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结局
红楼梦结局范文第1篇
【摘 要】 文章对比分析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与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同为世界婚恋小说名著，但两本书描写爱情故事的结局却悲喜截然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社会背景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基本根源;不同的婚姻制度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必然结果;作者不同的生活背景是两个故事形成悲喜不同结局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 《红楼梦》;《傲慢与偏见》;婚恋;原因
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都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世界著名小说。作者通过对各自所处社会背景下不同类型婚姻关系、婚恋过程和最终形成悲喜截然不同的婚恋结果的描写，深刻揭露了中国封建制度末期和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婚姻制度的实质所起的重大社会影响。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正两个故事的不同结局形成的原因作如下分析。
一、不同的社会背景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基本根源
曹雪芹（1715-1763）和《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 （1775-1817）所处时代几乎相同（曹雪芹去世时奥斯丁年仅11岁），但两人生活成长的社会背景却大相径庭。曹雪芹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康乾盛世”，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稳定，边疆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增强，人口大量增加。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多年尽管他们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同时却坚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实行文化专制，以严厉的文字狱为代表的思想禁锢严重摧残婚姻自由、妇女的人权等新思想。这种被落后、愚昧、黑暗笼罩的社会背景，成为《红楼梦》故事中的婚姻悲剧的发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奥斯丁所处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时，英国的封建主义制度被摧毁后，资本主义思想蓬勃发展，英国人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欲横流，金钱第一，物质享受至上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目标。民主、自由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盛行，女性意识普遍觉醒，这种社会背景为伊丽莎白等新女性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
二、不同的婚姻制度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必然结果
中国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社会在沿袭儒家倡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一妻多妾、贞节等等鄙视、迫害妇女的戒律的同时，以夫权制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制度更加严酷。《红楼梦》出现时的所谓康乾盛世，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沿袭两千年的婚姻制度变本加厉地趋于恶化，“把人不当人，尤其是把女人不当人”，婚恋民主、自由在那时纯属“天方夜谭”。
1、对封建礼教的敬畏之心使婚恋自主的愿望成为梦幻
在礼制森严的封建制度背景下，《红楼梦》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从小时候就朝夕相处，由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怜。同在一个小小世界的大观园里一起生活起居，为他们往来、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但这个小小的世界毕竟不能摆脱当时社会制度重重枷锁的禁锢，只容许宝玉和黛玉、宝钗一群女孩儿亲密地一起生活，而不容许他们有任何跨越封建礼教的言行。在这样的气氛里，他们的情感深深地埋在心里，偶尔只是隐隐约约有所流露，恋情的传递沟通始终处于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常常连自己都不敢承认，彼此只好慢慢领会，心中却时时总觉忐忑不安。故事的主人公宝玉和黛玉虽然两人心中有“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迫切愿望，却彼此谁都不敢坦率地表达。当宝玉在潇湘馆的窗外听见黛玉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句轻细的叹声问黛玉“为甚么”时，“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却说“我没说甚么”。接着宝玉说了“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后，黛玉却登时撂下脸来”，哭着责备宝玉“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拿我取笑儿”。宝玉让晴雯给黛玉送“两条旧绢子”，晴雯不明是什么意思时，宝玉说“你放心，他自然知道”。黛玉收到“两条旧绢子”“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到我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这一番精心、细致的描述将封建婚姻制度下一对倾心相爱的恋人对封建礼教的敬畏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宝黛都出身于封建贵族世家，有着真挚的爱情却既没有直接表达爱情的胆量，更没有摆脱封建礼制牢笼的能力，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一场悲剧。
2、父母对儿女婚姻的绝对主导权是导致婚姻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
林黛玉虽也出生于封建世家，且身为贾母的外孙女又是和薛宝钗一样美丽、聪慧、善良的少女，却因不符合贾府长辈们为宝玉择婚的条件而被剥夺了与宝玉结为良缘的权利。贾宝玉也许觉察到与自己心心相印、倾心相爱的林黛玉“无缘”数时，在丢失“命根子”而“疯癫”的情况下和自己有爱而无情的薛宝钗成婚，就是在王夫人与其妹薛姨妈的串通、贾母的赞同下，由宝玉的父亲贾政决定的，酿成了黛玉丧命、宝玉出家、宝钗独守空房的悲剧。迎春“误嫁中山狼”是其父贾赦为了钱财而一手撮合成的，最终在丈夫的残酷折磨下悲愤而死。探春屈从于其父贾政的决定满怀忧虑地远嫁出门。
3、妻妾制度是女儿们婚姻的陷阱
此制度是皇帝、官僚、贵族等有权有势者的特权。贾元春被贾府送进皇宫虽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归省”荣国府见到贾母等时却“满面垂泪”、“只管呜咽对泣”，说“当日既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娘儿们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由此可见元春作了后妃后虽然为贾府带来了“荣耀”，却并未获得皇帝的宠爱，对长期的寂寞不堪忍受，终于“忽得暴病”而死。
妻妾制度为花天酒地的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摧残妇女提供了制度保障。鸳鸯为了逃脱贾赦的魔掌，果断表示“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贾赦的威逼是鸳鸯碰壁而死的直接原因。尤二姐先遭贾珍的玩弄，后又被贾琏背着王熙凤偷娶做妾，终于陷入阴险恶毒的王熙凤“借剑杀人”的陷阱而“吞生金自逝”。
4、戒律是对女人特设的一把杀手锏
尤三姐倾心相爱柳湘莲，柳湘莲得知后通过贾琏把一对祖传的宝剑送给尤三姐作为定情物。但当听宝玉说尤氏姐妹是“……真真一对尤物”后，柳湘莲立即说“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怀疑尤三姐不贞。在柳湘莲悔婚向尤三姐索要定情物宝剑时，尤三姐“回肘只往项上一横”自刎而死，柳湘莲也因误会尤三姐的贞洁和纯真爱情而悲愤的情况下决然“遁入空门”。
《红楼梦》以宝黛婚恋故事为中心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深刻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迫害闺阁中女儿们的种种罪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腐朽，展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红楼梦》爱情故事悲剧是封建婚姻制度导致必然结果。
《傲慢与偏见》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为背景，紧扣婚姻问题与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通过鲜活生动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傲慢与偏见》所描述的婚恋故事中不存在中国康乾盛世时严酷的封建礼教和婚恋戒律，而且民主、自由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盛行，女性意识普遍觉醒，婚姻有了自，但英国当时的财产继承法关于家庭财产只能传给男嗣继承人的规定却仍是对女性的鄙视。其它方面虽然还保留了一些诸如谈婚时男女第一次会面一般由父母搭桥牵线，成婚时女方的嫁妆、婚礼仪式等“规矩”仍然必须遵照传统方式等，当事人通常也都乐于接受。在这一背景下，没有儿子的父母们为了让女儿们未来能过上好日子，就千方百计地设法为女儿寻找一个有钱的丈夫。有十万镑财产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一个庄园，班纳特太太就像周围所有家庭仅有女儿的太太一样，都希望“每年有四五千英镑的收入”的彬格莱能够成为自己女儿的丈夫，就此拉开了《傲慢与偏见》这个故事的序幕。全书不仅精心描述了主人公伊丽莎白和达西几经周折消除了傲慢和偏见终结连理的故事，而且围绕这个故事的展开，成功地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绅士淑女不同的婚恋观念。首先是主人公伊丽莎白和达西通过频繁接触、交流后终于消除了两人之间的隔阂，伊丽莎白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达西也收敛了自己的傲慢。两人的关系从此出现转折，终于结成良缘。另一种是气质、性格相同的吉英和彬格莱以心心相印的爱情为基础，水到渠成，一帆风顺的结合。第三种是夏洛特和科林斯以满足各自的需要为基础的实用主义的结合：前者结婚是出于不给家庭增加负担，为自己谋取未来生活保障，后者则仅为有“一个妻子”而结婚。第四种是以心性放浪的莉迪亚和以爱情为的威克姆以盲目追求享乐而结合的婚姻。《傲慢与偏见》描写的四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基本上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内部进行的。四对青年男女结成婚姻的缘由虽然不同，却都以皆大欢喜而告终。
三、作者不同的生活背景是两个故事形成悲喜不同结局的重要根源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出生在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其曾祖父曹玺的父亲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运盐使司盐。从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雍正初年，在清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下，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家产被抄没后，全家迁居北京，从此一蹶不振。曹雪芹就是在这样一个由声名显赫的封建贵族家庭衰败为食不果腹的破落户家庭中长大的。家庭的步步衰败使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一贫如洗的艰难日子。曹雪芹着笔写《红楼梦》时已年近“不惑”，这时他已饱经苦难，尝尽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满腔愤悲，满腹血泪。他就是《红楼梦》故事主人公贾宝玉的雏形。贾宝玉因亲姊妹元春、探春，伯叔姐妹迎春、惜春，亲戚姐妹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陆续成为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既悲愤不已又无可奈何。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就清楚地表明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使闺阁昭传”，要使天下后世知道“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他为实现这个目的，“历时十年，增删五次”，费尽心血终了心愿。《红楼梦》精心勾画的一幅康乾盛世摧残妇女的血泪图，深刻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揭示出这个腐朽社会已走向末日。
简・奥斯丁（1775～1817）出生在英国南部一个乡村有文化教养的中产阶级牧师家庭，女，未进过正规学校，在家里由父母指导学习，终身未婚，四十二岁时与世长辞。简・奥斯丁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史蒂文顿的教区长。这时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涌起已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简・奥斯丁从小交往的虽然都是一些乡绅贵族的绅士淑女，生活圈子十分狭小，但由于她有知识、有见地，“最关注的是妇女的命运”，能够以“她特有的敏锐洞察力观察着她所处的社会和她身边的人与事，研究各种人的性格及其变化”。在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下，简・奥斯丁对所看到的各种婚姻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她从二十岁起先后发表《理智与感情》、《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和《傲慢与偏见》等六部小说。她的小说都是围绕着乡绅贵族绅士淑女恋爱求婚中错综复杂的情节而展开的。通过这些情节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特别是婚姻的道德观。她批判了当时大多数联姻的方式，同时通过她的故事告诉读者“理想的婚姻”是可能的。《傲慢与偏见》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在赞扬聪明理智婚姻的同时，嘲讽了社会上一些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自信等可笑的人们的弱点。
综上所述，《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故事截然不同的悲喜结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巨大差异。正如古人所言“橘在淮南则为橘，橘在淮北则为枳……所以者何？水土异也”。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舒芜《红楼梦》前言.岳麓山出版社，2012.
[2]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本序》，上海世纪译文出版社，2006.8.
红楼梦结局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俞平伯；吴世昌；《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31-03
本文从自己的收藏之中，选取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分别就《俞平伯论》、《红楼梦探源》出版事宜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的两封信，并且简要地作了一些评介，希望能够对研究20世纪的红学史有所帮助。
一、俞平伯关于《俞平伯论》的一封信
俞平伯于1985年6月27日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邓韶玉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韶玉同志：前付一书，寄你府上，后未见复，不知收到否？我的说《红》旧稿编辑如何？希将目录见赐。未知何时能付印？均希示知。以京中社科院文学所将于明年一月开一有关我的纪念会，如能早日编刊，于两方面亦皆有益也，匆布不尽，即候
撰祺
俞平伯
八五.六.二七
在通信地址面上除了收信人寄信人姓名地址之外，俞平伯还加了一句：“邦叟主人前致意不另平”。
俞平伯（1900—1990）是中国一位大师级的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与胡适并列为“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俞平伯在新红学研究中的代表作，是他在1922年2月至7月之间写成的《辨》一书。在新红学研究领域中，他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使得自传说具体化与形象化了。在50年代初，俞平伯又将《红楼梦辨》修订成《研究》出版。谁知到了1954年，他突然因此而遭到莫名其妙的横祸，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的斗争对象，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一直到了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当时的院长胡绳在致词中才正式表示，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大约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计划推出新红学代表性人物的论红著述全集。到了1988年，《胡适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等书陆续出版，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中，《俞平伯论》分为上下两册，收集了俞平伯从1921年的《与顾颉刚讨论的通信》到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为止60余年之间撰写的红学研究论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研究《红楼梦》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红楼梦》的研究当中，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并擅长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甚至家史来研读，俞平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认为，在所有知名的新红学家当中，只有俞平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而不是历史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果，最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俞平伯甚至出现与胡适学说分道扬镳的若干迹象。他在1978—1979年之间撰写晚年代表作《乐知儿语说红楼》时，研究《红楼梦》的思路、观点及其方法，都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而且全新的学术观点，即“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1]。到了1985年，俞平伯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2]。当然，由此不可避免将会引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自己否定自己60余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成果。所以，俞平伯的晚年是相当痛苦的，十分矛盾的，犹豫不决的。他致邓韶玉的这封信，恰恰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复杂心态。俞平伯一方面已经在认真地反思新红学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他也还是很珍惜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他欣然同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论红全集，而且还十分关注编辑的进展情况，特别希望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之前印出（尽管最后未能如愿以偿），都充分说明了他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多的争议，俞平伯并没有把《乐知儿语说红楼》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俞平伯论》之中，而是把它作为遗作交给他的外孙韦柰保存。
然而，俞平伯毕竟是一位十分诚实、正直、善良并且杰出的大学者，个人的荣辱远远比不上探究真相更加重要，所以他不断地思考着、追求着。据韦柰回忆，到了1990年6月中旬以后，在俞平伯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评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他在若有所思之中，突然之间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感到可能发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最后俞平伯终于拿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3]。
俞平伯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新红学研究的生死存亡。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阳健、曲沐、克非、吴国柱、陈林等一批学者，沿着俞平伯已有的思路，针对《红楼梦》的脂批本，提出了全面系统而且十分有力的质疑，掀起了一场20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大讨论。特别是欧阳健在他集大成之作《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里，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论证，似乎是令人震惊地揭穿了脂砚斋作伪的本质，从而说明只有程甲本《红楼梦》才是真本才是正本。而中国红学界的主流派，对于这批学者的惊人观点，要么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要么乱骂乱批一通。到目前为止，反对者一直缺少正面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特别缺少有针对性的有充分根据的一条一条地反驳有关的质疑的理论。由于事关重大，为了中国的《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希望这场大讨论能够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通过互相之间的有力辩驳，最终讨论出一个让绝大多数红学爱好者接受的结果。
二、吴世昌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一封信
吴世昌于1962年3月24日从英国给中华书局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三月五日来示今早收到，至谢。
承询拙著“红楼梦探原”，自去年起已着手写中文本，在暑期前写完前二卷。但在暑假中收到自香港友人寄来的胡适旧藏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的‘甲戌本’）的影印本，其中脂评与俞平伯先生所编印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略有出入。我从前写英文本时完全根据俞氏“辑评”，在‘脚注’中页数也指“辑评”，因此中文本须据影印本加以修改。同时，对于胡适在影印本序言中若干荒谬论点，尤其关于该抄本的底本年代方面，需要驳斥。因此进行较缓。此外，自英文本刊布后，有国际间许多对此书有兴趣的学者来信讨论，及各国期刊的书评，有些意见很好，有些是错误的。在中文本中也要考虑，以免引起疑问或误解。
承告国内各方面向贵局询问此书，使我感到愧惭，未能及早赶出。也使我十分感激同志们对此书的关心，鞭策我加紧努力。我现在准备暑假中全家回国，希望在最近两个月内努力赶写，以便回国前寄上。
此致
敬礼
吴世昌上三月廿四日，1962
请注意我的新地址：
17 BARDWELL COVRT， Oxford， England
吴世昌（1908—1986）是中国一位以词学和红学研究知名的学者。1947年吴世昌远赴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1962年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吴世昌在牛津大学出版了英文著作《红楼梦探源》。一共五卷二十章，391页，历时三年写成。内容分为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续书探源五个部分，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要特色。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受关注。特别是吴世昌在1961年12月写成的《我怎样写》一文，在《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上发表以后，中国的红学研究工作者已经知道《红楼梦探源》一书在国外出版的讯息。
吴世昌致中华书局的这封信，是对中华书局当年3月5日来信的回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说明《红楼梦探源》由作者自译的部分，中文本与英文本有所不同、略有增删的原因，就是依据胡适1961年影印出版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新再作了一些校订，与此同时又批驳了胡适在影印本前言中的若干学术观点，还有就是参考了英文版出版后读者与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二是说明当时中华书局就十分关注《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在与吴世昌联系商量《红楼梦探源》中文版的出版问题。下面分别围绕着《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与出版问题，再进行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探讨。
首先，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不但是他本人研究《红楼梦》的代表作，而且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起，成为继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之后，20世纪所谓“新红学”前期另外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与其他几部著述不同的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是一部地道的英文著作，从而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直接地展示了新红学的研究成果。
翻开《红楼梦探源》一书，我们发现，在《红楼梦》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曹雪芹的生卒年等不少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吴世昌的确有着自己较为独到的见解，但是他的整个思路、方法与观点，毫无疑问地仍然沿着胡适的研究模式。可有意思的是，吴世昌却在《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里，对胡适进行了多方严厉的批判与挖苦，甚至根本不承认胡适的研究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开创意义与奠基作用，而是硬把王国维拉进来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众所周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红学研究史上的确十分重要，但他做的毕竟是文学评论文章，与新红学的路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更有些过分的事情是，胡适在1928年撰写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曾经说道：“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4]，本来是指围绕新月书店成立所作的各种宣传，吴世昌把这句话抓住紧紧不放，故意歪曲这句话的意思，硬把它说成是1927年新月书店原来准备出版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果甲戌本却被胡适出了重价买下留在身边成为“枕中鸿宝”[5]，以至于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当时无法出版。这就距离事实真相太远了。说出这种有些昧着良心的话，不能不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与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色。
其次，关于《红楼梦探源》的出版问题。在“”结束以后，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外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吴世昌除了《红楼梦探源》之外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其中包括《我怎样写》一文。而由吴世昌本人以及孙郁根、曹莉共同翻译为中文版的《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等到了1996年，才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是《红楼梦探源》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版。《红楼梦探源》的英文本不分上下篇，而中文本则分为上下篇，因为上篇系著者自译，并有增删；下篇由他人翻译，其中第十一章至十六章的译者是孙郁根，第十七章后半至二十章的译者是曹莉。全书的章节题目均由著者所定。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的“编后”在谈到决定收入《红楼梦探源》时说道：“正在考虑请人翻译时，忽然发现了先生自译前半部书的手稿，从纸张分析，似写于回国前后；经与原书查对，内容有不少增补和修正（如原第六章第四节扩为一章等）。这发现使我们惊喜，随即请清华大学外语系两位青年教师曹莉、孙郁根翻译后半部，与先生自译稿合璧，以飨读者”[5]。由此可见，编者似乎并不知道中华书局早在1962年3月就曾经向吴世昌约过《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而吴世昌当时还曾很有信心地表示，再有两个月即可赶译出来交稿。换句话说，《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稿预计在1962年5月即可译写完毕。
有意思的是，直到“”爆发，《红楼梦探源》也没能由中华书局出版。当年中华书局先是向吴世昌约了稿，结果却又未能将《红楼梦探源》一书出版的原因，由于目前缺乏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估计主要是因为吴世昌边修改边翻译进度比较慢，加上他回国之后又根据最新掌握的材料，忙着撰写了一些新的红学论文，从而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他很可能在回国之后，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一书的翻译工作。另外，还可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点关系。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大灾难，使得当局在政治上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一点。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史新著旧籍，恰恰都是趁着在这一个空档出版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情况略为好转，官方也就不断地加紧了政治上的控制。所以，六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的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可能是由于中华书局没有再催促，吴世昌也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的翻译工作，最后导致《红楼梦探源》一书只由他本人翻译了一半。
参考文献：
[1]俞平伯.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C]//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37.
[2]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J].文史知识，1885，（8）.
[3]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43.
红楼梦结局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鹗；《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150-01
高鹗以“后四十回作者”之身份与曹公并列，其地位被过分抬高了，事实上高鹗只是后四十回的整理者而非创作者，因此说“褒则无理”。原因有四：
1.曹公在世时已完成全书的创作，只是传阅过程中八十回之后散佚。明义在《题红楼梦》诗序中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①可见《红楼梦》并非曹公未写完的残书。
2.程伟元在程甲本序中明确说过《红楼梦》“原目一百廿余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数年来他“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收集廿余卷，又“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同友人细加厘剃，截长补短，抄成全部”②。高鹗自己也说，当时“闲且惫矣”，应程伟元之邀，“遂襄其役”③。可见后四十回乃程、高共同整理。
3.假定“高鹗续书说”成立，高鹗是在乾隆五十五年科举落第后方开始续书，而程甲本于乾隆五十六年出版，曹雪芹花费十载光阴方写出八十回，高鹗仅用一年便完成四十回，于时间上不合理。
4.张问陶在《赠高兰墅同年》诗注中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④，“补”既可作“续补”解，亦可作“补缀”、“编辑”解，这一 “补”字颇具歧义。可见，高鹗只是后四十回的整理者，而非作者，所以将其抬高至与曹公并列的作者身份，褒得无理。
虽然后四十回并非高鹗所作，然经他整理加以妄改，大悖作者原意，因此说“贬则未必无辜”。纵观《红楼梦》八十回后的部分，高氏印记随处可见，细小弊病此处不作详解，原则大病有三处。
1.宝黛二人作为全书的灵魂人物，是具有叛逆思想的，他们反对科举，厌恶经济仕途。宝玉讥讽醉心名利之徒为“禄蠹”，唯恐避之而不及。宝玉前八十回由家塾逃至大观园这片乐土，高鹗却大费周章，安排宝玉浪子回头，两番入家塾，用了六回的篇幅来交代宝玉修科举并高中乡榜第七名。并且宝玉与僧道结伴仙游远去，皇帝还赐予“文妙真人”的封号，何其荣耀。高鹗笔下的宝玉名利双收，绝非作者原意“半生潦倒”、“无才可去补苍天”⑤。当时正值高鹗科举落第，宝玉的结局安排似乎正是高兰墅心愿的寄托。甚至连从不说这些“混账话”的林妹妹也在后四十回中赞扬起圣贤书来。我想这并非拎妹妹赞圣贤书，而是科举的忠实信徒高鹗在维护名教尊严。
2.元妃死因。判词中暗示元妃死于宫廷政治斗争，省亲时元妃说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⑥，可见揭示了深宫浮华背后隐藏的无尽辛酸和重重杀机。但是后四十回却交代元妃因“圣眷隆重”以致身体发福死于“痰症”，可见皇恩依然浩荡，只是元妃自己福薄，甚至她的死也是圣宠优渥的侧面体现，是一种荣耀。高氏维护权贵之心何其昭昭。
3.贾家结局。曹公原意是极尽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最后大厦倾颓，一败涂地，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此结局，红楼一梦方成梦。而后四十回中，贾府却家道复初，宁荣二公爵位仍得世袭，查抄家产也得以发还，贾府孙辈兰桂齐芳，甚至作恶多端的贾赦、贾珍也蒙恩赦免。《红楼梦》原名《风月宝鉴》，作者原意是起到警示作用的，应当曲终奏雅，使人翻然醒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⑦。高鹗整理过的后四十回却“沐圣恩”、“延世泽”，富贵荣华绵绵不绝，如何使人梦醒南柯？
开篇作者自序《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⑧，高鹗将其整理成一个较温馨的结局，可见他是“未解其中味”的。曹雪芹是典型魏晋风流，越名教而任自然，高鹗对四十回却处处修改，务必使其不谬于名教，大大篡改了《红楼梦》的本来面目。高鹗辛苦整理后四十回，使《红楼梦》以百廿回完整的形式出版于世，又基本保留了其悲剧风格，其功绩应当肯定。然而其整理过程中，以己之心加以妄改，委实不该。高鹗续书之原委功过，我们心中当有权衡。曹公创作《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阅读之时当用心明辨，切莫惑于后四十回表象而使曹公本意被掩盖。
注释：
①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25.
②同①第45页.
③同①第45页.
④同①第48页.
红楼梦结局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红学；模式；格局；风气；素养
中国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19-05
作者：汪大白，黄山学院副院长、学报主编、教授；安徽，黄山，245041
历经二百年艰苦探索的红学，目前正面临研究队伍新老交替、学科建设推陈出新的历史契机。值此，我们应该看清的是，为了开创新的局面、实现新的发展，正在前行的红学必将经历一段“四化”新里程。
一、研究模式科学化
早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红学界着重对红学研究的重点及方法进行过酝酿，对红学发展的趋势与前景作出了展望。就在那次会议上，梅新林提出融合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他的基本观点是：
《红楼梦》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其中积淀着博大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与人类文化精神……红学界首先有必要在系统回顾和总结一百多年来红学历程的基础上，确立一个融合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于一体的基点。然后由这一基点出发，对小说中的所积淀的中国文化底蕴进行深入的开掘和阐释，并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进一步揭示其为人类所共通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当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本位，以文化研究为指归……红学界应站到新的历史高度，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篱，更好地将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融为有机的整体，相互沟通，相互促进，共同把红学研究事业推向前进。
他的主张既有鲜明的实践针对性，又有极大的学术包容性，理所当然地为红学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广泛认可。张庆善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非常赞成梅新林教授提出的以文献为研究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的构想。正确地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真地总结百年红学的经验和教训，红学才会有新的发展。”
随即“三文研究的融通和创新”成了1999年全国中青年《红楼梦》研讨会的主题，梅新林再次发言就主题作出阐释。他指出“三文”研究的各自范围及相互关系，认为文献研究主要指有关作品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钩稽考证；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其中蕴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梅新林认为，“三文”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之间又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甚至存在着交叉叠合。因此，它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他的发言精彩处在于揭示了“三文”研究的融合创新对于红学学科重建的意义，他说：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而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
其实，在以往的红学历程中，“三文”融通的研究已经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当时论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尚未形成整合性理论走向与建设性理论构架。在金华会议上，俞晓红也曾指出这一客观事实。然而梅新林关于“三文”研究融通与创新的这样一种阐述，实质上已经超越通常方法探讨的理论范畴，而切实进入了学科重建的理性观照，其中表现出来的思维之高度与探讨之深度，向来还未曾有过。这样的思维与构想，对于红学的发展，必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了“三文”研究融通与创新的思维与构想，红学原有的某些困惑或许能够逐渐消除，比如说，如何走出文献研究的某些怪圈，摆脱繁琐考证的严重羁绊；如何实现文本回归的学术诉求，体现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如何避免文本研究的简单重复，提升红学研究的文化品位，如此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只要提出新的构想，明确新的指向，今后的红学发展就会艳阳高照、一马平川。事实是，提出“三文”融通与创新的构想之后，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
二、学术格局多元化
就在学科重建问题上，陈维昭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以往红学处于模仿阶段，现在对于红学而言，不是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如何超越模仿以实现独创的问题；如何从红楼文本自身、从中国文化自身进行创造性建构，才是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他强调：
所谓的文献、文本和文化的汇通，其突破性的一点在于，我们能否从《红楼梦》文本(乃至全部中国古代文本)本身归纳、概括、抽象出一套规则、范畴，这些规则、范畴本身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揭示着中华文化精神。在价值阐释方面，把握《红楼梦》文本与清代文化文本、中华文化文本的关系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红楼梦》有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以及由此血脉、土壤铸就的文化个性。《红楼梦》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吸吮着中华文化的乳汁，流贯着中华文化的血液，因而在价值体验形式乃至具体的叙述程式方面，同样为其血脉和土壤所铸造。而作为文本研究的崭新起点的应该是对《红楼梦》文本(乃至全部中国古典叙事文本)进行的语言哲学研究。
他的思考非常深入，他的意见非常积极，理应引起红学界重视。然而，从当时的反映以及后来的评论看来，这种和而不同的意见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还有学者觉得这种意见有些跳脱红学的实际，只是一种境界的追求，操作是否合适需要探索。看来他的主张在同仁中还真的缺乏必要的话语情境。
其实，陈维昭的意见正是置身于红学实际有感有识而发。当时学者都在呼唤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有人主张引进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理论方法，以历史与现实的读者为中心，研究《红楼梦》的接受史，以此作为“三文”融通与创新的路径之一。立足于“三文”的融通与创新，着眼于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提出这种主张亦是理所当然。不过，陈维昭的思虑似乎更显深沉，他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对《红楼梦》进行新的诠释。我认为，不管所选择的观念、方法如何之新，不管研究者如何时刻不忘‘中体西用’，倘若不能选择有效的中介，最终都无法超越模仿的层面。”采取西方观念与方法评论《红楼梦》，最具影响、堪称典范者莫过于王国维，但在陈维昭看来，“王国维并不是通过对《红楼梦》的解构去形成其理论体系，而是相反，用西方的理论体系去解构《红楼梦》。”这一说法可谓中肯，以往论者指出王国维的种种缺陷，关键恐怕正在于此。陈维昭指出：
可以说，王国维模式(包括其变形模式)是《红楼梦》价值文化研究的模仿阶段的产物，在“文本――文化”研究模式中，它实质上是由文化而文本，所以，建设性的、独创性的《红楼梦》“文本――文化”研究的操作程序应该是反王国维模式之道而行之，由文本而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我倒是要提倡“回归文本”。西方理论是由解析西方文本而提炼、抽象的，把它们直接运用到《红楼梦》文本研究上，往往会隔靴搔痒、削足适履。真正的融通应该是，首先对阐释的文本进行一番考证、辨析。一种或多种阐释应该能够覆盖所有的版本。所谓的《红楼梦》文本研究主要应该是揭示《红楼梦》文本所蕴含的中国文章叙述成规和中国小说自身的叙事规则，所谓的《红楼梦》文化(精神文化)研究主要应该是旨在揭示《红楼梦》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及其精神文化价值。
这段论述也很精到!他强调《红楼梦》文本的中国本位，强调《红楼梦》文化的民族属性，强调红学研究的文化归宿，都很在情在理、富有卓识!
当然，陈维昭对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的看法也还可商，因为红学不能放弃这一方面的努力。首先，引进西方理论与方法是红学重建与发展对新理论、新方法的正当诉求。胡文彬说得好：“当前，红学研究的方法还显得很单调，整个红学界应该提倡引进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不拒绝吸收，但是我们应该在引进和吸收的基础上，根据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创造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方法。倘能如此，我深信红学研究必将获得突破性的新发展。”尽管过去王国维在他的典范意义中同时存在“模仿”套式及“夹生”滋味，尽管目前大量评论存在中西思想杂糅、机械模仿套用的普遍现象，红学重建与发展还是理应在坚持以民族文化研究为根本的同时，引进世界新理论和新方法，尝试新的探索，争取新的突破。其次，引进新理论、新方法，是红学跻身于开放性世界文化潮流的必要准备。从外部环境看，处于当今开放的世界，中华文化只有敞开胸怀，保持开放心态，才能自如地进行对话、与人共处。就红学本身说，引入新理论、新观念，能够打开学术视野、激发思维活力，便于借助新的文化参照系，深化我们的认识。赵建忠认为：“我们研究的红楼文化，应该是这样一种能体现国民灵魂的高层次的文化观照，从而在与世界对话中体现出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哲学思辨精神。”这一认识契合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潮流，对民族瑰宝《红楼梦》的研究富有启迪意义。
由此不难预见，红学的学科重建与发展模式，必将继续存在多个红学流派的冲突对垒与磨合重构；红学研究的多元并存格局，将会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体现学术文化发展之必然。当今青年学者普遍持有各种“引进”意见，有主张以“接受”为路径者，有主张由“比较”切入者……同时已有不少以西方理论解读《红楼梦》而初获成效者。随着“三文一体”构想的付诸实践，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的红学研究必定更加异彩纷呈。与此同时，包括考证、批评在内的传统红学流派，也都可能在新形势下实行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参与多元格局的红学重建。何况还有陈维昭的主张，其可行性原本并无问题，若有一批有志有识之士付之实践，完全可能创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在红学领域中异军突起。
“红楼不废百家言”。《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体，研究这样的作品，绝非单一方法所能奏效，绝非一家一派所能胜任。客观而论，任何流派都有专擅的方法和独到的视阔，同时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弱势与盲点，所以多元化是当今红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种多元格局应当如人所愿的那样取向开放，既能相容共存，又能自觉融合，更能努力超越，真正使红学在多元化碰撞与交融中寻求创新，寻求丰富，寻求深邃，最终达到多元格局的相对稳定与和谐统一。
三、学术界风气净化
既然正在发展的红学研究必然呈现多元并存格局，而且红学流派的冲突、磨合与交融也势在难免，那么学术规范的建设、学术风气的建设显得至关紧要。
在红学争鸣中，人们对以往的学术风气多有不满。刘梦溪曾大为感慨，他说：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橘，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最多的领域。“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不仅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你攻我伐，无有尽时；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而且，不争则已，一旦争论起来，便失去平静，即使不‘几挥老拳’，也是相见梗梗，不欢而终。”
这绝非一人之感慨，红学家们多有同感――问题确实令人困惑、令人痛心。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有问题、有分歧，事属正常，有论辩、有争鸣，理在必然；但是学术研究却忌讳凭门户之见而党同伐异，忌讳挟意气行事而固执己见，忌讳无谓争吵、有意喧闹，忌讳肆意纠缠、不依不饶。长期以来，红学家往往因为一物一名，争执不休，以其所是，非其所非；即使在证据确凿、真相大白之时，也还强词夺理，掩护己说；甚至偏激地断言，研究《红楼梦》“思想内容、社会意义、美学价值”等等不算“红学”!胡文彬曾经呼吁的学术反思(即总结、提高、前进)、学术对话(即平等的、自由的讨论、文流)、学术自觉(即对学术的责任心、学者的良心)，对于红学来说，既有针对性，更有建设性――红学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学术风气的净化和优化。
期待学术风气改良，关心学术风气建设，红学界属意切切，建言多多，此处不胜枚举，仅能摘引一二。
王基强调，双百方针是学术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石，双百方针贯彻得是否坚决彻底，标志一个时期学术文化繁荣的程度。他主张在红学研究中，要端正指导思想，坚持双百方针，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要建设相互尊重、相敬相亲的学人关系，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和而不同，讲究宽容。
洛保生主张，针对那种不愿赞同别人正确观点，更不愿否定自己错误结论的现象，必须弘扬尊重事实、尊 重科学的学风，倡导敢于认输、勇于改错的态度和美德，以避免过多过滥的无谓论争而损耗专家精力、浪费读者时间。针对以往种种突发奇想的“新论”和大量毫无意义的喧闹，必须倡导严肃的科学精神、严格的科学方法。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方向，但一定要掌握充分的材料并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众多学者的主张中，我们觉得有两条最为基本、最为重要：其一是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自由研究，平等切磋，百花齐放，百家争鸡：其二是弘扬严谨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破除成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弘扬严谨的科学精神，归根到底，需要红学界各位同仁具备高度的学术责任感。正像杜景华强调的那样：
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对其研究结果负责，也就是要对被研究(批评)的对象负责，同时对他的研究结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负责。
与杜先生强调的“责任感”相得益彰，张锦池则强调学者的“平常心”。他告诫人们说，红学研究要出新成果，但又不要刻意求“新”，应以平常人的平常心去研究，在看似平常的文章中显出不平常。他说：纵览以往红学论著，“其所鲜见者，却正是这种平常心、平常理、平常文章不平常。愿下世纪能蔚为大观。”他认为，红学要获得长足发展；应该做到“三通”――不仅通文献、通理论，还要通生活哲学。因为“《红楼梦》反映了人世诸相，是种描绘人之心灵的艺术，这是使它说不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对人生缺乏正确领悟的人，是很难得其三昧的。”冯其庸说：“《红楼梦》是历史、是社会、是人生、是艺术，而归根到底，它是人生的历史长卷。”这与张先生认为《红楼梦》反映人世人生人之心灵的观点可谓相通。张先生认为只有正确领悟人生才能得其三昧，或许正与冯先生所说“能悟其大，得其要，斯为得”之意相契。细细琢磨两位先生说的道理，我们自然联想到红学史上两位大家的学术风范，自然能够理解胡适与蔡元培的激烈争论何以“会带来朋辈间的切磋而不是相轻，会带来同人的团结而不是宗派”。
四、研究者素养优化
论及学者的“责任感”与“平常心”，也就论及红学研究的主体。常言道“事在人为”，理念称“以人为本”，一个学科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研究主体，取决于研究者队伍的结构状况及其素质水平。
正当学科建设推陈出新之际，恰逢红学队伍新老交替之时。在红学的前瞻中，老一辈专家无一不将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青年学者；而中青年学者也都普遍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几次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三文”融通与创新这一构想的提出，充分显示出中青年学者的时代意识与使命意识，同时也充分显示出红学主体强烈的革新意识。梅新林说：“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客观角度上看，这话反映出新世纪红学主体更新的事实；主观角度上说，这话也可视为新世纪红学主体革新的宣言。
红学的新主体将要肩负起新的使命，同时也就面临着新的挑战。胡文彬在《跨世纪的思考》一文中谈到：“批评红学派在新世纪里极可能向前发展一大步。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叙事学、结构学……研究的天地十分广阔，会有一大批青年学子将批评红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新高度。但是，批评红学派如何练好内功，提高理论修养的同时又能吸收考证红学的成果，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新局面、新使命对中青年学者提出的新要求十分明确。仅仅就主体条件而论，中青年学者不仅要像老一辈学者叮嘱的那样，强化治学的“责任感”，保持做人的“平常心”，而且要像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优化知识结构，强化研究能力。关于知识的准备、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素质的提高，中青年学者已经谈论不少，其中不乏自省、自警、自信、自励的意味，在一定意义上业已反映出主体的深层自觉。
陈维昭指出：“将《红楼梦》研究渗透到中华文化研究上，这是时代的要求，是20世纪后15年中国学术界所致力的方向。将红学有效地融入其文化背景，这要求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应具有更博大的包容性。(学力、学养――知识结构的新的综合)”后来他在《超越模仿，旨在建构》一文谈论红学发展新构想时，更清醒地看到红学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的新的要求”，他说：
“文献、文本和文化的融通与创新”呼唤着新的综合，它意味着对《红楼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的新的要求，这就是，作为21世纪的《红楼梦》研究者，他(她)在考证学、文艺学、美学和价值学等方面都必须具有丰富的修养与实践。20世纪人类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理论应该成为《红楼梦》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融汇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之中。
陈维昭的思考，体现着中青年学者在“红学研究世纪转型”背景下的自省与自励，以此心态着手知识综合的准备与实践，对于实现红学的转型与发展无疑是必要的。
与陈维昭带有自省性的自励相映成趣，赵建忠在自励中多见几分自信。他在阐述外来文化思潮涌入与红学研究空间拓展的关系时，十分畅快地谈到：“如果我们侧重研究《红楼梦》文本，那么像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新批评、修辞批评等，完全可以消化吸收后被我们所用；如果从《红楼梦》的影响史角度考察，即侧重从文学四要素之一的读者考虑的，强调重建作品的阅读空间，那么解构批评、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阐释学等，研究者自可各取所需。”我们以为，“各取所需”之中还得有“取”的功夫，为我所用之前也需要“消化吸收”，并且如他在同篇文章所说，“至于新方法在引进红学研究中表现出的不足，我们当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实践中纠正”――不言而喻，取用也好，纠正也好，无不关联着知识理论的准备与实践，所以我们觉得，赵建忠的自信之中实际上或许又包含着自励。
见解比较独到，实为自励却又形以自警的则是何永康。他在呼吁回归《红楼梦》本身时强调：
红楼梦结局范文第5篇
中国人熟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却不为西方所知。原因可能是这部中国古典著作翻译成英文后有2500页，书中涉及到400多个人物，让普通的西方读者望而却步。不过很快，英语世界的读者就要看到一部另类的《红楼梦》了。同名小说7月在美国出版，作者陈宝琳(Pauline Chen)说她并不想忠实于原著。她改写的《红楼梦》主要聚焦于大家族内部财产转移，权力斗争，还有阴谋、背叛和爱情。
陈宝琳早年是一位律师，但是一直热爱文学。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96年她搬到俄亥俄州，在奥柏林学院教授中文和电影。她的授课内容就包括讲解《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陈宝琳产生了改写小说《红楼梦》的念头。
众所周知，曹雪芹的原著并没完成，流传最广的版本后四十回由高鹗续写。陈宝琳一直想写出自己的结局。2000年儿子出生后，陈宝琳辞掉工作，每天早晨家人还没醒来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本儿童书籍，写了一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台湾、美国跨文化婚姻家庭的生活。《红楼梦》是陈宝琳第一本写给成人的小说。
在陈宝琳的《红楼梦》中，她简化了情节，着眼于三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生活。贾府里运筹帷幄的儿媳妇王熙凤；顺从，理性的薛宝钗，其实她从来没有在意过财产；代表着自由精神的林黛玉，在成为孤儿之后，这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表亲卷入了一场家族内部的权力和政治斗争之中。
林黛玉在这场宫廷剧中扮演了灰姑娘的角色。她感情真挚，作为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无法融入北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勇敢无畏，这让她与她的亲戚们格格不入。不过黛玉与贾府光彩夺目的表兄，未来的家族继承人宝玉相爱了，但是贾家为宝玉指婚宝钗，宝钗为了职责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愿望。同时年轻的王熙凤为了挽救贾家的财政危机而奋斗，而她的丈夫因为她不能生育而遗弃了她。
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中国版《唐顿庄园》。联系三个女人命运的是一块玉，这块神秘的玉石在宝玉诞生时含在他的嘴里。这块石头好像能够预言宝玉和他整个家族那奇异的不平凡的命运。
本书告诉英语读者，欲望、野心和传统如何让一个名门望族出现，又如何让它毁灭。这是英语文学的传统主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