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范文第1篇

世人称“韩文如潮”，指的是韩愈的散文有海潮一样壮阔而汹涌的气势，而韩愈的诗歌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则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纤巧卑弱现象。韩愈把过去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的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文如其人”，这样的诗文特色是和韩愈性格中的直爽、狷介分不开的。

（一）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唐】韩 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写作背景】

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几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有八千里之遥。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这首名篇。

【赏析】

首联直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他很有气概地说，这个“罪”是自己主动招来的。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的命运是“朝奏”而“夕贬”，且一贬就是八千里。

三、四句直书“除弊事”，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申述了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很有胆气。尽管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他还是“肯将衰朽惜残年”，且老而弥坚，使人如见到他的刚直不阿之态。

五、六句就景抒情，情悲且壮。此两句一回顾，一前瞻。“秦岭”指终南山。云横而不见家，亦不见长安，何况天子更在“九重”之上，岂能体恤下情？他此时不独系念家人，更多的是伤怀国事。“马不前”用古乐府“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意。他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三字，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结语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韩愈用其意，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就艺术上看，此诗是韩诗七律中的佳作。其特点诚如何焯所评“沉郁顿挫”，风格近似杜甫。“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情的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的高妙：笔势纵横，开合动荡。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对比鲜明，高度概括。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整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成之感。五、六句宕开一笔，写景抒情，“云横雪拥”，境界雄阔。“横”状广度，“拥”状高度，二字皆写得有力。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此诗虽追步杜甫，但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律诗有严谨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诗仍能以“文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较好。好在虽有“文”的特点，如表现在直叙的方法上，虚词的运用上（“欲为”、“肯将”之类）等；同时亦有诗歌的特点，表现在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五、六联，在苍凉的景色中有诗人自己的形象）和沉挚深厚的感情的抒发上。全诗叙事、写景、抒情融合为一体，诗味浓郁，诗意盎然。

【练习】

（1）第一、二句中的“朝奏”与“夕贬”、“九重天”与“路八千”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诗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其中蕴含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2）第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借景抒情，并做到了眼前景与心中情的完美统一。请你对此加以分析。

【参考答案】

（1）对自己无罪遭贬的怨愤之情。

（2）第六句既是实写也是虚写，实写大雪阻路，马难前行，虚写诗人留恋长安，不忍离去的感情。

（二）

送李愿归盘谷序（节选）

【唐】韩 愈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①。”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②不维，刀锯不加③，理乱不知④，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⑤，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⑥！”

【写作背景】

这篇赠别的序文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当时韩愈34岁，到京城谋职。自从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汲汲于仕进，却始终得不到重用。

【注释】

①盘旋：同“盘桓”，留连、逗留。

②车服：车辆与服饰，代指官职。古代以官职的品级高下，确定所用车子和服饰。

③刀锯：指刑具。

④理：治。唐代避高宗李治的名讳，以“理”代“治”。

⑤趑趄（zī jū）：踌蹰不前。

⑥徜徉（cháng yáng）：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

【赏析】

这篇序文，既是赠友之作，又是抒怀之篇。它巧妙地揭露了官场的丑恶，倾吐了内心的不快，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选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简练的笔墨叙写了盘谷之美及得名的由来。第二部分借李愿之口，写李愿在盘谷的作为和生活：洁身自好，无悔无忧；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看似叙述李愿言论，实含作者强烈感情。第三部分，先用“壮之”赞美李愿的话，表明“愿之言”即“愈之意”；再以“歌”词极言盘谷之美、隐居之乐和向往之情。

这篇文章是散文，全文贯串着散文的章法和气势。却有辞赋的特点：第一部分是散体，第二部分用了铺叙手法和排偶句式，第三部分则是韵语。

苏轼曾经说过：“余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可见此文感人之深。

【练习】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草木丛茂，居民鲜少

鲜：少

B.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

辟：法律

C.谓其环两山之间

谓：算是，算作

D．膏吾车兮秣吾马

膏：用油脂涂抹

2．以下各项全都属于李愿隐居的原因的两组是( )

①宅幽而势阻

②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

③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

④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

⑤触刑辟而诛戮

A.①②③ B.②③⑤

C.①③④ D.②④⑤

3．翻译下面的句子。

①起居无时，惟适之安

②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

③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参考答案】

1.C “谓”通“为”，因为。

韩愈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韩愈；道统；道统论；儒学复兴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一、韩愈的道统论的基本内涵

韩愈在《原道》中以儒家之道区别于佛老之道，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家法统，建构了道统论。因而，我们可以从“道”与“统”两方面理解道统。“道”主要是理论与精神因素，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特征；“统”主要是历史因素，具有时间性与连续性的特征。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蔫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①“道”也称为“先王之道教”。在他看来，“道”首先是作为儒家思想本质和理论硬核的仁义道德，其实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即以仁义为本的天下公言。因而，“道”超越一切具体知识特别是异端思想，处于优先于一切的根本性地位，提供了一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与本源。“道”不仅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也包括儒家的典章制度、社会阶层与分工、伦理秩序、社会风俗，“这实际是韩愈所了解的整个儒家文化——社会秩序”。就经验层面而言，道体现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就超验层面而言，道存乎古今、贯通天人。自古至今，道的传承有一历史过程，这便是统。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蔫。”②圣与道合一，所谓的道统就是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谱系。韩愈的道统说据陈寅恪先生讲，一是由孟子篇章所启发，二是由禅宗祖统说摹袭得来①。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确立一种人物的外在谱系，而在于借此梳理思想的内在传承，通过道统的构建使儒家思想（道）具有连续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从而能够凌驾一切异端思想，成为绝对真理与唯一权威而重现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最终实现儒学的复兴。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韩愈的道统论。

首先，我们看韩愈的儒家文化立场。韩愈辨名析理着力阐述孔孟之道体现着他理智上对于儒家思想及精神价值的理解，他虚构历史，以圣人史观盛赞先王之教，体现着他情感上对古圣先贤的景仰，合而论之即是对儒家文化认同与坚守。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的长期压力与道教的兴盛，加上儒学的长期衰落，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以至于出现这种局面：“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亦尝云尔。不惟举之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③对文化思想界的这种混乱状况，韩愈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打起儒家的大旗，并重新明确规定其内容，以正人心排佛老尊儒学，坚定了儒学文化立场，明确了士人阶层与普通阶层的文化归属。

其次，我们看韩愈的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主要是指在儒家内部存在多个学派时，某些儒者特别是具有道统观念者认为自己得到了先王之道的真传，视自己为儒门正统，而把其他学派视为旁门乃至异端。因而道统首先意味着对儒学本质的理解和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在儒学内部起着划分学派——“判教”的作用，甚至说道统保证了儒学学脉的“纯正”与一以贯之。正统观念是儒家文化立场的内在要求与进一步延伸。荀子与杨雄“择蔫而不精，语蔫而不详” ，既没有正确把握孔孟之道的实质，也没有充分阐释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统。韩愈自命：“天下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

再者，我们看韩愈的卫道精神。反击佛老与捍卫、弘扬孔孟之道是一事的两面，但后者更为根本。韩愈在《原道》中历数佛老对政治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指出先王之教面临严重威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③的激进措施，期望通过这些措施打击并禁绝佛老的异端思想。韩愈一生以积极排佛而著称，为此差点送了性命，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使其道由愈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限”④，是儒家真正的卫道勇士。

最后，我们看韩愈的弘道精神。卫道精神与弘道精神相辅相存，同构成儒者的现实生命。韩愈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以传承道统弘扬儒学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责任，为此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孔子说：“人能弘道” ④。孟子一生“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淫词” ⑤，积极弘扬先王之道极有功于圣门。在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际，韩愈积极弘扬孔孟之道，是对传统儒家弘道精神的全面继承与努力实践。

道统的四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融通。韩愈的道统论通过这四个方面完成了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形而上学论证，使道最终具有了超越一切的至上地位和普遍价值，道统传承谱系为儒学的重建与复兴提供了重要内容。

二、道统论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根据

农耕时代的生存背景使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历史，同时，中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解释学的传统，新思想往往借助诠释传统而开出。想要重新确立思想的地位和权威一般而言必须从历史深处寻求历史渊源的支持和经典文本特别是儒学经典的依据，否则，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将会面临巨大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⑥。道统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即来源于对历史的重构与对儒家经典与精神重新诠释。

韩愈说：“转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先正其身，现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⑦一方面他将儒家之道的修心诠释为有为以驳斥佛老之法追求修心而忘记社会责任的空寂无为思想，在注重实用理性、强调经世观念的古代中国很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重要要的是从中所挖掘出来的历史资源提供了一个沟通内在心灵培养与外在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以前由外而内的思维路径被整个变成由内而外的理性自觉，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据由“宇宙天地”转向“心灵性情” 。这种转向意味着中国哲学开始由宇宙论转向形上学、心性论，正是这种转向，修心与治世沟通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同样，韩愈对孟子的推崇也与此相关。从学理上看孟子主张向内反求诸己，由内在心性培养外在政治推衍④，这与《大学》运思途径一致，可以为道统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孟子在《尽心下》中的类似的道统观念启发了韩愈的思路，提供了道统论的历史渊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义”，与韩愈所理解的道的精神实质相同。孟子积极拒斥异端与韩愈性情相同。因而，在韩愈看来，只有孟子真正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与精神，是先王之道的真传、儒门正宗。通过排列古圣先贤谱系，将孟子列入道统，再一句“柯之死，不得其传蔫”便将历史接续到当下，确立了他本人的合法性地位。因为在古代中国，一种新思想必须同时具有古老经典的依据与思想历史的传承谱系 ，超时空的道必须在时空中落空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普遍认同。

三、道统论与儒学复兴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一直处于兴盛状态，而长期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却一直在衰落，并且隋唐之际的儒学衰落远胜于魏晋之际，儒学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儒学复兴运动作为危机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总的趋势，而新儒学是其最重要结果。韩愈作为先驱人物以道统论掀开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序幕。

儒学复兴首先要与佛老异端思想划分界限，明确并强化儒家文化认同，道统论发挥了这一功能。

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与外在的逻辑与时代课题，新儒学作为复兴运动的产物，其形态和特质是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的相应性②。韩愈在积极应对异端挑战时既努力挖掘历史资源又尽量吸收当下的东西，在道统构建上他沿袭了古代“尊王攘夷”的思路与策略。在大汉族中心主义影响下，尊王攘夷的观念在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心理中根深蒂固，华夷之辩是士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再加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异族对于中原长期统治与残酷蹂躏，特别是安史之乱距韩愈又不久，那份痛苦的历史记忆在大众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直至安史之乱后，由于安史为西胡杂种，尊王攘夷的思想始于文士之间抬头”③，此时，韩愈将佛老思想斥为狄夷之法，反对“狄夷之法加诸于先王之教之上” ④，很容易在士人与大众心理上获得普遍认同与广泛支持。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道统论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儒家复兴先驱之作，道统论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⑤总体而言，韩愈以仁义为核心，比较正确地理解并继承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与精神实质。他通过《原道》等著作从世界观、人性论、伦理学、历史观等对儒学理论的多方面探究构成他继承并复兴儒学的重要内容，而最显著的便是道统论。他立道统排佛老兴儒学，为儒学复兴树立起了鲜明的标志，并结合孔孟的仁义与《大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予以论证，尤其是对《大学》的重视，对后来宋明新儒学的意义十分重大。今天，现代新儒学依然在试图重建道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不论是韩愈所处的时代还是宋明之时，乃至今天，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儒学复兴，而道统论是儒学复兴的一面大旗帜⑥。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了韩愈的重大作用：“建立道统证明传统之渊源”、“直指人伦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只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功效”、“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六个方面。陈先生这种儒学本位主义的评价曾受到过严厉批判，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自身的传统，以理智的心态面对历史，以同情的理解面对韩愈及其道统论，那么我们会承认，韩愈建立儒家道统勇敢地捍卫儒学、积极地弘扬儒学，在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统与发扬上厥功至伟，宋明时期儒学的复兴是其直接的明证。

韩愈已经远去一千多年，那个时代的一切成为一种历史的沉积与记忆。我们发现，韩愈所为也是那一个时代士人共同的行为选择与价值趋向，道

韩愈范文第3篇

关键词：真实；朴拙；诙谐；语言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其郡望是昌黎，故又称韩昌黎。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在诗歌与散文创作上的成就都很高，特别是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受到他生时及后世文人的推崇。苏轼曾予他很高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仁主之怒，而勇冠三军之帅。”[1]（《潮州韩文公庙碑》）又曾在《书吴道之画后》一文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之，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

《进学解》是韩愈的经典文艺作品，创作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时韩愈任职方员外郎，因要求复查华阴县令柳涧的贪污案，被降职，再入太学为国子博士。这篇文章在写法上受到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的启发，运用师生问答的形式，借国子先生与学生围绕“业”、“行”进行的辩论，逐步深入地展开论述，气势充沛，语如贯珠，正话反说，寓庄于谐。透过文字本身，实际上宣泄了作者的愤懑之情。对这篇绝妙文字的赏析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内容真实，感情真挚

《进学解》曲折地叙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与他在早期一封信件《上兵部李侍郎书》所述是一致的，“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运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3]。韩愈生活在唐王朝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元气大伤，外患内忧交织，地方藩镇割据，朝廷宦官专权，儒学坍塌，民生凋敝。韩愈身怀利器，年青时踌躇满志，想通过科举之路为国效力，“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4]，只得投靠地方藩镇为幕僚蛰伏，至到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唐宪宗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韩愈未能施展其抱负，却困于谗言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公年812年）又因柳涧贪污案而黜为国子博士。这就是《进学解》中所说的，“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求官之路备尝辛酸，宦海浮沉，苦闷郁积于心，真情自然吐露出来，故而能抚平心灵的伤痛，也能感动他人。真如韩愈所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5]。《旧唐书·韩愈传》记：“执政览其文（《进学解》）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6]”

二、结构朴拙，与古为新

在结构上《进学解》借鉴了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的形式，运用师生问答的简单构架来表达韩愈曲折的心迹，隐技巧于朴拙之中，与古为新，践行了他所倡导的古文理论。《进学解》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对学生的谆谆告诫，劝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概括大意为，学生们赶上了好时候，当今皇帝贤臣励精图治，公开公正搜罗人才，“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只要自己努力，就有可能被国家选拔，为国效力，施展怀抱。第二段是韩愈虚拟学生的口吻提出质疑。韩愈的高明之处在于拿自己开涮，描绘了自己行为与结果相违背的状况。先生为学勤奋，为行勤劳，为文闳中肆外，为人方正率真；然而“命与仇谋，取败几时”。一方面国家在高调公开搜罗人才；另一方面像他这类的有才干的人才却困于谗言诽谤，难以施展才华。这样的绝妙讽刺，自然婉转地刺痛到社会的黑暗，揭露了人才的消磨已成时弊。第三段是国子先生回答学生的质疑。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职在于能俱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等圣人的人生遭遇，而联系到自己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抱怨的；最后谈到“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济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靡费国帑，不自量力，不知止足，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正话反说，幽愤渐平，一唱而三叹。

三、寓庄于谐，趣味横生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类似这样内容的作品各时期并不少见，而《进学解》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呢？除了作品本身文才斐然之外，寓庄于谐、作品趣味横生也是一个显著特色。“笑”有三个层次：一是嘲笑别人，二是嘲笑自己，三是笑看世间万物。极尽想象之能事，嘲笑别人愚昧以突显自己卓异，绝少能落好的。嘲笑自己呢？拿自己开涮，既不得罪别人，又能排遣郁闷，还能搏人一笑。可见，自嘲是一种为人处世技巧。笑看世间万物，是一种物我两忘的胸襟——当然这样的境界凡夫俗子难以企及，只能心存敬畏而仰望了。韩愈是智者，洞穿了人性的深处，通过自嘲，把宣泄人生苦闷的作品写得趣味盎然。如：“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把如此沉重的人生话题，描述得滑稽而诙谐，没有极端的抱怨，也没有愤世嫉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实难，谁又能绕得过？韩愈懂得牢骚太甚亦断肠，对自己和他人并不见得有什么积极作用。文章味道很重要，这也许是《进学解》值得反复玩味的一个方面吧！

四、长于铺叙，文从字顺

在语言风格方面，韩愈的散文善于运用辞赋的铺叙和骈文中的排偶手法；又巧譬善喻，能把深奥抽象的道理说得形象生动而又透彻，叙事状物能穷形尽相，《进学解》就是典型代表。文中描述先生勤学：“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语句长短错落，兼有形式美和韵律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又如：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拨人才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进学解》语言清新活泼，精炼明确，文从字顺，富有表现力和概括力，实践了作者倡导的“唯陈言之务去”的古文理论。《进学解》中创造出的成语有刮垢磨光、焚膏继晷、补苴罅漏、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宏中肆外、同工异曲、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这在韩愈其他散文中也是罕见的。

《进学解》的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思想性与艺术性炉火纯青，成就了一段绝妙文字。真如洪迈所言：“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7]这样的结构形式，也对后来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前赤壁赋》的创作有所启迪。

注释：

[1][2]熊礼汇，闵泽平编：《唐宋散文导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第415页。

[3][4][5][唐]韩愈著，刘振鹏主编：《韩愈文集一》，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第162页，第202页。

[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2页。

[7][宋]洪迈著，禹门三等校点：《容斋随笔》，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71页。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古文观止鉴赏辞典[S].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韩愈范文第4篇

一、生平和所处的时代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三岁父亲去世，长兄韩会抚育。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韩愈十岁时兄韩会受牵连，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刺史。两三年后，韩会去世，嫂嫂负起了教养责任。年少的韩愈艰辛备尝。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韩愈19岁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未中。后又考了三次，历时6年至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登第。后韩愈又去应吏部博学宏词试，三次又都失败。韩愈这一段应举求官的经历非常困苦。后来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沉痛地说：“仆在京城，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日”。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韩愈31岁，第一次正式得到观察推官这样一个微小的官职。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35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不久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官职虽不高，但有权劝谏、弹劾官吏。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韩愈39岁，自江陵召拜为国子监博士。在39岁前，韩愈已经写出了《答李翊书》、《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师说》等，在文学史上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其中答《李翊书》大约是他34岁时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在领导古文运动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在平定淮西战役中，裴度以宰相节度军队，并奏韩愈为行军司马。在淮西一役中，韩愈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因功迁为刑部侍郎。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层。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一生正当中唐时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主要仕于德宗、顺宗、宪宗。唐朝经过八年“安史之乱”后，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社会处于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以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泪澜。”（《龊龊》）

二、古文运动的领袖和主将

韩愈古文理论反映了中唐政治变革的要求和散文自身的发展趋势。

骈文发端于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骈文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词采。但发展到后来，弊端随之而生，内容空浮，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在唐代前期骈文是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从贞观初到开元一百年间，如今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体。其实当骈文主宰文坛的时候，散体文没有中断，而且要求改革文体文风的呼声越来越高。古文指散体文，是先秦、两汉文人著述用的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文体，长短不拘，言约意丰。在这里是和骈体的时文相对的概念。韩愈明确阐述了“文以明道”的原则，作为古文运动的纲领。把创作的内容提高到了反映“道”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是对创作理论的一个大贡献。韩愈反复强调“古文”与“古道”的一致性，“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所好于古者，不惟其词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而且阐明了他的古道就是以儒家“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统。“欲为圣明除弊事。”（《左迁至蓝关示姬孙湘》）韩愈也充分认识到“文”的作用。他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志在创新。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韩愈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韩愈还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提出了“不平则鸣”的理论。“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在韩愈所处的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不平”者总是被压迫的不幸者。因此“不平则鸣”、“自鸣其不幸”，从社会根源上肯定了文学的表情功能，特别是肯定了其批判功能。

韩愈具体地阐述了学习古文的途径、方法和古文写作的要求：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作文的根本。“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短与声之高下者相宜”。（《答李翊书》）关于写作的语言要求，韩愈提出“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他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古文作者。他的杰出的创作成就更为“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旧唐书》）经过长期的斗争，古文运动终于取得胜利，成为时展的潮流。

三、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

韩愈虽以儒家道统名世，但由于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加之个人求取功名仕途屡受挫折，对社会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创作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韩愈学古文，“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韩愈《进学解》）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论说文大体分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儒家思想。名篇如《原道》、《原毁》、《争臣论》等。另一类也或多或少有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杂文更为随便自由，嘲讽现实，尖锐犀利，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杂说》、《获麟解》等。序文（即赠序），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彩。

他充分发挥散体文语言表达自由的特点。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他吸收骈文的长处，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用韩愈的话说“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谐和。”（《送权秀才序》）他创造的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至今还那么鲜活如：同工异曲、一身二任、特立独行、绳营狗苟、落井下石、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等。

清人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也。”（《与阮芸台宫保》）他的文章“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

韩愈范文第5篇

关键词：武功； 吏治； 文学； 文吏

关于韩愈家世，目前学术界多有研究，其中韩愈里籍郡望、生母及父辈人物是研究的焦点。总体看来，对韩愈家世的研究多为通论，侧重大线条的叙述，特别是对于这个家族自北魏以来由武将转向文吏的关注比较欠缺。既有的研究对这个转变还未有充分的重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考察韩愈家族入唐以来由武功转向文吏的演变轨迹。

一

《说文解字》：“吏，治人者也。”意思是说，治民者皆为吏，后来逐渐有官吏之分途。在广义上，文吏泛指所有文职官吏，在特定语境中偏指中低阶层的文职官。汉代文吏与儒生、循吏对举。吴宗国说：“所谓文吏，秦汉间也称为‘文史法律之吏’，这是一种受过严格文书法律训练的吏员。”{1}又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公卿‘彬彬多文学之士’，但决不要误以为从此官吏就都是儒生了。由当时‘酷吏’的活跃于时，就知道武帝之崇儒往往只是‘缘饰’；长于文法的张汤、赵禹、长于会计的桑弘羊、孔仅之流，才是政务的真正承担者，而他们都可划入‘文吏’范畴。”{2}文吏是刑名之学的实践者，只取重于君主，苛刻峻法，其为吏之道向为儒家人士所鄙，贾谊力斥文吏：“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③ 而儒家的为吏之道在于建立一个有道统的文化秩序，所以注重教化，重视移风易俗。汉代察举制使儒家摆脱缘饰的地位而进入统治思想领域，儒、法合流造就了汉代循吏的出现，循吏是儒家思想的现实承担者。

翻检两唐书发现，唐代文吏不同于汉代文吏，唐代文吏虽然也有汉代文吏的影子，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一，唐代文吏有显著的文学才能；如《旧唐书・狄仁杰传》：“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1}李峤、苏味道以文辞知名，狄仁杰视为文吏，认为不足为相才。二，唐代文吏兼具汉代循吏职能，移风易俗，教化地方。《新唐书・许绍传》：“圉师有器干，研涉艺文，擢进士第。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龙朔中，为左相。……帝让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圉师谢，且言：‘作威福者，强兵重镇，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久之，为虔州刺史，稍迁相州，专以宽治，州人刻石颂美。部有受赇者，圉师不忍按，但赐《清白箴》，其人自愧，后修饰，更为廉士。”{2}唐代文吏任地方长官，皆能为官清廉，以宽治民。

唐代文吏的出现有两个文化背景：一个是文学化时代的到来，文吏多是文学之士，以文章知名，兼修经史之学。科举取士从制度上保证了文吏不仅具有吏干之才，而且也通经义、善属文。唐代文吏在“文”与“吏”的结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程度：或吏胜于文，或文胜于吏，或文吏兼善。这种不同程度的结合也使得文吏的行为特征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州序》：“士之习为吏者，恒病于少文，故给而不肆；饰于华者，尝病于无断，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学于诗有年矣，吟咏风赋，颇闻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赞戎事而纠群吏，甚直且武，岂所谓吏而华者耶？”③柳宗元指出文吏在行为特点上的不同：吏而不文，则处事“给而不肆”，严谨有余而不从容；过于文饰之吏，又“放而不制”，从容有余而少果断。前者过于理性，后者过于感性，而只有二者很好地结合，才能成为一名为人称道的“文吏”。唐代文吏出现的另一个文化背景是唐代藩镇武装割据。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叛乱时有发生，藩镇节帅多为武人。史书中随处可见文武对举的情况：如《旧唐书・任瑰传》：“瑰曰：‘后主残酷无道，征役不息，天下，……且萧造文吏，本无武略，仰惧威灵，理当自下；孙华诸贼，未有适从，必当相率而至。’”{4}《旧唐书・孙伏伽传》：“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5}虽然治世重文吏，但在兵乱之时，武臣的作用远远在文人之上，文吏的无勇无谋使其在危乱之际往往为武人所轻。

二

论起韩愈氏族谱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韩氏出自姬姓……弓高侯颓当裔孙寻，后汉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字伯师，其后徙安定武安。后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字黄，徙居九门。生茂，字元兴，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二子：备、均。均字天德，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雅州都督。生仁泰。”{6}韩愈远祖韩寻乃颍川人。两汉，韩姓为颍川郡著姓。颍川尚武，民风剽轻。汉末荀说：“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7}文化渊源上，颍川人受法家思想影响深，好刑律，习文法。文法律令之学在此地有浓厚的风气。《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8}如钟皓“为郡著姓，世善刑律。”{9}政治上，颍川人熟悉政令，谙于仕宦。仅光武帝时，凉州各郡太守有三个即是颍川人：韩寻、冯异，祭午。{1}韩寻一族“世居颍川”，自然会受到颍川文化的影响，颍川文化是后来韩愈家族文化构成的元因子。《后汉书・韩棱传》：“韩棱字伯师，颍川舞阳人，弓高侯颓当之后也。世为乡里著姓。父寻，建武中为陇西太守。棱四岁而孤，养母弟以孝友称。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初为郡功曹，太守葛兴中风，病不能听政，棱阴代兴视事，出入二年，令无违者。……迁南阳太守，特听棱得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棱发奸盗，郡中震栗，政号严平……棱孙演，顺帝时为丹阳太守，政有能名。”{2}韩寻、韩棱、韩演皆有治能，政理讼平，熟谙仕宦。颍川人剽轻尚武之风与关陇士人的性格相近，故其或戍边打仗，或任职一郡，或避乱迁徙，皆易与当地习俗相合。韩棱的后裔从颍川迁到安定安武，到了韩耆，又徙居九门，投身北魏，建功封侯，皆与其家族之颍川风尚颇有渊源。

韩愈八世祖韩耆，是后魏拓跋嗣永兴间（409-413）“自赫连屈丐来降”后魏的。《魏书・韩茂传》：“韩茂，字元兴，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老。永兴中自赫连屈丐来降，拜绥远将军，迁龙骧将军、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门。卒，赠泾州刺史，谥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过人，尤善骑射。……从平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拜内侍长，进爵九门侯，加冠军将军。后从征蠕蠕，频战大捷。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徙其居民。从平凉州，茂为前锋都将，战功居多。”③韩茂是韩氏家族早期以武功致身通显的典型代表。韩茂之子韩备、韩均、韩天生皆任武职。习戎事之外，韩均作刺史也颇有治功，“（韩均）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本将军、定州刺史，转青冀二州刺史，余如故。恤民廉谨，甚有治称。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本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均清身率下，明为耳目，广设方略，禁断奸邪……又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以均忠直不阿，诏均检括，出十余万户。复授定州刺史，轻徭宽赋，百姓安之。”{4}韩均身为刺史，恤民缉盗，治平一方。可以说其身上保留了其先祖吏治的才干。以上的分析旨在说明：在唐以前，武功吏治是韩愈家族兴盛不衰的原因。

三

入唐以后，韩愈家族虽不如北朝显贵，但仍居要职。韩愈高祖韩入唐为雅州都督，曾祖韩仁泰为曹州司马，祖父韩素为桂州长史。韩愈《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安定桓王五世孙素，为桂州长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绅卿。文而能官，尝为扬州录事参军，事故宰相崔圆。”{5}关于韩素的仕宦，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也提到：“（韩仲卿）考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分茅纳言，剖符佐郡，奕叶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长史之元子也。妣有吴钱氏。及长史即世，夫人早孀，弘圣善之规，成名四子，文伯、孟轲二母之俦欤！”{6}韩素作为长史，至少是从五品上的官阶，这是一个俸禄优厚的职位。{7}《通典》卷三十三：“凡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8}严耕望说：“盖于僚佐中品位最尊，故有‘上佐’之目。”{9}作为府州长史，韩素代管一府主要事务，则教化吏民、整齐风俗亦在其职责之内。“分茅纳言，剖符佐郡”之类的工作，可以说是一府长官的喉舌，类似于使府判官、掌书记之职责。从事此官职，韩素应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而且韩素生活的武后、中宗时期，社会尚文的风气已经形成，“故武则天所欲压制关陇势力者，实有两把杀手锏：府兵制的逐渐废弛，关中的武勇传统随之亦黯然失色，这是重文轻武的趋势。”{1}韩氏家族也与时俱变，由武力强宗变为文学世家。可以说，韩氏家族自颍川迁徙后，也汇入关中郡姓队伍中，与关中士族一起由武功转向文治。

另外，从韩素之妻教养四子以文章成名来看，其妻是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的，所以才能承担起教育子女的事业，李白在文章中提到了吴钱氏不可考，如果理解为吴越钱氏，因为钱氏在晚唐之前还不显著，只有中唐钱起为大历十才子，故而韩素之妻应该不是世家大族。但是在唐代，女性承担子女教育的现象非常普遍。首先唐代重视女子教育。唐太宗皇后长孙氏有《女则要录》，武则天作《凤楼新诫》，宋若昭姐妹撰《女论语》，陈邈妻郑氏撰《女孝经》。唐代关注女性的文化修养，在家庭教育中重视母教，寡母教孤在唐代墓志中更是屡屡可见。如《大唐河间邢君故刘夫人墓志铭并序》：“德行圆满，风神挺特，雅操自整，贞亮为直。……奉事则心乎麟趾，育子则均若鸠。”{2}《大唐故右卫勋卫弘农杨公夫人故垣氏墓志并序》：“夫人神梦授质，女史降精，水象镜容，坤仪顺德，笙篁礼圃，斧藻书林。爰自初笄，归于弘农杨氏，抚孤字幼，玉润冰清，德洽听车，义高广被，……次子怀义、怀旭等，并沐闱恩，俱尊内教，故能生事以礼，殡敛无违”③这两则材料的时间大致在韩素之时，所以，能切实地反映当时女子的文化修养。母教的普遍性反映出唐代朝廷对于女性教育的重视及社会尚文风气之于女性的渗透。由此看来，韩素之妻在家族文学化的进程中也应当占有重要作用。唐代婚姻重视门第，外族的文化身份对于家族成长的影响不可忽视。韩愈由其嫂郑氏抚育，荥阳郑氏属于山东望族，郑氏自身的文化修养对于韩愈的成长有很大帮助。韩愈自称：“微嫂之力，化为夷蛮。”{4}韩愈妻范阳卢氏也为山东郡姓，韩愈从父兄韩妻京兆韦氏乃关中士族，可见，韩氏外族的文化身份在参与这个家族文学化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四

韩愈家族文学化至韩愈父亲一代表现得非常明显。以文章知名，“文而能官”。韩愈父亲韩仲卿，以文章显。韩仲卿梦曹植求序的逸事透露出他与文学之因缘。《龙城录》载：“韩仲卿一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耳。’仲卿诺去。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5}这则材料虽是小说家言，却也为我们了解韩愈家世提供一些信息，至少让我们窥探到韩氏家族追求文学的心理倾向。唐代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文学化的进程。“在这种社会活动文学化的风气里，所有社会阶层，遂都有文士化的倾向。所谓‘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文人成为社会上一般人的人格典型，文人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模范，文人的价值标准、审美趣味，也成为大家仿效依归的对象。”{6}文学成了士人安身立命、致身通显的有效途径，没有文才就无法取得出身，甚至整个家族因此遭受衰落的厄运。因此，对于以武功吏治传家的韩氏家族来说，以武转文，以文学重振家族声望则是其族人共同的心声。为他人文集作序在唐代形成了一股风气。如李华为崔沔集作序；王士源闻孟浩然卒，征集其诗为之序；魏颢应李白之请为其集作序；李华病重写信请柳识为其后集作序；李华为萧颖士文集作序等等；韩仲卿以托梦求序之法来迎合文学主流亦属情理之中。

唐代不仅重视文德之体，也重视吏治之用。韩仲卿在吏治上也表现出相当的才干。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曰：“君（仲卿）自潞州铜尉调补武昌令。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有爨玉者，三江之巨横。白额且去，清琴高张。兼操刀永兴，二邑同化。时凿齿磨牙而两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吴、楚转输，苍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太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本道采访大使皇甫公闻而贤之，擢佐轩，多所弘益。尚书右丞崔公禹，称之于朝，相国崔公涣，特奏授鄱阳令，兼摄数县。所谓投刃而皆虚，为其政而则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怀恩。”{1}在两京陷落，政局更替之际，韩仲卿以其非常的才干确保了武昌、永兴二县的稳定，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非常难得的。虽然唐代文官的吏治会受到考课制度的影响，但于两京“凿齿磨牙”、国祚垂危之际，仍然治民如治家，其行为就不仅是为了官职升迁，而更多是出于一名良吏的职责。

韩愈叔父韩云卿及兄韩会之道德文章在这个家族中值得称道。韩云卿所交往之人皆当时有名文士。《新唐书・文艺下》：“华爱奖士类，名随以重，若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柳识、崔甫、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后至执政显官。”{2}韩云卿与韩会与古文先驱独孤及、李华等交游密切。李翱《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初礼部君（云卿）好立节义，有大功于昭陵，其文章出于时而官不甚高。”③可见韩云卿以文章名世且好立节义。韩愈叔父绅卿，在吏治上很有可称道的。韩愈《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有子四人，最季曰绅卿。文而能官，尝为扬州录事参军，事故宰相崔圆。圆狎爱州民丁某，至顾省其家。后大衙会日，司录君趋以前大言曰：‘请举公过！公与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圆惊谢曰：‘录事言是，圆实过。’乃自署罚五十万钱。由是迁泾阳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顷凡百万。”{4}卞孝萱等人所著《韩愈评传》中说：“司空曙有《云阳馆与韩绅宿别》诗（‘韩绅’下脱‘卿’字），李端有《送韩绅卿》、《戏赠韩判官绅卿》二诗，证明他与当时诗人多有往还。”{5}如此说来，在韩氏家族中，韩绅卿较韩云卿更具有文吏化特征。韩愈宗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入仕前更是与山东士族有所往来，韩会为四夔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崔造、卢东美，张正则。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铭》曰：“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大夫士谓之‘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之夔皋者侔，故云尔。”{6}对于四夔，《韩昌黎文学传论》这样评价：“他们都是中下层官吏的子弟，长期战乱使他们走上了与长辈们不甚相同的道路。他们侨居上元（上元即金陵，亦即江宁），其聚会除了读书作文外，主要是研究当世之务，探寻经邦济世的道理。这是一群对社会现状很关注、政治参预色彩相当浓厚的中青年人的团体。他们自诩‘王佐’，对国家、时局有强烈的责任感，并对自己充满信心。既不排斥他们有大言托空的缺点，也不排斥他们有干练的才能，才赢得了‘四夔’的称誉。”{7}韩会显誉当时，不仅善写文章，也有强烈的参政意识，无奈却因坐元载党贬谪韶州。总的看来，韩会文学政事兼备的行为风格是符合这个家族文吏身份的。

五

韩愈冒认名宗，属郡昌黎，原因有两方面：一，昌黎韩氏乃北魏以来之望族，二，韩愈对昌黎韩氏以文见长，以治见长文化特征的歆羡。

先来看昌黎韩氏一族的变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述昌黎韩氏世系曰：“河东太守纯四世孙安之，晋员外郎。二子：潜、恬。恬，玄太守。二子：都、偃。偃，临江令，生后魏从事郎中颖。颖生播，字远游，徙昌黎棘城。”{8}韩播于北魏时迁族人居昌黎棘城（在今辽宁朝阳一带）。昌黎韩氏是北魏时的郡望大族，皆以文学见长。《魏书・韩麒麟传》：“韩麒麟，昌黎棘城人也，……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作文章，颇传于世。”{1}韩显宗以文章名世，可以说是昌黎韩氏文学世家之代表。从其议论，也可看出他的治世之才。其上书魏孝文帝论贤才曰：“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皂隶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2}韩显宗对于选举人才，不专崇门第，主张打破“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桎梏，提倡唯贤是举。同时，他又非常重视风俗礼教：“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③这皆是其重礼教文教的思想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韩显宗之才学，还是他的人才观、风俗教化论都与后来韩愈的思想有一致之处。

韩愈属郡昌黎。昌黎韩氏以文见长、以治见长的文化素养与韩愈家族人物的文化传统如同交汇之河流一起孕育了韩愈的思想世界。韩愈重视儒家教化、奖掖后进，推举寒庶，他自称昌黎韩氏也有他的良苦用心，非全是势利之见。他一方面要以文学才能赢得声名，致身通显，另一方面以孟子自居，攘斥佛老，力图以儒家仁义道德重建中唐文化秩序。他提倡古文，奖掖后进，希望能为朝廷输送文学治世之才，以救时俗之弊。韩愈仕途多舛，两次远贬南蛮，但这种遭遇也使他成为一名为后人敬仰的文吏。李翱《韩公行状》：“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4}皇甫《韩文公神道碑》：“贬潮州刺史。大官谪为州县，簿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5}无论贬阳山令或是潮州刺史，韩愈皆能整饬风俗，去害除弊，在吏治上毫不懈慢。不仅如此，他还以文会友，与学人切磋文章，相与为乐。韩愈《送区册序》描写了贬阳山时与区册以文章相乐的趣事：“有区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舟而来，升自宾阶，仪观甚伟，坐与之语，文义卓然。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岂易得哉！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与之翳嘉林，坐石矶，投竿而渔，陶然以乐，若能遗外声利而不厌乎贫贱也。”{6}所以说，韩愈的文学才能与吏治才干可称得上是这个家族优秀文吏的一个代表，也是中唐文吏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