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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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1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张明府；张郎中；张子容；入仕态度
在盛唐人士乃至今人的眼中孟浩然更是一位洒脱阔达的隐士，其超凡脱俗、淡泊名利。但纵观他的诗篇，可明显的感觉到其一生都是处在入仕与退隐的矛盾痛苦之中。在其诗篇中有诸多与官员交友的诗，本文选取目前争议性较大的“张明府”及“张郎中”两个官职进行考证，并对孟浩然在交友圈内所反映的入仕态度作以分析。
一、“张明府”考
在孟浩然诗中含有诸多与“明府”的诗，譬如《与白明府游江》、《陪卢明府泛舟回作》、《临涣裴明府席遇张十一房六》、《崔明府宅夜观妓》等。“明府君”的略称。汉人用为对太守的尊称。《汉书・龚遂传》：“明府且止，愿有所白。”《后汉书・张湛传》：“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唐李贤注云：“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重之称。”唐以后多用以称县令。唐代别称县令为明府，称县尉为少府。后世相沿不改。但值得注意其诗集中大量有与“张明府”相关的诗，如《和张明府登鹿门山》、《同张明府碧溪落》、《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寒食张明府宅宴》、《同张明府清镜叹》、《秋登张明府海亭》等，可见孟浩然与“张明府”结交甚笃，而“张明府”何许人也需进一步考证。而在孟浩然的社交圈中有多位张氏官员，可考的有张九龄、张愿、张子容等，笔者认为孟浩然诗中的“张明府”为张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第一，孟浩然作有《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可知“张明府”曾作奉先县令。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q关内道一・京兆府》曰：“奉先h，本秦重泉县，后魏省，至孝文帝分白水县置南白水县，西魏改为蒲城县。本属同州，开元四年以县西北三十里有丰山，与此置睿宗乔陵，改为奉先县，隶京兆（今陕西蒲城县）”。[1]《唐会要》卷七十云：“新升赤县。奉先县，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以奉陵寝，以张愿为县令。”[2]可知张愿曾做过奉先县的县令，而诗中的“明府”就是唐代县令的别称。又张愿为奉先县令的时间为开元十七年（729年），而此时的孟浩然也恰在长安应进士举，滞留京洛。孟浩然生于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开元十七年时为四十岁，二人在时间上是重合的。且通过《新唐书・卷二百三》记载：“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3]，据此我们可推断此时的孟浩然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二人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且皆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张愿与孟浩然在此时是极有可能会有交集的。
第二，从还乡时间考。开元十七年秋张愿休假还乡，据《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侄子愿述：君讳漪，字若水，范阳方城人。四代祖策，从后梁宣帝去西魏，子孙遂家襄阳焉。”[4]张愿此时所归的家乡应是襄阳。襄阳，西汉始置，东汉时属荆州南郡，魏晋时期置襄阳郡，郡治在襄阳城内，西魏改称襄州，属襄阳郡。唐武德四年改郡为州，贞观初年置山南道，属山南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而孟浩然在举进士不第后也返回了襄阳，“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5]孟浩然所作《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万里音书断，数年云雨乖。归来休热眨始得赏心谐。朱绂恩虽重，沧州趣每怀。树低新舞阁，山对旧书斋。何以发秋兴，阴虫鸣夜阶。”[6]对二人各自的经历进行了回顾，诗歌中对二人重逢的喜悦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另孟浩然诗歌中还记其登张愿海亭、与张愿登鹿门山、于张愿别业碧溪同作诗章、寒食日与张愿家宴等二人交友事迹，足见二人情谊甚笃。
所以，从上述的时间地点上分析孟浩然诗中的“张明府”即为张愿是较为吻合的。
二、“张郎中”考
同时在孟浩然诗中含有与张郎中交往的诗，亦如《卢明府九日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羲王府司马就张海园作》、《张郎中梅园作》、《送张郎中迁京》、《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等，与“张明府”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郎中指的是何许人也。
第一，从他人的墓志来考。首先，在《唐故秀士张君墓志并序》中有关张愿家族的记载，“君讳点，字子敬，其先范阳方城人也。轩辕锡族，司空分派，繁衍广大，自北徂南，九代祖贞，从西晋入东晋。六代祖策，去西魏自南齐，迁宦奕叶，因家樊沔。祖汉阳郡王中书令谏之，佐命元勋，建封立庙，服器有具，子孙其昌。……君之兄驾部郎中愿，痛萼跗之不禄。”[7]其次，在《大唐谷城县令故张府君墓志》也有提及张愿曾任“郎中”一职，“公讳曛，字继明。范阳方城人也。五代祖策，梁岳阳王谘议参军。……曾祖柬之……考讳愿，皇驾部郎中，曹、婺等十一州刺史，吴郡太守，兼江南东道廿四州采访黜陟使。公即采访之第八子也。”所以，从这两个相关的墓志来分析张愿确实曾经任职过郎中的。
第二，从诗中所提及的地点考证。《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与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中的“海亭”、“海园”与《秋登张明府海亭》中的“海亭”应是同一地点，均指张愿的居处。所以诗中的“张郎中”应亦是张愿。
而有学者认为诗中的张明府、张郎中皆指的是张子容，如陈贻{作《孟浩然事迹考辨》、王耀斌作《孟浩然年谱》等均持此观点。在此需指出的是，张子容虽与孟浩然为好友，而且孟浩然诗中亦有许多是反映其与张子容的友情的诗歌，张子荣也有许多的诗是与孟浩然同声唱和的。比如孟浩然所作《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与张子容的《除夕乐城逢孟浩然》、《送孟浩然归襄阳二首》等相互唱和的诗都证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深厚的交情。但是史料中关于张子容的记载甚少，仅在《唐才子传q卷一q张子容传》中有张子容明确的记载：
子容，襄阳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仕为乐城令。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生死之交，诗篇倡答颇多。后值乱离，流寓江表，尝送内兄李录事归故里云：“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归，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后竟弃官归旧业，有诗集，兴趣高远，略去凡近。当时哲匠，咸称道焉。[8]
通过此则文献我们仅能得出张子荣与孟浩然二人关系甚好，同为襄阳人同隐鹿门山，为开元元年进士并曾担任过乐城县令的结论，而此结论仍需进一步详证。
其一，关于张子容进士考的时间。《唐才子传》称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唐诗纪事》卷二十三载：“子容，先天二年进士，曾为乐城尉，与浩然友善。”[9]考《登科记考》：“按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今从常无名改在是年。”[10]另《唐才子传》卷一“王湾传”亦作“常无名榜进士”。足见史料关于张子容进士的时间记载是一致的，常无名、张子容、王湾等皆为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的进士。
其二，张子容是否任职过乐城县尉，或在任职乐城县尉之前的乐城是否担任过其他官职也是需进一步考究的。考开元八年（720年）孟浩然有作《登岘亭寄晋陵张少府》可知，张子容先天二年及进士第后，担任过晋陵县尉。晋陵，《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常州》：“禹贡扬州之地。春秋时属吴，延陵季子之采邑。汉改曰毗陵，晋东海王越谪于毗陵。元弟以避讳，宋、齐因之。……晋陵县，本春秋时延陵，汉之毗陵也，后与郡俱改为晋陵。季札所居也”，[11]治所在今常州。《唐才子传》称张子容任乐城令。乐城，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载，：“乐城县，本回浦县地东晋孝武帝分永宁县置，隋废，载初元年复置”，[12]今浙江乐清。其究竟是任乐城令先还是晋陵县尉先，据张子容自作《贬乐城尉日作》：“窜谪边穷海，川原近恶溪。有时闻虎啸，无夜不猿啼。地暖花长发，岩高日义低。故乡可忆处，遥指斗牛西。”其应是由某一官职贬为乐城尉，由一较发达处贬到穷海恶溪处，所以相对比研究来说应是任晋陵尉在先任乐城令在后。孟浩然所作《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永嘉上浦馆送张子容》、《永嘉别张子容》等俱可佐证张子容曾被贬为乐城县尉。
关于张子容的其他事迹从孟浩然诗歌中可略知一二。《寻白鹤岩张子容处士》曰：“白鹤青严半，幽人有隐居”，[13]这其中的“白鹤岩”应为张子容的住处。白鹤岩位于襄阳白马山，《舆地纪胜》卷八二载：“白马山，在襄阳县东南十里，以白马泉为名。”[14]白鹤山与孟浩然的园庐相距甚近，为两人的交流予以便利。关于张子容的其他事迹我们无法考证。
而对于孟浩然诗中的“张明府”和“张郎中”是张子容的说法，笔者认为是极具缺乏史料支持的，所以认为孟浩诗中的“张明府”和“张郎中”是张愿的说法更为贴切。
三、孟浩然入仕态度
实际上无论是张愿还是张子容都属于官员，都有一定的任职经历，而这正是孟浩然所缺少的，甚至说是羡慕的。其早年苦学，秉承儒教，怀有远大的抱负，积极用世的思想亦是较为明显，“吾与二三子，平生交结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鸿鹄心。”[15]但其仕途发展并不顺畅，中年应举落第，后虽再次求仕但因无人引荐亦无果而终，惟晚年短入张九龄幕。在他的交友圈中，除了高卧云山的隐士类，更重要的是其与官场人士的交往，这在他的诗歌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如与张九龄的交往，其作《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迥张参军》、《荆门上张丞相》、《和张丞相春朝对雪》、《张丞相登高杨楼》等。与襄州县令卢Q的交往也较频繁，其作《陪卢明府泛舟回作》、《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卢明府九日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就张海园作》等。其甚至还与一些史书无考的官员的来往，其作《与张折冲游耆A寺》、《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赠箫少府》、《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曹韩》、《岘山送箫员外之荆州》等。
孟浩然与这些大小官员频繁的交往正是其渴望入仕效忠明君的一种反映，同时这些人的发展于无形之中敦促着孟浩然积极入仕寻求一番作为，只是奈何其没有得到合适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孟浩然并非一个纯粹无关政事的隐士，其实际是在无入仕机会的境遇下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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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3篇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前言】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名篇之一。这是一首送别诗，寓离情于写景。诗作以绚丽斑驳的烟花春*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极尽渲染之能事，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情丝不绝、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此诗虽为惜别之作，却写得飘逸灵动，情深而不滞，意永而不悲，辞美而不浮，韵远而不虚。全诗没一个“离别”，但又句句写着离别；没有直接抒情，但却处处透着深情。“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明方孝孺《吊李白诗》云：“诗成不管鬼神泣，笔下自有烟云飞。”以此来括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送别诗的神韵，也是很合适的。
【注释】
⑴黄鹤楼：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故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蛇山的黄鹄矶上，属于长江下游地带，传说三国时期的费祎于此登仙乘黄鹤而去，故称黄鹤楼。原楼已毁，现存楼为1985年修葺。孟浩然：李白的朋友。之：往、到达。广陵：即扬州。
⑵故人：老朋友，这里指孟浩然。其年龄比李白大，在诗坛上享有盛名。李白对他很敬佩，彼此感情深厚，因此称之为“故人”。
⑶辞：辞别。
⑷烟花：形容柳絮如烟、鲜花似锦的春天景物，指艳丽的春景。下：顺流向下而行。
⑸碧空尽：消失在碧蓝的天际。尽：尽头，消失了。碧空：一座“碧山”。
⑹唯见：只看见。天际流：流向天边 天际：天边，天边的尽头。
【翻译】
老朋友向我频频挥手，告别了黄鹤楼，在这柳絮如烟、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去扬州远游。友人的孤船帆影渐渐地远去，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只看见长江浩浩荡荡地向着天边奔流。
【赏析】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友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漫游和飘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原内外，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
这首送别诗有它特殊的感情色调。它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向往去广陵(即扬州)，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
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几乎像黄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他给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间，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地区，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在一片美景之中送别友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景令人悦目，送别却令人伤怀，以景见情，含蓄深厚，有如弦外之音，达到使人神往，低徊遐想的艺术效果。[6]
“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广陵，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指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给读者的感觉绝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正是烟花之地。“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洙誉为“千古丽句”。 李白渴望去扬州之情溢于言表。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4篇
公元730年左右的开元盛世，一个叫李白的年轻诗人在黄鹤楼告别友人，去地处湖北的云梦泽修身养性。
这种修为在他不是初次。出川之前，他自称曾在峨眉山学道，取得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必须资历。但因为修身日浅，在游历江浙时犯了铺张浪费和处处留情的错误，使他在到达荆州之时一穷二白，不得不以过于自大的言辞向当地大佬韩朝宗毛遂自荐，不久就尝到被人举报行为不检点的苦果，不得不自己认错为“可笑畸零之人”，颇有“打碎牙齿肚里吞”的委屈。时代风气之下，受此挫折，李白需要暂时退出社交圈，找一个高尚地点修身养性，注销品行纪录，重获入世资历。李白选择了云梦泽，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择。
不同于前代诗人骆宾王隐居的终南山或者陶渊明躬耕的庐山脚下，云梦泽在传统中并不是一个陶冶情操之地，反倒与之事有着某种关联。云梦泽名头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地处江汉之间，由两条大江穷年顶托往复而成，虽然与前述高尚脱俗之地同样出白天地化育，却由于陂陀纵横的卑湿形态而指向道德亏欠或放纵。在华夏“地大物博”代言人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中，子虚先生赖以自夸的云梦泽虽然地方九百里，虎兕鱼龙繁复出没，却仍然在齐蜀之后叨陪末座，更谈不上和天子的园林上林苑相比。而楚王田猎其中也远不是可以和天子巡狩并论的正经事业。
秦楚之争以楚国的失败落局，有着山鬼、神女这样浪漫角色的楚文化也被渲染上了的色彩，楚王田猎其中的云梦泽，更隐隐沾染上了亡国的嫌疑。因为细行刚刚遭受攻讦的李白，却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去重建名誉，不能不使人疑心是受到了他刚刚在黄鹤楼告别的忘年交孟浩然的鼓动。
孟浩然此行是在京城落第，留下一首诗告别了王维而去江淮一带散心的，但他一直对家乡山水有私心。孟浩然的家乡是在江汉平原上的襄阳，邻近上古云梦大泽泛泛之地。黄鹤楼一别，遍游江浙山水之后，孟浩然写下诗句说，襄阳的山水之美胜过著名的会稽。随后补充说明，主要景点是云梦泽和武陵源。后者离襄阳远了点，真正夸奖的还是生养他的云梦泽。
这在他更早时在洞庭湖上书丞相张九龄谋事的诗歌中已有表示。那首号称盛唐气象的诗歌中，孟浩然以家乡云梦泽的气势和眼前八百里洞庭湖的波澜壮阔对比，以羡鱼之情委婉表达自己想找个事做。从地质史上看，后者原是前者的附庸。在这些乡土诗歌中，云梦泽不是卑湿和道德可疑的渊薮，而是它天生的那个样子：浩瀚包容，气象万千，恰如张丞相的人格魅力。可以猜想在黄鹤楼上，李白向孟浩然介绍了越地的绝佳风景和白皙美女，而孟浩然情不自禁向李白推荐了家乡的云梦泽。气质相投的信任感使李白选择了奔赴云梦泽，期待取得躲避风头和陶冶性情的双重效果。
但此时的云梦泽，受制于泥沙雍塞，实在已非浩然心目中的浩淼气象。早在三国时期，它的核心地带已经演变成泥泞难行的道路，曹操在赤壁之败后因此几乎丧生。李白到达云梦泽核心的安陆县一带之后，未能写出赞扬峨眉或者天姥山那样的雄奇诗篇，孟浩然心目中的云梦气象在他笔下亦难觅形迹。道理很简单，这是孟浩然而非李白的家乡。
虽然如此，云梦泽还是完成了疗伤和恢复名誉的功能，李自在孟浩然的家乡结识了隋朝宰相许国师，娶了他的孙女。这段上门女婿的因缘并不令李白满意，几年后他前往山东，并在那里重婚。从以后的情况看，安陆的婚姻在李白心中没有地位。一生中他再也没有回到曾经帮助他疗伤和再度出发的云梦泽。也和游历会稽之后回归家乡的孟浩然再无交集。
作为游历最厂、诗作中涉及风土人情、行业物产最多的盛唐诗人李白，甚至没有像描写同样非他故乡的秋浦的铁匠和锦鸵鸟那样，为我们揭示云梦之地的物产，他的忘年交孟浩然或许由于太多梦想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因而无从得知从禹贡或司马相如的年代之后，那里的生态和出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随着水域面积的缩小和东汉以来江汉农业的发达，湖北一带是否仍旧兕虎出没已很难讲，其它的盛唐诗人对此也未加留心，毕竟他们不是环保人士。
也有一个例外。从齐桓公伐楚的指责中，我们知道云梦泽大宗的出产包括了用来在祭祀中包肉的包茅草，当然还可用于编席等日常用途，正是中原所缺。这宗出产在盛唐之后仍然延续，与李白齐名却没赶上盛世的朦胧诗人李商隐在一首诗中提到了白茅覆盖的景象。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意象 图画性 语法缺省 简单
中国古典诗歌浩如烟海，其英译无疑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外销”的必不可少一环， 关于中国古诗的英译，一直以来都是中外翻译大家学者们研究的重中之重。
大卫・亨顿是近十五年来中诗英译这一领域颇富盛名的翻译家，他的译作包括《中国古代经典诗歌集》、《论语》、《道德经》等，翻译风格简单却极富深意，而对细节的清晰描述和讲述都再现了庞德的意象派精神。
下面将就大卫・亨顿所译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进行分析并试议其翻译风格手段。
一、意象之美
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七言绝句，描述了唐代诗人李白送别友人孟浩然时的情景。全诗及大卫・亨顿的译文如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On Yellow-Crane Tower, Farewell to
Meng Hao-Jan, Who’s Leaving for Yang-Chou
故人西辞黄鹤楼，
From Yellow-Crane Tower, my old friend leaves the west.
烟花三月下扬州。
Downstream to Yang-Chou, late spring a haze of blossoms,
孤帆远影碧空尽，
distant glints of lone sail vanish into emerald-green air:
唯见长江天际流。
nothing left but a river flowing on the borders of heaven.
诗人在这短短的四句中给出了四个唯美的意象：江边楼、烟花天、孤帆尽、江水流。仿佛四幅水墨画，诗人的离别之情跃然纸上。尤其是次句奠定了全诗的意象风格，即朦胧浪漫又洒脱不羁。
庞德认为“表意文字意味着与所描写事物关系密切的情况、行为、状态或本质”，他认为汉字本身就呈现了诗的意象（陈春梅：2010）。亨顿在《中国古代经典诗歌集》的序言中认为汉语典籍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文字的图画性及语法的缺省，诗歌尤其如是。文字的图画性以其直观的特点使读者一看之下就产生意想的联想，从而加深了读者对诗文美的理解。下面将就此诗中文字的图画性和语法的缺省两方面详细分析亨顿的译文及其翻译风格。
二、中国古典诗歌文字的图画性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汉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说汉字是成型于物、照物的形态而成。“意依类象形，直接反映事物体状，是早期汉字的构型原则”（马永善、及文平：2010）。所以汉字分析是诗歌美学赏析的重要环节。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李白对汉字的运用勾勒出了诗中意象。首句鹤（ ）字，意为大型涉禽，右侧的鸟是象形字，形态上是一直振翅欲飞的鸟。楼（ ）字可见此黄鹤楼的建筑材质及构造形态，就算读者没有亲临黄鹤楼，也从这二字得到“江边楼”的意象。而亨顿译诗中“tower”则给人一种灯塔或信号塔般荒僻的感觉。次句中的汉字的图画性意象主要由“烟花”二字构成， “花”是象形字，《说文解字》指“花”本作“”，荣也。 “烟花”二字给读者的感觉就是繁花似锦、柳絮如烟的景象。此处亨顿的译文甚妙，尤其是haze一词，既包含了江上水汽生成的雾霭又表现出岸边柳絮和繁花的朦胧曼妙。第三句中的孤（ ）字之图画性也很典型地表现出此句之精髓，左右两部各为象形字，部首“子”很直观的表示孤零零的“人”，右侧“瓜”表示瓜藤之下的一颗瓜，联合起来表示“像滚瓜那样没有着落地的孩子”。读者看到此字自会产生一叶扁舟逐渐消失于水天之际的联想。亨顿以lone sail表示孤舟，同时以distant glints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孤舟消失于江面那一瞬间。整句“孤帆远影碧空尽”，从左至右笔画渐少，最后的“空”和“尽”分别只有八划和六划，使读者潜移默化中产生孤舟越来越远的画面感，这一点是亨顿无法译出来的。末句图画性由“流”字表现。流（ ） 形声从水，从疏省，疏省亦声。“疏”省意为“条带状”。“水”与“疏”省联合起来表示“条带状的水”，不仅体现出了江水更表现出友人别离后的看到一去不复返的江水后的惆怅。亨顿处理为分词flowing作为后置定语修饰river，配合之前双重否定形式nothing…but，强调了“只看得到江水滚滚流向天边”，较为成功的复制了此句的意象。
三、中国古典诗歌语法的缺省
亨顿在其所译《中国古代经典诗歌集》序言中称中国古诗中“极少使用连词、介词，使得诗句之间、短语之间、意群之间和意象之间的联系不很清晰”，而且“通常，动作的施动者、动作本身及动作的承受者是缺失的”，此外，“字词也有极为丰富的暗含意义”。这种语法上的缺省如同中国画中的留白，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读诗的过程也就是以想象补白的过程，然而“诗的‘空’永远存在”，这就使得“诗意的文字，无论其本身或其意义，都构成了纯粹的诗歌”。
首先，中国古诗中有所谓“实字双叠，虚字单使”的格局（葛兆光：1999），此处虚字并非连词、介词之类（这类词据亨顿的观察极少在中国古诗中出现），而是“指动词或形容词之类非事物名称的‘词’”。此句中的 “下”在指示实际意象的名词词组“烟花”、“三月”和“扬州”之间，照诗歌研究中诗眼的说法，“下”无疑是本诗的诗眼，顿时将表示情境、时间和目的地的名词联系在一起，传神的表现了孟浩然乘船随波而行悠游自在的景象。此处亨顿的翻译也堪称绝妙，他用了副词downstream来表达船行、水流的方向，没有转换词性用动词，利落不拖沓的衔接了前一句友人的离开。
其次，全诗的一大特点是动作施动者也就是送别者李白的缺省，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以送别者的眼光写就，却没有出现“我送”、“我看见”之类的词句，这样一来使读者产生代入感，仿佛也跟着诗人一起眺望天边，无限惆怅。亨顿对后两句译文的巧妙处理在于主动与被动时态的混搭，vanish表明小船载着友人划向了远方，而“left”这一被动时态表明诗人的思绪还在江上，只是江上再没了友人的身影，空余江水奔流不息，此处也省略了“看”的主语即诗人，读者读到此处难免会产生共鸣，意境顿生。另外，亨顿独特的断句也值得一提，全诗共两句，前一句交代背景，即友人别离黄鹤楼西去。第二句先说“下扬州”，再由a haze of blossoms带出整个意境，这是亨顿译诗中常见的手法，即独立主格结构，既与前后有联系又游离于诗外，仿佛水墨画的背景，接下来的主句distant glints of lone sail vanish into emerald-green air以主动态表示小船驶离、友人离开的情景，接以被动态表示自己看到的景象空余江水，一气呵成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遐想空间。
最后，第二句中distant glints的选用表现了亨顿对诗中字词的暗含意义的充分解读，glint本义指闪现，用在此句中平添了几分想象意味，充分补足了“尽”的小船在江上若隐若现最终消失不见的暗含意义。
四、小结
诗歌不同于其他文章，诗的意象不可完全复制但有共通性，意象复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译者作为一个诗人的功力，在这一点上，亨顿的译文颇具原诗意象之美。他的遣词用句虽然简单，但是简单中可见深意，简单可打动人心，能跨越几千年时间和空间在现代读者的心中激起共鸣，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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