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石人山范文第1篇

[关键词]狼叫遗址；“武山人”；旧石器晚期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2-0030-02

. 武山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西部，东连甘谷县，西接漳县、陇西，北邻通渭县，南靠岷县、礼县，地处秦岭山地北坡西段与陇中黄土高原西南边缘复合地带。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渭河自西而东贯穿全境，县域南半部自西向东有榜沙河、山丹河、大南河等五条渭河支流均匀分布。全县境内文物资源丰富，有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狼叫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一、狼叫遗址概况

（一）遗址位置及地貌特征

狼叫遗址位于武山县鸳鸯镇苟家山村下方的山坡地带，其范围大致东起大沟，西到苟家山村，南起小咀粱，北到老鼠沟，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从地形看，该遗址处于渭河和榜沙河之间的大林山山体下部，是一个从大林山巅至大沟之间的弧形倾斜凹地，地表覆盖着厚厚的黄土层。雨水从山顶往下流，使凹地下层长期积水，此处黄土层因而形成了潜移化黄土。

（二）遗址周围山川分布状况

狼叫遗址西边连接苟家山村及上方的大林山峰，北边连接广阔的药山里山地原野，南边榜沙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渭河，东边大沟流水由北向南注入榜沙河。

（三）遗址文化特征

狼叫遗址上半部距地表约3米，文化堆积层厚达1米左右，有灰层、灰坑。断面还暴露有坚硬的白粘土、红烧土等古人类文化遗迹。地表到处散见齐家文化红陶片、夹砂红陶片和马家窑文化彩陶片，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狼叫遗址下半部至大沟西侧，曾出土两具旧石器时代的“武山人”头骨化石，同时，还出土有肋骨化石和打制石器等，故而该区域文化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

二、“武山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及遗址命名

（一）“武山人”头骨化石的发现

1984年，当时的核工业部某地质队在武山县鸳鸯镇西南大林山下大沟西侧上端发现了一具头骨化石。该头盖骨化石保存完整，包括基本完整的额骨、顶骨和小部分颞骨。这个化石标本后由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并收藏。①1987年，武山县文物普查队在进行第二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在距离发现前一颗人头骨化石1.2米处，也就是狼叫的一个黄土冲沟中，又发现了一颗头骨化石，这颗头骨化石由武山县博物馆收藏。经鉴定，前一颗头骨化石为一男性青年个体，后一颗头骨化石为一女性个体。由于这两颗头骨化石都在武山县境内发现，因此，被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命名为“武山人”。

通过将“武山人”与欧洲人种、大洋洲人种、尼罗格人种以及中国境内的广西“柳江人”、广东“马坝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对比，它们更接近我国的智人化石，②与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河套人”相近，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的代表。经兰州大学地理系碳14测定，③ “武山人”生活的绝对年代距今38400±500年，相当于第四纪晚期的更新世中期。通过对颅骨测得的几组数据比较研究，“武山人”接近于广西“柳江人”、广东“马坝人”，与北京“山顶洞人”较疏远。“武山人”比“山顶洞人”稍原始。“武山人”化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古人类遗骸，它代表着比“山顶洞人”更原始的早期蒙古人种类型。

与第二颗“武山人”头骨化石一起发现的还有人的肋骨化石和打制石器，其文化特征与环县刘家岔、泾川县合志沟、牛角沟等十分接近，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④

（二）狼叫遗址的价值

狼叫遗址接连出土两具“武山人”头骨化石，改变了以往甘肃旧石器时代考古“只见器物不见人”的局面，和“平凉人”一起填补了甘肃地区旧石器考古的空白，有力地证明了陇原大地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把甘肃旧石器时代文化完全纳入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系统，极大地开阔了甘肃史前文化研究的视野，把甘肃史前文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狼叫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文化价值和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学术界对其给予高度关注，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也越来越重视。1988年，狼叫遗址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狼叫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狼叫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武山人”选择狼叫居住地原因探析

近年来，好多专家、学者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狼叫遗址产生浓厚兴趣，国内外考古界学者纷纷对狼叫做实地考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狼叫遗址和“武山人”进行分析研究。笔者也曾多次到过狼叫进行考察，面对鸳鸯镇开阔平坦的河谷和众多高峻的山岭，不止一次地想，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武山人”为什么要选择狼叫作为其居住地呢？现就此问题，笔者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⑤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为了寻觅食物和饮水的便利，原始人类总是选择既有利于自身生活安全又能避灾的地点作为居住所。“武山人”居住狼叫，就是因为它具有这方面的优势条件。

（一）便于汲取生活用水

两具“武山人”头骨化石均出土于狼叫遗址下半部，大沟西侧的山沟上，这里高出大沟沟底100多米。 “武山人”居住于这里，从大沟沟底汲取生活用水，既方便又省力。

（二）躲避洪水侵袭，生活安全

狼叫遗址南临榜沙河，东临大沟，但它高出榜沙河300多米，高出大沟沟底100多米，暴雨季节洪水侵袭不到它。“武山人”居于此地，比较安全。

（三）适宜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

狼叫西接大林山山峰，北连药山里广阔山地。这一带相互连接，视野开阔，面积广大且位于狼叫遗址上部。在旧石器时代，树木遍地，草地连片，野兽出没，是“武山人”采集和狩猎的理想场地。“武山人”居住狼叫，便于得到食物。

（四）便于在榜沙河中捕鱼

狼叫南边临近榜沙河。无暴雨、山洪时，榜沙河河水清澈、鱼儿翔集。“武山人”可以很容易地来到榜沙河畔，捕捉河中之鱼，供其食用。

（五）便于采集河滩卵石，制作生产工具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对制作石器的石料是有选择的，选择石料要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同时数量要多。一定的硬度，是指要选择较坚硬的石料（一般要求在五度以上），以便制作较坚固的工具。⑥一定的韧性，是指按原始人的意志破裂，打出一定形体的石片。石料的来源，普遍采用河滩、河床和海滩上的砾石（河卵石）。中国旧石器时代人们多采用砾石制作石器。⑦由于流水的搬运，在榜沙河中、河滩上，卵石密布，数量众多。狼叫距榜沙河很近，“武山人”可以很容易地来到狼叫下方的榜沙河河滩上，挑选可以制作石器的鹅卵石。

（六）狼叫靠山、面沟、临河，背风向阳，适宜居住

狼叫遗址东边有大沟，南边有榜沙河，西边靠大林山峰，地势西高东低，整体呈由西向东倾斜的山坡地带，背风。早晨太阳一升起，温暖的阳光直射遗址本体，适宜“武山人”居住。

河南石人山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战国；秦；魏；石门；陕西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22-04

石门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64年，即周显王五年、秦献公二十一年，秦国大败魏军。据《史记·六国年表》载，当年“章蠕与晋战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史记·秦本纪》则曰：“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此处之“晋”指魏国。此役之后“秦始复强”，确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地位。由于文献对这次战争过程记述简略，石门之战地址众说纷纭。唐张守节、清顾祖禹认为在陕西三原（或旬邑）之石门山，现代史家则多认为在山西运城石门。如杨宽先生：“公元前三年秦进而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败魏军，斩得首级六万……”林剑鸣先生：“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二十一年），秦军深入到河东，在石门（山西运城西南）和魏大战，斩首六万级，取得对魏国进攻的胜利。”林氏在注解中还特别说明：“（石门）其地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三原县西北，一说在山西运城西南。查此次战役，秦国斩首六万，同年赵曾出兵至石门救魏，当以山西之石门说为是。”笔者经过辨析认为，石门之战发生在山西之说存在诸多疑点，现提出以就正于方家。

一、当时形势魏强秦弱，双方战争多在河西进行

石门之战（前364年）前的26年中，秦魏之间较大规模的战争有4次：秦惠公十年（前390年）“与晋战武城”；魏文侯三十六年（前389年）“秦侵我阴晋”；秦献公十九年（前366年）“败韩、魏洛阳【阴】”；魏惠王五年（前366年）“城武堵，为秦所败”。

石门之战（前364年）后10年内秦魏战争有2次：魏惠王九年（前362年）“与秦战少梁，（秦）虏我将公孙座，取庞”；秦孝公八年（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

上述6次战争所涉地点——武城（今陕西华县东）、阴晋（今陕西华阴东）、洛阴（今陕西大荔东南）、武都（今华县东）、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庞（今韩城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均位于河西，若唯有同期发生的秦魏石门之战在河东进行，似乎过于反常。

当时秦魏战争主要在河西进行，是由双方所处客观条件决定的。首先，石门之战前后，秦国战略重心始终在于收复并保卫河西地区，而非越境掠取。魏文侯时期，“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秦献公即位后“始尔迁都至逼近魏境之栎阳（前383年），盖因重心东徙，方易于与敌抗。”石门之战（前364年）前后爆发的秦韩魏洛阴之战（前366年）、秦魏武都之战（前366年）及少梁之战（前362年）都反映了秦国这一战略目的。

其次，石门之战前秦魏战线的变化亦表明魏攻秦守态势。一是阴晋、武都分别位于今华阴东、西两侧，在公元前390一前389年间，秦国曾由华阴之西的武都攻击到东邻的阴晋，如秦惠公十年（前390年）“与晋战武城”，魏文侯三十六年（前389年）“秦侵我阴晋”；但后来魏国又由阴晋反攻至武都，如秦献公十九年（前366年）“败韩、魏洛阳【阴】”，魏惠王五年（前366年）“城武堵，为秦所败”。可知在石门之战前，总的战略态势是魏攻秦守。二是史籍记载孝公元年（前361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可知此时魏国由于接连受挫于河西，不得不修筑长城；故在此之前它尚未于河西采取守势。三是洛阴、武都之战虽然以秦国胜利而告终，但史籍所载并未反映秦国占领了这两地，所以杨宽推测秦军由此打开缺口，进而攻入河东的根据并不充分，尚有待证实。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石门之战前后的秦魏战争基本均在河西进行，而“秦魏石门之战发生于河东”并未有可靠的史料证据，因此值得怀疑。

二、当时秦军渡河深入魏国腹地有很大困难

在古代，山河险阻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统帅必须根据自然条件来选择作战地点。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当时秦军渡河赴山西作战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山西运城石门与秦之本土并不相连，而石门之战发生前后秦未能完全控制黄河沿岸重要渡口。据杨宽《战国大事年表》记载：秦惠公十年（前390年）与晋战武都（未及风陵渡）、陕县（未及茅津渡、大阳渡北）；秦献公十九年（前366年）败韩、魏于洛阴（未及风陵渡）；秦献公二十三年（前362年）与魏战少梁（未及汾阴渡）。直至商鞅变法之后，秦孝公八年（前354年）取少梁，才占据了河西渡口。随后商鞅在孝公十年（前352年）伐安邑，渡河攻击魏国都城，这是战国秦军首次到河东作战的明确记载。而在此之前，秦晋边界黄河沿岸的汾阴渡（今山西荣河后土祠西侧）、蒲津渡、风陵渡、郖津渡（今沙窝渡）、茅津渡、大阳津渡、大禹渡、邰阳渡（今吴王渡）大多在三晋控制之下，秦如果出动数万军队涉渡大河，必遭两岸敌军强力阻击，很难保证兵士给养安全。此外，当时魏国占领洛阳至潼关的豫西走廊西段，并屯兵于“关中喉舌”华下（今陕西华阴），桃林塞、函谷关、蒲津关等位于河东侧翼的重要关隘亦不在泰国掌控之中，这种情况下秦军若冒险渡河并深入敌人腹地，是触犯兵家大忌的。

其次，石门之战前秦在外交上空前孤立，要歼灭强敌于国门之外并非易事。相反，关东列国大多拥魏反秦。商鞅曾言：“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敌大魏，恐不如。”而“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从具体战争行动看，在洛阴之战中（前366年）韩魏组成盟军与秦作战；在石门之战（前364年）和少梁之战（前362年）中赵国均对魏国实施救援，而此时秦国只能孤军奋战。在三晋和义渠戎邦对秦国东部、北部边境造成巨大威胁、国际地位空前孤立、综合国力不占优势的条件下，秦国是否敢于派出能歼敌六万之大军，跋山涉水远赴河东作战，实在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当时河西及豫西几个黄河重要渡口还在魏国手里，秦军如果陈兵西岸或南岸实施强渡，恐会损失巨大，并有遭遇半渡而击的风险。同时，正如甘茂谓秦武王：“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即使渡河成功，深入魏国腹地的补给线路也会受到敌人截击，因而极不安全。而在境内的陕西石门山作战，秦可省却上述诸多不利。

三、赵国救魏亦可由上郡南下，并非只能兵出河东

疆土在河东与河北的赵国出兵攻秦救魏，这是一些学者判断石门之战在山西运城进行的主要依据，如前引杨宽、林剑鸣诸说。但是从当时地理形势看，赵国救魏并非只有河东一条途径，亦可从上郡南下攻击秦国在关中北部的领土。首先，赵国在陕北的疆土与陕西石门山之间亦有便捷交通，可以对魏国河西领土实施救援，这可能是诸位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据钟凤年考证：“赵国约自今陕西之东北部（在今宜川者日定阳，在绥德者日肤施……），逾河有山西之中部太原。”赵国之定阳距陕西中部旬邑石门山直线距离约160公里，距陕西三原石门山约200公里，均属近途。其次，赵在陕北的疆土与陕西旬邑石门山之间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古车道，靠西一条沿子午岭山脊蜿蜒而行，称子午岭车道；靠东一条连接上郡（今榆林县南鱼河堡）与石门山所在云阳（今淳化县北）；此外，赵国的肤施亦有直达成阳（北距三原石门山30余公里）的道路，赵武灵王曾从云中、九原作为使者南下人秦，所行即此路。因此，秦赵之间在河西有多条道路可以通达，赵国完全有能力救魏于当地。因为魏军主力平时驻在河东或中原，河西战事一旦不利，由于山河阻隔，魏国很难迅速救援，所以危急之下有可能求救于驻扎在陕北的赵国军队。此类战例不乏于史，如石门之战后年（前362）即赵成侯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魏”，可资佐证。

四、古籍中相关论述表明石门之战地点应在陕西境内

在古籍和地方志中，陕西旬邑（古三水）石门山、陕西三原石门山均有与此次战役相关的记载，秦魏交战于山西石门则缺乏证据。关于旬邑石门山，《读史方舆纪要》：“（三水）县东南六十里，南入淳化县界。冈峦纠纷，干霄秀出，顶上石岩容数百人。《甘泉赋》：‘封峦石关，施靡延属’，谓此也。或云唐石门县盖以此山名。今两山壁立，其状若门。《史记》：‘秦献公二十二年与晋战于石门’，疑即此地云。今有石门巡检司。”舆地学家杨守敬、熊会贞亦认同此说。他们指出：“（云阳）两汉故县属左冯翊，在今淳化县西北，魏废县，置抚夷护军，晋罢，后魏复置县，属北地郡，在今泾阳县北。《通鉴》，周显王五年，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即此。《元和志》，石门山在三水县东五十里，岩峰相对，望之似门。”

关于陕西三原县石门山，《史记·秦本纪》“与晋战于石门”一语下有《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尧门山，俗名石门，在雍州三原县西北三十三里，上有路，其状若门，故老云尧堑山为门，因名之。武德年中于此山南置石门县，贞观年中改为云阳县。”《读史方舆纪要》：“（尧门山）县西北三十里，其山两合如门。《括地志》：‘山亦名石门山。两崖峻险，途出其中，相传尧凿山为门，因名。’周显王五年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盖即此。”另有诸方志亦采此说。如《乾隆三水县志》：“《史记·秦本记》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光绪三原县志》：“（周）显王五年，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尧门山，俗名石门，在雍州三原县西北。”《道光重修泾阳县志》：“（周）显王五年，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王赐以黼黻之服”；“石门亦日尧门山，清谷水流经其下，而南流合于冶谷水。”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张维华均持此观点。吕思勉在《先秦史》中注解“（周显王）五年，（秦）与晋战于石门”时指出：“（石门）今陕西泾阳县。”张维华在《魏长城考》中注解《史记·秦本纪》“（秦献公）二十一年，（秦）与晋战于石门”时指出：“按石门之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在雍州三原县西北三十里’，即在今陕西三原县境。”

笔者认为，前文中，《读史方舆纪要》在论及陕西两座石门山时均提及石门之战，看似互相矛盾，其实不然。在“旬邑石门山”条中，顾祖禹认为“‘秦献公二十二年与晋战于石门’，疑即此地云”，“疑”字表示仅是推测。而在“三原石门山”条中，则使用了“周显王五年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盖即此”这样的肯定表达，“盖”字表明他更认为此役在三原石门山进行。

反观有关山西运城的重要文献及研究著作，均未提到这次战争，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乾隆解州平陆县志》、《乾隆解州安邑县志》、《光绪解州芮城县志》等等，都没有提及秦魏两国在运城石门山发生过激战。这次战役双方共出动十余万兵力，如此大规模会战若果真是在运城地区进行，而古籍和当地舆地文献居然没有任何记载，的确是很难想象的，这也表明关于此次战役在河东进行的观点实际上没有史料支持，仅是推论和臆测而已。

五、秦魏石门之战故址应在陕西三原石门山（尧门山）

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认为，旬邑、漆垣处于秦魏在河西的交界地带，两地之间的连线可粗略看作是两国边界，而旬邑石门山距此界线仅10余公里，尽管这座山地形险要，为关中北部门户，但秦若在此地歼灭魏军六万人却也绝非易事，原因是当地幅员狭小，战场容量有限。经笔者实地勘察，附近的道路杨家台-石门关-庙沟-暗门子路段为山谷通道，仅长10余公里，其间又多山沟、溪谷，无法容纳魏军数万人以上的车马队伍。另外，旬邑石门山地形复杂，进行大规模歼灭战很困难。因该地森林茂密，山地四侧流水侵蚀显著，沟谷密布。如果魏军在此战败，能轻易分股沿山沟峡谷撤退或逃窜，秦军不易阻止，同时剿灭藏匿于山林中的敌军亦费时日。清代该地区即匪患严重，屡剿不止。再次，旬邑石门山处于秦国北部与魏国上郡交界地带，魏军作战失利后可以向上郡方向撤退，同时得到本方接应，不致陷入孤立无援境地而向赵国求救。最后，旬邑石门山位于秦、魏、义渠三国交界地带东南侧，《汉书·匈奴传》称，赵襄子时“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遂起兵伐灭义渠。”可见义渠戎与秦国乃世仇，若石门之战在此地发生，义渠戎理应助魏并趁机从中渔利；但史籍中未见相关记载。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石门之战在旬邑石门山进行的可能性不大。

河南石人山范文第3篇

山洪灾害是指山丘区因降雨引发的溪河洪水及由此诱发的泥石流、滑坡等对国民经济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其具有以下特点：①突发性强，预报预测预防难度大；②来势猛．成灾快，破坏性强，对工矿，交通、居民的危害大，易造成人员伤亡；③季节性强，暴发频率高；①区域性明显，易发性强；S灾后恢复困难。据1950～1990年资料分析，我国洪涝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山丘区，洪涝灾害死亡人数中，山丘区占67．4％。广西已成为全国7个山洪灾害多发区之一。

2广西山洪灾害现状

2．1溪河洪水

在广西．溪河洪水是山洪灾害最主要的灾种。

是泥石流滑坡的诱因及动力。因其暴涨暴落、来势猛、流速快、冲击破坏力大，以致山洪过后大部分房屋、道路、桥操及农田被毁．是一种毁灭性灾害。1994年5～6月间，广西遭受建国以来的特大洪涝灾害．先后遭受4次特大暴雨洪水袭击．全区88个市县受灾，受灾市县占97．7％。其中重灾45个市县，受灾人口达275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2以上。受洪水围困的群众204．6万人，死亡549人，房屋倒塌71．7万间，受灾农作物面积122．75万h，其中30多万hm：绝收，直接经济损失达367．亿元在死亡的549人中，大部分死于山洪灾害。1996年汛期7～8月间，融水县境内普降暴雨，多处山洪暴发，泥石下泻，全县受灾面积269．62km，受灾耕地1374hm，受灾人口1．48万人．死亡95人，直接经济损失3．18亿元。据初步统计．1949～2003年间，全区共发生较严重的山丘区局部性洪灾约414次．平均每年发生7．5次，溪河洪水灾害已造成5065人死亡及917．47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2．2泥石流滑坡

据不完全统计，广西1957～2003年共发生滑坡、泥石流灾害361起。其中滑坡299起(表1)，占总数的82_8％；泥石流62起(表2)，占总数的17．2％。区内规模最大的泥石流为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天堂村泥石流，体积250万m；其次为桂林市平乐县青龙乡大刚村泥石流，体积150万nl。区内规模最大的滑坡为桂林市资源县车田乡黄保村白石界滑坡，体积为225万m。其次为河池市南丹县芒场乡拉麻村滑坡，体积为75万。

据初步统计，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造成110人死亡150多人受伤，毁坏房屋1205间，毁坏农田350hm，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5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3亿元。

3广西山洪灾害多发原因分析

3．1特殊的气候和降雨

广西地处低纬度，北回归线横贯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秋常受热带气旋影响、该区WN高、Es低，有利于南部海洋水汽深入内陆：由于海陆分布差异，产生边界层加热带易触发中尺度天气系统(按产生暴雨气旋的活动范围分成不同的尺度，中尺度的水平宽度一般为100—300kin)产生，导致暴雨频繁出现。据统计分析，影响广西山洪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有：高空低槽、副热带高压、中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锋面、低涡、台风等。受地形影响，广西各地暴雨发生时间及强度均有所不同。柳江、桂江上游流域处在桂北雨量高值区，暴雨多发生在6～8月；红水河、右江流域暴雨集中在5～7月；郁江、南流江沿海区域受台风侵入影响，大暴雨多发生于7～月全区不同时段特征雨量见表3。

通过对581条集雨面积在50～200kin的小流域进行的山洪灾害临界雨量研究，得出广西发生山洪诱发泥石流、滑坡的临界雨量6h为50～130ram，24h为75～240ram(表4)。资源县两水河流域、三茶河流域，1984～2002年19a间发生溪河洪水诱发泥百流2次、滑坡6次．灾害发生24h降水量74～145mm。

3．2复杂的地形地质条件

广西地处云贵高原与东南沿海丘陵山地过渡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四周被山脉高原环绕、中间为盆地。地形、地质条件不仅影响大气与降水，且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碎屑物质及产生滑坡的地质环境。

佳东北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海洋山脉呈NE—SW走向，海拔均为1000～2000m，成为北方冷空气南下的屏障南下的冷宅气到达该区后减速停滞；而S—N走向的大苗山大瑶山山脉形成湘桂低谷及萧贺低谷，成为北方冷空气入侵广西的主要通道。因此，桂江、融江及贺江成为南下冷空气的必经之路。处于河谷两侧入口处的兴安、灵川、桂林、永福、融水、昭平等地，受地形抬升作用致使该地区多暴雨。大明山东北部为南下冷空气的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强烈而形成暴雨中心。桂西因与云贵高原相连，冷空气难以到达。因此，百色地区春季少雨；而7～9月则有利于东南亚季风沿右江河谷入侵，产生暴雨。十万大山的Es坡，在热带气旋入侵时抬升作用强烈，产生暴雨，是广西最大暴雨区。

桂北、桂东北及桂西等盆地的中山地区，山脉主峰高程1683～2081m，地形坡度大，碎屑岩、岩浆岩强烈风化，碎屑物质丰富．多发生大中型滑坡及泥石流灾害；分布在桂中平原东、西两侧及桂东南，桂西南等地的低山山地，山脉主峰高程700～1462m，由岩浆岩、碎屑岩等组成，地形高差相对较小，沟谷坡降较缓，经长期风化，形成的碎屑物质大量堆积在原地遇特大暴雨，易形成泥石流；丘陵山地主要分布在桂中、桂东南及桂西南地区，处于山地与平原之过渡带，坡度相对平缓主要发育小型滑坡及溪河洪水灾害。

3．3人类活动对山洪灾害的影响

3．3．1植被破坏导致固结土壤与涵养水源的能力降低，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随着人口的增加，山丘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毁林开荒破坏植被；农村以草木为生活燃料的传统习惯以及部分地区对森林过量采伐，破坏了大量森林；大规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滥采滥挖造成山体植被大面积破坏。据统计，广西山洪灾害防治区面积l728万km，其中水土流失区面积2．21万km，占防治区面积的l2．79％；岩溶石漠化面积1．4万km，占防治区总面积的8．1％。植被破坏加剧了洪灾的发生，加重了水土流失，使水库淤积，库容减少，下游河道淤积抬升，降低了调洪和排洪能力。

3．3．2缩窄河道，改河造地等侵占河道行为导致河道行洪能力减弱，加剧了山洪灾害，增加了险情，加大了灾害损失程度。

3．3．3部分小型水库、山塘水库年久失修、病情险情严重，蓄水调洪抗洪能力下降，加剧了山洪灾害发生的频率及损失的严重性。

4广西山洪灾害典型地区——融水县山洪灾害成因分析

4．1山洪灾害情况

融水是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县土地面4664kni，耕地3．15万hm，人口46．5万人该县山洪灾害及土地面积4196．73km。，占全县土地面积的9o％，人口4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0．7％。该县1983～2003年问9个洪灾害典型年，山洪灾害造成l11人死亡，4．68亿元经济失。仅1996年山洪灾害就导致9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融水县山洪灾害最为严重的是汪洞乡廖洞河和安太培秀泥石流沟。

4．1．1廖洞河溪河洪水、泥石流灾害

廖洞河是贝江的一级支流。位于融水县西南部，控制域面积237．9km，主河道长32．3km，河床比降42．5％。。流域发育4处滑坡及3处泥石流。1996年洪水廖洞河水毁房屋问、死亡3人，毁坏林业面积2km，水利设施72处，直接经济损失581万元；2000年廖洞河发生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场水．汪洞乡产儒村水碾屯全部被淹，诱发泥石流毁坏该屯80的土地。

4．1．2培秀村泥石流灾害

培秀村小流域面积25km：，流域人口3526人。小流域每遇大暴雨、特大暴雨，均诱发泥石流灾害。历年已发生过2山坡型泥石流，8次沟谷型泥石流，泥石流的规模1．5～lO万m不等：如1983年6月小流域遭遇50a一遇大暴雨，山洪诱发l处山坡型和3处沟谷型泥石流，泥石流冲毁培秀村下寨屯的民房4问，死亡3人，冲毁农田约6．67hm；1996年7月17小流域遭遇100a一遇特大暴雨，山洪诱发l处山坡型和5沟谷型泥石流，冲毁培秀村上寨屯民房9问，死亡8人，冲毁农田约10hm。

培秀村河段现堆积有大量泥、砂、碎石、块石等泥石流堆积物，厚度1～2m，粒径一般5～30em，大者2～3m(照片1)。上寨至下寨电河段河边两岸原为一片农田，现成了泥石流堆积区：堆积区呈长条形，长度约1000m，宽度50～100m，厚度l2m：

4．2山洪灾害原因分析

暴雨是诱发泥石流的重要因素。融水县大苗山暴雨频繁，量级大，是广西主要暴雨中心之一。广西实测最大6h12h、24h、3d、7d雨量均出现在大苗山。其中7d最大降水量在中国大陆地区排第2位。1996年7月17日发生6处泥石流时的lh、6h、24h降雨量分别达到l10mm、423．5mm和625．3mm，远远超过临界雨量。强降雨冲刷坡面，将风化残积物集中到沟谷．形成含有大量固体物质的泥石流。

特殊的地形地质条件为泥石流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大苗山包括九万大山和元宝山两大山脉。区内山岭交叠，切割强烈，谷深坡陡，溪河纵横，山地坡度均在3O。以上，相对高差为数百米至数千米，主沟沟底坡度大。分布在山区34条集水面积在25～50km河流中，坡降在15％。以上的有l8条，占总数的53％。大苗山主要由雪峰期花岗岩组成，低山有砂岩和不纯灰岩。花岗岩厚达10～30m的风化层及硅质岩、灰岩残坡积层岩屑，是泥石流发生的固体物质基础。山高坡陡水急，有利于水流和泥、砂、石的汇集。贝江勾滩水文站1996年6月17日洪水资料显示，该次洪水从雨峰到洪峰出现仅6～7h；1969年6月5日一场洪水，从雨峰到洪峰出现也仅有6小时零6分，水位涨幅l1．9m，其中lmin最大涨幅1．17m，30min为6．1lm，lh涨幅为9．48m。由此可知，大苗山区水流急速是诱发该区泥石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5结语

山洪灾害是一个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新概念。其包含的滑坡及泥石流也属山地灾害与地质灾害的研究对象只是山洪灾害更强调水文气象条件对诱发灾害的控制作用。本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洪灾害现状进行初步总结，对灾害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最后对该区山洪灾害最频繁地区——融水大苗山泥石流灾害进行了典型分析。

参考文献：

[1]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任务书[R]．2003．

河南石人山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黄河淮河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3]、中期的陕西大荔[4]、偏晚的河南南召[5]、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6]等代表性遗址，另外还有河南陕县张家湾、三门峡水沟[7]、灵宝营里、许昌灵井、舞阳大岗以及陕西韩城禹门口等地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8]。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9]。同类遗址还有陕西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村、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元君庙[10]等处。该遗址与西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具有前后相继关系。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11]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主要遗址有：新密莪沟、新郑裴李岗及沙窝李、长葛石固岗河、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12]等，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

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13]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

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14]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15]。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代表性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早期）遗址[16]、宝鸡北首岭（中期）遗址[17]、华县元君庙（墓地）遗址[18]、华阴横阵村遗址[19]、临潼姜寨（一期）遗址[20]等。该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为陕西龙山文化，另一部分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早、中期[21]、江苏刘林早期[22]、江苏新沂花厅[23]、江苏连云港二涧村[24]。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长安县斗门镇、西安米高崖、临潼姜寨、武功县赵家来[25]等。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中心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代表性遗址还有王湾三期、后岗二期、王油坊[26]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蒙城尉迟寺[27]等。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流入三门古湖的灞河之滨，即渭水干支流流经黄土长期沉淀冲击而成的断陷盆地[28]。南倚秦岭，北界关中北山。其中一处公主岭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万年，地质年代处于早更新世中晚期，出土丽牛、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貘、猎豹、麋鹿、毛冠鹿、水鹿、苏门羚等动物化石，富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称为“公主岭动物群”。当时处在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象。附近辋川遗址[29]，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早期，属洞穴遗址，推测是当时蓝田猿人的住所。

在另一处距公主岭仅24公里，稍晚的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土层剖面上，直接覆盖在该遗址动物群化石层上的第八层是由三条密集排列的古土壤组成，这类土壤在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才可以形成。陈家窝剖面上的“红三条”相当于深海同位素记录中太阳辐射曲线的第15阶段[30]。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出现过十分温暖的气候环境。“红三条”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31]。出土大角鹿、斑鹿和啮齿类等草原性动物化石[32]，但却不见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员，据此估计，在中更新世早期，自第三纪开始的喜玛拉雅运动，引起秦岭抬升接近现在高度。秦岭的抬升，不仅阻隔了西北寒冷气流的南下和东南温暖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的水分和热量再分配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理界限基本形成。

小南海遗址在安阳西南30公里处，位于太行山东麓，卫河冲击扇平原上。周围群山环峙，峡谷以东是广阔的大平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傍近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洹河和小南海。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洞熊、最后斑鬣狗、披毛犀、野驴和安氏骆驼等动物化石，富有南方色彩。距今24100年---10000年，在末次冰期晚期，在向全新世过渡时期，距今约14000年，出现一次降温事件，达到末次冰盛期。而后气候开始转暖，气温升高。据植物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是茂密草原景象，夹杂一定面积的灌木丛，有少许沙地及沼泽。[33]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降水增多，进入大暖期，该区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

何家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陕西西乡盆地旁的台地上，汉江支流泾洋河右岸400米二级阶地处，高出河面4---5米,四周是开阔的沃野。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气候温暖湿润，高于现在2°左右。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东洋界哺乳动物占84.6%，有林麝、獐（今见于长江偏南地区）、小麂、水鹿（今见于川西）、苏门羚、野牛和犀（今见于滇、藏最南端）等。植物孢粉中见稻壳。[34]

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22公里处的北舞渡乡贾湖村东侧，是淮河的二级流域区。贾湖水注入南侧的泥河，泥河在遗址东侧15公里处注入淮河的上游支流沙河。距今4200-5800年，在地质年代跨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和第四期亚北方期：在距今5800-5000年的温暖期，气温高于现在2°；在距今5000---4200年，气候干凉而多变化，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湿润，有麋、麂、獐、鱼蚌、螺、鳄、闭壳龟和水鳖等动物活动。植物硅酸体中有山毛榉、枫香、小乔冈、盐扶木等乔木花粉和水蕨、大量湿生环纹藻类、香蒲、水稻等热带植物孢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少量存在。[35]

姜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郦山北麓的临潼以北约1公里处，位于临河注入渭河的冲击三角扇裙上，西南是源自郦山的临河，南倚秦岭支脉郦山，山上有临河、潼河等几条短促河流。由于临河流经县城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渭河，因此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距今6500---64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中晚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生长着环形藻、鼓藻、眼子藻和香藻等水生植物。孢粉组合中有较多的水生植物花粉。喜热、湿水生植物比例大，高于现在。淡水藻说明距河口有湖沼。喜冷湿的针叶乔木和耐旱草本植物说明当时四季分明。并种植有稻粟。出土猕猴、中华鼢鼠、中华竹鼠、豺、猪獾、刺猬、麝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湖沼存在。而田螺、丽蚌化石、大型淡水鱼及动物鹈鹕、鹤等的发现，说明周围有大面积水域的存在。也表明河流径流高于现在，降水充沛。而湖沼存在，也说明地下水渗透小于降水供给。[36]

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安市东郊6公里，渭河支流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南倚秦岭余脉，北面北山山系，沿东西展开为渭河谷地，本身置于谷地的腹心地带。仰韶文化层中出土动物骨胳化石，除华北动物群，还有竹鼠、獐等今天在秦岭以北已经绝迹的具有南方色彩的动物化石。孢粉分析反映全新世该地区生长冷杉、松云杉、榆、柿等温带树种，还有禾科、藜科十字花科、蔽形科葎草、石松和一些水生蕨类植物。草本植物花粉数量多于木本植物四倍多。勘测四周地区，有大量泥炭层存在，是当时湖沼存在的标志。[37]

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江苏省高邮市东北8公里处，西临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位于里下河平原碟型洼地的西边缘，与地势较高的湖区平原接壤，在地貌类型上属于水网玙田平原。地势平坦，遗址高于地面2.6米。燕山运动之后形成的江淮凹陷，受西侧低山和丘陵影响，露出海面形成陆地，有少部分洼地积水成湖。距今7000年左右，该遗址在洼地上形成。距今6800-5000年，处于地质年代的全新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过渡阶段，即由大西洋中晚期的气温上升转向亚北方期的气温略有下降，由湿润变为干凉，由于降水量减少，水域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有麋鹿、獐、梅花鹿、小麂、家猪、家犬等。对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进行分析，既有粳稻，又有籼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过程。[38]

花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县马陵山系的丘陵高地上，东距沭河2公里。距今2800-2500年，属于地质年代全新世第四期亚北方末期，距今2500-2300年，全新世第五期亚大西洋早期，气候凉爽湿润，之后出现一次降温事件。[39]出土动物化石有猪、犬、獐、水牛、象等。孢粉组合分析中，裸子植物、木本被子植物花粉18属（种）、草本被子植物花粉12属，蕨类植物孢子5属以及泥炭藓孢子。其中发现有山矾属和枫香属的花粉，是常绿或落叶灌木或乔木和落叶阔叶乔木。而这两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今在该地区已经不可见。因此可以推断，花厅地区不是目前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而是亚热带含常绿树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景观。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淮河以北。遗址植被进行了孢粉分析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混合分布的种属结构。同时发现有稻和粟遗存。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共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有田螺、蚌、鱼、鳖、獾、獐、麂、梅花鹿、圣水牛等野生动物,另外还有狗、猪和黄牛等家畜化石。[40]

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41]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孢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2]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荥泽、萑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的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濮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大量泥炭层存在，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43]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流入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垆”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鉀、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44]。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新郑沙窝李遗址[47]、陕西临潼白家[48]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贛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贾兰坡等：《陕西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4]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年第1期。

[5]邱中朗：《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6]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8]刘士莪：《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邱中朗：《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巩启明：《试论老官台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六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1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8年第1期；薛文灿等：《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1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14]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页。

7同6

8同6

[17]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9]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0]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1]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3]南京博物馆考古队新沂工作组：《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2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2期。

[25]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1955-19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2年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3年第7期。

[2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7]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28]王社江：《蓝田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动物群演变机制的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计宏详：《陕西蓝田地区早更新世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3期。

[29]黄春长：《陕西辋川锡水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0]徐钦奇：《华北更新世人和哺乳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1]张宏彦：《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2]计宏详：《从动物化石看古气候》，《化石》1984年第2期。

[33]尹申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其意义》，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报告》，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瑞玲：《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1期。

[35]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页；《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6]巩启明、王社江：《姜寨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7]周昆叔：《西安半坡遗址的古环境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8]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9]唐领余、李民胃、沈才明：《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与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2]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43]李民、王健主编：《尚书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4]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5]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6]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二十三、二十四》，《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

[47]同4。

[48]同4。

[49]《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50]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51]同8。

[52]张文祥：《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53]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4]同2。

[55]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王吉怀：《五千年淮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6]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58]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9]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0]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1]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62]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期。

[63]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64]魏兴涛、孔昭宸、刘长江：《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5]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66]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6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8]同3。

[69]同3。

河南石人山范文第5篇

自明建立卫所至今，靖远依河水有八条自流灌溉渠道，它们是复兴渠、靖丰渠、民生渠、恒丰渠、靖乐渠、永固渠、沣泰渠和发源渠，总长180.9公里。其中位于双龙乡的发源渠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原名永裕渠、仁义渠，后改为发源渠。双龙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北城滩长城及沿线城障烽燧遗址、唐代北城滩古城堡遗址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泰和新石器遗址、北城滩唐墓群、清代仁和四合院。东山有明长城烽燧，西北与五佛寺对峙。

我在双龙山丘、山腰间穿行时，向西可以远眺五佛一带的黄河，平静安详，如梦幻一般；向东则可以看到哈思山脉及其西段泰和山壁立天边的雄姿。

哈思山在靖远东北石门乡黄河东岸，塬峁交错，逶迤百里，形成靖远五合、靖安两乡丘陵沟壑山地。其山南坡陡峻，北坡平缓，主要由泥盆系的陆相紫红色粗碎屑岩和局部夹玄武岩组成；北部为兴堡子川，南侧为一条西北至东南方向的活断层，将它与松山隔开。因哈思山有被称为靖远八景之一的“雪岭堆银”，故也称雪山。康熙《靖远卫志》载：

雪山，在（县）北百二十里，西距黄河，南接分水岭，峰峦层列，岩壑横峙，松柏丛茂，鸟兽蕃蔗，积雪冬夏不消，遥望晴岚素雾，亦一方之名胜也。明嘉靖三十三年、三十五年侍御苏州人宋贤、詹理阅兵靖远黄河边，曾游此山，题诗纪胜。

宋贤，字及甫，号定宇，是今上海市奉贤县头桥乡东新市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曾任浙江新昌县知县、广西道监察御史，并曾出按四川、甘肃等地。《靖远卫志》记“阅兵靖远黄河边”，即指此行。

哈思山主峰叫大峁槐山，海拔3017米，是白银市最高峰。支脉松山、泰和山、大峁槐山、雪山寺等山上履盖着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1985年，我在靖远上学时，周玉林老师组织乌兰草文学社的同学从石门的一个山沟里登上哈思山，在古树参天、灌木丛生的松林里穿梭半日。当时清风袭来，形成阵阵林涛的情景使我记忆犹新。

著名书画家、原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范振绪先生祖上曾居住于双龙乡，因此晚年自称“东雪老人”、“太和山民”。“太和”当为“泰和”的别种写法。范振绪曾题联“云树接天含远秀，石泉流玉传清音”，赞美泰和山。

丝绸古道从宁夏进入靖远境内，取道哈思山，在其北麓北卜、小口子两处古渡口过黄河。北卜为汉唐时期最为繁忙的渡口，唐代北城滩城堡遗址至今仍矗立在渡口附近黄河南岸石崖上，城内曾发现汉唐时期莲花纹圆瓦当陶范及瓦当残片等。1988年，哈思山南麓北滩乡出土一只东罗马时代西方刻铭银盘，见证了古代中外商贸往来与中西文化交流。

双龙乡政府处在哈思山脉西段泰和山北麓的一个川道里。绿色多了，人烟多了，地势也越来越开阔，到达永和村，看到永安堡和长城遗址。永安堡南枕松山，北接黄河，由西南绕道石门经裴家堡可通靖远；向东经腰站、论古可到兴堡川，绕道水泉也可直达靖远。明朝中期为防止北方民族侵扰，靖虏卫所由迭烈逊、打拉池迁至永安堡。1569年设堡，1571年建成，驻防将士屯垦戍边长达340年。

这里的泰和新石器文化遗址为马家窑半坡时期，当年“泰和人”的势力范围大概就是目前乡政府所在的这道川。

接下来向西走，接近石门乡政府所在地。如果继续往西，就到黄河边。著名的哈思堡就在前方。地图显示石门与黄河对面的芦阳基本在一条东西向直线上。根据甘肃日报社记者温波、李欣瑶及王复库采写的《索桥古渡，一个丝路官渡的兴衰浮沉》（《甘肃日报》2015年1月20日）所载，他们从兰州出发，到平川下高速后经水泉堡，沿着山路到石门乡――虽然离索桥渡口东岸直线距离不远，但通往渡口的道路车辆无法直达，需步行30里山路。他们所走道路之平川、靖远部分为丝绸之路北线中的一支：由固原、海原进入会州（今靖远）境内，经水泉堡、裴家堡到石门，再由索桥渡口过河进入河西走廊。高启安、刘再聪、黄兆宏等专家学者曾多次考察过这条道路上的黄河渡口――靖远哈思堡和对面的景泰索桥堡古渡口。有的资料将黄河东岸靖远渡口也称为索桥堡古渡口。为方便读者了解，在参考以上学者多次考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我将这条通往河西的道路及渡口作一简单介绍。

《秦边纪略》记载：

庄、凉、甘、肃而往河东，自镇远、索桥外更无他途也。桥非大道，盖宁夏、固原往河西之捷径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兰州往河西，而取道靖虏以渡索桥者，路捷三日也。

其中所说“取道靖虏以渡索桥”的地方就在石门乡哈思堡村，至今仍有哈思堡（又名哈思吉堡）遗址，堡内店舍栉比，有戏台两座，曾商贾云集，有“日进斗金”之说。堡西5公里处即丝绸之路索桥古渡，南为砂河，北靠山梁。堡址破坏严重。据考，哈思堡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与当时修筑边墙有关。明初，西北边疆地区蒙古势力盘踞景泰松山，黄河冰封季节，过冰桥前往东岸掳掠。明王朝便加强沿河防务，在靖远、平川境内沿黄河设置堡寨。康熙《靖远卫志》载原有墩台13处、隘口3处。道光《靖远县志》载靖虏卫万历年间在沿河设大庙堡、迭烈逊堡、水泉堡等。大庙堡“地接塔儿湾，为北寇冲突要隘，所恃仅隔一河”；迭烈逊堡“所管墩台十二座，边墙七十里”；水泉堡“所管墩台八座”；陡城堡“所管墩台四座，有边墙十里”……由长城、堡寨、渡口组成的严密防线的防御效果非常显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万历二十六年，抚臣田乐克复其地，建堡筑城，屯戍相望……自靖鲁卫界、黄河索桥起，至土门山，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余里之冲边始安。

因此，索桥渡口与临近的哈思吉堡才商旅不断，渡船繁忙。

明代甘肃长城由一条主线和两条支线构成，主线如史料所载，起自景泰索桥，经红水、裴家营、大靖、土门等地一路西去，直抵嘉峪关；一条支线在兰州西侧（起自镇远桥，经安宁，穿乌鞘岭，抵达古浪泗水堡），另一条在兰州东侧（沿黄河直抵靖远，称为黄河一条边）。

甘肃新边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修建的从景泰索桥到古浪泗水一带的边墙（长城），长200公里，是明王朝最后的一座大型防御工事。十年后，努尔哈赤起兵，甘肃长城沿线驻军被明朝一次次东调，或出山海关作战，或在中原镇压农民起义，败多胜少，而在清代，长城沿线却走出一批名将。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张勇都曾驻防甘肃（包括宁夏）长城沿线，《清史稿》称为“河西四将”。

景泰索桥与黄河对面哈思堡所驻守的靖远渡口相接，同样设索桥堡驻守。

索桥堡位于景泰芦阳镇东10公里索桥村偏北2公里处，始建于汉唐，其地河面较宽，水流平缓，两岸山势陡峭，东岸通向靖远哈思堡，西岸接景泰芦阳镇。史载索桥渡口最早以木船和羊皮筏子摆渡。《靖远县志》载：

索桥堡前后设建，处所不一，故堡城尺丈亦无定据。今考哈思吉堡西南六七里至黄河岸，又三四里至大口子、小口子，即昔年初建索桥地也。盖隆庆初，创主凤船桥以通往来，寻因河水泛涨，漂没无存，仍以船渡，其码头故迹犹存。万历年间创建芦塘，修筑新边，又置索桥于哈恩吉西十里。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建一堡于河东，名为铁锁关，门上有石偈，额曰：索桥堡。旁镌钦差靖远等处地方参将丁光宇故迹犹存。至于今之索桥堡，则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来所建。

当年河面上排24只大船，两岸四根铁铸“将军柱”，用草绳系船成桥，故名索桥。

又有资料说索桥古渡名称因古代在此建有索桥而得，因河水暴涨冲毁，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重修（而非初修），用24只木船连为索桥。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寓居哈思堡的富商胡正宽曾号召过往渡口的山西、陕西两省180余家客商募捐银两，在从哈思吉堡到索桥渡口的红砂岩石上开山凿石，拓宽路面，当地人镌刻两块“山陕修路碑”分别竖于渡口和哈思吉堡，石碑至今完好无损。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黄河西岸建索桥堡，坐落在高出河面20米的小坪上。桥头堡北侧有座以黄土为核、外砌红色页岩的烽火台，可能是汉代修筑，明代加固续用。两岸堡内居民有300多户，景泰境内住户较多。索桥堡石城遗址大体分为桥头堡、居住区、长城烽火台三部分。废墟中“丰”字形居住区面积最大，极盛时有数百间房屋。现存街道、屋墙、关墙，虽大部残缺，但还能辨认出院落、店铺、门楼等。城外残存有渡口“将军柱”台基、t望哨所、庙宇、五座旗墩、烽燧等遗址。索桥堡下游300米处就是明代长城起始处。沿长城有一条断断续续的古道遗址，蜿蜒向西；索桥堡上游30米处也有条在石崖间开凿的石板小路，曲折险峻，可通过牲畜驼运和独轮小车，当地人称“茶马古道”。

这条道路和渡口是汉开河西后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据学者考证，居延里程简中提到的汉代“媪围”就在索桥堡以西不远的沟古城遗址。唐朝，渡口继续使用。到明代，其首要任务是为戍守长城沿线的将士们运送粮饷，其次才是商用。

石门乡地处哈思山两侧，境内山大沟深，梁峁遍布，沟壑交错，黄河流经46公里，省道308线贯穿境内七个村庄，有渡口七处。我从岔路口处拐向东南，在哈思山中的谷底或河沟中前进。“哈思”二字来自蒙古语，是“美玉”之意。停车休息时，匆匆“浏览”，试图找到玉样石头。山沟里是砂石路，其古朴状态大概与汉朝、唐朝乃至明朝都没有多大差别。沟大且长，沿着山势慢慢爬坡。从石门出发经过这道沟里的菜地沟、路家庄、裴家堡三个村子，它们附近分别有菜地沟、庙苌健⑿〈墓敌率器文化遗址，都属于马家窑半坡时期，在此发现过彩陶、灰坑和陶窑。深沟在与两边山及云天逐渐汇合，先是出现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的荒草关城址（又叫分水岭堡），接着是建于万历三十年（1606）、位于三角城社东500米处山腰处的门岘城址（又叫三角城遗址）。在这两座关城内都发现过明朝青花瓷片。据亲自踏勘过的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再聪教授介绍，他曾在门岘城址中发现有黑陶片，怀疑是汉朝遗物。门岘，有的资料、地图误写为“按门”。国内很多交通要道或城池都有“门”，乌鞘岭东边就有一处。“”同“暗”，《礼记・祭义》：“夏后氏祭其。”《谷梁传・文公六年》：“下则上聋。”《说文》：“，闭门也。”《梁书・乐蔼传》：“见蔼阁读书。”另外，还有“蒙蔽、遮蔽”之意，《水经注・江水》：“桑麻日。”《荀子・君道》：“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

过了门岘，又进入另一道深长的山沟――沙流水沟，直通水泉堡，与丝绸之路古道支线重合。水泉堡是明朝修筑，对面是墩墩芊榛鹛ā＜馍胶嶝ǘ西，壁立千丈。山沟口有天然通道，道路从尖山背面绕到前面就是辽阔的旱平川。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兆宏在《“麦田・麦田山・麦田水・麦田城”考释》中根据《晋书・秃发仗丛丶恰贰《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乞伏国仁条》、《水经注》、《魏书・秃发乌孤传》、《晋书》、《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乞伏国仁条》等文献中关于麦田、麦田山、麦田元孤山所载，对尖山及其南边的古城、水系、建制等有详细考证。他认为，“麦田山”指今白银平川境内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由水泉尖山、喀拉山、碑南山（也称青山）、北掌山、黄家苌健⑶吴山等许多山脉构成的“弧形”山系。麦田出自鲜卑麦田部。东汉中后期，随着北匈奴西迁，大量鲜卑人占据匈奴故地，有些鲜卑继续西迁，有的向中原发展。十六国时期，迁入陇原大地的主要有“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另外还有乙弗部、契翰部、意云部、思磐部、车盖部、B掘部、鹿结部、吐赖部、莫侯部、勃寒部、匹兰部、越质部、悦大坚部、仆浑部以及麦田部等许多鲜卑部落。鲜卑“麦田部”因曾生活在“弧形”山系至黄河狭长范围内，故称“麦田山”。《魏书・秃发乌孤传》记载：“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南凉东界是“麦田与牵屯”。“牵屯”即牵屯山，也作牵条山，为六盘山北段与香山之统称。“麦田”应为“麦田山”。

文献所称“麦田山”是今平川区与靖远县北八乡（石门、双龙、兴隆、永新、北滩、东升、五合和靖安）的分水岭和分界线。发源于这条山系的沙河从东南到西北方向的有七里沙河（因距靖远县城东北七里，故有此称）、杨梢沙河、东湾沙河、红柳沙河、滋泥水沙河、牙沟水沙河、水头陡城沙河及水泉沙河。文献记载的“麦田水”又名“亥剌河”，因经过陡城，又称“陡城水”。黄兆宏进一步考证 “麦田水”是经过水泉镇牙沟水村新墩社、水头社和陡城村的沙河，当地人叫“水头沙河”或“陡城沙河”。

平川、靖远黄河流域有岩画分布，这或许就是这些鲜卑部落留下的历史痕迹。

《水经注》中说麦田城在麦田水东南，即水头沙河或陡城沙河东南方向。水泉镇牙沟水村新墩社境内有两座古城：缠州城和柳州城。缠州城位于水泉镇牙沟水村东面，城内现全为耕地，暴露着大量绳纹板瓦和少量绳纹夹砂粗黑陶片、绳纹灰陶瓮等。霍去病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设r阴、祖厉二县，根据出土文物、实地调查及学者们研究，缠州城应为汉代r阴县县治所。距离缠州城西南角420米处又有座古城，当地人称柳州城，城内全为耕地，地面暴露黑釉、白釉、青釉等瓷片及陶器残片、砖瓦块、残砖、板瓦、筒瓦等。据考证，柳州城是唐代州城新城，原为隋代凉州县城县治所在，因为“凉”、“柳”音近，讹传为今名。

黄兆宏教授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勘察认为“麦田城”就是“柳州城”。

尽管居延里程简中没有提到r阴城，但从黄湾、老庄等密集的汉墓群及平川瓷窑遗址考察发现，当时陡城、北武当渡口的繁忙程度不次于索桥渡。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黄河流经水泉、石门、双龙、大庙一带，虽然九曲百折，但也有不少适合渡河的地段。古人远行，大多遵循省时、省力、便利、安全的原则，小型商队或逃犯为了躲避管理，很可能有意选其他渡口过河。至今，黄河两岸的村民往来还使用古老的羊皮筏子，这样的渡口大概每隔5公里就有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