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孟浩然 诗歌 传播 人际关系

一、引言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孟浩然在三十六、七岁以前一直隐居在鹿门山，创作了大量诗作。开元十二年出乡，为了求取功名，曾“三入长安”[1]，但终生未官，很长时间在长安、湖湘、吴越等地游山玩水。作为这样一位大半生都过着隐逸的山水田园生活的诗人，他的诗却并没有隐没在深山之中，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2]，到现在，我们对他的诗也是耳熟能详，他的《春晓》曾被选入中国香港人民推选的“你所喜爱的十首唐诗”[3]，可见他诗歌受众的广泛和被人喜爱的程度之深。而隐居甚久的孟浩然，他的诗歌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呢？这其中缺少不了一些题壁示人、艺人传唱等传播手段，可对于孟浩然的诗歌来说，不可忽略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他的“朋友圈”，孟浩然可谓交友广泛，这些好友可以算得上是让孟浩然诗歌从山林间走向大众、文人，甚至宫廷、皇帝的“推手”，对其诗歌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孟浩然的人际交往

孟浩然在人生的前三十几年，一直过着隐士生活，隐居于鹿门山和襄阳南郭外的南园。在此期间，他也会和一些禅师、上人、山人、逸人等交往，或则谈玄说道，或则诗酒遨游。如其诗《题融公兰若》所写“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4]孟浩然也曾在鹿门山办过诗会、在长安饮酒作诗，结交了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在游历期间也结识了孔伯昭、谢南池等一批好友。孟浩然居家为母亲守丧时，蜀人李白慕名专程赴襄阳拜访，两人抵足谈诗，促膝论文，互相欣赏，相见甚欢。孟浩然入长安游学时曾“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F、范阳卢Q、大理评事河东裴K、华阴太守郑倩之、守河南独孤策、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5]由此看来，孟浩然通过他的才华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不乏名门志士、文学大家和政治门客。他们对孟浩然诗歌的传播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三、孟浩然的人际关系对其诗歌传播的影响

孟浩然在他一生中所x结识之人从不是平庸之辈，多为有才情有想法有前途之人。这些人带给孟浩然的不仅是文学上的相互切磋，对孟浩然的赏识与赞扬，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孟浩然一起做的事、他们对孟浩然的看法对其他人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孟浩然诗歌的传播。

（一）通过文人聚会直接使诗歌传播

举办、参加的文人集会、聚首是一个可以聚集众人好方法。在众人面前作诗一首，若得到赞赏，必定会通过集会的这个群体一传十，十传百，是一个传播诗歌的有效途径。在孟浩然游吴越期间，曾在万岁楼偶遇故友王昌龄，两人欣喜万分，交谈甚欢。店里的伙计召来本地的头面人物，想让两位名诗人为万岁楼题诗，孟浩然巧遇友人也诗兴大发，提笔一挥而就《登万岁楼》，王昌龄也相应作诗。众人争相传阅，这诗歌也同这众人传开了。这种通过与文人朋友的聚首，来创造从小群体到大群体的传播机会，使孟浩然的诗歌有了更多的受众，能达到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广的效果。

（二）通过名人效应间接使诗歌传播

如果说第一种传播途径是“小群体――大群体”，那么通过名人效应来传播则是“个人――大群体”。奥裔美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儿德提出过一个可以解释名人效应的“意见领袖”的观点，他认为“来自媒介的消息总是先抵达意见领袖，接着，再从意见领袖那里流向其同事或是接受其影响的追随者。”[6]而有追随者的“意见领袖”就是有一定名望的人。在孟浩然诗歌的传播中，其诗歌则是先收到了名人的认可，大众因此会追随名人的意见，而去更加了解孟浩然的诗歌。而在孟浩然的人际交往中，他的朋友不乏名人，最典型的便是李白。李白与孟浩然交好，并且十分崇拜孟浩然，曾写诗歌直抒胸臆表达他对孟浩然诗歌的喜爱。比如李白在《赠孟浩然》中直接写到“吾爱孟夫子”[7]。李白的名气使他诗作更容易传播给大众，在他的诗歌传播中，大家就会更加了解孟浩然，大家得知李白都如此喜爱孟浩然的诗，自然会增添对其诗的关注度。不仅李白，白居易也曾写“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8]、张枯提笔“孟简难持节，襄阳属浩然”[9]之词，这些欣赏、理解孟浩然的好友通过作诗表达对他诗作的肯定，其中李白写得最多，有5首之多，他的挚交张子容为其写过3首，王维、杜甫分别写过2首。他的这些作为名人的朋友便是他的代言人，而这些诗也充当了宣传媒介的作用，有名人的宣传，孟诗也更有市场。

（三）通过人际关系创造机遇提高诗人声誉有助于诗歌传播

孟浩然的朋友们不光是文人墨客，更有名望高的“关系硬”的人物。这些朋友为孟浩然提供了增高声望，甚至得到皇上青睐的机会，也是对他诗歌的传播有很大帮助的因素。因隐居时的孟浩然多与禅师僧人交往，使当时天下闻名的高增一行和尚也对他有所耳闻，而这位一行和尚被唐玄宗召到身边时就为唐玄宗举荐过孟浩然，说其“诗才清幽，格调高雅，陛下可留意察访，为朝廷所用。”[10]也是因为这个机会，孟浩然的名字也得以第一次被唐玄宗耳闻。之后，在唐朝数以千计的诗人中，孟浩然作为第一个布衣诗人被皇上召见。《唐才子传》中记载“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11]这次机遇也是因为他得到王维的赏识，被王维私邀入府而发生的。正是有这个可以得到皇上驾临的诗友，孟浩然才有这次被皇上召见的机会。虽然这一次的召见没有使孟浩然有官可做，但是他被皇上召见的事在当时不仅是轰动全国的重要新闻，而且还极大程度地激发了青年士子们写诗的热情，李白在《赠孟浩然》中所写“风流天下闻”就是指的此事[12]。这件事的影响之大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孟浩然的知名度，为其诗歌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结语

我们看到了诗人孟浩然虽然生活隐逸，但是他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推手们”为他的诗歌创造了很好的传播道路，使他的诗歌闻名天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际在传播中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孟浩然诗歌本身的特质，如果没有创作出好的诗歌，也不会有人愿意去传播。所以在文学的传播上，好的文学作品和恰当的传播方式结合才能使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更好的影响。

注释：

[1]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黄山：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页。

[2]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3]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黄山：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页。

[4]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6]毛峰：《传播学概论》，长沙：中南大W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7]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8]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9页。

[9]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9页。

[10]李叔德：《孟浩然新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11]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12]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黄山：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M].黄山：黄山书社，2008.

[2]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李叔德.孟浩然新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4]毛峰.传播学概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5]郭镇之译，[美]Werner J.Severin/James W.Tankard，Jr.著.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刘峰峰.论孟浩然及其诗歌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D].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孟浩然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田园诗人；孟浩然；华兹华斯；诗歌；相似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17-01

孟浩然(689――740)，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分别是中国和英国著名的田园诗人。他们的许多诗作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句，他们的田园诗都得到后代文学家、评论家很高的赞誉,受到高度的关注。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就两位诗人的田园诗的相似处进行分析比较。

一、创作背景相似

两位诗人年轻时都曾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愿望，却在现实中受挫，于是归隐田园，享受自然，抒情于景。

孟浩然，本名浩，字浩然。生当盛唐，是一位不甘隐居，却以隐居终老的诗人。孟浩然与其他文人一样，受到极兴盛的儒家入世思想的深刻浸染，由于开明的政治局面与富庶的社会环境，士人不免有追求功名勋业的理想。孟浩然早年的诗作亦多以浩大的气势、雄强的骨力直接表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孟浩然壮年时曾往吴越漫游，后又赴长安谋求官职，但以“当路无人”，只好还归故园。孟浩然隐居故乡，自己反复表白“予意在山水“、“归赏故园间”，终身不仕，诗歌创作多为山水田园的优美风光与恬淡情趣。

华兹华斯自幼父母双亡,长期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由亲戚抚养长大。故乡的湖光山色对他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8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1790年假期他徒步到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旅行,初步感受到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人们的喜悦之情。当时,年轻的华兹华斯满怀激情,对革命深表同情和向往,认为这场革命表现了人性的完美,可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随后,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把他推入失望、苦闷的深渊:理性的幻想被新的暴力所取代,自由被新的专制蒙上阴影。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流血的动乱、败坏的道德等等,都让他感到理想破灭的痛苦,对法国革命逐渐失望。1795年10月,出于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华兹华斯迁居英格兰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他回归田园的动机在其代表作之一《丁登寺》(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中有所体现。

二、描写对象相似

两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共同特点是都以田园风光和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

孟浩然的创作题材主要是写家乡的隐居生活或漫游所见的山水。他将田园诗同山水诗合流，形成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一代诗风。孟浩然的山水诗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表现出朴素自然的生活情调，其代表作如《夜归鹿门山歌》、《过故人庄》、《夏日南亭怀辛大》、《秋登兰山寄张五》、《山中逢道士云公》等，无论是高士形象的塑造、山中登览的意趣，还是乡村风光的勾勒、偕隐过从的情谊，都既见淡远清旷、超然脱俗的诗境，又不失朴素真诚、生动活泼的生机。

华兹华斯在他的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第二版序言中表明自己写诗的原则是:选用普通的田园生活为题材,是因为在这里内心的激情找到了能更好地生长成熟的土壤。他的诗大多以农村下层人们的生活和田园风光为题材,如江河湖泊、田野树林、天空白云等等。在他笔下,有栩栩如生的劳动者,有天真的农村小孩,如《孤独的割麦女》 (Solitary Reaper)、《我们是七个》(We are Seven)。这些都是作者描写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代表作。诗人认为大自然是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他的诗作中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三、抒情方式相似

孟浩然和华兹华斯都擅长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使其诗歌浑然一体。

《秋登万山寄张五》是孟浩然秋天登览万山寄给他的朋友张五的一首五言古诗，描绘了登高远眺的景色，并抒发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诗人先写因怀人而登高眺望，然后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致描写，抒发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用写意法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在这幅画面上，点缀着暮归村人、平沙渡头、天边树影、江畔小舟，同时将自己的情思融入被描写的景物之中，从而创造出一个幽远、淡雅的境界，使人感到淡而有味。

华兹华斯的《咏水仙》（The Daffodils，1804）堪称他田园诗的代表之作。这首诗结构完整、韵律严谨、情景交融，充分展示出华兹华斯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描写自然风景的娴熟技巧。诗中描写的水仙生动、形象、活泼、优美；其中又融入了诗人浓郁的情感，因而景中有情，景因情而有了活力。

相似的生活背景，共同的写作兴趣和一致的抒情方式，使这两位时空都相距甚远的诗人创作出来了有共同特点的诗作，并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学习源泉。

孟浩然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孟浩然；田园诗派；隐逸诗人

与唐代其他许多诗人相比，孟浩然的思想相对来说要单纯得多。但作为一个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生活于盛唐儒、道、释并立时代却仕进无门的知识分子，孟浩然的思想又带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孟浩然与儒家

孟浩然以布衣终其一生，这在古代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少见的。在盛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他也有高远的志向，“俱怀鸿鹄志，共有心”。他不甘心生于盛世而无所作为“端居耻圣明”。可另一方面，他又仕进无门，“欲济无舟楫”。

孟浩然曾参加进士考试，有“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的壮语。科场失意，仍不愿放弃对功名的追求“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他曾数次干谒权贵，渴望得到引荐，最终却一无所获。因而常有“当世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样的愤慨与不平。尽管前途渺茫，他对功名仍念念不忘：“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

自从孔子提出“三十而立”之说，后代之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便常把三十岁时的成就看作了整个人生成败的一个标准。对于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来说，三十岁，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孟浩然也是如此，在诗中，他对自己命运不偶的慨叹随处可见。他曾几次感叹自己年逾而立，功名未成，“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三十之后的诗人依然未能时来运转，悲苦的心境依旧，“谁知书剑者，年岁独蹉跎”、“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士有不得志，凄凄吴楚间”。孟浩然到晚年，在张九龄的幕府做了一段时间的幕僚，这既表明了他仕途的不得志，又表明了他入仕追求的执着。

因而，孟浩然对功名的追求是终其一生的，他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除了因受盛唐时期的社会风气影响而外，另一个原因便在于他有较坚定的儒家思想。孟浩然常以儒生自许，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俨然以孟子后裔自居，强调自己从小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在《宿终南翠微寺》中，他又说：“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既严格地强调了自己的儒者身份，又为自己喜好山水、喜游佛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中，他还有“欲识狂歌者，丘园一坚儒”之句。如此明确地以儒者自许，正表明了在孟浩然的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二、孟浩然与佛教

在孟浩然的诗集中，存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概括起来，这些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写与僧人的交往，间杂说一些佛理；二是写游览佛寺。

孟浩然有“幼闻无生理”之句，可见他较早地接触到了佛教。但如前所述，孟浩然有较坚定的儒家思想，一直都在追求入仕，即使一生失意，也没有真正绝望过。因此，尽管他与僧人们有较密切的交往，对高僧慧远等极为推崇，但他并未把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

孟浩然承继了六朝以来，士人喜谈佛理的传统，在他的诗中，尤其是在与僧人交往唱和的诗中，也时常夹杂玄理。如“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吾师住其下，禅坐说无生”、“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坐觉诸天近，空香送落花”之类。在唱和性的诗作或直接写宗教仪式的诗作中，则更是要刻意显出他对佛理的了解，如在《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两诗中，谈理的气味尤为浓厚。

但孟浩然大多数与佛教有关的诗，其目的仍不在谈佛理，他向往的是佛家那种超凡脱俗而少机心的境界。在孟诗中，鸥鸟形象多次出现，“政成人自理，机息鸟无疑”、“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欲知明灭意，朝夕海鸥驯”“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作为一生不得志而又有隐逸之心的诗人，“机息鸟无疑”既是孟浩然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对世事人情的真诚企盼。去除机心与去除尘念常是等同的。“风尘厌洛京”的孟浩然，对佛教的喜好，在于它能使人去除尘念。在孟浩然的诗中，“尘”字一再出现，“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已舍”、“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寥寥隔尘事，疑是入鸡山”。而“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则似乎道出了诗人崇敬高僧的原因正在于他们的超脱尘俗，不像他那样“栖栖复问津”，痛苦不堪。孟浩然常称僧人为“静者”，其实也是在于他们的远离尘俗。

孟浩然这些与佛教有关的诗，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特点即山水的内容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常常想到隐逸山野。即使不真正隐居，也常纵情山水、探幽揽胜以消解内心苦闷，求得心理平衡。孟浩然“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本有喜好自然山水的天性，科场失意之后，观览山水更是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他诗作的主要内容。

南北朝以来，佛寺大量兴建，很多佛寺建于深山密林之中，环境幽静，景色迷人。孟浩然喜游佛寺，大多为寻幽探胜而去。如《寻香山湛上人》、《疾愈过龙泉精舍呈易业二上人》、《夏日辨玉法师茅斋》、《晚春题远上人南亭》、《过融上人兰若》等几乎纯为写景。即使谈玄理，也掩藏不住山水的清绝幽美。诗人常在诗的开篇便写佛寺周围的风景。在谈两句佛理之后，常紧接上几句描写风景的、与佛理无多大关系的诗句，这在艺术上使得其诗更加耐读，不致枯燥；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谈玄说理，而在山水之间。

但积极入世的孟浩然在事实上是没能逃脱“尘俗”的，他只是在“尘俗”与“静者”间徘徊。他喜游佛寺，向往静者的生活，向往尘外之踪，其实也就只能是一种逃避，是一种消弥内心矛盾的方法而已。甚至在《秦中感秋寄远上人》、《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中，诗人表现了自已对僧人的敬慕，对隐居的向往，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仍是一种仕途不得意的牢骚与悲哀。

三、孟浩然与道教

孟浩然与唐时其他文人一样，与儒、道、释三家皆有来往。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游道观、赠道士的诗。这些诗表现的大多是他对于道士们采药炼丹、自由无拘生活的向往。对道家所宣扬的那种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的赞同。当然，也有借赠诗以发牢骚的时侯。总的说来，道家对他的影响不如儒、佛两家那样深。

孟浩然的诗，真率自然而少夸饰，即使在写一些与佛道有关的诗中，也是很少谈及怪、力、乱、神之类神秘性的东西，始终是平谈而自然的。这固然与诗人的诗作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从小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孟浩然的诗范文第4篇

王维与孟浩然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有一天，王维邀请孟浩然到内署作客。两人正聊得兴起，唐玄宗突然到来。如此大好机会，孟浩然竟然慌作一团，匆忙间躲到床底下。唐玄宗进来发现屋里的情况不太对劲，便责问王维。得知是孟浩然在此时，唐玄宗高兴地说：“我听说过此人的诗名而没有见过面，为什么要躲起来呢？”说完叫孟浩然出来。孟浩然拜见了皇帝。唐玄宗让孟浩然朗诵他得意的诗作。

决定前途的关键时刻到了，拜侯封相的希望就在眼前。孟浩然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仔细想了想，他选择了寓意深刻的《归终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首诗是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孟浩然的本意，是表明求仕之心未灭，希望皇帝重用。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入世做官的美好愿望就在这首诗中断送了。唐玄宗听到“不才明主弃”那一句时，勃然变色道：“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遂放还，不复见录。

经历此事，孟浩然大受打击，觉得掉了隐士的身价，因而心灰意懒，形骸也开始放浪起来。后来采访使韩朝宗入京，决定带上孟浩然一起去，以便向朝廷推荐。但孟浩然因为与人喝酒，错过了出发的时间。韩朝宗大为生气，独自而去。“浩然亦不悔也”。也许到此时，他总算明白了，写诗和做官是两码事。

孟浩然后来壮年病故，却是因为吃错东西的缘故。当时盛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王昌龄来到襄阳，听说孟浩然欲仕而遭黜后，立即前来拜访，有惺惺相惜之意。王昌龄当时被誉为七绝圣手，名满天下。他有名作《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孟浩然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孟浩然 仕隐 心态

孟浩然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往往也被称为“隐逸诗人”。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按理说是“生逢盛世遇上明主”，却布衣终生，这确实让人慨叹。本文着眼于孟浩然诗作中提到的隐士形象，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形象来探究孟浩然仕与隐之心态。

一、孟浩然仕与隐之探究

孟浩然向来以隐士闻名，其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不少诗篇表达出了对隐逸的向往追求。《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隐士的名称“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逸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1]。孟诗中提到的隐士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人或任情不羁，傲然独特；或登山采药，养生服食；或避世不仕，浪迹山水；这些隐士品德高尚，超然于世外，无意于仕途，且都有被荐入朝做官之机会，但他们都一一谢绝，足见其高风亮节。

孟浩然在仰慕这些隐士隐居不仕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的遭遇，“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2]（《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将适天台留别临海李主簿》）、“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壮图竟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相寻》），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入仕的向往和怀才不遇的遗憾，他在追慕隐士之品行的同时，也在哀叹自己的命运，生逢盛世却报国无门，只好写些诗章来宣泄自己的郁闷情怀。

另外，在孟浩然诗篇中，亦出现了另外一类人物，包括屈原和贾谊，孟浩然在为屈贾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是在诉说自己空有一番抱负，却碌碌无为。从这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内心并非是平静的，而是透露着一种不为君主所用的心痛，他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怀着一颗热切的济世之心。当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诉之于读者时，笔下的意象和主观感情便非常浓烈。

正所谓“言为心声”，孟浩然的隐居绝不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是一种蓄势待发。在孟诗中多次提到的“羊公”指的是西晋名将羊祜，“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圣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伤悲’”[3]。孟浩然诗歌中有五首诗提到了他，试想，如果孟浩然真是一位隐士，他会在意湮灭无闻的结果吗？再看另一位名士――“山公”，他也是位任情不羁之人，“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4]。孟浩然在他的诗里多次提及这两人，一是他们都曾在襄阳停留过而且为襄阳做过贡献；二是孟浩然本身胸怀远大志向，他希望自己能像先贤那样为襄阳出一份力。鲁迅先生说：“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5]

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提出隐居分朝隐和待时而隐两种，朝隐即半官半隐，待时之隐则包括两类，一类是释谒之前为入仕做准备，一类是在得第之后等候选官或罢官之后待时再选。孟浩然入京应举前隐居襄阳则属于为入仕作准备，正如陈贻先生所说，“‘隐居’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内容，然而他的‘隐居’，除了上面所说的在为应试作准备外，本身也有着积极的入世意义。这是一种姿态，一种方式，以前的‘竹林七贤’这样，以后的‘竹溪六逸’也这样。”[6]孟浩然用世的心情是殷切的。隐居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这是许多文人的梦想。前期的孟浩然心怀壮志和希望，把隐逸视为出仕的预备阶段，后期的孟浩然则心存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把隐逸当作慰藉自己的一种方法。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曰：“山南采访使太守昌黎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约曰引谒。后期，浩然斥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逞恤其他。’遂毕久不赴，由是闻罢。既而浩然不之悔也，其好学忘名如此。”[7]后人往往认为孟浩然清高自赏，认为其乃真隐士。事实上“好乐忘名”的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悲哀，那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彻底失望。

因此，孟浩然虽然在诗作中提及很多隐士形象，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入仕之心。在其两百六十多首诗里表现求仕愿望的有近五十首，如“俱怀鸿鹄志，昔有心”（《洗然弟竹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洞庭湖赠张丞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孟氏处于仕隐两难的境地呢？

二、孟氏仕与隐矛盾之原因探讨

（一）盛唐的社会风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统治者每每征召、旌扬隐士以表乐善求贤之意。贞观十五年《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载：“尚恐山林薮泽，藏荆隋之宝；卜筑屠钓，韫萧张之奇。是以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眺箕颖而怀隐沦。”[8]又如唐高宗于显庆元年下诏：“比虽年尝进举，遂无英俊。犹恐栖岩穴以韬奇，乐丘园而晦影。”[9]玄宗开元五年又下诏：“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闻。”[10]

唐代统治者征召隐士高人一方面是惜才求贤，另一方面则有喻示太平盛世、教化风俗之意。隐士往往嫉世惩俗，激浊扬清；或洁身自好；守道不仕，或逍遥山林，与世无争，具有很大的教化功用。统治者对有盛名的隐逸者加以征召，所谓“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比其他政策更能虏获人心。在唐代，先隐后仕是十分流行且为广大士人所接受的风气。孟浩然进京应考前的隐居，则是属于待时而隐，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

胡适指出，“唐代重视隐逸，聪明的人便不去应科第，却去隐居山林，做个隐士。隐士的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即使不得征召，而隐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会的崇敬。既有这样社会背景，思想所趋，社会所重，自然会产生这种隐逸的文学，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那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11]袁行霈也认为，“在盛唐士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有人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于是有‘终南捷径’之说。”[12]

综上，盛唐时代的隐逸是充满功名之念和进取之心的，既有仕与隐的心灵煎熬，也能在山水的赏玩中忘掉过多的苦闷。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隐逸对孟浩然而言亦不再是一种纯粹喜爱自然风光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自觉追求，相反是一种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手段。

（二）榜样的力量

襄阳造就了很多的隐逸名士，《舆地广记》载汉庞德公与庞蕴俱隐鹿门山；又有独乐山，诸葛亮尝登此山而作《梁父吟》[13]。孟浩然素有取法先贤之志，闻一多认为“在他这里，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14]，孟浩然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名士高风亮节的影响，每当他在现实环境中受到压抑时，就会希冀和向往隐逸天地，追慕高隐们超然世外的情调。

诗句中涉及到“武陵溪”“归去来”“五柳”“彭泽令”等词语，“殷勤为访桃源路，予亦归来松子家”（《高阳池送朱二》），“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寻梅道士张逸人》），“欢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秋登张明府海亭》）。孟诗既有对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心有所守”的志节的无限景仰，也有对他遗弃荣利、甘守贫贱的向慕和对其人格的尊崇。

（三）诗人自身的内在追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文人的毕生追求，孟浩然也不例外。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表明自己是孟子的后裔，长在世代重儒风的家庭，从小受到诗礼之教，要忠于明主，建立功业，兼济天下。应举前的孟浩然是天真的、热诚的，“俱怀鸿鹄志，昔有心”（《洗然弟竹亭》），“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安能与斥，决起但枪榆”（《送吴悦游韶阳》）；应举前的隐居自适是有目的的，是为仕而隐，抱有极大的信心。

不可否认的是，孟浩然有向往归隐田园的一面。落第后，他渐渐从天真浪漫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对盛唐气象下所深藏着的矛盾和阴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在《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中喟叹“惜无金张援，十上空来归”，“朝端乏亲故”（《田园作》）；当仕途受挫时，他便抒发思归之情，“万岁楼头望故乡，独令乡思更迷茫”（《登万岁楼》），“今宵有明月，乡思远”（《途中遇晴》），“泪忆岘山堕，愁怀湘水深”（《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出仕与归隐共同构成了士阶层完整的文化传统，隐逸的目的就在于获得相对独立的生活内容、社会理想、审美情趣和人格价值。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历来强调君子以道自任，隐逸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孟浩然的隐居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不自觉的无可奈何的成分，他虽然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始终没有忘掉对政治的追求，在仕与隐、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因此，即使在描写恬静的田园生活和寻幽探胜的山水、行旅诗中，也经常透露出这种思想上的痛苦和矛盾。”[15]孟浩然既追慕陶渊明躬耕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情操，又怀有盛唐文人建功立业的时想，是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人。他一方面追求自由，以保其闲情逸趣；另一方面又殷切于用世，以图有所作为。他笔下的隐士形象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其入世与出世之矛盾，仕与隐的矛盾支配了他的一生，“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

注释：

[1]蒋星煜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7][15]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集序第1页，前言第9页。

[3][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0页，第1229页。

[5]鲁迅：《鲁迅全集・而己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6]陈贻著：《唐诗论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8][9][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0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18页，第519页。

[10]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68），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61-762页。

[11]胡适：《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5-306页。

[1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3]欧阳撰：《舆地广记》（附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5页。

[14]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陈贻.唐诗论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4]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