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工艺美术特点
汉代工艺美术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h画像石艺术；乐舞；图形形象；内涵
中图分类号：K87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164-01
一、引言
汉代是商周之后建立的王朝，在吸取商周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综合国力也逐渐提升，文化艺术生活也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乐府和太乐属，专门负责宫廷奏乐。乐舞图形形象千变万化，出土的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当时的乐舞文化和社会生活。
二、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的审美内涵
汉代乐舞艺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反映了汉代繁荣昌盛、气势恢弘的社会景象，体现了汉代乐舞艺术的审美内涵。摇曳生姿的舞姿、翩翩起舞的舞娘、飘逸的衣裙、扩张而不失本色的线条……都体现了汉代深厚的美学内涵。
（一）节奏。舞蹈与音乐是密切联系的，汉画像石中的舞者线条充满力量，舞姿豪放具有冲击力，腾空跳舞的姿势大气张扬，挥舞的衣袖灵动飘逸，传达出很好的旋律感和节奏感。
（二）抒情达意。乐舞之美在于韵律、在于形态，更重要的内涵是抒情达意。自古以来礼乐不分家，春秋时期开始，乐舞就是宣传礼教的工具。乐可以分为雅乐和俗乐，雅乐是供统治阶级享受，祭祀、宗教、婚嫁的工具，反映着社会的道德规范、礼教文化。俗乐是民间歌舞，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汉代俗乐广泛流行，为乐舞图形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代乐舞反映了舞蹈者、创作者的思想，具有传情达意的作用。从汉画像乐舞形象中可以看出舞者形态各异、表情夸张、舞蹈动作坚实有力。自由奔放的舞蹈抒发了舞者的情感，是创作者运用动作和艺术表达观点的一种形式。
（三）夸张与质朴并存。汉代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在现实的表演基础上加入了想象的成分，但艺术源于现实，雕刻者根据舞者的特点刻画出了其表情神态、动作姿态，让现代人充分感受到了汉代乐舞文化夸张的姿态，给观者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汉代画像石艺术乐舞图形形象中也存在一些质朴的舞蹈，反映了当时轻松、富足的社会生活。
三、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的特征内涵
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国家的政治局面和文化特征。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催生了艺术的蓬勃发展，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的审美特征内涵具有以下几点：首先，翘袖折腰。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多为长袖、交错姿态，翘袖、折腰多见，舞蹈服饰以长袖、薄纱、束腰为主，使得舞蹈灵动飘逸，舞者的身材得到了最大化的突出。翘袖折腰的舞蹈表现难度较大，但视觉效果好，能展现出舞者曼妙的身姿和舞蹈的优美。汉代舞蹈多以长袖摇曳、飘逸灵动的舞姿为主；其次，飞舞的姿态。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飞舞的姿态非常多，这主要是由于汉朝崇尚黄老思想，追求长生不老、得道修仙，因此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汉代的乐舞艺术，形成了重要的舞蹈审美特征――飞。汉代著名的舞者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她精通舞艺，体态轻盈，舞姿曼妙，杨柳细腰。汉成帝为发挥其特长命宫人制作特殊的水晶盘子供其掌上舞，由此可见赵飞燕舞姿十分轻盈。这种“飞”的舞蹈图像是汉代独特的审美特征。
四、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内涵的影响
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对于后代舞蹈艺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出土的画像石艺术中长袖舞非常多见，这就是水袖的起源，当今的戏曲艺术将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古典舞中也汲取了汉代服饰的很多元素：衣袖、材质等等；舞袖动作也是汉代舞蹈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舞袖轻盈摇曳，飘飘欲仙，这对于中国古典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体态、神韵、身姿传达出舞者的姿态和神情，表达了创作者的精神内涵。汉代舞蹈传情达意的效果非常显著，形神韵律面面俱到，这对于当今舞蹈艺术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的。此外，汉画像石艺术中乐舞图形形象高难度的技艺、杂技、盘鼓舞等都是舞蹈艺术中的瑰宝，舞者精湛的技艺反映了当时高超的舞蹈水平，这对于当今舞蹈艺术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五、结语
汉代是舞蹈艺术非常繁荣的时期，乐舞图形形象经典传承，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艺术和舞蹈发展状况，对于后世舞蹈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古典舞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克.汉画像石艺术的审美文化意义[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26-27.
汉代工艺美术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类型；文化交流
传统工艺美术，指的是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风格和地方特色，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手工艺品种和技艺。汉江，古时称沔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发源于陕西西南部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筅I剑而后穿越秦巴山地的陕南汉中、安康等地，经襄阳、武汉汇入长江。汉江流域是沟通西北与东南的要道，是古代商贸、军事以及移民的主要通道。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为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类型
1.1 雕塑工艺
雕塑工艺是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类型之一，通过对相关材料进行加工，创造出具有可视、可触形象的艺术。汉中泥塑是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而成，表达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祈盼吉祥团圆的愿望。襄阳谷城的黄杨木雕在明清时期开始兴起。谷城黄杨木雕充分发挥黄杨木木质光洁、纹理细腻和色泽黄润等特性，经精雕细琢之后创作出构图新颖、玲珑别致、生动逼真的木雕作品。南阳独山玉雕的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立体感和灵活性，既有京津北方技艺的恢宏豪放、端庄严谨之风范，又有苏杭南方技艺的婉约细腻、精巧玲珑之特色。
1.2 织绣工艺
织绣工艺是用棉、麻、丝、毛等材料织造、编结或绣制的工艺。汉江流域织绣工艺品种繁多、绚丽多彩。明代以前，陕南民间妇女就用花针和彩线刺绣荷包、枕头、烟包以及鞋帽之类。陕南挑花绣在画样的基础上，“以针，以线晕色”，以小十字花构成纹样，织出千变万化的人物山水或花鸟虫鱼等图案，构思大胆而巧妙，图案饱满而匀称。汉绣主要流行于湖北荆门、武汉、仙桃一带。与苏绣、湘绣、蜀绣相比，汉绣工艺以铺、压、织、锁、扣、盘、套等针法的变化运用而著称，在我国织绣工艺中独树一帜。蓝印花布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品，天门蓝印花布纹样多样，风格质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蕴含淳厚真实、乐观向上的感彩。
1.3 编织工艺
编织工艺在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汉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人们经常以竹子、草类、细柳或者藤等为原料，编织出各种日用品，深受人们的喜爱。汉中竹编工艺，结构严实，工艺精巧，牢固不拙笨，精巧不单薄。郧县的草毯，俗名“门口席”、“擦脚垫子”，品种多样，色彩艳丽，是装饰门厅、美化环境的重要工艺品。襄阳程河柳编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以柳条色白质柔、光润匀称和精湛的编技享誉海内外，既可以编织成轻便耐用的实用工艺品，又可以织成造型美观的装饰品。汉中藤编制品是汉中传统的工艺制品，当地山区野青藤在采割之后经水煮、剥皮、漂白等工序，编制成各种工艺精美、色泽别致、轻巧耐用的藤制品。
2 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影响因素
2.1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手工艺品生产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材料是传统工艺美术产生的首要条件。《考工记》称“材有美”，“六材既聚，巧者合之”。汉江流域多材、多质、多量的自然环境，为雕塑、织绣以及编织等工艺品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自然资源，为大量种类繁多、技艺精湛的工艺产品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地势变化以及江水的作用下，汉江流域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既有山地河谷，又有丘陵盆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提供了众多的自然资源，为传统工艺美术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自然材料。例如，湖北天门，由于土质、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棉花以及蓝草的种植，为染制蓝印花布提供了染料来源，对天门蓝印花布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汉中之所以被称为“藤编之乡”，主要是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当地适合野生藤条及木材的生长。这里的藤条质地坚韧、色泽光润，是上等的天然编织材料。因此，汉中当地人编制的藤椅等工艺精巧，品种多样，深受人们的喜爱。
2.2 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手工艺运销提供重要的运输保障
汉江流域处中国腹心，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在古代，这里驿道四通八达，不仅是官府传送公文、运递粮饷的重要通道，并且是民众出行、商货流通的主要路线。同时，汉江航运历史久远，曾是沟通陕鄂等地的主要航线。据有关资料，在清乾隆以后，陕南、鄂西以及陇东外运的商品大多经汉江运往湖北。而长江中下游的手工业品，也是沿汉江溯流而上，经安康等地，转运陕南、川北等地。例如，清顺治年间，南阳成为水路交通要津，南方的杂货、布匹、竹木以及茶叶等，北方的棉、烟、牲畜等都经这里运往各地。在南阳周围的新甸铺及汲滩等地修建的水运码头，不仅是船只的避风港，而且成为货物交易及转的集散地。据南阳《镇平县志》记载：“早在宋元时代，玉雕工艺由北京、苏州等地传入，民间艺人磨制的玉雕产品，已开始向东南沿海商人出售并转卖海外。”当地的玉雕产品，大都在汲滩等地的码头装船南下，由汉江经武汉销往海外。
2.3 独特的区位状况为手工艺发展提供充分的交流机会
汉水流域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很多江西居民迁居到湖南、湖北，以及湖广、广东等地居民迁到四川各地。许多移民在沿途定居下来，对汉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历史上由于战乱、灾害等原因，大量外地民众迁入汉江流域。汉江流域特殊的区位特点，加上历史上的移民迁居，强化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通，为手工艺发展创造了条件。襄阳南漳的古法造纸工艺，其祖辈在清代初年为躲避战乱，从江西迁到襄阳。湖北老河口的木板年画，发源于江苏桃花坞，途经河南传入老河口。同时，又受武当山均州年画的影响。因此，老河口木板年画，形式上具有武当山均州年画挺拔秀美等特点，色彩上融合了朱仙镇年画的鲜艳亮丽等因素。正是在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老河口木板年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3 结语
传统工艺美术是特定区域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汉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融，创造出类型多样、风格独特、技艺精湛的传统工艺美术。
参考文献：
[1] 徐艺乙.当下传统工艺美术的问题与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14（3）.
汉代工艺美术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书法；元素；工艺；包装；室设；现代设计
汉代书法艺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耀眼明珠，汉代的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自古至今受到人们喜爱。在视觉的世界里，如：汉代书法艺术在工艺品设计中运用与研究；书法艺术在包装设计中运用和研究；汉代书法艺术在室内设计中运用与研究等在视觉传达设计无时不在，书法的艺术符号也有更具概括力和表现力，更加有助于信息的传达，更好为消费者服务，书法艺术运用不是直接运用，在现代设计中一定要对书法艺术字体进行“再设计”并讲究创意性和合理性。
1 汉代书法艺术元素在工艺品中运用和研究
汉代书法艺术现在工艺品中有着一席的独特的设计，传统工艺美术品从五个方面造型独特；材质环保；色彩丰富；装饰效果；工艺精湛中装饰效果即指工艺美术品的图案装饰美、雕花、才会等创意元素。
在工艺品设计充分利用汉代的隶书和草书风格和不同造型的艺术类型结合，在如下几种类型中体现，在瓷器工艺品中把瓷器造型和汉代书法篆刻题铭相结，体现了美化装饰性书体，多以巧饰富裕瓷器工艺的表面，反映了书法艺术的独特的饰体。在汉代艺术的布艺造型的设计中，现代工艺术们为了表现汉代时期的社会现实，如汉代复制品，舞俑等，利用书法为背景进行着装的设计，体现汉代书法的风韵和汉俑的婀娜多姿，其中充分利用隶书和草书的更趁抽象和简捷的符号来表现书法艺术的概括力和表现力。汉代的书法艺术在更多工艺品体现了“以实用”富有敦厚质朴的艺术特色。在现代的石雕和玉雕的工艺中，汉代的石雕，按表现方法可分为圆雕和平雕两大类，在汉代出土的作品多以宴饮车骑、歌舞百戏，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天文星象等等，汉代的多以透雕、刻线、浮雕、书法艺术也是在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的，特别是汉代像石中，其中的阴刻线条，更好把书法艺术体现的更为完美。总之汉代的书法艺术庄重，从书法到技法创作，都为现代工艺品承载了文化蕴涵、文化承接以及文化的创造。对于为现代服务和鉴赏工艺品来讲，我们对汉代书法艺术夹杂更多的书法艺术的原创并对其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突破。
2 汉代书法艺术元素在包装设计中运用和研究
在包装设计元素中有文字、图形、色彩等。文字是人类最常见的信息传达方式，汉代书法艺术运用其中更是五彩斑斓，在现在包装中文字的体现是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永字八法的书写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包装设计中利用汉代隶书书法字体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来对商品品牌的塑造。当然设计师在设计时都是从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特色的书法字体结构出发，设计出形成自己风格设计范儿。印刷字体就已失去现实设计的意义。缺乏书法字体所吐露出来的情感，独特创意的汉代隶书和草书每一个字都独具强烈的个性和感染力。书法字体的运用包装设计中不计其数如：茶文化的包装、酒类的包装、月饼的包装等。传统的汉代的书法体现一个良好的造型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每一字设计特别是汉代隶书和草书更是有行云之势。隶书初创于秦朝，是在小篆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种更加简易自由的新书体，至汉代完全定型和成熟。《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使得隶书曲线与直线相互映照，体现了一种工稳端庄之美。草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汉代，草书的产生和使用不仅促进了汉代书法艺术走向全面发展，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全新的创作原则和审美原则。传统的书法中，用墨有浓、淡、稀、稠之分，所以产生的效果很丰富；最后是文化品位，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一开始就和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和书法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情缘。其中的浓、淡是表现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喘息之式，是那样刚劲有力代表中华传统的气息之式，具有很强烈的青春气息。汉代隶书和草书的书法的笔式让包装更有了不同的消费群体，对于中老年消费群体在包装的字体设计选用隶书表现稳健、厚重而又温和的情感。对于青年消费群体在包装的字体设计选用草书表现活泼奔放的情感。对于儿童群体在包装的字体设计选用创意的童趣的书法字体让儿童领略传统文化无限生命的趣味性。汉代书法艺术元素在包装设计中是不可缺少的设计素材和源泉。
3 汉代书法艺术元素在室内设计中运用和研究
汉代书法艺术元素中每一个元素都蕴含着生动的生命意味，这具有生命意味的文字，经过有功力、有性情、有运动节律的书写，便诞生了具有神、气、骨、血、肉的生命形象，书法艺术也获得了俨如生命的性质、神采和个性。在传统室内设计中更是更好的运用其特点。汉代书法艺术应于室内设计背景的装饰，古时候隶书在厅堂正中少不了其存在，表现古人的品味人生哲理和美好志向与期待不仅仅是装饰也是古人处事的心态。作为背景美化现在选用汉简有木简竹简材料环保易雕刻传统书法的流线流入到自然的载体中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体现古朴典雅的设计理念和主人的文化赏析品味直接展现于众。体现现在设计风格的多元化和艺术化结合现在室内设计精髓，满足人们的时尚需求。汉代隶书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汉代书法艺术应于室内屏风设计中，显示中国书法的贵气和深邃的美和意境，书法的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 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室内设计意境的表现，提高人们的生活档次和赏析水平。如同在享受传统深厚的底蕴和现代简约的室内设计气息。汉代书法艺术应于室内家具设计中，复古在当今设计界成为一种时尚，书法的元素运用窗户角纹上、在床榻边上、桌椅上等体现其古朴和时尚，表现传统文化的贵气和青春现代感。通过汉代书法艺术的元素生命的延续我们看到了很强生命力。
对汉代书法元素运用我们看到书法的久远的生命是如此光彩照人，把艺术元素通过创意和巧妙的结合，我们看到了嫁接的创意之美无处不在，并且相互依附着茁壮成长。在工艺品设计中，将传统的书法艺术元素丰富的同时，也为古老的中国书法艺术开创了崭新的天地；在包装设计中，图形、文字则起到主导作用。文字在设计中越来越重要，所以就要求包装设计人员无论在图形、文字、色彩等都要标新立异，在构思上力求新颖别致；在室内设计中，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环境艺术的精髓，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探讨书法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及功能，提出在室内设计中书法类型及形式的选择标准，使书法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同时，在设计领域得到更广泛的使用。隶书和草书不仅使书法艺术符号更趋抽象和简捷，同时也更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结合书法艺术进行实际延伸和再设计。
参考文献：
[1] 画像石艺术鉴赏[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 中国艺术精神[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汉代工艺美术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 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 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2页)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三、结语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③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注释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汉代工艺美术特点范文第5篇
一、秦代和汉代马雕塑的主要表现语言
在秦代和汉代的马雕塑中，线条和色彩的运用是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的语言形式，具有共性特征。线的运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基本的语言形式，这一点在秦代和汉代动物雕塑中体现得都很突出。汉代雕塑匠师凭借对曲线特有的悟性和禀赋，创造出大量的用线造像的动物雕塑精品。汉马轻盈飞动的体态（图2），通过线条的曲直勾勒，丝毫没有笨重之感。在汉代动物浮雕的表现中，线在表现物象中的重要性、普遍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展示。这传递给我们的是在荆楚文化熏陶下，雕刻家并没有被淹没的艺术秉性。同样是以线造像的秦代动物雕塑却缺少几分汉代动物雕塑的张扬外显。秦代马雕塑中线是中规中矩的服务于艺术家的创造，从陶马俑到动物纹饰更多的是求真求实，是对自然物态高度的模拟，生机却远不如汉代马的雕塑艺术。虽然秦代马雕塑在体量上、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马的动却并不明显。当然，这有秦人和汉人对线造型认识上的差异，对曲线所具有的特征在理解上的不同。中国人的审美理念造就了塑绘结合的雕塑艺术表现语言。彩绘与塑造技术的统一是秦代动物雕塑的主要表现方式，究其原因既有实用性的审美要求，也包含秦人的文化诉求。“秦代统治者以陶马佣取代活马的方式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但佣作为殉葬的替代品，首先要求的是逼真，战马俑看上去如同真马。”［1］所以在马俑身上绘上颜色，并带上真的马鞍和配饰，采用塑与绘的结合，来实现这个愿望。可见，秦马雕塑中的色彩具有有满足实用需求的目的。而秦代统治者坚信用不同的颜色能够代表构成世界的五德，既水、木、火、土、金每一德由不同的颜色所象征。秦代雕塑中对色彩的运用拓展了传统雕塑艺术的表现空间。在汉代动物雕塑中，色彩也是广泛的被应用，其对色彩的依赖度丝毫不亚于秦代。以武威木雕马为例，其动物造型简洁概括，大刀阔斧，虽然生动活泼，却略显粗糙。汉代艺匠利用色彩来丰富画面，通过颜色对人的视觉冲击，来完善作品。不同的色彩或亮或暗，或强或弱的色度均对物象的表现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这种塑与绘的高度结合充分的反映了色彩在汉代造型中的重要性。这种语言形式一直延续到唐宋，乃至现今的民间工艺中，可看到其应用的影子。
二、秦代到汉代马雕塑风格比较
秦代陶马俑的制作风格属于写实主义。秦陶马雕塑尺度接近真马，马车及车饰也都采用实物，并敷以彩绘力求逼真写实。这是出于模仿真实物象的客观需要，是为满足给墓主提供生前所用之物的实用功利意图的结果，但却表现出了军阵宏大的气势，这与秦代审美求大求美正相互吻合，当然秦代的陶马俑的写实风格是秦代审美及出于实用性双重作用的结果。汉代马雕塑的写实并非局限于对事物自然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将雕造者的创造愿望加以物化展现而又不脱离现实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是确立在艺术表现的基础上的。西汉早期陶俑马的尺寸明显要小于秦代。在陕西咸阳杨家湾周亚夫墓出土的马俑高不过68厘米，小者还不足半米，但两汉时期更加强调马的运动感和对马神情的刻画。汉代陶马雕塑在造型上轮廓清晰、体积感强、头部方平，多呈现奔腾状或嘶鸣状。汉代艺匠将内心运动的感悟通过马佣雕塑强烈的动感呈现到观众面前。可以说，汉代马雕塑最外在的特征之一就是夸张的动感,如武威的马踏飞燕所呈现的极其强烈的动势。而秦马俑更多呈现的是静穆、深沉和端正。“秦代马雕塑表现的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隐藏在庄严肃穆的外表下。艺术工匠通过他的艺术创作，将这种强势的力量和自身的敬畏心态转加到自己创造的作品中。静穆的特点所体现出的宁静、肃穆是艺术反映秦代现实生活，服务与皇权政治的一种直观反映。”［2］从体量上来看，秦代的战马雕塑虽然高度接近于真马，但其体量感和张力却逊色于汉代雕塑马的造型。无论是陶马或铜马，汉代马雕塑四肢多细长，充满张力和运动的爆发力（图3）。马在造型上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美的不同追求和取向。从秦代马的写实到汉代马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由静到动，这种变化既是受两代不同审美文化熏陶的影响，又是各时期艺术家体验自然并表达对自然认识的差异造就了秦至汉动物雕塑风格的差。秦代和汉代动物雕塑中所体现的审美精神是导致两代艺术风格变化的主因秦代出于实用功利主义的目的，其审美反映的是实践理性精神，是在客观上对所创造的物象赋予写实逼真的特性。秦代审美强调作品整体的浑厚气势。用简单的基本单位不断重复构成庞大的群体格局，讲究布局，既寓变化于严谨的对称中，又在变化中保持整齐划一的特征。如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庞大阵容，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气势。秦代审美取向追求质朴，崇尚黑色；崇尚博大，追求大美气象。这在秦陵兵马俑列队布局的气势和陶马形体塑造尺寸追求等大或超过等大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还有，秦人在审美上追求精细刻画。从其陶马俑雕塑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对马眼睛的刻画，也从商周时期刻阴线发展到突起，并在眼皮部刻上阴线，并运用旋转的阳线处理马的鼻孔，使其更加逼真，进一步增添了马的生动性（图4）。汉代的审美追求承继了楚文化的衣钵。“处于江汉流域的楚艺术即不像周代艺术那样凝重，肃穆和典雅，也不像殷代艺术那样狰狞威严”。［3］它充满奔放的想象，表现的形式多是强烈夸张的动态世界，体现出了盈动的地域特征。在楚艺术中的动物造型是艺术家自由抒发创造力的结果，表现的动物好似腾云驾雾一般。楚人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对两汉时期的马雕塑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从楚国动物图像上找到与汉代的马踏飞燕的许多相似之处。汉代艺术的审美取向为求大求全、浪漫和运动的艺术精神。求大求全，在雕塑造型艺术形式上表现为充实之美。浪漫是楚汉艺术的灵魂，是对原始的激情与想象的传导，而运动表现在汉代动物雕塑中则是对生命力的弘扬和对瞬间动作的捕捉。从秦汉两代马雕塑表象层面来看，秦代雕塑艺术追求宏伟的气势，无论规模以及体量都力求博大静穆之美。汉代艺术则追求动作奔放、节奏分明、色彩艳丽的艺术特征。两代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导致其雕塑艺术风格差异的主因。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