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墟范文第1篇

为表述方便，下文将殷墟出土埙统称为殷墟埙。殷墟埙的形制基本都是小平底卵形，一个吹口、五个按音孔，这是后世埙的形制基础。殷墟埙的测音数据表明，其音高数量明显增加，音乐性能显著提高。因此，对殷墟埙的形制类型及其乐学特征的研究，对研究晩商音乐发展情况极为重要。本文试图在较全面收集殷墟埙的基本数据基础上，借鉴已有学术成果，对其进行基本类型和乐学特征两方面研究。

一、殷墟埙的基本类型

目前，将殷墟埙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进行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有：李纯一将上古埙根据外形分成五类，即卵体、球体、榄核体、扁卵体和筒体，每一种类型下再划分各种子式，其中，殷墟埙统一属于卵体类的平底式；①方建军将新石器、夏、商时代的埙依据其腹部的特征分成圆腹形、折腹形、扁腹形和直腹形四类，圆腹形和扁腹形下再划分子式，其中，殷墟埙统一属于圆腹形埙中的小平底、吹孔端锐、似半卵形的子式，并且，方建军还认为殷墟时期仅有此类形制的埙盛行。②

上述研究成果是研究者在较长历史纬度下对埙进行的宏观类型划分，这种划分虽基本符合殷墟埙的形制特点，但从微观角度上对殷墟埙及其细致分类却并未提及。站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上，笔者试图从形制特点、文化分期和音乐性能等方面，对殷墟埙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划分。

目前仅发现殷墟一期和二期埙，殷墟一期为侯家庄1550大墓的白石埙，而除此之外其他埙皆属于殷墟二期。属于一期的白石埙的前后左右四面都有一翼而无底，虽其形制特点与二期埙相差无几，但从文化时期的视角来看，却有云泥之别。笔者暂将它细分为殷墟一期类型即I型埙，把殷墟二期埙划为II型埙。考虑到以后可能还有其他殷墟一期埙出现，把属于殷墟一期的白石埙作为I型下的一个子式Ia式。单从形制上，很难再将殷墟二期埙进行更细的类型划分，除各埙之间具体部位的尺寸有差异（但没有明显规律）外，其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各埙的音孔之间的大小关系不同。比如殷墟妇好墓三件埙的正面三个音孔大小差别很小，而刘家庄北121墓的四件埙和后岗12号墓的一件陶埙的正面音孔都是左上音孔明显较小，另外两个音孔大小基本一样。因此，可以把殷墟埙的II型再分出两个子式：IIa式和IIb式。其中IIa式为正面音孔大小区别不明显的埙，包括殷墟妇好墓埙、小屯西地237号墓埙、侯家庄1001大墓骨埙和白陶埙；IIb式为正面音孔有明显大小区别的埙，包括刘家庄北121号墓埙和后岗12号墓埙。有些埙如侯家庄1001大墓骨埙和白陶埙，其正面音孔的大小也略有差异，但不明显，不再单独划出一类，将其归入IIa式里。结合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埙的形制也属于殷墟二期的IIb式，而且该墓出土的大埙的音高已经接近连续十二个半音，本文推断：殷墟二期埙可能经历了先是在a式埙的基础上发展，稍后才出现了b式埙，在b式埙出现以后，两式埙又并行发展的过程。

二、殷墟埙的乐学特征

对殷墟埙测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殷墟埙的音乐性能。结合殷墟其他出土乐器的测音数据及其音乐性能，即可分析出整个殷墟时期的音阶和调式发展情况。下文先就殷墟埙的测音进行分析，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殷墟出土乐器奠定基础。

（一）殷墟埙的乐学特征

1.音高、音程特征

殷墟埙有四件未见测音数据，通过对现有殷墟埙的测音数据分析，笔者发现以下特点：

（1）殷墟同一墓葬出土的成对的大埙或小埙之间音高基本相同。例如：刘家庄北121号墓出土的两个大埙M121:10A和M121:10B，两个小埙M121:10C和M121:10D，的测音数据基本相同；殷墟妇好墓同出的两件大埙的测音数据也基本相同。另外，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出土的两件小埙的测音数据也基本相同，虽然琉璃阁不在殷墟范围之内，但是其150号殷墓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同样可以作为同时期文化现象看待。

（2）殷墟同一墓葬中出土的大埙和小埙之间的音高关系有相对应的规律。例如：刘家庄北121墓出土埙的大小埙之间的音高相差大十度，妇好墓出土埙的大小埙之间音高相差纯八度，同属于殷墟文化时期的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出土埙的大小埙的音高相差大三度。对于以上现象，陈荃有提出：“从成对大埙或小埙音高相同可以认为，这种大小埙音高的相差音程不同，当不是制作技术和音高观念问题，而因为使用的不同所致。几例出土报告和测音数据除说明晚商已具有调高观念外，也说明埙器在此时期已成系列化发展，具有更宽广的旋律表现范围。”③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把大十度音程看成一个八度外的大三度，这些大小埙之间的音高关系可以反映出，在殷墟文化前期，大三度和纯八度音程是较多使用的音程。同时，殷墟前期，埙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的体系，调高范围已经逐渐扩大。

（3）殷墟埙的全闭孔音高以G出现最多。所有殷墟埙的最低的音是g，最高的音是a3,这既说明当时人们对埙的音域的选择可能是以人声的音域为基础而在人耳的接受程度范围内又有所扩展的，又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声”的选择，可能也是接近于黄翔鹏先生提出的在磬的音高上反映出来的C4（即c1）的，④因为一般人声的最低音上方四五度音往往是所谓的“中声”所在的音区，比较符合人耳的听觉机制。

（4）从保存较好、发音质量较高的殷墟埙的测音数据来看，殷人对音高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抛开吹奏技巧和殷埙的音高质量，单从音高数量上说，殷埙的发音已经明显具备了演奏较为丰富旋律的可能，但是，如果在当时殷人没有掌握现代人的演奏技巧，这些音高能否被使用就不得而知了。

（5）在相邻音之间的音程关系上，殷墟埙明显比之前埙音程关系丰富。晚商五音孔埙之前三音孔，以内埙的相邻音高多呈三、四、五度的音程关系，殷墟埙的测音表明：大、小二度音程已经是很常见的邻音关系。这为演奏较为复杂的旋律准备了条件，也反映出殷人对音程的更进一步认识和运用。

（6）殷墟出土埙的测音情况还表明：晚商时期的音阶应该不一定只是用五正声，很有可能用“二变”，这时期埙的音高已具备使用七声音阶的可能，但在实际的音乐实践中，七声音阶是否被有意识的使用不得而知；另外，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编号为M5:30的大埙、侯家庄1001墓出土的骨埙及琉璃阁150号墓出土的编号为M150:43大埙的测音都基本接近连续半音关系的十二律，此现象说明晚商时期的音乐实践中可能已经使用变化音，这时期，十二律可能已经齐备。

2.音列、音阶、调式特征

在殷墟埙的测音数据中，g和b作为最低音的情况最多，其他各埙的最低音也都在上述使用较多的音高范围之内。因为对殷埙的吹奏方法及实践中的用音情况无从考证，所以下文只能在现有的测音数据基础上，探讨殷墟埙的音阶和调式的大致情况。

根据殷墟埙的测音，黄翔鹏认为：至少在晚商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七声音阶。⑤李纯一认为：殷墟埙是一种偶用五声和二变、但以四声为主并可以进行简单转调的新式埙，殷墟埙反映出殷人具有多种音程、调式和调性等观念，这就为发明十二律准备了一定的必要前提条件。⑥

通过分析现有测音数据，笔者发现：如以c1为宫、只考察殷墟埙的正声，除后岗M12埙没有c1音外,妇好墓大小各一件埙都有宫、商、角音，刘家庄北M121出土的两件小埙都有宫、角、徵音，侯家庄M1001骨埙有宫、商、角、徵、羽音，同出白陶埙有宫、商、羽音。另外，琉璃阁出土两件小埙的音高有宫、角、徵、羽音，大埙有宫、商、角、徵、羽音。其中，有几例埙的测音中有“变声”出现。宫、角音是除白陶埙以外每一例殷墟埙都有的音。五声音阶没有出现。五个正声完全出现时往往同时伴有“变声”出现。在西北岗M1001骨埙和琉璃阁大埙的测音中，都出现以c1为宫的1234567和1234567两种七声音阶同时存在的情况。

如不以c1为宫，后岗M12埙有F和G两种宫音可能，其音列都是“宫—商—角”；刘家庄北M121编号为10A的埙，有B和D两种宫音可能，编号为10B的埙，其音高关系较乱，宫音位置确定后最多有两个正声，编号为10C和10D的埙，有B一种宫音可能，其音列结构是“宫—商—徵—羽”加变徵；西北岗1001墓白陶埙因吹口微损，D作宫音的可能性更大，其音列结构是“宫—角—徵—羽”，同时有变徵、变宫及闰；妇好墓三件埙中小埙（标本号303）的宫音有D和F两种可能，其音列结构分别是“宫—商—角—徵”加闰和“宫—商—徵—羽”加变宫，标本号是29的大埙有D和F两种宫音可能，其音列结构分别是“宫—商—角”加清角和“宫—商—徵—羽”加清角和变宫，标本号是30的大埙有连续9个半音关系的音高，已经有吹奏六声音阶的可能，其中大多数音高都有作宫音的可能；西北岗M1001骨埙的宫音位置有多个可能且能演奏多种不同音阶，随着宫音位置的变化，三种七声音阶都已经出现（琉璃阁出土大埙的测音中也反映出这一现象）；这一现象证实了黄翔鹏提出的“至少在晚商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七声音阶”的观点。⑦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宫音多出现在C、D、F、F、G、B位置，其中，C和D出现次数最多。殷墟埙的音列结构主要有三音列和四音列两种，在C为宫时，三音列较多且有两种类型，即分别以宫、商为基础和以宫、角为基础；在其他宫音位置上，四音列最常见，也有两种主要类型，即“宫—商—徵—羽”和“宫—角—徵—羽”，和李纯一论述的殷墟埙所反映出的“四声”情况基本一致。由此看来，殷墟三音列埙是四音列埙的基础。殷墟埙的音阶中往往有“变声”出现，殷墟埙的测音数据中，五声音阶没有出现。

因为殷埙的音列基础相对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其发音质量对判断其音列基础影响不大，但却会影响对其具体音阶的判断。殷墟编磬和编铙一般有三个音高，相比之下，殷墟埙使用的音高比编铙和编磬多。在音乐实践中，殷墟埙应该以演奏旋律的为主。

（二）殷墟埙的发展演变过程推断

目前，商代的埙几乎全在今河南境内出土，早商时期的埙的按音孔数目只有一个，中商时期则演变为三个按音孔，而到了殷墟文化代表的晚商时期则突然出现了五个按音孔的埙。本文对早商时期的埙为何比此前龙山文化时期的埙简单，而晚商时期瞬间出现五音孔埙的问题不作探讨，仅对殷墟埙的发展过程作简单推断。首先，本文所搜集的殷墟埙肯定都是有乐器功能的埙，不是单纯玩具。其次，该推断是根据殷墟埙的文化分期、形制、音乐性能，在上文对殷墟埙进行乐学特征分析基础上进行的。

本文认为，目前属于殷墟一期的埙只有侯家庄1550墓白石埙一件，其形制是四面有翼无底的卵形，其底部的特征是目前发现的殷埙中独有的，这可能跟它的制作材料有关，也可能就是要突出其开管性能下的音色和音量。但是，这种型式的埙应该不是殷墟一期埙的一般型式，只是其中一种数量较少的独特型式，后来二期埙中再没有出现这种型式。在殷墟一期应该还有其他型式的埙，这些型式中，应该既有和殷墟二期埙相似的型式，也有和二期埙有较大差异的型式，到殷墟二期时，这种和殷墟二期埙有较大差异的型式没有得到较好发展而慢慢消失了。殷墟二期埙主要包括两种型式，其中的a式埙即正面音孔没有较大差别的类型埙，是在殷墟一期埙的平底卵形正面音孔大小接近的型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来b式埙即正面音孔其中左上音孔和其他两个音孔差别较大的埙，是在a式埙的基础上为适应音乐性能的需要调整音孔而形成的，两类埙都出现以后开始并行发展。

综上论述，笔者认为：

1.殷墟埙多出现于殷墟文化二期，殷墟三、四期埙未见出土。这说明殷墟埙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期在殷墟文化二期，三、四期未见出土和一期出土很少应为不正常的现象。

2.殷墟埙的形制虽然较此前各时期相对统一，但在正面音孔的大小关系上和音乐性能上稍有区别，可以作为我们对其进行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

3.殷墟埙的测音表明晚商可能已经出现了七声音阶；十二律也可能接近完备；大小二度等音程关系也已经被认识和使用；宫音多出现在C、D、F、F、G、B等音高位置；殷墟埙的音列结构主要有三音列和四音列两种，三音列埙是四音列埙的基础；殷埙的音域是在人声的音域基础上增益的，体现了殷人对音高的审美取向；当时的调高范围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扩展。

时间之墟范文第2篇

观点具有启发作用，主要指作文的观点要富含哲理，具有思辨性。具体来说，观点要新颖独到，使人看后豁然开朗；观点要辩证统一，使人读后加深了对某个问题认识的深度；观点要逻辑性强，使人读后派生出对某个问题其他方面的思考，拓展了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广度；观点要能引发人们的联想，从而丰富这一观点的内涵。简言之，就是作文提出的观点要使人有所感，有所悟，引人思辨，发人深省。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借鉴以下四种技巧：

技巧一：质疑启思法

就是对日常生活或其他材料中的观点或看法提出质疑，启发读者思考和探究的方法。席勒说：“你要认清全面的世界，必须广开你的眼界；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必须审问追究到底。”如《给诚信业主的一封信》一文另辟蹊径，大胆求新，高举“劳动就应有得”的大旗，观点鲜明深刻，振聋发聩。质疑便是这样一种对问题进行层层深入、探幽发微的思考，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存细、由表及里的创新思维方式。我们质疑启思的能力越强，作文也就写得越深刻。

技巧二：褒贬时政法

就是对国际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评论，发表意见，或褒或贬，或就此引导开发获得某种启发的方法。当然，若能以小见大，通过“小”新闻，写出“大”道理，则更为合适。如《走出生命的误区》一文，叙写了小鹿同学痴迷武功，患心肌炎却迷信“有大师保护，快要成仙”的歪理邪说，拒绝医治，最终晕倒这令人痛心的过程，强烈声讨一些歪理邪说摧残下一代的罪恶行径。

技巧三：联系实际法

就是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思想认识来谈问题。这种写法使人读了毫无牵强附会之感，真挚实在，给人的启示尤为质朴、切实。如《时间在流逝》一文中有一处精彩议论：“现在，我看着自己日益修长的双腿，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红润的面庞，明白了爸爸没有说出口的话。时间流逝，人生苦短，我们需要健壮的体魄。健壮的体魄是生命之弓上引弦待发的箭，我们要在时间的领地，把生命之箭射出很远很远。”这里是叙述作者从小学到高中跟随爸爸晨跑后的一段感悟。这样写的好处：一是表达了作者自己独特的成长感悟；二是展现了青年一代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三是必将引发读者的联想与思考。

技巧四：预言展望法

就是作者站在未来的高度，对议论之话题可能会出现的前景进行富有创见的预测，使读者对议论对象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有这样一道作文题：“中国加入WTO，外国的小麦来了，电脑来了，手机来了……外国货严重冲击着中国市场，还有金融、保险、旅游等行业正相继开放。我们该如何应对……”对此，很多学生都惊呼“狼来了，我们的猎枪准备好了吗？”这就未免有闭关自守之嫌，思维显得消极。而有一位学生作文《狼来了》的立意可谓语惊四座：与其谈“狼”色变，不如“与狼共舞”。这位学生在文中分析道，当今经济已渐趋多元化，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全球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与狼共舞”，方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使中国跨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思考练习】

1.对下面这段材料的理解和分析，思维角度最独特、最具启发性的一项是（ ）

著名导演张艺谋有一句名言：“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其实，人生就是不断书写作业、创造精彩的过程……

A.做最好的自己，就是不管面对怎样复杂的形势，都要坚定不移地完成自己的人生作业。

B.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吧！理想，可以让你的人生历程更加圆满，也可以让你的人生作业更有价值！

C.完成人生的作业是每个人的职责，你应当在态度上积极做一个忠于职责的人，在言行上努力做一个尽职尽责的人。

D.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书写好自己人生的作业，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也就足够了。

2.请给下面这段话的开头加上一个中心句，领起下文。

。迟暮的老人们日日夜夜念叨着远在他方的故乡，时时刻刻回首着难以忘怀的往事，那些无法看做过眼云烟并一笑置之的往事。人的根似乎从一出生就牵系在那寸土上，那寸叫原点的土。每个人对这寸叫原点的土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愫。人们爱她爱得深切，爱得浓烈。只有时时回归原点，时时牵挂原点的人，才不会忘本，也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3.阅读下面的文字，并对画横线的句子进行修改。

时间的脚步跑得很快，似乎我们都跟不上它的节奏。它就像流水，随时会从我们指缝流过，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它流逝之前，去完成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时间在流逝，我们要像龟兔赛跑那样，一直跑个不停。

答：

4.请对下面文段中的事例进行提升修改，深化拓展文章观点的深度和广度。

这世界需要敢于率性而为、敢于用真心为国家为百姓为他人的那个你。

这世界需要你，需要你们，那些付出了真心的人们！不仅是屈原、杜甫，那所有敢于用心而活，发乎心，念乎情的人们，不都是最值得亲近与敬爱的吗？

答：

【范文精评】

废墟之距离

苏 洁

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距离。距离可以让你获得，距离又或许会让你失去。（开头语言简洁质朴。）

历史长河中，我们最难以把握距离的，是废墟。（过渡自然，快速切题，引发思考。）

我们热爱废墟，因而保护它；我们又畏惧废墟，因而诅咒它。（找准思辨的切入点，立意较佳，可以说是别出心裁。）

变了模样的废墟，毅然屹立在我们面前，它的眼神里有祥和，有不屑。它虽低垂着头，却有着让人为之折腰的尊贵。我们不晓得该与废墟保持怎样的距离，想走近，又怎敢？而废墟看不见我们的彷徨与不安，只是以它一贯冷峻的面庞死死地盯着这世界，看沧海变迁，生命轮回。在历史这一台绞碎机不间断地转动下，始终存在的，只有废墟自己。（第三人称的使用，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拟人和比喻等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显示出作者较好的语言驾驭能力。）

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废墟之王，恐怕就是圆明园。而面对着只有断壁残垣的圆明园，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与那几根孤零零的石柱之间，有多远呢？（联系圆明园进行论证，反映了作者对历史文化的长期关注与深入思考。）

如果我们乞求不要与废墟有距离，如果说我们渴望亲近废墟，那么，在一个美好的黄昏，我们轻轻地踏上这一片废墟，看仅存的石柱在黄昏中安详地浅笑。我们可以伸出双手，去抚摸这曾经的辉煌之柱，然后深情地对其吟诗，每一字每一句都说出废墟的感情，都道出废墟的哲学。（细腻抒情的笔调，在诗意的叙述中倾诉深情。）

在黄昏消失之际，我们必须离开废墟。因为那黑夜中的距离已硬生生地横亘在我们和废墟之间。如果不想失去对废墟的遐想，那么就让距离迫使我们远离畏惧。（思想深刻，立意高远，有深度，令人叹服。）

我们不敢忘记与废墟的距离。黑夜中，刺骨的寒风让废墟的伤口痛起来，清冷的月光会照出废墟苍白的脸庞，可恨的乌鸦会飞来讥笑废墟痛苦的，昨天的一切仿佛历历在目。而我们承受不了这一种生命之痛。我们畏惧着废墟曾经经受的一切，我们也畏惧着废墟在黑夜中的挣扎，我们诅咒，诅咒那天理难容的罪恶，甚至，我们想要摧毁废墟，结束噩梦，以为这样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距离，我们都知道。（废墟的形象十分丰满，是因为作者加入了自我的强烈情感熔铸。而作者对“黑暗中的废墟”的再现和细腻的感悟以及个性化的表述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废墟依旧以它一贯的冷漠看着世界，不管我们走近，还是离开。（语言简洁、理性，而又充满情感。）

而我们与废墟之间的距离，不管走近还是离开，都将是一种获得，也将是一种失去。（高度概括全文观点，思想见解独到，给人以启发。）

而不变的，只有废墟自己……（省略句的运用，既能结束全文，又能引发读者思考，从而达到言尽而意未穷的目的。）

时间之墟范文第3篇

出土文物的保护展示殷墟出土文物大部分采用库房保存,虽一直妥善保存却无缘与公众见面,难以发挥有效价值。2005年,安阳市采取了安阳市政府投资建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提供展品的模式联合建设了殷墟博物馆,实施资源共享、互利共赢,被国家文物局称为“安阳模式”。殷墟博物馆的建成,整合了地方和中央单位的文物资源,使大批出土文物回归原生环境,较有效地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殷墟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殷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05年9月,从国家博物馆借展的司母戊鼎、妇好三连甗回乡省亲,成为轰动海内外的文化盛事。殷墟博物馆的“殷墟珍宝展”在第七届(2005—200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中荣获“最佳创意奖”。

殷墟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蓬勃发展,殷墟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方法已经不能正确体现考古科研的新成果,不能完全适应遗址保护展示发展的新形势,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内外游客的新需求。殷墟遗址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保护遗址与改善民生需协调发展殷墟遗址面积广阔,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面积约30平方千米,大部分位于农村和城乡结合处。遗址区主要涉及到15个自然村,约2.7万人。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现有小企业20余家,大型企业2家。遗址区内的产业构成主要有以安阳钢铁集团公司为代表的重工业产业、豫北纱厂为代表的轻工业产业及大面积的农业产业区。殷墟保护规划已经纳入安阳市总体发展规划体系之中,未来针对这些直接或间接影响遗址保护的产业要进行调控,严格控制遗址区内产业发展,实施疏导区内产业向区外转移,调整重工业企业向低污染、低能耗的生产方式转变,轻工业产业向文化服务产业转变,农业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远期,搬迁遗址区内全部企业。殷墟遗址区域内的产业调整、村庄搬迁、人口安置可谓任重道远。

(二)遗址保护、展示的观念和技术需要更新进步殷墟的保护与展示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表现在:现有展示手段相对单一,解说系统过于简单,无法充分展示遗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难以完整体现遗址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无法让普通受众在参观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进而全面解读殷商文化内涵。展示面积狭小,排除绿化用地,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实际展示面积不足0.5平方千米;后冈遗址区由于发掘较早,遗址受现代建筑物占压,保存环境较差,展示条件不利,尚未进行展示;洹北商城遗址区,是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尚未进行展示。

(三)遗址公园基础设施急需改善宫殿宗庙遗址区和王陵遗址区隔洹河相望,直线距离不过2.5千米,两区之间虽有道路连接,但需绕行并经过若干村落,全长达到5.5千米,且道路通行能力有限、沿线景观与遗址区环境不协调。遗址公园内旅游服务设施不健全,服务产业发展缓慢,对三产带动小,尚不能完全满足殷墟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多重需求。

建设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传承创新华夏历史文明的思路举措

党的十刚刚闭幕,国务院就正式批复了《中原经济区规划》。这是继中原经济区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国家出台指导意见之后,中原经济区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标志着河南省推进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三步走”工作部署全面完成,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进入了整体推进、全面实施的新阶段。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殷墟大遗址保护必须跳出“就保护而保护”的狭义理念,将文物事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把握、去谋划、去实践,追求“文物保护、弘扬文化、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目标,切实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倾力打造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构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圣地。

(一)科学谋划,探索殷墟大遗址和谐可持续保护模式《殷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编]》已经完成,并获得国家文物局的审批,2012年7月15日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1]。我们要将殷墟规划与安阳市城市总体规划相契合,将城市的建设发展重点逐步向东、向南拓展,为殷墟遗址的保护让路,同时为安阳经济社会发展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要充分考虑城市的功能区划、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要素,转移和疏散殷墟遗址区大量人口和企事业单位,减轻殷墟遗址保护压力。设立安西循环经济试验区,有效解决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文化旅游服务业等能够与遗址保护和谐共存的产业,最终实现殷墟遗址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加强研究,完整、真实地展现晚商都城格局与面貌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摇篮”,经过80多年的考古发掘,现今可以明确殷墟遗址的整体布局和主要构成,并对宫殿宗庙遗址区及王陵遗址区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要完全弄清遗址的整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古发掘及科学研究工作。殷墟遗址已经有3300年的历史,地面上的建筑早已毁坏殆尽,也没有保存下来的文字描述和确切图像。因此,只能够依据甲骨文字、青铜器、商代建筑考古遗迹等资料进行推测复原。以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例,其现有的保护、展示方式和内容对殷墟宫殿的严整性、宏伟性、庄严性、复杂性表现不够,没有抓住商代宫殿制度的根本原则,没有体现商代宫殿制度的精神实质,割裂了殷墟宫殿建筑的完整性,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性遗存。仿建的宫殿与考古研究新成果存在差距。如乙二十组基址,目前将其复原成一座四周有回廊、房顶为双檐、四坡的单体殿堂。据2004—2005年最

新的勘探资料和专家研究成果表明,乙二十基址东、西、南各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与乙二十基址组成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建筑群[2]。因此,需要我们集合多学科专家的力量,将“殷墟布局探索与研究”列入重大科研课题,以宫殿宗庙区和洹北商城为重点,对其具体范围、布局和内涵、年代和变迁、建筑性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立足遗址,创新思维,研究制定殷墟宫殿宗庙基址、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王陵大墓、甲骨窖穴、手工作坊等遗迹的复原、展示方案,利用光电技术、轻型材料等新技术,显示商代建筑和遗迹的三维模拟复原影像和结构,以求更科学、更完整、更准确地展现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原真风貌,充分展示遗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三)创新理念,提升殷墟遗址保护、展示水平规划期内将在殷墟考古遗址公园内建设商代社会生活形态展示博物馆。我们不妨改变一下思维,不搞传统的大体量场馆建设,在遗址公园内结合环境改造,根据考古研究成果,还原殷商时期粟作农耕、蚕桑纺织、家畜饲养、渔猎等景观以及手工制作、宗教祭祀、征伐战争等场景,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设计演绎,以实验考古学的形式引导游客参观、体验,打造一个开放式的露天商代社会生活形态博物馆。此举不但可以节约大笔建设资金,激发遗址地民众主动保护遗址的热情,同时能够更真实地表现出商代社会的风貌,全面提升殷墟的保护、展示水平。

(四)加大投入,完善殷墟考古遗址公园基础设施在保护文物安全和遗址整体格局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完善宫殿宗庙遗址区、王陵遗址区、后冈遗址区和洹北商城遗址区的道路系统,将四大遗址区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整治道路沿线景观,满足遗址保护和展示的需要。同时,为使游客得到更优质、便捷的服务,不断完善遗址公园内的管理设施、旅游服务设施,以满足游客对食、住、行、游、购、娱的需求,使游客可以在遗址公园内享受全面、温馨的人性化服务。2009年,为改善殷墟核心区环境风貌,安阳市政府筹措资金4.5亿元,对殷墟宫殿宗庙区西侧的花园庄村实施整体搬迁、绿化,规划建设大型殷商文化广场、“商颂”雕塑等具有殷商时代气息的设施。结合花园庄搬迁改造工程,可以将小屯、花园庄改造区建设成一处集文物保护、考古体验、生态观光、文化产业发展的考古遗址公园免费开放区。作为公园核心区的过渡区,让游客在进入公园核心区之前先有殷商文化的欣赏与体验,也可让游客在参观完核心景区之后继续品味、游憩。

(五)搞好创意,做足殷商文化产业升级大文章目前,我市依托殷墟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文化创意精品节目,制作了大型3D动漫《梦回殷商》;与台湾合作,创作了大型室内剧《汉字霓裳》;拍摄了以殷墟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家在洹上》、《第四片甲骨》等,取得了较大影响。下一步,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其他遗址公园的成功做法,如金沙遗址的祭祀大典、金沙太阳节,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作的大型文化史诗电影《圆明园》、《大明宫》等,力邀国内外一流文化大师、影视导演,深入挖掘殷墟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世界遗产的知名度,制作一批高品质、高水准、有市场号召力的文化品牌,并将此品牌扩展到其他产业中,延长文化资源的产业链条,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

(六)扩大宣传,实施“殷墟珍宝走出去”战略2005年建成的殷墟博物馆,是殷墟遗址保护与展示中的最大亮点。由于属于遗址类博物馆,建筑规模较小,展览设计单一,且建成后展品更新缓慢,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日前,又一种成功的模式———殷墟珍宝全国巡回展正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2012年1月由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殷墟宝藏———商王都珍宝展》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6月18日,又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所到之处,掀起了一轮殷墟珍宝热潮。2012年10月18日,“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在博物院拉开大幕。该展览从商王武丁、商后妇好、武丁与妇好的生活、武丁与妇好的事功和武丁与妇好为殷商在文化艺术上的建树等五个方面,以280件(组)文物结合相关图文,展现了商王武丁与商后妇好以及他们所处的商代后期的社会生活画卷。这也提示我们,可以与相关单位加大合作,以殷墟出土文物为媒介,实施“走出去”战略,让世界了解殷墟,让殷墟文化品牌走向世界。

时间之墟范文第4篇

甲骨文与殷墟的发现

三千多年前的晚商都城殷虚（古人称高丘为“虚”，建都之地多为丘虚之处），是一片“车行酒，马行炙”的繁忙景象和“酒池肉林”的不夜天。但自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大战牧野以后，商纣王兵败登鹿台自焚而死，从此繁华的殷虚都城成了一片废墟。两年以后，投降西周并被封在朝鲜的商王室贵族箕子“朝周”路过此地时，这里已是“麦黍渐渐,麦秀离离”的荒凉景象。面对此景，箕子真是“欲哭无泪”，殷虚成了真正的殷墟。600多年的商代历史，被深深地埋入地下。自此以后，商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所在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除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时，项羽曾与秦朝败将章邯盟于“洹水南，殷墟上”，此后直至明朝建立小屯村，此地就不再有人提起，成为棋布在华北平原上极为普通的蕞尔一邑。

1899年，甲骨文被著名学者王懿荣发现。10年后的1908年，甲骨学前辈大师罗振玉搞清了这些宝贝的出土地是安阳的小屯村。随着罗氏收集甲骨文材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终于在1910年从甲骨文上发现了“殷王名谥十余”，并进一步推断出土甲骨的小屯村当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历晚商武乙、文丁、帝乙诸王的都城所在地。在此基础上，又经前辈大师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人的深入研究，最终确定了小屯村一带是商朝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灭国，共历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不复徙都”的晚商都城。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才把隐退到历史“后院”的殷墟，推向了世界文明史的前台。

不仅仅如此。殷墟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与世界其他最早的文明，诸如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书交相辉映，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贡献。但是，其他古文字只是昙花一现，只有中国的甲骨文在使用中与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一脉相传。虽然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字形有所变异，但从文字的点划、结构上仍有传承之迹可寻，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因此，甲骨文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珍品，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科学的发掘与深厚的底蕴

为了更多地收集甲骨文及与甲骨文伴出的科学信息，减少盗掘挖宝造成的科学资料损失，也为了不使甲骨文这一民族瑰宝继续流往国外，我国学者自192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工作。

当时的中国田野考古才刚刚起步，因而一切都是在探索、总结和学习中前进。前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自1928年开始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暂停，历时10年之久，进行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而1950以后至今，中国社科院一直在此地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考古工作。前后78年的殷墟发掘，使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繁荣时期，直到今天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发掘与研究，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所见不多的；而由此造就出一代又一代饮誉海内外的考古学家，也是其他古代遗址所不能做到的。

就在这片范围广大的遗址区内，几代考古学家挖土不止，使一个个商代文明的载体――遗迹和遗物被揭露出来。洹水以南和今天的小屯村以北，是当年的殷王朝宫殿、宗庙所在地,是都城“大邑商”的中心区。这里共发现大型建筑基址54处,总面积达70万平方米。其中的“甲组基址”,当为商王的居住生活区。“乙组基址”,考古学家推断为“宗庙”和区。“丙组基址”形制像“祭坛”，可能为社稷。在洹河以北是王陵区，共发现商代大墓14座。在小屯村北发现一座没被盗掘过的中型墓――妇好墓，其出土随葬品之丰富和精美，可以想见大墓之奢华当甚之又甚！

此外，在孝民屯等处还发现了平民的“族墓地”，为研究商代宗族结构提供了物证。如此之多的晚商遗迹，是商代文明史的物化和商人在殷墟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前台。

人类文明的“地下博物馆”

殷墟不仅有丰富的遗迹可考，地下还埋藏着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化珍品，堪称是一座藏品旷世的“地下博物馆”。几代考古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这座“地下博物馆”展厅的一道道大门。

殷墟的地下，埋藏着大批人类文明的瑰宝――甲骨文。自1899年至今天，百多年来共出土15万片以上。其中1936年发现的甲骨窖藏127坑，一次就出土17056片，被世人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档案库”。而1973年、1991年在小屯南地和花园庄东地又有成批发现，为世界文明史增加了大量新资料。甲骨的发现，不啻发现了一个奴隶社会，并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与此同时，甲骨文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把史料较少的商代文史研究建立在牢固的科学资料基础之上。

殷墟又是一座青铜宝库。历年来，这里共出土青铜器万件以上。不少铜器造型独特，或大气磅礴，或小巧玲珑;而纹饰或诡谲神秘，或瑰丽精细，是极有价值的艺术珍品。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32.84公斤，是世界青铜时代之最。而其他铜器，诸如偶方彝、三联、等等，也是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如此之多的青铜器，反映了商代人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水平。

历年来，殷墟还出土玉器2600余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礼器、工具、兵器、装饰品、杂器等。商代玉器用料考究，琢磨精细，造型优美，纹饰绚丽，极富艺术价值，并在玉器的“形而下”中深藏着当时人们的情趣和礼制。殷墟出土的玉龙、玉凤、玉人、玉象、玉鸟、玉龟等玉件，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而殷墟出土的骨器也颇具艺术价值，诸如各式骨笄、雕花镶嵌骨等。而著名的象牙杯，刻镂华丽并嵌有绿松石，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

殷墟是一座保存无算珍品的“地下博物馆”。如今，殷墟为展示发掘和研究成果，并保护遗址的总体风貌，在洹水岸边修建了一座在地平面以下的“殷墟博物馆”，几百件精美的殷墟出土文物在这里熠熠发光，使人们受到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的强烈震撼。

殷墟被列入“世遗名录”，是殷墟保护和研究新阶段的开始。殷墟地下还埋藏很多人类的文化遗产，还有很多的学问需要我们去认识、去解读……殷墟不仅是中国的，她还属于全人类。我们有责任把她保护好，把她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

（7月2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专家点评

殷墟的发现对“断代”有重要意义

罗敏（整理）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殷墟是主要研究依据。譬如说，商朝武丁时期曾出现五次月食，甲骨文有记载。我们首先利用古文字学分期的方法排列这五次月食的次序，然后利用天文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两者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证明五次月食的真实时间，从而论证了武丁在位的年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使商朝的存在成为可以确信的历史。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其意义与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不相上下。

我们知道，罗塞塔石碑是解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和埋在地下的甲骨文不同，大多数埃及石刻都在地上，不需考古发掘就能看到。然而，古埃及语言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人能解读上面的文字。1799年，拿破仑在埃及作战，军队中有人在罗塞塔地区发现了这一石碑，石碑上，古埃及两种字体的文字与古希腊文相互对照。1823年，法国学者商博良依据石碑上的文字，解读了古埃及文字。从此以后，古埃及的历史就清晰了。

正好100年后，1899年，中国人发现了甲骨文。随后不断地解读、研究，商朝历史也逐渐凸现。在此之前，虽然《史记》的《殷本纪》、《尚书》的《商书》、《诗经》的《商颂》都记录了商代的历史，但其脉络不够清晰，并且，这些记载是否可信，需要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证明，甲骨文就提供了这种证明。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的占卜记录，从祭祀到打仗，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我们可以直接从中读出历史。

更早的夏朝的资料非常有限，还没有得到殷墟那样的证明，并且，这样的证明也许永远也得不到，然而正因为殷墟的发现，我们对史籍中的记录更有信心。王国维就讨论过这一话题，他认为从甲骨文的发现来看，《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非常可靠，很少有需要修正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断，《夏本纪》的记载也不会是全然捏造的。

（摘自7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

延伸阅读

殷墟三宝

金开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安阳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这是从文明的产生与进程的角度，高度评价殷墟的价值和意义。

甲骨文

甲骨文被认为是从一个偶然机会中发现的。1899年清王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古代文字。经过研究，才弄清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来，人们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

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至今100多年来，殷墟先后出土甲骨文约15万片，分别珍藏于中、美、英、法、德、日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与学术机构中。100多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甲骨学。根据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时的统计资料，当今世界上研究甲骨学的专家和学者有3881人，出版了各类专著10000余种。2000年，四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甲骨文献集成》，洋洋四十大帙售价高达5.6万元。目前所见的甲骨文出现单字4700余个，可识别和与现代汉字有明确相沿关系的约1700字左右。2004年7月3日，上海公开拍卖了20小片甲骨文，拍卖出5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最早对甲骨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四位学者是：郭沫若(1892～1978)、董作宾(1895～1963)、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因其字和号中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

甲骨文字中，中国汉字的“六书”造字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都已出现，表现出成熟而系统的文字序列。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时期，至少经历了1500年的历史。殷墟所出约15万片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丰富多彩，再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社会风俗、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时代风貌。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是由于记录占卜、祭祀的特殊需要所书刻的文字，并不是当时文字的唯一载体，与甲骨文同时期既有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还有由甲骨文“典”、“册”等字形所表现出的竹简或木简上的书写文字，以及所见的书写在玉石上的文字和陶文。所幸的是，甲骨文由于这种特殊用途下的特殊书刻方式，得以保存下来。

青铜器

安阳殷墟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大致可分为青铜礼器、青铜武器和工具、马车或木器上的青铜制品、纯粹为死者陪葬的冥器。在目前的收集中，青铜礼器量最多，种类主要有鼎、尊、觚、爵、、方彝、盘、盂、觯、壶、簋、、卣等等。大部分青铜器物上有华丽图案装饰，象征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其中占主要位置的纹饰是一种被称作为“饕餮”的神兽纹样。“饕餮”纹样的突出特征有巨目、阔口、柱角、利爪、蛇身等，实际已是一种糅合了的图腾崇拜形象。

安阳殷墟被发掘的区域里，发现有大型铸铜作坊，其中有大量的铸铜范块、泥模、坩埚、鼓风嘴等，还有锡锭与孔雀石之类铸铜原料，充分证明了当时制铜业的发达。

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大到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方鼎，小到高仅5厘米、口仅3厘米的小方鼎，其独特的制造工艺和精美的造型艺术与纹饰艺术，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时代的繁荣与辉煌。

都城遗址

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殷墟都城概念南至朝歌、北至内丘约有200多公里，史记中曾记载殷纣王时期这里到处都建有别宫离馆。殷墟的中心地带有洹水，南约20余公里有汤水，再南20余公里有淇水，北约20余公里有漳水，再北有滏阳水等，这些水流均匀分布，都西出太行，东流直接或合水汇入黄河。甲骨文中明确记载，商王常涉河东或乘舟到黄河。殷墟西有太行、东有大河天然屏障，松软的黄沙土地，最适宜原始先民繁衍生存。

狭义的殷墟都城的概念是以小屯为中心的洹水沿岸一带的商王宫殿宗庙区、王陵区以及周边的聚落。包括2000年所发现的四周8700多米城墙的洹北商城。

殷墟都城遗址有数量众多的夯筑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基址的下层覆盖着更早时期的窖穴。梁思永先生发现，后岗文化层的上层是白陶文化的遗物，中层是黑陶文化的遗物，下层是彩陶文化的遗物，形成了仰韶――龙山――殷墟三种文化的先后发展序列。

安阳殷墟以其甲骨文、青铜器、大规模都城遗址，标志着中国古代高度繁荣发达的文明，成为中国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坐标和里程碑。

（7月21日《光明日报》）

反思与启示

来自殷墟“申遗”的启示

――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

刘琼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曾率队亲临现场，亲历殷墟申遗全部过程。殷墟“申遗”已是“旧事”，但是童明康基于专家和主管部门立场的思考和提醒，对于我国正在高涨的申遗热潮，无疑具有现实针对性。

“申遗”带动文物保护

记者：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申遗”工作的主管领导之一，您怎样评价我国热情洋溢的“申遗”现状？

童明康：首先这是一件大好事。世界遗产不仅标志着我们祖先的成就，同时也是当代文明发展综合实力的表现。

同时，“申遗”更意味着责任。无论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保护都是为了永续利用。过去，国外总说我国的遗产保护不好，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申遗”进入大众视野以后，保护工作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从政策来看，政府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今年的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一路绿灯，就是典型例证；另一方面，民众保护的自觉性加强，比如许多人对当年拆毁北京城墙感到后悔；此外，依法保护文物这一理念，近年来得到社会公认，“申遗热”起了一定的作用。

提高当地凝聚力，用作旅游资源，这是“申遗”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毋庸讳言，这也是地方政府申遗热情高涨的客观动力。但是，所有这些好处，应当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

避免对遗产过度开发

记者：怎样看待世界遗产开发过热现象？

童明康：确实存在对文物过度开发利用的问题。故宫一天承受1万人是限度，结果黄金周一天来了10万人；敦煌石窟有一些窟的面积非常有限，游人们在里面挤来挤去，对壁画的影响很大；有些地方打着便民旗号，修一些旅游设施如索道，这些都是对文物的破坏。

根本问题是缺乏对人类遗产的敬畏感，再加上文物带来那么高的利润，于是大家就拼命地挖掘、发掘。

在申遗过程中，申报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一定要避免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过去常提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个错误的观念，实际上是降低遗产的作用。许多世界遗产完全商业化，原住民整体搬迁，对此，我并不赞成。

世界遗产有个重要观念，是人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否则，就失去了真实性。文物保护，不仅保护房子，也要保护文化特征，也就是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和谐融合，而不是两张皮。鼓励原住民居住，更有利于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

时间之墟范文第5篇

“八音”中的金是指采用铜、锡等物质成分，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铸造的铜质器物。殷墟范围内考古出土的金类乐器较多，主要有铜铃、铜铙等，另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仿照木鼓形制制作的铜鼓。

1．铜铃

铜铃是一种铃形器物，殷墟出土的铜铃有两种类型:一类属于装饰铃，或悬挂在车体的上端，或悬挂于狗、马等动物的颈部，这一类铜铃主要出土于墓葬附近用于陪葬的车马坑中，或出土于墓穴主棺下的“腰坑”中。从铜铃的出土地点和附近的伴出物来看，这一类铜铃不具备乐器的实用功能，属于装饰物的范畴。另一类铜铃也出土于墓葬中，但出土位置和周围的伴出物与前者有较大不同。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区发掘的M701墓葬中，发掘出铜铃14件，石磬一件。该墓还发现了12具殉葬者的尸骨，其中一人的头部还戴着牛头铜面具。同一时期发掘的殷墟西区M1125中和妇好墓中也有大量铜铃出土。其中，M1125中出土铜铃10枚，妇好墓中出土带舌捶的大小铜铃达18枚。根据出土地点和铜铃附近的伴出物来看，这些铜铃已经具备乐器的实用功能，由殉葬者拿在手中通过摇动发出声响，边奏边舞，已经是实用乐铃，可能已经组合使用，以发挥其多重音响效果。

2．铜铙

铙是较早出现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在商代中晚期已开始流行，周代初年依然沿用。由于商铙常以顺次递减的大小三个为一套组合使用，所以也叫编铙。编铙“形体似铃，口部呈凹弧形，铙体横截面呈阔叶片，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中空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关于编铙的用途及奏击方法，商代虽没有文字记载传世，但后世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如《周礼•夏官•大司马》载:“乃退鼓，鸣铙且却，及表乃止。”《说文》云:“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从这些记载中可知，编铙主要用于军中，由军中掌握大权的人来击奏，其作用是“退军时用以指示停止击鼓”，即在退军时由卒长击铙向击鼓进军的众鼓手发出信号，停止击鼓，以示退军。殷墟发掘出土的编铙主要出土于商王武丁以后的墓葬中，据统计，从1928年殷墟发掘至今，殷墟出土的编铙已达13套。经实际测音，这些编铙虽然大小不同、音高有异，但尚不能演奏完整的乐曲，只能跟其他的乐器配合作节奏性乐器使用。

3．铜鼓

铜鼓是以铜为材质、仿照木鼓形状制作的一种铜质鼓类乐器，在商代，只有权势很高的的人才会享有拥有此乐器的权力。由于殷墟历代商王及大型贵族墓葬全被盗掘，有“十墓九空”之说，所以，殷墟历次科学考古发掘中均未发现商代铜鼓的乐器实物。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现收藏一件商代双鸟饕餮纹铜鼓，该鼓纹饰精美，造型奇特，相传出土于安阳，日军占领安阳期间通过非法途径运往日本。铜鼓通高82厘米、鼓径44．5厘米，上有双鸟钮饰，下有四足，鼓身饰夔纹，鼓面铸成鳄鱼皮纹，鼓面是仿鳄皮。鼓身满饰云雷纹构成的饕餮纹，其外环简化成斜角形的夔纹。两端边缘饰乳丁三列，象征蒙鼓皮所用之钉。此鼓纹样繁而不乱，简而生神，大有凝重浑厚之气。

4．铜缶

缶原是先民盛放水或酒的一种器皿，因其“腹圆口小”，肚子的空间比较大，因此在轻轻敲击上口的边缘时，底部和腹部会产生共振和共鸣，从而产生悦耳动听的声音。远古时代的先民没有多少乐器可以演奏，因此，闲暇时就“击缶而歌”，娱乐消遣。商代庶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礼乐方面毫无权利，只好击缶而歌。可能和埙一样，缶最初只是民间自娱自乐的常见乐器，后逐渐进入宫廷，所以，在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也有铜缶出土，但数量极少，仅出土铜缶一件，仅见于殷墟铜器二期晚段。该铜缶出土于妇好墓中(编号M5:805)，口部略呈长方形，方唇，有肩，腹下部稍内收，底微内凹，口沿下饰雷纹底蝉纹和蚕纹，腹饰雷纹底兽面纹和倒夔纹，高9．6厘米。

二、石

殷墟出土的“石”类乐器主要是石磬，依据出土时件数的多少，又分特磬和编磬两种。单件使用称特磬(大磬)，成组使用为编磬。殷墟曾多次出土各种形制的特磬和编磬。除了石磬外，殷墟还出土了一件石质的埙。

1．特磬

特磬是殷墟出土数量较多的乐器之一。1935年5月，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区1004号大墓出土一个石磬，还出土了一根碧玉棒(敲击石磬的工具);1950年春，武官村商代大墓中出土一件虎纹石磬;1972年殷墟西区93号墓出土一件石磬;1973年小屯村北洹水南岸出土一件龙纹石磬;1976年妇好墓出土2件特磬;1980年大司空村539号墓葬出土一件石磬;1987年殷墟西区1769号墓出土一件鱼形石磬。除以上特磬外，罗振玉编著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中还著录六件出自殷墟墓葬中的石磬，黄濬《邺中片羽二集》中曾著录一件传世的商代鱼纹石磬。

2．编磬

随着商人音乐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磬由单一的“特磬”发展为成组、按音列组合使用的“编磬”。商代的编磬一般三枚一组。1935年殷墓出土一套编磬，共三件，三件石磬造型基本一致，磬体上分别刻有铭文“永启”、“永余”、“夭余”。有学者解释，铭文中的“永”字即咏叹的“咏”，是歌唱之意;“启”字，《说文解字》《玉篇》作“开发”解;“余”字，《说文解字》谓“语之舒也”，是“徐”字、“舒”字的初文;“夭”字是舞者侧首而舞的姿态。综合起来，石磬上所刻铭文“永启”是歌唱开始时的节奏;“永余”是歌唱徐缓时的节奏;“夭余”是舞蹈舒缓时的节奏［2］。妇好墓中也曾出土3件石磬，白色、泥质灰岩，材质、造型相近，同出一处，置于妇好墓墓底东北侧，是一套编磬。

3．石埙

殷墟出土的石埙仅见一例，出土于侯家庄一座商王墓中(编号M1550)。

三、土

殷墟出土的“土”类乐器主要是用陶土制作的陶埙，还有一部分陶缶。

1．陶埙

殷墟出土的埙有陶质、石质、骨质等，以陶质的最多，形制多为平底卵形，但也有其他形制的。1976年春，妇好墓出土三件陶埙，为殷墟二期的遗物。1988年，刘家庄北121号墓出土四件陶埙，时代为殷墟二期，这些埙均为五孔埙。

2．陶缶

殷墟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陶缶主要出土于一些平民的墓葬中，另外，在一些中等权贵甚至一些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也曾有多件缶出土，如四盘磨出土的陶缶、武官村大墓出土的红陶缶和黑陶缶等。

四、革(木)

殷墟出土的“革”类乐器主要是采用动物皮革制作的大鼓，鼓身采用木质材料，鼓面采用蛇、蟒等有鳞甲动物的皮制作。考古发现的商代木鼓因年代久远，大多已残毁。1935年，安阳西北冈侯家庄殷王陵1217号墓中曾出土一件蟒皮大鼓的遗痕，该鼓为桶状鼓身，横置于鼓架上，鼓身与鼓架均饰有兽面纹，通高68．0厘米，属于殷墟前期的遗物。

五、骨

殷墟出土的“骨”类乐器主要是采用动物肢骨制作的骨埙和骨管两种乐器。

1．骨埙

193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侯家庄1001号一座商王大墓中发现一件骨制的埙。埙体呈橄榄形，有五个按音孔，前三孔，后二孔，前后均刻兽面纹，制作精美。采用骨质制作的埙出土极少，仅见此一例。由于该埙出土于商王大墓之中，不采用常见的陶土为材质，而使用骨质为原料，材质独特，加之该埙的制作考究，说明墓主人生前有可能擅长吹奏埙。

2．骨管

骨管是一种管状骨质乐器，形似骨笛。殷墟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一例骨管出土。该管出土于大司空村的一座墓葬中(编号SM103:3)，用兽类动物的肢骨制成，近顶端处有三孔，自上而下有一定的间隔，另一面有一孔，与正面顶端的第一孔相对，上端磨平，下端残折，残长20．5厘米，考古专家认为该管可能是一件管状吹奏乐器，有学者称其为“骨龠”，由于其形制与甲骨文“龠”字的写法有较大出入，笔者认为采用骨管一名较为合适，故整理时采用骨管一词为其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