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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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范文第1篇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给与了特别的关注。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几年来，中央逐年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税的减免，使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无税时代。但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面貌远没有根本改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从进出口来看，2004年农产品进出口额为514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的比重为4.5%，而其净出口额为-46亿美元，对农村GDP的贡献率为负数。经济的落后导致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经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并把发展的次序规定为“农轻重”，也就是说，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二十多年来没有大的进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作用极其有限。所以农村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是国家的财政投入，还是社会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之势。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4年，则达到3.2：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发展农村，迅速改变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面貌，已经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一个必须尽快迅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扭转这种情况，不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这一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崛起，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

二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如体制的改革问题、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问题、农村的城镇化问题等等。但是，最关键的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农村由于贫穷落后，缺乏自身发展的能力，所以必须从外部注入大的资金。单靠一般的政策性倾斜，或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很难从根本上迅速改变三农面貌。要把发展的战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必须在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三个方面下手，三管齐下。就是说，应该将政府的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大头转向农村和农业。

以2004年为例，在国家空前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总支出共2626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8274.39亿元，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到总支出的15%。2004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0072亿元，其中农村11452亿元，城镇58620亿元，农村投资不到城市投资的1/5。银行信贷资金农村得到的更是少得可怜，2005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9.9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仅为10299亿元，仅为5%多一点。

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应该使用于发展农村和农业的国家财政、社会投资、银行信贷的规模起码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相适应，即分别达到63%或者以上，则中国农业和农村应该得到的份额将分别达到11386亿、44145亿和12.5万亿或者以上。这对中国农村来说，简直都是天文数字。如果这样，中国农村和农业将会在三、五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不用十年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其落后面貌。

除中央财政外，地方财政也应做相应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农村地区，主要应该用于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是“五通”，即路通、电通、水通、汽通、网通。争取用几年的时间，使农村乡、镇以上地区做到高速路或准高速路连接，电、水、汽基础设施完备，通讯网络覆盖，以便为吸引大量投资做好准备。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除一般基础教育以外，还应大规模地开展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为使他们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创造条件。农村教育有一个师资问题。所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首先应从培训农村教师开始，建议规定有条件的大专院校都要承担定向为农村培训教师的任务，财政上可以由国家给予全额或部分补贴。另外，国家应该鼓励和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城里的退休教师去农村从教或办学。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于农村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民享受和城里职工同等的待遇。

社会投资应转向以农村地区为主。国家应该像当年建设经济特区那样，制定优惠政策（如三年免税）鼓励投资商到农村地区投资，特别是鼓励大中型项目到农村地区去建设，以项目建设带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一个大项目，就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崛起。以200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63%，即4414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可以在农村地区建设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000多个。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底，全国乡镇总数38290个，其中镇20226个，乡18064个，平均每年每个乡和镇都可以获得一个以上的亿元投资项目。有人担心农村投资的效益问题。实际是，农村地价便宜、劳动力便宜。只要能够实现“五通”，投资成本可以大大低于城市，而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地区市场的发展，可以肯定，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效益会大大高于现有城市。

信贷和金融方面也应该做相应调整，不仅使银行信贷的规模与财政和社会投资的规模相适应，而且应该多方面为农村发展开辟财源。中国现在的金融政策，不利于钱往农村流动，反而使农村的钱流入了城市。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钱往农村流动的金融体制。例如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农村项目优先的原则，以及利率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门用于农村交通和其它公共设施建设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关键是要加强监管，防止贪污挪用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严格管理和监督的条件下，还可考虑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农村多渠道进行集资，利率可以自由浮动。在农村市场利率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城里人也会愿意把钱投入农村。此外，也可以考虑发行三农彩票，设立国家三农发展基金等。

上述三个方面如果一时做不到,那么也应该争取三到五年内做到。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是应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时候了。

三农问题范文第2篇

一、十五期间三农工作的主要成效

1、农民增收取得历史性突破。预计*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250元，比九五期末增长965元，年递增5.29％。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性扶持。自*年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中央、省、市、县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来扶持农业、反哺农民，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负担逐年减轻，农民承担的费用及劳务由*年的1.95亿元（人平240元）减少到*年0.42亿元（人平56元）。累计发放三项补贴5101万元，其中种粮补贴4021万元、良种补贴700万元、农机补贴380万元。二是种植业增势明显。*年种植业产值8.42亿元（*年不变价），比*年增13％。三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收入增长较快。“十五”期间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初步建立、技能培训不断增强、职业中介服务成效显著。新增劳务输出48031人次，新增劳务收入约1.09亿元。至十五期末全县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0.17万人，农民外出劳务收入12.11亿元。四是林牧渔业量效双增。全县*年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5亿元，农民来自林牧渔业的人均收入达1200元。

2、农业增效成果显著。首先，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60万亩，总产近71万吨，比*年增18.3％，单产440公斤，比*年增3.8％；棉花栽植面积近8万亩，单产皮棉82公斤，比*年增15.5％；油料播种面积19万亩，总产近3.3万吨；疏菜特经复种面积发展到35万亩，是*年的1.5倍。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粮食结构调整上扩大了小麦、水稻的种植面积，缩小了小杂粮的面积，优质高产小麦、水稻的品种应用比例达86％，*年被农业部表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农业生产的区域特色逐步形。全县形成了河南片优质粮油生产，城郊及沿线棚室蔬菜生产，沿河、沿荡水面立体种养，阜益沿线加工蔬菜，渠北旱粮及优质果品等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生产区域。农作物品种利用不断更新。全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由“九五”期末的95％上升到目前的99％。科教兴农步伐加快，新型实用技术得到普及。水稻、三麦、棉花、油菜、玉米高效配套栽培技术年平均应用面积在100万亩以上，水稻育秧实现了旱育化，棉花生产做到双膜育苗、覆盖栽培；保护地栽培在多种作物上得到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近45万亩次；秸草还田和平衡配套施肥年推广面积均达80万亩次；全县病虫草综合防治率达95％以上，为九五期末的1.32倍，三麦、水稻后期病虫及棉花棉铃虫统防统绐率达90％。农业示范工程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先后建立了县镇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村级农业科技示范方，累计建设面积超过12万亩。其次，林牧渔业有了长足发展。林业生产上的防护林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生态防护能力进一步增强；林业结构得到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林业基地建设初具规模，资源总量不断扩张；林权制度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全县现有成片林35.2万亩、四旁树木5000多万株、活立木蓄积量131.5万立方米、林木覆盖率16.6％、农田林网控制面积110万亩、建成绿色通道252.6公里，“十五”期间先后被确定为省级杨树产业基地县、国家生态公益林建设试点县和生态防护林工程项目县。*－*年连续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绿化先进县，*年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光荣称号。畜牧业上的优势生猪、家禽稳定发展。生猪年饲养量达240万头、年出栏商品猪150万头、苗猪饲养量达220万头、家禽饲养量达3600万只。羊、兔、鹅为主的食草家禽养殖有了明显增加，畜禽生产规模化、区域特点明显，生猪规模养殖达30％，家禽达70％，全县形成了四大产业带即：沿渠苗猪产业带、河南商品猪产业带、沿射阳河家禽产业带、沿荡水禽产业带。良种畜禽全面普及。全县良种二元母猪、三元商品猪比例逐年增高，达55％。良种蛋鸡、肉鸡、草鸡比例达85％。渔业上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十五”期末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25.4万亩，*年可实现水产品总产量5万吨以上，可实现渔业产值9.2亿元，林牧渔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林牧渔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增加，达62.5％；林牧渔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品牌林牧渔业发展势头较好。“十五”期间全县有9个产品获得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三个获省名牌产品、7个产品被认定为无公害产品、16个无公害基地。休闲林牧渔业初露头角，林牧渔业外向化程度不断提高。羊寨的桃花园、公兴的垂钓中心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林牧渔业产品的年出口创汇达*多万美元。第三，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雏形。全县形成了由众多龙头牵引的蔬菜产业化、稻米产业化、棉花产业化三条产业链。全县拥有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规模龙头加工企业70家、年经营额超千万元的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22家、年实现经（运）销额超10万元的农民经纪运销人1.52万人。12个农产品获省市名优产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4个、获得国家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31个、绿色食品1个。第四，农业综合开发成效明显。“十五”期间全县先后实施并完成农业综合开发第五期、第六期土地治理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多种经营项目3个和世行二期项目，累计改造中低产田16.23万亩，完成投资1.12亿元，通过农业资源开发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农田基本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农业优势产业的发展，提升了项目区种植水平。第

五、水利工作得到强化。以防洪保安为主，重点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工程配套建设。“十五”期间，全县共做土方5600万方、疏浚大中沟渠4132条、加修圩堤840公里、新建改造闸站桥梁1137座，凿井24眼，增加供水人口25万人，发展防渗渠道132公里。第六，农业机械程度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大中型拖拉机由九五期末的397台猛增至865台、联合收割机由450台增至920台、农田排灌动力机械由9622台增至15179台，特别是插秧机在县内试验示范取得成功，在全县迅速推广251台。

3、农村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了保持农村社会大局的稳定，着重做好农民负担的监控、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维护、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健全落实、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的管理等工作。严格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坚决执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预决算制度。对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实行“公示制”，对经营收费和服务性收费进行专项治理，对涉及农民负担方面的群众和举报做到及时接待、及时调查、及时处理、及时反馈，对农民负担方面的基础数据和资料实行微机化管理，定期开展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坚决维护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集中进行了土地承包法实施前的培训和宣传贯彻，全县共培训760多人次，印发宣传材料5600份，对土地二轮承包工作进行了后续完善，累计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9万份，累计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9652份。基本做到“三到户”即：“田块分配到户、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到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对土地流转行为进行规范，接待并处理土地承包方面的矛盾纠纷209人次。健全并完善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相应的工作班子特别是村级的二组一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初步建立并正常开展工作，村务财务按季进行理财公开，重大的村务、财务事项都通过村民代表及时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强化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全县普遍实行村账镇，按季进行结账记账，定期进行财务审计，村级三项资金由县统一进行预算审批、集中统一审核拨付，村级债务化解取得初步成效，净化解村级债务6000万元。

二、当前三农工作面监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1、农民增收面临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一是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需要，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风险；二是错位的农村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农村发展新形势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增收的空间；三是低下的农业科技水平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延缓了农民增收的速度。农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民增收的速度。农业科研体制的不畅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农业科技发展的不足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四是扭曲的农村方针政策不能适应日益深化的农村改革需要，影响了农民增收的环境。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增收，都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外部政策环境，而目前的政策环境却存在各种缺陷与不足。宏观政策的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由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而导致的农业资源流失及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国民收入再分配存在明显非农偏好。尽管国家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额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远远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无论是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农业基建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还是农业投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部分微观政策不到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和优质优价的政策因多种原因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存在限收拒收，压级压价和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进入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收取高额城市增容费的歧视性户籍政策等使农民进入城市的难度加大，使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步履维艰，形成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就业结构。五是萎缩的农外就业途径不能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六是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制约了农民增收的潜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然而，我县农业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却难以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使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牢。由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基本农田保护不力，土地肥力递减，效率低下；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闲置浪费，甚至破坏严重，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公路发展滞后，交通不便，流通受阻；邮政通讯网络不健全，信息闭塞，交通不畅；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低下。

2、农业增效后劲不足。农业生产上主要存在市场化生产不足，农业增产与增效矛盾突出。大宗农产品市场总量饱和，积压卖难；同时优质农产品明显市场供给不足。农业增产不增效、增量不增收现象比较普遍。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报酬率偏低。现有农机具结构不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农机具技术档次低、农机服务产业化程度低、农机服务体系因设施、手段不健全面服务功能差。林牧渔业增效潜力不大。全县森林资源总量较少、林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树种单

一、木材加工业发展滞后，大径材加工规模偏小、加工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畜牧良种率不高、集约化程度低、标准化生产差，水产上的苗种质量不高、养殖基地不配套塘口老化、水产产业链不够完整，畜牧水产的检测、检疫体系不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不快且组织化程度偏低。现有龙头企业偏少、偏小，龙头企业与农户及农产品基地利益联结不够紧密，产销关系不稳定；农业生产的产业特色不明显，基地建设滞后；各类农民经纪人和合作经济组织作用不突出，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资源开发项目区不够集中连片，不能发挥规模效益；存在重建轻管现象；项目投入不足，招引“三资”办法不多。

3、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农民负担方面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的收取使用同政策规定出入较大，资金大部分被镇级占用，卡外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服务性收费不够规范且随意性较大，因收取税费组织小分队到农户家中扒粮抬物在少数地方仍然存在。农村土地承包方面侵害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少数村组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迟迟落实不到位，随意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随意违法截留土地流转收益、不尊重农民意愿违法强行征占用农户承包地在少数村组仍有发生。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方面少数村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组织的建立不够民主、村务财务公开的时间不够及时、内容不够真实全面详细、重大村务财务事项的民主决策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尚未落实到位。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方面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和适用，现有的制度没有完全执行到位，部分村组的财务结报和核算不够及时规范，村级收支普遍存在缺口，村级债务负担较重，个别村组干部存在着贪污、侵占、挪用、挥霍集体财物问题。

三、“十一五”期间三农工作的目标定位及主要推进措施

1、全方位、多渠道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民增收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全县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三农工作的最终目标，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三者之间，农民增收是中心，农业增效是实现农民增收的经济基础，农村稳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前提和保障。“十一五”期间农民增收的目标定位应考虑到我县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县份、农业大县的实际情况。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率确定在4％至6％之间为宜。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强烈推进。一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因地制宜地立足自身优势，通过市场规律的研究，以市场为导向。把提高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作为发展特色产业的重要取向；把劳动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更要依靠科技，打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提高产品附加值；尽量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产业雷同现象的发生。县镇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来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实力、辐射面广、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能及时根据市场状况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带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的龙头企业。提倡和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建立风险基金，实行保护价格收购，按农户出售产品数量返还部分利润等方式，与农民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势原则，选择主攻方向，培育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开发建设农副产品的原料生产基地，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奠定基础。三是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主动适应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趋向，把鼓励自主创业和实现充分就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民非农化进程。狠抓劳务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进程。健全市场导向的流动就业机制，通过强化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四是强化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营造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良好环境。政府和有关方面应当提高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扎扎实实按农民需求解决农民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价格、生产、库存以及气候等方面的信息，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帮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和经营。积极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广大农民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自我服务能力。加强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切实体现对农业的优惠和支持政策。特别是要严格按照《农业法》的有关规定，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切实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农问题范文第3篇

㈠ 扶风县概况

1.1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流域。西汉时此地为京官右扶风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面积751平方千米。辖1 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扶风县辖城关镇、天度镇、午井镇、绛帐镇、段家镇、杏林镇、召公镇、法门镇、南阳镇、上宋乡、揉谷乡、太白乡、黄堆乡、建和乡、新店镇。耕地4．92万公顷。　耕地4．92万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油菜、芝麻、花生、大麻、辣椒、烤烟次之。是我省麦、棉主要产区之一。扶风县是农业大县，是国家确定的粮食生产大县和陕西省粮食、油菜、生猪、苹果、辣椒、秦川牛等生产基地。建成“吨粮田”1 0133公顷，水果总面积7333公顷，蔬菜面积1067公顷，辣椒2800公顷。县北有天然林400余亩，以山杨、栎类为主。经济林有苹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种植药材主要有白术，生地、大黄，黄芪等，野生药材主要有防风、黄苓、苍术、柴胡、地榆、酸枣、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马、骡、驴。“秦川牛”、“关中驴”广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乡镇。有野兔、锦鸡等野生鸟兽10多种。工业有农机、电机、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厂。

1.2人口

辖1 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关于我们县总经济收入，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近两年的任何可参考资料，但就我本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经济相对落后于其他兄弟县的穷县，缺少支柱产业，农业灌溉面积较少，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民生活相对较困难。

㈡ 扶风县“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1“关注农业 关注农村 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过去暑期三下乡的过程中，就在扶风县开展了“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他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放中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题的相关知识，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调查。我们调研和分析了以前的数据。得出三农问题需要再收入的宣传。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我们自己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能再准确的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 b农业 c农村 d农户 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 b农业特产税 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 b听广播 c别人告诉我的 d政府宣传的

4）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政策，您支持吗？

a大力支持 b支持 c我不在意 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第1题 第2题 第3题第4题正确数 错误数 正确率 正确数 错误数 正确率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62 36 63.265% 72 26 73.469% 56 10 24 8 21 45 21 11

通过上表中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扶风县，对于什么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扶风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的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扶风县的问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㈢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障碍。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

1） 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分就业的广阔战场。 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力度，增加其数量。 4） 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道。

3.3从农村内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充分就业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我认为，除了以上的措施外，我们还可以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有些问题。

3.4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我们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为侧重的道路。我们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农情、农力，选择一条既重视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又侧重生物技术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3.5.1农业土地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

1)制定农业用地有偿转让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确保土地流传依法有序进行。 2)设立农用土地转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建立承包土地社会保障的替代机制。 4)建立土地补偿机制。

三农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工业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目前“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图1显示，从1994年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急剧下降，从1994年的32.49%下降到2000年的1.95%，下降了30.5个百分点，2000年后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位运行，最高点也仅达到2004年的11.98%。与GDP的增长率相比，在1995～199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农民收入状况有了改善，但自1997年之后，农民人均收入就大大低于人均GDP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

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图2是1992～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1994～199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2005年则达到了3.22倍。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198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455和0.367。1989～2005年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0.455，仅下降了9.3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距由0.3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由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镇居民总收入中通过农产品购买转移到农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则使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或城镇居民手中，由于农村居民的比重超过城镇，则上述数据显示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显然使农民的相对收入进一步减少。给定恩格尔系数的这种下降的趋势，则经济增长率越快，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3．农民购买力不足，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消费水平远比城镇居民要低。一方面农村购买力水平较低。统计调查显示，2005年在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中，占人口57%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19014.1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6.8%，而占人口43%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51891.9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73.2%。从人均消费性支出来看，2005年城镇居民为7943元，农村人均消费支出2135元，前者是后者的3.72倍，农村人均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农村市场还没有启动。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品拥有量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消费品农民买不起，2005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洗衣机、彩电、冰箱、空调、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分别为96、91、135、81和42台，而农村居民对其拥有量分别为40、3、20、6和2台；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22.51%降到2005年的10.18%，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最主要原因。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的比重发生偏离。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由1991年的24.3%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93%，就业比重由59.7%下降到44.8%，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虽然下降比率高于产值的比率，但下降幅度仅33%，远低于产值的下降幅度。从产值与就业的偏差来看，在这16年间，二者的偏差并未明显改善，在1991～1997年，二者的偏差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又出现偏差增大的趋势。产值与就业比重发生偏离，就业比重偏高，劳动力转移缓慢。

二、“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

人们日益认识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几个误区：

1．以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打开“三农”问题的症结

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一产业就业多和产值比重低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农业，因而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但这种分析却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假定经济中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且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流出并不改变粮食产量，同时假设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没有收入弹性。现给定粮食的初始价格，则农民的收入只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数量或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各为50%，农民的收入将是粮食初始价格的2倍。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只要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变，则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变，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粮食的产量超过需求将使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这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由此可以推论出，要使农民收入提高，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

采用生产率变动的方式解释城乡收入分配的变动也是不成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一旦由于生产率提高使粮食的产量提高而超过需求，则会使粮食价格下降，农民只能是增产不增收。如果为了防止粮食价格下降而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制定收购价格，农业生产率提高后将使粮食供大于求，同时，农民的收入将被稳定在制定的粮食价格上，农民也将根据这个价格决定产量。显然，一旦把价格固定住，则限制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原因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约束。

当然一旦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么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毫无疑问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会增加农村的发展。可是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2．以为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民又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和生活条件，有不需要审批的极低的土地成本，还与中国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80年代初期80%的农村人口的特殊条件有关，比如投资的集中管理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民进城等。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或许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可选择的最好的发展方式，但乡镇企业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城市里的所有条件都要比农村优越，节省耕地、交通和信息发达、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会服务等都可以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现代的城市生活。

乡镇企业的这种低工资成本的扩张在工业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扩大就业。乡镇企业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基本消费品，同时增加了农村的就业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这在中国可能是其它的发展方式所难以达到的。但是必须看到，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一点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成本和产品需求就清楚了，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是低到了工人根本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地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工人工资相对于平均每年15%以上的GDP增长率来讲几乎就没有什么提高，农村居民靠乡镇企业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乡镇企业的低工资竞争还导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下降，目前基本消费品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显然与此关系极大。1997年以来，随着城市基本消费品需求的萎缩，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出口，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长率带动的，而这种依靠低汇率的出口增长却是不能持续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因为中国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费品，而不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和外汇储备，而一旦出口的增长率下降，必然造成乡镇企业产品需求的严重萎缩。

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所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但更会带来工资率的上升而使乡镇企业的成本提高，更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而不会永远接受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和工作、生活条件，只要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乡镇企业将难以维持低工资的生存条件。

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城市的不发展为基础的，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收入和产业结构的流转上似乎有成为第二个“农村”的趋势，因此，必须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来改变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实际上，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城市化的方向进展，珠三角地区和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由大城市辐射所形成的城市群，从而把农村逐渐改变为城市，这个趋势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明显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地区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边地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来更好地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国家针对“三农”和收入分配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工业反哺农业，采用严厉的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产业投资和钢铁等基础工业的投资，通过出口退税刺激出口的增加等，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从长期来看则未必有良好成效。工业反哺农业将提高工业的生产成本而限制工业的发展，而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转移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和真正“反哺”农业；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发展到重化工业阶段，基础产业乃至房地产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需要发展的产业，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产业的资产值太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经济波动，但是不能因此就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外贸出口退税虽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业，但换来的却是增加注定要贬值的外汇储备。

在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依然占60%的条件下，采用紧缩政策不仅起不到降低资产值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果，而且会由于失业的大量增加使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我们否定了前面所提到的政策后，所能采用的政策取向就只剩下一条路，这就是扩张性政策，或者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幅度提高GDP增长率（如20%以上），这种扩张性政策与1998年以来所采用的政策不同甚至安全相反，以前的政策实际上是向着使经济复苏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比如提高资产值和刺激消费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和家庭资产的资产值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急剧上升，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居民消费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并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恶化。当前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朝着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够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资产值的方向进行。这就不仅需要从总量上调节需求，而且特别要采用产业政策调节需求的方向，以从根本上扭转决定市场需求的收入流向。如何扭转市场需求的流向、甚至能不能改变市场需求的流向都是复杂的问题，比如目前能不能让高收入阶层都不买汽车、别墅而转向基本消费品部门的投资来增加就业？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发展基本消费品部门，因为目前基本消费品部门生产过剩而严重亏损。我们需要找到整个产业结构中最关键的环节作为突破口，这就是通过城市化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

从1980年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两次高速增长的跳跃，结果是极其成功的，目前采用扩张性的跳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解决当前中国结构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可能使中国在2020年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标，使所有农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完全应该达到或超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二十年前的速度。只要我们抓住农村货币化和城市化这个根本点，同时理清市场机制运行的脉络，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危险。

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极大潜力的条件下，对城市化的发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业岗位的限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发展，即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的货币化，而货币化与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化必须同时进行。

1．城市化——打开“三农”问题的钥匙

城市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它与工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是一个含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无论与拉美国家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还是和东南亚超过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用了20多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而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20%。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完全可以在未来的15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从而使他们享受现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实际上，现代的教育、文化以及产品的消费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实现的，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们对现代产品的需求，也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因此城市化比技术和工业产值更重要。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统发达，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等等。但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产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薄弱环节又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还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将雇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开发的收入用来开发廉价的商品房安置农村劳动力进城，像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可以就地建立城区与大城市相连，把大城市的区域扩大，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这种大城市的扩张还可以抑制不断上升的市区的房价。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全面进行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提高生产率和采用新技术，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需求，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得以复苏，进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高涨。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使农民变为市民，使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目前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相对于经济增长率和工业部门的高速增长而言是太慢了，致使农产品需求受到严重的约束，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远低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进一步使农业投入减少和技术进步缓慢。

从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劳动力转移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关系。图4是我国1991～2005年名义GDP增长率曲线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变动曲线，由图4可以看出，二者的相关性非常明显。1992～1996年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5.20%，这段时间内第一产业人口转移也较快，年均转移劳动力近1000万人，就业比重年均下降1.84%。1997～2002年，随着名义GDP增长率下降，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减缓。2002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幅减少。虽然近些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但是这种转移速度相对于名义GDP的高增长来说仍显得太慢。1992～1997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快，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下降了8.6个百分点，而产值只下降了2.7个百分点。而在1997～2003年，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降低，就业比重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则下降了5.3个百分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统计数据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为这些货币统计数据所表示的只是能够买得起什么产品，而不代表实际的生活水平，农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温饱阶段，这种收入水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发展几乎无缘，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娱乐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可以说相差一个时代，目前有近40%的农村家庭连最能与外界沟通的电视机都没有。这种与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又无法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获得稳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着必须离开城市回到农村。

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的发展速度相联系，英国、西欧和美国城市化过程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原因是工业的增长速度较慢，从而并不会带来城乡之间的严重矛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速度极快，比如名义GDP增长率持续超过20%乃至更高，则必须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因为按照前面的分析，所有的货币投放或投资只能首先流入工业和城市，它只能通过工业部门雇用农村劳动力和购买农产品的方式才能流向农村。因此，城市化的速度一旦放慢，必然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严重下降时，也必然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而拉美国家则由于经济的严重波动而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城市病”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在目前存在60%农村人口的条件下应该说别无选择，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同时完成农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顿。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放慢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会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目前并不是在理论上论证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的怎样安置的问题，经济增长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越多，问题就越难解决，拉美、印度、南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所有产业中是最慢的，工业部门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种植业在技术上几乎没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速度更是严重下降的。显然，在目前农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产性投入增加的。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不能根据成本提高，因为在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只要价格提高，农产品供给就会增加而使价格下降，而工业生产资料投入的价格却不受限制。这使政府经常为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发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增加农业的投入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正常的发展顺序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使农业的生产技术得以改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将形成对农产品正常的供求状态，促使城乡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和工资率。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为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的。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各种支农措施，也不能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仅依靠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通过城市化的道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才能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为我国经济进入现代化工业国家扫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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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范文第5篇

九五期间，农业占GDP总量是占18%多。但是到2002年已经降到14.5%，到未来五年有可能降到10%，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那么，如何保证农民收入增长？

一方面增加购买商品、农产品的城镇消费者，另外一方面，适当降低农业劳动力。我想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方面，在结构调整中城市人群的比重提高，农业人种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农业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提高质量，加工，通过这些途径，两个方面都努力，才能使得农业对农民来说重新是收购增长的来源。

税费改革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税费改革必定会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很重要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怎么不让它反弹起来？要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农民税费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是对农村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改革。为什么农民负担会重？而且重的地方，有些地方苦不堪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的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农村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机构要精简，人员要精简，让农村的上层建筑和农村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样才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可以想象，如果机构不减，人员不减，明年人家说干部工资发不了，电话打不了，会开不了，出差出不了，又会变别的方法收钱。当然也要增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去年全国搞了20个省的试点，今年准备基本全面铺开，34个省、市、自治区都要铺开，在总理报告里这部分预算是305亿。

农民有一句口头语，负担为的是教育。增加了转移支付，就等于政府的财政把农民的负担替代掉一块。

据我们了解，大概全国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2002年大概达到9400万人，这9400万人中，大概有6200万是出县的，离开本县去打工。而出省的劳动力大概是4000多万，整个9000多万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年挣到的工资性收入是5500多亿。如果他们自己在外头还要生活，扣掉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后，汇回家和带回家的，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判断，拿回农村的是3200亿。

可以想象，如果农村没有3200亿元的钱从城里拿，目前的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又会是什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对农村收入意义非常大。必须看到目前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如果没有外出务工的机会，他已经不可能增加收入。回过头来我们很现实的看，如果没有外来工在城里，这个城市的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进行，建筑工地谁在做，早点谁在弄，都没法弄，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农民流动就业，进城就业。这次亮绿灯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这边增加农民的收入，那边刺激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方便城市居民的生活。仔细想想这么多农民工到城市里是来就业的，创造的GDP在这个城里，创造的税收在这个城里，因此你对他的管理毫无疑问应该列入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