关联，从而将个别和一般纳入到正确的关系中。[35]
首先需要对康德哲学中这两个词语的含义作出一个简要的说明，因为虽然“直观”这个语词并非由康德首先使用，德国浪漫派已经使用了这个语词，康德的同时代人耶可比(ja-cob)也已经使用这个语词来指代对于一切存在确知的直接性，[36]但康德却使它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后来费希特和谢林将之作为他们哲学体系的基础，并进而对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产生了影响。在康德的观点中，人有两种截然不同来源的认识能力，这就是知性能力和直观能力。后者具有一种被动性，毫无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前者的本质特点就在于它的能动的自发性，即它能够单凭自身而提出概念(范畴)，作出判断，对感性的杂多进行“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37]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知识。“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因此，使思维的概念成为感性的(即把直观中的对象加给概念)，以及使对象的直观适于理解(即把它们置于概念之下)，这两者同样都是必要的。这两种能力或本领也不能互换其功能。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只有从它们的互相结合中才能产生出知识来。”[38]
由此，康德实际上否定了“智性(知性)直观”在人的认识中的可能性。但是，康德也并没有抛弃这个概念，他认为，在非人的认识中，智性直观仍然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知性就会使直观本身带上一种能动性和创造性，直观就成为创造性的直观，从而不需要由外在的客体给它提供杂多的材料，能够仅仅凭着自身的“自发性”而由自己的知性直接把对象提供出来。这种直观就是一种“本源的直观”，在人类这里，就类似于“想象力”，与此相对应，感性直观就是一种“派生的直观”。[39]
沿着康德把智性直观看作“本源的”直观的思路，费希特把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本身直接就当作了一种本源的“直观”，谢林则认为：“只有创造性直观才是自我通向理智的第一步。”[40]但是在黑格尔眼中，费希特和谢林“不保持在概念里并把概念认作非静止的自我，反而陷于相反的极端，即陷于静止的直观、直接的存在、固定的自在存在；他们以为可以通过直觉的观望来弥补固定概念的缺点，并且从而可以使得这种观望成为理智的直观。”[41]这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费希特和谢林都过分注重直观而忽视了知性概念，从而对于德国唯心哲学中“智性直观”不断提升的趋势进行了抑制。[42]但他并没有拒绝直观的作用，而是希望直观和概念的统一。邓晓芒教授对此 总结 道：“黑格尔反对的只是偶然的、静观的、非概念的直观，而没有反对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能动的、概念基础上的直观；恰好相反，后一种直观正是他视为逻辑学最高形态的特点，也是每个三段式第三阶段的特点，这就是通过间接性(中介)而回复到直接性。这是一种概念本身的直接性，即具体概念，它包含有丰富的规定性于自身；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复合体’，而是一个单纯之物，是个别的东西和能动的东西……”这种直观“是全过程内在的动力，真正的灵魂”。[43]
因此，康德认为需将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结合起来，“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而知性思维已经涉及到概念的建构，他同时不认为人类有“智性直观”这种创造性的直观能力。费希特和谢林则以创造性的直观作为其哲学的中心概念，但至少在谢林那里，“概念和直观是有统一性的，但是事实上这个统一性，这个精神果然直接地出现了，但出现在直观里，而不是出现在概念里”。[44]黑格尔则将直观和概念结合起来，使得概念成为具体的概念从而具有能动性。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直观”都会与概念的“建构”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只不过在康德那里，是被动的感性直观与知性的概念建构结合起来，到了黑格尔那里，则是一种创造性的直观与概念建构结合起来，由“知性”上升到了“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阐述道：“构造一个概念就意味着：把与它相应的直观先验地展现出来。”“如果一个对象的概念被给予了，那么在运用这概念达到知识时判断力的工作就在于表现，也就是说，在于给这概念提供一个相应的直观。”[45]这明确体现了直观和概念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直观”与“建构”联接中的有机法律体系
萨维尼的语言在早期时非常清晰，但后期他却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神秘化的”或者说“精神化的”语言表现形式。[46]这使得他的思想越来越难以得到清晰的理解。“直观”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它在萨维尼的论述中反复出现。总体说来，直观在萨维尼的理论中指代两种：典范的总体直观，以及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总体直观。萨维尼写道：“如果将法学与(人类生活本身)这一客体相剥离，则科学工作就缺乏对于法律关系本身的直观，从而高歌猛进，导入片面之途。”[47]之后萨维尼也多次写道“法律关系的直观”，而法律关系具有有机性，他用“生机勃勃的结构”来表示在法学工作中对这种有机性的描述，[48]抽象的逻辑式分析不足以把握这种有机性，因此需要一种整体“直观”来加以把握。
但是，根据萨维尼的观点，“年轻的国族对于他们的法律有最为确定的直观，但其法典却病在缺乏语言和逻辑技巧”，[49]这里已经指出，对于法律关系的直观需要成为科学化的存在。哲学中直观与概念建构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样，萨维尼由法律关系的直观转到概念和规则的建构上，有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整体直观就呈现于立法者之前，立法者需要通过抽象程序从整体直观中去除有机联系，从而形成法律规则。[50]由此就进入到体系的建构之中，“对于立法整体的建构是体系性研究的任务”。[51]对于法律关系的整体直观通过法学家的工作而被描述出来，从而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建构的目的无非是将法律关系的“生机勃勃的结构”描述出来，在应用中又得以将这种结构带入直观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直观—建构—直观的科学工作过程，直观既是方法也是目的。概念建构的必要性得到了认可，但却以直观作为界限，从而使得概念建构不会漫无限制。建构时所运用的抽象化手段在萨维尼那里就由此获得了两种含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主要被萨维尼用于批判自然法体系，而后者主要被用于萨维尼自己的体系建构。[52]
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在萨维尼那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53]法律关系具有有机性，与此相对应，法律制度也同样具有有机性，其有机性表现在其组成成分之间生机勃勃的关联以及法律制度的持续发展之中。有机的法律制度又相互连接成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只有在体系的大的相互关联中才能被完全掌握，因此法律体系同样也具有有机性。[54]
萨维尼对此明确阐述：“受到限制的具体法律关系与一个国家的实在法体系之间的距离非常大，但它们的不同只是体现在程度上，本质并无不同，并且认识它们的精神工作程序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存在于民族共同意识中的法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是抽象的规则，而是处于有机联系中的法律制度的生机勃勃的直观，这样，如果以下需求产生出来，即在其逻辑形式中意识到规则，则规则必须首先通过根据整体直观的人为程序而形成。”[55]
在立法者进行立法工作时，对于制定法的形式而言，“规则和命令的抽象形式是最为适当的，所有能与其联系起来的其他事物，如发展、描述、对于信念的影响，对于制定法的本质而言都是陌生的，并属于其他范围。”但是，法律体系却是由以法律关系作为形成前提的法律制度构成的，而根据法律关系的有机性产生的“法律制度的有机本质却不可能在上述抽象的形式中得到完全的体现”。因此，如果制定法要符合它的目标，那么在立法者进行立法工作时，有机法律制度的完全直观必然呈现在立法者面前，立法者通过人为的程序根据这种总体直观而塑成抽象的制定法规定。[56]而在进行制定法的适用时，适用者就必须通过与上述程序相反的程序补充有机的关联。此种体系就是“有机体系”。
从萨维尼上面的论述中，对于此种“有机体系”，我们可以引申出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法律体系并非制定法规定的集合。首先，法律体系并非集合。在萨维尼的理论中，“集合”是与“体系”相对的。他对此说明：“在罗马法中，乍一看来，多样性似乎只是偶然和任意的集合。但所有的民法是内在联系和统一地完全确定下来，这是通过任务的一致性，也就是市民相互间的法律关系而实现的。……我们的科学应当发现和描述这个体系，指出多样中的统一。”[57]这很明显地借鉴了康德的观点：“一门科学的这种完备性不能通过对单由一些尝试所凑合起来的东西加以评估就放心地假定下来，因此它只有借助于先天知性知识的某种整体理念，并通过由此确定的对那些构成它的概念的划分，因而只有通过这些概念在一个系统中的关联，才是可能的。”知识“不只是一个偶然的集合，而成为了一个按照必然法则关联起来的系统。”[58]
其次，在发现和描述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制定法只是“描述了具体的切面”，它的形式抽象，不能完全体现法律体系的有机性。因此，之中抽象规则乃至制定法本身的建构就必须以整体直观作为深层基础。制定法的规定只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而非法律体系的全部。[59]
另外，在法律体系的构成中，除了抽象的规定以及蕴含于其中的概念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在“法律规定”之外，萨维尼也使用了“规则”、“法律规则”、“普遍规则”、“制定法规定”等语词，在体系构成的意义上，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一样的。[60]除此之外，萨维尼还使用了“基本原理”这个语词，这种基本原理原则可能可以直接应用，也可能不可以直接应用。[61]而且，萨维尼认为，“最普遍的原则”，例如“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并非法律规则，毋宁是作为法律规则基础的道德规范。[62]并且，萨维尼还使用了“准则”这个语词。[63]拉伦茨更为精确地指出，“准则”或者是“法条形式的原则”与“原则”或者是“开放式原则”之间存在区别，它们具有不同的一般性，前者已经凝聚成可以直接使用的规则，它不仅是法律理由，毋宁已经是法律本身，居于开放式原则以及具有不太严格的构成要件的法规范之间。[64]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萨维尼的眼中，法律体系不仅仅包含规定。这样，法律体系就不仅仅由制定法规定所构成，萨维尼主张，法的体系性不仅仅表现为其具备逻辑性，而且还表现在法律规则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在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中具有共同的根基，法律体系具备一种有机性。
第二个结论是：在此种体系观下，规则建构、适用以及科学理论工作本质上是同一的。规则建构需要在法律关系的总体直观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从而使得掌握有机联系的直观形成抽象的规则，这是立法者的工作；而对于规则的适用而言，适用者需要对抽象的规则补充被抽象掉的有机联系，从而能够以整个直观作为规则适用的基础；而科学工作则是将立法者抽取掉的有机联系得以再现，这方面类似于规则适用者，但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这三种工作的过程在本质上都需要在“直观”与“建构”之间往返流转。萨维尼在其纲领性 文献 中对罗马法学家赞誉道：“如果他们裁判一个案件，他们就会以对其进行最为生机勃勃的直观作为出发点，全部的关系在我们眼前逐渐产生和改变。这个案件似乎是整个科学的出发点，整个科学从这里开始而被创造出来。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他们的理论是形成来即刻加以适用的，他们的实践则因为科学的处理而全然升华。在任何一个基本原则中，他们都会看到其在案件中的适用，而在任何一个案件中，他们也同时会看到规则；其从一般到特殊，再反过来由特殊到一般的游刃有余中，他们的精纯技艺是无可否认的。”[65]
在这段引文中，萨维尼对于罗马法学家赞誉有加，因为在他们那里，规则适用、规则建构以及科学工作三者是统一的，而之后在法律关系的理论下，三者的统一取得了一个现实的基础。由此，萨维尼在一封信件中写道：“规则和规则适用在基础上是同一个。”[66]他甚至认为，他的方法就是真正的实践方法，因为不可能获得关于规则的完整资料，因此应当学会的是发现规则的方法，而非规则本身，这就是把握规则的纷繁多样性的唯一可能方式。[67]在这种思考之下，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了统一，萨维尼由此在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论述之后写道：“如果在法学中，理论和实践经常是脱节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那么这毫无价值。”虽然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不同，但它们思维的取向以及形成具有共同点，而只有将上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牢记心中的人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68]
第三个结论是：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使得法律体系具备“独立性”的同时，还具有一种“开放性”。如上文所述，法律关系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得法律体系得以形成，这样，法体系就成为一个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有机体，法体系不同于道德体系以及其他体系，其他体系内的任何信息在法律领域内都必须经过法体系本身的“基因解码”，这就是一种“自创生系统”。这一点在萨维尼后期的类推理论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但同时，萨维尼非常强调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法律关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法律和生活总是具有一种连续性，而非断裂，因此他强调体系本身的发展，体系中的规则要不断地经过有机联系的补充，虽然法律体系外的信息要经过法律本身的“基因解码”，但是它却不是封闭的，而是时刻对于法律体系外的因素保持一种开放，保持对于生活的开放。[69]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出色的理论者通过全部法律交往的完整彻底的直观而使得他的理论生机勃勃；实际生活的所有伦理宗教的、 政治 的、国民 经济 的关系都呈现于他的眼前。”[70]这与温德沙伊德的言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伦理方面、政治方面与国民经济方面的斟酌不是法学家的事情。”[71]
五 萨维尼与概念法学的法学方法论
如前述，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具有有机性，对此予以掌握的方法就不能是逻辑方法，而是一种“有机的方法”，一种直观。而抽象的法律规则并不具备这种有机性，因此，解释的注重点就不能是制定法的文字表述，而是对于抽象的过程进行“反向还原”，结合生活现实而不断添加有机性，回复到法律制度上，并最终回复到具体的法律关系上。在这个过程中，制定法的基础(目的)以及类型思维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用。而直观与建构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从法律关系的直观过渡到体系的建构。在此种思考方式下的法体系就不仅仅是制定法规定的集合，而是具有一种自我塑形的特征，形成一种保持对生活开放的“自创生系统”。由此，规则适用、规则建构和科学工作，以及理论和实践就取得了统一。
乍一看来，萨维尼的这种体系思考以及在此思考之下的法律方法论与概念法学存在许多相同之处。概念法学的根本特征在于：“依照形式逻辑规则，以抽象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建构一个法律体系，并且主张该法律体系具有逻辑自足性，任何一个案件事实都可以通过单纯的逻辑涵摄获得裁判，法官只是适用法律的‘机器’，整个法律适用过程如同数学 计算 ，排除伦理价值考量与社会现实关照等非法律因素。”[72]而萨维尼虽然主张注重有机联系，但是如何在具体的裁判中实现“反向还原”却不是特别清晰，只能说他具备了类型思维的一些“因子”。这使得直观和法律关系、法律制度之间，逻辑和法律规则、法律概念之间，就存在一个严格的对应关系，从而导致概念法学对法通过纯粹的形式逻辑加以掌握的方式。同时，萨维尼的有机方法必然预设了具有有机本质的对象的存在，而纯粹技术性概念并不享有这种有机本质观点的假定，因此，对于这些概念而言，因其不包含任何有机的联系，对于它们的“有机”的把握实际上就只能是逻辑的形式。[73]普赫塔将这种方法普遍化，以逻辑方法代替了所有法律方法，为超过一个世纪的占主流的法律“形式主义”铺平了道路。[74]这时，法律体系本身也同样具有萨维尼所强调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已经没有了开放，法学疏离于社会、道德和政治的现实。法律体系内部也会有新的法条的产生，但这并非基于任何实践生活需要，而只是由于“法律结论和必要性”，它们存在，因为它们“不能不存在”。[75]
但是萨维尼的体系观和法律方法以及概念法学的体系观和法律方法之间毕竟还存在许多区别。虽然萨维尼强调了法律体系的独立性，但他仍然强调体系的对于生活的开放，这主要是通过法律关系以及与法律关系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的直观达成。法律体系因为法律关系的有机性从而也具有一种“有机性”，在此之中，法律关系、法律规则、法律制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且与生活之间也是连续的，因此，它并不能仅仅通过“定义和区分”这种逻辑的方式而达成，[76]而必须通过将直观“凝聚”为概念从而使得直观通过概念而得以展现这种方式来完成，同时指出了概念和逻辑的界限。这种体系中的概念也蕴含了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具体概念”的因子；其体系的构成也并非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和规则。但是，概念法学则将“有机联系”改变为“逻辑联系”，力图建构一种与生活分离开的“概念金字塔”，而最高的概念就是康德的自由概念。[77]由此，体系就成为一种封闭的体系，对于未知法条的认识只是根据逻辑关联来进行，而不需要考虑生活。体系中的概念就是一种“抽象概念”，完全与生活脱离开，而只是“智性的存在”；体系也完全是由概念和规则来构成。[78]可以看出，两者的体系观是完全不同的。拉伦茨认为，体系可以两种方式获得：一是用内在于多样性之中的有机体统一，来说明多样性的意义整体，所有体系成分环绕着一个中心成分，如萨维尼的体系观；二是抽除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概念方式，概念体系根据形式逻辑构成金字塔，从下向上，各层渐渐失去了素材内容，但获得了更高的抽象度，在顶端是最普遍的概念，所有其他概念都可涵摄于其下，这以普赫塔为代表。[79]概念建构本身无可非议，这本身就是现代教义学的优点，但是其概念建构却超过了合理的界限，成为法律体系以及法律适用中唯一存在的东西。[80]
概念法学继承了理性法的体系建构方法，从最高公理出发，自上而下层层推导。[81]萨维尼恰恰反对理性法的这种体系建构方式，而是将法与 法律 关系所体现的现实联系起来。但是概念法学却将法律从法律关系的现实中脱离出来，放弃了“有机法律关系或制度”的概念，认为只要通过抽象的概念构成就可以完成法律体系的建构。这种体系观的不同 自然 会导致法律方法的差异。由于萨维尼的有机体系观，他就认为在法律适用时，必须不断地补充进被抽象掉的有机关联；在这个过程中，目的因素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中；法律实践就不再是一种机械性的和单纯逻辑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而以普赫塔为代表的概念法学则以概念间的逻辑关联作为推导的唯一工具，只要下位概念能涵摄于上位概念之下，所有对上位概念的陈述就都适用于下位概念，根据“概念谱系”来进行法律适用，在这种方式中，由于从上位概念推导出的内容会多于开始时由下向上的推导，这就被利益法学派批评为一种“倒置方法”；[82]法学中不存在漏洞，因为体系是完整的，只有制定法中才会存在漏洞，这时，就必须根据“概念金字塔”之中的逻辑关联来进行弥补；判断法条不是根据法条的目的和功能，而只是它们在金字塔中的层级，目的因素在这里并无作用；法律适用由此成为一个单纯逻辑的过程。[83]
萨维尼的有机体系观与当代以拉伦茨为代表的评价法学的体系观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拉伦茨指出，体系可以区分为外部体系，即抽象概念式的体系，以及内部体系，即有机的体系；作为外部体系手段的法律上的“构想”运用之中，评价观点必然对此会产生影响；在内部体系中，法律原则对于形成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抽象概念需要以类型作为补充。[84]这些思想在萨维尼那里已经具有了并未发育完全的“胚胎”形式。[85]由于概念法学体系观的支配性影响，萨维尼的有机体系观对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德国法学经过了利益法学、社会法学等各种法学流派的洗礼之后，萨维尼的有机体系观却在拉伦茨的评价法学体系观那里找到了发育完全的“成体”，这不得不让我们默思，难道黑格尔所言的“理性的狡计”又发挥了它的作用？！
注释:
[1] [德]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 哲学 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2]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4. auflage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79), ss. 11-18。
[3][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4][德]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 现代 性》,盛桥译,载《清华法学》第9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 [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第108及第120页。关于萨维尼早期持有“制定法实证主义”的观点,请参见以下 文献 : 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第12页;hammen,die bedeutungfriedrich carlv. savignysfürdie allgemeinen dogmatischen grundlagen desdeutsch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ber-lin: duncker&humblotverlag, 1983), ss. 24. 52;陈爱娥:《萨维尼: 历史 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奠基人》,载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林端:《德国历史法学派》,载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冯引如:《萨维尼评传》,华东政法学院,博士学位 论文 , 2005年,第32页;考夫曼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认为萨维尼早期所持的立场“虽不是完全法律实证主义的,但却包含着一些法律实证主义的成分”,参见[德]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第160页(这一部分由考夫曼执笔)。
[6]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第114页以下;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s. 13;hammen,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 allgemeinen dogmatischen grundlagen desdeutsch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s. 42。
[7] 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13.
[8]hammen,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 allgemeinen dogmatis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s. 42.
[9]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第27、117页;请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13。
[10] 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13.
[11]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1 (belin: beideitund comp., 1840), s. 44.
[12] 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14;同样的观点,请参见wilhelm,zur juristischenmethodenlehre im19.jahrhundert(frankfur:t vittrioklostermannverlag, 2003), s. 46.; [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5页; [德]克莱因海尔、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奠基人》,第50页。
[13]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9、11、16、44、206;前引(2),larenz书,第14页。
[14] [德]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第7页。
[15]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213、215.
[16]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s.16;拉伦茨对此进一步认为,萨维尼的此种观点既非“主观解释”理论也非“客观解释”理论,前者预设了心 理学 上的“意思”概念,后者则以理性主义的制定法概念为基础,萨维尼对于这两种预设都并不熟悉,他要求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的重建,但他同时要求解释者应如同立法者自身一样以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整体直观作为准则,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16,注4。
[17]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218-238.
[18]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290-292.
[19]参见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 10。
[20]关于“自创生系统”这个名词的更具体的论述,请参见[德]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尤其是这本书的“序言”部分。
[21]法律渊源、法律解释和法律关系分别是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的三部分的标题。许多学者批评萨维尼忽视了生活现实,认为法不仅出自存在于社会中的伦理或 政治 信念,同样出自现实社会需要,而根据萨维尼的理论,法无法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证成自身,因此,根据萨维尼的理论,理论就与实践渐行渐远,例如哈腾豪尔(hattenhauer)认为,实践对于萨维尼而言始终是低于理论的领域,其始终的信念是“实践是法学的仆人,唯有理论才是法学的主人”,hat-tenhauer,“einleitung”, in hattenhauer (hrsg. ),thibaut und savigny, ihre programmatischen schrift(müchen: franz vahlen verlag, 1973), s. 30;威廉(wilhelm)也持有此种观点,请参见wilhelm,zur juristischen methodenlehre im19.jahrhunderts.31.f;此外还有康特罗维茨持此种观点,更多持此种观点的文献列举请参见[德]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 科学 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但是,萨维尼的“民族精神”理论就并没有忽视生活本身,最多只能说它忽视了现实生活的需要,而现实生活的需要并非生活的全部,后者还包括伦理、政治等种种既定之物。这才是上述批评的实质。但即使是这样,上述批评对于萨维尼的整体理论旨趣而言仍然是不恰当的。首先,萨维尼已经承认了制定法的作用,而制定法就可以现实社会需要作为出发点,虽然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其次,萨维尼认为,《奥地利民法典》所追求的包罗万象的完整性同样是不可能的,对于“基本原理”的发现才是关键所在,也是可能完成的任务。关于这些“基本原理”,倒是有可能获得“一种不同的完整性”,人们应当“学会发现规则的方法,而不是规则本身”。(参见[德]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第10页)这些基本原理在应用时必然要考虑到现实生活需要而更为具体化。最为重要的是,萨维尼通过法律关系理论认为,法律关系来源于生活关系,规整法律关系的规则形成法律制度,制定法规则只是描述了法律制度的一方面而非全部,这样,在具体应用制定法规则时,应用者必须不断对于制定法规则予以添加,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逻辑涵摄过程,以取得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的整体直观,而添加的内容也容许了现实生活需要的需要,解释时所考虑的制定法的基础(目的)也同样如此。因此,萨维尼的整体理论已经容纳了考虑现实生活需要的可能性,只是基于其体系不能包含所有的规则,所以他只是勾勒了一个体系的大致整体。所以,如果认为萨维尼的理论旨趣虽然如此,但他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却对于他的整体理论旨趣重视不够,没有非常着重现实生活的需要,过分拘泥于历史中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罗马法,这种批评倒可能是恰当的。
[22]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16。
[23]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8页。
[24]黑格尔语,转引自[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35页。
[25]对于这个例子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35页以下。
[26]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17.
[27]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34页。
[28] [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1页;另请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38页。
[29] [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第111、112、117页。
[30]具体请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36及第338页;关键词的清楚的德文表示,请参见larenz-canar-is,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3. auf.l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5), ss. 291.f。
[31]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17.
[32]larenz-canaris,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3. auf.l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5), s. 295;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41页。
[33]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17.
[34]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 8.
[35]n rr,savignysphilosophischelehrjahre(frankfurt: vittrioklostermann verlag, 1994), ss. 255.f
[36]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49页。
[37]邓晓芒:《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第121页。
[38]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杨祖陶、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具体的论述请参见邓晓芒:《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第120页。
[39]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9页;邓晓芒:《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第122页;倪梁康:《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基本含义》,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第53页以下。
[40]参见邓晓芒:《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第123页。
[4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369页。
[42]参见倪梁康:《“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1)》,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第46页。
[43]邓晓芒:《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第124页。
[4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370页。
[45]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53页;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构造”就是我在本文所说的“建构”。
[46]n rr,savignysphilosophischelehrjahre, s. 260;mazzacane,“jurisprudenz alsw issenschaft”, inmazzacane (hrsg.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methodologie, 1802 -1842(frankfurt: vittrioklostermannverlag, 1993), s. 53•
[47]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rechtswissenschaft(heidelberg, 1814), s. 30;黑体字为本文笔者所强调;同时,萨维尼并没有区分“案件”和“法律关系”,对此请参见n rr,savignys philosophische lehrjahre,s. 266,注45。
[48]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 8.
[49]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s. 25.
[50]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9、11、16、44.
[51] [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第12页。
[52]hammen,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 allgemeinen dogmatis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s. 35.
[53]笔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在下文中,在涉及到法律体系时,“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这两个语词是能够换用、并用的,“法律制度”被明确使用时,“法律关系”也同时被指代,虽然后者并没有被明确使用;反之亦然。
[54]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9-10.
[55]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10, 16.f。
[56]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43-44.
[57]aldomazzacane (hrsg.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 methodologie, 1802 -1842,(frankfurt: vittrioklostermann verlag, 1993), s. 148.
[58]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0、508页。
[59]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 44.
[60]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5 (berlin: beideit und comp., 1841), ss. 511, 513, 521,522.;对此请参见hammen,die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fürdie allgemeinen dogmatischen grundlagen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s. 34.f。萨维尼对“规则”这个语词的使用,例如savigny,system des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s. 44、260;其对“法律规则”这个语词的使用,例如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rechts,s. 36;其对“普遍规则”这个语词的使用,例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第47页注c,第219页注b。
[61]参见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s. 28。
[62]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s. 407.f
[63]参见savigny,system desheutigen r mischenrechts,第219页注c;savigny,system desheutigen r mischenrechts,s.511f。
[64]larenz-canaris,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308;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3页;请参见ham-men,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 allgemeinen dogmatis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s. 36。
[65]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s. 30.
[66]n rr,savignysphilosophischelehrjahre, s. 278.
[67]参见[德]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第10页。
[68]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s. 11;萨维尼之前也对此进行了强调,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r mischen rechts,“前言”,第xxi页。
[69]同样的观点参见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体系化方法》,载《法制与社会 发展 》2006年第6期,第28页。
[70]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前言”,第xxi页。
[71]转引自[德]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6页。
[72]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体系化方法》,第28页。
[73]w ilhelm,zur juristischenmethodenlehre im19. jahrhundert, s. 68.
[74]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26.
[75]这是耶林的观点,对此请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27f。
[76]参见aldomazzacane (hrsg. ),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juristischenmethodologie, 1802 -1842,ss. 100.f, 148f。
[77]概念法学因此就具备超实证基础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对此,请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24;也请参见[德]克莱因海尔、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336页:“如果人们对普赫塔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考虑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过程还是具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78]参见[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第388页;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22。
[79]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20.f
[80]关于此观点,参见[德]克莱因海尔、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337页。
[81]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25; [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第387页。
[82]参见[德]克莱因海尔、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336、337页; [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第387页。
[83]参见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s. 22f。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范文第5篇
行政相对人是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行政机关的行为所指向的另一方的当事人，具体包括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组织。
二、行政相对人概念出现的原因
第一，公民参政意识弱化。公民认为一切与政府有关的事都应该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主人翁意识不强，总将自身处于被动的被管理者地位，一切听从政府的安排，导致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第二，公民权利意识淡薄。人们不重视其权利的行使，把行政机关作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对其决定盲目服从，弱化了其权利主体地位，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以家长式、命令式的方式进行行政管理，对民众发号施令，忽视法律的调节作用，使得民众被动参与国家管理，盲从接受行政主体的引导，产生了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地位不平等的后果。
三、行政相对人概念缺陷
第一，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所谓的相对，必然是一种相互的关系，A与B两个有关联的事物，对A来说，B是其相对方，同样的，对B来说，A也为其相对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概念指代不明，因为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意义上都可称为相对方，不具有唯一性。
第二，结合行政主体的概念综合分析，行政主体是行政相对人的参照物或基础，即相对方是处在一种被动状态，其发展和变化必须依照行政主体的变化发展而定，在具体实践中，由于行政机关具有统一性，权威性，指导性，管理性的特征，其灵活性和应急性是不如具体人的，这种情况下，灵活的一方反而要依据刻板一方而行为，降低了行为的效率，损害了相对方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从国家运行的具体模式来分析，权利模式主要倾向于运用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所致的强制力来实现权利限制，而法治模式则着重于制度层面，通过具体的制度来进行约束。在我国，行政主体是具有行政管理权的，而行政相对人则必须在行政主体的作用下行为，而且行政主体有强制执行力及一定范围内的惩罚力，这是通过地位的优越性来实现权利的，当属于权利模式，而且，从其范围来看，也并非只是限于必要的，基本的层面，证明了权利模式才是实质。权利模式不利于法制国家，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权自由的发展。
第四，就权力来源来看，行政相对人概念是不合时宜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力是一种本权，固有权利，属于整体的公民权，行政法上对其描述是一种确认行为而非赋予行为。而行政主体的权力则应属于一种派生权，它是法律所赋予的，是人民权力的体现，由人制定。本权相对于派生权应更具有支配性。但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有本权的行政相对人必须在只有派生权的行政主体的支配下活动，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不合逻辑。此外，行政主体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权力，而行政相对人体现的更多是相对人的一种权利，合理的形式应该是权力在权利之下行为，权力为权利行为，但是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则是权利在权力之下，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公正与不正义。
第五，从平衡论的学说出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权利义务在总体上应当平衡。但从质上来讲，行政相对人享有的属公权中的私权利，效力不及行政主体所享有的公权力； 从量上来说， 双方权利义务的数量不等。在地位上，行政主体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对行政相对人，则更多体现的是从属性和不平等性。
第六，行政相对人的概念易造成行政法律关系的两极分化。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存，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互为补充的。二者对立，不利于行政行为的实施及行政目的的实现，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与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