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代表作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杜甫的代表作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杜甫 夔州时期 交游 晚年心迹

杜甫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暮春从云安行船移居至夔州，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出峡东下至江陵府，杜甫的交游高峰期与创作高峰期是高度一致的。夔州时期无可争辩地成为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之一，亦是其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期（第一次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到《同谷七歌》为止）。[1]143

杜甫一生交游广泛，据吴汝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统计，[2]杜甫一生总共交游412人，共有747首赠出诗，占杜诗总数一半左右。夔州时期是杜甫交游的高潮期，据仇兆鳌《杜诗详注》[3]提供证据，其在夔州期间交往的人物至少有103人，约占其一生交游人数的四分之一。移居夔州时杜甫已年届55，距离他去世的年纪59岁（大历五年）相差四年。55岁在现代属于人到中年的阶段，而这个年纪在唐代约略接均寿命，属于晚年。据张国刚教授的研究，得出唐代人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9.3岁。[4]8-49举杜诗为证，杜甫48岁时所作《赠卫八处士》中有一句“访旧半为鬼”，意即亲朋好友平均在这个年纪已多半去世。对于55岁的杜甫而言，此时的心境已完全进入暮年。

一、英雄迟暮而“致君尧舜”之情至老不灭

杜甫“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也”（《进雕赋表》），而且世代“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先祖杜恕、杜预以及祖父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是一种家族文化基因式的影响，他一生也为延续这一传统而努力。这在其旅食京华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成其千秋“杜工部”之名的事件发生在成都严武幕。自严武卒、蜀中乱，杜甫于永泰元年结束了幕僚生活，大历元年春寓居夔州。夔州期间的杜甫，诚如浦起龙之言：“叹老嗟悲之意轻，主忧臣辱之四切。在江湖而忧魏阙，所谓每饭不忘者。”[5]在《送十五弟侍御使蜀》杜甫对这位从弟寄予厚望：“归朝多便道，搏击望秋天。”《别崔因寄薛据孟云卿》写从弟崔将赴湖南幕职，“夙夜听忧主，飞腾急济时”一句渴望其兼济天下，他朝必能飞黄腾达。在《奉送王信州北归》杜甫“处处夹入自己，萦拂生情”，[5]虽望其北归后“九重思谏诤，八极念怀柔”，实则兼抒己怀，欲在迟暮之年匡扶中兴，这一点在杜甫的交游诗中是基本统一的。

二、栖身出处之间――儒家政治理想的幻灭与皈依宗教的尝试

玄宗在位中后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乱象逐渐消磨着杜甫的政治理想。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盛世接近儒家政治理想中的治世，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与儒家政治理想的再次破灭。出于对时局的失望与理想的破灭，杜甫对自己坚持了一生的信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与动摇。从交游角度考察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交游诗中持续透露出的对时局的评价上。如《奉酬学十二丈判官见赠》写“龙蛇尚格斗，洒血暗郊”、《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中的“赤眉犹世乱，青眼只途穷”，还有《郑典设自施州归》“时虽属丧乱”等等。理想的幻灭加上久滞夔州造成了杜甫心灵的苦闷与郁结，心中郁结总需要抒发、排遣，于是杜甫开始了皈依宗教的尝试，主要是道教和佛教。此外，杜甫还与一些隐士如覃山人、惠二等人有交游。从这些与友人交往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夔州期间杜甫与宗教人士进行了较为频繁的接触特别是进行了主动地接触。考其原因，从主观上看，一是由于儒家政治理想的破灭造成了内心的郁结与苦闷；二是由于人到暮年，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宗教思想；三是早年便有与佛教、道教接触的经历。从客观上看，一是由于唐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诗人容易接触到各种宗教的思想；二是友人中本就有宗教人士。但是，对于杜甫而言，皈依宗教至终止限于一种尝试，他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纾解内心苦闷的手段，并不是真正从内心达到对佛教或者道教思想共鸣与体认的高度，杜甫所体认的世界观最终还是儒家的理想，游离出处之间，最终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语）。

三、怀旧情绪的空前放大

杜甫夔州诗几乎浸润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园、故人、故事的怀念感伤之意。这种怀旧的情绪在夔州诗中主要表现为三类：一类是怀古诗，游览名胜古迹、凭吊夔地先贤，如《咏怀古迹五首》、《武侯庙》、《谒先主庙》。第二类是伤悼诗，包括伤己和悼人两种，前者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一生，具有自传性质，如《昔游》、《壮游》；后者回忆、悼念去世的故交旧友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如《八哀诗》、《存殁口号二首》。第三类是具有“史诗”特征的怀旧诗，回忆开元盛世等社会历史画面，如《往在》、《秋兴八首》。从交游角度考察夔州时期杜甫怀旧情绪的空前放大，主要关注的是伤悼诗。杜甫在夔州之所以创作了大量的伤悼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从客观上看，到夔州时杜甫已经55岁，已经接近了唐朝人的平均年龄59.3岁，这时很多故交旧友都已经去世，如挚友郑虔于广德二年逝于台州司户参军任上，杜甫夔州诗中有三首是伤悼郑虔的，包括《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存殁口号二首（其二）》与《九日五首（其二）》。此外部分故交与杜甫是忘年交，年纪都比他大，《壮游》中“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之句可证。再来看主观原因，人到暮年之时，阅历愈加深厚，世事人事也逐渐洞明，一个人的一生进入了总结自我的阶段，通过回忆、怀旧的形式来回观自己的一生，夔州时期正是杜甫自我总结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如《昔游》、《壮游》等具有自传性质的怀旧诗。此外，从心理学角度看，怀旧情绪促使人们去寻找心理掩体，上文提到，由于杜甫政治理想的破灭和英雄迟暮之感的增强，使其时常感受到心灵的苦闷与压抑，与尝试接触宗教一样，杜甫通过怀旧这个方法来排遣内心之郁结。

四、乡关之思与故园情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弃官，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其一）》）的羁旅生活。他先后客居秦州、成都、梓州、阆州、云安等地，在大历元年春寓居夔州，一年零九个多月后出峡东游，又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衡州等地，最后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殁于潭岳途中。在这个本该尽享天伦的年纪，杜甫却至死都处于羁旅漂泊之中，始终没能回归故园终其天年，其晚景之凄凉令人扼腕。杜甫流寓夔州期间，流露乡关之思的诗作不胜其数，其中《秋兴八首（其六）》中“孤舟一系故园心”一句深情缱绻道出了杜甫暮年的乡关之思与故园情结，亦可总括杜甫暮年这一心迹。从交游角度看，几乎所有交游诗中都不同程度地融入诗人的这一感受，或直抒，或曲笔，或伤羁旅，或叹衰年，或怀亲友，或忆往昔，之中共同传达的都是杜甫胸中一片赤诚的“故园之心”，那种渴望回归故乡与亲友团聚、并过上安定生活的巨大情怀已经无法遏制与收敛，尽情释放在字里行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写清明将至而自己不能回洛阳老家扫墓祭祖，又叹体衰多病，为此耿耿于怀；《又示两儿》自恨归乡无望，兼怀远在长葛、江州的弟妹；《元日示宗武》“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一句抒发了常年客居之愁绪；《寄韦有夏郎中》感叹自己百病缠身，而峡中药物匮乏，遂偶思归北方之意。在寄赠于舍弟杜观的多首诗作中更将这一情绪表露无遗，《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诗末道“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说明杜甫有重返皇都之意，浦起龙曰：“大旨谓身将就南，心终恋北也。”[5]

五、“情圣”杜甫的人文关怀

梁启超1922 为诗学研究会作了《情圣杜甫》的演讲，他将杜甫奉为“情圣”。杜甫是个高情商之人，其“情圣”的雅称亦可以从其夔州交游中管窥蠡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与朋友交而诚。杜甫一生知交众多的原因大抵在此。对于新知，杜甫坦诚相交，不假情矫饰，如孟氏兄弟和杜甫既是邻居也是忘年交，《九月一日过梦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写杜甫拄杖相访孟氏兄弟，《孟仓曹布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写孟氏兄弟携酒酱送予杜甫，可见邻里关系十分和谐。对于故交，杜甫任真直率，不忘旧情，他曾经写“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在羁旅期间他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朋友的接济和帮扶，如严武、高适，夔州诗中各有两首诗追思二人。第二，与亲人交而真。这一点在夔州时期更加明显。夔州诗中，可以统计出杜甫的亲属（包括远亲）的至少有23人。这一时期杜甫与亲戚交往的增多，体现了杜甫暮年渴望早归故园，过上与亲人共享天伦的安定生活的愿望。杜甫看重手足之情，夔州期间他有六首诗提到杜观，提及杜丰和杜颍的各一首，此外还有两首诗提到从弟杜位，多首诗提到崔十六评事等其他族弟。第三，与底层人民交关系和谐。杜甫在夔州期间也与一些下层人民接触，如《信行远修水筒》写仆人形信行冒着酷热远修引泉水筒，杜甫体恤其辛劳干练，“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主仆融洽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于大历三年正月出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如转蓬一般，随时代、历史之风辗转漂泊于湖北、湖南一带，较夔州时期而言，杜甫在出峡之后的交游有所回落。大历五年，杜甫病逝于潭岳途中，结束了自己传奇般的一生。

参考文献

[1] 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 吴汝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 （唐）杜甫.杜诗详注[M].（清）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张国刚.中国家庭史・第二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杜甫的代表作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 杜甫 思想政治教育 文学功用

一、引言

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国人民的劳动艺术结晶，其中凝聚了诗人很多的思想情感和品德操行，生活阅历和时代背景也都蕴含在其中，对当今的大学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在思想政治课堂上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和思想觉悟的提升。当代大学生现在普遍忽视了文学课程的学习，造成了文学素养整体上偏低的现状，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贯穿了大学生的整个大学生涯，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担负着大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涵养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带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让学生从中领悟更多的东西，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杜甫是唐朝的一位大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歌，诗歌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诗人自强不息、忧国忧民的主题。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上对杜甫一系列诗歌的解读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树立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杜甫诗歌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

在中国一千二百多年前，有一位从朱门外，叛军营，栈道旁，茅屋中提起笔的人，从一个从广阔视角来通过诗歌反应社会战乱现实和人们的流离失所，“国破山河在”的悲伤，记录了当时饱受战乱之苦的劳动人们的悲惨经历，抒发了诗人的忧伤和气愤，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的历史面貌。他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杜甫。

从文学文献资料统计来看，杜甫的诗歌现存有一千四百多首，诗歌都是围绕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诗人个人的人生遭遇而进行创作的。在这些众多的诗歌里面，有些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有的表现了诗人对生活在水深火热战乱中的劳动人民的同情，有的则是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有的则是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眷恋之情。这些诗歌无不都深刻地体现了杜甫的爱国之情和爱国之心，爱国思想成了杜甫诗歌的主题。

杜甫的一生比较坎坷，屡试不第，献赋未成，所以仕途梦想也就此破灭，也让他对国家的统治忧心忡忡。生活艰难所迫让杜甫开始正视自己生活的现实，终于吟唱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在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城沦陷，杜甫被叛军所俘，押至长安，亲眼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写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出自杜甫的《春望》）这样感人至深的诗句。

杜甫的诗歌之中包含了这么多的爱国主义主题，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诗歌载体，对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进行解读，让学生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国学文化素养，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三、杜甫诗词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学功用解读

（一）培养学生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和歌颂之情

在杜甫的大部分诗歌里面，都对祖国的大好河山进行了赞美和歌颂，诗歌的高度概括性，内容的广阔性和深刻性，真挚性都达到了一个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成为了后代诗歌创作的楷模。

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对祖国大好河山，名川名山描写的诗篇，杜甫从二十岁起，先是在南方游走了吴越等地，之后又在北方游历了齐赵，过了“裘马清狂”的生活，亲自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的杜甫寄寓京华，晚年漂泊各地，只要是足迹可以到达的地方都有他的诗作问世。高耸的岱峰，险峻的剑门，秀丽的锦江，奇骏的山峡都出现在了杜甫的诗歌里面。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赞颂不同于其他的诗人，在对祖国大好河山进行赞颂的时候总是会结合现实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对于祖国命运的深刻关怀之情。在杜甫的诗歌《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悲壮的景色描写，表达了诗人背井离乡，一直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年老多病，同时国事不宁，重新回到故乡也遥遥无期的忧伤之情。另外在诗歌《春望》中有这样的一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感人至深的名篇，如果没有心中那颗对于祖国的炽热的心，又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杜甫在诗歌中通过自己的亲身游历描写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通过这些诗歌，培养学生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要经常走出课堂之外，亲自去领略祖国河山的壮丽和奇秀，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对于祖国河山的眷恋之情。

（二）培养学生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心

杜甫一生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直生活在社会中的劳动人民阶层，一直饱受着贫穷和颠簸流离之苦，所以用一种忧郁的目光目睹了唐王朝统治者的奢华无度和劳苦人民悲惨生活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让劳动人民是九死一生，忍受着妻离子散的痛苦。

在杜甫前期创作的诗歌里面，很多是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进行批评，表达了自己对于百姓疾苦同情的名篇。比如诗歌《丽人行》：“黄门飞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描写的是杨氏姐妹显赫的地位和繁华的宴饮；诗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表达了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无限关怀之情，也是对那个年代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在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曾经沦为胡虏，辗转到了祖国各地，亲自目睹了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所以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诗歌也都成为了经典，构成了杜甫诗歌的灵魂主题。在杜甫经过石壕村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征兵给人民带来的远赴边疆、家破人亡的惨状；刚刚新婚不到一日的夫妇竟然成为了永别的惨状，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将士们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悲壮情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对渴望回到自己家乡的深刻思念之情。杜甫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如此真实地写“民”的诗人，让我们读起来有着一种患难与共的真实感，同样的遭遇也让杜甫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刻的同情。

教师通过对杜甫此类诗歌的归类和解读，可以让学生明白劳动人民群众的伟大和生活的艰辛，帮助学生树立起一种永远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思想观念，时刻想着劳动人民的疾苦，从心里树立起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

（三）培养学生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了自己强烈的民族意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战争和侵略。在自己的诗歌里面，杜甫反对唐王朝对吐蕃和南诏等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和侵略，同时也反对少数民族首领对中原地区的侵略和骚扰。杜甫在诗歌中当时表现出来的这种睦邻友好和民族团结的态度，符合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在杜甫后期的诗歌作品创作中，主要多是写安史之乱的，在诗歌中杜甫同样表达了自己维护民族团结和反对外来入侵的民族精神。在诗歌《塞芦子》中，杜甫反对军阀割据混战而提出了正确的军事策略。在诗歌《述怀》中，杜甫表达了想要通过拾遗这个谏官，帮助唐王朝评定叛乱，恢复祖国河山大一统的雄心壮志。“汉运初中兴”则是代指了唐王朝，表达了自己希望唐王朝可以再次恢复以前的模样，从而表达了自己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诗歌《北征》中，诗人杜甫还是时刻缅怀军家大事，终结以复兴希望。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军政大计的谋划，战乱中人民的苦难疾苦以及诗人本身的遭遇都真实、鲜明地反映出来了。

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有着这样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主题和人文之一精神，是因为作者生活在那动荡的社会中，生活面广，接触到了更多的下层劳动人民，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在诗歌中进行了最真切的表达。除此之外，在《诗经》和《汉乐府》中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及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等的情怀都对杜甫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杜甫继承前人的一切形式又有所发展。各种诗集杜甫都能纯熟运用。杜甫的五言古诗善于描写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和个人的漂泊。他的七言古诗长于抒写情怀，申述政见；他的五律和七律感情深厚，格调精深，在唐代很少人比得上；他的绝句数量不多，质量上乘，堪与唐代绝句名家媲美。

教师通过对杜甫此类诗歌的分析和解读，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古代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责任心，从而也鞭策自己要努力学习，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提高思想觉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涵养。

三、结语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在他自己一生所创作的一系列的诗歌中都时刻透着他那颗对于祖国炙热的心，诗歌中同时也反映出他那忧国忧民的思想，诗歌的内涵就更加丰富了，品读杜甫的诗歌，总是会被那沉郁顿挫的诗风深深地感染着，被作品中根植于现实的高度爱国主义和深厚洋溢的人道主义深深震撼。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改革课堂教学手段，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新解读，帮助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和人文素质涵养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鲁金波 治国诗词殷鉴[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2]徐中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李青云 唐宋诗词人文精神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3

杜甫的代表作范文第4篇

我想伟大诗人杜甫当初肯定没有想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会火到这种程度，会这么“忙”，时而扛着大炮机枪，时而脚踏摩托，时而客串漫画人物，在各种场景中穿越往复，大有“明星范”。如果说，年轻人这么热衷于崇拜杜甫是因为杜甫的诗歌，是因为发掘杜甫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内涵，我们定然欣喜有加。

可现在，不仅“杜甫”已经伤不起，我们更要伤不起！本质上，这是一种文化畸形意识蔓延造成的文化“变态”。

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源于一些无聊青年的恶搞，在新版语文教学课本中，杜甫的《登高》配了一副诗人仰视感怀的图，原本是想让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能更好体会诗人当时的胸怀和感受。然而，就是这副单纯配图却被一些恶作剧惯了的“孩子”当成了创作材料，于是各种天方夜谭，各种奇思妙想，各种“穿越”，在杜甫老人家身上一再上演了。

杜甫作为我们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巨匠，也是世界历史文化中的星宿，这是我们民族与国家的骄傲。但是，杜甫今天被追捧不是因为其诗歌文学造诣，也不是因为其作为爱国爱民诗人的操守，更不是为了传承其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他被我们当下一些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挖掘出来，成了一种宣泄与恶搞的工具。杜甫“很忙”是一种扭曲的文化畸形病变，一再发酵后居然引发了更多人的肆虐狂欢。甚至已经把恶搞的激情蔓延到李白身上。

杜甫“很忙”已经引爆了网络，各种版本的杜甫让这些孩子们在自嘲与自虐中狂欢，这种狂欢肆虐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应了物欲横流之下一些年轻人的亚健康心态。玩世不恭、轻浮浅薄背后是心理上的叛逆造作，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却沉醉在自我戏谑中，为了博取眼球不惜扭曲人格，进而一步步走向道德底线。另外，我们要注意到当前类似于“穿越文化”这样缺少积淀与内涵的畸形文化形态，正在对年轻人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伤害。亚健康的文化品质，掺和着全民娱乐的恶俗，不仅杜甫受伤，伤害更大的是我们承载希望的年轻人。

杜甫的代表作范文第5篇

杜甫草堂导游词1

各位团友：大家好，杜甫在《客至》一诗中写道到花径未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今天我借用这个诗句欢迎大家游览成都杜甫草堂。我们沿着中轴线参观，游览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游览时请大家紧跟团队，注意安全。

成都杜甫草堂，是在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遗址上建立起来的纪念性建筑，蜚声全球的著名文学胜地。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草堂，是经元、明、清各时期的修葺和扩建，特别是明弘治13年和清嘉庆16年两次大规模的扩建形成的规模和格局。各位团友，刚才我们参观了大廨、诗史堂。

现在我们来到草堂最后一重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工部祠。大家请看，工部祠东边的这栋建筑叫做水竹居，取自杜甫诗句懒性从来水竹居。西边的这栋建筑叫做恰受航轩，取自杜甫诗句野航恰受两三人。这两栋建筑与工部祠形成一品字形的小院，突出了工部祠作为祭祀享殿的主体地位。

工部祠是供奉杜甫的祠宇，因杜甫曾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工部祠因此得名。工部祠是清嘉庆16年时重建的，虽经后世多次修葺，但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请大家看工部祠外的这幅对联，上联是：锦水春风公占却;下联是：草堂人日我归来。

人日是指正月初七，这幅对联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正月初七的一段轶事。杜甫流寓成都时，好友高适正在蜀州就是今天成都的崇州市作刺史，杜甫生活上常得到高适的帮助。唐肃宗上元2年也就是761年人日这天，高适赋诗《人日寄杜二拾遗》赠给杜甫，表达了对杜甫的思念和牵挂。五年后高适病死与长安。

十年过去了，到了唐代宗大历五年就是770年正月二十一这天，正漂泊在湖南湘江上的杜甫查找旧诗文，无意中在书箱里发现了高适的这首诗。此时，杜甫的老友故旧大都已不在人世，杜甫自己已老病交加。看见故友的赠诗，不禁伤感十分，只有借诗文表答对古人的思念，于是写下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全诗感情真切，泪洒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对联作者何绍基，时任四川学政，以书法名于当时，其诗作在咸丰、同治年间被誉为学坡能得其精髓之第一人，他熟知杜甫与高适人日唱和的故事。清咸丰4年也就是1854年，何绍基在南充主持完科举考试后，在返成都的途中拟成此联。到正月初七人日这天，何绍基在草堂题就对联。

上联指杜甫独享锦水春光，将浣花溪的秀丽风光变成了优美的诗篇。下联借用杜甫高适人日唱和的故事，表达了对前贤的景仰。

请大家注意，对联中何绍基以我与公相对，并使用了归来二字。显然，何绍基含蓄地表达了自命是杜甫继承者的深意。

这幅对联挂出后，文人墨客竞相效仿，每年人日这天都来到草堂，挥毫吟诗，凭吊杜甫。人日游草堂就逐渐成为了成都的风俗。

现在我们进入工部祠参观，大家请看，中间的这尊塑像就是杜甫。左边的是南宋诗人陆游，右边的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工部祠里为什么会有陆游与黄庭坚的塑像呢?清嘉庆年间，草堂重修完工后，乾隆时的拔贡杨方灿建议塑陆游像配祀杜甫，主要理由是陆游与杜甫忠君爱民心迹相同。到了清光绪年间培修草堂时，又以心迹相同的原则，为黄庭坚塑像。陆游、黄庭坚二人在诗歌创作上都十分推崇杜甫，同时三人都曾流寓成都，去蜀后都不曾忘记蜀地。由于三位古代贤哲共祀一堂，所以，工部祠又叫三贤堂。

好，工部祠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各位团友可以在少陵草堂碑亭前照相留念，随后我们去参观按照杜甫诗意恢复的茅屋景区。

我的景点讲解完了，谢谢!

杜甫草堂导游词2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今天带大家游览的是杜甫草堂，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西郊的浣花溪畔，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正门。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小溪，这就是浣花溪。浣花溪属岷江水系，由温江西来，经苏坡桥至成都。正门正中有一匾额，上书草堂二字，是清代康熙第十七子，雍正皇帝之弟果亲王允礼的手笔。

大廨是草堂中轴线上的第二重建筑。廨是官署，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由于杜甫曾做过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出于尊崇，将这重建筑作了如此命名。

穿过大廨，我们便来到了草堂的主厅诗史堂。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的人群中，使他真实而深刻地接触和认识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他忧国忧时，挥毫赋诗，直书情怀。留传至今的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诗歌，思想与艺术造诣极高，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作也反映了唐朝转折时期的社会动荡，民间疾苦，读其诗，如同读一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他的诗被后世誉为诗史。他是我国诗坛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也被尊为诗圣。

出诗史堂，我们看见一条小溪穿插在建筑群之间，上面有一座小石桥勾连交通。小桥左侧竹丛中，有水槛横跨溪上;过小桥，柴门迎面而开。水槛与柴门都是当年杜甫的草堂曾经有过的建筑，杜诗中有新添水槛供垂钓、柴门不正逐江开的描述。所谓水槛，就是搭在水亭上的木栏，柴门也不过是茅屋的篱笆门，可以说都是很简朴的，远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现在的水槛与柴门，是后人重修草堂、扩大庭园时所造的象征性建筑，但我们仍可以睹物思人，想象出当年诗人在这里迎送客人或凭栏垂钓的情景。

柴门楹柱上悬挂着明人何宇度撰写、今人陈云诰补书的一副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对联构思非常巧妙。上联万丈光芒，出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信有文章惊海内与下联犹劳车马驻江干，则出自杜甫《宾至》诗中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两句。杜甫诗的意思是:我哪有什么名篇佳作震动天下呢?既然如此也就空劳宾客乘着车马到江边来相访了!这本是诗人的自谦之语，但何宇度将两句诗各改动了一个字:把岂改为信(信，确实、果然之意)，漫(漫，徒自、枉自之意)改为犹(犹，还、仍之意)，整个对联的意思就变成了赞誉之辞:您先生的大作确实称得上光芒万丈，可以震动海内，因此千年之后人们仍然怀着景仰倾慕的心情，乘车骑马来到浣花溪畔，瞻仰您的草堂故址。

过柴门，就是纪念建筑的最后一个庭院。只见三幢建筑呈品字排列，工部祠居中，前边两侧西为恰受航轩，取自杜诗野航恰受两三人东为水竹居，也取自杜诗懒性从来水竹居。这令人怀想到诗人在此居住时的那种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工部祠是供奉杜甫塑像的飨殿，因杜甫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人称杜工部，所以如此命名。祠前有清代学者、书法家何绍基撰写的著名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从这副对联，可以引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杜甫同时代有一位叫高适的诗人，高、杜二人年轻时曾一起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登临抒怀，饮酒赋诗，畅论国事，结为诗友。杜甫避乱入蜀时，高适正巧也在成都附近作官，在经济上给了杜甫不少资助。二人常互寄诗歌，传递友情。

工部祠内正中为清代建塑的杜甫泥像，东西两侧，分别是清代所塑的北宋诗人黄庭坚和南宋诗人陆游。为什么要塑黄、陆像来配杜甫像呢?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黄庭坚、陆游与杜甫心迹相同(志向相同)，二人都是后世学杜并获得极高成就的诗人;第二、黄、陆与杜甫一样，都不是蜀人但都曾经寓居蜀地，写下不少吟咏蜀中风物的诗篇，而且又去蜀而不忘蜀，故深得蜀地百姓的敬重;第三，殿内若只塑杜甫一人，异乡作客，未免过于孤单，如果三人一堂，则既能共论诗艺，免除冷清，又可同受祭礼，以盛香火。这真是一个十分周到的安排!祠内清人的一副对联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对联意思是:当年在郊野溪畔筑茅屋而居的杜公是千古不朽的;与他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黄、陆继承了他的衣钵，升堂而入室，成就显赫，堪称宋代的两位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