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范文第1篇

一、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法律性质

所谓申请执行期限，是指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拒绝履行义务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期限。民诉法第219条第1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从性质上讲，申请执行期限同民事诉讼中的上诉期一样是民事诉讼（执行可理解为广义上的民事诉讼行为）期间的一种。民诉法规定期间，目的在于保障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节省时间、人力、物力，使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使纠纷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促使申请人及时申请执行以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加快经济流转，防止出现权利上的沉睡者。

依据民事诉讼理论，申请执行期限属除斥期间范畴。①申请超过期限，发动不起执行程序，其已获权利就会成为自然权利，就只能依赖义务人的自觉履行来得以实现。

根据民诉法规定，申请执行期间是法定期间，法定期间都是不变期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都不能缩短或延长，也不存在中止、中断。但根据民诉法第76条“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有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申请执行的，可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申请人民法院顺延期限，至于理由是否正当，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如果理由正当，人民法院就应当准许顺眼期间，但这并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止、中断，也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延长，而是顺延，顺延并不是延长期限，而是把耽误的期间补足。

二、目前申请执行期限及相关制度存在的不足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关于执行的规定，只是在91年民诉法执行篇中有短短的30条的规定，并随着执行工作的日益发展，法律规定量与质的不足日益显现。申请执行期限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实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不同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不统一。民诉法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不同的两个申请执行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不管当初立法者的原意如何，现在看规定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期限，其在法理与实践中的问题是明显的。（1）违背了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纵观整部民诉法，在诉讼期间的规定上，只有在申请执行期限上针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两个不同的期限。其他诸如答辩期、上诉期、管辖异议期等期间制度上，对各类民事诉讼主体适用的期间都是一样的。不同当事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应该说这样的规定有违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的原则，而且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不同市场主体必须进行平等保护的要求背道而驰。（2）使当事人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由于两类申请期限的不同，实践中，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人，在欲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时，它必须仔细的审视、充分的考虑、认真的区分对方是公民、还是法人或者他组织，以便来决定自己申请的时间，这在民事主体普遍法律知识稀少，法律意识淡薄的今天来说，对当事人的要求是苛刻的。当事人极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使生效法律文书成为白条一张。显然，这也是有违立法者初衷的。

⒉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过短。如前所述申请执行期限是一个重要的诉讼期间，它既有程序上的意义，也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当事人一旦错过此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就会使整个诉讼变得毫无意义。相对于法律所要保护的重要利益，民诉法规定的六个月、一年的申请执行期限显得过短、过于急促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容易侵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如两个法人单位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中达成了和解协议，且正在良好履行，但因到六个月的申请执行期限，它就必须要到法院来，交上各种执行费用，由法院来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度，这样就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二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不利于解决执行难。由于有六个月、一年的这种较短的强制性规定，申请人不管当时对方有无执行能力，自已有无对方可供执行的线索，它都要赶在期限内到法院申请扫行，这样就增加了当事人经济、时间上的负担，也造成了目前执行案件过多，执结率过低，已成为产生执行难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也有违目前所强调的执行中的当事人主义。三是当事人申请执行容易超过期限。由于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较短，且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当事人很容易因人事变动、企业改制、公司合并等等原因而错过期限，显然这对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是不利的。

⒊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不明，移送时间未作规定。根据民诉法第216条第1款的规定，引起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的原因有二，一是当事人申请执行，二是审判员移送执行。但民诉法对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移送执行的期限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者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对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第一款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当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第二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交执行机构执行”。但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应当”而不是“应当”，对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外的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是否一律不属移送执行的范围，未作完全的排斥性规定。理论界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移送执行应包括“审判人员认为涉及国家、集体、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②。有的认为应包括“审判人员认为其他确属应当移交执行的案件”③。由于移送执行未规定期限，移送执行的范围规定的又不明确，致使各地法院在执行实践中对此问题理解、掌握的并不一致，掌握的过松，则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民事诉讼案件，都可以通过移送执行进入执行程序，使民诉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变得可有可无；掌握的过严，则使本可以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应对移送执行范围、期限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以使其与申请执行制度协调统一。

⒋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的告知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这就造成各地法院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法院是口头告知，有的法院是书面告知，有的法院甚至根本不告知。再者，办案人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若告诉不清，当事人没有认清不申请执行的法律后果，则容易使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此外，由于法院形成移送执行的习惯，容易致使当事人误认为，只要法律文书生效了，法院就得负责执行兑现。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上，没有确立申请执行告知制度，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⒌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的做法不妥

现在法院在执行民事、经济案件的过程中，首先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然后在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时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⑴对人民法院据以执行的依据，法律已有明文规定 ，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判决、裁定或调解书中已经明确了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如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义务，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⑵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重新确定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实际上形成了新的确定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期限的法律文书，无形中使一个案件产生了两种执行根据。⑶人民法院重新限定被执行人的履行期限，是对原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更改。这种做法既损害了原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也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使被执行人产生一种错误认识，即虽然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中规定了履行期限，但逾期末履行也不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法院会重新规定一个履行期限。

三、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完善

尽管目前有学者论述应取消申请执行期限制度④，但笔者认为以目前情况论不宜取消这一制度，而是应对其进行完善。我国目前正在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建议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对申请执行期限制度作如下完善：

⒈统一申请执行期限。取消针对不同主体的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对不同的民事诉讼主体规定统一的申请执行期限，是民事诉讼主体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⒉延长申请执行期限。建议根据二年诉讼时效制度将申请执行期限改为二年，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有得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也利于当事人掌握申请执行的期限。

⒊明确移送执行的案件范围，规定移送执行的期限。移送执行不失为保护当事人权益的一条重要渠道，现阶段有保留的必要，但应做进一步完善。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第2款规定的移送执行案件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审判庭认为涉及国家、集体、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经院长批准可移送执行员执行”内容，除此以外的案件则规定一律由当事人申请执行。对移送执行期限可在申请执行期限的基础上适当延长，如可规定为三年，以使其能起到对申请执行的补充作用。

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加以规范。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内容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

⒌对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的做法应明文规定予以制止。这样以维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避免执行工作中出现这种重复劳动的现象，使被执行人能自觉履行义务，切实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

①④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841页、804页。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范文第2篇

一、剖析申请执行期限立法缺陷及其成因。

1、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而《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诉讼时效，它为二年，另一种是特殊诉讼时效，它随案件性质不同而决定，比如，身体受到伤害的为一年，技术进出口合同纠纷为四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造成丧失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机会，但又存在着实体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限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当事人向法院，就会引讼时效中断，此时，当事人若向法院撤回，将会重新获得诉讼时效，比如技术进出口合同当事人又可引得四年诉讼时效，受法律保护期限明显延长了。恰恰相反，经过法院裁决确认的案件，却因申请执行期限限制，反而缩短了法律保护期限。显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确实限制了《民法通则》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时效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又不能重新，法院也不予受理，因为法院是不能依据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裁决。这样，在债权保护问题上，申请执行期限和诉讼时效规定就发生冲突。究其实质原因是，在于《民事诉讼法》立法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足够注意，即没有从实体法诉讼时效这一立法原意出发而造成的。

2、在民事诉讼体制中，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这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这就造成各地法院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法院是口头告知，有的法院是书面告知，有的法院甚至根本不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不加规范，容易使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产生该弊端的原因是：(1)、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延误申请执行期限的根本原因。很大一部份当事人不懂得申请执行期限是法律期限，认为时已向法院主张权利，当然应由法院负责执行完成。其观点认为向法院就是为了兑现实体权利，而不是简单为了一份法律文书或讨个说法，况且时，就已主张要求法院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因此，当事人主观上容易形成无需申请执行的概念。(2)、多年来，由于法院形成移送执行的习惯，容易致使当事人误认为，只要法律文书生效了，法院就得负责执行兑现。(3)、当事人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认识不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当事人容易理解为即使不申请执行，也会由审判员移送执行。(4)、办案人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一般不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或告诉不清，当事人没有认清不申请执行的法律后果。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上，没有确立申请执行告知制度，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3、《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没有严格区别规定，当事人容易混淆，法院也不易具体操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从该法条看，产生民事执行程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申请执行，另一种是移送执行，但无法辨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区别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18日对此作出了规定，即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但该规定是法院内部的司法解释，很少当事人懂得有此规定，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法》没有更具体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普法推广。因此，当事人往往容易理解为审判人员应当移送执行，当事人在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时，却把责任推给审判人员，责怪其未予办理移送执行，引起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产生纷争，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的形式未予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申请执行一般使用书面形式，有的当事人由于法制观念、文化知识水平限制，以口头形式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是否允许或认可，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习惯做法，大多数法院是责成当事人提供书面材料，少数法院有受理以口头形式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申请形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当事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法院难以掌握和认定。如果法院认可口头申请执行形式存在，那么当事人向法院时，就明确提出要求法院审判、并予以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这是否寓意着已向法院主张申请执行，能否认定主张则是申请执行主张的延伸，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此，在法律上明确申请执行的形式，有其一定的司法意义。

5、未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在司法实践中，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客观上影响了当事人申请执行，造成申请执行期限的延误，这就需要法院确认申请执行时效发生中止情况，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了，申请执行时效才继续计算。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暂缓立案，要求保留申请执行权，法院通常做法是予以登记备案，并发放暂缓执行立案通知书，这就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应重新计算。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没有对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作出具体规定，法院登记备案、暂缓执行立案的做法，显然缺乏了法律依据，对于申请执行中止、中断的认定法院也难以操作。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才会进一步推动法院执行工作，改善法院执行工作被动状态。因此，推行上述制度，具有现实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放宽当事人合理的申请执行期限，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内容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实行上述做法有三个方面的益处。(1)、简化执行程序，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告知了当事人不自觉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相当于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它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规定的履行期限与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不相符的弊端，又可避免诚心逃避执行的人员进行逃匿现象，还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书无法送达而影响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2)、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争执。当事人在告知后逾期不申请执行，视为放弃，可不予执行，就此结案，不至于发生超过期限而责怪法官情况，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冲突，确保司法严肃性。(3)、促进审判与执行工作关系的协调，提高法院整体工作效率。因此，在判决或调解文书中写明申请执行的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或者在签注生效文书时，书面告知申请执行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并予送达，这是确实、可行的。只有建立了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才可以为人民法院在开展执行工作中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提供有力依据，避免当事人因延误申请期限而造成不应有损失的发生，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严格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民事案件移送执行，它是指审判人员在其制作的法律文书生效后，无需当事人申请而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需要，依职权直接将生效法律文书交付执行组织机构，提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由于案件移送执行情况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具体规定，当事人无法辨别案件是否属于移送，这很大程度要看审判人员责任心强不强。因而，容易导致当事人与法官发生冲突，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就需要从程序法上建立、健全民事案件移送制度，严格区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即具体规定了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由审判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移送执行。此外，还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1)、在判决书或调解书尾部写明本案是否属于移送范围及提起执行的方式、期限和法律后果。(2)、审判人员在限期内做好移送执行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文书尾部完全可以推行改革，其内容可这样写明，“本案发生法律效力后，在履行期限届满时起十五日内，由本案的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xxx）向本院执行部门移送执行，即而发生执行法律程序”，这样可以达到进一步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以消除当事人对两者混淆和认识不清的情况。

3、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但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是不变期间，还是可变期间，以及是否存在中止、中断情形。有的法院习惯视申请执行期限为不变期间，这样做法，不利于解决民事纠纷，反而可能转化和扩大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事实上，存在着这样情况，一些被执行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申请执行期限内，主动与权利人协商达成还款计划，并且主动履行了部分义务，而到法定期限后则不再依协议或文书履行义务。此外还有，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情况等等，权利人向法院请求延长申请执行期限，且法院许可并予以登记备案。这些都涉及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问题，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加以解决。即在申请执行期限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当事人不能行使申请执行权利时，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权利人因提起申请执行，或双方协商同意延长履行期限，发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

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与其它法律规定相一致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必须考虑《民事诉讼法》的申请执行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规定相一致原则，不能使两者相抵触，尽量避免发生法律冲突，这是修改的根本出发点。

2、充分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原则。首先，要避免权利人在合法的诉讼时效保护期限内，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存在，即解决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冲突问题。其次，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3、法律规定相对具体化、操作性要强的原则。即在立法修改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的方式、期限，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情形，以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使当事人有个明确具体的法律可以遵循，法院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这样，才不会使当事人由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原因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机会，从而，使法律更加严密性。

4、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的原则。对于《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期限的修改，应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的立法原意出发，避免与实体法产生冲突。因为实体法是调整实体法律关系的法规，而程序法是从程序上保障实体法贯彻实施的法规，两者相比较而言，前者是根本，后者是保障。因此，在修改时，应优先考虑《民法通则》的立法原意，并坚持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这一原则。

四、《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修改。

在遵循上述几个基本原则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可作如下修改：

（第一款）权利人申请执行，应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二款）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内申请执行，逾期视为放弃。

（第三款）权利人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继续计算。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法律适用

一、强制执行的执行依据

从收到的20位执行法官对该问题的调查问卷中笔者调查发现，实务中对于执行依据是公证债权文书还是执行证书存在不同的认识，认为执行依据是公证债权文书与认为执行依据是执行证书的执行法官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分别占35%和30%，还有35%的执行法官认为这类案件的执行依据应当是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持执行证书观点的人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第七条规定，债权人须凭原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才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实践中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仅规定了债务成立时的数额和履行期限等内容，无法确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债务情况，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难以依据；而公证机构通过审查债权人的申请，以签发执行证书的形式明确了执行标的，人民法院才有据执行。可见，执行依据只能是执行证书。

持公证债权文书观点的人认为，虽然《联合通知》提出“执行证书”在明确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履行合同事实和作为一种类似于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执行命令一样，作为对人民法院可以对该债权文书有权强制执行的

命令等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执行证书的地位与公证债权文书是永远不能相比的。因为一是从现行规定上看，《联合通知》本身并没有明确执行证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或者可以作为执行依据的一部分；而依据民诉法和公证法，执行应当依据的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二是从法理上看，强制执行效力是源于公证债权文书本身，执行证书是依据公证债权文书产生的，并且在实践中要求公证机构在签发执行证书征求债务人意见不太可能，大多数执行证书是公证机关依债权人单方申请签发的，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证文书。因此执行证书不能作为执行依据。

持二者兼备观点的人认为，《联合通知》属于有权解释，其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均明确了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据是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另外，从立法本意来看，依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的执行实际是一种未经过诉讼程序的非诉执行，其严格程度低于仲裁裁决，作为法院要用国家强制力来强制债务人履行债务，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因此，公证书在申请执行前必须办理执行证书，以此进一步来征求债务人的意见，也就是将执行证书作为公证债权文书的必要补充是有道理的。

笔者认为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并不完全等同与司法裁判文书，司法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现实的，非预置性的，当事人应即刻执行;而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通常是预置的，仅具备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是不能直接进入司法执行程序的[1]。这种预置性通常表现为当事人在债权文书中往往协商了一个履行期限，只有在履行期限届满，且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债权人才有权申请进入司法执行程序。这就必然要设计出一个配套程序——公证执行证书程序，将公证书执行上的预置性转化为执行上的现实性，同时也是公证机关对债务履行上权利义务确认的新的认知过程。因此笔者赞成“二者兼备”的观点。

二、强制执行效力与诉权的冲突

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最高法院有案例[2]肯定了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不排斥当事人另行诉讼，但是在实务和理论界，仍然存在多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应当排斥当事人另行诉讼。其主要理由是如果不排斥诉讼，就可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同时出现两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即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和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法院在选择执行依据上就会出现矛盾[3]。

第二种观点认为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只能排斥债权人另行诉讼，对于债务人，则可以有权选择另行诉讼。理由在于执行证书可能是公证机关单方面听取债权人意见后作出的，从诉讼的平等角度出发，应该为债务人提供一个救济的途径，至于债务人是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救济，还是另外通过诉讼救济，是债务人自行选择的权利。

第三种观点是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只排斥债务人另行诉讼，不排斥债权人另行诉讼。其理由在于如果债务人有权任意选择，债务人一般均会在公证后又选择诉讼，导致公证债权文书这一制度失去意义；同时还可能出现对于同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在一个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理，而在另一个法院已依公证文书强制执行的情况；另外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效力的来源是当事人双方对诉权的放弃，债权人在主张诉权时，并没有损害债务人本身的利益，一般而言，另行诉讼也只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之。因此，从保护债权的角度，在相关法律没有类似仲裁法规定排斥诉讼的前提下，应允许债权人选择另行诉讼救济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还提出如果赋予当事人有选择权，不排除债权人在选择了执行却未能实现或完全实现债权的情况下再选择另行起诉的情况，也不排除债权人选择了诉讼，对诉讼结果不满意，转而再选择对公证债权文书申请强制执行进行救济的情况。因此应当防止滥用权利，为债权人选择另行诉讼设置必要的条件。

第四观点赞同最高法院判决的观点，认为不能排除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诉权，理由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在理论上是虽具有强制执行力，但不具有既判力。只要当事人提起诉讼，就不能再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反之亦然。

笔者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即债权人申请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而债务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4]。从诉讼契约的理论出发，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通过约定，放弃诉讼的权利。另外，从《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诉权属于一项诉讼权利，当事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由处分。人民法院应当以债权人和债务人对自己诉权的处分予以尊重，并不得随意允许当事人反悔。因此笔者赞同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排斥诉权的观点。

三、强制执行的条件和范围

《联合通知》第二条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但在实践中，公证机构利用法律对赋予强制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的兜底规定，超范围受理了大量案件。在被调查的68件案件中，债权文书为借款合同的有57件，占调查案件数量的83.8%。在这57件借款合同案件中，有54件设定有担保，其中有36件直接由借款人以所借款项购买的车辆或房产设定抵押担保，其余18件是由出借人和借款人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担保。本次调研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公证机构受理此类案件的条件和范围：

1.关于双务合同能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问题。笔者认为双务合同法律关系很复杂，债权债务关系不易确定[5]，债务人往往享有多种履行抗辩权，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就会与《民事诉讼法》、《公证法》和《联合通知》等法律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条件相违背，因此如果债务人在债权人申请执行的过程中提出对方当事人未履行在先的义务，并要求履行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裁定不予执行。但是笔者同时认为，对于双务合同中具有单向给付性质的债权，只要能够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相分离，是可以通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如一些“二次协议”（还款协议，归还赊欠货物协议）。

2.关于有担保合同能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担保不具有直接给付物品、货币或有价证券的性质，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债权，不满足赋予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条件；并且担保合同，如一般责任保证，保证人还享有先诉抗辩权，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就存在一定障碍。因此主张设置担保的合同属于“不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以公证形式直接赋予担保合同强制执行力[6]。另一种观点则从保护债权的角度，认为很多公证机构往往将主、从合同一并写入公证债权文书，一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另外在实践中，担保人对强制执行效力的异议不大，另行诉讼又会给债权人带来新的负担，因此从法律效果上主张同时赋予主从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3.关于合同的违约责任能否与债权一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的问题。在被调查的68件案件中，有47件案件，占被调查案件的69.12%的执行证书将违约金、利息、滞纳金列入了执行标的的范围，另外100%的执行证书将律师费、实现债权的费用列入了执行标的，均未明确其数额。这给执行带来很多的麻烦，也是债务人异议最多的。笔者认为对合同的违约责任可以与债权一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违约责任具有从属性，若违约责任不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那么就可能出现就违约责任部分另行诉讼的情况，增加当事人的讼累。笔者同时认为公证机构在制作执行证书时，应当将违约责任的金额予以明确，从而为法院的执行提供直接的依据。

四、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点

在被调查的68件案件的执行证书中，仅有2件案件注明了申请执行的期限，但就是这2件案件也没有注明该期限的起算日。《司法部关于如何适用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批复》（司复[2005]18号 2005年10月14日）规定了申请执行证书的期限以及期限起算的时间，但对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执行的起算时间仍然没有确定。在实务中，对如何确定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点，争议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公证债权文书确认的实际履行期满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同时将当事人向公证机构申请执行证书视为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断事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从申请人取得执行证书的时间起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保护债权人角度，应当对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务的期限进行合理限制，并给予债权人在取得执行证书后一定期限向法院申请执行，以保证债权人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总之，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是多渠道解决争议的方式之一，值得提倡，但是该制度同时涉及对审判权的部分限制，公证权不能无限制扩张，因此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执行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目前公证制度理论和诉讼构建模式，并力求两者在不冲突状态下的磨合，使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制度充分得到司法执行力的保障。[7]

注释:

[1]周策：《解析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载qssfxz.com/sflt-11.htm，2006年5月10日访问。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网court.gov.cn/study/civil/200303050027.htm，2006年5月10日访问。

[3]董少谋：《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排斥另行诉讼的法定效果》，载law-lib.com/lw/lw_view.asp?no=1067，2006年5月1日访问。

[4]张文章主编《公证制度新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9页。

[5]蒋惠岭：《〈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理解与适用》，载《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辑。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范文第4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61条又进一步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这些规定为执行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也确立我国代位执行制度。

在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对于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可否执行，从民法理论上，债权属于财产权的一种，它具有可转让性和可代位清偿性，因而可作为执行标的。上述法律规定，对债权的执行方法，是基于债权的代位清偿的特点而采取的措施，要求执行中只转让被执行人收取债权的权利，而并不将债权本身转让。到期债权执行，不需要经过诉讼阶段法律文书的确认，而是在执行程序中行使代位执行。

代位执行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在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时，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对该第三人的财产予以执行，以实现债权的行为。代位执行的行使，它旨在通过扩大被执行主体的范围，使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范围扩大，也就是说增加申请执行人受偿的机会。代位执行权的行使，省去了许多诉讼环节，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也提高了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的效率，因而代位执行受到当事人的欢迎，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

根据《意见》及《规定》代位执行权的行使要符合若干条件：

一、在执行程序中才能行使代位执行。这是代位执行适用的前提，在债权人没有以申请执行人身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程序之前，不能就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提出代位执行申请。

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到期债务。这里指的不能清偿的债务，既包括全部不能清偿的债务，也包括部分不能清偿的债务，而不能片面理解全部债务或部分债务，否则就会导致错误执行，不能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到应有的实现。

三、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被执行人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也就是非本案当事人有到期享有的债权，这种债权是已到期的，而不是未到期或将要到期的，是否到期则应依照相关法律和证据认定，而这种审查和认定法院不主动行使，而是取决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意志。当事人在执行阶段可随时行使代位执行权。

四、行使代位执行权的主体只能是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代位执行权的行使是基于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而不是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否则法院就会剥夺申请执行人代位执行权的处分权。以被执行人来说，由于案外第三人拖欠其债务到期不能偿还，使其应对申请执行人履行的债务不能清偿或不能全部清偿，对此被执行人主动行使代位执行权，使其到期债权得到尽快实现，不但履行了对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也节省诉讼费用，其合法权益也得到保障。

五、第三人在接到履行通知后不表示异议或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不答复，法院则视为案外第三人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可裁定对其强制执行。对于第三人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提出异议的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第三人提出自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则不属异议范围，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异议的，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另一种是第三人提出异议内容涉及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及债权数额的多少，这些则属于实体法的内容，需要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执行阶段法院不宜进行审查。

六、代位执行权的行使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为限。在执行程序中法院的执行是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也就是申请执行人应实现的债权，只要足够实现申请执行的债权，代位执行权就应停止。要防止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利用行使代位执行权实现自己的债权，借用法院执行，超越债权范围进行讨债。

适用代位执行，在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代位执行的客体不是有体物，也不是行为，而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即包括金钱债权也包括非金钱债权，即物的交付请求权。本文探讨的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即金钱债权的情形。

二、代位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不是被执行人的变更或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是以新的当事人承担原来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原被执行人已不存在，不再是被执行人主体。追加被执行人是被追加的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但代位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第三人并不与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而是单独以其所负债务作为清偿，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没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它不是被执行人追加或变更的结果，而是申请执行人行使代位权的结果。

三、代位执行的法律依据，应以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可作为代位执行依据的包括如下生效法律文书：（1）民事判决书、 调解书；（2）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3）支付令；（4）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5）具有给付内容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6）我国承认或同意的外国仲裁裁决书。

四、应当充分保障第三人异议的行使。这是任何被执行人主体在未经审判程序确认之前，都应当享有充分、有效的抗辩机会，否则就会导致执行上缺乏正确性。只有在保障第三人权益与维护生效法律文书严肃性的必要性之间权衡之后，才能确认判决效力的扩张性，避免第三人受不当扩张的侵害，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决定对第三人强制执行之前，需给予第三人抗辩的权利和时间。对第三人异议的审查应采取形式审查，首先异议是否在指定期限内提出，超过指定期限应当视为无效。其次异议是否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而提出。而针对履行能力、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方面提出应视为异议不成立。如果要求第三人就其异议提供相关事实证据，就把异议审查变成了实体审查，从而取代了审判职能，是与执行职责相悖。

五、对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应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从执行财产上，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或虽有偿付能力但因某种原因没有偿付条件，这包括全部不能偿付或部分不能偿付，也包括被执行人逃避债务下落不明。其次从执行程序上，在执行中被执行人的不能清偿，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中止条件，才能对第三人进行代位执行。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范文第5篇

执行抵销，从具体实施适用的角度上看，不仅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抵销应当遵守有关执行异议申请程序的规定，执行法院的审查应当由执行法院组成的合议庭进行实质审查，以及允许被执行人以自然债权申请执行抵销，而且立法上对于不准抵销的裁定应当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同时，在“法定抵销”与“认可抵销”适用条件的把握上，对于“法定抵销”应当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对于“认可抵销”在申请执行人同意的条件下，即使被执行人所申请抵销的标的物与所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也应当准予抵销。

关键词：执行抵销；适用程序；自然债权；救济与适用

中图分类号：

DF72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2.05

引言

执行抵销，指的是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与申请执行人互负到期债务的抵销。这是执行活动中常见的一种情况，法律上是否应当明确授予被执行人这种权利以及允许执行抵销，学理认识上存在争议。过去我国在有关民事执行的法律、法规中也一直没有明确予以规定

这里指的是我国有关民事执行的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上没有具体规定，《合同法》对于一般民商事活动中的抵销，以及《企业破产法》对于企业破产中的抵销是作有规定的，请参见《合同法》第99条、第100条，以及《企业破产法》第40条的有关规定。。然而，鉴于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以及执行抵销有利于节约执行成本和提高执行效率[1]，也为了规范这种情况的执行，2015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的有关内容。

，对执行抵销做出了明确规定。该规定作为我国司法上对于执行抵销的首次规定，由于内容较为简单，不仅在认识上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从司法适用的角度上看，对于执行抵销实施操作中被执行人的申请方式、申请的时间与期限、执行法院的审查方式、审查组织类型、准予与不准予的决定形式、被执行人能否以自然债权申请执行抵销、裁定不准抵销情况下的权利救济、救济组织的性质等诸多适用性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此，实践中执行抵销应当怎样操作施行以及对于一些实际问题应当怎样进行处理，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为了促进执行抵销有关理论研究的深化，规范执行抵销的司法适用，正确解决执行抵销中的操作实务问题，也为了促进立法与司法解释有关执行抵销实施操作规范上的完善，我们对执行抵销的适用程序以及有关司法适用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关于执行抵销的申请程序

执行抵销的申请程序，指的是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抵销应当遵循的方式、时间与期限。在执行抵销中，为了保证申请与启动这种活动的严肃性以及执行抵销的正确施行，法律上有关申请执行抵销的程序，即申请的方式、时间与期限的明确规定，不仅是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抵销应当遵循的基本条件，也是规范以及启动这种执行活动的必要条件。然而，《异议复议规定》仅对执行异议与复议的申请程序作出了规定，对于执行抵销的申请程序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为此，从执行抵销具体操作施行的角度来看，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抵销的程序及其规则，就成了实施执行抵销需要讨论的首要问题。

对于申请执行抵销应当遵循怎样的程序与规则，就目前的认识来看，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行抵销可以比照《异议复议规定》中有关执行异议与申请复议的申请程序及其规则执行；另一种观点

认为，不能参照有关执行异议与申请复议的申请程序及其规则执行。前者的理由在于，虽然《异议复议规定》没有对于执行抵销的申请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执行抵销规定在《异议复议规定》中，依理应当适用有关执行异议与申请复议的申请程序规定；后者的理由在于，虽然执行抵销是规定在《异议复议规定》中的，但是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与向法院申请执行抵销，是两种不同类型以及性质的行为，因而，两者不能适用相同的申请程序与规则。

我们认为，虽然两种行为具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与性质，即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是认为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或者认为法院对于执行标的的执行侵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执行抵销是请求法院同意对于互负到期债务的抵销。但是，程序作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2]，规范实施行为以及对于恣意的限制，立法设置的基本目的在于保证解决实体问题上的规范与正确，与实质内容并无必然联系，正如不论合同纠纷、离婚纠纷、损害赔偿等不同类型以及性质的纠纷都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一样，同一实质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程序，反之，同一程序也可以用于不同实质的问题[3]。并不因纠纷的性质与行为人的目的不同而适用的程序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即便是行为的目的与性质不同，也可以适用同样的程序及其规则。执行中的异议与执行抵销，作为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有关执行问题的请求，虽然请求的目的与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就规范与保证实施行为的程序而言并没有多大差异，因而，从规范实施操作行为的角度上看，执行异议与执行抵销完全可以适用相同的申请程序与申请规则。

同时，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上看，《异议复议规定》在异议与复议的申请程序以外，对于执行抵销的申请程序再单独作出独立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过于累赘、重复，实践中完全可以比照有关执行异议的申请程序与申请规则执行。为此，我们认为执行抵销应当比照有关执行异议与复议的申请程序进行，并遵守以下规则。

首先，被执行人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不能采用口头申请的方式，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执行抵销的浪嘈杂牍娣缎裕也是为了执行案件材料的归档管理，同时申请书应当载明执行抵销的请求、理由与证明材料，以及送达地址与联系方式 ；其次，在执行抵销申请的受理上，法院应当在3日内受理申请，并在受理后3日内通知提出申请的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法院无论是否受理都应当以裁定方式通知当事人，如果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法院应在受理后3日内通知被执行人补齐材料，同时，对于不符合申请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最后，在申请的期限上，被执行人应当在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以前提出执行抵销的申请。

二、关于执行抵销的审查程序

执行抵销，作为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相互冲抵到期债务的活动，为了保证执行抵销的正确与生效法律文书的切实执行，执行法院不仅应当对被执行人申请的方式、程序与实施规则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对执行法院的审查程序、内容与规则，即被执行人申请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申请抵销标的物的种类、品质与数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申请执行人是否认可抵销等问题也应当作出明确规定。换言之，在执行抵销中审查不仅是执行法院应当履行的重要职责，也是保证执行抵销得到正确、全面履行的必要保障。然而《异议复议规定》对于执行抵销的审查程序与规则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执行抵销的审查程序与规则也是需要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从执行法院实施操作程序的角度上看，执行抵销的审查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审查主体

所谓审查主体，指的是由谁来实施对于执行抵销的审查。具体而言，这是应当由负责具体执行工作的执行员，还是由执行法院中的合议庭进行审查的问题。由于《异议复议规定》对于这一问题没有具体规定，认识上也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鉴于执行抵销的审查与执行异议审查之间的重大差异，即执行异议的审查是对于执行过程中由执行法院实施的具有强制的审查，为了保证执行活动的规范与正确，也为了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理应由合议庭进行审查。但是，执行抵销是被执行人主动向执行法院请求与申请执行人互负到期债务的抵销，本质上并不是执行法院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仅仅是因为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为了保证执行抵销的真实、合法，而进行的审查行为，对于这种不具备强制执行力的行为，无需由合议庭进行审查。

我们认为，虽然执行异议的审查与执行抵销的审查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前者针对的是执行中有关强制执行行为的审查，后者是对于当事人之间相互冲抵债务行为，即私权处理方式的审查。但是，无论审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审查行为的性质而言，都是公权力的一种实施行为，直接涉及执行权力的行使问题，为了保证执行权力实施的正确以及应对执行抵销中的复杂情况，需要采用合议庭这种较为慎重的组织形式进行审查，以确保审查的正确性。同时，按照《异议复议规定》第11条有关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与复议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的规定，从立法逻辑的角度上看，作为规定在《异议复议规定》中的执行抵销，依理也应当与异议复议的审查一样由合议庭进行审查。不仅如此，执行实践中除了执行抵销的审查应当组成合议庭外，具体办理执行抵销的执行人员不得参与有关执行抵销案件的审查，以避免自我审查之嫌。

（二）审查方式

所谓审查方式，指的是执行法院对于执行抵销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审查形式与方法。有观点认为，对于执行抵销应当进行形式审查[4]。所谓形式审查，指的是对于被执行人所提交书面申请及其附属材料形式上是否符合要求的审查。这种审查内容包括申请人资格，即是否被执行人；申请书填写是否符合规范，是否有签字或者印章；申请人是否提交了有关抵销标的物的证明材料，以及证明材料所记载抵销标的物的种类、规格、数量与品质是否符合要求等。这种审查方式的基本特点在于，对被执行人抵销请求与抵销标的物种类、品质的审查，仅限于形式和程序意义上的审查，只要书面申请与证明材料形式上清楚、明了，符合有关抵销的程序性规定，即可裁定抵销，反之则不能裁定抵销。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执行抵销应当进行实质审查。所谓实质审查，指的是对于被绦腥松昵胧橛胫っ鞑牧夏谌菔欠裾媸怠⒑戏ㄒ约熬哂泄亓性的审查。这种审查与形式审查的区别在于，除了对于申请书与证明材料的书面形式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查以外，还要对于申请人提交的抵销标的物是否客观真实，以及标的物的种类、品质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实际的调查与检验。换言之，只有执行机构对于被执行人提交抵销标的物的种类、品质与数量等进行了实际调查、检验，并在确认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才能裁定抵销，否则不能裁定准予抵销[5]。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赞同实质审查的观点。首先，现实的执行实践中难以排除被执行人混淆、隐瞒抵销标的物性质、种类与品质的真实性、合法性，并通过提交虚假材料欺骗执行法院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审查不仅难以发现事实真相，也难于保证执行抵销的切实执行。换言之，只有采用实质审查的方式才能杜绝执行抵销中的虚假抵销，保证抵销能够得到真正的执行。其次，法律上之所以明确规定执行法院在执行抵销中的审查责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证执行抵销的合法性以及得到切实执行，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形式审查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执行法院对于被执行人申请抵销标的物的真实情况以及种类、品质与数量等进行实质审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申请人所提交抵销标的物是否真实以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确保执行抵销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为此，我们认为执行法院需要对被执行人的抵销申请及其证明材料进行实质审查。

三、关于自然债权能否申请执行抵销的问题

所谓自然债权，指的是未经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从实践中被执行人申请抵销债权的性质上看，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债权。一种是已经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即“法定债权”。另一种是未经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即“自然债权”。对于前者一般认为可以申请执行抵销

执行实践中，被执行人以法定债权申请执行抵销的情况实际上十分复杂，虽然被执行人申请抵消的是已经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但是这种抵消的债权可能是由同一法院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也可能是由不同法院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即被执行人可能在一个执行案件中，以另一个经同一法院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请求抵销；也可能在执行过程中以不同法院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对申请执行人享有的债权请求抵销，对于被执行人以同一法院司法审判程序确定债权申请执行抵销的，认识上没有分歧，即可以申请抵销，但是对被执行人以不同法院司法审判程序确定债权申请抵销的，是否可以进行执行抵销，由于涉及执行管辖等诸多问题认识上存在分歧。，对于后者从债权的性质上看，由于自然债权属于未经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没有强制执行力，因而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为此，对于被执行人以未经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申请执行抵销的，执行法院可否准予抵销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认识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被执行人不能以自然债权申请执行抵销，对于被执行人以自然债权申请执行抵销的，执行法院应当作出不准抵销的裁定，并告知被执行人另行，由审判机构按照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其理由在于，自然债权是未经司法审判程序确定的债权，执行法院裁定可以执行抵销超越了执行权限，属于执行活动中的“以执代审”。另一种观点认为被执行人可以自然债权申请执行抵销，对于这种情况仍然应当由执行法院中负责审查裁断执行问题的合议庭直接进行审查[6]，符合法律规定或者申请执行人认可的可以做出准予抵销的裁定。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第一，从执行抵销基本性质的角度上看，虽然这是发生在执行过程中的抵销，但是这种以被执行人主动申请为前提以及申请执行人认可为根据的抵销，作为当事人双方自愿冲抵债权债务的方式，与一般民商事活动中的抵销实质上并没有多大不同。换言之，没有被执行人的主动申请以及申请执行人的认可就没有执行抵销。执行抵销虽然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但是就其基本性质来看，仍然属于当事人之间自我冲抵债权债务的一种方式。第二，从执行法院审查行为特征的角度上看，虽然审查也十分重要，即从程序上决定着执行抵消能否进行，但是审查在性质上并非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也不是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仅限于查询、冻结、划拨、扣留、提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措施，不包括抵销。

，仅仅是因为这种抵销发生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为了保证这种抵销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于被执行人申请及其材料的查对与核实，即执行法院在查对、核实基础上做出的允许执行抵销的裁定，并没有改变自然债权的性质，主导执行抵消的仍然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及其执行抵销协商上的一致。换言之，执行法院作出的同意抵消的裁定，作为执行法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对于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相互债权债务冲抵行为的认可，不存在执行法院超越权限“以执代审”的问题。第三，从执行效率的角度上看，鉴于执行效率的要求，以及避免另行启动诉讼程序所导致的时间拖延，在绦谐绦蛑卸杂诒恢葱腥艘宰匀徽权申请执行抵销的，也理应由执行法院负责裁断执行问题的合议庭在审查的基础上直接作出裁定。

四、对于执行法院不准抵销裁定应否设置救济程序的问题

执行抵销中如果执行法院裁定不准抵销，当事人应当怎么办

在现实的执行实践中，虽然对执行法院不准抵销裁定的异议人通常是被执行人，但是，并不能排除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法院不准抵销裁定提出异议的情况，以及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双方都提出异议的情况。为此，我们这里不准抵销裁定的异议主体，包括了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并统称为“当事人”。

？即执行法院裁定不准抵销的条件下，当事人享有什么样的权利？这是执行抵销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异议复议规定》中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规定，因而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授予当事人必要的救济权利，以及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有观点认为，执行抵销中执行法院对于被执行人抵销申请的审查行为，与执行法院对于被执行人直接实施的查封、扣押、划拨、拍卖等迫使其履行义务的强制执行为不同，对于这种并非强制执行的行为无须设置救济程序。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执行抵销性质上不是一种强制执行行为，但是由于这种审查行为直接涉及执行权力的实施、使用，决定着执行抵销能否进行，因而在执行法院裁定不准抵销的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仍然应当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

虽然强制执行之救济，指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之利益，因强制执行而受侵害时，得请求救济之方法而言[7]。就一般通行的观点而言，执行救济是针对侵害当事人的强制执行行为设置的救济，而执行抵销并非执行法院对于被执行人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是执行法院对于提交抵销申请的审查行为，因而，对于这种以查对与核实为基本特征的行为似乎没有必要设置救济程序。然而，一方面由于执行法院审查行为本身也是公权力的一种适用行为，是执行权力的实施、使用行为，虽然这种行为不同于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强制执行行为，但是从权利保障的角度上看，对于这种公权力使用中给当事人造成损害以及不当阻碍当事人权利实施的行为，依理都应当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另一方面，法院审查、裁定执行抵销是通过司法人员的具体活动来进行的，由于认识以及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不仅裁定不准抵销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某些裁定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也是值得研究的，为此，从执行公正以及保障当事人权利的角度上看，在执行法院裁定不准执行抵销的条件下应当授予当事人必要的救济权利，并按照《异议复议规定》有关执行异议与复议的救济程序执行。还有对于执行法院不准抵销的裁定设置救济程序，即从权利救济的角度给当事人一个申辩、说明的机会，既有利于纠正错误，疏导不满、凸显执行民主，也有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五、关于两种执行抵销适用条件的理解与把握

按照《异议复议规定》第19条，有关“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或者经申请执行人认可”的规定，我国司法上规定的执行抵销实际上包括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抵销。一是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抵销。二是经申请执行人认可的抵销。前者作为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抵销，就其特征来看应当属于“法定抵销”，即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确定的抵销。后者作为经申请执行人认可的抵销，就其特点来看应当属于“认可抵销”，即在申请执行人认可条件下的抵销。对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抵销，从司法适用的角度上看有两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第一，“法定抵销”的适用是否需要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换言之，申请执行人不同意的条件下执行法院可否依职权裁定抵销？第二，“认可抵销”中，被执行人申请抵销标的物的种类以及品质是否必须与所负债务标的物的种类与品质相同，换言之，在申请执行人认可，但被执行人申请抵销标的物种类以及品质与所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同的条件下，执行法院可否裁定抵销？

τ诘谝桓鑫侍猓有观点认为“法定抵销”无须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其理由在于这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抵销，只要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互负到期债务，且执行法院认为被执行人申请抵销债务的标的物种类与品质相同，即可依职权裁定抵销，申请执行人是否同意并非“法定抵销”的必要条件。换言之，申请执行人不同意也可以裁定抵销。

对于第二个问题，有观点认为，“认可抵销”虽然类型上不同于“法定抵销”，但是作为执行法院审查下的执行活动，不论申请执行人是否同意，“认可抵销”中被执行人申请抵销标的物的种类以及品质与所负债务标的物的种类与品质必须相同，否则执行法院不能裁定抵销。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认识都有失偏颇。就第一种观点而言，虽然保证生效法律文书得以执行以及司法裁判权威是执行活动的重要目的，但是，尊重申请执行人的意愿也是执行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执行抵消作为并非对于生效法律文书原确定内容的完全执行，即在不能完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特定条件下，司法上不得已而适用的一种便通执行方式

这里所谓的不得已而采用的变通执行方式，指的是执行抵销的适用前提在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实际上无法或者难以得到完全执行，如果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可以得到完全的执行，依理就应当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而不应适用执行抵销的规定。换言之，执行抵销实际上是在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不能完全得以执行的条件下的一种执行方式，性质上属于不得已的变通性执行方式。，被执行人申请抵销标的物与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原本内容，必然存在种类与品质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执行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充分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征求申请执行人的意见，不仅应当是适用“法定抵销”的必要条件，也是执行抵销的应有之义。执行抵销中根本不考虑申请执行人意愿的执行方式，不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执行行为，也难以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与权利。换言之，如果申请执行人认为抵销标的物的种类、品质不符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有权拒绝接受抵销，这种情况下执行法院不仅不能依职权裁定抵销，而且应当继续按照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对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

对于第二种观点而言，我们认为“认可抵销”虽然也是法院审查下的执行活动，但是鉴于这种抵销的依据与“法定抵销”的差异，“法定抵销”依据的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而“认可抵销”依据的是申请执行人的认可与同意。即“认可抵销”作为执行活动中当事人相互协商基础上自我处理债权债务的一种方式，只要申请执行人认可，执行法院就不应当阻止与干预。换言之，被执行人申请抵销标的物种类以及品质与所负债务标的物种类与品质即使有所不同，在申请执行人认可以及同意的条件下，应当裁定抵销。

首先，从文义表述来看，《异议复议规定》在明确规定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抵消的类型以外，又规定申请执行人认可的抵销，这种规定形式本身显然是要在“法定抵销”之外又确立一种不同类型的抵销，既然法律上规定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抵销，其适用条件就必然存在差异。如果这两种执行抵销的适用条件完全相同，就不成其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抵销，这种规定与表述也就没有了实际意义。因而，从法律规定的文字表述及其逻辑的角度上看，“认可抵销”在适用条件上与“法定抵销”理应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申请执行人同意的条件下，被执行人申请抵消标的物的种类、品质与所负债务标的物的种类、品质应当可以有所不同。

其次，从执行抵销的特征来看，执行抵销虽然是法院审查下的执行活动，但是这种执行活动与法院直接采用强制措施的执行活动不同，其差别在于审查仅仅是对于抵销申请及其附属证明材料的调查、核实，本质上属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双方自愿冲抵债务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鉴于执行过程中的特殊性，执行法院的审查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尊重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自我消灭债权债务的意愿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在保证这种抵销合法性的同时，尊重当事人之间对于私权的自我处理也是十分重要的。换言之，在被执行人积极努力清偿、冲抵债务的条件下，申请执行人基于时间、效率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考虑，即便是抵销标的物的种类与品质不相同，然而认可以及同意被执行人提出的执行抵销，作为申请执行人对于私权处理的方式，只要不侵害国家、社会利益以及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法律上是没有理由禁止的。

再则，按照《合同法》第100条有关“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消”的规定，在申请执行人提供抵销标的物的种类与品质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标的物种类与品质不同，但是申请执行人同意与认可的条件下，裁定抵销是有法律依据的。在现实的执行实践中，不排除经被执行人积极努力，执行标的物在种类与品质上仍然无法满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即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或者无法完全实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申请以不同种类标的物或者不同品质的标的物抵销所负债务，且申请执行人认可的条件下，从保护申请执行人利益的角度上看，只要申请执行人认可，执行法院有什么必要反对呢？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对于两种不同类型抵销适用条件的理解与把握，不仅“法定抵销”应当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而且“认可抵销”在申请执行人认可的条件下只要符合执行抵消的基本条件，除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债务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以外，不论被执行人所申请抵消标的物与所负债务的种类、品质是否相同，只要申请执行人认可，执行法院都应当予以支持，即裁定执行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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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