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事情范文第1篇

据韩国《中央日报》披露，驻韩美军计划于2017年10月成立专门负责涉朝人工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部队，以便更好地掌握朝鲜动态。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对朝施压的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隐形的“战略情报攻势”增加朝鲜的恐惧感。使之担忧美军随时可能对其展开“先发制人”打击，从而在“边缘政策”上后退。

韩国“队友”不给力

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官员表示，新成立的对朝人工情报单位番号是“第524情报大队”（营级规模），隶属于驻韩美军王牌的第501情报旅，总部仍定在首尔龙山区。韩国《东亚日报》称，尽管韩国已具备丰富的对朝人力情报工作网，但驻韩美军还是要另起炉灶，组建自己的人工情报部队，显见它对“朝鲜威胁”的认知和重视达到新的高度，意在提高自主搜集和验证朝鲜信息的准确度，弥补技术侦察力量的短板。尤其是朝鲜导弹核武器能力不断发展，围绕朝鲜是否掌握核武器小型化技术、洲际弹道导弹发展到什么程度等信息长期莫衷一是，即便韩国国军情报司令部以及国家情报院提供各种情报手段支援，美军还是觉得有些“隔靴搔痒”，因此，美军决心按照自己的战略需求，培养能够真正认知朝鲜的信息搜集力量。

韩国“自主国防网”代表申仁均指出，驻韩美军向来习惯依靠“锁眼”侦察卫星及U―2高空侦察机等平台，搜集朝鲜的图像情报及朝鲜人民军的通信、信号情报，严密监视其敏感设施的动向。不过，这些监听以及情报资料在帮助美国军政高层掌握朝鲜“异动”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局限性，最准确和最核心的情报只能依靠人力情报。举个典型的例子，朝鲜在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坑道挖掘以及指挥通信设施的布置工作，都能被美国军用乃至民用卫星发现，但朝鲜是如何下达核试验指令以及启动核爆炸的流程，乃至试验场内部和周边情况，仍需要有“线人”提供其准确的信息，才能确认朝方的战略思考及行事准则。

过去，驻韩美军经常通过美韩联合司令部的渠道，要求韩国国军情报司令部向其提供所掌握的涉朝人力情报。熟悉相关作业的一位退役韩国军官表示，朝鲜最高层的动向、朝鲜经济及居民生活等朝鲜内情是评估朝鲜局势变化的关键因素，且战略武器研发状况直接影响到韩美同盟安全，因此最受美军重视。可是这些年来，美方对韩方情报质量的严重下降感到不满，以至于借由削减对韩高级技术情报交流数量作为“惩罚”。如今，美方自己要搞一套人力情报系统，未来势必令韩国在与美国进行“情报交易”时更处下风。

几度消失，几度恢复

韩国《时事周刊》指出，美军第501情报旅是负责朝鲜半岛战区内信息作战任务的部队，目前下辖第3情报航空搜索分析大队、第532情报大队、第719情报大队、第368情报大队，外界关于该旅此次“新设第524情报大队”的说法并不准确，只能说是再次启用第524情报大队的番号，因为该大队在冷战时期就是第501情报旅的下属部队之一。该大队曾多次从战斗序列中被剔除，而后又被重新启用，其沉浮往往与美国的战略需求调整息息相关。据档案记载，1950年创建的第524情报大队曾于1951年中断战备，1965年6月又被重新启用。1970年11月又再次划出战斗序列，1982年6月重新投入使用。第524情报大队的审讯及分析组的人员还曾于2005年2月进入伊拉克，随美军大部队展开“民事作战”，专门针对当地抵抗组织进行心理战和宣传战。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随着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及裁减军队，第524情报大队一度中断其正常作战活动，并从战斗序列中消失，主要任务移交给第532情报大队。

据悉，第524情报大队“复活”后，主要任务应是通过人工途径搜集朝鲜内部情报资料并提供详细分析报告，如果到了战时，第524大队还负责对战俘的数据搜集，主要包括采集战俘的脸部照片和指纹等信息，从任务特征上来看，主要是为应对朝鲜居民的大规模“脱北”等朝鲜“突变”事态而成立的部队。

对付“战略欺骗”高手

韩国《亚洲经济》指出，最近几年，朝鲜运用“战略欺骗”可谓游刃有余，多次在核试验及发射洲际导弹前让美韩摸不着头脑。比如，2016年1月4日美韩没有提前发现朝鲜核试验的任何征兆，正是因为朝鲜于2015年就全面更换了信号和通信体系。朝鲜还对平安北道东仓里导弹发射场内的发射架等进行了伪装，美韩也很难通过传统方式的侦察获取准确情报。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2016年，朝鲜战略军曾在黄海北道黄州一带发射了3枚“火星”一7弹道导弹，而为了躲避美韩情报机构的侦察，朝鲜在高速公路上挖掘了可隐蔽导弹的隧道。美韩情报机构后来通过分析图像资料，才发现停放在高速公路上的三辆MAZ一543导弹机动发射车后面设置了隧道式的建筑。韩国情报机构官员认为，这应该是朝鲜为躲避美韩侦察、强化导弹的奇袭效果专门进行建设的。朝鲜将导弹移动式发射架隐蔽到隧道里再拉出来，如果在30分钟至1小时内完成发射准备，进行发射后再躲避进隧道，美韩对朝导弹的事前追踪预警和事后破坏拦截都将变得非常困难。

韩国国防安保论坛研究委员梁旭指出，近年来，朝鲜每次核试验及发射导弹前都会进行精心的“伪装”，使得美韩侦察难上加难。

三轴情报侦察体系

军事专家指出，人力搜集及分析与朝鲜相关情报的任务，主要是通过与所谓“脱北者”及朝鲜专家的接触，掌握积累点滴情报；向朝鲜国内派遣渗透人士或转化在朝鲜政府内部的“合作者”硭鸭朝鲜情报。韩国军方人士表示：“今后驻韩美军将可能直接向朝鲜派遣特工。”这意味着未来美军将形成对朝鲜“图像、通信及人力情报”的三轴情报侦察体系，无疑将进一步提升获取洲际弹道导弹及核武器等相关情报的精确度。

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国军情报司令部曾派遣特工渗透位于平安北道龟城市的高爆试验场和宁边核设施周边区域，采集试验场周边的泥土等标本，从而直接掌握有关朝鲜核能力的准确情报。2008年，关于朝鲜国防委员长即将病逝的传闻，正是得益于人力情报，才使得美韩军方没有方寸大乱。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前副议长申元植表示，驻韩美军成立专门负责人力情报的部队后，将能有效应对大规模“脱北”等朝鲜“突变”事态或朝鲜半岛突发战事。

新鲜事情范文第2篇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月，朝鲜经济曾陷入了空前未有的逆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招呼天下人民为克服眼前目今的经济困难而发愤开心，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怜悯并伸出救济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议决2001年新年配合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竣事，体现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配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竣事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只管云云，连续9年的经济逆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紧张萎缩，人民生存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管理的突出题目是粮食题目、电力题目和资金题目。

粮食题目是恒久困扰朝鲜住民生存的最浩劫题。现执政鲜生齿约莫2350万人，倘使每人月匀称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须要180公斤，天下口粮总计须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产业质料等至少须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月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不停倘佯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够量达30-40%（参见表1）。

［表1］20世纪90年月以来朝鲜粮食生产量

附图

资料源头：bok.or.kr/

另据2001-2002年粮食管帐年度供求预测，现执政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现执政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餍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态不光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黎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够也是当前直接影响黎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题目。朝鲜电力不够题目早在20世纪70年月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月以后越发显着，于是政府先后接纳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步伐。比喻：各地域财产实验交替生产制，实验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管理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题目，朝鲜政府在90年月后半期曾大肆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配置，先后在天下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只管云云，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降落和原油入口量的淘汰，火力发电紧张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日的50%），因而现在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够题目效果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态比力》，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表2］20世纪90年月以后朝鲜主要能源产量

附图

资料源头：《北韩GNP推测效果》，韩国银行各年号。

朝鲜电力财产的技能落伍，配置迂腐以及谋划管理不善是管理现在电力难题目的一大停滞。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体系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斲丧，而各企业的电动配置也非常迂腐，因而其电动屈从匀称低落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光云云，迂腐的配置通常要淹灭大量时间举行维修，有的发电配置维修所需时间通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现实屈从。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能题目与政治题目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怎样管理资金难题目是朝鲜开脱经济逆境的紧张条件。凭据朝鲜政府发表的2001年财政预算实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付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长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付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比力，朝鲜民间的钱币生存量却相当可观。据预计，朝鲜流通钱币总量约莫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生存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生存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要是按1比200汇率盘算这将到达朝鲜流通钱币总量的2.6倍。这种舍本逐末的财政状态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杂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外洋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月后期开始未能推行对西方贷款的送还使命，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名誉不良国而无法大量乞贷。据大韩商业振兴公司(KOTRA)吐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到达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要是没有令人佩服的外债管理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亲昵相干的一系列题目，不光成了朝鲜开脱眼前目今经济逆境的紧张停滞，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非常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紧张地动摇了国家提供体制，人民的生存随即陷入了非常的逆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定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筹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情况又难以有用地构造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革新谋划管理步伐”

关于朝鲜的经济革新大概厘革，外界广泛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以为这是朝鲜革新开放的信号。着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开脱旧的观念，举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看法和高度管理一贴题目”，在经济领域则夸大“搞好经济构造事情，前进现实屈从”，“要凭据新的情况和新的气氛，革新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配合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现执政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凭据国内外情况的厘革，进一步革新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前进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举世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革新的性子、内容及其范围。

从团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验的经济革新，虽然以粮食价钱为突破口，以前进物价（主要是斲丧品）、增长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性，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坐享其成和匀称主义征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举世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即是说，使用价钱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革新谋划管理，有用地整理经济秩序，进一步变更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开脱眼前目今的经济逆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革新为“谋划管理要领上的革新”，而拒绝使用“革新”等字样决非偶然。

“7.1革新谋划管理步伐”包罗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屯子：1.上调国家向农人征收粮食价钱，把征粮价钱从已往的每公斤8角前进到40元。2.国家提提供农人的农用配置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人征收地皮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谋划自，增强对分组的夸奖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划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谋划单元，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容许以分组（3-4个）为单元举行，并革新已往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匀称分配的做法，凭据现实生产效果，对各分组实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人公正收入的基础上，勉励他们凭据现实收入情况，公正地部署农作物莳植筹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筹划。

在都市：1.大幅前进都市劳动者人为。如：把工人每人匀称人为从110元前进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人为则前进到6000元。2.调解企业生产产物的资本核算，把原质料、配置、劳动、供求关连等要素纳入产物资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凭据现实效益科学地拟订生产筹划。3.重新订建都市生存必须品价钱。如：粮食价钱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现实流通价钱。但是，前进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议决发放粮食提供券按新的价钱定量提供，这对老黎民而言，只不外是把粮食价钱从8角前进到44元罢了，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人市场去管理。

朝鲜实验“谋划管理要领上的革新”步伐已有一年。至于着实效外界评价纷歧，有些人乃至以为是失败的革新，但“革新”无疑须要肯定的历程，也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妨害，因而现在谈朝鲜经济革新的成败为时过早。不光云云，要是把朝鲜的已往与如今做比力，现行的“经济管理要领上的革新”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议决前进物价、生产资本核算、按产物现实价钱支付钱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变化：即把“斲丧者为主”的价钱体制变化成“生产者为主”的价钱体制，把实物经济变化为钱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变更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尔后者却有大概转变朝鲜经济恒久连续下来的黎民经济实去世和产去世征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议决城乡谋划权的下放，企业和农人的自随即增大，城乡责任谋划体制有望得以建立，这对前进生产屈从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住民意识和生存要领的厘革。已往，朝鲜大多数住民过着国家提供体制下的相对匀称的生存。但是，上述两个“变化”促使朝鲜住民顺应新的钱币化的情况，由此孕育发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住民反应，自朝鲜经济陷入逆境以来，由于国家提供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顺应了国家提供体制以外的农人市场上的商品与钱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住民对政府的革新体现明确和支持。

三、存在的题目和革新的远景

只管朝鲜政府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力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评释其克服危急重振经济的刻意，但是朝鲜经济要规复正常至少要管理如下几个现实题目。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变化为钱币经济历程中，政府怎样保障斲丧品物质提供题目。仅以粮食为例，前进粮价虽然对规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管理粮食供求抵牾的情况下，要是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提供，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斲丧生存的极大杂乱。

第二，怎样管理规复生产所必须的能源、技能和资金题目。如前所述，执政鲜能源的不够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配置的迂腐又导致了生产屈从低下，资金不够又难以餍足企业对能源、配置和技能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杂乱。全部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议决“革新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管理的题目，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政府拟订出越发有用的政策，开心营造有利于规复生产的客观情况。

第三，怎样管理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人市场题目。所谓农人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人把议决小我私家副业所得的产物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贩卖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物自由交易市场。已往，在黎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人市场在整个黎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物交易也严酷地范围在农副产物，因而它作为国家筹划经济的须要增补，曾对城乡住民之间斲丧品交换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态的恶化和国家提供体制的紧张动摇，农人市场在人们斲丧生存中的职位地方和作用孕育发生了重大厘革，颇有取代国家提供体制而主导人们斲丧生存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斲丧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执政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人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存必须品价钱紧张失控。由于农人市场上的产物价钱主要取决于供求关连，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人市场上的产物价钱比国定价钱凌驾跨过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人市场上的高额利润紧张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钱取向，使一些农人越发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都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革新开放初期的“下浪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伸张。3.农人市场开始转变人们的斲丧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体现为都市住民对农人市场的太甚依赖，在金融部门则体现为避建国家金融机构私藏钱币的偏向，从而给筹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钱币金融体制带来打击。4.紧张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生长，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种种糜烂征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物非法投放到农人市场牟取暴利的征象。由此可见，执政鲜现有的筹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要是没有相应的政策增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管理这些题目的有用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即是“把珍视和强化队伍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真相由哪一个阶级和阶级，大概由哪一个社会团体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配置中所处的职位地方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期，革命队伍所具有的职位地方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照旧其他任何社会团体都不能替换”。（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怀念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天下人民开心成为“先军革命同道”。（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政府把“先军政治”提到云云紧张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情况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别缘故原由，那即是队伍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历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队伍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如今为国家提供自制劳动力和队伍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队伍大量投入国家经济配置，早在80年月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片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配置之后，为管理国内劳力紧张不够征象，通常还动用15万通例兵员投入经济配置。（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武士配置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人为，且有严酷的军纪管制，因而成为承揽种种国家大型工程配置的一支投资少、屈从高的新力量，开脱眼前目今经济逆境的可靠后援。不光云云，从1996年末开始，朝鲜政府曾发动队伍直接参与工场、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存亲昵相干部门的管理和监视。1997年4月初，又下达了“队伍认真搞农业”的下令，随即由队伍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警备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心委员会认真人的发言中，努力赞美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险些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要是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当前经济事情面临的几个题目”，《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队伍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产业体系，把军事产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队伍经济活动的范围及技能含量均凌驾民用产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停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物的情况下，唯独军事产业仍维持肯定水平，因而军械出口在温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紧张作用。除了军需产业外，朝鲜队伍各部门从80年月末开始又自行构造商业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商业范围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天下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团体都不能替换”。因此，“先军政治”既是管理眼前目今经济逆境的紧张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固必不行缺的条件。

要是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议决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守旧”偏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大概步伐仍可视作革新或调解之连续。在对外经济相助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勉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团结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外洋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团结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恒久把“无内债”看成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简直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细致的是，朝鲜政府对农人市场的相识和态度所孕育发生的重大厘革。从今年3月尾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人市场”改为“市场”，并容许恒久被克制的产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团结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筹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看成限定的工具，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要是不保障有支付本事的需求，就会导致价钱上涨”，以是政府将“凭占有支付本事的需求调解产物价钱”，（注：韩国周刊《团结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凭据供求关连形成的价钱功效，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领域，而这一点大概恰恰道出了当现在鲜着眼于价钱功效的整个经济体制革新偏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革新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固。在现在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固的。但是，所谓“革新”自己就包罗了对已往和现实的某些否认因素，这就不行制止地与已往屡见不鲜的思考要领、经济文化、优点结构孕育发生辩说。因此，朝鲜政府在推进革新历程中能否连续稳固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条件下，要是革新希望顺遂就会深得民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固，反之就会民心相背，革新失控，终极会导致天下大乱，尔后者正是朝鲜政府最难以负担的政治危害。

新鲜事情范文第3篇

会谈中双方同意驻韩美军在2011年前分两个阶段重新部署：第一阶段，将目前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各个基地集结到位于东豆川和议政府的两个基地，这最快可在今年开始实施;第二阶段，将汉江以北的驻韩美移到汉江以南的新驻地，部署在乌山和平泽基地。今后驻韩美军的部署将形成乌山-平泽和大邱-釜山“两大中心”的格局。6月初访韩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暗示，调整意味着使部队“更加小型化，远离敌人但更具机动性”。

同时，美国还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内向驻韩美军追加110亿美元军费，以加强驻韩美军战斗力，并表示南迁后仍将继续在“三八线”附近进行训练。

美国对驻韩军队进行调整并非第一次，但以往历次调整多是在半岛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期提出和进行，在当前朝核问题引发的深刻危机持续升温之际，美国提出驻军调整这一举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

各种考虑美国占尽天时地利

据分析，美国在当前情况下决定调整驻韩美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平息韩国人的反美情绪，改善美韩关系。目前，美国在韩国共有95个基地和其他设施，驻军与韩国平民混居的现象相当普遍。美军士兵滋扰驻地居民的事件层出不穷，暴力犯罪也时有发生。90年代以来，反美情绪在韩国民众中迅速扩散，去年两名韩国女中学生被美军装甲车轧死事件发生后，这种反美情绪“以让人吃惊的速度”扩散到 “韩国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甚至还发生了针对驻韩美军基地和官兵的暴力事件。韩美关系因此跌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驻韩美军进行调整可以改变当前这种分散部署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军士兵与韩国人“隔离”开来，有助于改善美军形象，修补美韩关系。

第二，大幅度提高驻韩美军的安全系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将“三八线”一带称为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从军事上来说，美国与韩国都认为朝鲜军队最具威胁性的武器是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上万门火炮。美军驻扎在军事分界线南侧的主力第二师和驻韩美军司令部所在的龙山基地都位于朝鲜火炮射程之内，美国认为这两万多美军实际上是朝鲜的“人质”。在美国以微小人员损失获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以后，当前部署态势下美军在有事时可能遭受的伤亡是美国决策者完全不能接受的。将美军部署到朝鲜火炮射程之外的汉江以南，可以在爆发战争时大大减少美军的伤亡。

第三，扩展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政策选择的范围。部队重新部署后美国可以摆脱其驻军“引爆线”作用，从而避免被自动卷入冲突。相反，美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美国战略利益考虑，灵活决定具体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由于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性，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美国在半岛上的影响并不会因部队的调整而减弱，反而会增强，美国在处理对韩关系时也将获得更大的主动。

新鲜事情范文第4篇

90年代初，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大量发表，把国际学术界对于苏联史，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在整个1949年，莫斯科坚持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军事手段完成朝鲜统一大业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的唯一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①

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各种推断和广泛争论。

叶·巴让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瓦·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了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李钟植和陈兼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谢·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表明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约·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②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③

约·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④

阿·托尔库诺夫等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⑤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 (包括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二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本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

形成决策的前提

从逻辑上说，斯大林同意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认可朝鲜半岛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不惜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对远东的战略和策略。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和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不过，对于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与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莫斯科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做出的最后反应就是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而使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边缘态势。此后，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了。 ⑥

美国与苏联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⑦

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在远东也进入了紧张的对抗状态。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自然是加强美国与苏联在远东敌对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结果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但其本身毕竟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朝鲜半岛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在战后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到 1949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朝鲜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⑧ 当时莫斯科估计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意图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⑨

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10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进攻。11

甚至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也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使苏联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清津的海军基地，以及在平壤等地设立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些基地的设施有可能被北朝鲜军队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12不仅如此，在北朝鲜边界受到挑衅时，莫斯科还制止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反击行动。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军事反击行动实现朝鲜的统一。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13

9月15日什特科夫大使也报告了北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认为，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治形势对北朝鲜是有利的，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14

但是，斯大林坚决地拒绝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这说明在军事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这说明在政治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此外，进行局部的反击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15

这个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16

北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17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和"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18

这进一步证明，斯大林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本文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北朝鲜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19

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会因为美国不进行干涉就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而只能是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会作为实现动机的必要条件来考虑美国是否进行干涉的问题。否则，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地区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了。因此，对于美国干涉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北朝鲜方面是否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苏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决议所提到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20

如果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完全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换句话说，斯大林可能认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根本问题是当时莫斯科还没有形成改变对朝鲜政策的动机。如果说到斯大林的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在1950年初的举动。

改变决策的动机

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在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金日成激动地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以苏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21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22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 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 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23

莫斯科还专门任命瓦西里耶夫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同时，苏联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24

以后，金日成于4月8日至25日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会晤，斯大林终于同意了金日成通过军事反击行动统一朝鲜的计划。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25

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26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从1950年1月至4月，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远东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形成了中苏联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的远东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远东权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远东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权益。我认为，对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苏联的远东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彻底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 "安全防御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来实现。苏联的这一战略目标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和实现，而斯大林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回报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27

斯大林竭力促使国共和谈并建立联合政府；一再推迟从中国东北撤军；被迫撤军后又积极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中国内战前期实行回避的政策；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面胜利时又积极主张国共和谈，——这一切做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保证苏联1945年已经取得的远东权益。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斯大林面临的仍然是如何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方面，主要问题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像东欧国家那样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遇到了重新处理苏联对华政策的难题。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东北问题上，而东北问题是其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蒙古独立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坚持要收回外蒙古。这个问题在1950年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苏两国以公告形式加以解决。28

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示特别的关切，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对米高扬谈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区的独立运动受到苏联支持，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则明确告诉毛泽东，苏联不主张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毛泽东不放心，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之前又同科瓦廖夫谈到新疆问题。29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表现令中国领导人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意外。斯大林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不仅建议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西部地区，并答应为此提供物质援助。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此不无关系。30

不过，很难说斯大林的大度和慷慨不是为了在与未来新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关系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目的，自然要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中苏双方都首先采取了非常谨慎和试探性的方针。据米高扬本人后来就这一问题给苏联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在西柏坡访问时，苏联就承认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的，并提出与日本和约签订后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从旅顺撤出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愿意这样做。而中共领导人则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对此，毛泽东同意让下属去研究而后再汇报。这是中苏双方初次平静地接触这一问题，不过，米高扬感觉到毛泽东"有自已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说出来。31

1949年6—8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再次谈到中苏条约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提出三个方案：(一)由新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显然对中共代表团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感到不快，他在申明了当时签订旧条约以及苏联在旅顺驻兵的理由后再次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苏联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但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可以等到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32

当然，斯大林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正如《不确定的伙伴》一书所言，苏联"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 "。33

问题只好再次搁置起来。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在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但实际目的主要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苏联的电报以及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都讲得十分明确。34

然而，斯大林在见到毛泽东后，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表示。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谈记录，在这两位领导人12月16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当毛泽东提出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讨论解决，紧接着便强调旧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暂时不改动任何条款"，但实际上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兵。35

根据毛泽东在会谈后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答复说，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倒台，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则说，修改条约要在两年以后。36 毛泽东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他在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谈话，要他向斯大林转告中国方面对下一步谈判的两种考虑，一是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并召周恩来前来完成签字手续；一是继续进行磋商，暂不履行有关协议的签字手续，周恩来以后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37

然而，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38

此后，毛泽东便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消磨时光。这种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才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39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40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41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42

尽管中苏新条约的具体谈判也经历了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中方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但毕竟按中国的意愿废除了旧约，而新条约规定不久苏联就将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43

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损失，斯大林坚持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44

尽管毛泽东同意签订这个《补充协定》，但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45 对于这样一个企盼了几十年的目标，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必然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目标。

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远东地区的要求。一旦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自然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苏联已经与朝鲜商定建设一条连接朝鲜的阿吾地和苏联的克拉斯基诺之间的铁路线，46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长铁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斯大林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远东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海军留驻旅顺、大连，而中长铁路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正是苏联本身利益的要求，使得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战略。

斯大林非常了解朝鲜半岛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6月29 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的背景情况报告，就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 47

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把已经战败的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将其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坚持将济洲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内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如果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48

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 49

然而，由于1945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且美国与苏联在朝鲜半岛有三八线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同时却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柏林危机后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南部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了。

这里还应该指出，俄国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调整势力范围的传统。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了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一个" 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50

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将其军队推进到朝鲜半岛，而当时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还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冲绳岛。为了限制苏联在远东势力的扩大，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分美苏在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受降区域。8月15日杜鲁门向斯大林通报了以这一决定为基础的盟军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第二天，斯大林便复信表示同意。此时已经越过三八线向汉城推进的苏联军队，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后，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军官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使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深感惊奇。51

其实，斯大林这样做是有其深层的政治考虑的。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 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指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52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必须考虑那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保证决策的条件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考虑，以妥善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个方针：

第一是尽量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莫斯科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是支持了金日成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主张，斯大林也只能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但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在紧张的军事对峙的情况下，1950年 6月20日什特科夫发来一封特急电：说北朝鲜"需要军舰"，还"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什特科夫认为应该满足这一请求。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答复："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53

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54

顺便说，斯大林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出于对日本威胁的考虑。除非莫斯科认为日本将替代美国控制南朝鲜进而威胁北朝鲜，或者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做出这样的决策对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当时并不存在。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接受了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 55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回忆说，艾奇逊1月12日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仔细研究了这个讲话，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20 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57

斯大林显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在朝鲜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让中国对朝鲜问题承担起责任。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朝鲜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据贾丕才回忆，斯大林在1950年4月与金日成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 "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58

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北朝鲜实现统一的建议，但" 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59

于是，中国领导人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样一来，一旦美国进行干涉，中国就将承担起援助朝鲜的责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面对远东的国际局势，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苏联与美国的远东对抗中成为盟友和先锋。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就苏联在远东的的战略利益而言，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远东地位的新中国将可能构成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就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60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的确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然而，如何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斯大林进行周密的考虑和安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了解毛泽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而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关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国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毛泽东不仅表示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答应给以军事援助。但在毛泽东的通报中，中国领导人则劝朝鲜同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中国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可能援助朝鲜的革命斗争，而且"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才会采取。61

对这两个通报准确性的判断，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在谈到如果发动国内战争，"舆论和人民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时，"金日成拿不定主意"。这时金日成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62

显然，金日成此时的说法与毛泽东通报的情况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并不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第二，中国以解放军中朝鲜籍师援助金日成是否就证明支持北朝鲜以武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63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朝鲜籍战士回国。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在东北的高岗就接到了毛泽东关于让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的指示，这些朝鲜人于1949年7—8月回国。另一个朝鲜师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64

这一事实不能证明中国领导人当时支持北朝鲜通过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既然前文已经说明，毛泽东在与金一会谈时并不赞成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可以推断，他答应朝鲜师回国只是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 "，而"钞票发行过多"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巨大的军费开支。在1949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占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65

因此，中国内战结束后大量军队的复员肯定是中国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这样，朝鲜籍战士回国实际上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三，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是否讨论过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首先，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斯大林交换过意见。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南朝鲜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66

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谈到过朝鲜的局势，但没有讨论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邀请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这些情况斯大林对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第四，在1950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中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俄国档案材料记载：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斯大林，他决定5月13日动身去北京，并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金日成还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满足"。67

金日成一行于当地时间13日5时20分飞赴北京，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 "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68

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否则没有必要立即要求证实。这时，斯大林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 "。69

这样，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但是，金日成走后，中国便加快了解放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6月上旬，粟裕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并请求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到6月23日中国军队已经三度修改作战计划，参战兵力达1 6个军以上。70

显然，毛泽东在加紧做自己的事情。

综上所述，由于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71

他在解决朝鲜问题与中国的关系时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因为在中国人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斯大林感到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72

其二，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由金日成去向毛泽东转达意见并求得中国的同意。因为在中苏联盟的分工中，毛泽东承担着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国除了同意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

其三，对于莫斯科与平壤商议的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斯大林丝毫没有向中国透露，73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再没有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过联系。斯大林的做法表明他对毛泽东缺乏信任，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而斯大林采取了这样三个步骤，则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 论

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只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才在1950年初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远东地区打击美国的势力和影响，尽管莫斯科希望这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斯大林被迫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使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来阻止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至少其结果是如此。

苏联做出对远东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因为斯大林最初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

最后应当指出，这里对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的动机的判断，主要是在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得出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像苏联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的动机，往往无法找到充分的文献证据。即使有了确凿的文献，也很难说那白纸黑字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真实意图。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学界同行对本文提出质疑和指正。

注 释

①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凡本文直接引用的俄国档案文件均出自我在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或其他地方看到的保存在那里的俄文档案复印件，有的原件无档案号。这里，感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及陈兼、凯瑟琳·威瑟斯比、奥德·韦斯塔为我提 供的帮助。

② 以上观点是在1995年7月华盛顿关于朝鲜战争学术会议的讨论中出现的，威瑟斯比向 我提供了由她本人撰写的"会议报告"。

③ 见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礼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 ，第151—152页。

④ 约翰·加佛：《争论、范例、责任与50年代美中冲突的起源》(Polemics， Paradig ms， Respons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PRC Confrontation in the 1950s)， 《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第27—28页。

⑤ 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新看法》(Коре 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莫斯科1995年，第32页。 乌菲姆采夫是瓦列里·杰尼索夫的笔名。

⑥ 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⑦ 利用最新材料对柏林危机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见米哈伊尔·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俄国档案的新资料》(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

⑧ 详细材料见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9，第13-14页；1949年5月2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等。有关1949年春夏沿三八线发生小规模冲突的详细情况，可见约翰·梅里尔：《朝鲜半岛战争的起源》(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纽瓦克1989年，第130-151页。

⑨ 1949年4月17日А.У.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据查，化名А.У.者即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

1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1949年6月4日梅尼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俄总统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宗14，第57页。关于苏联军事援助的情况还可见朴文洙：《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朝鲜战争：历史的回顾》(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朝鲜观察家》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48页；《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页。

11 什特科夫曾多次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缺乏武器，在战斗中"无力抵抗"，"在战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状况。1949年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4月20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迹不清)电。1949年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也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胁"。见《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21页。

12 《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21页。

13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36-138页。

14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1-21页。

15 1949年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1次会议决议，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0-32页。

16 1949年9月23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指示稿(二)，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3-38页。

17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

18 1949年10月26日、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

19 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参见沈志华在《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中的介绍。

20 例如，南朝鲜游击队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在1949年秋，那时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并能与南韩军队师一级兵力作战的规模。而到1950年春天，南朝鲜的游击活动由于受到镇压，已经大体平息下去了。详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4页。

21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87-91页。

22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2。

23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3页；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5-146页；1950年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76页。

24 详见1950年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8页；1950年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18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25 可见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亚关系》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33页；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汉城1991年，第105-106页。

26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41页。

27 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8 伊·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1949年1—2月)》(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949г.)，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7页。尽管师哲否认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提出过蒙古问题，但他承认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还是借中国民主人士之口提出了这一问题。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第92—93页。

29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

30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3—150页。关于苏联在新疆解放中所起作用，详见邓力群：《"力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第36期，第1—38页；《不确定的伙伴》，第70页。

31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107页；1995年第3期，第101页。

3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1页。

33 《不确定的伙伴》，第68页。

34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页，转引自鲍·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пя)，《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不确定的伙伴》，第83页。

35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9-17页。

36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18页。

37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8—89页。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9页。

3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页。〖ZW)〗

40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8，卷宗302，第4-6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7页。

41 《不确定的伙伴》，第247-248页。

42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43 关于谈判过程，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1-25页；《不确定的伙伴》，第126-127页；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1-12、17-18页。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

45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38-439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1905年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屈辱的只是沙皇政府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2版，第134-142页。

46 参见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13-23页。

47 1945年6月29日茹可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简要报告，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2，案宗18，卷宗5，第18-30页。

48 1945年9月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0-43页。转引自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标和朝鲜战争的爆发(1945-1950)：来自俄国档案的新证据》(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研究报告》1993年第8期，第9—10页。

49 1945年9月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4-45页。转引自"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第10—11页。

50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第2版，第777页。

51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6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第1039页。

52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267-268页。

53 德·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该惧怕吗?》(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ёся?)，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9页。

54 详见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5 1949年9月11日А．У．致顿金电；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АУ电。

56 《不确定的伙伴》，第101页。

57 《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33页。

58 《不确定的伙伴》，第145页。参见《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第106页。

5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

60 关于1949年10月金门战役的情况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9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肖锋等：《回顾金门登陆战》，人民出版社1994年。

61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致菲利波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9-61页。

62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АУ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46-53页。

63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军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详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朝鲜战争起源的国际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79年第1期。

64 详见1949年9月14日什特科夫致АУ电；1950年1月8日某某(文件中未标明)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迹不清)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4页；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 China's Road to the Koear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on-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第109-110页；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1994年博士论文)等。

65 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8日；陈云：《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1949年12月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17、114-115、120页。

66 引自1996年7月31日我在莫斯科访问安·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

6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100-103页。

68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某某(文件未注明)电。

6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

70 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69页。

71 贾丕才的回忆证明："苏联知道中共政治局反对金的主张"。见《不确定的伙伴》

，第147页。

新鲜事情范文第5篇

自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以来，本已紧张的半岛局势急转直下。先是美国航母进入黄海参加美韩军演，进一步刺激各方情绪。尽管中方加紧斡旋，但收效甚微。继而韩国不顾中俄的施压，坚持于当地时间2010年12月20日下午在延坪岛进行实弹演习，此举引发了朝鲜的强烈反应。朝鲜半岛已成名副其实的火药桶，情势千钧一发。

韩国“贺岁军演”。朝鲜“非诚勿扰”

2010年12月20日下午，韩国在延坪岛的军事演习如期开始，各方密切关注。由于担心爆发战事，当天亚太股市齐齐下挫。然而，朝鲜方面出现的则是电视台播音员的笑脸，以平静地语气宣布：韩方的挑衅不值得回应。一周过去，虽然这期间韩国又已经或正在推出两场“贺岁军演”，但朝鲜方面的态度似乎仍然是“非诚勿扰”。

这一幕仿佛就像在乌云密布的炎炎夏日，响起滚滚雷声，但就在大家拼命跑回家的时候，竟然连一滴雨也没有下。

相互炮击乃至发生更大冲突的担忧变成了一场虚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这样戏剧般地收场了。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此次采取“出其不意”的做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另有深意。

首先是表达热望和平的诚意。当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半岛局势，担忧半岛局势失控之时，朝鲜对韩国的行动不加还击，用事实表明了朝鲜不希望扩大争端，热望和平的态度。这对于改善西方国家宣传朝鲜“好战、好斗”的形象大有裨益。

其次是以实际行动促进对话和协商。韩国开始谋划已久的实弹射击训练时，正是美国新墨西哥州长比尔・理查森访问平壤之际。也就在12月20日这一天，随同理查森访问的美国CNN记者发出的报道称，经过理查森的斡旋，朝鲜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朝鲜，并且同意就出售1.2万根核燃料棒并将其运往国外展开谈判。朝鲜还同意考虑理查森的建议，即成立一个由美朝韩三方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在朝韩军方之间设立热线电话。而此次朝鲜对韩国的射击训练采取不予回应的做法，也可以认为是希望以此来促进对话和协商早日恢复的一项措施。

第三是努力保障和平的建设环境。朝鲜现在正倾尽全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目标。2010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不断深入各地工厂企业视察，鼓励干部群众奋发努力，正是朝鲜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一个写照。朝鲜媒体此前多次强调，朝鲜的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的环境。

朝韩之间的炮击事件至此似乎暂告一段落。但是，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争议和祸根也同样存在。目前美韩日“以压促变”的立场没有改变，而朝鲜“以超强硬对付强硬”策略也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朝韩之间的争斗和较量很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展开。

从这次半岛危机看，中国的能力和作用再一次得到巧妙的展示。有关各方也再次认识到中国在朝鲜半岛局势方面起到的稳定性和建设性作用。

各方加紧外交角力，朝鲜半岛再现和平曙光

短短几天，朝鲜半岛局势似乎就从濒临战争，转变为对新一轮对话充满希望。不过，朝鲜过去几天的克制和韩国新近表现出来的重开六方会谈的意愿，也许主要应归功于中国的努力，而非首尔态度的转变。朝鲜半岛局势在经历炮击事件和演习所引发的危机之后，再度迎来了一阵密集的外交调整期。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已设定方针，将通过韩朝对话向朝方提出重启六方会谈的条件。

韩国政府的相关人士1月4日表示，唯有朝鲜同意将朝核问题列入韩朝对话议题中，并用行动表明弃核决心，六方会谈才会召开。

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年底接受外交部的工作报告时曾表示，需要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中促使朝鲜弃核，韩国要通过韩朝对话成为弃核重要角色。上述人士的发言可以解读为李明博这一发言的延续。

目前，韩国就重启六方会谈提出中止浓缩铀等所有核项目、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监察、履行《9・19共同声明》等先决条件。

此前在1月1日，朝鲜官方媒体《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和《青年前卫》联合发表社论，呼吁尽早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对峙。

社论称：“我们今年应该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努力改善南北双方的关系。”社论主张，韩朝双方应把民族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为营造韩朝对话与合作氛围积极努力。

社论还指出，朝鲜有关实现东北亚和平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与决心不会改变。

美国国务院1月3日表示，美国注意到韩朝新年献辞阐明改善韩朝关系的意愿，韩朝对话是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必需因素。

美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劳利在例行新闻会上表示，美国希望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并关注着韩朝就对话可能性阐明的立场。

克劳利说，韩朝对话非常重要，美国会关注朝鲜是否履行自己提出的对话提议。在朝鲜半岛，韩朝对话是缓解紧张局势的必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