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作品
杜甫的作品范文第1篇
1、早期的杜甫踌躇满志，虽失意，仍气不馁。如著名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气势磅礴；
2、杜甫后期经过人生的失意落魄，以及安史之乱的影响，开始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痛心统治者的荒淫与穷兵黩武，著名作品如《兵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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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作品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进入唐代以后，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并深深地契人中国文化之中，对唐代文人及唐代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杜甫，虽历代皆标其为儒家理想人格和正统诗教的代表，但也难免受到影响。文章从杜甫的身事、作品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对深入理解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传人我国以来，不断地适应当时的风俗习惯，并与主流传统文化相融合，在自身的不断调整中，得以在中土扎根、流传和发展。进人唐代以后，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禅宗尤其如此，它已深深地契人中国文化之中，对唐代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文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等反映到作品中，尤以王络、王维兄弟为典型代表，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都是坚定的崇佛者，柳、刘以儒学佛，以佛解儒.同样，杜甫虽被历代评家标榜为儒家理想人格楷模和正统诗教的代表，但在唐代这样一个思想开放的大融合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杜甫的意识并未能跳脱佛教的影响，在其传世诗歌中痕迹多少可寻。厘清这一影响的脉络，了解佛教思想对于杜甫及其创作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
杜甫出身士族，祖辈的荣耀和言传身教，使其有着极大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他在早年时就抱定“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理想，汲汲求政。而后，国家动乱变化、个人仕途失意、西南漂泊十年等，使其心态、思想及作品的题材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沉郁地关注世情、心系天下的同时，佛教思想给了他一定的心灵休憩空间。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以互补、融合的形态呈现在他的身上，也反映在他心灵畅快激扬时所创作的不朽诗篇里。
1杜氏佛缘寻踪
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熏陶，但也不乏佛教影响相伴。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与数名僧人交往，并留下了相关诗作。杜甫的姑母也是一位信仰笃诚的佛教徒。在杜甫为其所作的墓志(《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载:
爱自十载已还，致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曹达.毋仪用亨，家相连行矣。
杜甫是由姑母一手带大，抚养成人的，而姑母信佛，并且令全家上下奉行.他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佛教信仰浓郁的家庭里，并被要求遵行。
除家人影响外，游宿佛寺、与僧人交往也是接触途径之一。唐人喜游历，寺院常成为文人的游历点、住宿点。在这一往一住之间，必然会和僧侣有所接触、交往。与杜甫交往过的僧人有:巳上人、赞上人(赞公)、上人、文公、高僧兰若、真谛寺禅师、间丘等。杜甫与佛教人物的交往，在长安时期和秦州时期较为频繁。
其中，杜甫与赞上人较为投契，过从甚密。赞公是一位高僧，曾为京中大云寺主。在杜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与僧侣交往相关诗作中，给赞公的就有九首，数量最多。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一: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醛溯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嘴有多日，开怀无愧词。黄鹉度结构，萦鸽下采思。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沐起我病，徽笑索题诗.
这首诗是杜甫初过大云寺时所作，记其胜概。寺院深幽，地清气和，听着悠远浑厚的古钟声声，使人身心沉静其中。扉开复闭，正值斋时，与僧友切磋探讨，谈佛论经，如食醒酮然，开怀不已。黄耐紫鸽，深院春禽。《杜脸》:意适行迟，诗兴动矣.微笑索题，知己会心也。[3J足见其友情深厚.
如果说杜甫早期近佛、谈佛为顺势所趋，并未显见深刻影响，那么，漂泊西南时期则是他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悟，甚至产生依赖、栖身想法变化的重要时期。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期，正值净众宗和保唐宗在四川积极弘法。据K历代法宝记》载，宝应元年(762年)无相门下发生了持续三、四年之久的继法之争，而与杜甫有密切来往的严武、高适等也曾深深介人此事。此外，与杜甫关系密切的友人岑参、韦有夏、狄博济、李布等，也与净众、保唐二宗弘法及法争有关.这些深人佛事的友人，对杜甫不可能没有影响。而人蜀后的杜甫，身历数年辗转流离、贫病交加，身体日渐衰弱，家庭生计艰窘。再强的爱国心、政治热情，也难免减弱、失落。“纹绮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现实，让其深刻感受到了儒家理想的难以实现，感受到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悲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巨大冲突，使杜甫产生了不满，提出了怀疑，甚至写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肠俱尘埃”的愤怒诗句。对现实的失望让其对佛教思想趋于关注，感到“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想要更加靠近佛法的光明，沽染其温暖，引导达到至上真理。
虽然，杜甫在内心苦闷、矛盾的冲突斗争中最终找到的，仍是秉持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但是在这一回归过程中，有了对佛教思想的交流和认同。佛家的慈悲、劝善，对弱者的同情，与儒家的“仁”产生了某种契合，使得他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儒释融合，使之作品更显博大胸怀。
2作品品读评佛味
杜诗中与佛教相关的作品，相当部分是与佛教建筑和艺术有关，也有与僧人交往诗作，晚年作品才多表现出对佛教思想明显的兴趣和认同。
杜诗最早表现佛教内容的，是其青年时游东都洛阳时所作的的《游龙门奉先寺》: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阅象纬退，云卧衣装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那时的杜甫年少轻狂，意气风发，对人生和社会都充满希望。这时期的佛教相关诗，多为游历之作。庄严肃穆的寺院，是唐代普遍而又重要的人文景观。据统计，东晋造佛寺i7ss所，后魏造寺30000所，而唐代则造寺44600所。寺院数量如此之多，规模空前。星罗棋布的寺庙、精妙的建筑和雕塑……在博大精深的佛学思想之外，也拥有着独特的魅力。佛教思想对杜甫来说，并不陌生，但在这个阶段对其思想的影响还是淡泊的。裘马轻狂的青年，怀抱理想，只盼达济天下。但佛教独特的艺术魅力还是很吸引他的，是种新鲜的刺激.从其诗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喜爱的心情。又如《龙门》: 龙门横好断，异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我。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
再如:《题玄武禅师壁屋》: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沦洲。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呜。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
这些诗句中，对佛寺壁画艺术的精彩描绘，对佛典故事的熟悉，在佛教肃穆神秘环境下闻钟深思，等等，虽只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心情，却也足见其对佛教艺术的喜爱和尊重。
随着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化，杜甫的心境和宗教情怀也有所改变。如在杜甫与僧人的交往诗作中，上文提到过的与赞上人的诗，从“把臂有多日”，“晤语契深心”的惬意、温馨，转而到“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的感慨。京城相识的两人，因各自的坎坷在此偏僻的秦州相逢。世事的难料，命运的不可知，使得杜甫对宗教观照心灵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佛教更加关注，还可以从在其《赠蜀僧间丘师兄》诗中可以窥见一斑:
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秋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我住钵官城，兄居抵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软。景姜步修库，而无车马喧.夜阂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澳澳役界黑，驱驱争夺繁。帷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诗中“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等诗句，都显示着杜甫的心境变化，展示他的宗教情怀，以及对佛教的关注。
更明确表达出他对佛教向往的，是其晚年所作《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诗中写到“……行路难何有，招寻兴已专。……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本自依逸叶，何曾藉馒侄。……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愈。……勇猛为心极，清蔽任体屏。金蓖刮空眼，镜像未离锉.……”诗中表达出自己本倾心佛教，对神仙之说不太感兴趣。晚年更多接触佛教教义、佛学思想，感到佛法精妙，力实践之，以改正自己过去的缺失。但是，虽然决心很大，奈何身体屏弱，只好任其自然。因此，离悟道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就现在的认知而言，还只是空刮盲眼之膜，只捕捉到镜像一样的虚妄。这里既表达出自己对佛教真谛的向往、尊敬，希望自己有所收获，又表达出自己难以进人佛教世界，成为信徒。这种感叹，还可见其《渴真谛寺禅师》:
兰若山高处，烟霞峰几重。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墉。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有太多无法割舍的东西，诗中虽只言“妻子”，只道亲情难舍，但实际上，不光是家人，他还心系百姓，担心着国家、朝廷的前途，热爱现实生活，因此，无法完全抛弃一切“俗念”，真正饭依。一方面向往，另一方面难舍，诗中的折中打算是:把家在离真谛寺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没法人空门，却仍希望接近。虽然看似矛盾，但佛教的慈悲心、博爱情怀和儒家“民为贵”、“仁”的根本有一定相通，因此，杜甫在经历内心冲突斗争而回归儒思时，佛教思想以融合、互补与其中。
杜甫同情、关心贫苦百姓，也怜悯自然界中的弱小动物，在诗歌中为他们鸣不平。即使他自己也处于贫病交加的痛苦中，仍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号呼、誓言。这种宽容与悲悯、博爱与温情、利他与献身的情怀，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虽然没有大幅谈禅论佛的字句，但佛教意味也显其中。
杜甫的作品范文第3篇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着作以社会写实着称。又被称杜拾遗、杜工部、杜少陵、杜草堂。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虽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杜甫”在2012年突然蹿红，忙碌的身影出现在网络的各个角落。其实，历史上的杜甫也真的很忙，只是忙的内容并没有多么高雅，而是为了生计在奔波。
虽然后世一提到杜甫，都将其与李白一并视为唐诗的代表与化身，但与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其生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更没有享受到创作带给他的荣耀与富足的生活。
相反，杜甫的命运很不幸。与其文学才能相比，他的经世能力堪成反比，中年之后只能不断投靠他人来维持生计。而且他的个人性格似乎也有瑕疵，时人评价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这显然并不是什么褒义词。更糟糕的是，他生逢乱世，赶上了唐代盛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在这种种的因素下，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时常忍饥挨饿，甚至于他的死因，也与食物扯上了关系。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杜甫死于饮食过饱，唐代人编着的《明皇杂录》中描述：杜甫在漂泊至湖南耒阳的时候，为洪水所困，差不多十天都没有进食。后来幸亏当地县令派船救助，并且赠送杜甫一些牛肉和白酒。长期的忍饥挨饿之后，本应慢慢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让肠胃逐渐适应。但杜甫一下子猛吃猛喝，牛肉又不是易消化之物，结果肠胃难以承受，反而因此丢掉了性命，时年59岁。
一代诗人如此死法，自然令人叹息不已，后世还有人假借韩愈的名义，写了一首《题杜子美坟》的歪诗来感慨杜甫之死：
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
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
到了近现代，又有学者结合现代医学认为：杜甫死因确实与食物有关，但不是死于消化不良，而是死于食物中毒。并分析认为当时正值暑热天气，旧时并无冷藏技术，牛肉极容易变坏腐化，从而产生毒素，而饮入体内的白酒又会促进毒素的循环，杜甫身体本就虚弱不堪，从而导致食物中毒而死。
虽然杜甫的死因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无可争议的事实便是由于长期动荡、贫困的生活，杜甫的身体状况确实很差，早衰迹象非常明显：他四十多岁时候已经满头白发，像一个老翁一样；而且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晚年，肺疾、风痹、疟疾、消渴（糖尿病）等频繁发作，视力变弱，耳朵也有些聋，就连牙齿都已经半落，有时候走路都需要拄杖，平生最爱的酒也不敢常喝。
但实际上，杜甫并非不懂养护身体之道，他对于养生颇有兴趣，也谙熟药性，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他曾着迷于寻仙访道，不但与从事修炼的道士结交，年轻的时候，还曾经和李白一起到王屋山寻访世外高人，想学长生之道，当寻访未得时，竟然夜宿石阁，希望有神仙半夜来传授他金丹秘诀。在他的诗歌中，鼎炉、丹砂、姹女、金丹等与炼丹有关的词语并不鲜见。只是炼丹也好，服食也罢，总归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像杜甫这样连温饱尚成问题的文人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杜甫时常在山野间采集药材，或者偶尔自己种植一些，他对于药物的药性、采集、炮制等都非常熟悉，留下了许多诗句。但是这些亲手采集、加工而来的药材并非自用，而是要出售来维持生计，特别是较为名贵的药材更不可能留下自用，正如他在《赠李白》一诗中所说：“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杜甫一生中，曾经屡次卖药来维持生计：
在长安十年，曾满怀政治抱负的杜甫科举失意，向权贵献诗也屡屡受挫，没有收入来源，时常忍饥挨饿，无奈之下，只好“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携家带口逃难途中，又操起采药、卖药的旧业，“晒药能无妇，应门幸有儿”，甚至一度濒临绝境，全家饿得申吟不止，只好在山间捡一些橡栗充饥；到了成都，杜甫在浣花溪旁安顿下来后，还曾经开垦药圃，并“洗药浣花溪”；晚年流寓湘江时，又再操旧业，白天上岸卖药，晚上夜宿孤舟。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显然，这些悲惨的遭遇对于杜甫个人而言当然是大不幸，但对于诗坛而言，则是福音，或许正因为“诗穷而后工”，由于诗人杜甫有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才能挥笔写下那些千古流芳的作品。
杜甫诗歌感人至深，具有无比的艺术感染力，甚至被认为可用来“治疗”疾病，当时便有“杜诗除疟”的美谈。
据时人记载，杜甫写《姜楚公画角鹰歌》诗后，曾请好友郑虔品评，郑虔读后说：“足下此诗，可以疗疾。”这当然是在恭维，赞其将鹰的威猛描绘得极为形象，令人不觉悚然。
后来，郑虔妻子恰巧生病。杜甫遂引自己诗句对郑虔说：“你先对夫人读‘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果没有好转，就再读‘观者徒惊掣臂飞，画师不是无心学’；若还是没有用，就读‘昔日太宗拳毛■，近时郭家狮子花’。倘若病仍不愈，那么即使叫医和、扁鹊这样的名医来也没用了！”
杜甫的作品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杜甫 人生悲剧 儒道生命价值观
杜甫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一样，他的最大的理想不是当一个诗人，而是要入世做官，达而兼济天下，杜甫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却既未能封侯拜相，功成名就，也未能知天乐命，独善其身，而是栖栖惶惶，一生处于郁郁不得志之中，既没有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也没有找到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本文试图对杜甫的人生悲剧从各个角度作一个分析，从而建构出杜甫人生悲剧的因果系统模式。
一、造成杜甫人生悲剧的社会原因
社会基础的制约与规定，以其客观的力量把杜甫陷入到了历代文人共有的规律性悲剧中来，也即在于杜甫兼济天下的理想人格模式和封建制度下人才引进机制，封建制度下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是由社会的根本矛盾决定的。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一生贯彻实行儒家“仁政”的政治标准，犯颜直谏，廷争忤旨，勇批朝廷的失道违仁。然而，封建社会君主高度集权，做臣子的要绝对尊重君主的权威。杜甫真挚，执着地追求他的“真性真情”，不懂得变通，不会逢迎，便显得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因此，杜甫与时代，与统治阶级的多种矛盾都是无法消解的。
二、杜甫自身的个性品格与其人生悲剧的相关性
杜甫具有心怀天下的品格和诗人气质，他在读书壮游之后便参加了科举考试，科举不中，便开始了他的旅食京华的生活，历尽十年艰辛。后被唐肃宗任命为左拾遗。
杜甫追求已久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然而此时的现实环境已今非昔比。当时正值安史之乱，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异常残酷，皇族之间、朝臣之间、宦官与朝官之间、藩镇之间，明争暗斗不能停止。这种君不仁、臣不贤的生活环境已经预示了杜甫仕途的艰难性。
杜甫一心想“致君尧舜”，希望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世易时移而未能审时度势，依然我行我素，必然要遭受随之而来的后果。乾元元年（758），房琯以四条罪状被贬外任，杜甫“见时危急”，仗义执言而“违忤圣心”，被肃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虽有醒悟，但为时已晚矣！
三、在社会和自身性格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儒家人生价值取向是杜甫人生悲剧根源
在封建时代，摆在士大夫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儒家的出仕，二是道家的归隐。出仕和归隐是两个层面的不同选择，从出仕到归隐是一个艰难的心路历程。房琯事件，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此次事件，杜甫失望了，朝中无所倚望，又畏惧进一步受到迫害，就干脆含愤拂衣而去，这其实也显示了他性格中清狂的一面。在弃官入秦州途中，杜甫通过对庞德公、陶渊明、贺知章、孟浩然等古今清高狂放之士用舍行藏的反思，似乎看破了贫贱富贵，功名荣辱。他的诗歌《佳人》，就是通过对一个遭遇不幸的绝代佳人的同情，写出了自己弃官后的思想状况；他的《谴兴》诗流露出庄子的齐物思想，《剑门》诗又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相吻合。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和思想状态，充分地体现了老庄哲学。
按照一般的规律，接下来杜甫就该归于自然，在山光水色中怡情养性，于淡薄名利中乐天知命，从此无牵无挂，相忘于江湖了。但是，杜甫始终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仍时时在实践着儒家的用世思想。
儒家思想的中心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爱”与“仁”。杜甫的一生是实践、充实、丰富儒学的一生，他既希望君王能够实行“仁政”，泽福天下黎民苍生，他自己也时刻在实现着“仁”。他的不朽诗篇《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就是一种仁爱之心。杜甫进而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己及人，当他的茅屋在暴风骤雨之中被刮破、雨漏下来不能成眠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除了爱人之外，杜甫又进一步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及到宇宙间的一切生物，杜甫的咏物诗写马写鹰写松鼠，他对这些生物都充满了爱心；杜甫的“致君”理想也并没有随着他的弃官而中止，他时刻在等候着君主的召唤。《凤凰台》中说：“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正是他愿望的真实写照。在杜甫刚到秦州不久，就叹息“山高客未归”，随着“飘零为客久”，其他的诸如“最奈客愁何”﹑“花近高楼伤客心”﹑“艰难作远客”﹑“十载江湖客”，﹑“江汉思归客”等诗句，都反映了他的一种漂泊之感、思乡之情。但杜甫想要回归的故乡在哪里呢？他的实际的故乡由于战乱和缺少管理，早已破败不堪，难以安身了。事实上，杜甫想要回归的故乡就是朝廷，还乡就是归朝。“他的还乡之思，只是还朝之想的借喻性意象，是他追求圣化的一个不愿破碎的梦”。 “身在朝野，心怀社稷”，杜甫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苦楚；生活漂泊，精神无着， 杜甫失去了精神家园。这是他悲剧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儒家实践来看，儒家的言行实际上体现出庄严与崇高的悲剧英雄色彩。杜甫把儒家对生命的认识，在自己的身体力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当为，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用自己的一生和命运抗争并且不怨不悔。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是中国文化君子理想的楷模，他在人格上和行动上都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这也就是杜甫被称为“诗圣”中“圣”的一面；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的诗给人以痛苦，但能在痛苦中受到震撼，在震撼中，让人得到灵魂的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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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作品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方回 杜诗 品评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安徽歙县人。宋元之际的诗人，其著作《瀛奎律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多首并逐一点评。全书收录杜诗共221首，五言154首，七言67首。本文对书中数卷有关杜诗的评论予以评述，结合宋末元初文坛对杜甫的评点，探讨其对丰富发展宋代杜诗学研究的意义。
1 考察杜诗之内容
方回点评杜诗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方回对杜诗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杜甫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生活的变迁。方回评《晚出左掖》云：老杜天宝十四年，乙未年四十四矣，始得河西尉，不赴，改帅府胄曹。十一月而禄山反，公如奉天。明年七月，肃宗即位灵武。公在鄜州奔行在，为贼所得，留长安。或谓亦囚至东都。十月，房琯败于陈寿斜，即至德元年丙申也。明年丁酉夏五月，间道走凤翔，除左拾遗。闰八月诏放至 州省妻子。九月复长安，十月肃宗还京，公亦归班。此二诗皆答岑参诗，并乾元元年戊戌正、二月间诗也。六月移华州司公，去国终不复入。（《瀛奎律髓》卷二）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其忠君爱国之心却从未改变过。方回对杜甫的坎坷境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其“流离颠沛不忘君父”的胸怀充满了敬佩。如评《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诗：老杜平生虽流离多在郊野，而目击兵戈盗贼之变与朝廷郡国不平之事，心常不忘君父，故哀愤之辞不一，不独为一身发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三）
其次，从“诗史”的角度出发，方回认为杜诗记录了时代的盛衰沉浮，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历史风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民族命运与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如评《岁暮》：明皇、妃子之酣淫，林甫、国忠之狡贼，养成渔阳之变。史思明继之，回纥掎之，吐蕃踵之，四方藩镇不臣，盗贼蜂起。老杜卒于大历五年庚戌，自天宝十四年乙未始乱，流离凡十六年。唐中叶衰矣，却只成就得老杜一部诗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九）
仇兆鳌注解此诗：“诗忧乱而作也，上四，岁暮之景，下四，岁暮之情。烟尘鼓角，蒙上用兵，当此流血不已，请缨无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虽寂寞之中，而壮心忽觉警起。可见公济世之念，至老犹存也。”①可以看出，杜甫虽然仕途不顺，但终其一生都在关注民族安危，“济世之念，至老犹存”。
方回在评点《避贤》一诗时，列举了许多表现杜甫忠君爱国、心怀天下的诗句。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民族命运和普通百姓的关怀，也可以看出杜甫是具有悲悯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
2 重视杜诗之技法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学习杜诗的创作，方回针对杜甫律诗的炼字遣词及句法作了详细的研究。
方回十分看重作诗中的锻字炼句的工夫，故“诗眼”一词常见于他的诗作点评中。他评杜诗《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桃花”对“柳叶”，人人能之；惟“红”下着一“入”字，“春”下着一“归”字，乃是两字眼是也，“转添”、“更觉”亦是两句字眼，非苟然也。（《瀛奎律髓》卷十）
“字眼”是诗人用心推敲之处，在诗作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提升诗的意境。通过“诗眼”，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作的韵味意境，体悟到蕴含其中的诗人的意志情感。如同王国维先生所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②方回评杜诗中的“诗眼”亦有此效果。
方回在点评中，常用“圈点法”标注诗中“字眼”，如在批评《登岳阳楼记》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时，圈点出“坼”“浮”为“句眼”。（《瀛奎律髓》卷一）方回又结合律诗的平仄，单设“拗字类”，来深入讨论杜诗锻字炼句的技法。
方回在杜诗的评论中，多次提到了情景句的铺设安排。“变体类”专选律诗中情语、景语安排精妙的诗作来剖析。方回认为，情景交融，“以情穿景”是律诗句法最（下转第174页）（上接第131页）为精妙的境界。
方回评《江汉》：“中四句用‘云天’‘夜月’‘落日’‘秋风’皆景也，以情贯之。‘共远’‘同孤’‘犹壮’‘欲苏’八字绝妙。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亦。”（《瀛奎律髓》卷二十九）赵汸也就杜诗此技说道：“他诗多一景对景，情对情，以情对景者已鲜，若此之虚实一贯，不可分别，效之者尤鲜。”③杜诗情景虚实的铺设浑然一体，方回评价极高，认为其他诗人在这方面没有能超过杜甫的，所谓“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亦。”
3 品评杜诗之格高
“格高”在方回的评语中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在杜诗的点评中。如评批《狂夫》：“信亦！和平之音难道，而喜起、明良之音难值也。然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为此等诗者，非真积力久不能到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三）纵观方回的批评，“格高”是其评诗的重要标准。方回评杜诗之“格高”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格高”体现在杜甫高尚的人格方面。杜甫虽然一生颠沛流离，自己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时，内心依旧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仕途不顺时，依旧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追求。源于这份情怀，杜甫用诗文记录了时代的脉搏，所以诗中深蕴着诗人忠君爱民的儒士情怀与高尚人格。又因其诗技法高妙，所以杜诗意境悠远，诗格高峻。如评《画鹰》：“子美胸中愤世疾邪，又以寓见深意……诗至此神矣！”（《瀛奎律髓》卷二十七）
其次，杜诗之“格高”体现在沉郁顿挫的诗风上。不论在自己的诗作中还是在点评其他诗人的文辞中，方回都明确指出杜诗格高的风格特色。他在《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中说：“诗以格高为第一。……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者：鲁直、无已上配渊明、子美为四也。”④评陈与义《十月》：“简斋诗独是格高，可及子美。”（《瀛奎律髓》卷十三）从方回赞赏黄庭坚和陈与义学杜，可以看出杜诗才格之高。方回还认为杜甫诗作后期与前期相比，格调更硬朗、更悲壮。评《春远》：“大抵老杜集……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瀛奎律髓》卷十）杜诗从早期“富丽”到晚年“高古奇瘦”，是诗人生命沉淀的结果，也是其诗歌技艺、风格日渐纯熟的表现。
4 宋代其他诗人评杜
后世关于杜甫及杜诗的评注不计其数，宋代众多诗人、评论家都点评过杜诗，如，黄庭坚、陈师道、方回、严羽等。
诸论者常将李杜并论。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李白与杜甫并举，认为二人各有优劣：“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宋代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杜诗气象曰：“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