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简介范文第1篇

高步林发展进步人士组建秘密情报站

早在1947年秋，中共党员高步林被边保派回原籍陕西省韩城县担任地下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游击大队政委，负责情报侦察工作。1948年3月韩城第二次解放后，高步林被任命为县保安科科长，史志春任副科长。高步林在负责韩保正常的政保、治安、反奸等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在国统区发展党的秘密情报力量的重要任务。期间，他通过同乡关系把高勉斋发展为秘密情报交通员，并利用同学关系派他与时任胡宗南总部电台台长的高孟吉进行接触。4月14日，高勉斋携高步林的亲笔信赴西安，经过多方努力，成功将高孟吉发展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5月1日，高勉斋返回韩城，带回了高孟吉写给高步林的密信和有关胡宗南总部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情报。密信原文如下：

三哥（高孟吉称高步林为三哥）：

你之近r已由勉斋二哥详细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它价太昂、且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弟弟详情可询问勉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无人照管，希兄多加帮助，勿使年迈双亲、弱妻幼儿陷于饥饿，烦哥之处，后当力图报之。千言万语，无从谈起，谨以此预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为颂。

敬颂！安好！

小弟秋涛上（秋涛为高孟吉小名）

4月25日于西安

5月3日，高步林亲笔撰写了《关于第拾号高勉斋、第拾壹号高孟吉材料整理》的报告，及时上报陕西省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即黄龙分区社会部，以下简称“黄保”）。5月13日，黄龙地委将此材料上报西北局书记、马明方副书记及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5月22日，接西北局习、马、周（习指；马指马明方；周指周兴）指示：“（一）孟吉应坚持在西安受训完毕，其情报任务即为其将来所知及西安所闻所见之敌情及敌内部舆论报告我们。（二）勉斋就做孟吉之交通，并全力在边界上设秘密据点，以小商贩或住家面目出现，勉斋与边界据点接头传递消息，内部派可靠人与据点接头，所得情报重要者可用电报发来。（三）勉斋应在西安通韩城县之敌占区找一定职业掩护。”当时高孟吉正在参加胡宗南部在西安小南门外安口寺西安绥靖公署举办的小型潜伏电台训练班，在训练班中他又将同为韩城籍的训练班同学台长薛浩然发展为中共秘密工作。6月17日，交通员高勉斋在《赴西安行》的汇报材料中写到：“据孟吉给我说的知心话，他和他们二组组长薛浩然也谈得有了成绩了，他两人总想把这两个组的小型无线电报机带到解放区来，绝不愿再给反革命、反人民、出卖国家、独裁专制的匪首当奴役了。”

同为西安黄埔军校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同学的吕出、高孟吉、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等进步青年，1942年毕业后均分配至胡宗南总部或所属各部电台任报务员。其中，吕出于1945年8月由胡宗南部到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部服役，后随高部在河北起义，吕出经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后于1947年夏派出，年底辗转回到西安，重新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后与原派出机构失去联系。由于追求光明，志同道合，这几个年轻人与西安铁路局职员赵继义结成一个拥护中共、反对蒋、胡的进步团体。

高孟吉携电台“潜伏”解放区

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向国统区发动攻势，经过4月中旬到5月中旬的西府陇东战役、6月至8月的澄合战役、10月上中旬的荔北战役后，西北战场上敌弱我强的局势已十分清晰，加之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同时攻占沈阳、营口，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形势亦更加明朗。在这种大局势的压力下，很多人员思想动摇，纷纷想方设法找朋友托关系与中共组织进行联络，寻找出路。统治区的大批热血青年更是纷纷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

11月22日，经高孟吉介绍，薛浩然、吕出及师世德（韩城人）3人化装来到韩城，分别找到韩保科长高步林和中共晋绥公安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积极要求去延安读书学习。随后，薛浩然在高步林、史志春陪伴下，由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与其秘密谈话并决定，吸纳薛浩然为韩保的秘密情报人员，薛亲笔在韩保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薛在登记表中写到：“解放战争已临胜利阶段，应再果断努力，以求迅速、彻底消灭蒋家朝廷，愿为民主革命奋斗到底。”在韩保的两天里，薛提供了胡宗南部的大量情报、电络密码，并详细报告了自己的简历及家庭、社会关系。经韩保派遣，薛返回西安做地下情报工作，并按照韩保的指示又争取了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等人为我党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保密，韩保确定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并明确了工作任务和陆地联络与空中联络的方法，薛还领取了“五佰万农洋”的情报经费。11月26日，韩保派专人送薛浩然离开韩城，返回西安。同时，吕出和师世德也由中共晋绥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派回西安。当日夜晚，高步林起草了近万字的《万国祥材料》，经黄保上报边保。这份材料详细介绍了“力量建立的经过、浩然简历、浩然返韩的五天情况、情况反映（绥署电台分布）、主要社会关系、工作任务、交通联络及密码规定”等。

12月初，交通员高勉斋奉韩保保安科长高步林的指示再次到西安，联络高孟吉秘密回韩接受任务。适逢胡宗南部绥署二处（情报处）正密谋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事宜，高孟吉主动报名参加，并以回韩城选址为由，于12月27日秘密回到韩城。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中共韩城县委书记白耀明、县长段杰热情接待了他并与之谈话，韩保高步林和史志春还请他吃了韩城有名的羊肉以示欢迎。

12月30日，中共黄龙地委书记强自修、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处长于桑指示：“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意见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设情况报告敌人，争取把电台携带回韩，潜伏某地并由我们控制。”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接受了韩保的秘密指令，在充分演练应对敌人的方法后再次被派回西安，并通过了敌人的严格审查。15日，他和薛浩然代表韩保在西安革命公园召集吕出、赵继义、徐学章等5人开会，传达了韩保的指示，明确了今后这些情报人员的直接领导人就是韩保的高步林和黄保的于桑，并确定了韩保对此情报组织的领导。

25日，高孟吉以到韩城潜伏为由骗得敌人信任，成功携带一部电台及大量情报“潜伏”到了先期解放的韩城。

1月26日，由高步林亲笔起草上报的情报资料清单中有：“西安市地图、西安城关图、临时接替联络办法、五兵团司令部无线电联络表、西安绥署在西安各总台、所联络西北各部队番号、电台呼号、波长调查详表、西安绥署电台密令、李福泳值班表、国防部第二厅驻西安无线电工作队内部组织及工作情况、西北敌军驻地调查表、西安城市敌伪机关住址、门牌、电话号码以及吕出、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四人简历并赵、李、徐三人照片”等大量情报。同一天，高步林还亲自为这些地下情报人员编制了化名、代号并配备了地下交通员，填写了秘密情报力量登记表，其化名，代号如下表：

1月29日，于桑处长在给高孟吉的信中称：“您及其它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打了大胜仗，争取了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您及其它同志们的功劳。”在《陕西公安大事记》及许多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我隐蔽战线斗争的文献中，都把此次高孟吉携电台“潜伏”解放区作为中共情报组织反间谍斗争史上十分成功的典型案例记述。

在敌区内成功建立空中联络

1月30日，西北局社部（边保）给西北局报告《在敌区内建立空中联络的意见》，申请恢复情报电台与外联络。2月5日，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张经武批示“西北局社会部（边保）电台不日成立”。6日，边保遵西北局的指示派报务员李在良来韩控制管理高孟吉带回的“潜伏”电台。16日，边保派情报科袁心湖副科长来韩布置高孟吉电台的“潜伏”工作及与胡宗南内部我情报人员进行空中联络密码的设计。2月底，边保指定周世朝为情报科电台台长，奥德明等为报务员，专门与薛浩然等人的电络。边保电台已能接收到与薛浩然电台约定的呼号。

3月初，晋绥边区并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以下简称“边区政府公安厅”）。7日，高步林再一次亲笔撰文将这批情报力量的名单上报黄保于桑处长，并附有由交通员张永才（韩城人，曾与这些外勤力量同为黄埔军校训练班同学）2月底从西安带回与薛浩然新约定的电台呼号、密码、波长、联络时间表及空中联络办法。17日，情报人员李福泳电台利用韩保与薛浩然所约定的密码、呼号、波长等同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科电台空中联络成功。23日，边区政府公安厅电示韩保：“二十六号（即李福泳）台已联系上，就是密码太简单，吕（吕出）、徐（徐学章）应即派妥人去制定空中联系办法，你们应与十六号（薛浩然）台约定联系时间后即送总处。”

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在公安厅情报科指导下，高步林和史志春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工作方案。决定由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十七号）做交通员，负责联络工作。4月18日，他从韩城出发，携带分别给外勤力量十六号万国祥（薛浩然）、二十一号志远（吕出）、三十六号方平（徐学章）、二十六号赵琳（李福泳）规定好的密码、波长、呼号、联系时间等指示的密信，写在绸子上，缝在棉裤里带出去，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几天后，薛万亭成功返回韩城，并用同样方式带回了薛浩然等我地下情报人员的复信。约定新密码从1949年“5月1日起开始使用，以明码为底码，以亚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陆地联络地点定在西安火车站北建国巷六号徐学章家”，规定联络暗号为：“我方去人，在随便寒喧中解开第一个钮扣（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对方联络暗号是，接着解开第二个钮扣（亦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之后，我方即用对方化名问：‘你是某某先生’？对方答：‘是’。即开始正式谈话。”至此，经边保和韩保的直接指挥和精心指导，为潜伏在胡宗南内部我地下情报人员实现空中联络和陆地传递情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月13日，边区政府公安厅厅长周兴就情报工作致信大荔行署公安处于桑处长时指出：工作中心是把外面情报关系经营好，建立地面与空中交通联络，并克服各种困难。31日，由于桑和袁心湖共同起草的上万字的《关于二十六号（李福泳）等之交通联络之综合报告》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物色、选派交通员的经过、陆地联络据点的建立、去函、复函；密码设计及在这批情报力量建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尤其对交通员的使用赞赏有加：“在使用十三号（张永才）及十七号（薛万亭）时，证明使用血统交通、朋友交通非常好。他们不但忠诚负责，且从不向组织提任何困难，路费都愿自己拿出。”

我地下情报小组与边保电台空中联络从1949年5月1日起至12月底止共计8个月，最多时胡宗南总部曾有3部电台同时与边区公安厅电通，每月发报多达20余次。特别是每逢电报内容涉及重要情报，他们总是巧妙地在发往军队电台的同时，提前将重要电报内容发往延安。就这样，大量关于胡宗南及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核心军事机密和重要情报，通过电波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胡、马军队的调动、部署等重要情况，完全处于西北野战军的掌握之中。这一时期，向边保发送的重要情报主要有：“5月22日吕出台电告延安，胡宗南、裴昌会、李振在宝鸡开会决定暂缓撤退，由胡宗南亲自指挥配合八十二军与我决战；6月9日晨获悉，胡、马军队由10日起进行全线反扑；8月25日获悉，胡部24日起开始集结，分兵两路犯我宝鸡、天水；11月18日电告胡匪六十五军、一军后撤宁强；20日电告六十五军新兵四、五团已过广元步入成都；29日电告胡部绥靖公署赴绵阳；12月23日电告了敌七兵团由德阳移至山中，观望成都方面战事变化；25日电告七兵团已被四面包围，酝酿起义；26日电告七兵团正式起义，当晚移驻德阳”等。

1949年7月22日，边区政府公安厅党委鉴于这批情报力量为党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和他们申请加入党组织的热切期盼，指定分管他们工作的公安厅情报科长张继祖和副科长袁心湖作为入党介绍人，由先期回到解放区并已在公安厅情报科公开身份的高孟吉代替他们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及个人简历（因这些地下情报人员仍在敌占区，身份不能暴露，这一切只能秘密进行）。经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公安厅副厅长李启明批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6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打破常规办理入党手续的作法及审批规格之高前所未有。8月25日，边区政府公安厅通过密码电波将此激动人心的消息通知了仍在敌占区为党工作的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4人接到密电后欣喜若狂，并立即复电：保证用生命来完成光荣任务。

孟浩然简介范文第2篇

摘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孟浩然诗歌的雄壮风格进行了分析:摹景状物、直抒胸臆、景中含情。通过分析,试图充分认识孟浩然诗歌的这一风格,从而对孟诗及其性格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孟浩然 雄壮 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人们谈到孟浩然的诗歌,大都只提到他诗歌的“清”的风格特点,清幽、清淡、清雅的确是孟大部分诗歌所具有的特点,而且也是孟浩然最擅长的诗歌风格。然而,“清”字并不能用来概括孟浩然所有诗歌的风格,其相当一部分诗歌具有和“清”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雄壮”的艺术风格。胡震亨《唐音癸签・吟谱》云:“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前人己经注意到了孟诗中的“壮逸”之气,即其诗雄浑、壮逸的艺术风格。据笔者粗略统计,这类风格的诗歌约有30多首,约占孟诗总数的七分之一。本文试图从摹景状物、直抒胸臆、景中含情等几个角度入手,对这30多首诗歌进行分析,从而对孟诗的“雄壮”的风格,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一 摹景状物――以奔放的笔势摹写雄伟壮观的山水形胜

孟浩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他的故乡襄阳渡过的。襄阳有许多名胜古迹,孟浩然经常悠游于山水之间,山水滋养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视野,涤荡了他的心胸,激发了他豪放的思想感情。孟浩然也有过几次为期不长的游历经历,曾在湘赣一带游览,又曾漫游吴越,晚年又曾入蜀作短期漫游,游历期间他更是接触到了许多雄奇壮丽的景观。诗人于是用奔放的笔势传神地描绘出了他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五古《登望楚山最高顶》: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最高惟望楚,曾未一攀跻。

石壁疑削成,众山比全低。晴明试登陟,目极无端倪。

云梦掌中小,武陵花处迷。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

一、二两句首先指出襄阳的山水景致美于会稽,表现了诗人对家乡自然风光的热爱。三、四两句点明望楚山是襄阳境内最高的山,诗人以前未曾登临。五、六两句描写登上望楚山最高顶俯视众山时的情形,“石壁疑削成”是写山势的险峻,“众山比全低”既是写众山,又是以比较的手法衬托望楚山的雄伟高峻。七、八句是设想在晴朗的天气下登上望楚山眺望的情景,眼前将是一望无际的景色。九、十两句还是设想,通过对比的写法突出望楚山的雄伟高拔。高耸的山峰使诗人不禁心旷神怡,驰目骋怀之时忍不住浮想联翩。这就是雄壮的自然风景给诗人带来的感受,诗人又将他的感受通过作品鲜活灵动地传递给读者。

此类诗歌还有《彭蠡湖中望庐山》,所描写的庐山景色气势非凡、摄人心魄,雄伟之中带有几分奇丽。

孟浩然描写雄伟壮丽景物的诗句有很多,如“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莓苔与人异,瀑布当空界”(《越中逢天台太一子》)、“大江分九脉,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至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宇宙谁开辟,江山此郁盘。登临今古用,风俗岁时观。地理荆州分,天涯楚塞宽”(《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水楼一登眺,半出青林高……山藏伯禹穴,城压伍胥涛”(《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驿》)、“莫辨荆吴地,唯余水共天。渺弥江树没,合沓海湖连”(《洞庭湖寄阎九》)。

这些诗句,用语平易,句式简单,句意浑厚,摹情状物深得事物的特征。如果拿孟浩然的这类诗与李白和岑参奔放壮丽的诗风相比,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孟没有李白的热情与幻想,也没有参的奇思与瑰丽,他的风格,可以说是趋于客观写实的。

二 直抒胸臆――不平之气一吐为快

孟浩然雄壮的诗风不仅体现在上面所提及的描写景物的山水诗中,还体现在一些抒发怀抱的寄赠诗、送别诗和唱和诗中,孟浩然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襄阳生活,但并非完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隐者,他在青壮年时期有过强烈的仕进思想,仕途失意时也同许多人一样心有不平。这种社会风尚以及个人的思想很自然地反映在孟浩然的诗歌创作中。孟浩然的一些诗,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慷慨陈述自己的志向与抱负及失意时磊落不平之气。他的一些诗虽然在祝颂别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自己的志趣与怀抱。孟浩然的这类诗大都一气呵成,气势雄浑,具有雄浑壮阔的艺术风格。

孟浩然在青年隐居时期就立下了建功立业、考取功名的志向,他在《书怀贻京邑同好》一诗中这样叙述自己的生平和理想:

“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

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

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

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

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

这首诗讲述了自己出身于重视儒家礼教的诗书世家,从小刻苦读书,确立了建立功名的愿望,然而到了三十岁时功名还未建立,加上双亲年迈,生活拮据,使他更不甘于这种贫困而平凡的生活,“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发语何其激越!何其不平!

当孟浩然在求仕过程中屡屡碰壁时,他心怀怨怼,同样也用激切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心情,如五律《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首诗也明显地区别于孟浩然诗歌雍容不迫、悠闲自得的一般风格,诗中情感的不平与激切是一望而知的,首联就直接表达了一种绝决的态度,颔联说明这种态度与情绪的来由,颈联通过一个“催”字和一个“逼”字,表达出作者由于长期理想不能实现而形成的内心的极度焦虑与忧愁,尾联表现出诗人心中忧愁凝聚、挥散不去的深沉的悲哀情绪。

此外,孟浩然的一些送别诗,鼓励亲人和友人建功立业、慷慨报国,表达对亲人和友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关怀之情,感情激昂壮烈,情绪积极乐观,风格雄浑豪放,同盛唐边塞诗风有着一致的地方。

三景中含情――借雄壮之景抒发强烈的感情

孟浩然的一些诗,借景抒情,表达了强烈的感情,通过描写雄浑壮丽的景象来表达诗人内心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有时是强烈的济世之情,有时是豪放不羁之情,有时是失意时的愁情。如他的五律《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从整体看来,本诗表达的是一种浑阔的怀古情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表现了诗人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随着时间的流逝,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复存在,只有江山与古人留下的胜迹亘古不变。“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表面上是描写诗人的所见,在更深层次上,它通过描述自然界周而复始的季节转换,揭示了客观时间的不可逆转。先贤被卷裹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去不返,然而他们的精神、他们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在有的诗中,诗人借雄伟的景象来表达自己的“鸿鹄之志”,如他的《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驿》:

“水楼一登眺,半出青林高。 幕英僚敞,芳筵下客叨。

山藏伯禹穴,城压伍胥涛。今日观溟涨,垂纶学钓鳌。”

此诗的风格与典故的运用紧密相关,颈联、尾联连用三个典故,第三个典故蕴含的意味尤为雄壮,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济世之情。

孟浩然诗中这种借雄浑之景抒发自己强烈感情的诗作还有不少,如《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一诗通过自己“泛五湖”、“经三湘”所看到的雄伟气象抒发自己“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的济世之情;《送从弟邕下第后寻会稽》一诗通过描写送别时“千里去俄顷,三江坐忽超”的阔大景象,以主观心理时间代替客观时间,表达出凄凉悲切的感情;《和宋大使北楼新亭》表达了诗人身在官场,渴望归隐的强烈愿望,表现了诗人渴望自由、希望冲出樊篱的强烈愿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孟浩然的此类诗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视野开阔,所描写的景象雄浑壮观,由此形成诗歌整体气势的雄壮;二是所抒发的感情强烈跌宕,由此形成整首诗风格的雄浑、大气;三是情景兼备,景象阔大,情思强烈,二者交融,形成整首诗雄浑壮丽的风格。

孟诗雄壮的诗风虽然不居于孟浩然创作的主体地位,它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的。正确、完整地认识这种诗风,把握这类诗歌,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孟浩然的整体创作以及孟浩然的思想性格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明)高秉:《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

[2] (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李景白:《孟浩然诗校注》,巴蜀书社,1998年3月。

[3] (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9月。

[4]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

孟浩然简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孟子；人格美学；美学价值；思想内涵

所谓人格美，就是通过个体人格的表现给人一种精神层面的舒适感、愉悦感。人格美这一话题在我国早期就有着深入的研究，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对此都保留着各自不同的观点，而真正将人格美发展到极致并将其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则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他的人格美思想对后世的美学研究也产生以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仍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一、人格精神作为新的审美对象

在孟子的美学思想中，他将人的行为道德、礼仪操行等美好的品质看作一种具象的声、色，认为这些人格精神能够给人们带来心理的舒适与愉悦，使人感受到无限的人格魅力，而人格精神也就此成为一种新的审美对象。孟子语录中“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故理义之悦我心”，他明确说明高尚的道德品质给人心理的愉悦就像是色香味一般能够给人真实的美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感官审美模式，将人格精神作为审美的一个新的对象，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述。人格精神本是一种抽象的、无形的事物，它何以能够如具体的声色味之类的真实体验使人的心理产生感触呢？这在孟子的伦理道德理念中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1]在孟子的思想意识中，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人与牲畜之所以有所不同，关键看其是否拥有一颗“仁心”，缺乏了仁义与善心，与牲畜无异。这与孟子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相关性，他生于战乱时期，目睹了大量杀戮，对生命有着一种敬畏与同情之心，在他的思想中，也充满了对和平、美好的向往。孟子秉承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善是人类的本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善良与道德又是个人自觉的行为意识，不能由外人强加，在不受任何外力干扰作用下，表现出来的善才是真正美的善，同样，若是在某种力量的驱使下而不得不表现出的善实际上就是恶，这种伦理观点与孟子的美学思想实现了充分融合，形成了完善的人格美理论体系。

二、人格美的形成

善的实现需要个体的不断努力，基于此，孟子又提出了“浩然之气”的说法，这种浩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长期的生活与学习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过了长久的精神意志的磨练，要求人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关注生活的细节，不能半途而废。另外，人格美的形成不仅要有坚定的人生志向，还需要树立自己的气节，不能丧失自身的勇气，只有形成了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能够在面对选择时，能够做到舍生取义，在孟子的美学思想里，生命固然可贵，然而在正义与人格面前，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能够违背做人的原则。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散发着理性与智慧的光辉，这种理性又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内心情感的驱使，能够体现出人的大无畏的精神状态。[2]在这里，孟子注重的是个体的自由状态，无论是善还是“浩然之气”，都强调对个体情感的体现，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人格评价依据，它更多的是对人格之美的彰显，它与伦理道德、情感意志形成了完美的统一，是一种渗透于人内心情感深处的意志，体现了人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表明了人格美的逐步形成。

三、人格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人格美作为一种内在的品德修养、精神气质，它与孟子所提出的“浩然之气”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人格美也有着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可以通过外部形体表现使自己的内心精神状态得以展现，被人们所认识、所了解。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内心充满了仁义理智，便会在外在的行为状态上体现出来，这种美好的特质会使人的面容出现变化，表现出圆润、和悦，从躯体上看，会显得格外高大、宏伟；从行为举止上看，他的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另外，孟子还认为，一个人若是具有高尚的人格，从他的眼中也能够得到体现，心中有仁爱，充满善意的人，他的眼神是清澈的，不含任何杂质；而心术不正之人，眼睛就会显得无光、暗淡。人格美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抽象表现，但并不是说这种人格美我们无法感知，一般情况下，通过外在形体表现，我们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其人格精神状态，并引发不同的内心感受。因此，可以说，孟子的人格美思想是将内在美与外在美形成了完整的统一，我们既可以通过外象表现认识人格美，亦可以通过内心的感知体会人格美带来的愉悦感。

四、人格美的等级划分

孟子在人格美的思想理论中，还将人格美进行了不同的等级划分，共包括了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级别，所谓善，就是做事符合仁义之道；而信则是指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中将仁义礼智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美就是通过内在的提升，进而扩展到对外部容貌形色的充实；所谓大，就是使自己的人格光芒无限散发，让更多人能够感知；圣则是上升到天下、民生的高度，用德育去教化天下；神，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神秘的色彩，并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3]无疑，在这六个等级中，善是最基本的，要求人们要在生活中遵循内心最原本的善意，将善作为行为的基本标准，严格约束自己，这样就达到了信，这是一种来源与内心的最真实的善，不受外力干扰，善于信实现了完美统一，就真正具有了美感。孟子对人格美的等级划分，是我国美学史中最早的关于美学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美学思想价值。

五、结束语

通过对孟子人格美相关理论的分析与探讨，我们体会到了孟子美学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他的关于人格美的思想理论尽管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更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然而这种思想符合了人格美的基本道德要求，也强调了人的内在修养的重要性，在当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参考文献】

[1] 冯晓坤.孟子的独立人格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01）23-25.

[2] 王园园.孟子人格思想对当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启示[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

[3] 王畅.文如其人：孟子的人格特征解读[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5（6）137-140.

孟浩然简介范文第4篇

班花班草根本不用选就已经订结果，玄又自恋起来：“我还是很有审美观滴！me的新闻跟踪对象竟然是班花！哇咔咔！”继续自恋……

子星扯扯晓的袖子，轻声问：“我怎么不知道班里竟然有那么多花痴啊？”“我也不知，我根本就是觉得好玩，并且你也看见了，那个姓侯名玄的帅哥性花痴说完后我没有缠到人家身边。”“你还说你不花痴！你都称人家为帅哥了！”子星大喊，侯玄继续自恋：“哇咔咔！要不要我签名呀？”女生挑逗似的尖叫起来，然后下到一堆去了。

这个时候，子双正在老师办公室里跟老师“谈判”。“啊？要自己选择位置？每天都是？”老师的嘴张成“o”字形。“不可以吗？”子双装出要生气的样子，老班为了不得罪子双立刻说：“我和你有同感耶！”，子双听完这句话，冲回教室，对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子双眼疾手快，占下了四个位置，子星挑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她不知子双有什么“阴谋”。

“同学们！我们班又有两个转学生！”老班说道。“啊？什么？”“是男的是女的？”“长得是不是很萌？”又是一片议论。“好！现在请他们进来！”老班唱山似的喊道。子双闭着眼睛都知道是表哥表姐。花痴们眼睛里立刻冒出了红桃心。“超萌！”“哇！帅哥美女也！”又是一片……“我叫孟光浩今年14岁。”“我叫孟沫儿也是14岁。”待表哥表姐介绍完毕，子星反应过来，老师说到：“额，位置么，有三个空位，你们可以自己选。”子双示意孟沫儿做到自己身边。“老师！我想坐到她旁边。”光浩指着紫云说。老板腿一软，差点儿栽下去。“娘哟！两人都不是好惹的，紫云最恨旁边做个转学生了，这可怎么办呀？呜呜呜呜呜！me注定是世上最倒霉的，呜呜呜～”老师心里默默地说。光浩走到紫云身边的女生旁边，说：“请问我能做这里么？”顺便还用了“闪闪发光”攻击，脸颊旁边出现了好多小星星，那女生是花痴，幸福地快要晕过去了，收拾书包，答道：“可以。”然后立马走人。光浩也不说声谢谢就坐了下去。紫云气的脸发紫，恨不得踹他到唐代，让他跟着唐僧去西游，但他忍了下去。

老班走后，光浩身边出现了交通堵塞的情况。“表妹！”光浩求救。子双说道：“有何贵干？”立刻，她身边的女生都狠狠的瞪着她，恨不得把她吃了，但都自觉的走开了，子双可不好惹。“班里的花痴真强悍啊！我都快窒息了。”光浩惊魂未定地说。“嘻嘻～活该，谁让你不做姐姐深厚的位置呢？”子星幸灾乐祸的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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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凑字数！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孟浩然简介范文第5篇

在阐述“跨文化传播”之前，有必要先廓清“文化”的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形成一方文化。不同地域的居民，为适应自然环境。满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而长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积淀，包括社会风气、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即为“跨文化传播”。

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出于不同动机的交往互动行为不断增多，导致人类各个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掌握可以帮助人们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改善人们的自我认识，促使人们重新审度自己的文化。同时，通过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能够阐释全球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与共存。

在新的世界格局与国际传播语境中，我国也愈加重视基于我国立场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不再被视为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转换，而被看做是一股塑造文化、文学的重要力量，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行为。

传播学研究表明，共通的符号、共通的经验范围与畅通的媒介渠道是跨文化传播得以顺利进行的要素。共通的符号，是指共同的语言符号，这是沟通中传情达意的基础与前提：而共通的“经验氛围”这个概念是1954年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进行的》一文中引入的概念，即“stored experience”，它指的是人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生活习惯、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等。由此概念可以知晓，“经验范围”的实质就是“文化”。施拉姆指出，只有参与的人在共同享有的经验范围内，传播的行为才能够发生。他以交通信号灯为例，来自文明社会的人与土著人，即使语言相通，却由于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仍无法进行传播与交流。此外，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还包括通畅的渠道，如出版物、印刷品、广播电视节目、互联网等，通过这些中介物、工具与技术手段，才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递。

跨文化传播的特点

与同文化传播相比，跨文化传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双方文化共享性差。文化共享性指的是人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即人们对同一客体给予和拥有共同的编码。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方则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其各自文化中的认知体系、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物质产品、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即文化共享性差，具体体现在：(一)编码的发音和形状不同。例如对同一利，美丽、散发芳香气味的花朵，汉语编码为“玫瑰”，而英国人则把它编码为“rose”。(二)词汇量不同。例如汉语中表示亲属关系的间比英语多得多，如英语中“uncle”这个词能指代很多的亲属，如叔叔、伯伯、舅舅、姨父等，但相对应的汉语词汇数量则多得多。(三)共有的文化含义不尽相同。例如在中国人眼中“红色”代表喜庆、成功或顺利，在英国人看来则暗示着血腥和残忍。(四)编码顺序不同，即句中各成分的语序不同。

我国古代诗歌的跨文化传播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历代诗歌，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咀嚼体味这个古老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的古代诗歌，由于其表达方式与现代大不相同，具有字数结构整齐、讲求韵律平仄、对仗的特点，加之以物言志等特有的文学手法，以及与西方相差甚远的文化传统，都加大了我国古代诗歌跨文化传播的难度。本文以孟浩然诗歌为例，浅析如何实现我国古代诗歌的跨文化传播：

营造共通的语言符号。要实现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共通的语言符号，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必然途径，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纽带，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基础条件和直接因素。语言翻译首先要围绕“对等”、“忠实”等原则，最大限度地准确译出原文的内容、含义与思想。这是第一个层面即语言符号层面的要求。

如襄阳诗人孟浩然的诗歌《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此诗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它是诗人隐居襄阳鹿门山时所作，意境十分优美。诗人抓住春天的早晨刚刚醒来时的一瞬间展开描写和联想，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怜惜之情。对于此诗，我国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与翁显良先生分别作出不同的译本：

A Spring MorninR

This nlorrl of spring in bed I’m lying，

Not woke up till I hear birds crying，

After oIl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ms!

(许渊冲)

One Morning in Spring

Late!This sprmg morning as I awake Iknow，All round file the birds are crying,crying，The storm last night,I sensed its fury，

How many，[wonder,are fallen,poor dearnowers!

(翁显良)

从内容上看，许先生和翁先生对原诗的理解是一致的，二者都准确地译出了原诗的内容与含义。而翁先生译文中的开头一词“late”很好地体现了原作者辜负了大好春光的惋惜，而“poor”、“dear“则再现了原作者的深刻忧伤，更为充分传递出了原诗的情感与含义，笔者认为从语言符号层面上说，翁版更胜一筹。

营造共通的文化内涵。仍以孟浩然的《春晓》为例。诗歌在咏春惜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孟浩然的个人际遇与山水情怀。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使他一生未曾入仕，因此其诗作以田园山水诗为主。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间，但更多则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诗文中，作者写出在朦胧中曾听到一阵风雨声，现在庭院里盛开的花儿到底被摇落了多少呢?联系诗的前两句，夜里这一阵风雨不是疾风暴雨，而当是轻风细雨，它把诗人送入香甜的梦乡，把清晨清洗得更加明丽，并不可恨。但是它毕竟要摇落春花。带走春光，因此一句“花落知多少”，又隐含着诗人对春光流逝的淡淡哀怨以及无限遐想。仔细悟读，高卧松云的孟浩然，一朝梦醒深感岁月蹉跎，功名未立，难免有迟暮之叹。因此，对于这首诗歌的翻译与传播，不仅应译出其字面的含义，更应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

中西方的文化传统相去甚远，如中国

的传统文化中注重伦常本位、伦理精神，注重知觉体悟，加之封建伦理的束缚，许多文人只能采用以物言志的文学手法，寄情于山水之间。这些表现手法与文化传统，对于以人为本位、注重科学精神、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西方读者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要想使西方受众真正理解诗歌的意境与深意，笔者认为，在解决了语言层面的对接后，还应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介绍与解读，不妨在诗歌的翻译中加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知识的介绍与解读，着力表现出孟浩然在经历了人生的艰难跋涉后，把“山水田园”当做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寄托自己疲惫身心的愿望。解读其中的因果关系，正是在长期的隐逸生活中，盂浩然成为自然美的寻求者、发现者、欣赏者、表现者，并进而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孟浩然在诗中捕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构成这个清淡世界的主要经纬有两根：一是田园之乐，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这种中国古代文人所表现出的山水情结与文人风骨，堪称中国独有的古代文化现象之一。这些注释与解读，在古诗词的跨文化传播中，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应用。

营造畅通的传播渠道。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还必须营造畅通的传播渠道，即多渠道、易获得、传递速度快、传递信息量大的符号载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如翻译、出版多语种的宣传手册与印刷品，制作相关的广播电视节目，增加播出时间及播出频道，同时融合、利用新媒介，如利用互联网提供高质量和高速度的音频视频，提供即时性的、互动性的在线讨论、视频点播等新服务。除此之外，还应不拘一格地打造多种形式的传播渠道，如旅游景点的导读、导游等，保证信息传递的及时、顺畅与便利。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