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名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唐书》;宋祁;传记文学;崇韩观念

《新唐书·韩愈传》显然是以《旧唐书·韩愈传》作为参照而完成的,宋祁既接受了本时代尊韩思潮的影响,也在传记中加入了自己的崇韩观念,完成了一个具有颠覆性叙事功能的传记文本。将《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对韩愈的推崇与韩愈传记的文本书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韩文被采入到相关的传记文本之中,发挥了独有的效用;韩愈与“韩门弟子”也被作为一个整体对象集中书写。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

一

对于《旧唐书·韩愈传》的撰写,许多学者都认为由于五代时期流行骈体文,《旧唐书》史臣多尊骈体而抑古文,对韩愈的评价偏低。《旧唐书》史臣尊骈体文与所处时代有关,他们把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最为相关的文体作为评价中心,最多是注意这些文体体现的艺术意味和应用价值,而并不把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文体作为主要的评及对象。如果仅仅从对文体的认可程度来说,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探究史臣撰史的指导观念,因为侧重哪一种文体只是从外在表现来看的,而内在的文学观才是确定文体的主导力量。

《旧唐书》史臣显然更为注重文学的主体地位。对待“文”则坚持文学、政事相结合之观念。对诗歌在评价层面上则以是否具有创体意识作为标准,在用诗的层面上则以闲适和唱和之内容作为类别上的叙述重点。虽然“晚唐五代是今体诗文即骈体诗文占压倒优势的时代,当时写古体诗者少,古文派衰落不振”。但是,以骈体撰写史臣之评语并不能成为绝对依据,就文体之存在来说,古文、骈文在当时都不是新文体,而是旧资源,对旧资源的利用和改造会因文学家的影响力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接受效应,骈文之被改造“白燕许大手笔”到“常、杨”再到陆贽已经发生了表达能力上的变化,而元白进一步尝试,将制诰分为古体和今体,也是带有复古意识的创新。在时代影响发生作用的前提下,韩愈古文依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评价。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旧唐书》对恢复古意并不否定,在追求出新的理念中,也没有否认韩愈的努力,只是在他们看来,韩愈未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的理念发展到五代并没有被认同,而且,继承者已经难于找到,古文之衰落成为必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相比之下,元白显然是成功者,随着中晚唐的文学家们对骈文的改造,使得应用性文体融入古文之因素获得了成功,如陆贽、权德舆、元稹等都是典范。我们来看一下对韩文的选择观念问题,是否真的轻视古文。但是,他们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的文体之间不一定具备绝对的因果关系。等到编撰《新唐书》就不一样了,处在韩愈被尊崇的北宋时期,从对韩愈评价的角度上说,这一时期韩愈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愈的文化观念成为了北宋诗新运动的理论取向。《新唐书》传记的书写着宋祁本人就是一位尊韩的文学家,他对韩愈“自名一家”的古文颇为推崇,《宋景文公笔记》中有两则材料道出了答案:

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

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

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

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

宋祁认为“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列举了穆修、尹洙、晏殊、宋庠、宋祁、欧阳修、张载、吕夏卿都曾经校过韩愈集。可见对韩愈的关注是群体。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韩集的整理以确定新道统观念。

《新唐书》对韩愈事迹相同内容之叙写也与《旧唐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书写差异做比较更能够看出宋祁的尊韩态度。卢宁认为:“两书载录韩愈事迹相异处主要有:(一)《新唐书》对韩愈家事叙述甚详,意欲抬高其出身,《旧唐书》则略。(二)《新唐书》叙韩愈入王廷凑军事较《旧唐书》详尽。(三)《旧唐书》详叙磨墨事,语含讥贬。《新唐书》只作简笔,态度模棱。(四)两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高下有别。”这段话从大处概括了两《唐书》处理韩传不同的叙述内容,我们不妨深入文本来看看具体的文字书写差别。

对于人传人物出身的叙述,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大部分入传人物的处理都是以删减为主。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的传记都是如此,而对待韩愈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旧唐书》仅仅说:“父仲卿,无名位。”而《新唐书》向前追溯,云:“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韩愈的出身,从贫寒之家到王侯之后,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从无名位到“有美政”也为韩愈的行为找到了亲缘依据。对于韩愈的成长过程,《旧唐书》精炼得多,而《新唐书》则详述之,云: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

《六经》、百家学。

这里写得更为具体,尤其强调韩愈的儒学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删去了韩愈与独孤及、梁肃师生关系的论述。其目的有二:一是对独孤及、梁肃的评价不高,尤其是在宋祁看来,他们都与佛教有关系,思想来源不够纯粹。二是宋祁欲树立韩愈卓然独立的大家风范,故而隐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据《旧唐书》王涯传之记载,韩愈和王涯等人之所以与梁肃接触,是为能够进士及第而奔走。

对于韩愈因进谏而被贬,《旧唐书》云:“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从文字表述来看,《旧唐书》对韩愈因“妄论”而得祸颇为关注,《新唐书》本传则云: 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曰,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

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

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

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厉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

从这段话来看,《新唐书》更为关注韩愈的行事态度及其政绩,大有高扬其“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关于韩愈贬阳山令一段,显然《新唐书》据《旧唐书》而改写,但删去了《旧唐书》所说的韩愈“拙于世务”,对于他任阳山令时的政绩也是大加赞颂。在叙及因柳涧事“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时,《新唐书》依然据《旧唐书》进行改造,采摭《进学解》后的评价态度变化很大,《旧唐书》说:“执政览其文而怜之”,而《新唐书》改为“执政览之,奇其才”,这显然在意思上发生了变化,由对人的同情转向对文的肯定,进而“奇其才”。到底是觉其可怜而提拔还是其才高难掩而被识,这可是主体认识上的差距。

关于韩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一事,《旧唐书》据实书之,而《新唐书》则为之添加了背景,将韩愈对平淮西的政见结合起来,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又

言:…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

济平,迁刑部侍郎。

这样韩愈就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并且因为平淮西的胜利而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发言者。而关于《论佛骨表》则《新唐书》叙述得较为简略,不如《旧唐书》的叙述虽繁细却有风趣之妙,翔实而生动。因《旧唐书》这段内容都是以韩愈所作实事作为叙述中心,故宋祁只是删削以突出以传主行事。此后之事,因《旧唐书》叙述简略,《新唐书》则增加篇幅,突出传主之英雄形象,尤其是宣抚田弘正一事,《旧唐书》云:“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仅仅60字就将事件带过,而《新唐书》则绘声绘色地予以增文,云: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

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延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延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

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

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

受旗节;刘悟、李?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

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蕹曰:“善。”延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

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

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将《旧唐书》60字之情节叙述敷衍成400余字的生动场面描写,这确实突出了韩愈以儒学而行事,持正义而见风节的一面。增事的来源应是皇甫浞所作《韩文公墓碑》和《韩文公神道碑》两文。同时,《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述《平淮西碑》一事从本传移出。

最后,关于韩愈与李绅的矛盾问题叙述也不一样,《旧唐书》先说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后言及二人矛盾,“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涉及到对韩愈性格的评价,而《新唐书》则将韩愈转官的原因与此事联系起来,云: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

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

留,愈亦复为吏部侍耶。

这样,韩愈形象中的负面效应就在具体的叙述被随之消解。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旧唐书》的贬韩问题,而存在《新唐书》的崇韩现象,尤其对韩愈的行事和议论的处理上。

宋祁显然是秉承时代之认同,对韩愈传记的书写下了功夫,从任何一个可供着笔的细节中寻找可以尊韩的切入点,在语言层面、家庭出身、紧急事件等多个视角刻画韩愈形象。由此可见,《新唐书》韩愈传中颇为注重对韩愈道统观念之评价,虽然这一评价并没有超越宋祁之前的研究者和评价者的看法。然而通过官方为之做的一次总结,就可能将既有的旧材料转化成为当世的思想资源,随之发挥启后的作用。韩愈作为旧资源可以在新环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改变五代以来的道德人格缺失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

采摭韩文入传实际上对韩愈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重要作用。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有“宋子京喜韩柳文”条,说:

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

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陈京传》载《稀袷议》,《孝友传》载《复仇议》,《许远传》载《张中

丞传后序》,《李勃传》载愈所与书,《张籍传》载愈答书,《甄济传》载愈《答元微之书》,《韦丹、石洪传》

亦皆取愈墓志也。于柳传载《与萧翰林傀》、《许京兆盂容书》、《贞符》、《惩咎赋》四篇,《孝友传》载《驳

复仇议》、《孝门铭》,《宗室传》栽《封建论》,《卓行传》载《与何蕃书》,《段秀实传》采《逸事状》增益之,

《赵宏智传》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志也。

钱氏所列采摭韩文并不齐全,《孔裁传》载韩愈《请勿听致仕》一疏,《樊宗师传》、《欧阳詹传》也都采愈所撰墓志及哀辞增益而成,在多家传记的赞中也引用韩愈的议论。关于《新唐书》采摭韩文可列表如下:

从上面所列表中可以看到对韩文的采摭主要在议论一体,其次则是可以入史传的叙事内容。这些文章遍布列传、文艺传、蛮夷传、孝友传等,采入范围之广、支撑作用之大确实可以看出宋祁对于韩文的熟悉和推崇。

其实,还不仅仅如此,在采摭韩文之后,宋祁总要加上几句评语以突出韩愈评价之重要,如卷201《文艺传》赞云:“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卷173《裴度传》赞云:“韩愈颂其功日:‘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其知言哉!”卷192《张巡许远传》云:“元和时,韩愈读李翰所为巡传,以为阙远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后异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 疑远畏死而服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愈于褒贬尤慎,故著之。”卷200《陈京传》说:“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众议,自申其说日……”。这些地方都突出了韩愈评价具有的权威性。

在其他传记中以韩文确立写作内容的还有不少只是没有直接采摭原文,如《柳子厚墓志铭》等即是。卷168评及柳宗元时,引了韩愈的一段话:

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他曰:“雄深雅

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

这段话出自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现存韩集中并没有这句话。这是否可以说自居易、元稹都具备了议论、文笔而无史才,韩愈具备文笔,而在史才、议论方面多有偏颇呢?《旧唐书》是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对韩愈的议论、史才都提出了批评,认为韩愈的部分文章远离了庙堂之体。显然,《新唐书》就没有依据这样的原则来组织文本内容,而是将本土文化、中央集权、源于经典和开时代风气等几个方面作为撰写参考要素。韩愈的议论被采摭到传记和论赞之中,而《旧唐书》在评价作者诗文风格和价值取向的时候多采摭白居易的诗文。这可以看出宋祁的尊道轻文的撰写意识,他对纯粹的雕虫之作很少有较高的评价。

现在我们再把眼光再集中在本传对韩文之采摭问题上,这一点两《唐书》并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新唐书》史臣认同了《旧唐书》的取材范围。采文之目的都很明确,《旧唐书》采摭《进学解》以见韩愈之史才,采摭《论佛骨表》见其反佛心态,采摭《潮州刺史谢上表》见其良苦之用心,采摭《祭鳄鱼文》见其爱民之情。《新唐书》采摭《进学解》以见韩愈才高,采摭《论佛骨表》见其士大夫之节操,采摭《潮州刺史谢上表》见其忠心,采摭《祭鳄鱼文》见其美政。之所以采文变化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旧唐书》韩愈传记文本中并没有过多的文学本身的内容,采文都与政事相关,亦最能表达《新唐书》立论之宏旨。只是《旧唐书》在采文后有相关之评价,而这些《新唐书》史臣并没有认同,而是进行了改写。尤其是关于《祭鳄鱼文》的采摭,事情本身就比较荒唐,宋祁不会不知道,而依旧因循《旧唐书》记事采文,正是因为有利于表述既有之观点。

透过采摭韩文可以看出,《新唐书》对韩愈的史才、议论在认同的前提下予以弘扬,并大量采摭入史,这与《旧唐书》所下的论断是大不同的。这不能不说是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这样,从另一个方面张扬了以韩愈作为古文叙述之中心,确立了传记评价的思想和文学尺度。宋祁有《读韩退之集》一诗:“素瑟朱家古韵长,有谁流水辨汤汤。东家学嗜蒲菹味,蹙颂三年试敢尝。”诗句中突出了韩文的复古理念,对韩集的推崇跃然纸上。而他所推崇韩愈的正是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说的:“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宴娱乐为事;独执事眇然高举,有深思长虑,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闻于左右也”。亦如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说的:“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之地位。看来《新唐书》是以韩愈为道统张扬之楷模,将他的史才、议论作为史传评价的重要参考尺度来处理的,“崇韩”则成为超出文学意义的社会共识,这就不仅仅是宋祁的看法,而是以韩愈作为思想资源的政治需要,材料虽旧而经过整合则成为新时代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

三

从传记的分类安排上,宋祁的态度比较明确,即以韩愈为中心独立安排了一个单元。《旧唐书》史臣虽然也很重视韩愈,将韩愈与“韩门弟子”立为一个单元,却加入了刘禹锡、柳宗元,重在为文学家立传,而非以韩愈为中心。《旧唐书》彰显中唐文学就在列传的三个单元的立传上,元白、韩愈和刘柳、李益和李贺。而《新唐书》则改变了这一格局。首先是将刘、柳从韩愈领导的群体里移出,又将李翱、宇文籍移出,加入卢仝、皇甫浞,这样队伍就明显更纯粹了。随后在“韩门弟子”以及与韩愈有关的人物传记里“增事”时为韩愈写上一笔,让韩愈获得尽可能多的出场次数。

对于归人韩愈帐下人物传记的叙写,我们不妨以《旧唐书》的相关传记作为比较对象,如《孟郊传》,《旧唐书》云:“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日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而《新唐书》云:“郊为诗有理致,最为愈所称,然思苦奇涩”。以两人之平等交往转移到“称”其诗,显然突出了韩愈的主体地位。关于《张籍传》,《旧唐书》云:“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新唐书》则云:“当时有名士皆与游,而愈贤重之”。这里又将他人名字省去,只语及韩愈一人。“尤重之”也改为“贤重之”,一字之差而意思也随之变化,与《孟郊传》之处理效果相同。关于卢仝,《旧唐书》无传,《新唐书·卢仝传》云:“卢仝居东都,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同时“时又有贾岛、刘义,皆韩门弟子。”,《贾岛传》云:“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刘义传》:“闻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樊宗师见,为独拜。”《旧唐书》以李翱为韩门弟子却没有述及他与韩愈的联系,《新唐书》单独为李翱立传,云:“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这里既突出了韩愈之领袖地位,也揭示了将李翱移出之原因,正因为“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却未必终得韩愈之真传。关于宇文籍,《旧唐书》仅以“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就将他列入韩愈传后,《新唐书》则未为之立传。另外,《新唐书》又在《柳宗元传》云:“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欧阳詹传》云:“与愈友善,愈为詹哀辞。”《李贺传》云:“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浞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日《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又“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辨》,然卒亦不就举”。上面这些材料显然将韩愈“好为人师”的一面展示出来了。

《新唐书》云:“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新唐书》所言之“韩门弟子”语出李肇《唐国史补》:“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实际上,韩愈进士及第后就与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个新进士群体,即韩孟诗派的主要成员。这样,韩愈的领袖资质就在相关传记中得到了集中书写。

四

我们再关注一下两《唐书》在韩愈传记的“传赞”中所做出的评价。对于韩愈的古文创作,两《唐书》的看法自有不同之处,但是都承认其创新之内涵。《旧唐书》“传赞”云:“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

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旧唐书》正式为“韩文”立名。在复古的旗帜下“自成一家新语”。而对复古之内容,则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经诰之指归”,就是以经典作为属文之原则。二是“迁、雄之气格”,韩愈对司马迁、扬雄的推崇在自己文体的特点上亦有表现。钱基博《韩愈志》说:

《旧唐书》:“迁、雄之气格”一语,吾尝析言之日:“行气布局学司马迁,选字造句学扬雄”,今更申其

意日:“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朋周秦诸子之闳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

雅健。”柳宗元答韦珩书以为:“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正以有奇

字瑰句,而欠逸气浩致也。

韩愈的追求路向显然在“务反近体”,近体指的是流行的骈体文。但是并不是制诰奏议等文体,而是抒情立意之笔法。《旧唐书》对他的新古文的评价是“自成一家新语”,在中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形成了一种现象,韩愈的文章被奉为“新经典”而被师法,“韩文”也就成为了中唐特有的文体。只是《旧唐书》在以韩文人史的范围上不是很大,采摭篇目远远不如《新唐书》,这是因为韩愈之“道”并未成为五代的主旋律,何况史臣认为韩愈弘道之旨不够纯粹。故而,《旧唐书》拈出相关篇目,对韩文提出批评,主要集中批评了韩愈的三类文章,一是不合时宜的《讳辨》;一是不合弘道之旨的《毛颖传》;一是表现其史笔而为“当代所非”的《顺宗实录》。由于《旧唐书》史臣所坚持的雅正的文学观念,自然对韩文不符合雅正道统与文统的作品提出异议了。《新唐书》就不同了,宋祁为文本就好奇,对韩愈之文亦非常推崇,同一材料的使用上就与《旧唐书》多有不同,如针对《讳辨》一文,《新唐书》在李贺传中提及,云:“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辨》,然卒亦不就举。”用在这里就将叙述视角转换,转为对人才的重视了。在宋祁看来,韩愈又成为本时代的诗文发展的标榜对象,这样他对韩愈的评价就会以取韩之长避韩之短的写作态度。《新唐书》云: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

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浞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

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在宋祁的评价视野里,韩愈就成为西汉以后的第一位文章大家。对于他成为文章大家的关键因素,只是肯定了“深探本元”的一面。为了突出韩愈的“成一家言”,将《旧唐书》作为近源的孟轲、扬雄作为韩愈宗尚的经典文本之作者。这样以《原道》、《原性》、《师说》等作为弘道主题的作品作为范例的同时,宋祁也将他的评价范围扩大,将韩愈的全部文章容纳进来,认为都是“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这就将韩愈塑造成“自名一家”的典范人物了。《宋景文公笔记》云:

韩退之称孟轲“醇乎醇者也”,至荀况、扬雄日:“大醇而小疵”。予以为未之尽。孟之学也,虽醇,于

用缓;荀之学也,虽疵,于用切;扬则立言可矣,不近于用。

这则笔记体现了宋祁对韩愈评价的自身态度,肯定了孟子弘道的纯粹性及理论内涵的精神指向,而苟况虽然有可质疑之处却具备现实价值,对扬雄的评价则不高,大概是其仅仅长于议论。也就肯定了韩愈从孟子那里发掘出来的有益于时政的弘道观念,对于纯粹文章写作中发出的议论则并不看重,宋祁推崇韩愈的也是在于其有益于时政的价值取向。他也时常将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放在一起比较,突出了韩愈“自成一家新语”的创体能力。就宋祁个人的意见,他对韩愈的推重主要还是在文章写作的创新意义上。《新唐书》作出的“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浞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之论断,实际上正是对“古文”写作自韩愈后无人继承此“一王法”的一次思考。

两《唐书》韩愈之传记中都对韩愈古文创作的经典取向有所论及,但是认识态度却有所不同。《旧唐书》云:“史臣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这段论赞首先推崇了刘、柳的文学才能,而对于韩愈、李翱则只是肯定了他们的创作动机和宗经取向。史臣认为他们以文风而改变世风的追求目的并没有结出果实,实际上,韩文在后继者的取径中就注定了难以延续的结局。在道消的五代就更难以被认同,或者说五代时期为文宗经也只是在骈体应用文的形式中还存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已经难以落实了。这也许是史臣们忧虑的一种社会状况,韩愈时代的弘道之过程犹可谓艰辛,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自然衰落。这样的定论显然是根据自身时代的价值观念得出的,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暂时衰落的现实让史臣们直接得出了“弘道未果”的结论。《新唐书》史臣则因为本时代对弘道理念的张扬而突出了韩愈的意义,云: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毫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酸

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剜以

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

横骛别驱,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

谋,排难恤孤,矫拂蝓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汔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

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跆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盂轲

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拔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这段文字是对以文弘道的张扬,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韩愈树文统而尊道统。这些正与《旧唐书》“亦有整孔、孟之旨”的看法相反,宋祁突出了韩愈取法乎上的一面,认为韩愈的行文之旨“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这也就是“文”与“道”互动的结果,对“道”的尊崇为“文”灌注了气势,对“文”的创作加强了明道的追求路向。二是对韩愈排斥老佛的书写,尤其在坚守文化本位的较高评价。三是对韩愈儒者形象的推崇。

总之,在对韩愈传记的处理上,有争议的地方都被以为尊者讳之笔法避之,相同内容经过语言层面上的处理将韩愈形象美化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大的儒者形象,纵横捭阖的古文家领袖形象,这样就确立了韩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韩文入史则展现出史臣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在“传赞”之中呈现了一个全能形象的定评,至此《新唐书》中的崇韩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进一步说是对儒学复兴理念的张扬,而在这个张扬的过程中旧资源也就转换成了新思想。

[参考文献]

[1]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韩愈的名言范文第2篇

摘要：韩愈散文接受是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构，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关键环节。一部由元至清的韩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散文成长史，研究好韩愈散文技法和理论的接受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对最终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元明清；韩愈古文；接受状况

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韩愈散文在明代虽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虽有像“前后七子”这样的非韩派，但更有尊韩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学士没有不尊韩的。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说：“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文原》）明代杰出的文论家胡应麟在《唐语林》中也说：“韩公文至高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文公，体大变。”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坛后期领军人物王世贞在《书韩愈散文后》中说：“韩公之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这三个散文家对韩愈散文的文学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云：“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唐诗品汇》）。在这以后，作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对同一时期的秦汉派批评韩愈散文的无知言论，作出了激烈的抨击斥责，他这样说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姗韩骂欧，背弃六籍，瓦釜雷鸣，互相标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与潇少府书》卷七）明代的韩愈散文沿袭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本体论的辨析，对韩愈的“文以明道”说中的文道关系展开了论辩，少有创见；另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注重发掘文章学的一般规律，“使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元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明初散文家宋濂、方孝孺接受韩愈散文，沿袭唐宋旧路子，注重辨析韩子之道的纯与不纯，注重辨析韩愈提倡的“文”与“道”的主次关系。明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的唐宋派，高高举起尊韩的旗帜，此派的主将唐顺之、茅坤学韩愈而各有所得：唐顺之所编的《文编》提出了读者接受三境界观点，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编选《唐宋家文钞》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学主张，解决了儒家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心源”问题，对韩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辞技巧、表现方法和结构做了系统的探讨。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这是韩愈文道观对明代散文的贡献。同时又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有韩愈传记散文的影响。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k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也是受了韩文雄奇奔放文风和杂文特色的影响。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台阁体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家散文法度，极推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称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有韩文之风。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坛始终存在复古与反复古、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不论那一派粉墨登场，都要搬出韩愈来评论一番，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与继承，所以说韩愈散文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是继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结语

基于儒学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宋代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拓出封建时期后期的新的文化传统。”[15]同时，宋代欧阳修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苏轼、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乡派等都从韩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总体上，从韩愈对古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历代变化看：韩愈散文在宋代经历了全面的兴盛，元代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时期，明代又再度兴起，清代则是淡化变衰期。这正体现了韩愈的重要为文理论贡献和巨大价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远影响，后人称他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2]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曹林娣.略论韩愈散文的历史贡献[J].江苏社会科学，2003（05）.

韩愈的名言范文第3篇

在兄长的督促、鼓励下，韩愈刻苦读书。在韩愈开始科举求仕时，他的父、兄、叔父都已去世。因此，尽管他颇具才华，但在“行卷”之风盛行的唐朝，求仕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次：

786年，带着全家的殷切希望，韩愈独自一人来到长安，开始了艰难的科举求仕生涯。经人推荐，他拜见了一位有名的将军，但此次长安之行毫无所获。787年，韩愈在取得乡贡资格后，再次前往长安，应礼部进士试，不幸落榜。以后又连着两年参加科考，都名落孙山。三次落第，对韩愈打击很大。他感到愧对祖先、愧对家人，写诗云：“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

第二次：

791年，韩愈再次来到长安，第四次参加选士考试。这一次，他信心百倍，相信经过几年的寒窗苦读、精心准备，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果然，第二年放榜后，韩愈榜上有名。据史书记载，791年，名相陆贽主持考试。陆贽偏好骈文，也是古文行家。其他考官梁肃、王础等也对古文有所研究。韩愈自幼学习古文，在应试期间，又精心研读了骈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这次考试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另外，尽管韩愈三次落第，但他的诗文已经有所流传，名声也渐渐大起来了。考官梁肃、翰林学士郑余庆等已经有了提携韩愈之意。终于，在其25岁的时候，韩愈进士及第。唐代的进士及第仅仅意味着有了做官的资格，要授予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考核。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吏部考试中，韩愈三次参加，三次落选。多年艰辛的求仕生涯，仅得一第，没有得到一官半职，韩愈内心充满了忧伤与痛苦。

为了维持生计，韩愈不得不另谋他路，开始了多年的汴州、徐州幕僚生涯。期间，尽管有朋友互相往来，但幕僚生活寄人篱下，加上当时兵乱无常，社会动荡不安，韩愈逐渐产生了结束军幕生涯、再次入京等待铨选的想法。801年，韩愈入京，但再次落选。生活的窘迫、仕途的潦倒使他万念俱灰，一度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但又不甘心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仕途，决心再拼搏一次。802年，是韩愈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经人引荐，韩愈终于得授四门博士职位。

韩愈的名言范文第4篇

一、 气势磅礴，雄辩滔滔

韩愈《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不少散文有如长江大河，地包海含，恣肆，气势磅礴，具有博古通今雄辞闳辩的大家风范。慑服论敌，咄咄逼人，一击而中要害，具有无可辩驳的气势和力量，而韩愈对自己的辩词则充满自信。

沉浸（酉农）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进学解》）

《春秋》之谨严，《左传》之宏博，《易经》之奇奥，《诗经》之华彩，《庄子》之恢诡，《离骚》之瑰丽，韩愈之文，博采众长熔铸百家，“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一段夫子自道，用一“规”字管住下文十三句，读之觉笔力遒劲，一气贯串。蔡铸《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七：“公文不以雕饰为工，而此篇极修辞之妙，尤具排山倒海之势。”用一系列隔句押韵的四字短语构成排比句，造成一种夺人气势，体现出韩文拔地倚天、包地含海的特点。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张中丞传后叙》）

小人针对睢阳守卫战将领许远的攻击，十分歹毒。韩愈的回击则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先以人死绳断作喻，用类比法，指出其“不达于理”。其后发抒感愤，严斥“不乐成人之美”的“小人”，指出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气势，而且引起了读者共鸣。这一反击十分尖锐，两个比喻有力戳穿了诬陷者持论的荒谬。

与孟子文章一样，韩文辩论说理，滔滔若江河，一波煞住，复起一波，气势充沛，咄咄逼人，令论敌很难反驳。

二、 情感炽烈，憎爱分明

韩愈是一个情感炽烈、憎爱分明的人。文如其人，在上列7篇散文中，韩愈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有些文字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被誉为“至情之文”“千年绝调”的《祭十二郎文》，在朴素无华的叙说之中，贯注着诚挚而又炽烈的骨肉之情，字字句句凄楚动人。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祭十二郎文》）

此段自述悔恨交加哀肠寸断心绪，复现呼天抢地悲号哀鸣场景，最见韩愈之真性情。“以痛哭为文章，有泣，有呼，有踊，有细语，有放声长号。”（储欣《唐宋家类选》）骈句、散句交替使用，连类引发，一气贯注，质朴中见流丽，恣肆内寓严整。长句、短句错综历落，长句一泻千里滔滔汩汩，“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这一短句，则将叔侄深情推至高潮。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铭》）

这是“能使浇薄挠负一种人缩首流汗”（蔡世远《古文雅正》卷八）的一个长句，抨击了世态炎凉人情纸薄。用“平居里巷”时的信誓旦旦和“临小利”时的落井下石作对比，戳穿了那些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两面派、势利者的丑恶嘴脸。人性之丑陋、官场之险恶被韩愈以寥寥数语摹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韩文这种记叙中的议论语言，形象性、对比性、严密性皆为上乘。

三、奇偶相间，音调谐和

韩文句式奇偶整散皆用，特别注意句式的长短、声调的抑扬、文意的顿挫，给人以艺术享受。那些急促舒缓搭配而富有音乐节奏的文字在韩文中比比皆是。韩文运用排比对偶则变化多端，或意对而文不对，或文对而意不对。韩文扬弃了骈文的弊端，而把骈文的艺术技巧吸收到文章中，取得了很好的表达效果。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张中丞传后叙》）

“守一城，捍天下”两个三字短语，音节急迫，对举鲜明，音调铿锵有力，如金石掷地。两两相对的七字长句，语速变缓，却造成与内容相配合的语言气势。复以两个四字句顿挫，引起一有力反问。下文则字数各异，语句错落，读起来有快有慢，顺势而下，睢阳将帅军民的雄豪之气都在这和谐自然的音节中流出，而弃城图存者、拥兵自重者的阴暗心理则暴露无遗。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进学解》）

这段文字运用富于变化的骈偶排比句式，读起来让人感到浓郁顿挫，节奏鲜明，音调谐美。这种排比对偶句式与骈文不同，它是自然纳入散行奇句的散文之中的，巧妙新奇，自然浑成。其中，押韵的字“老”“眇”“绍”“倒”“劳”琅琅上口，形成一种音韵之美。“宫商相宣，金石协和”（韩愈《送权秀才书》），节奏变化之美和音调谐和之美相得益彰。

四、 反语泄愤，讽刺强烈

常将谐谑、幽默手法用于散文之中，是韩文语言风格又一特征。韩文中常有自我嘲讽之言，有时正话反说，把一肚子难以直说的牢骚话，于自嘲中用幽默、诙谐之语道出，涉笔成趣，增强了幽默效果。对社会丑恶现象，韩文的讽刺入骨三分，往往勾勒形象，在谐谑中达到词谐意讽、针砭时弊的特殊效果。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进学解》）

韩愈一方面标榜自己“学勤”“言多”“文奇”“行修”，一方面贬抑自己“学”不由统，“言”不要中，“文”不济用，“行”不显众，甚至给自己加上尸位素餐、盗窃陈编之罪名。其实，读者心知肚明，这段自我嘲讽的辩解完全是正话反说，反语泄愤。用抑己来扬己，正是行文巧妙处。如清人过珙所说：“设为问答，意若自责，却反自誉。其叙失意处，正是其得意处。前人谓道高毁来，德修谤兴，文公正以此两句自责。”（《古文评注》卷七）在这类文字中，韩文没有丝毫道学气味，自我塑造的形象十分可爱。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送李愿归盘谷序》）

奔走钻营之徒在权贵面前欲进不敢上前，欲说不敢张口，“趑趄”“嗫嚅”这些形象化词语活灵活现地揭出了身处污秽之中而不知羞辱的之徒的丑态。“丹青笔也，形容如图画。”（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二）韩愈对这种人进行的尖刻讽刺和辛辣嘲笑，不仅见出他们外在的形象，也析出他们内在的品性，讽刺中带有韩愈对这些人的高度蔑视。

五、言语警策，词汇丰赡

韩愈学习继承古人留下来的生动精粹的语言，经过消化改造，精心熔铸成新的语汇，包括格言和成语。韩愈或改造旧语，或另铸新词。无论是化旧为新，点铁成金，还是务去陈言，立异标新，都能注重创造，做到意新词活。

韩愈少数文章，差不多整篇都是名言，如《师说》和《进学解》。7篇韩文之中多警策名言：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进学解》）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序》）

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送李愿归盘谷序》）

士穷乃见节义。（《柳子厚墓志铭》）

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祭十二郎文》）

以《进学解》为例，文中使用或被后人用作成语的，竟有近20余条（以原文先后为序）：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治具毕张登崇俊良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提要钩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继晷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含英咀华浑浑无涯佶屈聱牙同工异曲闳中肆外跋前踬后

动辄得咎命与仇谋头童齿豁俱收并蓄校短量长惟器是适

绝类离伦投闲置散

这些成语，不少出于韩愈的创造。“跋前踬后”，比喻进退两难。这是韩愈在前人诗作基础上创造的一个新的词语。《诗・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其尾。”韩愈锤词炼意，重新组织，创造出一个新的词语。“佶屈聱牙”，佶屈，曲折不畅，聱牙，拗口，形容文句艰涩，读起来很不顺口。这是韩愈独创的一个词语，自韩文使用后就成为固定词组流行不衰。

六、 叙事典范，形神毕现

韩愈散文的叙事语言，直接取法于《史记》，是一种典范化的散文语言。叙事中散句单行，按照语言的自然音节，参差错落，伸缩自如，形成一种平易流畅的风格。这种叙事语言，力排辞赋化倾向，以具有个性的语言，捕捉人物的活动场景，营造人物的活动氛围，揭示人物的性格心理，简洁流畅，形神逼肖，达到散文语言的上佳境界。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张中丞传后叙》）

“写南八之勇，千秋以下，尚凛然见其忠慨。”（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卷二）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其忠义、慷慨、激愤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求援事，让贺兰进明及其部属从反面侧面加以陪衬，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南霁云英气逼人，忠慨毕现。而回马射塔之举，突然拓开一笔，惊煞世人，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柳子厚墓志铭》）

这是一个最富感情也最容易令人横生感慨的段落。作者对子厚身处困厄之中却能体谅朋友困难，愿以柳易播的高尚风格浓墨重写。柳子的反应，是既“泣”又“请”，“泣”的神情，“请”的动作，出自肺腑的言语，这些典型细节生动地表现了柳子在朋友身处困厄时的真挚情谊和果断举措，突出其舍己为人的亮节高风。真可谓“士穷乃见节义”。

七、 文义隐曲，含意深远

韩愈行文有时运用曲笔。由于种种原因，不便直言其事，或借寓言以发挥，或用曲笔表深意，意境幽远，很有深度，引人遐思。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毛颖传》）

以去掉笔帽比“兔冠”，以笔毛脱落比“发秃”，以“摹画”文字比谋划国事，以笔毛耗尽比尽心效命，新鲜巧妙，非常人所能想。《毛颖传》中的毛颖既是笔也是人，既符合毛笔的特点，又具有人的经历、技能和性格。二者结合得水融，实寓讥刺统治者“少恩”之意，抒发了作者心中的郁愤之情，也寄寓着无数忠臣义士为君主效力一生，至年齿衰迈而被抛弃的人生悲剧。宋代叶梦得称：“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避暑录话》）老而见疏的郁愤，却又以诙谐之语出之，曲笔之中，包含着悲凉之慨。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送董邵南序》）

这是韩愈绾合全篇出人意料之笔。韩愈请董生代为劝勉河北之“屠狗者”：“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吁请河北被军阀埋没的人才出而为朝廷效力，则暗含力挽董生居留长安等待机会报效国家之意，如此，规劝董生不应远赴河北委身幕府之“留”意渐显，而送别董生前往河北施展才华之“送”意顿消。确如后人所评：“楼台倒影于水光中反照，使人触目历历，不必劝止而劝止之意明明指出，又不十分唐突，真词林妙品也。”（林纾《韩柳文研究法》）

八、 虚实相生，舒缓两宜

巧妙运用虚词，也是韩文艺术美的表现。韩文多用虚词，与实词融合一体，虚实相长。虚词运用得好颇能显示文章的精神。费衮评《祭十二郎文》虚词的运用：“几于句句用助词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莫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梁溪漫志》卷六）虚词的巧妙搭配，令句式参差错落，语气舒缓得宜，作为语言大师，韩愈是无可争辩的一流高手。

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祭十二郎文》）

这两句话妙用“而”“矣”两虚词。前句，连用三个转折连词“而”，文句意蕴绵长耐人寻味。后句，前一个“而”令文意顿错，后一个“而”使文气舒缓。两个“矣”字的运用，由十二郎猝死之哀说到自己“几何不从汝而死”之悲，令文意格外沉郁哀婉，凄楚动人。

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送李愿归盘谷序》）

句中连用五个“而”以舒缓文气，与不用“而”的并列短语有了明显区别。“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言其内质，“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 言其表现。“粉白黛绿者”，一个“者”字，一方面与“曲眉丰颊”照应，另一方面也起了很好的停顿作用。这一个长句，由于虚词的恰当运用，读起来节奏分明，徐疾得宜，中无梗阻，一气呵成。

韩愈的名言范文第5篇

深厚友谊不以万里为远

公元716年，18岁的阿倍仲麻吕随第8次日本遣唐船，来长安国子监太学求学。由于他成绩优异，毕业后一举考中进士，屡任要职。仲麻吕为人情感丰富，性格豪爽，和当时的诗人名士如李白、王维、储光羲等都有密切交往。

753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在长安事毕回国，仲麻吕请求同归。这时仲麻吕入唐已经37年。仲麻吕获准回国的消息传出以后，长安朝野人士纷纷送别，依依不舍。素与仲麻吕交好的诗友们怀着惜别的激情，挥笔作诗赠别，诗境深远，亲切感人。

不久，传闻他在海上遇难，李白十分悲痛，挥泪写下《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深刻表达了两人的诚挚友谊，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不朽名作。仲麻吕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望乡》一诗相和。

【读史悟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国之所以为大，既因为其疆域之辽阔，更难得的是拥有胸襟之宽广。国如此，人亦然。容得下世间万物一切存在的人，往往都拥有丰盈充实的精神世界。友谊的生成和发展是颇微妙的，志趣相投的同时更多是心心相印的默契。心有多大，这种友谊的深度就会无限延伸，纵使相隔千里万里，抑或是分别三年五载，都会日久弥新，见出其精神质量。

【适用话题】交往 友谊 诚挚

坚持不懈铸就文化自信

韩愈19岁时来到京城长安。当时梁肃在长安文坛很有影响，他反对南北朝的骈体文，主张用先秦两汉的散文形式写作，这与韩愈认为的“文章应明理，形式应为内容服务，语言要表达思想”的见解不谋而合。在梁肃的指点下，韩愈的古文水平很快得到提高。

五年后，韩愈参加进士考试，试题为“不迁怒不贰过”（即不把怒气转移给别人，不犯同样错误）。韩愈看后挥笔成章，不料主考官却将他的考卷判为劣等；第二年韩愈又考，试题与去年一样，韩愈毫不犹豫默写了去年的考场旧作。主考官经过反复评阅，不禁为他的古文风格拍案叫绝。韩愈因此名列榜首。

此后，无论上书皇帝、致信亲友，还是写各种体裁的文章，韩愈都按先秦两汉的古文要求精心撰写，其文感情充沛、雄奇奔放、明快流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许多人纷纷向他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多。后来他又得到散文大家柳宗元的支持，古文业绩更加斐然。二、三十年后，古文逐渐压倒骈体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