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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自传书

入学自传书

入学自传书范文第1篇

在成长中我一直走的很顺利,从小作为独子的我,受到了父母,爷爷奶奶的悉心照顾,我知道了自己要做好的事情,我在不断的进步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小我就立下了很好的志向,这些都和长辈的悉心教育有关,我一直很感谢他们!

1994年9月在**小学就读,上小学后,我在各科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在各项劳动中处处争先、不怕苦、不怕累;在各种活动中踊跃参加、积极表现,在小学二年级首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XX年9月升入**初中,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身为班级干部,我在各方面都能较严格地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尽职尽责,积极协助班主任及任课老师搞好班级建设,主动帮助宣传委员做好班级的板报,壁报等工作。在思想上,我也不断地要求进步,在初二的下半学期,我主动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团校学习课程并于XX年6月份加入共青团。

XX年9月考入当地重点高中****,十六岁的我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奋发向上的我;是一个对万事万物都怀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我;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事事争先恐后的我;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希望的我,也正是在这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开始大量的阅读书籍,以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高中期间积极参加了学校社会上多项团日活动,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XX年9月考入***大学,担任体育委员,踊跃参加了班级各项活动努力学习获得校三等奖学金,并于XX年9月底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了学校的党校培训并合格毕业,被评为“优秀团员”、“入党积极分子”。

初二时,寒假做社会实践,访问老党员,其中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老党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的描述中感到共产党是那么的伟大。高中毕业前夕,看到有的同学入了党,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望,羡慕不已,于是自己企盼有一天自己能获此荣耀,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其实这是一种入党动机不纯的表现,没有深入学习党思想精髓的表现。大一刚递交入党申请书时,虽然有高中已产生的入党的想法,但是思想态度仍没有多大进步,其间的所写却都是从书上,从网上搜来、学来的。其实那时的我对党缺乏真正的认识,尽管上过几次党课,但对党的基本知识还是知之甚少。这是一种对党、对个人都不认真、不严肃的政治态度。党校培训期间,在上党的基本知识概论课中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同时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到身边的党员,政治视野也得到了扩充,看到当前存在党风不正的现象,希望自己能加入到党组织,做一名优秀的党员,重新确定党的形象,同时明白入党不是给别人炫耀的,更不是用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为党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种看法现在想起来是很片面和狭隘的,这种错误想法的产生究于对党的认识还太模糊,不能以因为有些党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就否定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直影响对党性的认识,也不能把极少数蜕化变质的党员和党组织等同起来,他们并不能代表党。经过这几次认知意识的转变,我觉得入党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和全面地认识我们的党。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让自己的真正的入党动机在心里成形。我觉得我必须把思想的转变和行动相宜地结合起来,让自己把每一点思考和每一次实践对应起来,学要学得有进步,做要做得有体会,实实在在的向要求一名党员那样来要求自己努力。

在学习中,我更加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想办法,找问题,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勤奋认真地钻研知识。虽然有时成绩进步不大偶尔甚至出现下降,但我总是努力摆脱成绩不好的阴影,总结教训,投入到新的学习中,坚持不懈。长期以来,我都始终贯穿着自己是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在集体活动中,我都积极参与,和大家积极配合完成集体任务。生活中,团结同学,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和关心同学,比如听说同学病了,就去看望问候;听说朋友心情不好,就去劝勉鼓励。在担任班级干部期间,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班级事务和同学关系注入了很大的热情,而且坚持锻炼自己做好班级工作,学好专业课程两方面的能力。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和党的基本知识,积极参加党课学习小组的活动。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在申请期间,向党组织和入党介绍人汇报自己的思想,并积极参加党组织举行的有关活动。所有这些行动对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明白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必须持之以恒,从申请入党的那天起,就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和真诚的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我也有自身的优点,比如我责任心强,关心集体,学习勤奋刻苦,性格上比较坚强,自制力也较好。但是我还是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的。首先,在学习专业知识基础课程时,我觉得自己进取心不很强,主动性也较差,主要表现在学习时只能顾及理解,钻研得少,思考得也少,有时遇到挫折却知难而退,因为对自己信心不足,总是耽于“能力有限”而放弃钻研。其实,这是一种怕吃苦的错误想法。尽管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但也不应该抱有悲观的态度,因为学得不够扎实才应该投入更多的信心和精力,如果自己都放弃了,那么就不用谈进步了。在生活中,有时我却又表现得太过要强,不大愿意向技高一筹的同学虚心求教。我可以在自己擅长的环节尽力,同时,在别人做事的时候为他们加油。所起到的效果比事事做,事事做得不专心要来得好。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我总是凭一时兴起看书,缺少连续和反复的过程,或许要过一周或半个月之后再一口气看完另一半,这自然不如循序渐进的效果好,结果学习文章由于不连贯的思考和影响不深刻而事倍功半。在个人性情和道德修养上。z最明显的缺点是:性格内向,言谈较少,不过我们相信在今后的集体生活中会不断得到提高。[nextpage]

作为一个积极争取入党的人,我不仅要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还应该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心者和拥护者。在日常生活中我积极关心时事政治,尤其是关于党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消息和评论。 10月15日到21日,认真学习了 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发展战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联系实际,看看周围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六大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有: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

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深深地感受到,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入党已经成为了我的需要,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为祖国、为人民奉献我的全部,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崇高的无产阶级事业。

入学自传书范文第2篇

尊敬的党组织:

我叫xxx,系xx大学法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XX年级学生,男,汉族,1989年8月25日出生于xx省xx市。我的父亲xxx,是一位爱国爱党的群众。他是个勤劳的人,在贫困的时候他不会绝望.母亲xxx,是一位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大哥xxx,在广州从事酒店方面工作;大姐xxx,在广州xx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任市场部经理;二姐xxx,现在工作于广州xx电子有限公司,从事会计业务。

童年的时光总是特别的美好,也总是过得特别地快。六岁时我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从此便开始了我的生涯。那时候看到比自己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从我身旁走过去,我就特别的羡慕,因为我知道红领巾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染成的,是少先先锋队的标志。

1996年我开始上小学。我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在当时的xx村小学上的,我受到过农村人淳朴自然的熏陶,然后小学三年级我转学来到了县城也就是xx小学和xx二小,在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党对我的培育。不久,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当选了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在我幼小的心灵萌发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任少年先锋队中队长兼纪律委员。

XX年小学毕业,我考入了xx中学。升入初中后,我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要求上进,在父母的支持鼓励和校团委老师的帮助培养下,我对共青团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我清楚地知道团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也意味着责任,从此我处处以团员标准要求自己,曾被评为和三好学生,学习积极分子。

XX年考入了xx省xx中学即xx市xx县第二中学。高一的时候,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兼历史科代表。高二期间,我在班上担任副班长兼学校的纪律监察委员,并组织参与了“红五月歌咏比赛”。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能够在广阔舞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使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使命。进入高中三年级,我担任了班长,组织了班级的毕业茶话会。当我完成老师和同学们交给我的工作时,想到能为同学们服务,心里也非常高兴。曾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学习积极分子等。期间在学校复习了一年,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的工作。在高中的四年里思想成熟了许多,逐渐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这期间老师一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几年中,一直有不少良师关怀爱护我。我上高中时的校长舒迅老师是位资深党员,校团委书记(后来是政教处主任)也是一位党员,同时也是我们的政治老师,他给我讲授了许多道理,即使在我升入大学后仍不断鼓励我进步,教育我要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要积极要求进步。

XX年年,我考入xx大学,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一入大学,我就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党组织递交了,从此我抱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时时处处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一上学期我就竞选了我班班长,并任职班长至今,我没有辜负老师和同学的希望,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经常为同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在各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在大一学期末经过全班同学的努力我们班级荣获“先进班集体”并奖励班级600元奖学金,我同时获得了“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称号,并获得500元奖学金,并在我们经济与文法学院(现法商学院)被评选为“优秀大学生”。大一任班长同时我还先后兼任校团委社团部的部长助理和校学生会体育部的部长助理,期间我协助和参与了校团委学生会主办的“十六大晚会”和“诚信校园剧大赛”“武汉科技大学汽车文化节”和“求质杯武汉科技大学男子篮球联赛”“首届排球公开赛”等大型公益活动,由于我在校团委表现优异我在团委被评选为“校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大二时我继续当选班长,在此期间我们班级曾组织爱心小组每周前往武汉智障儿童中心(梨山医院)看望那些孩子和他们聊天沟通,关心他们,我想那些儿童也是我们祖国的明天,我们有必要去关怀他们,爱护他们,我想也希望以我们班级的行动来唤起全社会来关注这群弱势群体,这也应该是属于我们年轻一代人的责任,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在下学期我们班级组织了“清洗学校所有宣传栏”的大型公益活动并“组织“学习英雄许志伟”的座谈会,使我深收感动和鼓舞,因为他就是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一个雷锋,当时湖北省委在武汉化工学院召开许志伟先进事迹表彰会时,我也作为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我知道他也是班长,他也是个平凡的人,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作为一个即将入党人的自豪和使命。

我当时就在心里想,怎么样才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呢,我认为象许志伟同学这样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满腔热血,胸怀同学,学习争优,为集体立功的人就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党员,而不是神话般的人物,我对共产党员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认识。在学校的“五四表彰”大会上我们班以先进的管理和班级文化特色被评为“先进团支部”自己也被评选为“优秀团员” 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是我们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造就了我,是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信任,我更应该始终代表最先进文化发展要求,更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为班争彩,为党立功,在大二任班长的同时,上学期我被任命为校学生会体育部的副部长,在学校召开的“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暨学生代表大会”上我在会上以所得选票第五名的票数当选为校学生会委员并被任命为校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在任副部长期间,我协助我部长参与策划了与校女自委联合主办的“首届女子篮球联赛”和“新生篮球联赛”决赛暨闭幕式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以前的部长叫丁剑辉他是一个预备党员以前是城市建设学院的学生会主席,现在是我们学生会的副主席,他为人正直,在他当我部长的时候教会了我许多管理工作的方法和做人处世的方法以及作为一个学生干部的责任和使命,我身受鼓舞并决心以他为我的榜样努力工作,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在我接过我部长的职务任体育部部长之后我组建了校女子篮球队组织和策划了我校“第二届男子篮球联赛”“校乒乓球赛”并组建了我校第一支校乒乓球队。在管理方面我实行有效的科学民主管理使现在体育部从操作型向管理型发展。政治觉悟、思想修养、文化科学知识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增强了我对党的信念,深深感到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建成。

作为学生,要以学为主,虽然工作较多,但我没有放松学习。由于我的努力,分别获优秀学员和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我深深懂得,人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树立远大理想,无止境地追求,才会生活得更有意义。回顾走过的道路,不论是童年还是青年时期,我都是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学习、生活、成长的。从开始对党有朴素的感情到今天对党有了深刻的认识,都是党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我决不辜负党对我的培育,一定要加倍地努力学习、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是一个受过苦难的人,不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被大火烧伤过,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呵护和照顾着我,每天背着我从一楼到四楼上学每每想到此我都想流眼泪,更加觉得世界的美好来之不易,我的班主任当时是常瑾怡老师一直关怀着我,人家我同学都说她真象我妈妈我亲身体验到了人情的可贵并培养了我善良的心灵。从那个时候我想我也应该和我妈妈老师那样做个好人,做个真正关心别人的人。初三的时候我骑车和一辆摩托车相撞的时候,是我们当时县城“女人街”上的叔叔阿姨他们救了我,他们通知了我妈妈让她过来,他们把我那个肇事违章的摩托车驾驶员拦住了(当时那个人想逃跑)叔叔阿姨虽然不认识我,我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路人一个过客,可是他们没有抛弃我,他们帮助了我,在我的心灵里面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痕,使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了一份感激,我更应该用自己的心灵和行动去感染和帮助我身边和我社会的每一个人。同时我心里在想,得到不知珍惜,失去才知可贵,我的生命是这个社会和人民群众赋予我的,我没有理由不热爱我的社会和我身边的人民,我不能虚度年华,应该承担自己为党为人民的责任与使命。

初三的时候我爸爸从楼上摔了下来,做为家庭唯一的支柱我们全家突然没有了经济的来源,还要担负我爸爸沉重的医疗费,当时我家里刚刚做完一幢房子,而且我有两个姐姐、我都在读书,家里还有爷爷需要照顾,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从一个小康之家变成一个贫困无助的家庭,孩子的学习怎么办,家庭的生活来源怎么办,爸爸的医疗费怎么办,看在躺在床上的爸爸,我哭了,我两个姐姐哭了,我哥哥也哭了,只有我妈妈没有哭,是啊,哭了能怎么样呢,能解决办法吗,我妈妈从那以后天天起早贪黑跑起来去外面工作,以前我妈妈在家里过太太般的生活,人家都亲切的叫她老板娘,现在我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妈妈天天在外面摆地摊,在日光底下晒着,一天喊着卖衣服,晚上还到外面卖西瓜,到了深夜才能回到我爸爸的身边去照顾我爸爸,而且妈妈一直心里还记着我们,安慰我们,在那么苦的日子妈妈还有时买些肉回来给我们吃,给爸爸吃,而妈妈只顾着照顾我们和爸爸,自己一天一天的晒黑,我经常看着我妈妈一个人偷偷的在那里哭,我知道妈妈是不想让我们看到她伤心,她是个坚强的人,爷爷当时让她卖了房子,朋友劝我妈妈不要我们读书了,我妈妈没有同意,她说人穷不能穷志气,不能穷知识,这些话和妈妈曾经遭受的苦难和她的行为使我终生难忘,我要象我妈妈那样学习,做一个坚强有志气的人,学习她的那一份自信和对美好未来的不断追求,当年毛主席在革命最危难的时候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现在的困难,世上无难事,只怕肯登攀,我会在自己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以自己最大的热忱和勇气去攀登,不辜负父母和我身边群众对我的期待。

入学自传书范文第3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思想指引下,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我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过曲折,但党用她自身的力量纠正了失误,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新时期,在“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正向世界强国道路前进。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要在党的组织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我要认真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有真心,要有本事,会有行动。

入学自传书范文第4篇

亦农的书法,有一种沉静的力量。在当代书坛炫人眼目的形式表演中,亦农的书法却传达出特有的沉静和智慧,彰显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品格追求。我曾经和亦农戏言,如果将他的作品隐去年代,放置民国时代的文人书法中,定会令人侧目的。在动手写这篇短文时,我也在设想,假如将亦农的书法,和当代那些以形式炫世的书家的作品悬挂在同一个展厅里,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我想借用诗人敬文东的一句话――像树那样稳稳站立,可能再恰当不过了。

一件书法作品,看上去能够“像树木那样稳稳站立”,除了要求书法家具有娴熟的掌控艺术技巧的手段外,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书家的书写必须植根于深厚的传统,这样才能进入书法赖以生长的文化源流,也不会为各种流行的时风吹到;其二,书家必须进入自己的内心,这样才能开出独特的花,不为浩瀚的传统所淹没。而这两点,亦农都做到了。

亦农生长于常州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幼承庭训。及长从林散之先生的弟子卞雪松先生学习书法。初学行楷,自李北海入手,后上溯晋唐诸家及汉魏碑版。篆书直入金文,后学黄宾虹,所作金文深得宾虹先生神髓。亦农在大学读的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1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学生书法社,是以后国内最早的书法社团之一,也是江苏高校第一个书法社团,亦农是主要的成员之一。在其书法学习的重要时期,深受金陵老一代书家胡小石、高二适、萧娴尤其是林散之先生的影响。从以上简短的学书经历可以看出,亦农的艺术成长道路单纯而清晰,其书学观念从来没有摇摆过。他从林散之、卞雪松先生那里得到关于书法法则和人格精神的开示,从黄宾虹的“内美”说,找到了开启传统书法审美的锁钥,并矢志不渝地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他还说:

“我从来不担心风格问题,我担心的是习气,一个书家的习气,会让自己的书法丧失文化品格,所以必须时刻警觉,必须要对前贤充满敬畏之心。”正是心怀这种虔敬之心,亦农才能集数十年之功,潜心于传统书法的学习研究,并渐渐形成了散淡、从容、简约的书法风格。

亦农的书法创作无疑延承了文人书法一脉。在求新要求的当代艺术价值评判体系中,对传统帖学书法形态的传承、坚守,对以散逸为趣尚的古典书法艺术的崇尚,其史学上的价值常常被粗暴的忽略。其实,不管在任何一种艺术领域,对古典主义的重新研究,从来都是对现代主义最好的修正。近年来书法界之所以“新帖学”兴起,也是对现代书法实验反思之后的必然结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以求新为旨归的现代书法实验需要一种探险精神,那么,对古典主义书法艺术的回归和探究,则需要一种文化史观的敏锐和深度思考,这就要求书法家必须具备极深的文化修养和虔敬的人品,需要书法家形成足以穿透历史的书法传统视角。以我之见,在庞大的传统帖学系谱中,书家个人风格之所以存在较小的差异化表征,是因为传统文人趋同的文化理想带来的,这也是书法为什么特别强调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传统文人书法对散逸格趣的崇尚,其实缘于传统文人寄情山林、格物致知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直接带来艺术形式的演变和书法风格的趋同性。如果离开书法背后的这种人文因素,单纯从笔墨形式和个体艺术风格的角度,来认识和解读传统书法,很容易落入肤浅的误读。

入学自传书范文第5篇

 

一、译书的缘起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蔡愔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至桓、灵帝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唐时佛教继续发展,译经事业达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后译经75部,1335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著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士绅、官僚社会。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以知识传教为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译书不下20种。在天文、历算方面,译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书,介绍了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译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此为明清之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和笔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译有《万国舆图》、《万国图记》,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由此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此外,他译的《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除利玛窦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著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1605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著19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二、近代译书的变迁

 

作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

(一)传教士的译书

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1823年,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译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不能与以后的译著相比,但这是近代译书的开端。这些译书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译书打下了基础。

早期传教士的译著,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机构出版,最初在中国辖区之外开办。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的口岸城市,此后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团体,专门从事编译出版活动。至19世纪末,教会主持的译书机构约有十余处,著名的有:

墨海书馆。其前身系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等地办的印刷所,1843年迁入上海,主办人麦都思。译员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中国译员有李善兰、王韬等。该馆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50年代后陆续出版少量的科技书刊约30余种。其中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艾约瑟与张福德合译的《光论》、韦廉臣与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译著。

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办,1844年在澳门设印刷所,第二年迁入宁波,取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该书馆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规模较大,最多时有工人200余名,至1913年前后50年发行书40万册。美华书馆所出书籍,除了宗教读物外,也有不少科技书籍,如:《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全志》、《五大洲图说》等,许多书籍被教会学堂采用为教材。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5年改名为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97年广学会自称,数年来“编印各书籍八十九种”。近有学者估计,从1887年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书461种,其中宗教书籍与非宗教书籍约各占一半。[2](p554)广学会不仅所编史地、理化、宗教、伦理方面的书多被当时学堂所采用为教科书,而且编印的一些政治书籍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有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风行海内,朝野争读。

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教的动因外,政治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

(二)官方译书

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以作为情报,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的还直送京师,进呈御览,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入一些其它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于1844年出版,被视为有关西洋最权威的编著,在中国、日本广为流传。

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又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1862年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该馆没有印刷所,出版中文译著。同文馆历年编译了有关语言、西洋制度、历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26种。从译书数量上说,是除江南制造局以外,由官方主办的最大的译书机构。由于该馆以培养外交译才为主,因此,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为主,自然科学的译著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并且在晚清学术界影响不大。

官方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由曾国藩奏请,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译员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衡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李凤苞等,外籍译员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与同文馆相比,由于宗旨的不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译书158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18种;军事方面的书32种;商学书8种;科技书90种;附录10种中,除每年4册的《西国近事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直到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还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于南京。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4](p449)尽管梁氏所说难免过于狭隘,但官方译书还是有所侧重的,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受到重视。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强调的是“中体西用”。然而,“西用”一旦被引进国内,就必然会与封建主义的“中体”发生矛盾,并且终将瓦解和突破“中体”。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决不是封建官僚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

(三)民间译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所专营。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绚丽的色彩。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由康广仁为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这就明确规定了大同书局的译书范围。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稍后设编译所,由张菊生主持。所译书籍,除有各种教科书及一般科学著作外,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其《严译名著丛书》饮誉全国。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各国史志以及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5](p101)值得一提的是译书汇编局,这是中国留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所译书籍多为政治方面。冯自由称《译书汇编》“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6](p144)

私家译书最著名的要数严复和林纾二人,世称“严林”。严、林都是坚持用古文进行翻译的大家。严复的译书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他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较为系统地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给中国读者。严译《天演论》为当时的思想界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人,他共译作品184种,包括美、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福州索隐书屋刊行,此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大江南北”。“严林”的译著不仅在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除了严复、林纾外,著名的译者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民国以后的译书种类、数量愈来俞多,内容更加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译书群,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陈望道、郑振铎等。尤其是以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在此前后,译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路经多歧,千回百折,但总的方向是与世界日益接轨,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艰难而又不可阻挡地前进,这其中,译书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是加速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清末西学东渐,大体上可以说有三种途径:学堂讲学;出洋考察或留学;译书。然而,无论是请人讲学或留学考察,其成果终归落实于文字。来华任教的讲义又翻译成书,如傅兰雅、丁韪良等人授课用书均刊译本;考察官员及留学生,凡较用功者均有译著。译书在西学东渐中首当重任。随着近代译书事业的发展,西学东渐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锐不可挡,而西学的传播与扩展则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关键动因。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刊行的西方史志类的译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国际交往惯例等,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在西学的影响下,摆脱传统的桎梏,睁眼看世界,从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知识阶层。如严复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人对当时的民族危机更加感到触目惊心,提高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觉悟程度;另一方面又从西方输入了进化论的观点,使许多人从封建主义的世界观束缚下摆脱出来,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正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第一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热潮,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历程。

二是促进了社会整体结构的新陈代谢。首先,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大量西方知识的译介,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起点,在此期间,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地理而推及其它,程度不断深入,范围逐步扩大。如,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学知识日心说、地圆说等的输入,就打破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与一成不变的夷夏秩序,既是对封建社会的某种大胆否定,又是认识新世界的过程,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其次,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官办、民办企业相继建立,而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雇佣劳动、市场经济这些资本主义的苗也跟着破土而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应运而生;同时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设备、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西学的冲击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西方新知识和新型思想方法的冲击和启发下,几乎一切中国传统学科都经受了一番改造;各种新式学堂的创办,教师和学生的迅速增加,留学生人数日增等等,这些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

三是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有学者统计,仅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就有555部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字、教育等;自然科学162种,含数学、理化、动植物学等;应用科学225种,含工艺、矿务、船政等;其它45种。[2](p11-12)随着这些西技、西艺、西政的传入,在西方文化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参合中西,推动中国的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军事、教育等领域相继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革,一些崭新的学科,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西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也相继在中国出现,从而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四是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伴随着新式人才的出现、各种新学科的建立以及新的思想、新的信息的传入,陈腐的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在社会风尚方面,有如服饰的改变、发式的改变、礼仪的改变、婚俗的改变,等等;在思想观念方面,“师夷长技”更新了“华夏变夷”观念,“商战为本”更新了“重农抑商”观念,“义利统一”更新了“重义轻利”观念,“民主民权”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男女平等”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容置疑地起着“开启民智”,促进中国政治格局向近代化发展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心理机制的更新,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政治气候,从而客观上对唤起中国人的觉醒,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民主革命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近代译书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译书的内容是多样的,学理的输入是庞杂的,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神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向中国渗透;同时也带来了帝国主义所卵翼的以奴化思想为特征的反动文化的泛滥。但从总体上看,西学东渐主要地还是输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愚昧的麻木,使中国逐步汇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