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六一诗话；欧阳修；韩愈；韵宽；韵窄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第二十七则中，对韩愈的用韵问题作出了评价：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韩诗持高度赞赏的态度，他认为韩愈笔力非常，虽然以诗歌为“文章末事”，但其诗歌在表情状物方面却有着极高的艺术效果，能达到“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程度。另一方面，欧阳修着重赞美了韩愈诗歌的“工于用韵”，认为韩愈的诗无论是“韵宽”还是“韵窄”都各具特色，“乃天下之至工也”。这里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韩愈的“工于用韵”如何体现？“韵宽”和“韵窄”具体表现为什么状态？二是欧阳修所高度赞扬的韩诗在其自身诗歌创作方面有什么影响？下面，笔者结合《六一诗话》第二十七条相关内容，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有关“韵宽”和“韵窄”

有关《六一诗话》中的“韵宽”和“韵窄”，历来说法不一。目前通行的解释共有两种：一种认为“韵宽”是指在用韵方面不严格依照韵部，可以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而“韵窄”则对韵脚有着严格限制，必须使用同一韵部里面的文字。另一种解释认为，这里所言的“韵宽”与“韵窄”是就韵脚所属韵部而言，韵宽者言其诗的韵脚选择文字较多的韵部，而韵窄者则相反。两种说法粗看各有道理，但究竟哪一种更加合乎文意，我们可以结合欧阳修给出的例子《此日足可惜》、《病中赠张十八》来窥其一二。

《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为五言长诗，全文共七百字。其韵脚分别为：尝、光、方、章、行、肠、房、城、堂、望、荒、猖、常、亡、长、旁、江、明、光、当、煌、鸣、庭、名、成、伤、丧、双、床、徨、将、丁、忘、声、更、殃、城、停、冈、僵、觞、狂、轰、翔、航、黄、翔、芒、童、龙、忙、昂、鸣、疆、兄、殇、阳、粮、凉、情、经、听、更、京、江、逢、丛、穷、狂、乡。据宋人刘渊依据唐人诗歌用韵情况所制的《平水韵》，可知这些韵脚共涉及6个韵部。加粗文字属于下平七阳部，共40个；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下平八庚部，共15个；斜体字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3个；边框的文字属于下平九青部，共5个；加粗的斜体字属于上平一东部，共3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宋体字为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2个（“旁”和“徨”）。可以看出，《此日足可惜·赠张籍》押韵的文字绝大部分属于下平七阳部，间或涉及其他韵部的文字。

《病中赠张十八》全文二百二十字，其韵脚分别为窗、逢、邦、壮、扛、双、摐、江、幢、杠、缸、釭、厖、降、肛、哤、庞、腔、泷、嵕、桩、淙。依据《平水韵》，这些韵脚涉及3个韵部，其中加粗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14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加下划线文字属于去声二十三漾部，共1个；宋体字为在《平水韵》中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5个，分别为摐（音chuang，阴平）、釭（音gang，阴平）、厖（音mang或pang，阳平）、哤（音mang，阳平）、嵕（音zong，阴平）。可见《病中赠张十八》所押之韵大多属于上平三江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到其他韵部的文字。

下平七阳部是平水韵中文字较多的一部，共164字；而上平三江部仅有17字。也就是说，相比于《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病中赠张十八》可以选用的韵脚极少。但通过上述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此日足可惜·赠张籍》70个韵脚当中，就算加上找不到所属韵部但在现代汉语中声音相近的“旁”字和“徨”字，也仅仅有42个韵脚属于下平七阳部，多于三分之一的韵脚都属于其他韵部；而《病中赠张十八》的22个韵脚，即使不算现代汉语中与之声音相近的“摐”、“釭”、“厖”、“哤”，也已经有14个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若算上这四个文字则有18个同属一个韵部！据此，若结合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对于“韵宽”、“韵窄”的论述来看，显然“宽”和“窄”是就所属韵部而言这一种说法更加合理：“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是说当韩愈选择含字较多的韵部之时，并不局限于这一韵部，而是随心所欲地在其中穿插其他韵脚，时而游离时而回归原韵，并不拘泥。一如宋张耒《明道杂志》所言：“韩吏部《此日足可惜》诗，自‘尝’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虽越逸出常制，而读之不觉，信奇作也。”而“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则言当选择含字较少的韵部之时，韩愈反而尽量不使用其他韵脚，靠难度体现技巧，靠文字的琢磨体现功力。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五《病中赠张十八》谓：“读此，知公善诱亦善谑，亦是排硬格，但有转折顿挫，遂觉意态圆活”，可谓的评。反之，若将“韵宽”、“韵窄”看做是是否能够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则《病中赠张十八》言“韵窄”尚算合理，《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中涉及的其他五个韵部却与下平七阳部并无音韵相近的状况，言其“韵宽”显然颇为牵强。故相比之下，欧阳修所言的“韵宽”、“韵窄”是就所选择的韵部包含文字多少这一种说法显然是更加合理的。

二.关于欧诗受韩愈诗歌影响的表现

有趣的是，欧阳修虽然极力赞扬韩愈的“工于用韵”，但其诗歌在用韵方面受到韩愈的影响却并不明显。韩愈诗歌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一诗话》所言的“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上面。

自宋代以来已有文人指出，欧阳修的诗歌与韩愈诗歌具有相似之处。《竹莊诗话》中有王安石言“欧阳公自韩吏部以来未有也。词如刘向，诗如韩愈而工妙过之”的记载；严羽《沧浪诗话》中也有“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的评断。这说明欧阳修诗歌在创作手法上面确实与韩诗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一文认为，欧阳修诗歌学习韩诗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即学韩期、似韩期及变韩期。这一划分标准其实也体现出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在文字、典故方面化用韩诗，在立意、结构上模仿韩诗，以散文手法创作和以议论入诗。

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载：“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言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 ‘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昨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这则轶事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韩愈诗文对欧阳修的诗文创作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提出欧阳修的诗歌在模仿韩诗方面有“公取”和“窃取”两种形式。从其所列举的“公取”于韩愈的诗句来看，“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皆是对韩愈原有诗文的直接化用，故在此不妨将“公取”解读为在文字、典故方面的化用和模仿。正如文中所言，这种对韩诗在文字典故上直接模仿的诗歌数量较少，不过“粗可数”，仅是欧阳修诗歌创作师法韩诗的一种粗劣的表现。从文中所言的“窃取者”中，更能体现出欧诗在创作方面对于韩诗的吸收借鉴。

所谓“窃取者”，大体是指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和创作手法等方面取于韩诗的欧阳修诗歌。然而细究之下，这些诗歌其实有着较鲜明的差异：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是对于韩诗的生硬模仿，个人色彩较淡；而借用韩诗创作手法的欧诗，则融合了欧阳修自身的文学理念和审美情趣，体现出较鲜明的个人特色。故在此我们不妨将其看做欧阳修诗歌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两种不同表现。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中的一段论述，便是前者较鲜明的例子：

韩文公尝作《赤藤杖歌》云：‘赤藤为杖人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此歌虽穷极物理,然恐非退之极致者。欧公遂每每效其体。作《菱溪大石》云:‘山经地志不可究，遂令异说争纷纭。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仰观苍苍补其缺，染此绀碧莹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苟非圣人亲手迹，不尔孔穴谁雕剜。又云汉使把汉节，西北万里穷昆仑。行经玉阗得宝玉，流入中国随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镌凿无瑕痕。’观其立意，故欲追仿韩作，然颇觉烦冗，不若韩歌为浑成尔。公又有《石篆》歌云:‘我疑此字非笔墨，又疑人力非能为。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当时野鸟踏山石，万古遗迹在苍崖。山祗不欲人屡见，每吐云雾深藏埋。《紫石砚屏歌》云:“月从海底来，行向天东南。正当天中时，下照万丈潭。潭中无风月不动，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洁石莹净，感此阴魄来中潜。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公又尝作《吴学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千状万态不可殚，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闲。’此三篇,其法盖出于退之。”

在这段论述中，陈善明确地提出欧阳修某些诗歌是在立意方面“故欲追仿韩作”，并认为欧阳修《菱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吴学士石屏歌》四首诗歌皆是模仿韩愈《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而来。韩愈咏赤藤杖，并不如常规咏物诗一般以物品的外观作为切入点，而是以其来历展开想象，运用神话传说等意象为赤藤杖铺陈了奇诡雄壮的背景，令人生耳目一新之感。这种立意明显被欧阳修借鉴运用到四首诗歌当中：《菱溪大石》言“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石篆》言“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紫石砚屏歌》言“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吴学士石屏歌》则称“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不难看出，在为所咏之物铺排背景方面这四首诗歌确与《赤藤杖歌》异曲同工，言其“追仿韩作”并非虚言。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直接的借鉴模仿，使这些诗歌在立意方面过于着于痕迹，甚至有“颇觉烦冗”之叹。因此，这类在立意、结构等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只得其形似，神韵方面则不免落于下乘，在艺术价值上比不上吸收了韩诗创作手法并融以自身特色的第三类诗歌。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指出，“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这一观点较精到地概括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愈诗歌的最重要表现，即吸收韩愈诗歌的创作手法加以运用。值得注意的是，欧诗创作中运用散文手法并不是指在句法上体现出散文特点，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铺陈其事，刻画其人。如其名作《述怀感事寄梅圣俞》：“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跛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所用文字平直周详，于简单处出妙笔，深得古文之妙，短短几句话已生动地勾勒出大部分人物的个性特色，而宴席气氛的热闹与随意也随着人物不拘一格的表现呼之欲出，如在眼前。而在以议论入诗方面，欧阳修的诗歌多数不是对韩诗亦步亦趋的模仿，往往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其枯燥艰涩之失，体现出平淡清新、自然情致的艺术特色。如欧阳修《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全诗一方面借眼前残雪压枝、笋欲抽芽的早春之景，表达了被贬山城的寂寞抑郁，另一方面又借“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句加以议论，表达对未来的向往和希望，于平淡中体现出悠长的韵味。再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前两句生动地描绘出画眉鸟的声音和所处的环境，后句发表议论，抒发自身情感，寓议于叙，自然清新中表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综上所述，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高度推崇，确实鲜明地表现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但这种影响却并未表现在深为欧阳修所推崇的用韵方面，而体现在对韩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模仿上。虽然早期诗歌中不乏刻意雕琢之作，但对于立意、手法方面的吸收运用，使欧诗更得韩诗畅尽之意而避其枯涩之失，呈现出清新流丽的自身特色。

参考资料：

[1]欧阳修，释惠洪.六一诗话·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2]何汶.竹莊诗话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3).

韩愈的诗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提起韩愈的诗歌创作风格，一般都认为韩诗奇险怪僻，其实不尽然。文章解读了韩愈诗歌创作的历程，探析了韩诗奇险风格形成的原因。

  　提起韩愈，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一千多年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其实他的诗歌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创立了新的流派，但后人对韩愈的诗风历来有许多争议，笔者集中拜读了诗人各个时期的诗作，觉得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文一样，浑浩流转，独立特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不仅某些思想内容一以贯之，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骄文是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的文字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他不甘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示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在艺术上创新求异，大胆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又并不都以奇险见长。他的诗可以清幽如水，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石。

    韩愈出生时，李白已去逝，三年后杜甫也谢世，到韩愈的时代，唐代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已过去。韩愈作为诗人，其得益的是有许多前辈作楷模，可供他学习和借鉴;困难的是要超过李、杜等大诗人，是相当不易的。而韩愈的性格及他个人的才华，使他决不肯做个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所以他必定要开拓新领域，创造自己的流派，形成独特的风格。赵翼《威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纵观韩愈的诗歌道路，奇险诗风的形成与特定的生活时代、与诗人的性格和人格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唐特定的历史时代使韩愈在亦官亦仕的生活中，忽沉忽浮，忽枯忽荣，而这些都影响着他的诗歌发展。中唐的诗歌不象盛唐之音那么光芒四射，却更多姿多彩，各种风格流派竞显神通，诗歌的艺术个性特征到这时充分发展，诗人以诗歌为生命，他们用字造句，煞费苦心，务去陈言，力求新异。

    下面沿着韩愈诗歌创作之路，品评不同时期的作品，以探寻其独特诗风的形成。

    一、真率高远的早期追古

    韩愈在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三年，出生在一个官僚世家。度过颠沛流离的少年生活后，十九岁的他收拾行装向京城出发，准备通过科举博取功名，路上写下《条山苍》:

    条山苍，河水黄。波浪纷纷去，松柏在高岗。

    贞元七年，年轻的诗人与好友陈羽相别，作诗《落叶》为赠: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上终自异，邂逅暂相依。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支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条山苍》以岁寒不凋的松柏自喻，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傲视着天地间的二切，诗句写得简朴、高扬。

《落叶》写得格调新颖，力扫盛唐时的陈词滥调，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两首诗让人不由得想起《诗经》、《古诗十九首》这些先秦诗歌，因为在艺术手法上诗人运用了比兴、叠字的技巧，内容上清新易懂，不难看出诗人内心复古崇古的追求，表明诗人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对人生对社会充满美好的幻想，表现出天真浪漫的艺术境界。这些诗相对过去诗坛的一片妩媚繁华，显得清新朴素，但存有明显的模仿古人的痕迹，而且过于平淡直率，注定要不断发展。

    二、奇崛怪僻的盛年创作

    尽管韩愈读书勤奋，“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十多年的苦学，对自己充满必胜的信心，而却在科场考试中屡遭失败。只得在汁州、徐州佐幕。胸有抱负，满腹才华，怎甘寂寞?辗转奔走，侥幸脱祸，郁闷难解，唯有写作。以下的因素发展着诗人奇险的诗风。

   (一)友人的影响

    韩愈正直善良，对朋友一片冰心，贞元十四年，写作《醉留东野》可看出他对穷困潦倒的诗人孟郊的敬重友善，其中“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黯，自愧青篙依长松”表现出对孟郊的倾倒之意。写作此诗，适逢孟郊投靠友人也来到汁州，这是两人在科考相识后第二次相聚。诗中写道“吾愿身如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对年长自己十八岁的孟郊的推崇，这时孟郊诗歌写作已有成就，已形成奇崛硬朗的风格，而韩愈的名气还只在散文。二人有相同的艺术追求，有“崇古复古”的信念，于是韩诗的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贞元前期的平和真率变得冷峻奇险。

    (二)世事的动荡

    贞元十五年秋，韩愈在徐州为节度推官，当时黄沙崩堤，诗人目睹老百姓的逃亡生活写下《醒醒》一诗，诗中不难看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第二年他从京城长安回徐州，又写下《归彭城》，对当时战乱和自然灾害给一百姓带来的苦难表示痛心疾首，讽刺当政者的平庸无能，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忧愤情绪。

    (三)仕途的沉浮

    到了贞元十七年，经过十七个年头奔波和追求，三十五岁的韩愈终于第一次当上了朝廷命官，得到了四门博士的职位，同时也开始了浮沉不定的官宦生涯，这在他的诗歌中也体现了出来。当年十二月被贬去岭南，“朝为青云者，暮作白首囚”。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写道:“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诲气湿蛰熏腥躁。”这首诗写在中秋之夜，两位诗人在一起赏月喝洒，回望几年来坎坷的命运，感慨万千。这首诗开头写中秋夜景，中间借张之口用大段笔墨叙述自己被贬滴之苦。虽然心中苦涩，但好强的性格使他又不肯示弱，便写得虚虚实实，含蓄悠远，使得全诗结构上起落多变，让读者觉得奇崛险怪。

    元和六年的春天，韩愈从阳山北徙江陵，生活虽比岭南好，但精神依旧苦闷，写下《感春四首》，写得笔力刚健，这是他中年得意之作，元和六年秋天，诗人自江陵为国子博士，这种冷淡生涯对有远大理想抱负的诗人来说，感到厌倦，写下《秋怀诗十一首》，表述自己忧愤的心情，诗中表现了诗人雄浑态肆的感情和正直磊落的性格。现选引《秋怀》之四:

    秋气印侧侧，秋空日凌凌。上无枝上稠，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增。清晓卷书坐，南由见高棱。其下澄漱水，有蚊寒可曹。惜哉不得拄，岂谓吾无能!

    此诗写在诗人受他人造谣中伤之时。全诗用遒劲的语言，写不平的情怀，首句写秋天景象，用以象征自己孤独而傲峭的情怀，显示了作者疾恶如仇的性格。

    元和十四年，诗人再贬潮州，南行途中，心境无限悲凉，写下凄惋的《路旁堆》“千以高山遮，万似远水隔。”“吾君勤德治，照天日月敌”。诗人把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慈悲”上，进行了大胆的夸张想像。从贞元二十年(804)到元和九年(814)的十年中，是韩愈诗歌创作的鼎盛期。

    另外由于追求诗风变革求新，加之开始盛行“写长诗之风，为了押同韵，就必然用僻字生字，为了不重复，就发掘人所未道的新意象。

    三、清丽自然的晚年回归

    长庆三年春，经历风风雨雨的韩愈步入晚年，却写出《早春》小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诗写得清新绝妙，千古以来难有超出者。隐约的青草，舒畅的喜悦，看似白话却韵味十足，使人简直不敢相信是韩愈所作，可见其诗歌的风格随着境遇的变化、个人的命运多变有着很大的变化。长庆四年夏，诗人因病告假，常游南溪，写了《南溪始泛三首》，风格已一改过去的豪迈雄健，写得闲适古淡。这些变化都不是孤立的，一方面诗人在晚年的十年时光中，仕途上是最稳定辉煌的阶段;另一方面面对无可奈何的政局，政治热情也日益冷淡，诗人开始反躬自省，转向宗教，寻求安宁、静谧。

韩愈的诗范文第3篇

进士登第，锋芒初露

韩愈生于唐大历三年（768），自幼父母双亡，与嫂嫂及侄子在宣城（今安徽宣州市）相依为命。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离开宣城，来到长安应考。到长安期间，兄长死于唐王朝与吐蕃订盟之变，只得投靠兄长生前好友马燧，幸得马燧收留，韩愈安心在马家苦读，一年后参加考试，可惜名落孙山。

贞元八年（792），韩愈第三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终于登第，时年25岁。主考官陆贽对韩愈的古文功底很是欣赏。当时一共录取进士33名，韩愈名列14。同年六月，陆贽被拜为宰相，韩愈与友人游其门下，学业日进。当时的名臣阳城由于李泌的推荐做了谏官。阳城曾隐居于中条山，性情恬淡，为人正直；入朝为官，众人以为他定能直言进谏。然而，让众人失望的是，阳城并没有针砭时弊以尽一个谏官的职责。相反，他日夜痛饮，对改革毫不关心。韩愈看到自己敬仰的高士行径如此，愤而作《争臣论》批评阳城，希望他“能受尽言，闻而能改”。三年后，裴延龄诬陷陆贽，阳城上书痛斥裴延龄的罪过，为陆贽申辩，置生死于不顾，结果因此被降为国子司业。时人认为阳城能有如此胆识是为韩愈的文章所激励。

韩愈中进士后，并未立即入朝为官，因为按照唐朝的选官制度，进士要想在京师任职，必须通过吏部考试或制举，否则只能到藩镇做幕僚。

贞元九年（793），韩愈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辞科考试，没有通过。再次参加吏部考试，又落选了。

贞元十年（794）二月，27岁的韩愈回河阳扫墓，回家才知养育他的嫂子在一年前去世。韩愈十分悲伤，在家为嫂子服丧一年。

贞元十一年（795年）正月，韩愈再一次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依然未成。从正月二十七到三月二十九，他三次上书宰相，均未引起任何反应。这几篇上宰相书收在《古文观止》中，其间充满无限热情、无限辛酸，可谓中国古代文人干谒权贵的范本。在长安求仕无门，韩愈的日子过得极其困窘，“日求于人，以度时日，遑遑乎四海无所依，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五月，韩愈离开长安东归故里河阳。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韩愈29岁，受兵部尚书董晋举荐，出任汴州观察推官，掌管刑狱。韩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从此，韩愈协助董晋处理军务、治理汴州。此间，他将在宣城的妻子卢氏、侄儿老成等一家人接至汴州。生活安定之后，他集中心思致力于文学事业。孟郊是他的诗友，李翱、张籍分别从徐州（今江苏）、和州（今安徽）赶来跟随韩愈读书学文。韩愈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对散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正月，董晋患病，卧床不起。二月，董晋病逝。为答谢知遇之恩，韩愈告别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护丧西行，前往洛阳。不料此时汴州发生兵变，幸好家人很快从乱军中逃出，赶到徐州符离（今安徽）。为了安顿家人，韩愈去找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张建封与马燧交谊笃厚。当年在马燧家，两人有过交往。在这“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之时，韩愈求助张建封。同年秋，受张建封的推举，韩愈出任徐州节度推官，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有了保障。

韩愈与张建封二人虽以文章相赏，但性格各异。韩愈年轻气盛，上任不久，就向张建封上书要求调整上班时间的陋规，张建封并未作任何应答。唐代盛行驰马击球运动，张建封甚好此道，并以技术高超引以为荣。但韩愈却以为击球会使马疲劳，又会损伤身体，对此很不赞同。韩愈认定自己所言甚为有理，因此再次上书对张建封规劝，张建封对韩愈的善意劝告并没有接受，而且颇怪韩愈事多，渐渐对他冷落。

这年冬天，各地方节度使都忙着采办给皇上的贺礼。张建封派韩愈带着贺礼去长安，韩愈借此机会拜访当年故友。长安城同辈人仕途得意，深深地刺激了他，长安归来，韩愈情绪低落，常骑马出城，纵马狂奔，大醉而回。在《归彭城》一诗中他写道：“乘间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此诗写成后不久传到了张建封的耳中，张建封觉得韩愈冲自己发牢骚，大为不满。

贞元十六年（800）春，张建封免去韩愈的职位。

贞元十七年（801），34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终于通过。这时期韩愈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代表作。秋天，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的开端。其间，韩愈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收门徒。韩愈在儒学宣传和学术运动方面的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韩愈追求的是直接参与政治，实现政治抱负。在《杂诗》里，他写道：“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

就在韩愈潜心教书、传播儒家学说时，远在宣城的侄儿老成因病而死，时年三十。听得噩耗，韩愈十分悲痛，含泪写了《祭十二郎文》，以寄哀思。

在国子监和地方官之间徘徊

贞元十九年（803），36岁的韩愈写下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为了体恤民情，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任职阳山令三年，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渔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韩愈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

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韩愈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韩愈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途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韩愈的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等。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驾崩，顺宗继位。王叔文任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柳宗元、刘禹锡也先后擢任显官；贬斥了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招回被放逐的先朝忠臣阳城、陆贽等。由于王叔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削弱宦官权力，但王没有政治背景，在宦官藩镇的内外夹攻下，革新失败。同年八月，顺宗退位，宪宗继位，宦官强藩势力重新得胜。

远在边陲的韩愈并没有被召回京，而是北上郴州，在郴州刺史李伯康处等待新命。这一待命就是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韩愈静下心来，专心著书，完成了《原道》《原人》《原毁》《原性》《原鬼》五篇重要的作品。

这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掌管刑狱。这是个动辄得咎的职位，抱负远大的人如何能安于此职？

次年（806）正月，宪宗改元元和，这一年韩愈已经39岁了。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授权知国子博士。当时，他的朋友孟郊、张籍等人都在长安，国子博士生涯冷淡，事务不多，韩愈得闲常常与这班朋友谈诗论文。秋天，韩愈常常与孟郊同游赋诗，作有长篇《秋雨》《城南》《斗鸡》等，然而每每尽兴之余，孟郊常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年过半百却无建树，颇多感伤。作为孟郊的朋友，韩愈了解他的才华与忠信，对孟郊的郁郁不得志深为同情。

号称中兴英主的宪宗皇帝，为重振朝威，选用贤臣良将，对几个藩镇用兵，表现出励精图治的蓬勃景象。韩愈一向是憎恶藩镇拥兵割据的，他写下了长达千余言的四言诗《元和圣德诗》，歌颂贤明的英主宪宗皇帝和他清明威武的政治措施。

这时，韩愈的家庭更庞大了，生下一子两女，而且两位堂兄先后去世，身后分别遗下二子二女、三子三女，因生活没有着落，都来投奔韩愈，由韩愈教养。人口的增多，使韩愈家庭负累加重。

元和二年（807）夏末，韩愈以国子博士分司洛阳，孟郊也在洛阳任职，两位老友得以重逢。韩愈在东都洛阳任国子博士，事务清闲，常常是“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茫茫出门路，欲去聊自劝。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

元和四年（809）六月，韩愈改任，主管祠庙祭祀及道观佛寺。唐代皇帝多信佛，道教老子又是李唐皇室正式攀认的祖宗，因此佛道大炽。韩愈一向以儒家捍卫者自居，对佛道深恶痛绝。任职期间，韩愈查办了一些不法僧尼道士，此举得罪了宦官，不久，称病告休。

柳宗元认为佛与孔子同道，将佛理与儒道融而为一，韩愈大为不满，指责柳宗元不斥浮屠，爱与佛徒来往。冬天，韩愈调任河南县令，上任伊始，断然禁止各藩镇在东都设置留邸，以壮朝威。宪宗大悦，道：“韩愈助我！”

元和六年（811）正月，韩愈作《送穷文》。所谓穷者有五：一指智穷，即性格耿直，不会变通；二指学穷，即不顾命数，只知“在学海里游泳”；三指文穷，即无一技之长，专写怪奇文章；四指命穷，即面丑心善，利居人后，责在人先；五指交穷，即对人吐心肝，而人待我如雠冤。韩愈认为这些是使自己“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以及仕途不顺的原因。这年夏，韩愈再次被召回朝。

元和七年（812）二月，韩愈复任国子博士，任后觉得工作清闲，报国之志难以实现，作《进学解》聊以。当时宰相李吉甫等读了他的文章后，对于他的怀才不遇深表同情，调其任史馆修撰。对于这个职务，韩愈不愿接受，他说：“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近；左丘明记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远在永州的柳宗元听完后，颇感不满，因为当年二人希望借修史“诛奸宄于既往，发潜德之幽光”。柳宗元写信指责韩愈畏缩不敢有为。读罢柳宗元的信，韩愈回心转意，潜心著史。三年后，韩愈修成《顺宗实录》五卷，直笔陈言，无所顾忌。

元和九年（814），韩愈多年的好友孟郊因病而死，韩愈悲痛难收，写下《贞曜先生墓志铭》。

白居易曾作《与元九书》，陈述其诗歌主张，对杜甫大加赞誉而贬低李白。韩愈批评了白居易，他一向尊尚李杜二人，遂作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元和十年（815），韩愈调任长安，负责起草诏书，对朝中的大事有权参与，韩愈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心情愉快，写了一些咏物寄情的小诗。

元和十年至十二年（817），宪宗兴兵讨伐淮西吴元济的叛乱。这次兴兵，是唐室历来讨伐藩镇最艰苦的一次战役。韩愈作为行军司马，参赞军机，立下赫赫战功。韩愈一向对藩镇拥兵叛乱深恶痛绝，在是战是和的论辩中，韩愈成了一名积极的主战分子。

宪宗将用兵大权交给主战宰相武元衡。与吴元济交好的李师道派门客刺死了武元衡，但宪宗伐吴决心不改，继续启用主战派裴度为宰相，任命韩愈为中书舍人，后任行军司马。受命后，韩愈立即前往汴州，劝说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出兵，协力讨伐淮西。后据情报得知吴元济的精兵屯守在洄曲及蔡州的四境，驻守蔡州的是一些老弱残兵，李带领数千兵马，趁着大风雪，行军百余里，于当夜到达蔡州，趁虚而入，擒获吴元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雪夜入蔡州”的故事。

扰攘多年的淮西叛乱终于得以平定。淮西出征，实现了韩愈“犹思脱儒冠，弃死取先登”的宏愿。壮志得酬，韩愈在《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一诗里这样说道：“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元和十二年（817），韩愈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过了一年平静的日子。

儒家道统孤独的捍卫者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文章还认为：佛教乃夷狄的宗教。中国上古不曾有过这种宗教，其时天下太平，百姓长寿。后汉明帝时始有佛教，明帝在位仅18年而已。宋、齐、梁、陈、元魏以后事佛越勤，年代尤其短促，虽然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次舍身佛寺，后竟为叛将侯景所逼，饿死台城，不久国亡。乞请将佛骨交给主管官吏，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身为人臣，韩愈说人主事佛，皆年寿短促，这一点惹恼了宪宗，宪宗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韩愈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

正月十四，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即日乘车上路。车至蓝关，天降大雪。韩老成的儿子韩湘，韩愈的侄孙前来送行。韩愈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有这样几件大事：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潮州形成了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也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驾崩。穆宗即位，二月初八，韩愈到达袁州，出任刺史。袁州，地处今江西宜春县，水旱灾害不断，百姓生活困苦，甚至借钱度日以子女作抵，沦为奴婢者甚多。韩愈到任后，严厉禁止此举，并设法放出典押过期的奴婢731人，深受百姓称颂。这一年九月二十二，韩愈调回长安，任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韩愈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掌管天下官吏铨选等事。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由于宰相李逢吉的大力推荐，韩愈提任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官阶从三品。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后韩愈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韩愈的诗范文第4篇

唐宋八大家韩愈为首，主要基于三点原因：

一、韩愈是开风气者，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地位高是自然的。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

二、第二，唐宋八大家的意思是唐宋散文八大家，韩愈排第一当之无愧。

唐宋八大家，不是以诗词艺术造诣排的，唐宋八大家指的是散文方面的成就。韩愈散文水平最厉害，当推第一，苏轼在诗词上的成就确实比韩愈高，但在散文上韩愈的成就高一筹。

韩愈的诗范文第5篇

何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应当明确的是，此处的“文体特征”实际上指的是既定的文体规范，本文中所谓的文体意识的“强弱”用来指称人们对于文体规范认同或遵守程度的大小。众所周知，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复古运动，骈体文和台阁体诗及八股文的盛行是两次复古运动的发起者要分别面对的文坛现实，以复古求新变是他们的共同选择。然而，相同的初衷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前者以革新取胜，后者则以拟古而告终。原因何在？抛开已有的各种答案，仅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文体意识的强弱导致了唐、明两代的复古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特色分明。大致说来，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文体意识相对较弱，他们重视学习典范的文体，但更重视打破典范以开创新文体，而明七子派的文体意识过于强烈，循规蹈矩，难于出新。

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而韩愈并不擅长此道。为了跟俗下流行的骈体文相对抗，韩愈大力倡导三代两汉的散体单行的文体，称之为“古文”。可以说，作为文体范畴的“古文”一词的发明专利应归之于韩愈，在他之前尚未有人使用过。按理，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应当对这个具有标志性的语词详加解析，并对古文与骈文的关系、自己所学习？quot；古文“与所创作的”古文“之间的区别多加阐释。然而，《韩昌黎文集》中仅有四篇文章提到”古文“一词，均比较简略，没有一处作过特别的说明，可见他的辨体观念之淡薄。实际上，韩愈重视的是创作，他的许多古文理论都是围绕创作而发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明七子派文人。他们的文学复古运动以诗歌见长，在散文方面出于对抗时文的需要，虽然提出了”文必先秦两汉“的口号，但真正能够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并自成一家的只有康海一人。然而，他们关于”古文“的论议却比比皆是。基本上是以时代先后品评取舍，一味地追求高古，而无视秦汉以后散文的存在价值。如李攀龙”秦汉以后无文矣“（《答冯通府》，《沧溟先生集》卷28）、李梦阳”西京之后作者无闻矣“（《论学》上篇，《空同集》卷61）、王世贞”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卷3）等等。这些偏激的说法和目空一切的作风即源于他们对经典文体的过分推崇。

在诗歌方面，七子派受严羽、高??等人”取法乎上“的心理影响，在追求具有”第一义“的作品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辨析诗歌体式流变、严格维护其规范性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口号，？quot；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7）；“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等等，听起来“霸气”十足，大都遭到了人们的诟病，被视为“退化论”的典型。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原因，单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文体意识过于强烈，狂热追求古之高义（最高范式）的必然结果。追求古之高格、正格的观念，使他们往往从诗歌体裁流变角度来确定师法对象，即使对于向来所推崇的诗圣杜甫也多有非议。在《明月篇序》中，何景明更是明确指出了杜甫诗？quot；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大复集》卷14），并认为”其调反在初唐四杰之下“。在自成一家与遵章守体的选择中，他们竟出人意料地更看重后者，可见其在对待文体时”伸正绌变“观念之顽固。

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复古的过程中，韩愈与七子派文人文体意识的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待古人语言的态度上。古文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古道，复兴儒学，但韩愈并未放弃对文辞的追求。它曾声称自己虽然”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quot；。（《答刘正夫书》，《韩昌黎全集》卷18）在语言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全集》卷34），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韩昌黎全集》卷16），决“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不仅如此，在古文创作中，他还能够积极吸收当时的口语和骈文的语言的菁华，从而使他的古文具备了“文从字顺”、个性鲜明的特征，促使了新文体的诞生。

与韩、柳等人不同，明七子派在诗文的语言体式上一味地追求高古，以古为雅，对古人经典性的文章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从而形成了以革新为目的，又以拟古为能事的奇怪现象。众所周知，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中最大的弊端是摹拟，他们自己也深知摹拟的危害，可还是热衷于摹拟，颇为费解，个中原因，从文体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了答案。李梦阳曾公开向追随者宣称：“学不的古，苦心无益”（《答周子书》，《空同集》卷61）。他作诗为文好用古词古语，以致“割缀古语，用文已露，痕迹宛然”（《艺苑卮言》卷4）的现象在所难免。其诗因体裁所限所用古语弊病还不甚严重，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集》）李攀龙有过之而无不及。王世贞曾说他的文？quot；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艺苑卮言》卷7）总之，七子派的文章之所以令人难以卒读，就是因为他们一味地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如王世贞竟然不无伤感地认为：”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为《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其诏令、辞命、奏疏、赋诵鲜古文，不称书矣，二也……“（《艺苑卮言》卷3）即使司马迁再生，也写不出象《史记》那样古雅的文章，就是因为当今标示典章、名物的词语已经不如西汉时那么古雅了。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世易时移，语言也在发展，古语今言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可在七子派文人的心目中，古代语言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不可代替。这种落后的观念必然导致创作的贫乏，他们的散文多是追古逐雅的摹拟之作，缺乏反映时代风貌和表现个人内在情感的鲜活气息，而且晦涩难读。作为秦汉派，他们在明代文坛上最终难与唐宋派相抗衡，仅从语言体式方面来看，这也是命定的结局。

受复古特点的影响，复古者都重视”法“，且重视的程度与复古者的文体意识成正比。七子派文体意识强，对古法就格外看重，几乎人人都讲法，实际上是在示人以摹拟之门径。当然，李、何以及王世贞、李攀龙等七子派成员在对？quot；法”时也主张“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强调“拟议以成变化”，但因为他们对法过于着重，所讲之法也不外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的“顿挫倒插之法”（李梦阳）或“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的遣词造句之法，缺乏对创作主体的真切关注以及对文体多样化的积极追求，以致“我”成了经典文体的奴隶，“变化”成了一句空话，摹拟现象的流行与泛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与七子派相比，韩愈关于“法”的观念就比较灵活。他讲的“法”总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务去陈言”、“文从字顺各识职”、（文？quot；无难易，宜其是尔“等大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规则技巧。这些都体现了韩愈对创造力的重视，或者说，对文体成规的漠视。

韩愈与七子派文体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待文类融合现象的看法。文类是指文学作品的类别形式，亦即狭义的”文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文学作品表现内容的变化，从而也决定了其表现形式（文类）的变化。这就是说，无论何种文类，它的生成、演变、融合、消亡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古文运动中，韩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能够打破文类界限，广泛地汲取其它文体的优长，把它们巧妙地融合进自己的古文创作中，如碑志文多有史传特色，序记文常穿插议论成分（类似杂文）。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吸账?反对怠辨槲摹暗妮蓟?，融骈入散，从而使文章读来音调优美、节奏明快，句式错落有致。

与此相应的是七子派与八股文的关系。八股文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对文人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无论是它”代圣人立言“的体制还是”八股“的程式都极大地抑制了士人的创造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挥。反对八股文风始终是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古文与”时文“（八股文）势同水火。然而，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八股文可以说是古代许多文体的综合，如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quot；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人尝试打通二者的界限，唐宋派唐顺之、归有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是时文名家，又是古文圣手。尽管黄宗羲等人认为归有光的古文受到了时文的不良影响，“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明文案序上》），但不可否认，时文关于起转承合的讲究也对归有光古文的结构体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见，唐宋派在对待不同甚至相对的文类时能象他们的祖师韩愈一样，具有比较开阔的胸襟，七子派则显得过于拘谨了。

“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大胆实践，也是他文类观念开放的明证。历来的诗论家对此看法不一，或以“诗文相乱”指责他，或以“诗文相生”肯定他。这些不同的评价也反映出了评价者文类观念保守与开放的程度。对韩愈的“以文为诗”我们固然不能盲目推崇，但更不能全盘否定，正是由于他在文类融合的问题上具有开放的态度，他才能够在盛唐这一诗国高潮之后别具手眼，另树诗风，从而在唐诗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具个性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