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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律 道德 道德法律化 限度 法律道德化

法律和道德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两大调控手段。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法律和道德就始终相伴、形影不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它们凭借着自身的独有优势规范着人们的言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人们习惯借用西方的一句谚语“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来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认为法律和道德调整着各自的领域。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但在法律调整而道德不调整的领域以及道德调整而法律不调整的领域外,还存在一个法律和道德交叉调整的领域。正如博登海默说:“道德和法律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的命令,其控制范围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秩序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范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1]法律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换言之,法律与国家的产生同步,而在法律出现之前道德就已经存在了,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氏族成员一致遵守的氏族习惯和宗教禁忌了;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规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它通常通过各种法律文书表现出来,而道德主要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意识,它是导向性的,没有强制力,它存在人们的思想中,无须通过书面文字表达出来;法律调整的只是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外化的言行,而道德不单单调整人的言行举止,还调整着人们的动机和意识;法律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也是法律的核心,而道德强调的是义务本位,它要求我们主动追求真善美,不去计较个人得失。可见,法律和道德产生的条件、表现的形式、调整的范围和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他们应该有各自单独调整的领域。它们自律的领域是不可以相互干涉和侵蚀的。例如,国家机关的组织形式和规则,司法审判程序等只能由法律调整,而不随地吐痰和不讲粗言秽语之类只能由道德来规范。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伦理和道德上升为法律,由国家使用强制力来约束人们遵守和履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和基础的社会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道德调整的对象;对这类社会关系的破坏既受法律的制裁,也受道德的谴责。在法律规范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道德的影子,比方说,在行政法中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民法中以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为指导原则。从某个角度看,道德是法律的上位概念,道德的外延要宽于法律,法律所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入到道德范畴中来。庞德在《法律与道德》一书中提到“刑法不应调整的,交给行政法和民商法;而那些法律不该调整的,就交给当事人的良心和他们的牧师吧!”

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2]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3]中西方都不乏道德法律化的例子,较为典型的是中国古代的立法过程。周公制礼,就是将夏商的礼进行整理补充,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尊尊”、“亲亲”是周礼的基本原则,这种道德性要求成为法律中最重要的内容。礼和刑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在汉朝,道德法律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深受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汉朝的法律中将符合儒家的原则均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唐朝是礼法结合的鼎盛时期,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一准乎礼”是对唐律的评价,礼不仅指导法律制定,而且直接入律。因为我国长期处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所以我们向来重视发挥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也一直存在道德法律化的趋势。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总会看到一些人明知道德的要求,但其行为却偏与道德相背。一个丧失良知、不知廉耻的人是不会考虑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的。这就需要将道德法律化,使人们的“所知”和“所做”一致起来。法律是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体,而道德偏重于义务,将道德法律化能保障履行了道德义务的人得到相应的权力,当然,权力是可以放弃的,行为人可以做出主动放弃权利的抉择。这样,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来履行道德义务。“把守法作为一种道德义务”[4]有利于法律的实施。“道德所能调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中非对抗性的行为。”[5]对于人们之间对抗性强、利益冲突激烈的矛盾必须由法律来调整。道德在一些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道德社会的维护,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的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资源配置制度。”[5]道德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是谴责而没有惩处功能,这显然是不够的,对于犯罪之类的行为需要严厉制裁。正是因为道德本身有不够完美之处,所以我们要“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而不是一味地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纳入到法律范畴。法律应该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合理兼容。事实上,法律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憾和局限性,这是无法克服和避免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激发了人们不断完善法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梁启超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一书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律的缺憾:“法律权力的渊源在于国家,一次过度迷信法治主义,便迷信国家权力,结果是自由都被国家吞灭了,此其一;法治主义,总不免机械观,万事都像一个模子里定制出来,妨害个性发展,此其二;逼着人民在法律范围内取巧,成了儒家所谓的‘民免而’,此其三。”将道德都并入法律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最终目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道德逐渐凸显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并且有被经常违反的风险,就有可能吸纳到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要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道德法律化是将部分道德赋予法律效力,而哪些道德需归入到法律中取决于人们对行为的认可程度。道德法律化的这个“度”,可以看成是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所接受和需要的程度,法律对社会成员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和个人素养参差不齐,对于道德品质高的人来说,法律的标准过低,对于道德品质低的人来说,法律的标准过高,所以法律要取一个“折中值”。一个人可以忽视道德,但是不可以违反法律。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就准确地反映了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重婚是普遍的、道德的、合法的。我们现代社会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为道德要求,现行的婚姻法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则,明确规定“禁止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且将重婚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及规定了无过错方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可以看出,现行的婚姻法较大程度地吸收现代社会的道德因素,加大了对重婚的惩罚力度,但现行婚姻法并没有把“包二奶”等所有的婚外恋的情况都囊括在调整的范围内。婚姻家庭归根到底属于私人领域,还是要感情和亲情维系,法律不宜规定得过于苛刻。又如,有学者曾经提出将“见死不救”纳入刑法中的“杀人罪”的不作为犯罪。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是一种美德,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每个人都能这么做当然好。但是,我们不能不给一个人选择的权利,如果“救别人”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换,那么我们起码要有权决定是否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法律硬性规定去“救别人”,就是强行用一条性命去换另一条性命,造成了两个生命权实质上的不对等。因而还是将是否“救别人”的问题留给道德来规范,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公德来促使人们做出积极的回应。过分强调道德的法律化很可能导致道德的弱化,而且“国家的财力也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的执行成本。”[7]法律不能够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道德。

在道德法律化的同时,我们还要使得法律道德化。法律道德化并非指将法律调整的对象吸收到道德范围内,而是说法律规范中的倡导性的规定和禁止性条文能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对象,而非迫于国家的强制力和法律的约束力不得已而为之。道德是法律的升华。法律规范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失去伦理道德这个基础,法律规范势必蜕变成立法者的专横意志。解决法律中现存的一些尴尬问题,需要在法律中注入道德的血液,灵活地运用法律,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换言之,道德化的法律要借助于道德的职能。何况人的思想、信仰、私人生活领域等都是法律不能调整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加强道德建设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法律道德化不仅有助于公民道德的提高,也是法治目标的实现。法律和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也都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是“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道德化”都是当今法治社会的亮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迎合法治的需要。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试图给出答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是不可能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汉河界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挥着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才能真正地达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渗透与协调,法律适当道德化,道德适时法律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P386.

[2]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哲学研究,1997年第一期.

[3]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法学评论,1998年第二期.

[4]刘云林.论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中州学刊,2003年第二期.

[5]罗国杰.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P72.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2篇

一、 法律的原初状态

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并非是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自由圣经”。它的产生由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活在一种低下且和谐状态中的人类,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需求是不存在的。所以并没有适合它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设问:在那时是什么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即使它很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谁”在支配,它又是如何支配的?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那种原始的和谐的社会体系怎么会崩溃,即使它在慢慢地脱离低下?这时的利益关系又是由“谁”来统协的,并是如何统协的?

当古猿进化成原始人,古猿群成为原始人社会,并且各自为生存而“奋斗”时,他们就深深地烙印着利益分层(利益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结构:利益具有不同性,不同的利益具有主次,高低,大小之分。因此,按照一定利益标准可形成一个阶梯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类的利益趋向总是从高到低,从主至次,从大由小的。也就是说人类在选择利益时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功利选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存在着各自的不同利益,即使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外部特征,利益差别依然是实在。由于原始人自身固有的缺陷和自然条件地恶劣,造成生产力极端的低下,以至于个人无法独自生存。因此他们在本能运动的驱使下认识到“由于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就不得不谋求联合,走共同生存地道路。并最终在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目标支配下合成一体。虽然人类为着同一的最高利益而暂时地基本一致,但是利益的不同性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层仍旧发生着作用。即使在被最根本且最高利益所掩盖和压制的它,依旧是不安分的。所以,同样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任由它自然的随意放肆。因此,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原则加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于原始条件下,并根基于当时最高利益下的原始的朴素道德观念,在这种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充当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问题都有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这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一直在“努力而勤奋的”工作着。在整个原始社会期间人类是靠这种自身的“最神圣的氏族法规” 维系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使其不断地进化发展。即使战争这一极端的纠纷争执方式的实际运用也是道德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原始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套基本一致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又规定了对社会合作所产生之利益负担恰当的分配原则。虽然普遍而原始的道德观念由社会需求产生并以其自身的规律运作,但这主要不靠外在的物理性强制才被当时的社会中的人所遵循。而是人类对道德的认同,一种内在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 而“共同的伦理准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聚合力,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且团结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故而拥有正义、勇敢、刚毅、善良秉性的个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人也是按照这种基本的体制实施行为,因而也愿意让自己容入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于和谐的道德社会,也使利益的道德协调趋向于一致,不至于过分的动荡。

在普遍道德观念约束下的人类行为,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意味着行为总沿着道德原则设计的方向实施。因为利益分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以不时地变换结构。所以在偶然地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并且事实是:人的自我约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也会破坏道德原则。那种“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 的相反面也不时地出现。这种不确定而且不稳定的内在心理促使道德原则去寻找一些外在的非物理性力量加以补救,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氏族领袖的威信,普遍的社会压力,对死亡的恐惧等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手段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外在的补救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整个原始社会和谐的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之上的。因此,称它为“原始法”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秩序的荣耀并非是永恒的。人类自身的和社会的进化使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以及社会,并逐步地改变自我并“驾驭”起它们。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所难免,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在渐渐地降低,利益分层体系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生存作为最高利益的地位被人类追求以生存为基础的个人美好生活所取代。因此,原本统一于原始道德观念下的联合体也在逐步的分化。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洗礼,个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最终形成,从而加速利益分层结构的再变化,导致原始道德规范体系的最终瓦解。因为它无法抵抗住在剩余物质增长并被氏族贵族占有进而私有化情况下所孳生的物欲、情欲、贪欲等私欲的攻击。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先生深邃的洞察力:私有财产给予人类心灵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人们性格的新特点的出现;它在英雄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有力的嗜欲了。确实,被恩格斯称为“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那些新生的人类性格特点面前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以致于一吹即到。这种在同一形式下的非实质一致的社会意识冲突被最终决定性的激化了,从而导致了冲突双方的公然的激烈的对抗,以致于原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崩溃。无怪乎恩格斯先生论道: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当然,某种制度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死亡,某种调整手段的弱化也非调整的失败。相反,历史的规律是,将出现更有利、更符合新社会的制度或调整手段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或这些新的制度应该是承继了旧制度的某些合理特点,并创造性的带有新特征的,从而能够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体系。

在利益向着多元化发展时,利益分层的内容在不断的充实并且结构在反复的调整,因此,众多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出来,产生了同一规范体系下的矛盾——道德冲突。但是它们却无力以约束自身来调整其自身的矛盾。因为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并不足以把已产生的人类私欲抑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反,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因其固有的缺陷而放纵了人类的私欲。在“纯朴的道德高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已融入道德的外部非物理性强制方式,由于过多的依赖于道德原则,也逐渐失效。因此,在此起彼伏的道德冲突下,为了存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服道德固有缺陷的有效制度。

历史选择了法律,法律在这一契机下最终伴随着私有而来,并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 进而法律成了道德冲突的协调者,是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维护着它产生后的社会秩序。当这个社会的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到极端地不可解决地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在由表及里的层次上保持相对的和谐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临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律。它最基本的作用是缓和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可见,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 ,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 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二、矛盾的运动——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 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性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 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关系

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规范。自从法律产生的那时起,道德和法律之间就有了千丝万屡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周礼就是以礼为法,西汉的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也是把道德规则法律化的典型表现。法律与道德联系密切,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活动中相互配合。法律督促我们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而道德教导我们积极向善正直为人。法律服从权利义务的机制安排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道德则宣扬责任和友爱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法律关注主体的行为本身,道德则直视人的内在心灵;法律是刚硬的规则,道德是柔和的原则,两者相互支持相互呼应,在现代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法律与道德的含义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问题上的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保证实施的行为准则、规范的总和。从本质上讲,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性。

法是指由国家专门机关创制的、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它是意志与规律的结合,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上层建筑,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并集中体现他们的意志。

二、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第一,法律与道德的经济基础相同。法律与道德都是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现象,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二者为相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共同为其服务。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同时道德还是法律的基础。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定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的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第三,法律与道德在实施中相互扶持,功能上互补。法律必须也必然体现大部分的道德要求,否则法律很难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遵守,所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往往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把道德的某些原则和要求加以确认,使之具有了法的属性。法律与道德在价值取向和追求上存在共性,他们都渴望实现平等、公正、自由、和谐与正义。由于法体现了道德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所以通过法律教育和法律实施活动,可以促使道德实现。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第一,产生条件和表现形式不同。道德先于法律而产生,有了人类活动就有了道德的观念。而法律则是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的产物。随着国家的消亡,法律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而道德的作用将日益扩大和加深,并由阶级的道德逐渐形成为人类共同的道德。

第二,调整的范围不同。法律调整的是社会生活方面的基本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各个领域,而道德还管理一些法律不愿或者不能管理的社会关系,比如思想信仰、个人生活和感情等。对于某些行为,法律暂时不便调整地可以留给道德或者其他社会规范来调整。暂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公民个人行为,可以先纳入到道德调控的视野之内。

第三,内容结构不同。法律以权利为本位,道德以义务为本位。法律义务与法律权利相对立,没有无义务的法律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法律义务。而在道德中,道德义务是绝对的,不与谋求个人的权利相联系。

第四,实施方式和强制力不同。法律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障,道德则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起作用。道德调整主要借助评价、教育、感化和舆论褒贬来培养人们的道德义务感和善恶判断能力。法律调整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普遍约束力来评价人们的行为。它是国家权力的外在表现,并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按照明确的程序与形式来进行,因此其作用的机制是外在的,有形的。

第五,体系和结构不同。法律是统一的国家意志的表现,它是一个由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效力位阶有机组成的逻辑严谨的体系,道德则不具有这种特征。

三、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律与道德作为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支持相互支援的。但是,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也有可能出现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究其原因分析有以下几点:

首先,道德与法律所追求的标准的差异。道德是由社会公德、理想人格等高低层次之分的,其追求的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境界;而法律设立的标准是一种多数普通人能接受的标准,其核心为权利与义务的紧密结合。道德的高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而法律所推崇的利己与利他兼顾的思想却能与多数人的境界一致。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大力提倡较高的道德,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多数人的思想状况。

其次,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的明确性程度不同。作为法律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评价标准明确性、单一性和相对稳定性,但道德评价标准往往是多层次、不稳定的。例如,投机在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中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正当的合法的投机则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是符合市场规范的。

最后,道德的义务本位与法律的权利本位的对立。道德和法律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义务优先和权利优先的对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始终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因而法律体系缺少权利性规范。而现代法律的特点是权利本位,法律以权利为核心。道德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总是以义务为核心,因此,道德的标准极高,缺乏为社会大多数人遵循的世俗的道德准则。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因缺乏权利关怀而往往被多数人敬而远之,使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因此,有必要转换思维,汲取民法精神,义利兼顾,摆脱传统泛道德主义的影响。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道德;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210-02

一、法律与道德的含义、属性及特征

(一)道德的含义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

(二)道德的属性

道德作为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式和社会调整形式,具有以下属性:

1.物质制约性和历史性。物质制约性指道德的根本内容和性质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最主要的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2.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

3.民族性。道德具有民族性,指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道德,或者说道德具有民族的特点。

4.人类共同性。道德的人类共同性不是指人类有亘古不变的道德,而是指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内容。

二、法律的含义及特征

(一)法律的含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式》中指出,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1]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的概念的阐释,吸收国外法学研究的成果,将法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二)法的特征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可将法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对人们如何行为提出了明确的指示;法的内容具有一般性和概括性;法是反复适用的。人的行为是法的调整对象。第二,法是出自国家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的种类繁多,除了法之外,还有道德规范、社会礼仪等。法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首要之处在于,法是由国家创立的社会规范。第三,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法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

三、中西方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想

(一)中国历史上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主要观点

在中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国家一体,国家至上的整体观念,从人性论出发认识道德和法律,认为道德源于人的善良本性,而法的产生则基于人的恶德本性[2]。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它标志着奴隶主阶级对法德之间的关系有了自觉的意识。孔子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创立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秦国用严法和酷刑排斥道德因而短命,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礼法并重”,继而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德法并存或以德入法的特点。”[4]

(二)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流派及观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吸引西方的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不断地求索。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与态度,甚至成为主要法学派的分水岭,也是近百年法哲学争论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自然法学家的基本立场

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为了论证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性,提出了“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之分,认为义务的道德是一个有序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与法律最为类似;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和法律目的实现有联系。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既包括义务的道德又包括愿望的道德,而且主要是愿望的道德[5]。

(二)分析实证法学派的认识

与自然法学派对立的分析实证法学派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把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事物并研究它们区别的是分析实证法学派创始人奥斯丁。他坚决批判了以往的思想家把法与道德混为一谈的主张。澄清了在法这个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指出“法理学科关注的乃是实在法,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6]是“者的命令”,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恶法”也是法律,因为它具备法律特征。

(三)社会学法学派的主张

法社会学一向认为,法律来自于社会,任何人要理解或研究法律都必须分析法与社会的关系。美国法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将自然法观念引进社会学,在《法律、社会和工业上的正义》中指出:“如果我们研究某些道德发展的有关特征,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合法性的人类基础以及它所表示的各种价值。”

四、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一)法律与道德的局限性与互补性

1.法律与道德的局限性

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然而,我们必须正视法律的作用。和其他事物一样,法律是有缺陷的,法律自身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法律漏洞。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目的的偏失。法律是社会理性和正义的象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法律是政治上正义的表现”。然而,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现象: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公平的法律,在对个别情况的适用时却有可能导致不公平。

第二,涵盖的有限。法律是为了规范社会生活而由立法者设定的。但社会生活是繁纷复杂的,所以,立法者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在立法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的。所以,出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涵盖不全面和有所遗漏就成了必然。比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技术的发展,生命伦理领域中出现的安乐死、无性生殖、堕胎、器官移植等一系列新问题,法律对此的关注仍是有限的。

第三,运用的滞后。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不能朝令夕改。而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所以,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性总是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出现“时滞”和不能适应时变的弊端。

第四、强制力的膨胀和过分依赖性。法律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控制力,如果法律没有被正确运用,则恰恰使其具有了走向压制、过分干预的危险。

总之,法律自身固有的不可根除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会也不能仅仅依靠法律规则来规范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秩序和约束人们的活动。

同时,道德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道德主要从倡导、鼓励的角度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及行为进行调整道德是一种“应当”的规范,从逻辑语言上表述就是“你应当怎么做”,因而它对人们的约束只有在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它,转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能发挥作用。

其次,道德规范性程度低。道德规范中原则多于具体规定,其强调合理的同时更强调合情。道德常常对行为主体提出一定的倾向性要求,其语气一半多以提倡、希望、鼓励为主,行为主体的选择余地较大。所以,道德规范不便于人们准确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评价他人行为。

再次,道德具有多元性。即在一个社会或一定阶段可以同时存在主流道德和非主流道德。不同的阶级、阶层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要求,而且同一社会对共同主张的道德规范也会分出不同的层次。因此,难以用统一的道德准则要求国家的全体成员。

2.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性

有学者称法律的约束为“硬约束”,道德的约束为“软约束”[7]。道德弥补法律调整范围的不足,法律弥补道德调整强度的不足。哈特就指出了法律反映道德的许多方式,如通过立法将道德影响进入法律,通过司法程序进入法律等。“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道德原则加以填充。”[8]通过道德教育,为法律社会运行建构良好的社会根基。在此,道德之所以成为法律的根基,原因在于:通过道德教育塑造的道德人格富于自律,减少法律的“他律”的心理阻力,从而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法的导引和规范。强化法律作用有助于道德的生长。“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9]在一个法律严明的社会,道德的力量往往容易发挥出来,反之,法律被轻视,道德的约束力也会随之减弱。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8.

[2] 仲崇盛,宋戈.论“依法治国”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1,(1).

[3] 论语・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1981:56.

[4] 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05.

[5]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3.

[6] 张乃根.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81.

[7] 公丕祥.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51.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博弈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现状

中国有句俗话:“法律面前无人情可言”。固然,法治社会要求我们必须依法办事,坚决捍卫法律的尊严,但是依法办事并不等于对法律教条式的遵守,对人情的摒弃,相反,它要求将人情纳入法治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不仅仅从立法本身存在的缺陷而言,也是法治精神的根本要求。

细数近年出现的一些社会争议较大的案件,其共同揭示出一个实质问题,那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博弈”。司法机构代表着法律,严格执行法律是它们的职责;而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着道德层次上的正义。对于这些年频繁出现的见死不救现象和这两年新生的崔英杰、王斌余等案件中,都表明了公众对于法院审判的质疑甚至是否定,与其说它们出发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它们是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爆发的集中体现。

二.从案例中找真谛

2006年8月11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分队长李志强在对无照商贩崔英杰查处时,遭遇暴力抗法,被刺中颈部而死。法院认为,崔英杰以暴力手段阻碍城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并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性质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考虑到其犯罪的具体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崔英杰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虽然法院判决了崔英杰死缓,但是司法外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普通民众认为,崔英杰从河北来京,三轮车就是他唯一的谋生工具,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曾经被没收过过一辆旧三轮车,现在这辆是他借钱刚刚从新买的,城管不顾他下跪哀求把他的三轮车没收了,他还怎么活呢?另外,崔英杰曾经一度离开现场,只是因为其雇佣的女子苦苦哀求,他才重新进入人群并且在冲动忙乱中激情挥刀伤人,这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崔英杰的命保住了,这样的判决不能不说部分体现了民意。

在这件案子中,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博弈不能证明哪方占了上风,法院判决的死缓可能是最合适的刑罚,是法律与道德相互妥协后达到的一种平衡,试想不判死刑的话,死者的家属及同事肯定不同意,因为城管被杀已是既定事实;而如果法院判崔英杰死刑立即执行的话,那么就违背了民意。

我们再来看看王斌余的案件。农民工王斌余因为父亲的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多次向老板讨要工钱未果并受到侮辱。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向前来劝解的工友一家举起了刀,杀死4人,重伤1人。最近,王斌余被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一极端事件日前经新华社报道后,激起强烈的舆论反响,网上相关帖子无数。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质疑一审判处王斌余死刑的结果,认为王斌余罪不至死。法律学者高一飞撰文认为判处王斌余死刑违背法理,“同情”可以是不判王斌余死刑的理由。。不仅如此,还有人就此上书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表达民意。

王斌余案将舆论撕裂成了两半,要么臣服于法律的权威,要么另外组成民意法庭,作出自己的道德判决。这又是法律规则与社会道德之间的一次博弈,站在社会道德一边的普通民众所持的理由是: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也即从道德的角度看,王斌余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的;而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司法机关也有很充足的理由:杀人偿命,何况连杀多人,这个判决从法理和程序角度来说并无疑义。很明显,在这一博弈中,法律盖过了民意,因为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斌余死刑,。

三.法律与道德的辨证模式剖析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上述一系列的冲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固有的联系,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立法的民主参与就是为了创制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和愿望的“良法”这样才能使法律成为为大众所认同的、能够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法律所追求和体现的“公平”和“正义”,实际上就是特定时期民众认同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在法律的具体运作中,民众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应该与法律判断的结果大致相当。在关乎每一个人利益的婚姻家事法律关系中,法律与道德标准的契合尤其重要,而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是对这种契合度的检验。如果法律的标准与民众的道德标准存在一定差距,民众固然可以适度修正自己的道德标准;然而,如果二者落差过大,就会加剧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隔阂,使法律规避行为增加,最终损害法制的权威。另一方面,从司法民主性的要求看,法律家的专业思维并非不能与民众的常识相互沟通,民众对司法过程的参与和评价也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类似于崔英杰和王斌余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不仅让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纠结,也直接地导致了一些普通民众对我们的法律产生了不信任。但笔者认为,正如同以上案件的判决所呈现出来的法律精神一样,尽管我们看到法律在代表社会道德的民意面前绝大多数时候是岿然不动的,但是也要看到民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民意能对司法权威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必要的,它能推动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更新,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结语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可以被形象地概括“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法律与道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同时,两者之间又有区别,是相互竞争的。一方面,旧有的、不适应时展的道德观念应该为法律所代替;另一方面,道德为法律的实施规定了界限。即使是实在法,也不能漠视道德。如果某项实在法的规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违反道德的,那么,该项规定就很有可能不为人们所遵守。法律与道德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博弈”中相互促进、相互弥补的。总之,我们对于目前以至以后出现的关于法律与道德冲突方面的案件不应该以恐惧的心态应对,而应从容看待这一问题。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而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又只能在博弈中才能实现。也正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博弈关系使得法制不断健全与完善,同时也让我们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近。

参考文献:

[1]徐显明.论“法治”的构成要件[J].法学研究,2006.03

[2]米尔恩.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