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学范文第1篇

罗寄一(1920-2003) ，原名江瑞熙，祖籍安徽贵池，生于天津。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四十年代在桂林、重庆的《大公报?文艺》和昆明《文聚》上面发表过新诗和散文。一九四九年后为新闻从业人员，有多种译着问世[31] 。就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文学版图而言，罗寄一应属于西南联大诗人群系，诗作数量不多，迄今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与路易斯诗的主题明朗、节奏明快相比较，罗诗意象繁美，富抒情的乐趣和圆浑的哲理。

罗氏心中徘徊着一个「幽灵，一个寻索灵魂的现代人。他被个体生命在「现代所须应对的难题死死缠住：如何担当历史传统的重负、肩负起人类的庄严的职责？如何抵抗群体对个体的虐杀而保持「存在的本真？如何承受时代的危难幷且从破碎的生活中寻回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如何肉搏身内身外的无穷的黑暗、为一颗孤寂的灵魂寻找托身的屋宇？表现「寻求现代认同，因此成为罗诗的拿手好戏。不难理解，「历史、「宇宙、「人类、「上帝等宏大语词何以在其诗里频现，而且与灵魂的归依、爱情的苦涩、生命的意义等私己性的问题重叠。他的[32] 从表面上看，「爱情叙事应是主线，但诗人摆脱青春的哀怨和爱情的感伤的套路，导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承担，一望而知走的是穆旦、王佐良将爱情诗「智性化的路子。先看第一首——

阳光又一次给我慈爱的提携。

要是能用敏感多血的手掌，

抚摸一下皱折的山峦，起伏与光暗，

有如人类全部波涛的凝固；

要是能摹拟鹏鸟的轻盈，

也将振翼而起，在无穷广远的

高空，凝视地球的整体，

它底欢笑与泪水的纵横；

如果能实现这不可能的距离，

我将更领悟血和肉的意义，

感官世界如一幅画里的烟云，

和她面对如我面对沉默的爱人，

怎么能不流下透明的眼泪，

呼吸她深沉的情热与悲哀，

我没入一朵凌空的叹息，

在静寂里缓缓地展开……

第一节叙写诗人对山河大地的深沉的礼赞，与戴望舒的名句「我用残损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庶几相似，但由于前者把国族想象升华到对全人类的关切，气魄更为阔大。第二节暗用庄子《逍遥游》的著名典故，却超越遁世逍遥的传统心态，而希望与芸芸众生哀乐关情。诗尾写诗人的丰富复杂的心理，采用思想知觉化手法，把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结合，将国族与情爱融为一体。第二首写个体生命的脆弱如一粒浑圆的水珠，哀乐相寻，旋转轮替，狭小的个人经验要想获得突破，唯有融入社会大众。但诗人没有走向佛教徒式的「浮沤归海的达观，而是对个体融入群体后可能出现的自我埋没的悖论预感到「无穷的焦灼，他不肯干脆利落地走向大众、拥抱国族，而是对个人的梦想拳拳眷念。第三首由黑夜乘列车的经历出发，痛感个体生命在人本哲学意义上的两难。第四、五、六首写道，爱人之间的结合犹如两个成熟的生命融为无所不在的整体，使「我的灵魂为之弥漫和燃烧，以至于爱情成为凝聚了生命力、荣光和意义之所在。总的来看，包含群体与个体的紧张、有限与无限的对抗这些形而上的思考，而以对爱情之神奇魔力的描写收场，起伏跌宕的心理融入张力和思辨，在孤寂、幽郁而沉潜的旋律里夹杂浪漫的调子。

个体生命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根据问题，乃是罗寄一念念不忘的主题。把城市与乡村、历史与个体进行对照，它揭示的残酷世相瓦解了流行的意识形态，暗示这种情形是亘古的规律：「城市漫布着凌乱的感伤，/躲避在摇摇欲坠的阁楼里，/风吹打他们战栗，那无辜的血液/正泛滥着庞大历史中渺小而真实的课题。[33] 是关于元旦的随想，但抽掉了我们习见的喜庆色彩，而是呈现一个萧索暗淡的世界。开篇是诗人的主观感受的描绘：「无组织的岁月如同一场酣梦，细胞机械地死亡到诞生。第二节出现现实生活中一幕「婚嫁场景，「褪色的旗帜暗示仪式的重复和时间的流逝，「浮在云雾里的笑比喻逢场作戏，「被动员的传统的温情形容神情的矫饰，「婚礼的彩车装载的自动封锁的幸福隐喻个人与群体的隔绝。第三节插入阿Q画圆圈的著名典故，以犀利的笔触解剖人性的自欺怯懦、徒劳无功 [34]。但接下去，诗人的认识出现意外的转折，他决心忍耐无穷的寂寞，抵抗商品世界赠送的「廉价的谄媚。[35] 从乘坐列车的「我的角度来传达见闻与感受。「列车是罗诗频现的意象，象征人生之旅的匆忙寂寞的行进。置身黑夜中挺进的列车里，窗外的景物流动不居、似真似幻，观察者感受到空间位移和时间流逝的齐头幷进。又因为局促于封闭空间，观察者的视听大受限制，无法像在白天那样游目骋怀，只能与单调的钢轨击打声为伴。因此，表现内心世界的散漫思考，必然成为诗的主要内容。诗人写道，外部的景物荒凉黯淡，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内心挣扎，两者相互映衬。火车穿过一程又一程的废墟、坟地和荒野，而车厢内的思想者的智力消耗也在紧张地上演着——

转贴于

废墟，坟地，荒野，废墟，坟地，荒野，

怎么能解脱这激怒的冲动，沉重的

古代的烟火正弥漫这静谧的大谎，

枪弹刺刀在多重幻想外沸腾，

静静地沁入我不幸的运命，夜，

深沉，高大的实体从多度空间奔来，

我要求绝对，它们都要求绝对，

从这些对立中间，徒然去搜索

迷茫中起伏的双轨底交点。

弥漫大地的烟火气息，粉碎了世界静谧的谎言，前缀词「古代说明暴力自古而然。个人内心的多重幻想对照着外部的枪弹刺刀的「沸腾。「我要求绝对地坚持个性，「它们（社会秩序）则要求「我绝对服从。这些对立的声音正如平行的铁轨，诗人想搜索到双轨的「交点，但徒劳无功、茫然失据。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在姊妹篇[36] 里得到赓续，只不过这次的观察焦点从「火车（短暂人生的象征）转移到「月亮（永恒之美的缩影）上。但是，意象繁美，气氛幽谲，以及抒情主体的斑驳思绪，在在超越前者。月亮的光影穿行于历史深处，引发「千百万疑问的脚步移过，也诱惑世间的「万物期待拥抱的姿态，但诗人的用意不在重复古人的「玩月雅致，而由此联想到传统势力的沉重、人间秩序的混乱与和存在决断的艰难。

罗诗具有反思与内省的气质，伴随散漫的自由联想，声音呈现断续、跳跃、曲折的特色。此种诗风冲击着读者的阅读期待，正如叶维廉所说：「因为诗人自言自语，他是随时可以自由换位的，有时可以向空虚说话，有时转向内心，有时假想有个听众，所以有互相对答的语态，而事实上，他是自己和自己说，所以是半对话题，把自己问的问题往往省略了，却把答案说出来。所以说，抒情的声音，是断续如梦的，有些话说一半就不需说下去，便跳跃到另一个层次去，尤其是以主观内心世界为主的诗，即就以外在世界起兴的诗，诗人随时换位换声音的情况是常见。[37] 罗氏最值得探讨的作品是长诗〈序——为一个春天而作〉。本诗包括四个章节，新与旧、生与死、呐喊与仿徨、悲愤与欣悦、回顾与前瞻、私人世界与公共事务等纠葛一处，形成一个磅礴而曲折的「情绪的迷宫，淋漓尽致地展示「现代性予人的无穷困惑。第一节，先铺陈春天到来时具体的繁荣景象，然后点出它与抽象的幸福的预示的联系，但主要是通过回顾往昔的苦难来从反面加以衬托——

从昨天跨出一步的，我们终于要得到

幸福，即使是嘶哑的，含有昨夜的

叹气，我们也偷看了一角光明。

一切的存在溅满了污泥，这是一节不能逃避的

噩运：丑陋的眼睛——人的，兽的，

充血的，烟黄的，某一种饥渴，失神的疯癫……

魔术棒指着东一点西一点的懊丧，

不知道呼吸的理由，迫害与被迫害的理由，

也茫然于狞笑着牵引我们的“死亡”，

可是爬起来，从一只羔羊的哀怨里，

年青，而且在历史的夹缝里看见光，

每一个取火者都退隐到黑暗里，而我们

惊醒了，（从一个冬日的潮湿的恶梦）

是在褴褛的小屋里，为一个信号，

一个可祝福的使者照花了眼睛……

「丑陋的眼睛这个特写镜头迅速把身体与国族联系起来，点出人间的一切都有病态意味，「魔术棒暗示日常生活的支离破碎，「呼吸的理由比喻存在的意义，形而上焦虑紧跟着社会性的苦恼。但希望依然存在。从生活的苦难里挣扎起来，年青而哀怨的「羔羊看见「历史夹缝里的光明，虽然由于「取火者隐退到黑暗里，能否得到火种尚未可知。但「祝福使者（春天）带来的光亮信号，照花了梦中人的眼睛。诗的第二节从想象的角度落笔。「市场指代资产阶级现代性，它使人丧失存在的本真状态。「威权与高楼、轿车、耀目的门窗相联系，点出阶级批判的向度。为生活而喘息的人在厌倦中等候雕零，见证「冷酷与死亡是唯一的真理。第三节写道，「我对中产阶级的奢华生活感到厌倦，恍若被囚禁在狭窄的空间而近乎窒息，急切地呼吁人们投入生活。但是，「坚持一个萎若的传统，一杯/殖民地的咖啡，溅满了脱页的史篇，说明在殖民地的文化空间里，传统与现实无力提供这种机缘。诗尾部分，「我的生命力被「春天唤醒，荒海般的激情终于被推向巅峰。从目睹春天到来而产生宁静的喜悦，到以感慨忧郁的调子沉思过往的苦难，从对中产阶级世俗生活的批判，到对历史/现实的疑虑，最后以激扬高亢的语调结束全篇，诗人的抒情声音「状态出神，联想自由，沉思活动溢满情感的色彩，旋律跃动不定，动向不易测而时有惊喜的跳跃，全诗入神处都在意识的边缘进行 。[38]

[31]杜运燮、张同道编，《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页289。

[32]同注20，页290-294。

[33]罗寄一，，载天津《大公报?文艺》第72期，1947年5月2日。

[34]同注20，页299-300。

[35]同注20，页294-296。

[36]同注20，页296-298。

汉代易学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明清/汉口/开埠/张之洞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11-0056-06

【 正 文】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证实，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城堡、城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500多年前的盘龙城时代（注：参见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4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0页。）。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同时，因商而盛的汉口镇的出现，也使武汉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位一体的综合城市功能。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概观汉口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这是就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着眼，进行的大要区分。

一、汉口商业巨镇的兴起与发展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注：按：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注：据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记载，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1395户。）。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注：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注：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按：在该卷中，刘献廷多处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其记渡船之方便云：“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其记风景云：“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往汉阳诸山，苍翠欲滴。苏州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其记洪山寺云：“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其记晴川阁云：“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著。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注：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8页。）。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类，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注：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注：民国《湖北通志》卷5《舆地志》。）。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注：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表9《汉口至各地转运分销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鹾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二、汉口开埠：早期现代化的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注：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即有汉口，但汉口的正式开埠则是在1861年。参见陈均、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注：姚贤镐编《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5页。），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 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注：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按：1861年汉口开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又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称：“约在一八五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中心市场。俄人最初在此购买者为工夫茶，但不久即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111页。如是，俄国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也是在汉口开埠之前。）。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注：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同治元年（1863）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同治五年（1866）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同治十三年（1874）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光绪元年（1875）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光绪六年（1880）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光绪十五年（1889）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注：参见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 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注：参见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表1　1867—1889 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注：参见《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94—95页。）

说明：1867—1872年为（上海）银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从表1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 大多数年份位居第三，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但从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份额很小，浮动于0.41％—5.32％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同期上海占47.85％—63.63％），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同期广州占10.50％—13.39％）。这种直接对外贸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地势使然。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间接对外贸易，则如下表：

表2　1865—1889年汉口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说明：1865—1872年为（上海）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在2300万两至4200万两之间。从这里也可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

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20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20个，武汉没有一个。同期，洋务派在各地所办的学堂也达20所，武汉也没有一所（注：参见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三、张之洞督鄂与汉口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汉口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注：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虽是就湖北而言，但就汉口立论也是成立的。

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年），汉口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第一，汉口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 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7页。）。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注：日本学者根岸佶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注：《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注：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略有订正。）。

第二，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大冶铁矿（1890）、湖北织布局（1890）、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页。）。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中国银行（1905）、大清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6）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注：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武汉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 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汉口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汉口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汉口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阶位。

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汉口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也使汉口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

四、结语

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汉口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

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汉口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藉了这种条件。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汉代易学范文第3篇

日本人之所以广泛接受白居易，一是，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讲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第四，《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的《白氏文集》，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作品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说到《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运用。

汉代易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汉字；繁复；简易；中国

一、概述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其它几种最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 早已在历史风尘中湮灭。只有汉字经过浩浩荡荡的五千年的流变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其形状之丰润、结构之精美、意境之深邃、韵律之悠扬，其他文字无可比拟。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文字演变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意、韵，在当今世界语林独树一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也论述得比较全面，但是对汉字的特点即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的认识，学者们却还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汉字是繁复性与简易性的结合体，有的人则将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汉字的特点是汉字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从本体和使用两个层面分析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以期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更科学、理性地总结汉字改革与发展的规律，使汉字沿着与汉语的契合日趋完美的道路继续前进，使汉字在传承中华民族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汉字的繁复

从汉字的本体层面看，汉字具有繁复的一面，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汉字数量庞大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是通过字母表示语音单位从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由于其表示的语音单位有音素和音节之分，所以表音文字又下分为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两种类型。音素文字，就是用字母（如英语、法语等使用拉丁字母，俄语等使用斯拉夫字母）表示音素从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音节文字，则是用字母（如日语使用的假名）表示音节从而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表意文字是指字符本身与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有一定联系而与所记录语言单位的读音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写符号系统，因为其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语素，所以又叫语素文字，代表文字为汉字。

表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母，表意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一种语言的音素数目是有限的，不过几十个，因此音素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也是有限的，如：英文字母有26个，德文字母有27个，斯拉夫字母有43个。汉字不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而是用大量的表意符号来记录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因此语素文字的字数也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数量的确惊人。《说文解字》（100年）收字10516个（包括重文1163个），《康熙字典》（1716年）收字47035个，《中华大字典》（1915年）收字48000个，《汉语大字典》（1990年）收字54678个[1]，《中华字海》（1994年）收字85000个。即使是常用汉字，数量也并不少，《印刷通用汉字字表》收字6196个，《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字6763个，《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2]。

2、汉字笔画多、结构复杂

汉字笔画多，据统计，《辞海》的14872个汉字单字中，除了建国后简化了的2264个繁体字和废止了的1055个异体字，11画以上的字有6680个，占58%，其中15画以上的字有2540个，占22%[3]。

汉字结构复杂。汉字的结构单位有笔画和部件，在组合成字时笔画和部件不是按照统一的方向排列组合的，而是上下左右全方位展开，多向行进，具有平面型特点。汉字的笔画和部件的组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笔画组合有相离、相接、相交3种方式，部件组合有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包围结构、框架结构、品字结构、独体结构等17种方式。很多汉字往往综合采用了多种方式，结构就更复杂了。

3、音节与汉字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现代汉语普通话大约有400个音节，加上声调变化大约也只有1300个音节，而汉字数以万计，这就使得一个音节在不同场合要用不同的汉字来书写，即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如：“jiān”这个音节，写成汉字，有“尖、奸、坚、歼、间、肩、监、艰、煎”等形式。即使是同样的音节，相近的意义也要用不同的汉字来表达，比如：在表示主体的分支这一意思时，树木的分支用“杈”，河流的分支用“汊”，衣服旁边的开口用“衩”，山的分支用“岔”。

二是一个汉字对应多个音节。一个汉字对应多个音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音字。汉字体系中有大量的多音字，比如：常用字“和”有六种读音：hé（和平）、hè（唱和）、hú(和牌)、huó（和面）、huò（和药）、huo（搅和）。

总之，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大量存在，使汉字的学习更加繁难。

4、汉字一般不能表音

汉字按照造字方法的不同分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与字音没有什么联系。形声字虽然有表示读音的声符，但这种声符并不是专门表音，而且随着汉字字音字形的发展演变，现代形声字的声符绝大部分已经失去了表音作用，人们往往不能利用声符来推断字的读音。如：“抬、胎、邰” 可读“台”音，但不能据此推断“迨、治、冶”也读“台”音。

据周有光先生统计，现代汉字声符的有效表音率是39%，有声调功能的声符不到20%[4]。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一般不能表音，只有借助汉语拼音这种工具来为它注音。人们常说汉字难读，这同汉字一般不能表音有直接关系。

5、汉字文化内涵丰富、信息量大

汉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说解，这种内涵就会外化出来，供人品味，让人遐想。如“安”字，从“女”在“宀”下。“宀”读为“绵”音，其形如四面有墙，而上有覆盖的屋舍。女子从容娴雅，故居于屋中，还含有自在而无虞之意，而古来室家之内，亦有女即安也，故其本义作“安静”解。从“安”字的结构，可以让人意会到屋舍内有女子，家便安。试看一家之中婆婆、媳妇、妯娌、女儿，如果都能各守其位，发挥女性娴淑、婉约、细致的特性，则家可治。由此看来“男主外，女治内”，颇有道理。而当今社会，女子不甘于扮演家庭妇女的角色纷纷走出家庭，对于整个家庭，尤其是年幼的子女影响巨大。子女从小缺少母亲的照护，家庭教育无从谈起，亲情也自然淡漠了。细细忖之，古人造此“安”字，其意深远。“安”所包含的这种文化意蕴着实让人回味、令人叹服。因为汉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单个汉字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其他文字要大。有研究者用“熵”来表示文字所容载的信息量。“熵”值的大小和文字所负载的信息量成正比。研究者经过科学的实验测得，汉字的熵值是9.65比特，英文字母是4.03比特，法文字母是3.98比特，德文字母是4.10比特，西班牙语是4.01比特，俄语是4.35比特，罗马尼亚语是4.12比特，汉字显然要高得多[5]。汉字的文化内涵丰富，承载的信息量大，说明就汉字本体而言，它比其它的文字更加繁复。

三、汉字的简易

就汉字的本体研究来看，它是繁复的，但从使用这一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发现汉字又有简易的一面，具体体现在：

1、汉字高频字集中，常用字数量少

尽管汉字的总体数量庞大，但是从汉字使用频率看，高频度的汉字很集中，常用字数量少。

70年代末，我国有四位排字工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统计出汉语里有3，000个“常用字”，其频度高达99%；次常用字也有3，000个，它们每个字的频度加起来也只占1%。[6]1988年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仅3500个。据专家统计，这3500个汉字的使用覆盖率达99.7%。就是说，认识这3500个汉字，99.7%的报刊文章可以阅读。如果扩展到其后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个字，则使用覆盖率可达99.99%，基本上就是100%了。

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虽然拼音文字如英语只有26个字母，要掌握这26个字母不难，但是仅仅掌握26个字母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英文单词往往需要几个字母的组合来表达，英文靠的是词的组合来传递信息，有资料统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人们要掌握的常用英语词汇量是两万，两万英语单词不易掌握。而汉语有自身的特点，汉语中一个汉字一般可以记录一个语素，一般情况下一个或两个语素可以组成一个词，因此，掌握了三千个常用汉字，就容易掌握数以万计的由汉字所构成的汉语的书面造句单位——词的书写形式。

汉字常用字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常用字量少，有利于缓解汉字学习的难度。

2、汉字记录文本篇幅短、阅读速度快

汉字的文化内涵丰富，单个汉字所能表达的信息量大，信息密度高，即汉字的“熵”值大，所以同样的内容用汉字来记录比用其他拼音文字来记录所用字符的总数会少，用来记录的文本篇幅会短。这也是联合国文件翻译成英、法、汉等文字时， 汉语版总是最薄的原因。汉字结构复杂，抗错性强，便于扫射，有助于学习记认，便于快速阅读。从视读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横排汉字在阅读上比拼音文字速度要快，是最优越的认知符号。日本有关部门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时，曾做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汉字的认知速度是日本假名的10倍，是罗马文字的20倍[7]。

3、汉字一音一义多，构词能力强

汉字是表意文字，大部分汉字是一字一音一义。汉字一表义就成了语素和词了。这样汉语以单音节词占多数。有人统计，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单音节词占了一半以上，而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又绝大部分由单音节词组合而成。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以“人”字为构词语素就列举了47个双音节词。词是生的，但是由熟字组成，可以收到“生词熟字”的学习效果，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据统计，以复合构词法为主的汉语，常用词条43，300多条，只用3730多个字构成。特别在适应社会需要创造新词方面，更显示出汉字强大的构词能力，我们只需用少数旧字即可衍生新词，而英语则要不断制造新词来适应。如“草根网民、会议大使、盗版党、车奴、倒扁”这些新词所使用的字在我们的《康熙字典》中全部都能找到，而“disco，microsoft，taxi， internet，robot”等英文单词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词典中是找不到的。

4、汉字电脑输入速度快，前景乐观

随着计算机软件的飞速发展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的努力，汉字信息处理已走向智能化、规范化、高效化。汉字可以采用词组输入法后输入速度有了极大提高， 目前汉字速录可高达每分钟512个字，已经超过了拼音文字的输入速度。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未来文字处理进入语音识别阶段，汉字的优势将会继续突显。因为电脑采用声控系统就会摒弃由字母编制的键盘，电脑将会通过对人的语言单位的分解和合成来完成语音识别，需要识别的语言单位越少，就越准确、高效。英语要识别的音节多达1万个以上，而汉字只有400多个音节，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认为正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精光，最后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规则。总之，是电脑接受了汉字，而不是电脑改变了汉字，因此有人称汉字为电脑文字，认为它是最佳信息交换应用程序的语种。汉字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储存信息的第一文字。

四、小结

通过以上对汉字的繁复与简易的分析，我们必须明确汉字是繁复与简易的统一体，我们不能将汉字的繁复与简易割裂开来，认为汉字只有繁复或只有简易；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汉字的繁复或者一味地夸大汉字的简易。因为汉字的繁复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如承载的信息量大，使汉字易于区别，汉字的简易也有度的限制，如过分简易会使汉字失去丰富的文化意蕴，表意不明确，这也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为了让汉字更好的适应汉语的发展，汉字改革势在必行。综观汉字发展史，追求简易是汉字不可逆转的改革方向，我们要在遵循谨慎性、可识性、简洁性、理据性、系统性、继承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汉字的繁复与简易，即“表意丰富、有区分度”与“书写方便、经济实用”之间的最佳平衡点[8]， 使汉字既便于书写和记忆又便于识别和使用，既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汉字的改革之路还很长，但不管怎么样，汉字一直朝着更完善的目标在走，从刀凿石刻到五笔输入，从象形文字到现行规范汉字，汉字已经走了五千年。汉字吐纳了五千年的日月精华，以积极地姿态在适应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坚信具有形体美、风骨美、意境美的方块汉字会越来越完善，和汉语的契合会越来越完美，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中华民族方面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承它、发扬它和捍卫它！

参考文献

[1]郭龙生：《汉字简化的得与失》，《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2]廖才高:《汉字的过去与未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3]武惠恩、高凤英：《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52期。

[4]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5]冯志伟：《汉字的信息量大不利于中文信息处理——再谈汉字的熵》，《语文建设》1994年第3期。

[6]罗来栋：《试论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与汉字教学科学化》，《江西教育科研》2006年第3期。

汉代易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三玄；魏晋南北朝；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学术的变迁之时，汤用彤先生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虽然没有确切的路数，大体上还是保留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守旧的，另一方面是趋新的”。“趋新”表现在多个方面，新的学术思想产生必然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在新思想的产生之际，出现了一个不是亮点的亮点，“三玄”替换了儒家经典，成为魏晋时期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文本。现代学者向世陵认为这一转换有深刻的意义，“意味着当时的整个社会从两汉经学的证实走向了魏晋玄学的尚虚”。[1]本文从这一不起眼的亮点为出发点，进而窥探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变迁。

一

魏晋时期，谈“玄”之风日盛，魏晋名士善言“老庄”，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两汉以来被奉为正经的儒家经典被搁置一旁，逐渐褪去了其在学术界的权威光环，折射出的是两汉经学的衰退。汉武帝实现统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思想，结合名教之治，用今文经学的形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两汉的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名教在天人感应的理论构建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权威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是又有其矛盾的一面：过分建立外在的规范条例，用名教来规范社会的方方面面，忽略了人的自觉意识，从而失去了名教之治的本心，名教在社会上起不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反而逆其道而行，“名实不符，徒有虚名”的现象成为普遍，引发了诸多方面的矛盾，突出的表现为人才选举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两汉察举制难以继续施行，儒学作为统治者的理论武器难以从意识形态领域化解这些矛盾。

繁琐的名教束缚导致形式高于质的现象丛生，为了维护其在思想上的地位，又不得不牵强的发挥，仅解释几个字动辄就要“百万语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批评这一现象：“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已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弊。此学者之大患也。”两汉经学走上了繁琐、虚妄的衰退之路。

另一方面单纯的从学术活动本身来讲，“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六经成为学术研究中首要的研习文本，章句注疏早已成为两汉以来的重要研究方法。延续多年的章句训释愈演愈烈，到了后期也同经学一样走上了繁琐迂腐之路，为了强调儒家礼仪伦常的必要，找寻其中的微言大义，故而用过多的篇幅大肆穿凿，“秦近君《尧典》两字篇目之说，至十余万言”，仅《尧典》两字的解说就达十余万言，“一经之说，至百万余言”成为学术活动中的普遍现象，动辄十万余言的章句注疏，一不能简明扼要的揭示呈现儒学的真正意蕴，二耗费大量的精力对某一个词句的解释不能对思想有真正的见解和创新。因此，到了魏晋时期，改变这一现状成为治学的首要任务，章句训释开始由繁杂向简明转化，整个经学研究的删繁就简已逐渐成为一般的趋势。[2]

二

汉末张角以《太平经》为纲领发动黄巾起义，黄老之学又逐渐兴起，杨雄“观《大易》之损益兮，倚老氏之倚伏”，用老庄思想与易学为基础而作《太玄》，被认为是“两汉哲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一个中间环节”，[3]后更有王符仲长统皆是延其思想而发挥，可见两汉后期，道家思想已有复兴之迹象。

查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道家思想的简约风格，使其带有极大的包容性，其“藏愚守拙”的特性在纷乱的年代中获得一席之位，在名教的束缚难以挣脱之时，寻求自然为人们指明了生活的去向。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称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除了政治哲学的因素，道家思想蕴含的自然养生之道，通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以柔弱无为、虚静自守最终得以抱朴归真，为魏晋名士排除了内心的欲望，涤除心灵的陈污。

到了魏晋时期，名教破产，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儒学之外的《老》、《庄》因其清新自然的观点进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了新的研究文本，解《老》注《庄》成为一项新的学术活动流行于当时的士族阶层和学者之间，《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言王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又有郭象《庄子注》。魏晋名士清谈，莫不谈《老》议《庄》。《晋书・陆云传》记载：“云本无玄学。尝夜暗迷路，趋至一家寄宿。见一少年，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始悟宿处乃王弼家。自此谈《老》殊进。《南史・儒林传》亦有记载：伏曼容善《老》、《易》，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常与袁粲罢朝相会言玄理。又言直之少善《老》、《庄》，能玄言。”可见当时道家思想之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