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别无选择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性别感; 性别角色; 影响因素

1 性别感的变化

性别感包括性别认同和对性别角色的接受。“性别认同”或“性别自认”是指一个人将自己视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生物学上的性别认为是相反的,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人在“性别认同”方面出现混乱[1]。个体的性别认同一般在18个月到3岁间完成,而性别角色的认同则是有先天因素与后天习得等因素构成。在成年期,个体的性别感主要表现为对自己性别角色的接受,或对自己性别的喜恶。

1.1 文献综述

西蒙•波娃(1986)认为,许多孩子不愿做女孩而想做男孩的情况,几乎是人类私有制社会以来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差不多所有的男孩(像古代的柏拉图)都宣称决不愿作女孩;而几乎所有的女孩都悔恨没有成为男孩。根据哈佛洛•艾里的统计,100个男孩中,有一个想做女孩,但有75%以上的女孩愿改性做男孩。根据卡尔•皮巴尔的研究,在20个12岁到14岁的男孩子中,有18个人说他们宁可遭受一切厄运,却最不愿做女孩,在22个女孩中,19个想当男孩,理由是:“男孩比较好,他们不必像女孩那样受苦、我妈妈会更爱我、男孩做的事较有趣、男孩较有学习的倾向、男孩可以吓唬女孩子、我不必再怕男孩、男孩比较自由、男孩的游戏好玩、男孩不需为衣服烦恼……。”[2]

香港中文大学的张雷教授曾经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近1000名家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大陆孩子在从儿童期向青春期成长的一系列过程里,社会生活的状态,给孩子性别认同的影响不是积极的,相反,是越来越多的混淆现象。九成以上的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方式趋于男性化,而基于根深蒂固的“男孩是家庭传宗接代的人种观”影响,百般溺爱下的男孩却由于过分的保护而女性化。当男孩教育女性化成为教育界的一种忧虑时,女孩教育男性化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3]。

胡珍(2003)将“新世纪大学生性文明调查”与刘达临(1990)“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两次全国大学生性别认同的对比研究发现:在总体上,大学生对自己现有性别的喜恶与10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从性别来看,不喜欢自己目前性别的女大学生的比率比10年前降低了13.7%;男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现有性别的比率比10年前却有所上升;女大学生愿意选择相反的性别是男大学生的5倍强,与10年前差不多。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大学生越来越感受到在教育、就业和经济地位等方面与男性的平等,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更加接受自己的现实性别[4]。

上述关于青少年性别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描述性的研究、要么仅在于现象的推论,没有从家庭中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来进行相关性的分析,也没有转型期以来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别感变化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正力图通过该视角,弥补此研究的不足。

1.2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性心理是由性生理发育的内部冲动和社会意识的发展相结合而形成的。在产生性心理的两个因素中,对性心理的内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生活条件和环境影响。性别感的错位使儿童性别认同错位,使成年人不接受自己的性别角色。莫银火(2007)认为,家庭教育的失误是造成性别感错位的最重要原因。其一,来自广泛的独生子女家庭的现实和古老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由于重男轻女意识的影响,在社会心理领域逐渐混淆性别的若干特征。把女孩当男孩来养,从社会期望上把性别的文化特征带入模糊地带。其二、在家庭教育领域里,严重的父性因素缺失。家庭中过多的女性榜样,过于娇宠保护,弱化了男孩子的性别区分。这种性别教育中性化以及家庭教育中普遍的父爱的缺失,将带给未来社会的性别问题。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通过四个观测点,对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性别感的如下因素进行研究:对现实性别的喜恶;内心的性别期望;家庭对其性别喜恶及性别期望的影响。主要考察家庭的文化水平(以父母中最高文化程度为准)、父母性别、家庭及社会成员的亲密关系等影响因素。

我们假设:(1)随社会转型的男女平等文化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将更加接受自己的现实性别,但男女接受性别角色的差异仍然存在;(2)家庭对孩子性别感的影响很大。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越亲密,对孩子的性别感影响也越大;(3)家庭文化水平高的西南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性别感更符合真实性别。

1.3 数据与论证

1.3.1 定量对比

1.3.1.1 对现实性别的喜恶

社会转型10年间的四次调查数据显示,西南少数民族男女大学生对自己现实性别持“喜欢”的比率基本呈逐次上升的趋势。见表1。

性别比较发现,虽然女大学生喜欢自己现实性别的比率仍增加了一成,但是,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喜欢自己的现实性别。也就是说,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总体上更加接受自己的现实性别,但男女接受性别角色的差异仍然存在。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外的开放,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被少数民族所接受。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权利实现,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享有了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参与机会,在性别感上,越来越接受自己的真实性别。但是,现实中男性比女性在家庭和社会获得的偏爱和发展机会更多,致使男女接受性别角色的差异仍然存在。

卡方检验表明,家庭对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别喜恶影响的因素主要由与父母的亲密程度、父母的文化水平最为显著。表2数据显示,家庭文化水平对西南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现实性别的喜恶也呈显著相关(Pr = 0.005):家庭的文化水平越高,“喜欢”以及对自己现实性别的喜恶“无所谓”的比率越高。

由第一章的数据可知,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父母高层次文化水平的比率随高校的扩大招生逐次降低。据此,我们预测:受父母文化水平的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现实性别的比率将出现增高的趋势。

表3的数据显示,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与父母的亲密程度,对其现实性别喜恶的影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Pr = 0.000):在女生初潮的主要倾诉者中,尤以初潮的倾诉者为父母时,对其现实性别喜恶的影响为甚:初潮时向父亲倾诉的女生有8成喜欢自己的性别;向母亲倾诉的女生有7成喜欢自己的性别。

初遗/初潮作为青春期青少年的重大性生理变化的事件,还是国人传统文化中一个难以启齿的“性问题”。尤其对于男孩子而言,大部分的初遗均是在性梦中,性梦中的情景往往是“十分隐秘的、见不得人的”性事。因此,绝大部分青少年的初遗/初潮只会给自己十分信任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倾诉。因此,初遗/初潮的倾诉者往往就是青春期孩子最信任的、最亲密的人。上述数据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与父母关系的密切,因而父母对其现实性别的喜恶影响极大。

为了进一步比较,我们引入家庭的“亲亲关系”概念。过去的许多研究常常把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归于“亲子关系”建立不善,这是把父母作为主体,孩子作为客体来考察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对家庭教育效果的影响。所谓“亲亲关系”,是把孩子作为主体,父母作为客体来考察孩子与父母关系的亲密程度。第一个“亲”是亲近、亲密的意思;第二个“亲”是“父亲、母亲或其他教育中的监护亲人”的意思。在“亲亲关系”中,我们把“孩子亲近父亲的关系”简称为“亲父关系”,把“孩子亲近母亲的关系”简称为“亲母关系”。

分析表3可见,初潮向父亲倾诉的西南少数民族女生对现实性别的喜欢比率高于向母亲倾诉的比率。一个青春期女孩子要将自己人生的重大事件――初潮向父亲倾诉,或者“亲父关系”非常融洽,或者与父亲相依为命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或者父亲在教育女儿的方式上民主、尊重,甚至在性生理的发育问题上也常常与之坦诚交流和科学的回答。总之,无论哪一种原因构建起的“亲父关系”,一定让女儿从一个自己信任、爱戴、崇拜的成熟男人那里得到了呵护、喜爱、欣赏、尊重和肯定,在这样的“亲父关系”下,任何女孩子都会为自己身为女孩感到骄傲和自豪,当然会喜欢自己的现实性别。尤其是来自异性的呵护、喜爱、欣赏、尊重和肯定,对其现实性别喜恶的影响,胜于同性间――与母亲的这种亲密关系。

同样,表4的数据显示,上表关于女生的结论在男生中亦成立。且“亲父关系”非常融洽的男生,喜欢自己现实性别的比率仍然高于“亲母关系”的比率。

分析认为,在与男孩子的亲密关系上,父亲与母亲对男孩子的性别喜恶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性。儿子的“亲父关系”越密切,父亲灌输给儿子作为一个男人应具有的骄傲特质就越深入到儿子的内心,儿子就越以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男人为荣耀。相反,儿子的“亲母关系”越密切,越不能接受到关于男人值得骄傲的特质。因为,中国的母亲,受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生了儿子是荣耀,惯养孩子是本能”,往往在不自觉中,对男孩子“过度关爱”。于是,“亲母关系”越密切,儿子的“娘娘腔”和“女性化”的影响越大。

1.3.1.2 内心的性别期望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己性别认同的真实情况,我们设问“如果可以再次选择,你宁愿为:A.男性;B.女性”,试图从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内心的性别选择愿望来研究其性别认同的问题。

在10年间四次横截面调查中,在回答“如果可以再次选择性别”的愿望时,西南少数民族男女大学生“愿意选择自己现实性别”的比率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女大学生“愿意选择为女性”的比率上升了17.3%,“愿意为男性”及“无所谓”心理的比率均呈下降趋势。见表4~5。

我们仍通过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初遗/初潮倾诉者,来解释“亲亲关系”对其选择性别意愿的影响。

经卡方检验(见表6),对女生而言,初潮时不同倾诉对象对性别意愿的选择之间呈现高度统计相关性(Pr = 0.001)。尤其明显的是:初潮时向父亲倾诉心里话的女生选择与自己现实性别一致――“女生”的比率远高于想成为男生的比例明显低于跟母亲倾诉心里话的,而想成为女生的比例又远远高于跟母亲倾诉心里话的。

对男生而言(见表7),“亲父关系”对其选择男性性别的内心意愿影响的比率仍高于“亲母关系”。

综上所述,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越亲密,对孩子的性别感影响越大,且家庭文化水平高的西南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性别感更符合真实性别。但是,几千年“男尊女卑”大文化背景的影响残余犹存,性别感上的男女差异仍然存在。到此,我们的研究假设基本成立。

1.3.2 对性别感变化的文化解读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对性别感方面的心理变化,我们对10年前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以及现在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了结构性访谈调查。

从具体访谈资料的分析可见,10年间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别感有如下因素:

1.3.2.1 文化影响的差异

一位从小在西双版纳长大10年前在校的傣族大学生、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傣族的文化中男性占有比女性更高的地位。他说:一般的,我母亲穿着的衣物在家里摆放的位置不能高出男人的头。我作为一个男人,就是坐着,生我养我的母亲的衣物放着的位置也不能超过我的头,只能低于我的头,否则就被认为对男人不吉利。再例如,我们傣族的寺庙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但是,从我5、6岁记事起,就一直好奇地问大人:为什么一个男人才能到庙里去,几乎不让女人一个人去庙里?现在看来,这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典型吧?!所以,我们都以自己是男人为光荣。如果可以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男人(DBM02)。

经历了10年社会变迁,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述性别感的差异不大:作为男性,我也没有觉得男性比女性好在哪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自己男性的性别。只是觉得男性就是男性。我家里曾经还有个弟弟,因为那时家里穷后来夭折了。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个民族虽然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生儿生女都一样。但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做男人(YNM02)。一位大四的彝族学生也自豪地说:我喜欢自己作为一个男孩子的性别,我认为当男人比较自豪。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性别,我还是会选择当男性(YNM09)。一位在校的傣族男大学生也鲜明地回答:我很喜欢自己的性别。如果可以再选择,我仍选择男性(DNM01)。

1.3.2.2 社会性别角色的影响

两位10年前的彝族男生既从生育文化表达了喜欢男性性别,又从彝族男性被赋予的沉重的社会责任表达了不喜欢男性性别的客观心态:我既喜欢又不喜欢自己的男性性别。喜欢的是男性在本民族中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不喜欢的是象我们在这个传统民族家庭里面长大的男性,知道自己应该承担更大的家庭与社会责任,所以,经常感到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在我们的传统家庭教育,男子汉要挑起家里的重任。家里的比较大的建设主要还是男性在操作,大事情还是男性做主。尽管如此,如果让我选择性别的话,我还是选择做男性。虽然我也说不清楚其中的理由,我还是觉得这样选择好(YBM01)。我从来没有不喜欢过自己的性别,我对自己比较自信,对自己作为男性还是很自豪的感觉。因为男人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性别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男性(YBM05)。

无独有偶,有两位10年前的女生也因男性将担负更大的责任、女性自身的性别角色优势而喜欢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如果可以再选择,还是选择女性。因为,我觉得如果选择男性的话,要承担的生活责任更大,要做的事会更多,所以,我还是选择女性(YBF05)。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自己目前的性别,因为我觉得作为女性很幸福,有很多自己可以表现的东西。所以,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性别,我还是会选择女性(YBF06)。

1.3.2.3 “延续香火,传宗接代”观的影响

10年前的一位在校藏族男生从藏族生育观的角度解释了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性别。尽管我们藏族没有汉族那么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但是比较而言,哪怕儿子生得再多,都还是愿意养男孩。我爸妈就生了10个儿子,没有一个女孩,还是觉得生儿子是很正常的。我的隔房哥哥,第一个生了个女子,后来第二个又生了个女子。他就给他妈妈说:“妈妈我们把她丢了嘛。”虽然好像不经意说的这话,也没有把第二个女儿丢掉,但是却反映了都想生儿子的主观愿望。所以,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愿意选择自己作为男人(ZBM02)。

一位生活在汉彝杂居区、目前在校的大二彝族女生则从虽不“重男轻女,但仍重视香火”的潜意识回答道:在我们那里肯定大多数都是喜欢儿子一些。虽然我父母生了三个女孩一个儿子,我们家对男孩和女孩还是比较公平的,父母对所有儿女都一样。是否重男轻女,主要与家庭里父母的观念有关。在我们那里还是好多同学都是独生子女的。有的家庭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有的家庭就不行,认为如果没有男孩子家里没有传种接代的后人了,就断了香火了。但是,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自己女性的性别,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选择做女性(YNF04)。

但是,许多目前在校西南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却表露出自己矛盾的心态:我喜欢自己的性别,如果可以重新选,仍会选择自己女性性别。从感情方面来说,还是做一个女孩子比较好。在以前,像我们老百姓说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如果你一个女的嫁了一个老公,其实父母并不是丢了一个女儿,而是多了一个儿子。但从生理上说,我会选做男性。因为女性各方面比起男性来说有一定的欠缺。特别是我们上过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许多的疾病都是女性容易得,而男性很少得,有的时候心里觉得不平衡(DNF02)。

由此可见,在中国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养儿防老、延续香火”、“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等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男大学生仍然“以身为男性为荣”。

1.3.2.4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10年前在校的西南少数民族大学女生,多从社会的认可、母亲在家里得到父亲的尊重以及没有男性的社会压力大等方面,谈及对自己女性性别的悦纳:我母亲是文工团的,只会唱唱跳跳,没有多少文化。我父亲是一个小学的老师,毕业于一所师范学校,当时在我们那儿算是知识层次比较高的。他们结婚后,父亲就教我母亲识字,他们俩的感情非常好,的时候我的父亲被揪斗,后来被害致死。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我在上学的时候,因为家里比较穷困,每次妈妈都把我打扮成假小子。但是,父母非常爱我,从来没有表露出没有生儿子的遗憾。所以,和男孩子比较起来,我从来没有下辈子不做女人的想法。如果可以选择,我觉得我下辈子还要做女人。因为,我觉得做女人还是很好的(YBF03)。

分析认为,大部分10年前的女大学生面对既成的性别事实时,能坦然接受,并努力去尽好妇道。而当今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一些家庭中的女孩子以自我为中心,不愿像母辈的传统女性那样既在事业上不让须眉,又在家庭里尽好妇道,以加倍地付出相夫教子,她们在骨子里有了更多的反叛,加之一些家庭将女孩男性化,因此,目前在校女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的真实性别,并希望“来世不为女儿身”的比率有所上升。

2 结语与讨论

本章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心理变化的研究,通过定量分析,检验并证明了我们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别感、性幻想与性梦以及心理变化的研究假设。因而,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变化特征,主要是性别感越来越符合现实性别,但性别差异犹存。

其一,10年前,西南少数民族男女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的现实性别的比率较高。10年后,随着社会的转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与教育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是男大学生还是女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现实性别的比率均下降;男女大学生愿意选择与自己现实相反性别的比率也逐次下降。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有力地推进了少数民族女青年参与到经济、政治与文化建设的各项社会活动中,她们喜欢比率越来越高。但是,女生喜欢自己现实性别的比率每次调查均低于男生,且“愿意选择为男性”的比率每次均远远高于男生“愿意选择为女性”的比率。西南少数民族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加接受自己现实性别的结论,与许多全国大学生性别感调查的结论基本相同。该成果的意义说明:西南少数民族男女大学生对现实性别的接受虽然较10年前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男女生之间对现实性别喜欢的比率差仍然显著。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在21世纪的大学生(不仅仅是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头脑中仍然存在,现实中,父母生育男孩后在“恭喜恭喜”声中获得的狂喜,生育女孩后对声声“将就将就”的叹息;社会上男女两性无论在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生活中仍然不能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而在西南少数民族家庭中“男尊女卑”的习俗比比皆是……这一切预示着:真正男女平等的时代在中国并未到来。要在中国让所有的男人与女人都真正接纳、喜欢自己的现实性别,为性别平等的努力还任重道远。

其二,在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别感的相关因素中,“亲父关系”对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别感的影响非常显著。“亲父关系”对子女现实性别的喜恶影响最大的结论,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该成果表明,与孩子的关系越亲密的家庭成员,对孩子的性别感影响也大。而“亲父关系”无论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男生还是女生对自己现实性别的喜恶的影响都远高于“亲母关系”。该研究结论既反证了莫银火关于家庭中过多的母性教育,弱化了男孩子的性别区分,也反证了普遍父爱的缺失将带给未来社会带来的性别问题。在此,我们强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深远和重大。其意义不仅在于孩子的事业有成、良好品德的养成,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性别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三,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喜欢”自己现实性别以及对自己现实性别的喜恶“无所谓”的比率越高。随着高校的扩大招生,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父母高层次文化水平的比率将越来越低。因此,受父母文化水平的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现实性别的比率将出现增高的趋势。

上述结论让我们从多视角看到了由于社会生活条件和环境变化,对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男轻女”的主流意识的冲击,从而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性别认同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建平,等.性心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

2 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9-42、53.

3 九成女孩教育趋于男性化?:news.省略/edu/2005-11/02/content_3717021.htm.

母亲别无选择范文第2篇

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些人会因胆怯而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有人会后悔，也有人会满足于此，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一道外人难以跨越的心墙，然而，这便逐渐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有人会这样说：“我自己的选择，我无悔。”的确，自己做出的选择，就要自己负责，既然这条路已选择了，如果感到后悔的话，谁也帮不了你，你也怪不了谁，只能说句难听的，这是你自作自受。谁都知道，这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可吃，也没有时光机，就算你再后悔也无法弥补那一份过错，所以说，过去了的就不要想着回到过去，要想着未来，这样做，或许还能够一丝一点地将那份遗失了的空白重新补足，添上新的色彩。

儿时，母亲常对我说，说一些我难以懂得的大道理，那是天真的我以为妈妈是在给我讲故事，然而到我长性时才知道，原来母亲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未来，很后悔，后悔当时没有和母亲多谈心，当我发现时，现实告诉我这一切将无法回头，无法改变，这如我所说，我后悔了，我常常对自己说；你没有资格后悔，因为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更没有资格想母亲哭诉。“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没有放弃我，继续鼓励我，让我意识到原来母爱的力量是如此神奇的，它让我改变了，让我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让我走回了我应该走的路，让我得到的别人的信任很支持。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说，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是无法衡量的，甚至超过了我自身的分量。

母亲别无选择范文第3篇

我不知道，如何诠释我的母亲，因为母亲淡淡的生活中却常常跳动着不一样的生活脉搏。

母亲的爱是一道解不尽的方程，随着我的成长不断有新的解产生，使我有不同的理解。

一、“人要学会独立，自食其力加坚强”

记得小的时候，总是看到许多同龄的小朋友在父母的接送下进出校园，而我却总是孤身一人在校园与回家的途中来回穿梭着，我小小的心有点悲凉，感觉总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依无靠。一天，我吵闹着要母亲送我去学校，可母亲并不同意，她蹲下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雁只有离开它母亲避护的翅膀，才能学会展翅飞翔，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做人也应如此，不能依赖别人，人要学会独立，自食其力加坚强，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搏击风雨。”那时的我听了母亲的话似懂非懂的在思索中独自踏上了上学的路。现在我才真正领悟了母亲的那一席话，我也真正学会了独立与坚强。

二、“如果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无需别人多说，自己真正的反省，才是最有效的。”

人在少年总觉得母亲的话多，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爱唠叨半天。什么衣服不整齐，头发太乱等等，甚至有些事我都不知道自己做没做过，而母亲都会给我做“饭后思想”。

而每当我真正犯下错误时，她从不骂我，也不说什么，总是保持沉默。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她说：“一个人如果真正的知道自己错了，无需别人多说，自己真正的反省才是最有效的。”

正由于母亲的教导，我做事之前，总要三思而后行，做到除恶留忧，让事情的发展更贴近自己的初衷。

三、“路是自己选的，就要自己走下去，做自我分析，选择正途。”

花季之年，每每总听到有人抱怨母亲对自己的监控如同监视犯人一样。生活中什么母亲偷看自己的日记呀，有人打电话来便开始刺探“军情”呀，于是乎，便听到有人呼唤：“我要自由，我要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一切似乎在我身上从没有发生，我有时甚至怀疑母亲不重视我，母亲坦言：“路是自己选的，就要自己走，做自我分析。选择正途。”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和母亲之间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代沟，因为我的一言一行早在平时与母亲的交流中反映了出来，我和母亲的思想也似乎到了一种不谋而合的境界。

母亲别无选择范文第4篇

女孩说，从小没有得到过母亲的表扬，当所有人都夸自己长的漂亮时，母亲也不会承认等等这些，我都有过。

我的母亲，很漂亮，皮肤很白，很显年轻，接近50了也被误以为是我的姐姐。我出生的时候，又小又黑，儿时也一直长的很丑，母亲也一直这样和我和他人这样说。一直在母亲被夸奖的光辉下成长，我很自卑，很羡慕母亲的美貌。慢慢的，我开始越来越像母亲了，周围的人开始说我和母亲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很漂亮。但是因为皮肤黑，身边的人总是说母亲比我美，也因为皮肤黑，那些年母亲总是在抱怨为什么就我一个人的皮肤那么差。在母亲艳丽的外表下，我一直是只丑小鸭，也因此对母亲产生一种奇怪的感情。说不出是种什么感情，但是我知道，我很讨厌别人说我像我的母亲，讨厌别人说我像赵薇，或是孙俪，或是杨幂。可是，无论我怎么改变，永远也变不了与母亲相似的面貌。

母亲除了美貌外，还很精明能干。大家都说我的母亲反应很快，性格开朗，有气质。谈到我，所有的评价都是内向，胆小，土。母亲与我的评价也不过是如此。每每我没处理好的事情，母亲总会抱怨我反应迟钝，胆小；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小孩穿着亮丽，母亲总会抱怨我打扮土里土气。

我一直很难过，自己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母亲的一丝肯定，所有的负面情绪压抑着我透不过气来。我知道母亲是爱我的，只是恨我没有比她优秀。

今天的我，在经历了很多后的我，越发的成熟和女人味了。母亲和周围的人对于我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了。只是母亲对我的过分自信，对于我的爱情和事业无形中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和奔溃的边缘，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能让她那么满意，不知道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能让她觉得体面。或许，我的内心更害怕她对我对我未来人生选择的否定。

母亲别无选择范文第5篇

人类创造了语言，也带来骂人的陋习。《汉语大词典》收录咒骂语397条，各地又有方言骂语。［1］“他妈的”能从众多咒骂语中“脱颖而出”，被冠上国字号，可见它的普及程度。鲁迅这样说道：“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2］“国骂”的由来很难考证。鲁迅通过对《广弘明集》中北魏邢子材的话推见到其使用痕迹：“要攻击高大民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国骂如何咒骂一个人的血统？国骂是改良后的版本，由三字组成，简单隐晦。鲁迅接着分析说：“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2］从咒骂产生过程看，被骂者行为引发骂者不满。直接骂当事人最有攻击力，国骂却要绕远：需要第三方介入，需要推理才能产生效果。骂者不直接说对方来路不明，只告知自己与他母亲发生性关系，让对方推测、怀疑自己的血统。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隐晦的咒骂方式？骂娘到底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国骂，人们深恶痛绝。然而，国骂生命力顽强，甚至与时俱进，有了新写法：TMD。这是“他妈的”三个字的拼音缩写，但更隐晦、简明，更易传播。拒绝国骂，必先弄清它为何能大行其道？根植于怎样的土壤？与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相联系？

一、“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

咒骂是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后发泄愤怒进行报复的言语行为。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期望通过对其母亲施暴来攻击对方的血统。国骂的对象选择、选择依据及使用者对效果的预期都反映出社会状况、民族文化以及骂者的心理。

（一）咒骂对象的选择

国骂以对方母亲为攻击对象，反映出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体现出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1．性别歧视

国骂使用频率高，产生性强，由它派生的骂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奶奶、姥姥、姐姐等。国骂描绘的是男人如何占有和侮辱女性，反映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由于实行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的婚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源远流长。《周易•系辞上》和《列子•天瑞》明确表示男尊女卑；《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的伦理。这些观念深入社会各阶层，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汉字中，以“女”字为偏旁的贬义字有很多，如“婪”、“嫉”、“妒”、“妖”等。男性做错事，可以找替罪羊，“红颜祸水”就成为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的惯用借口。在当今社会，在重大会议参与者名单中，女性名字后一定标出“女”，男性则不加标记。一些职务、称号也有排斥女性的倾向。国骂也如此：实施不当行为的是女性的亲属，骂者却将过错嫁祸于女性。骂者的逻辑是：女性天生卑贱，更何况有行为不当的男性亲属。为维护男性的面子，可以由女性特别是母亲来替罪。

2．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讲究辈分，注重长幼次序。由骂娘衍生的骂语有一共同点：被骂者多是不当行为者的长辈或年长者：八辈祖宗、妈妈、奶奶、姥姥、姐姐、爸爸、大爷等，反映出国人即便咒骂也要遵循长幼有序的准则。国骂描述的是“我与你母亲发生性关系”，暗含“我是你父辈”的意思。其他衍生骂法也暗含这一意思。既如此，你就要尊重我。骂了人，又做了对方长辈，占尽便宜。长幼有序还意味着行为有双重标准：长辈骂晚辈可以；晚辈骂长辈是大逆不道。国骂使用者在口角战中占领制高点，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让对方即使回骂都显得底气不足。

（二）咒骂对象选择的依据

以对方母亲为谩骂对象，有歧视女性之嫌，有着当别人长辈的妄想，但国骂能从众多骂语中“脱颖而出”，一定有其道理。

1．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

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格围绕个体精神全面展开，拥有个人意识与自由。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在人格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人格围绕宗法式社会关系展开，每一具体的人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夫妻等二元关系中。在家庭中，人格围绕亲子关系展开。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承担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又由于“严父慈母”型家庭居多，父亲与子女心理距离较远，人格展开便更多在母子关系中呈现。研究表明，国人自我中包含母亲成分，有母亲对他的感觉与期望。［3］自我参照记忆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共同的脑区。［4］国骂初看指向对方母亲，其实也指向对方。被骂者对骂娘大动肝火，既是为维护母亲的尊严，也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人格形成与文化有关。与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成员倾向互相依赖。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鼓励个体把自我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5］“父为子纲”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望子成龙”是父母以自己的标准塑造子女。子女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母意愿行事。中国调查网对658人调查发现，82．2％的人同意“上半辈子为父母活，下半辈子为子女活”的说法。天津市对373名小学生调查发现，66．4％的孩子为父母学习。因此，子女的自我成长与自力被忽视，人格缺乏足够的个人意识与自由。正如法律不追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一样，骂者也认为，尽管被骂者做出不当行为，但由于他的行为受母亲影响，缺乏独立人格，所以，要骂也要骂他的母亲。

2．终极责任归因

在国骂中，个体因行为不当遭致咒骂。骂者不骂当事人，却他的母亲。这表明，骂者将不当行为产生的终极原因归结到对方母亲身上，反映出国人的责任观：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分内应做的事；二是对应做却没做好的事承担不利后果。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与自己有关的人的行为负责。责任归因时，如只看到具体责任，会产生责任不清与问责表面化。因此，终极责任认定显得十分必要。终极责任指由责任最终承担者担负的责任。终极责任归因时，或归结为内部原因，个体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或归结为外部原因，外部因素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6］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都让国人更习惯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和西方人比，国人对环境格外看重，认为不当行为与生长环境有关。出现问题后，内因只负具体责任，外因需负终极责任。［7］骂者认为，被骂者不当行为的最终原因是受环境（特别是家庭）影响。家庭应承担终极责任。和西方人强调独立的个体不同，国人更看重整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会从家庭背景中找寻不当行为的原因。语言影响思维，汉语的一些表达也引导人们做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如，“将门出虎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子不教，父之过”、“一辈子无好妻，十辈子无好子”等都说明一个人表现好或坏，和“家风”有关。国骂使用者认为，子女犯错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没教育好，要为此承担终极责任。这种刨根究底式的辱骂方式，反映了国人对父母教育责任的认知。在中国，由于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角，因而便成为终极责任归因的目标。社会舆论强调母亲言传身教的重要。孟子成才，岳飞精忠报国，都归于母亲的教导。母亲作用被放大，也并非毫无根据。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子女与母亲的相关系数为0．55，与父亲的相关系数为0．44。［8］大量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与父亲比，母亲对孩子影响更大、更直接。中国母亲以“慈母”型居多。如果对“慈”把握不准，会疏于“宽”。母亲纵容溺爱孩子会导致子女不当行为产生。中国向来就有“慈母多败儿”的说法。国骂使用者认为，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既如此，骂对方母亲就底气十足。即使对方是年轻貌美的女性，骂者也宁愿舍弃美貌而将对方母亲作为辱骂对象。因为对方虽然年轻漂亮，却不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负终极责任。独立人格的缺乏与终极责任的承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父母对子女生活介入太深，就无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按照父母意志行事的子女只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即便犯错，别人也不会深究他的责任。父母对孩子有控制权，也要承担孩子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p#分页标题#e#

3．“弱肉强食”的进化法则

人类起源于动物，遵循进化法则。一个人受到强者压制，最终反而会将其合理化，认为强权有理，弱者活该受罪。无法承受强者的压制时，容易伤害弱者。咒骂是希望以非武力手段惩罚侵犯者，令受伤害者得到补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弱者避免肢体冲突的选择，也是体力上认输的表现。每个人都希望做强者。国骂使用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武力上又不敌对手，愤懑郁结在胸，于是转到对方身边的弱者———女性亲属那里撒气。慑于对方威势，将“你”改成指代不明的“他”，更凸现出骂者内心认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骂者获得了精神胜利：我打不过你，却可欺负你母亲。在你面前，我是弱者；在你母亲面前，我是强者。

（三）咒骂内容的选择

为了发泄心中愤懑，报复不当行为者，骂者选用粗俗恶意的内容。国人认为，令人羞耻，于是便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作为咒骂内容。这种选择有如下原因：

1．这是受压抑的性宣泄

国骂使用者籍此宣泄性能力。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历来含蓄压抑，有回避、恐惧、罪恶和冷淡等心理倾向。调查发现，66％的家长回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时，只是敷衍或什么也不说。然而，不谈论不意味着没有性冲动。性冲动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借咒骂获得偷食禁果的象征性满足。人内心中不被社会接受的性冲动总是在寻求释放。带有性意味的话语，平时被排斥在话语之外。性冲动却试图冲破压抑，明确地表达出来。被社会文化损害、扭曲甚至否定的性本能是引发国骂的内驱力。当遇到不当行为时，人无比愤懑，伴随着高涨情绪，望失控，喷薄而出，表现在语言上就成了国骂。

2．以繁殖为目的的性宣泄

和英语的“fuck　you”不同，国骂使用者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还在于将对方母亲作为生育工具，期望通过，在对方家族内留下后代。这样，就可以破坏对方家族的纯正血统，侵犯对方家族的子嗣传承与财产继承。这反映出国人的动机。目的有三：生理需求、延续后代以及获得愉悦。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影响下，国人往往将“传宗接代”作为性生活的主要目的：“为后，非为色也”。性作为一种可获得愉悦的生理需求被淹没了。

3．具有暴力性质的性宣泄

国骂中的性宣泄不是两情相悦，而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在传统中国，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男女在上不对等：男性操纵性关系，将女性视为攻击对象，将视为施暴途径，反映到语言上便是国骂。女性虽可攻击男性，但父权制下的人们却认为，男性即便受到性骚扰也值得自喜。男性握有犯的主动权，因而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国骂。

（四）对咒骂效果的预期

人类对语言充满崇拜，认为语言有主宰人命运的神秘力量，语言崇拜发展到极端便是咒语。［9］骂者带着语言崇拜使用国骂。开骂前，会在心中盘算：一定要说伤害对方的话，这样才能发泄愤怒。咒语的伤害力取决于两方面：（1）被骂者也相信语言有魔力；（2）即便被骂者不完全相信，如骂者用词侮辱程度大，旁观者的鄙视同样会增加咒语的伤害力。事实上，国骂表达的内容并不存在，骂者只是虚拟情境，希望借助语言魔力让被骂者信以为真，使其生气。为保证咒骂的伤害力，骂者选取最有侮辱性的情景：对方的母亲。如果被骂者无动于衷，只会招来他人的鄙视与嘲笑。骂者对国骂效果的预期基于以下三点：

1．触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和血统纯正

国人的家族观念历来很深，祖先崇拜情结浓厚，认为亲人虽已故去，灵魂仍在，还在保护和监督后人。在古代，最让人羞辱的事莫过于被挖了祖坟。口角之争犯不着去挖祖坟，“挖祖坟”就变通为“骂祖上”。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暗地里却在骂对方父辈：你的父辈懦弱无能，被我戴了“绿帽子”。按照传统，男人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没什么，甚至还值得炫耀。如果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那绝对是辱没祖宗的事。被戴绿帽子的人也多选择疯狂报复，“夺妻之恨”与“杀父之仇”的愤恨指数相同。“挖祖坟”式的国骂不骂对方而骂他的父辈、祖辈，方式迂回曲折，却收到神奇效果。辱骂对方家庭比辱骂本人更能刺痛被骂者的心灵。陈琳在《为袁绍讨曹操檄》中骂曹操及祖上，最让曹操生气的不是自己被骂，而是自己的长辈被骂。［10］在国人的家族观念中，最重要的是血统观：以血统纯正为荣，以非纯正为耻。母亲孕育生命，在语言层面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意识里就可以当对方的父亲，从而达到挑衅和质疑对方血统是否纯正的目的。骂者以对方母亲为切入点，骂娘就等于骂全家：你的父辈懦弱无能，你的子孙血统不纯，你的家族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刘福根调查了204个现代汉语詈词，按粗俗和恶意程度区分，前十五位的词有：猪狗不如、畜生、王八、、、贼王八、不是人、狗改不了吃屎、杂种、狗养的、贼种、野种、断子绝孙、、的。［11］这些词多与血统有关，从中可以看出此类咒骂语的杀伤力。

2．瞄准国人最在意的女性

观是指女性严守而不失身，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甚至不惜以身殉节。社会生物学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待配偶不贞态度有异。配偶与其他男性，男性损失很大。配偶生下别人的孩子，自己失去传递基因的机会。女性则无此困扰。巴斯等人分别让人想象配偶与别人。15％的女性对此引发最消极情绪，男性竟高达60％。［12］如以中国男性为被试，比例会更高。这是由于国人对格外看重，而且只针对女性。在父权制下，女性是家族的私有财产，女性要保持性的纯洁与专一。观念到宋代明显被强化，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国骂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与你家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你家的女人就没有守住。女性失贞，既侵犯家族禁忌，令男性权利失控，让家族蒙羞；又关系到家族命运与家产继承。通过与被骂者母亲发生性关系，令其失贞，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家庭财产会受到侵犯甚至丧失。在父权文化中，女性失贞是最大耻辱。人们心中最看重、最在意女性的贞洁，骂者却用来辱骂对方，杀伤力可想而知。3．利用孝道激怒骂者孝道是中国人首要的道德规范，是处理子女与长辈关系的行为准则。“孝”的涵义有三：养、敬、顺。“敬”主要表现为尊敬父母，保护并发扬父母的声誉，维护父母的尊严。如果子女容忍对方骂自己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就是不孝，会遭人鄙视。在“孝”的对象上，国人更重视对母亲的孝。国人有浓重的母亲崇拜。母亲背负着神圣、伟大的象征意义，是具备所有美德的女神。在《二十四孝》中，7个故事讲孝顺父亲，3个故事讲孝顺父母双方，14个故事讲孝顺母亲。选择对方母亲为辱骂对象，就是利用孝道挑衅对方：你不生气，就无孝心。对方为表示孝心大动肝火，目的就达到了，从而助长了国骂的使用。对母亲的神化与咒骂并不矛盾。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女性是满足男性的工具，母亲形象更多的是被男性赋予规定的意义。母亲是一种空洞不实的象征与符号，可以被男性按照特定的需要理想化或鄙视。#p#分页标题#e#

二、“另类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骂都以侮辱他人为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骂者与被骂者的关系不同，国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一）作为口头禅

作为口头禅的国骂，谩骂成分被淡化，有强烈的反叛感，被一些人认为是有个性的言语。

1．强烈的反叛感国骂是对被压抑的性的反叛。一些青少年将国骂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对性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却没有机会和条件，只能在口头上发泄。

2．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在男权意识下，以为中心的骂娘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口带国骂被视为有魅力。为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便把国骂挂在嘴边，在言语上充大佬，给对方造成压迫感。

3．充当“友谊的桥梁”国骂的使用与人的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普通大众多于知识分子或有身份的人。使用国骂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大众、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也是为什么国骂有时会出自知识分子或领导之口的原因。

（二）用于发牢骚

骂娘几乎成了发牢骚的代名词，骂娘与情绪发泄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