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凤楼范文第1篇

一、西洋银器

西方最早的锻造银器出现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的两河流域，这一时期的银制品以饰品居多。基于当地繁荣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一技术迅速向外传播，东至波斯，向西则传到了欧洲。

在早期的欧洲社会，银器一直为教堂或贵族所有，它的使用不仅代表着富有，更是尊贵地位的象征。

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工场手工业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高度崇尚艺术和创造力，给中世纪沉闷的宗教文化带来强大冲击，生产出了众多精美绝伦、典雅实用的器具。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工匠开始设计更为实用且美观的非宗教用器皿，出现了一批银器的制作大师。大量高要求的皇室订制银器使得工匠的聪明才智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全面发挥，美轮美奂的装饰花纹散发着迷人的华丽气息。英国银器在乔治和维多利亚时代达到艺术顶峰，有着皇家御用制银工厂光环的银器格外引人注目。法国银器因其造型优雅，富有很强的艺术气息，成为藏家争先追捧的对象。经典的洛可可风格源于法国，这一艺术也出现在了银器上。

白银是一种软金属，在铸造过程中必须加入一定的铜以增加硬度。为避免纯银在合金中的含量变化不定，各国对于纯度都有自定的标准并有特别的记号与之匹配。世界各国的银含量国家标准不同，这就决定了银料成色的不同。按照每千克的银含量来说，英国的标准是925，法国为950，德国有800和900两种，瑞典和丹麦通常是930或830，俄罗斯则为840或750。也就是说，在银器上找寻到它们对应的纯银标志，便可以确定银器的含银量。

二、近代中国银器

中国同样有制作、使用银器的灿烂历史。早在公元前金沙遗址，就有太阳神鸟的出土发现。唐代，皇室及宗教界上层人士更为器重银器，社会各界对银的崇拜与追求达到了狂热程度，隋唐时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西域的粟特金银器工艺、波斯的萨珊金银器工艺及罗马拜占庭和印度的金银器工艺都对中国的金银器加工产生巨大影响。成型采用浇铸和板金两种方法，装饰方法更加多样，使银器制作工艺也达到最高峰，奠定了宋元以来银器制作的基本工艺。

随着清朝末年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在上海、天津、宁波等地陆续成立了许多经营金银器贸易的大型机构和银楼。这些店家在制作传统中国银器的同时，亦接受外商的订单，这使得当时的银器样式和工艺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银器制作的装饰工艺多种多样，比如拉丝、缧丝、鎏金、镀金、錾、刻、掐丝、珐琅、镂空、镶嵌、浮雕等。往往一件器物之上采用多种工艺制成，但不同的地区却各有自己专长的工艺，比如上海银楼擅长錾工，北京以珐琅、掐丝、镶嵌等复合工艺见长，广东主要采用满工捶揲浮雕，而四川则以缧丝为多见。

与中国外销瓷一样，清代开始的外销银器或多或少地也带有一些西洋味道，工匠们根据订单，将中国元素巧妙地融入西方的器物造型中，比如较多见的竹叶纹、龙凤纹咖啡壶、餐盘等。西方素有收藏银器的传统，在现在回流的中国银器中，这一类保存完好，工艺精致的实用类外销银器比较多见。

近代中国著名银楼

天津三大银楼：恒利、物华、天宝

北京：宝恒祥、天宝、志成、物华、泰山、三阳

苏州：恒孚、彩凤、天丰、天成、老万年、宝成、天丰恒、同丰永恒记、晋福、天益丰、同怡和

常州：毕泰昌、过德盛（开设时间最早，清咸丰年间）、蒋懋大（规模最大，清同治年间）；另有称为常州六大影楼的沈正和、源升德记、信裕恒记、凤祥恒记、赵信元

扬州：元丰永、义顺、九华、宝霞、宝庆、凤祥、宝盛隆、

永恒盛、五凤、天庆、天裕、宝新、庆凤、德顺、兴源、天宝、恒泰、锦泰

杭州：信源、义元、乾源（这三家开设最早，生产的金银饰品成色最好）、五源、裘天宝、老凤祥、方九霞、杨庆和、宝成、万源、恒孚、久孚、源工、老天宝、丹凤、青源、景明源、瑞源、老九霞、永孚

无锡：元元、新宝成、宝兴、宝丰裕、天宝、凤祥、杨庆和

常熟：久和（开设最早）、丹凤、庆福、陈宝华、范宝泰

南京：宝庆

宁波：方聚元、方紫金

沈阳：萃华

大连：万宝

成都：丽生

汉口：邹协和、老丹凤、新凤祥

九江：涂茂兴、涂庆云、邹顺兴

唐山：福兴

桂林：同华

烟台：文华、裕泰

威海：泰华

三、近代上海银器

上海开埠以来，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银匠，同时很快吸收了西方银器制作的先进方法和技术，形成了具有海派特色的金银细工工艺，使上海银器成为近代中国银器制作的标识。近代上海银器制作的银楼、作坊、工匠数量众多，1644年创立于华亭（今松江）的“日升”金铺是上海第一家金铺。清末时银楼林立，以九大银楼为代表。

清末上海九大银楼设立上海最早的银楼同业组织“大同行”，推动当时上海以及附近的江浙两省银楼业的发展，促进了金银工艺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同行内部金银通兑的措施促进了区域内贵金属的融通交易和定价机制的完善，影响至内陆诸省，也为上海成为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黄金交易和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九大银楼还随着社会风气的变换不断引领着潮流。清晚期银楼的业务以手镯、簪子、戒指、压发等妇女用金银饰品，以及锁片、铃铛、帽饰等婴幼儿饰品为主；民国时期，因人们竞尚欧化，以九大银楼为首的上海银楼业逐渐制造金银器皿等日用品，奖杯奖牌礼品等。九大银楼产品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墨西哥、西班牙甚至英国的银元等硬币银，大部分成色为90%。加入了中国元素的西方日常用品深受西方人的喜爱，一般的外销银器在造型上是西方的型式，纹饰则往往具有中国特征，例如在瓷器中常见的竹叶纹、喜鹊登梅图经常被使用于银器的装饰中。

当年九大银楼制造的金银首饰和各式器物，成色足，款式新，工艺精，信誉好，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岁月的洗礼，其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也越来越被藏家认识。金银古玩收藏品的市场行情近年来出现上涨。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大名头的款号（比如“凤祥”、“杨庆和”、“裘天宝”等）、较罕见的款号（比如“庆福星”、“费文元”等）和器型特殊罕见的大型物件成为众多藏家关注的门类，拍场上的焦点。

凤祥

“凤祥裕记银楼”，1848年创建于上海大东门。1931年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家族祠堂落成典礼，特意向老凤祥定制了大型银制礼器—银鼎，轰动一时，老凤祥声誉日上，一举超越了杨庆和，裘天宝，方九霞等其他著名银楼。凤祥银楼共在上海设立了三家分号：老凤祥：开设于南京路，字号“裕记”。南凤祥：1898年开设于大东门，初为“恒记”后为“和记”。新凤祥：1911年开设于南京路香粉弄口，字号“德记”。

杨庆和

1773年，上海县城内的第一家银楼“杨庆和”银楼在上海县城的庙前大街上开设，是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信誉最好的近代上海“第一大银楼”，到民国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久记”、“发记”和“福记”三家大字号银楼。现存世实物常见的款识为：“杨庆和久记”、“杨庆和发记”，“杨庆和福记”较罕见。

裘天宝

“裘天宝德记”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1）创立于上海老城厢，现在留存裘天宝器物的款识，“裘天宝”三字款，有2种

方九霞

“方九霞银楼”1880年由浙江宁波镇海方氏家族开设，现存世实物常见的款识为：“方九霞永记”、“方九霞新记”、“方九霞昌记”。

宝成

宝成银楼的字号最早于清代开设于上海老城厢，现存世实物常见的款识为：“宝成裕记”、“宝成公记”、“宝成新记”，偶见仅“宝成”两字款的和“宝成德记”的款识。

庆云

1783年，“庆云”银楼开市营业。现在留存的款识有“庆云”和“老庆云”两种。

景福

“景福”银楼最早开设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1）的上海老城厢方浜路上，字号名为“景福元记”。景福留存至今的银饰大多是工艺、成色、分量俱佳之作，存世比较罕见。现存世实物的款识仅见“景福”一种。

费文元

“费文元裕记”银楼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1）开设于上海老城厢。留存银器银饰实物比较罕见，金银工艺水平相当高，尤其是金钻翠等高档首饰的制作。

上海凤楼范文第2篇

由于楼市陷入僵局，不少在三亚买房的投资客无奈之下隐身做起了房东。

同时消失的，还有曾经名噪一时的酒店炒家。

这里曾经是炒家的乐园。如今，正在变成炒家的泥潭。

冬眠的凤凰

有“中国的迪拜”之称的三亚凤凰岛，位于三亚湾度假区“阳光海岸”的核心，是在大海礁盘之中吹填出的人工岛。该岛四面临海，由一座394米、宽17 米的跨海观光大桥与市区滨海大道光明路相连，占地面积547. 5亩。

凤凰岛素有三亚楼市风向标之称。 2010年1月11日开盘当天，一期4号、5号楼共计700套房源，销售一空。业界传言，“三亚的房地产商们都看着那儿的价格来调价的”。凤凰岛开盘均价在5. 5万元/平方米以上，一度被炒高到了15万元/平方米，如今价格在8万~9万/平方米区间盘整。

此后，在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慢慢“消化”的第三栋楼房源，目前仍然在售。

本刊记者辗转联系上凤凰岛一位浙江籍业主。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凤凰岛的现价。

虽然凤凰岛售楼部给出的价格表面坚挺，不过在一年前，上岛看房须提前预约的情况已成回味辉煌的谈资。

当年引起全国轰动的最牛售楼小姐的跑车，如今在婚纱影楼发挥着“余热”。

作为国际邮轮港的凤凰岛上，观光的游客散去后，人迹罕至，像是进入冬眠期。跨 海观光大桥上的木板随风雨侵蚀，有的已经翘起腐烂。

与凤凰岛一样，正在开盘的凤凰水城、25度阳光、万科森林度假公园、半山半岛、东和中央海岸等项目现场，“休眠”气氛若隐若现。

2012年1月23~29日(大年初一至初七)，海南新建商品住宅成交272套，同比2011年的396套下滑31. 3%。

“一次性付款还可以优惠”、“免收三年物业费”等促销口号，是三亚湾一带楼盘销售人员的标准口头禅。据了解，“优惠”的幅度最小9折，最大可达8折。

半山半岛楼盘销售处副经理马凯认为，受楼市调控大环境影响，众多楼盘陷入了有价无市的尴尬中。

每一个驻足亚龙湾的游客，或许都被售楼广告单“骚扰”过。这些制作精美的印刷品最终的命运往往是被游客用来垫座，之后又被留在那海滩边的石凳上。

炒成房东

尽管春节期间是三亚旅游旺季，根据往年惯例，多数投资客，大都会选择在这个时节来三亚看房购房。景点餐馆摩肩接踵，但处于同等地段的售楼部里几乎见不到投资客的身影。来自万宁、琼海等地的售楼处，已经从三亚撤离。

一家知名品牌开发商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全国市场整体趋势低迷，三亚已经不低的房价，对投资客而言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与一年前相比，三亚多数楼盘的价格都有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不少楼盘尽管说是没有降价，但每平方米比去年的价格低了将近万元。

漫步三亚街头，公交站牌上、电线杠上、公共宣传栏上……随时可见出租出售房屋信息的小广告。

此等景象，在来自东北的投资客王东看来，着实“闹心”。2010年，他以145万元入手的50多平方米的海景公寓，最高时翻了一倍还多。在当时涨声一片的大背景下，惜售心理作祟，未舍得出手。现在，王先生不得已做起了“房东”。

精明的投资客发现，一部分地段好、位置佳的一线海景房租售价格依然坚挺。

根据中原监测数据显示，1月30日― 2月5日海南楼市成交817套，环比上周（1月第4周海南楼市签约754套）上涨18. 8%，全省均价逆势上涨到14620. 89元/平方米，签约面积涨约14%。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属三亚的456套，签约均价为18425. 53元/平方米，签约面积为45582. 65平方米。

尽管2012年年初的楼市继续低迷，观察人士也不看好全国包括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但从春节期间三亚楼市的爆发力来看，三亚独特的自然资源与定位，成为其能否逆势而上的关键所在。

比王东更早进入三亚楼市的温州人赵某，曾经手握上百套房源。“大部分的房子都已经卖掉了”，剩下来的，“只能放着”。

同期，另一名温州商人刘先生，以将近5万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亚龙湾一个楼盘的海景大套房，用途是招待生意上的朋友。这样的房子，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处于空置状态。

在今年的海南省两会上，据部分委员调查，三亚商品房空置达到80%以上，大东海和海坡片区的空置率甚至达到90%左右。部分政协委员建议，海南省应率先开征空置税，解决海南商品房空置率过高问题。

这是悬在炒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没有人炒酒店了”

与炒房客一起成为“传说”的，还有酒店炒家。

2010年春节期间，海南三亚等地出现大量高价宾馆，每晚花费动辄上万元不是新闻。文华东方，最便宜的酒店房价是18400元/晚；万豪酒店，海景房15341元/晚；亚龙湾铂尔曼度假酒店，泳池别墅价格是15985元/晚……三亚的酒店房价不断刷新国内酒店房价之最。即便这样，游客还是一房难求。

据旅行社内部人士透露，炒家拿“货”的成本也就四五千元，加价万元，利润高达300%，2010年，三亚有40%的酒店房源都控制在“炒房客”手中。

天价房“吓退”了部分游客，亦有“惜售”炒家，部分房源砸自己手上，不得不低价出售，自食其果。2010年春节期间，据海南当地媒体报道，三亚多家高档酒店春节期间入住率并不高，部分酒店入住率甚至不足五成。如丽思卡尔顿酒店除夕和大年初一只有40%到50%的入住率。亚龙湾一家共有800多间房的度假酒店，春节期间入住率只有60%。

次年， 三亚市物价部门对宾馆酒店客房价格进行了备案公布。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三亚高档小区住房、家庭旅馆等其他住宿设施同比增长了18%，2012年的春节黄金周三亚市旅游饭店平均出租率80. 48%，同比下降3. 44个百分点。

2012年春节黄金周，三亚市物价局提前两个多月公布了全市3万多间星级酒店标准房的节日临时最高限价，目的是抑制非理性的价格暴涨。三亚市物价局在2011年11月14日即向全市各旅游饭店下达了《关于对2012年春节期间旅游饭店客房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通知》。数据显示，在2012年春节期间，三亚核准备案的211家星级酒店中，标房均价每天每间3636元，同比上涨6. 8%；套房和别墅平均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6. 6%和6. 5%。价格在3000元以下的客房占44. 4%，其中500~1000元的占9. 3%，1000~2000元的占20. 1%，2000~3000元的占13. 3%。万元以上的客房占5. 5%。

根据三亚市旅游委的游客抽样调查显示，31%的受调查游客选择入住自有住房或亲友住房，27%的游客选择入住家庭旅馆，仅有9%的游客选择入住高星级豪华酒店。

“当时各路炒家一拥而上。今年的情况是，就算政府不限价，也没有人炒酒店了。”海南酒店业资深从业人士段先生告诉本刊记者，原因很简单，游客这么多，酒店没有必要通过炒家把房间订出去，“这钱，我们自己赚”。

上海凤楼范文第3篇

每个步入纽约第五大道的中国人，都可能会为一栋挂着“Lao Feng Xiang”铭牌的六层建筑感到惊异。这间在年轻人眼里或许还有些土气的金饰店，降临全球租金最昂贵的零售业场所。

其实除了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悉尼的卡斯特罗佛街也都有它的身影――绘制出这家横跨三个世纪的上海老字号的创新之路――国际化。

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力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老凤祥去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拓展，并不是挂一个广告牌，而是想去扎实做好一个市场，想做成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范本。

“我们用了八年才实现了参展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世界上最大的珠宝展，争取再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要在美国各个大城市形成一个营销网络。” 石力华如是说。

在许多人眼中，老凤祥的“出海”也是提高自身品牌新鲜度和年轻一代消费群体认同度的妙招。老凤祥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老凤祥品牌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的知晓度与美誉度达到95%，但在30岁到40岁之间的人群中认可度仅有20%～35%。

王宝和：把螃蟹和酒卖到网上

享有“蟹大王，酒祖宗”之称的王宝和算是上海老字号品牌中的老字辈。创建之初的王宝和酒栈会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如今270年过去，“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仍是它的情怀支撑。

王宝和副总经理潘荣德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代老字号掌门人最担心的就是把品牌搞砸，使品牌彻底沦为无法再“造血”的商标，关注到众多消费者向线上挪移后，“触网”变革势在必行。

“三年前我们推出以蟹主打的产品，蟹粉蟹肉月饼、蟹粉菜，结合网络营销和线下体验，还有微信互动，老字号也要和O2O、新技术、新思维、新技术、新媒体结合。”

资深数字化专家、云像数字CEO安士辉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当互联网公司已经抢先获得大数据优势时，如何从众多数据中精准分析消费者行为，并摸对线上消费的胃口，成为老字号们的难题，“传统企业对消费者和品牌的定位需要从感性理解转向数字理解。”

杏花楼：几十年未换月饼盒

相比越来越洋气的老凤祥和走向网络的王宝和，杏花楼大概算是上海老字号标杆中最恪守传统的品牌之一。饼盒上，身材窈窕的嫦娥正舞动着丝带，这个从未改变的传统包装陪伴几代上海人度过了这个团圆的节日。现在行至位于九江路的杏花楼总部，远远就能看到那块有清末榜眼朱汝珍手迹的招牌。

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每个区都有自己区域性饮食公司，这些公司如今所剩无几。杏花楼却依然坚守将餐饮作为主业。连许多上海人都不知道，沈大成、功德林、新雅、小绍兴、老正兴、洪长兴这些大名鼎鼎的“上海市著名商标”，都属于杏花楼集团所有。

据介绍，杏花楼在建立现代化流水线时，最大的坚持正是传统的手工技艺，如今最高档的月饼还是沿用手工生产模式。在集团内部，食品加工业的利润贡献已经超过60%。

不过，就月饼而言，秉持传统的杏花楼恐怕也面临着尴尬。业内人士指出，21cake、面包新语等新兴西点店或主攻高端、或提倡时尚，通过对商务高端市场的打拼，正蚕食着以杏花楼为主的传统月饼市场份额。

“品牌摇篮”的困斗

上海素有“中国品牌摇篮”的美誉，但现在上海老字号的经营总体上还是呈现由盛转衰的趋势。《上海品牌发展报告》显示，目前上海老字号品牌中，有规模且效益良好的品牌只有10%左右，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现状的品牌约占70%左右，约有20%的品牌长期亏损、濒临倒闭。

上海凤楼范文第4篇

有一年，我受邀前往上海参加“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学术活动，住在国际饭店。在这么好的地段、这么好的饭店住着，我觉得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一种尴尬。这里是上海的南京路，是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路上有外国人操着各种语言结伴而过，他们身后就是黄浦江，是蓝色的海洋，是另一个异乡。他们给我们一种对他者的想象，这个形象可能是崇高得值得我们追求的，也可能是我们看不起的、不屑一顾的。

当天下午，我仔细地拜观该次活动的“时、地和戏”展览，觉得极富有想象力。这里包容多样的思想、多元的文化，各有自己的空间。有佛陀在静坐修行，有唐玄奘负笈求法，有现代的公共汽车、电线杆等等。这些展览激发人们去思考文化、生命和历史，思考交融的东西。

我看完展览，穿过那栋大楼，就出现在凤阳路上。这里街道狭窄，对面的楼房低矮，只有三四层楼高，这些楼房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大陆民国时期。来往的摩托车带来大量的噪音，街面上是摆小摊的，出售的商品在上海来说是最便宜的，一包炒花生10元；饭馆里可以吃到最便宜的面条。走进一间茶室，一进门就摆着弥勒佛，烧着高香。旁边是凤阳路200弄，走进这窄窄的里弄，从敞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屋内简陋的设施；拥挤而狭小的空间，要一家三口以上的人居住，他们便隔出上下楼、厨房和吃饭的地方等，还要存放自行车。

在一间饭馆里，我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没有一个上海人，他们都是来自四川、安徽等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他们刚刚离开故乡的黄土地，就走进凤阳路。在里弄里，也可以见着租房的外地人，上海本地的世居住户。

凤阳路和南京路，是两个世界，也可能是两个时代。南京路可能是人们向往的，凤阳路可能是明天会被征地改造成另一个南京路的，将“进化”成为南京路。无论如何，这两个世界并列共存，并且互相依赖。其实我在国际饭店的十三层楼上就已经发现这两个世界的反差，只不过切身走进这里，虽然阿拉上海话讲不来，但依旧可以体验到另类的感受。即便国际饭店大堂负责入住登记的小伙子，也是一口的上海话；在走廊边有一个小小的员工室，这里身穿制服的老年员工当然操着上海话。在地铁二号线里，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仔，便是操着浓浓上海话的老人。身处这样一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这才是上海的根基：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已经融入或正在融入上海的人。

转过身来，我们看到另一些人也已经或者正在融入到这个都市之中，这就是那些来自远方的或洋或土的人，来自远方大大小小海岛、近岸地方乃至远方大陆的人，东洋人、西洋人、南洋人，他们汇聚这里，使之成为洋场。他们带来他乡的奇珍异品，甚或就是土特产，贡奉在这洋场之上，这些原本低廉的物品在这里摇身一变，身价百倍，一如我们这里低廉的丝绸，曾经行销欧洲成为昂贵的上层阶级享用品那样。

我们可以从空中俯瞰这幅空间的平面图，我们发现洋人和土人，凤阳路和南京路，喧闹、本土、狭窄局促、勤勉节俭的乡土世界，和繁华、灯红酒绿、霓虹灯闪烁、以外语为标志的另一个世界有割不断的联系，但也有一道明显的界限将他们分开：这就是我们身在的高楼大厦。

这些高楼大厦将两个世界分隔开来，同时又将它们连接起来。分隔很容易，然而连接的工作s远远不足。我们这些居住在这里的旅人，短暂的旅人，职责就是负责沟通的工作，而不是将这隔离墙建得比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隔离墙还要高还要长还要坚固。当我们面对繁华的南京路的时候，我们不妨转身看看身后的那个世界，或者那些世界；反之，当我们身处凤阳路的时候，不妨看看另一边的南京路，看看那些世界的他者意义。通过我们的前瞻与不断转身，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自己的位置，扮演的角色，从而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上海凤楼范文第5篇

6月4日，以宋刻《锦绣万花谷》为代表的“过云楼”藏书在北京匡时拍卖夜场落槌，最终以1.88亿元价格拍出，加上佣金，高达2.162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

6月5日，竞拍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对媒体宣布，永久收藏这批古籍。

6月1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北京市文物局发函，称“此项收购由国有文博单位南京图书馆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实施”。

6月13日，北京大学通过官方网站消息：北京大学决定行使北京市文物局出具的“京文物〔2012〕561号”文件内容所规定的国家文物收藏单位的优先购买权，对“过云楼”藏书按落槌竞买价进行收购。

6月20日，北京市文物局向媒体转述国家文物局对此事的复函内容，称“北京大学和南京图书馆皆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且均参与了‘过云楼藏古籍善本’的竞买，因此，应依据拍卖规则确定受买人。”——函中并未直接说明归谁所有。

6月21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在官网公告，称公司已收到北京市文物局对“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事宜的复函，复函中对藏书的归属做出了明确批复，并要求匡时拍卖“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南京图书馆进一步落实完善竞买及购藏事宜”。

至此，这场沸沸扬扬争夺战停息，却已然被视作是一个文化事件，对于收藏、拍卖和出版界来说，有着诸多信号。

古籍拍卖市场趋于理性

1993年，古籍善品的拍卖在中国嘉德首次落槌。

在艺术品拍卖中，古籍拍卖虽属高端品类，却一直只能算是小众市场。究其原因，是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了断裂。加上古籍收藏的门槛本就比较高，懂得鉴赏、有能力收藏古籍的人并不多，且多数藏者又只买不卖，造成古籍拍卖的圈子小，流通性差。此外，多数古籍早年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走，流于民间的数量并不多，品相也不佳。因而，古籍的拍卖一直萎靡不振。

但自2006年底以来，古籍的拍卖市场一直升温，至2009年、2010年达到高峰。嘉德、德宝、海王村等拍卖公司，以及朵云轩、上海国际等古籍拍卖专场都成绩不俗。2002年，中国嘉德以99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2010年，“明诸家书札八十五通”以3528万成交；2011年，歌德古籍善本专场以600余件的藏品，创下总成交额2821万元的成绩；中国嘉德春拍上，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16册从900万元起拍，经过近70次激烈叫价，最终以4200万元落槌……

宋元古籍、明刻善本、版画类古籍、名人尺牍等形成良好的拍卖气候，拓展了升值空间。尤其是宋刻本，一直是古籍收藏中的“重器”、拍卖版块的热点。在古籍善本收藏界，就有“家财万贯，不辱宋版书一页”、“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

此外，大陆各大拍卖公司同各国古书商进行了广泛接触，达成古籍善本海外回流的多种意向，与各国古书商现场交易。

但因为受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自去年秋季开始降温。拍卖数量和成交总数相比去年，甚至不到去年的一半。而“过云楼”藏书的拍卖，无疑是在降温过程中缔造的一个高度，证明了文化因素对拍卖品的影响。

“过云楼”藏书拍卖的第二天，中国嘉德也宣布曾藏于南长街54号院的梁启超家族旧藏将于今年的秋拍中亮相，可见此次“过云楼”藏书，吸引了各界对古籍市场的关注，带动了古籍拍卖市场。而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唤起了社会对古籍的重新认识和关注，将社会各界的目光引向古籍保护与收藏。

以书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最终拍得“过云楼”藏书，倒是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如果此次“过云楼”藏书被私人藏家买走，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流藏，在未来几年内必定会抬高拍价，而且也会是学术界的遗憾。

不同于商业投资行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围绕“过云楼”藏书作一系列开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永远收藏这批宝藏；将选址，投资兴建藏书楼；在适当时间，向公众展示这些国宝；为学术界研究提供方便，举办学术研讨会，计划举办国际研讨会；将专门投资，建立数据库，使过云楼藏书全部内容永久传承，更加有效地被利用；将成立专门小组，做好国宝的保管和学术利用，等等。

目前，已有消息透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南京图书馆制定了整体的合作框架，其中包括“过云楼”藏书的整体出版；6月与法国凤凰阿歇特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根据此项协议，阿歇特将利用其国际影响力，推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日后影印出版的“过云楼”藏书推广销售，以及共同出版《过云楼传奇》的英、法文等国际版本，将过云楼的传奇故事向世界诉说。

此外，亦有不少跨界合作。例如利用旗下的凤凰传奇影视有限公司拍摄“过云楼”和顾氏家族的影视剧。

可见，“过云楼”藏书已非是单纯的藏品，而是成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投资项目中值得开发的优质资产，以此打造以书业为主的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