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记事作文范文第1篇

今年的国庆节，原本打算外出的我由于意外的情况，回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家。

回到老家的前几天里，显得无所事事。忽然一天，爷爷左手拿着一条鱼回来了，嘴里不住的对奶奶说：“人家老陈他就是厉害，几分钟时间就钓了3条大鱼……”对了！无聊就去钓鱼嘛！我怎么早没想到！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我立马上钓具店买了一根折叠型的业余钓鱼杆，付完钱后匆匆走向河边，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将缠绕的钓线展开，掷向河里课件下载[*]放入水中，过了不到1分钟，“浮标”便开始左右摇摆了，我将鱼杆一拔，还拔不起来。耶！一定是一条大鱼！我将手中的鱼杆狠命一拔，刚才那股得意劲一下子就飞到九霄云外了——我钓起来的不是什么大鱼，而是一块肮脏的抹布！我不得不将这块肮脏不堪的抹布仍至垃圾捅，接着钓起来的不是水草就是垃圾，课件下载[*]使得我对钓鱼的兴趣全无。不停的发牢骚：“人们怎能这样污染水源呢？”又过了一会儿我已经完全没有了钓鱼的雅兴，收起了鱼杆，看了看水里那条正在做垂死挣扎的鱼，毅然决然的将鱼放回了河里……

国庆记事作文范文第2篇

今年两会关注度最高的代表团，非重庆莫属。

由于约访媒体太多，3月4日晚，全国人大会议正式召开前夜，重庆市长黄奇帆就在驻地国谊宾馆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参加媒体近60家。

没等黄奇帆步入会场，媒体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中央电视台一位名主持刚开口发问：“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旋即被人流推到一边。在工作人员保护下，黄奇帆挤进会场，坐下时已经额头冒汗。

3月6日下午3点，重庆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此番场面更为火爆，100多名记者将重庆厅围堵得严严实实。

这次会议，重庆市委书记因故迟到了一阵，会议先行开始。一位在场记者回忆，他正听审议，抬头一看周围的记者全没了，原来是到了大厅门口，记者都围将过去。

此次重庆备受关注在情理之中。本刊记者3月5日下午在重庆团全体会议之后请评价打黑效果，他笑笑说，请等6日的开放活动，他会集中接受采访，并说，“重庆的热点除了打黑还有别的，比如房子。”

他说的“房子”指的是公租房。重庆今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推出公租房，被视为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事实上，不光是房子，近年来重庆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在路径上别具一格，被境外媒体概括为“重庆模式”。这也是两会记者除打黑外关注重庆的另一大原因。

95％的人支持重庆打黑

3月6日，重庆团全体会议开放团组活动，为了满足记者的要求，主持人压缩了每位代表的发言时间，审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进入提问环节。

这令记者们喜出望外，每次提问都有几十只手齐刷刷举起。打黑是回避不了的话题，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西部开发十年的提问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打黑的。记者问，对打黑的成果是否满意?对李庄案作何评价?

这是打黑以来第一次直面全国媒体，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说，满不满意要群众说了算。继而说：“其实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心情来评价是不是满意。想一想，死了这么多人，伤了这么多人，我们现在没有心情来做出这种评价。2009年，重庆市政法系统光是命案就破了500多起……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觉得，解决了一些问题，应该说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五六百起命案没有破，所以还不能松劲。因此，我们还远不能满意。”

没有回避李庄案，他说，李庄案首先事实非常清楚，其次程序非常合理。“处理了一个律师，而且让中国法律来处理的，怎么就引起这么多人大惊小怪呢?我们也感觉到很纳闷。”他说，全国各界哪一个界别都没有特权，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哪一个界别触犯了法律都应该被依法追究。

有记者问及重庆打黑的网络民意。说：“有时候我也看看网络的民意……在打黑进行到高潮的时候，确实有些人开始忽悠，开始造舆论，反对打黑的极个别人，包括李庄事情开始的时候，就说现在程序又出什么毛病了，又说打黑是不是你们黑打了，你们是不是搞运动了，你们是不是搞‘左’的一套了，如何如何，喜欢作一些文章。”他说，面对这些事情，重庆的同志头脑是清醒的，严格依法办事。

把网络上的质疑称为“杂立”，“我注意到网上95％的人对重庆打黑给予很大支持。尽管也有少数人提出了一些质疑，恐怕不足5％。如果从数量上来看，一般来讲，这就叫‘杂音’。任何一个事情不可能100％。”

他说：“对打黑有质疑的，一般来说，有的是不了解情况，有的是善意的；还有的是触及了他本身的利益，踩到疼处了；甚至极个别、极个别的人是一块的，就是打黑涉及到了有联系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介意。”

露头就打

为什么重庆打黑格外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告诉本刊记者，其实每年都在打都在抓，中央在2006年做过一次部署，2009年6月再次部署，“重庆这次相对比较集中。”

“其实其他省份打黑的案件量比重庆还要大，只是我们动手早，不管谁，只要是属于黑恶组织，坚决不手软，成了舆论的焦点。”刘光磊说。

刘光磊于2006年底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此次打黑中最引人注目的落马官员文强曾是他的副手。“当时就有人举报他贪，不过说包庇黑社会的不明显。”刘光磊说，由于没有确凿证据所以没有查办，但他找文强谈过话，“他当时表现出很冤枉委屈的样子，是个老油条。”

对于副手的落马，刘光磊总结说：“他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滥用公权，导致了最终的贪腐。另一个方面，他放松了思想改造，破张君案的时候立了汗马功劳的，还获得过‘人民卫士’的称号，居功自傲。”

敢于把公安局副局长等一批官员拉下马，正是重庆打黑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林对本刊记者说：“横向比较，听说东部某省打黑抓了一万多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官员。如果真有那么多黑恶势力，居然会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怎么可能发展起来?重庆是真打，敢打，解决了老百姓长期以来期盼解决的问题。”

至于一些质疑，刘光磊说，杂音在所难免。“只要是绝大多数，90％以上人民群众拥护的事，就说明我们这项工作做好了”。

对于下一步重庆打黑如何行动，刘光磊说，要使打黑除恶形成常态，露头就打。“这一批案件挖完以后，容易滋生新的黑恶势力，我们要露头就打，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土壤，不让他滋生蔓延。”

“国资增值”和“还富于民”

“人们关注它的色彩，却忽略了它的奔跑”。因打黑而受全国瞩目的重庆，发展速度也非常惊人。

2003年以来，重庆连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长。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整体经济下滑，而重庆市GDP比上年增长14.3％，实际利用外资27亿美元，为上一年的2.5倍。有评论说，重庆以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成绩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崭新引擎。2010年，黄奇帆在两会上更是底气十足，因为2009年，重庆GDP增长14.9％，位居全国第三。

重庆与广东浙江等地相比，不具有发展外贸的地理优势，而且大城市与大山区、大农村并存，二元结构突出，既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又有很落后的农村地区。它也不具有太多资源优势。

重庆的成功，原因在哪里?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是“重庆模式”的内核。

在3月6日的开放团组活动中，重

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说，重庆的国有资产总量一万亿，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五倍，增长幅度当年超过了25％。

从2002年末开始，黄奇帆开始在重庆逐步建成政府控制的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投融资平台公司(俗称“投”)，为城建融资，为国企改制提供资金。此后，“投”在重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中“长袖善舞”，作用突出。

六年间，“投”年均投资300多亿元 2008年380亿元，建成了重庆重大基础设施的75％，包括2000公里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高等级公路、20多座城区跨江大桥，还有150公里地铁、轻轨，也包括投资100多亿的大剧院、科技馆等十大文化设施，还投资了200多亿的重庆大学城。

“国资增值”不忘“还富于民”。全国多数城市购房契税是3％～5％，重庆购房契税一直在1％；中央给西部十二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这个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已放弃优惠，征税33％。

重庆的国资模式被各地广为借鉴，但也引来对政府债务的担忧。此次两会上，黄奇帆多次被问及“投”债务风险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重庆掌握资产和负债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和产出

“当时就有人举报他贪，不过说包庇黑社会的不明显。”刘光磊说，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没有查办文强，但他找文强谈过话，“也当时表现出很冤枉委屈的样子，是个老油条。”的平衡三个原则，是“投”的“保命”原则。

对于政府债务，黄奇帆说，重庆政府债务余额300多亿元，只占了市级财政收入的60％，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两年内解决300万人户籍

“房子新政”是重庆代表团受到关注的另一焦点。

重庆决定，今年全市将开工建设5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年底向社会投放20万平方米。根据规划，2010到2020年，全市公共租赁房总建设规模将达到2000万平方米左右，计33.5万套。

此外，远郊区县根据城市化进程，也将考虑建设公租房约200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未来10年，重庆将提供总规模约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黄奇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居民的住房靠国家供应，多数蜗居。而近20年来，重庆居民住房是一直靠商品房一条腿走路。

“这一模式将改变。”黄奇帆说，“今后将实行双轨制，60％的居民住房由商品房解决。30％～40％的居民靠保障房解决问题。”

重庆公租房的特点是向外地户籍开放，这受到了广泛称赞。在记者会上，黄奇帆主动地从住房问题谈到了户籍问题。

“农民怎么致富、城乡资源要素如何流动、农民工怎么在城市安顿下来，是目前城乡统筹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他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在城市呆了10年、20年，到四五十岁、没有劳动力只能回农村养老，而且每年像候鸟一样返乡。

黄奇帆说，让农民工拥有城市户籍留城生活，绝不是派出所所长把户口本改一改的问题，后面至少要捆绑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政府对此要有所准备。

“重庆的户籍城市化率10年前是25％，现在只是27％，基本没有增加。”他说，根据摸底调查，重庆目前约有150万动迁农民被征地后没转城市居民户口，按现行制度，他们有了养老保险，医保也有了，城市户籍应可解决。另外，重庆还有约60万名已经在城市打工10年以上的农民工，政府也应解决他们的城市户口，加上家属，这个大数又约是150万。重庆市计划在两年内解决这300万人的户籍问题。政府还计划解决好每年20万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

1月份，黄奇帆曾说过，“户籍改革再无突破，上对不起中央下对不起百姓。”按照这一规划，重庆的户籍改革有望走到全国前列。这也是重庆民生政治的重大突破。

提议与记者唱红歌

3月6日的重庆开放团组活动结束时，主持人说：“今天我们开放的全团会，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开得认真、生动而活跃。”

这场记者招待会从下午4点持续到6点，从提问到回答，的确可以说是生动活跃。只是名义上的全团接受采访，最后所有的问题者提给了和黄奇帆。

希望把重庆打造成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而记者们对于重庆的关注也极为广泛，除了打黑和公租房，还有的记者问到重庆与广东的关系。“我们有来有往，有密切的经济合作，互利双赢。”回答。

主持人把最后一个提问交给了一位英国女记者，问题是：“请问薄书记，您今天为什么迟到了?”说，是因为一些事情必须去做。这位记者又追问，“什么事情?”回答：“一些事情。”记者还继续追问，就用英文说：“Something I have to do，sorry!”

有记者关心的夫人，“你的夫人是律师，在工作中，她的专业知识是不是给了你很多帮助?”回答说：“她的知识，特别是法律知识在‘打黑’中给了我很大帮助。”“为了我，她做出了巨大牺牲。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办得正红火的时候急流勇退，专心做学问，我是很感动的。”

国庆记事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体特征语言艺术人物形象

《孔府档案》[1]记述了自明嘉靖十三年至1947年7月衍圣公府的各项活动，内容涉及衍圣公承袭，祭祀，宗族事务，孔府所属官员的选拔，租税的征收，徭役任使，灾情记录等，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孔府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记中的6312、6313、5476号档案，主要记述了清嘉庆帝与孔庆F，清光绪帝与孔令贻，慈禧太后与孔令贻母、妻的对话，从文学角度来看，不管是采用的记述文体还是双方的对话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一

孔档6312、6313、5476号档案主要是以时间顺序为轴，采用对话的形式，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分别还原了嘉庆年间和光绪年间衍圣公孔庆F、孔令贻面圣以及孔令贻母、妻进京为慈禧太后贺寿被召见的情景。这种对话体具有比较强的直观性，叙述者完全隐藏于对话之外，比较客观地将人物对话的场景再现，最大限度的忠于史实却又不失生动形象，通过对话我们可以解读出人物的思想倾向、处事方式等。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语言的语用方面提出了会话合作原则，将合作原则分为四个方面：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在对话中，双方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的目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双方在对话中都遵守的默契。孔档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大多是符合会话合作原则的，会话双方一般都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信息，以5476号档案为例，嘉庆帝询问孔庆F有关孔府祭祀时有这么一段对话：

“上问：一年几回祭？对：一年春秋两回祭，五月、十一月，臣有两回私祭。上问：五月、十一月祭还检日子不？对：也是丁日祭。上问：庙内有黄伞吗？对：蒙圣祖赐过一把，高宗赐过一把。”

这一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嘉庆帝问一年有几回祭祀，孔庆F回答有两回祭祀，并解释分别是在几月的两次，当问到庙内是否有黄伞时，也说明了两把黄伞分别是由谁赏赐，这就使得嘉庆帝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且符合当时的谈话内容，遵守了质量准则和关联准则。

但会话双方也存在对话无法完成自己交际目的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由对话双方中的一方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不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造成的，这种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做法，可能是会话一方想隐藏自己的想法或想传递言外之意。以孔档6313号为例，光绪帝询问孔令贻见李鸿章时李鸿章是否向他透露日本事：

“上问曰：李鸿章给你说甚么话来？对曰：没说甚么话，日本事一字未题（提）。上问曰：他为什么不题（提）？对曰：是。”

这段对话就违背了合作原则，光绪帝问孔令贻李鸿章对他说了什么，根据会话合作原则孔令贻只需将李鸿章对他说话的内容说出来即可，但孔令贻在回答没说什么以后，特地提了日本事一字未提，从表面来看是孔令贻违反了会话合作原则，但依据当时会话发生的情形来看，光绪帝询问孔令贻的真实意图就是询问李鸿章是否向他提了日本事的事，但没有直接问出来，由此可见，真正违背会话合作原则的是光绪帝，在接下来光绪帝又问孔令贻李鸿章为什么不提日本事，其实这个问题孔令贻是无法回答的，李鸿章为何不提日本事主动权在于李鸿章，非孔令贻能左右的。这样的例子在5476号档案中慈禧太后提到日本事时也有所体现：

“现在已经接仗，一时兵撤不回来，一时作事冒失，我怪难为的。对曰：佛爷鸿福不大要紧。太后曰：现在打仗收不回兵来。对曰：佛爷鸿福不大要紧。”

慈禧太后询问孔令贻母日本国的事，其实是想探寻孔令贻母对于日本国一事的态度，或者说是想探寻以孔府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对于日本国一事的态度，但孔令贻母并未将自己的态度表露出来，究其原因，猜测一方面是碍于妇人不应过于关注政事，另一方面是日本国一事在当时较为敏感，从慈禧太后的态度来看，她是后悔派兵与日本交战的，过多评论此事，无异于触犯慈禧太后。

二

场面描写是文学和史学作品的重要描法，比如儒家经典《左传》中的战争场面描写十分精彩，运用顺序、补叙、插叙、追叙、预叙、分叙等多种手法，与空间转换结合在一起，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在叙事手法上各有千秋。《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顺序是最基本的叙述手法，也是史书编纂最常用的一种手法，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将体系庞大、内容繁杂的史实较为清晰地记述下来，孔档也是如此。除了顺序以外，《左传》中的其他叙述手法也比较有特色，比如晋楚之战采用分叙的手法进行叙述，将视角一会儿放在晋军一方、一会儿放在楚军一方，在同一时间点上，两条叙事线同时展开，使得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将战争的紧张和激烈表现得淋漓尽致。

恼体来看，《左传》的场面描写和《孔档》的场面描写有很大的不同，《左传》在今天将其视为史书，但其又作为一部散文著作有着比较强的文学性，在这一方面，孔档作为一部记述宗族生活的私家档案，在情节起伏、场面描写、人物刻画、叙事手法上有所不及，但也有其特色。孔档主以顺序为主，与空间转换结合在一起，将人物与事件始末交代清楚，描写更为含蓄内隐，通过场面描写使得情节更完整，人物刻画得更加生动，使我们对于事件的发展和全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以5476号档案为例，主要记述了孔令贻母、妻进宫为慈禧太后祝寿并在颐和园小住月余，所记时间比较长，但读来并没有如流水账，而是有所舍弃、详略得当，语言简洁明了。档案中对孔令贻母、妻奉旨进宫演礼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十月初一日辰初，至福华门下大轿，赏肩舆入南海子，进与后妃七位主子磕头。蒙皇太后召见，先行三跪九叩头礼。”

寥寥数句，将孔令贻母、妻进宫的场景描述出来，语言简洁明了，但对于场景的刻画并未含糊，没有因为语言的过于简洁而使场景的刻画变得模糊，通过场面描写，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画面。

在孔档中，场面描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在5476号档案中，对皇极殿设宴的场景描述：

“初七日皇极殿演筵宴礼，皇后进酒，嫔妃两边摆桌，在殿内，福晋命妇两边挨桌，跪坐在王妃后，亦在殿内。”

通过场景描写，将皇后、嫔妃、王妃、福晋命妇所在的空间方位描述出来，同时也显示着他们身份的尊卑。孔档中的场面描写不及《左传》中的激烈，情节起伏也不大，但自有其格局。

如叶圣陶先生所说：“一个或多个人物，在某一境界中，占若干连续的时间而有所活动，就是一个场面。”可见场面描写围绕的中心是人物，场面描写是为塑造人物而服务的，同时人物的活动将推动情节的发展。孔档也注重场景描绘对人物刻画与情节发展的作用，比如在5476号档案中就描绘了孔令贻母陪同慈禧太后听戏的场面：

“初二日卯刻，跪送皇太后还宫，随驾在皇极殿东月台上跪接。皇太后驾入乐寿堂，随驾入戏院听戏。……太后问曰：你们吃饭了吗？别作假，你们家里有戏无戏？对曰：有戏。以前有专养的班子，恭贺万寿事，如宫中一样，在杀叩叵伦。如今养不起了，雇班子。”

这个场景既刻画出慈禧太后亲和的一面又与慈禧太后不舍孔令贻母相照应，此处也暗示出了曾经繁荣的孔府已经走向破败，为孔令贻母向慈禧太后诉苦孔府祭田被黄水淹了无租可收作了铺垫。

三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是以语言为记述工具的。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所说的“辞达而已矣”就是将语言作为文学表达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带有绝对性的，但语言体现在文学上的首要功能就是记述，也是文字语言创造的初衷，“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2]（P387）

文学语言具有状物摹形、绘声绘色的功能，能够具体逼真地描绘出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状态，能将各类人物的音容笑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闻其声。[3]（P72）孔档作为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家族档案读起来并不乏味，在5476号档案中，慈禧太后想留孔令贻母在宫中多住些时日：

“太后问曰：你们几时走？你们明年正二月里走？你是多会走？对曰：祝万寿事毕打算回去。太后曰：你为何怎[这]么忙？对曰：明年二月初间丁祭回去祭祀。太后曰：其实你们在这里多住几时不好么？对曰：不会说话恐惹老佛爷生气。太后大笑曰：你还会说这些话。”

慈禧太后一连三个问句表达对孔令贻母何时走的关切，在知道孔令贻母的归期后又问她为何这么忙，这里除却疑问也略带责备意，责备孔令贻母为何这么急着回去而不在皇宫中多待些时日。孔令贻母也听出慈禧太后话中的意思，用一句“不会说话恐惹老佛爷生气”惹得慈禧十分开心，责备意自然也没有了。这一段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既刻画出孔令贻母的睿智也刻画出慈禧亲和的一面。

文学语言表达准确、贴切，能依据真实的场景，使用比较准确、贴切的语言，将场景尽可能生动形象的再现，做出比较客观的记述。以孔档5476号档案为例，孔令贻母、妻在京期间每天进宫向慈禧太后请安，有些礼仪是每天必做的，如果将事件事无巨细的记录下来涉及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繁多，但细看5476号档案，并没有事无巨细的记录，而是有所选择，“初三日早上，去请安，一跪三扣头。每天如此”，用“每天如此”四个字将每天必行的跪拜礼简明扼要的记录下来。在下文中更是详略得当，有所重点的记述：

“十三日仍在皇极殿筵宴。宴完，随班谢恩。赏手帕、洋漆盒、江细篾子等物。谢恩。三扣头。”

“十四日早，太后曰：你们地的事，也是平常的事，摺子还递在皇上那边，吾还交代皇上。”

“十五日赏御笔大寿字、蟒袍、梳子等物二分。谢恩。三扣头。”

这三段文字尽管所用笔墨不多，也没有渲染的辞藻，但却准确的描述了孔令贻母、妻面见慈禧太后的大致情形。文学语言的形象性与准确性，不在于所着笔墨的多少，有时简洁的数十字也能将主要内容及场面记述下来，这就是语言文字的艺术魅力。

孔档中的叙事语言和对话语言都有其独特性，体现出了语言的艺术性，以简洁明确的语言将事件较为准确的记述下来，真实地再现了嘉庆帝与孔庆F、光绪帝与孔令贻，慈禧太后与孔令贻母、妻对话的场景，发挥了文学语言的功用。

四

孔档作为记述孔氏家族活动的私家档案，除了记述孔府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以衍圣公为中心的孔氏族人，塑造出形形的人物。孔档6312、6313、5476号档案中主要涉及的人物有嘉庆帝、光绪帝、两代衍圣公孔庆F与孔令贻，慈禧太后、孔令贻母六个人物，通篇以记实对话为主要的叙述方式，语言的特点之一就是形象化，通过人物形象的语言能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三篇档案，都是衍圣公及族人面见皇族，对话更是小心翼翼、深思熟虑。

从6312号档案嘉庆帝与孔庆F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嘉庆帝召见孔庆F主要关心的是有关祭祀孔子的事务，也涉及当地民情以及对孔庆F的告诫。在6313号档案中也体现出光绪帝对于孔府祭祀的关心，这历任皇关心的事务，孔府和衍圣公就像是一个文化的标志。皇帝为政统，儒家文化为道统，统治国家只依靠政统是无法安定民心的，还需要道统来教化百姓，从这点可以看出历任皇帝对孔府和衍圣公都十分优待和维护。对话中嘉庆帝对孔庆F两次表示想到曲阜去，但因频发动乱和水灾无法前去，但告诫孔庆F“你诗礼承家，好生成先圣事业，总要忠孝存心”，虽然如此，嘉庆帝一生未到孔府，可见嘉庆帝虽想极力再现“康乾盛世”，却无法抑制清王朝走向衰败。

从对话中还可以看出另一位人物衍圣公孔令贻是一位谨慎仔细，不逾矩的人，“上问：你那里有么？对曰：现在山东的百姓念书的念书，务农的务农都还安静。上曰：你好生与我严拿！对：臣世受国恩，应报效，此等事不是臣衙门所管。容臣回去寄信山东巡抚臣程国仁严拿。”从此处可以看出，嘉庆帝问曲阜是否有，孔庆F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大都安静，从当时肆虐的程度来看，曲阜未必没有肆虐，但孔庆F比较巧妙地将问题回避了。其次，嘉庆帝让孔庆F严拿，孔庆F以此事不归自己衙门管，将事情转给了山东巡抚，原因之一应是此事却不归自己衙门所管，不做逾矩之事，再者因为严拿一事确实棘手，恐难完成。

孔档中的记述对于人物形象的反映，虽然每篇是以记述某两个人物为主，但解读完6312号再看6313号档案，会发现同为皇帝的嘉庆帝和光绪帝性格特点有不同的体现，同为衍圣公的孔庆F与孔令贻的性格特点有所不同。光绪帝召见孔令贻首先关心的也是孔庙的情况，但孔庙情况并不乐观，孔庙前段失修，但又一直得不到修缮，光绪帝接着问为什么不修缮，孔令贻回答了四个字：“无款可筹。”光绪帝听后并未为孔令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将话题转移到了它更为关心的李章是否向孔令贻透露日本国一事，从此处对话可以看出光绪帝虽处帝位但无实权去有所作为的无奈和软弱，这在接下来孔令贻提出查找祀田无果的事，光绪帝也只是问他“你不能专摺奏事？”，也未说出为孔令贻解决事情的办法，因为有眼前更为危机的事情，就是清王朝已经走向末路。

在这样一个较为敏感的时期，衍圣公孔令贻与前代衍圣公相比，有着更为沉重的责任，那就是在乱世之中如何保护孔府不随着清王朝走向末路。从光绪帝与衍圣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衍圣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孔府的现状，孔庙前段失修却无款可筹来修缮，查找祀田却阻碍重重，这在5476号档案中孔令贻母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孔府现状比较窘迫，除了大半丢失的祀田无法找回，曾经府内专养的戏班也养不起了。从孔令贻回答光绪帝的问题上来看，他的性格不如其曾祖父孔庆F沉稳，处事圆滑，特别是在问到日本国一事时，并没有回避这个话题，导致自己无话可回。或许正因孔令贻的这种性格使得孔府在风雨飘摇之际，如墙头草一般，清王朝灭亡以后倒向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张勋复辟以后又向张勋示好，但无法抑止的，孔府最终也走向没落。

《孔府档案》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史，最值得注目的就是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孔子后裔及封建世家大族生活状况的重要依据，但除了其历史价值，在记述以衍圣公为主的孔子后裔的生活和围绕孔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显示出其作为史书的文学价值，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值得从文学角度进行更进一步的解读。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府档案选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高尔基.论散文[A].高尔基论文学（续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79：387.

国庆记事作文范文第4篇

6月21日，重庆市委宣传部举行全市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工作总结表彰会，授予《重庆日报》科教新闻部等51个单位“重庆市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包括本社伍成福､殷恕､黄佳渝在内的95名同志“重庆市宣传文化战线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获奖代表张永才讲述的《重庆晨报》的故事，就是重庆媒体的一个缩影――

从地震发生那一瞬间起，《重庆晨报》人的心和灾区群众的心就在一起跳动――

灾难中，我们赶到第一现场

5月12日14时28分。年轻的摄影记者张锦旗刚完成采访回到家中。这时，地震发生了!张锦旗光着脚逃到大街上，他唯一带出来的东西是相机。于是，这个下午，市区的大街小巷上闪现着一位光脚记者的身影。

张锦旗的表现仅是《重庆晨报》团队的一个缩影。地震发生后，在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分散在全市采访的记者自觉投入到抗震救灾的采访中。

20分钟后，《重庆晨报》在街头召开编委会，决定成立汶川采访报道组。10多位编辑记者主动请战。仅仅一分钟，编委会确定了8人报道小组:摄影部主任鞠芝勤，他的女儿即将参加高考;文字记者冯超，他当时正发着高烧;摄影记者甘侠义，他当天上午才动了眼部手术，一只眼睛还包着纱布……

“第一，快速赶赴灾区;第二，尽快发回报道;第三，注意安全，活着回来。”唐林总编辑噙着泪花发出出征令。

随后，编委会决定打破常规，出版《重庆晨报号外》。在地震发生当天，由于信息不畅，谣言和小道消息满天飞。当天晚上7点多，3万份《号外》在重庆主城区最繁华的五大步行街和读者见面!

看了《号外》后，市民大加赞赏:“我们了解了真实情况，大家都不再心慌了。”

灾难中，我们和人民守望相助

“在都江堰新建小学的废墟上，记者无意间将头转向校门旁的昏暗处，发现那里已摆放着20多条短小的鼓鼓的裹尸袋，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眼泪夺眶而出。”这是记者史永庆在第一天的报道中的一段文字。

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记者和人民感同身受，心手相连。

5月16日一早，文字记者仇峥和肖庆华，带着2瓶矿泉水，步行2个多小时后进入映秀。由于通讯中断，无法发稿，晚上7点，他们踏上返程路，12点才赶到码头。但冲锋舟已经停开，疲倦已极的记者仇峥，在一条裹尸袋里睡了一夜。

灾难中，

肩负起我们的责任

国庆记事作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基督徒；双十节；辛亥革命；社会记忆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48－06

①罗福惠：《研究“辛亥革命记忆”的意义与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54页。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罗福惠教授、朱英教授主持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与诠释”（09JZDW004）。本文写作得到了该项目的支持以及两位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②最近发表的这方面的研究有何卓恩、周游《“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朱英：《“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③详见梁寿华《革命先驱：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刘家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乃至以后仍然会以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呈现着，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构成了今人所常说的“历史记忆”或“社会记忆”。所以，有学者提出，研究中国人百年来的“辛亥革命记忆史”，与研究当时的辛亥革命事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①双十节作为纪念武昌起义的法定节日，通过一些仪式和话语诠释，年复一年的表达，成为人们建构和承续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双十节的参与者有官方，也有民间，他们都以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双十节，因此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也各有特色。②本文所关注的记忆主体是基督徒。

孙中山在1912年基督教会的一次欢迎会上曾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1)此话虽有夸张、恭维教会之意，但并非虚言。现有研究足以证明，基督教对辛亥革命的兴起有直接关系。③而作为辛亥革命的果实中华民国，也通过1912年3月颁布的《临时约法》首次明确了“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因此，基督徒对辛亥革命要比一般民众有更深切的感情和记忆。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1912-1949）基督徒在双十节期间的纪念活动与言论，来看他们如何建构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如何诠释辛亥革命的主题，如何表达他们的现实诉求。

一、 庆祝“新中国”:美好的辛亥记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对数以万计的中国基督徒和在华传教士而言多少有些意外。在很多城市，他们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而且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革命。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这场革命的很多领导人及骨干都是基督徒或受基督教的影响，心情从开始时的惊讶、惶恐渐转为欢迎和兴奋，他们认为，期待已久的一个“新时代”（a New Era）和一个“新中国”（New China）就要来临了，这让中国基督徒无不欢欣鼓舞。(2)传教士的核心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912年元旦社论中写道：“1911年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厚一笔，新中国腾空出世。这场革命确实还没有结束，极端保守主义和中世纪思想（medievalism）仍在负隅顽抗，但阵地日渐缩小。新中国最终会坐稳宝座！”(3)

早在临时政府确定“双十”为国庆日之前，一些地方教会已经在举行活动庆祝了。美以美会与监理会合办的《兴华报》报道说：“中华民国成立，人人耳目一新，到处开会庆祝，此固国民之幸福也”。(4)浙江湖州教会报道说，“迩来民国成立，各处特开庆祝大会，我湖郡基督徒深表同情，遂亦开会庆祝”。(5)嘉定的安立甘会、浸礼会和监理会三个公会准备在元宵节联合聚会，补祝民国元旦，举行提灯会，“以表我中华共和成立，为数千年未有之盛举”。当时嘉定各团体亦想组织聚会，保安团长正好是浸会教友，就和教会商量能否联合办会。教会深表同情，遂各自推举代表共谋办法，最后成功举办了国庆大会。这次国庆让教会受益颇多，“我教会百余年无形之鼓吹，至今日而稍沾荣光，与各界水融，共享自由，于教会前途，庶有厚望焉”。(6)

太湖监理会于1912年元月19日在西山举行新堂礼拜，除了用柏枝遍缀内外，还专门升挂中华民国的国旗。晚间开欢迎会，主题是“欢迎中华之新世界、欢迎新总统、欢迎新国民”。(7)在安徽熙湖，当地政府邀请学军商各界开庆祝统一大会，教会代表也列坐。春节时，教会邀请绅学军商各界代表，在福音堂合开庆祝感谢大会。大会有演讲，题目皆围绕共和，譬如“共和国民如何革心”、“共和女国民当如何振作”，还有“基督教与共和国有何密切关系”等，大会喊出了“国民万岁，民国万岁”的口号，以此来祝愿新生的中华民国。(8)就连地处偏僻的云南昭通教会也对民国成立做出积极的反应。英国传教士在革命之初的混乱中纷纷迁避，教会工作因之停滞，但听说共和成立后，“皆欣然色喜，从此重回故址”。他们比较了民国与满清，感慨将来“教会必更兴盛，迥异满清之锢我弃我而大失所望也”。(9)

1912年10月10日是第一个国庆日，全国人民放假庆祝，各地教会也不例外，单独或联合当地社团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武汉作为首义之区，第一个国庆就更具特殊意义，有两位英国女传教士应邀参加了官方组织的国庆典礼，并与黎元洪见面，其太太也陪同接见。妇女能与男人们平起平坐了，这让传教士感到中国妇女真是已经生活在“新中国”。(10)美国传教士喜欢把中国国庆日比成美国的“独立日”。在山东潍县的长老会传教士贺乐德（Charlotte E. Hawes）在书中写道：“1912年10月10号，我抵达上海，正好碰上这个伟大的爱国节日，庆祝中国第一个‘独立日’。我们驶入港内时，整个上海都是欢乐的，整个江边都挂满了共和国旗，色彩斑斓”；“中国人应该有一个欢乐的时光。中国革命在近代历史的卓越成就是无与伦比的”。(11)在山东潍县，教会大学和中学都参加了盛大的庆祝和游行，四百个基督徒学生和老师在城里游行和参观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手持共和国旗及其他旗帜标语，唱着爱国歌曲和赞美诗。贺乐德很高兴看到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国庆使“这座保守的城市长久以来关起的门又敞开了”，教会与民众的距离拉近了。(12)

基督徒很容易把充满伤痛的义和团记忆与辛亥时期的感受相对比，这使他们无法不对新生的共和国报以感激之情。这种感激通过教会1913年4月组织的“全国祈祷日”活动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北京的教会确定4月27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请求政府电报，要求各地教会都要“为正在开会的国会祈祷，为新成立的政府祈祷，为即将当选的总统祈祷，为民国宪法祈祷，为各国承认中国政府祈祷；为国家和平祈祷，为有能力品格高尚的人从政祈祷，为政府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祈祷”。(13)这次全国祈祷日活动范围之广是从未有过的，从通都大邑到边陲小镇，凡有教会的地方几乎都举行了祈祷活动。

教会主动提议为中华民国祈祷，政府欣然答应，并派官员参加，这让传教士们惊叹不已，“从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华外国人认为这是自革命开始后最让人震惊的巨大变化。当然，在华大部分传教士还是比较清醒，并没有把它解读为“中国官方迫切要求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一些人所断言的官方以此来寻求基督教的政治支持。(14)其实，这件事从中国基督徒的角度是很容易理解的。基督徒第一次获得了国民待遇，基督教也有了合法地位，他们对辛亥革命及由此而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感激，也是祝福中国基督教有更好的将来。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民初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是建构在兴奋、感恩的心理基础上，第一个国庆日毫无疑问是中国教会最美的辛亥记忆，也是充满期待的辛亥记忆。

二、悲喜交加的双十纪念：苦涩的辛亥记忆

在中华民国第二个国庆日时，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但他很快就暴露出独裁专制的野心。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解散国会，国家再次陷入内战。包括基督教信徒在内的民众对中华民国刚兴起的希望又一点点化为失望。1914年元旦，23岁的基督徒陶行知在为金陵大学校刊撰写的社评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这或许也可以代表知识青年当时的心情：

民国元年元旦，全国之大希望，非所谓袁孙交欢乎？民国二年元旦，全国之大希望，非所谓正式国会乎？当夫中山北上，两院开幕，全国人士，盖莫不弹冠相庆，希望之透达矣。曾几何时，而萁豆相煎，两贤交，国会亦专务自杀，如海市蜃楼，霎时没去……今年之希望，旋得而旋失；明年之希望，复旋得又旋失。则此无量热血、无量头颅换来之民国，更有何希望之可言？(15)

到1915年国庆，袁世凯忙着复辟帝制，对辛亥纪念毫无热情。护国运动成功，民国居然死而复活，教会在失望和希望中迎来一个又一个国庆日。武汉作为首义之区，对国庆纪念历来格外重视，教会也不例外。1919年国庆日，武汉各教堂循例庆祝，“各堂施圣餐，行礼拜，以表庆祝之典”。据文华大学两位同学观察，“各教堂各机关，均张灯结彩，各学校音乐喧闹，精神为之焕发，乐不胜言”。但民国根基不稳，又让这两位爱国学生有所“不乐”，担心国家“将有破产之虑，而卖国诸奸，尚拥高位，国脉危如一发，复何乐之足云。爱国者为之伤，忧国者为之吊可也。”(16)

1920年国庆时，人民仍难得有好心情来庆祝。《中华圣公会报》以此来描述民国以来的九年：“战事迭起，民不聊生，只可谓之战国，不可谓之共和国……频年战争，变乱相仍，军事倥偬，人民未享共和幸福”。在教会看来，民国虽然在政治上未收共和之效，但有共和之名也很重要，仍值得庆祝，“故今日之庆，庆民国也，庆共和也，且庆共和国体。自此固定，无论军阀如何专横，政客如何纷扰，党派如何淆杂，内乱外侮如何丛生，而共和民国之名称，决无改易。悬旗祝贺，鼓乐欢呼，不亦宜乎”。(17)到1922年第11个国庆时，军阀混战正酣，国庆气氛自然也浓厚不起来。《兴华报》的社论写道：“回想起前十次的国庆，除了第一次特为专制，建立共和，尚有兴高采烈的精神外，其余九次岂不都是虚应故事的么？” (18)但这篇国庆社论仍希望国民不可过于悲观，还是要“特别的打起精神”来庆祝，因为共和政体尚存，民国虽屡遭厄运，坚信它能“大器晚成”。(19)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政府或绅商组织国庆活动，教会或教会学校都会主动发起国庆活动。1923年国庆，江西丰城美以美会发现其他团体均无动作，就率先发起庆祝会，邀请各界来宾，以表现爱国之心，唱诗奏乐，请人演说。结果礼拜堂坐满了人，“所有稍有知识之人，均相继到该会赴会”，所有来宾同向五色国旗行三鞠躬礼，三呼“中华民国万岁”。(20)有些教会会主动跟当地社团联络，共同组织国庆活动。江苏松江每年庆祝双十节只限于学界，当地教会决定与松江救国同志会联合，成立“松江各界双十庆祝会”，议决双十节当天午后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典礼，并追祭先烈，晚上再进行全市市民提灯游行。祭祀先烈，因为涉及到教会比较敏感的偶像崇拜，与基督教的固有礼仪相冲突，因此教会上午单独在乐恩礼拜堂举行国庆典礼，就不派代表参加下午的追祭先烈活动。(21)

教会界的国庆纪念除一般常有的开会、演讲、唱国歌、戏剧、游行、提灯、放爆竹、喊口号等形式外，通常还有唱诗、祈祷等有教会特色的程序。请来演讲的大多是教会名流，也有不少是非教徒的社会名流。演讲和戏剧节目的主题多和辛亥革命以及时事相关，以此缅怀先烈，痛陈民国以来的社会各种病根，希望寓教于乐，唤起民众。国庆通常都在教会学校或教堂内举行，表演的主力也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和教堂的唱诗班。例如，江苏太湖弥镇教会1922年的国庆程序大致如此：先是全体唱诗，祈祷，然后男校和女校轮流演戏，内容为民国光复、革命军起义、宣统退位等。(22)

然而，中华民国从成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不是内战就是抗战，民不聊生，除了个别年份，国庆日的到来反而让人们更加感伤，教会和基督徒多次发出“国庆何庆之有”的感慨。1924年《兴华报》的国庆社论如此感叹：“呜呼！国庆何庆之有？吾民国建立至今，已历十三寒暑。在此十三年中，无年不在凄风苦雨之中讨生活。外侮也，内争也，时有见闻。呜呼民国！伤心哉国庆！去年国庆，猪仔受贿，曹贼窃位，总统之梦，居然成为事实。今年之国庆，不幸而有江浙之战。”(23)但教会并不完全悲观，《信义报》在1925年的国庆社论中说：“前人只知道家庆，今人更知国庆，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人知识上的一大进步。国庆日是庆祝中华民国成功，前清帝国消灭，人民由奴仆而进为主人，固然不错。但经了十四年的演进，意义却就绝不如是之简单，中华民国成功固然可庆，民五袁世凯帝制自为，民六督军团造反，民七徐世昌非法总统，民十二曹锟贿选，这些颠覆共和，危害国本的举动，都完全宣告失败，十四年以来，共和仍旧得以确立，岂不是更可庆吗？”(24)燕京大学宗教学教授赵紫宸在1927年的国庆短论说，“自民国开始以来，国耻与国庆纠缠，分拆不开”；“国庆国耻在现代的中国，是年年必须有的纪念。我们切心的痛苦，就是耻大于庆，使我们每逢双十节不能有放怀称心的大快乐。”(25)

1928年国庆时，北伐已成功，国家统一，全国人民算是过了一个舒心的双十节。但到1929年，国外内形势又变，战争又起，基督徒学者、岭南大学教授谢扶雅感慨，“今年双十节庆祝，又在烽火连天干戈扰攘底当中”。他把中华民国比喻成一个店铺，“我们今日的店铺，还只有一块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招牌，完全未曾能开店做交易，未能屹然自树于国际之林；这不是你我的羞耻吗？今日我等聚集纪念，与其说是庆祝，毋宁说是惭愤！”(26)1932年9月28日行政院宣布全国一律停止庆祝，谢扶雅更是以连连的感叹和问句表示他郁闷的心情：“唉，‘国庆’这两个字不提则已，一提提起我满腔悲愤来！伤哉国庆！痛哉国庆！”“国庆国庆，不是已庆了足足二十年吗？现在竟庆到国破家亡，更还庆个什么？‘国’之不存，‘庆’于何有？辛亥起义，光复神州。我先烈不知掷了几多头颅，流了几多鲜血，牺牲几多身家性命，辛辛苦苦，才把这锦绣河山，重再整复，创立了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使我四万万人民都脱离了家奴的地位！回顾辛亥之双十，我等将何以对彼缔造艰辛之诸先烈？奚遑称庆？惟有惭泣！” (27)身为基督徒的燕京大学教授梅贻宝此时写下了《国难中的国庆》一文，“按常情来讲，一个国家，每年一度，庆祝他的肇始，纪念以往的事迹，亦借以振兴民气国魂，本来是很自然，很有意义的举动。事到如今，竟连这一些点缀，亦都取消，岂不凄凉也”。(28)

抗战时期的双十节，基本是以抗战动员为号召，基督徒也不例外。抗战胜利一年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内战。这时创刊不久的基督教杂志《天风》发表了社评：“双十节是纪念中华民国成立的节日，我们对于它，照情照理，都应当距跃三百，欢欣无限。自民国成立之后，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牵缠于内忧外侮，国家没有一天和平，民生没有一日安定，至于一切建国工作，则更无从谈起……三十五年前成立的中华民国，其运命真是不绝如缕”。(29)到1948年双十节，人们仍看不到和平的任何希望，《天风》一位作者感叹：“中华民国成立迄今，已整整三十六年，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很像样的国家了。而今日中国的这一副残破相，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不知所以。”(30)

尽管基督徒的心情在大部分国庆日不免有几分苦涩和无奈，但他们仍以积极心态组织、参与双十节的纪念活动，通过开会、演讲、戏剧、唱诗等一系列的仪式来纪念辛亥革命，尽己所能来建构、强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社会记忆。当然，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无疑会影响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建构，他们对当下政治与社会现状的控诉，正凸显出他们他们对辛亥革命共和理想的珍视与追求，构成了他们辛亥记忆的核心内容。

三、 双十节与十字架：辛亥记忆的诠释

基督徒组织、参与双十节纪念活动是他们对辛亥记忆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基督徒对双十节以及辛亥革命的诠释，反思基督徒应尽的社会责任，这是基督徒对辛亥革命记忆的深化，尽管有些人只是单纯从基督教信仰的视角出发，因而显得不够那么理性。

1917年，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双十节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指出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是“共和”。他认为双十节应该纪念三件事情：一是中国从“一姓一家的中国变为百姓的中国”；第二件事就是“千万人的心血、头颅、身家、财产换来”的共和；第三件事情是纪念共和“再死再复活”。他认为双十节纪念就是为提醒民众“民国与我们有生死存亡的关系”，知道创业的艰难，守成的不容易，因此要对民国感恩并负起责任。他号召大家“要爱我们的民国”，“有了爱国心，虽亡必存；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爱国的法子”，陶行知认为“义和团”就不是好的爱国法子，应该“适当限制爱国的法子”，“小不忍则乱大谋”。(31)

陶行知大概是最早把双十节与基督教的十字架联系起来的基督徒。早在1916年双十节聚会当中，美国朋友问他双十节的意义，他回答“double cross”,借用了耶稣殉道十字架的故事，来说明双十节也有牺牲的意思。陶行知认为中国既贫且弱，要救中国的贫，就要背负一个十字架，救中国的弱，又须负一个十字架。他以这两个十字架的含义来勉励师生要有牺牲的精神，“吾国人如能加倍的牺牲报国，我们对于祖宗所遗传、烈士流血所造的民国，可以无负”。(32)

陶行知后来又多次用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的含义。如1926年双十节，他以测字的方式来演绎十字架的含义。他要测的两个字分别是“朝”和“萌”。朝――太阳在左，月亮在右，背着两个十字架，表示“为自由而奋斗，快起来，向前走”。萌――太阳在左，月亮在右，背着两个十字架，表示“大众刚才出头，侵略者，吓得抖”。这两个字都是包含着十月十日，用以纪念双十节，可见陶行知诠释之巧妙。(33)1929年双十节，陶行知还做了一副对联，其上联是：“为破坏牺牲，为建设牺牲，中华国民应背两个十字架”。1931年，长江水灾，九•一八事变，陶行知在双十节纪念时希望民众背起四个十字架：“我们在通常之破坏与建设之外，还得为水灾牺牲，为抗日牺牲……我们从今天起该从从容容的把这四个十字架背起来吧！”(34)陶行知以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并非在玩字面游戏，而是用基督徒的信仰来理解中华民国之不易，希望民众能以基督教的牺牲精神为民国建设出力。

四川一位基督徒萧文若也用基督教来诠释双十节，认为双十节是“许多革命先烈的头颅换得来的”，由此可见革命的意义“乃是刻苦、牺牲、甚至于丧掉自己的生命”，而基督教也是“耶稣基督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基督教有同样的来源和意义。(35)

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国庆日的反思中一般都强调国民应该负有的责任，尤其是基督徒所应负担的责任。《信义报》的社评认为，基督徒除了效法基督外，也要竭力表彰和宣传基督公义之道，“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明己罪，藉圣灵循循善诱之功，化除自己的私心欲望，症结既去，始有生机的希望，基督徒果真爱国，就得多在此处做功夫”。(36)赵紫宸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更要负责任地去为国家同胞谋实益，建设国家的事业。无论如何，我们要为国家、为同胞忏悔我们不负责任、因循苟且的罪过，要革面洗心，铲除一切精神上使我们不能有国庆的原因。我们与同胞在精神上，思想志向上，一同努力前进，这是最大的喜庆”。(37)

辛亥革命以来，民国虽然有名无实，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实在没有纪念的价值，但美以美会《兴华报》社论以为不然，认为就算辛亥革命没有一点成功，也还是值得纪念，何况事实上并不如此：“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岂不是辛亥的成功吗？进一步说，辛亥革命就是完全失败，也值得纪念，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也是开一条成功的道路……所以每届双十节来到，我们一面要庆祝，一面要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国人应有的努力。”(38)广西圣公会牧师黄福平认为基督徒对于国庆热烈的表示，不但很应该而且很合理。他认为人人都应休业一天，衣襟里要插一面国旗，父母家长要把国庆的意义向孩子透彻地演讲，更重要的是，“人人为国祈祷，是日礼拜堂应有为国恳切的公祷”。(39)

九•一八之后，国难就成为国庆日中挥之不去的痛苦，很多基督徒悲观失望。但梅贻宝认为 “既无可乐观，亦不得悲观”，把基督教所应采取的态度称为“努力观”或“改善观”。他这样的态度建立在两个信念的基础上，即“大信”“小信”。所谓大信，即是“信创造能胜过摧残，爱护能胜过损伤，公理必胜过强权”。他又用基督教教义来说明大信就是“上帝是良善的，天国必要临在世上”。所谓小信，即“信宇宙虽大，人力虽微，人力却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自然各种势力势均力敌的一刹那间，人力竟能左右一切，影响万世”。他援引圣经记载耶稣的话：“你们应当以善胜恶，你们应当惊醒，你们应当勤于工作，因为你们的天父亦在工作”。(40)梅贻宝认为这两个信念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大信，便流于懒人的乐观，诸事听其自然，上帝负责包办一切……一般基督徒断章取义，借此得些空头的安慰。反而言之，若只有小信，人们虽有努力而缺乏目的，失掉归宿，其努力亦只能自成因果，而没有更深的意义了”。(41)梅贻宝从信仰的立场出发，利用基督教的思想资源来鼓励和指导基督徒如何应对国难，催促基督徒们拯救民国，实现天国，这在教会中可以算是代表性的思想。

抗战胜利后，基督徒仍在反思中国为何难以实现辛亥革命的目标，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天风》社论指出：“我们虽名为‘中华民国’，而实际上，三十五年来，我们所有的是一个‘中华军国’和‘中华官国’。”社论认为人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强调民权主义，只重视官权，因此，官僚政治统治全国，导致35年来中国毫无进步。社论对未来的中华民国提出了四点希望：首先是民主；其次是“和平的中国”，没有和平就没有民主；然后是一个独立的中国；最后，中国复兴建设的工作，“要建设成一个重工业的国家”。这是这群基督徒知识分子在第35个国庆纪念中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希望”。(42)

但如何拯救国家、实现辛亥先烈的志愿，有一位基督徒考察了国庆日与基督教的关系后，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归于基督教的力量，因此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就需要这样一个入世的宗教，“一个真正能够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训也是基督教的精神，“国父领导革命，满清，建立民国……我以为那正是依据着基督的力量，而获得必胜必成的结果呢！”(43)在他看来，宗教即是主义，信仰宗教，正如信仰主义；宗教所给予的力量，正如主义所给予的力量，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正与我们的革命先烈相合”，也与“先哲孔子和国父的遗教所崇尚的最终目的世界大同主义相同”。(44)这位基督徒把宗教等同于主义，而且迷信基督教的力量，认为基督教能解决所有政治社会问题，甚至能实现人类大同，恐怕很难得到今人认同，但这代表了当时部分基督徒的真实想法。

也有基督徒能跳出宗教的窠臼很理性地分析辛亥革命的成败，如王季深在1948年国庆日发表的《未完成的辛亥革命》一文。在他看来，武昌起义是“满清统治者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必然中的偶然”，“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居然‘神迹’似地成功了”。但正因如此，他认为辛亥革命有了这一先天性缺点，种下了它后天的妥协性。他分析了辛亥之后中国的发展，认为“这一页一页的黑暗的历史，无一不是对辛亥革命的强烈讽刺”，但他并不因此认定辛亥革命为“失败”，而是引用美国历史学家Helen Pratt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跟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农民革命运动一样，是一个“未完成的革命”，根本原因在于革命党人“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认为这并不影响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块不朽的里程碑。”因为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有两大功，即了267年的满清统治，了延续达2122年的君主专制，只是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仅为形式，而非实质。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行动，“提高被压抑了二千一百多年的人的尊严与价值，要过人的生活”。他不忘他们这代人的责任，希望把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扛在今人的肩上了：“化忧为庆，惟在吾人的一念：革命必须彻底。艰苦在前程，希望亦在前程”。(45)这类反思已明显受到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从长时段的社会发展规律来分析辛亥革命，也更接近今天我们的一般看法。

四、 结语

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基督徒同社会其他群体一样，在双十节到来之际常有“庆无可庆”的抱怨，但它作为法定节日，很多教会和信徒仍积极组织、参与双十节，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强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社会记忆。从本文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双十节纪念活动有时能给教会带来与当地政府、绅商社团合作的机会，进而扩大教会影响，甚至也有教会借助国庆聚会进行布道活动，(46)但这并不是基督徒组织双十节纪念的主要动机和意义。从基督徒双十节期间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讨论的话题其实很少彰显自身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也很少为自身争取利益，而是以争取国家统一、民主共和、人民幸福为现实诉求，这些内容构成这一群体辛亥记忆的关键词。同时，他们也以象征牺牲的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与辛亥革命，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位国民应尽的责任，尽管他们的思想仍偏重基督教的立场，但这种爱国爱教的立场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社会尊重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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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ditorial: Retrospectiv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3, No. 1, January 1912, p. 2.

〔4〕奋兴会〔J〕.兴华报，第9卷第2册（1912年3月13日）：8.

〔5〕姚敏之.恭祝总统〔J〕.兴华报，第47册（1912年1月16日）：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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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阙维民，沈昌洪.埃米莉•M•尤因斯的《辛亥家书•下》〔J〕.文献，2002，（ 4）： 220-224.

〔11〕〔12〕Charlotte E. Hawes, New Thrills in Old China，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13，pp. 227-228，p. 269.

〔13〕〔14〕“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pp.41-42，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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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十四年的国庆（社论）〔J〕.信义报，第13卷第36号（1925年10月）：1.

〔25〕〔37〕赵紫宸.短论•十六年国庆日〔J〕.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12期（1927年10月）：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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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谢扶雅.更还庆个什么――写在民廿一的双十〔A〕.南华小住山房文集：第5辑〔M〕.75-77.

〔28〕〔40〕〔41〕梅贻宝.国难中的国庆〔J〕.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1期（1932年10月）：3-4，4-5，6.

〔29〕〔42〕双十节纪念（社评）〔J〕.天风，第41期（1946年10月5日）：1,1-2.

〔30〕〔45〕王季深.未完成的辛亥革命〔J〕.天风，第6卷第14期（1948年10月9日）：4，5.

〔31〕〔32〕陶行知.双十节纪念〔A〕.陶行知全集：第1卷〔M〕.233-234，235.

〔33〕陶行知.双十节测字〔A〕.陶行知全集：第7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662.

〔34〕陶行知.背起四个十字架〔A〕.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367.

〔35〕萧文若.基督教与双十节〔J〕.希望月刊，第8卷第9期（1931年9月）：1.

〔36〕中国纷乱与基督徒的责任（社评）〔J〕.信义报，第13卷第40号（1925年11月）：1.

〔38〕本届双十节的感想（社论）〔J〕.兴华报，第26卷第39册（1929年10月9日）：2.

〔39〕黄福平.基督徒对于国庆应有的表示〔J〕.圣公会报，第22卷第19期（1929年10月1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