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判决书
行政判决书范文第1篇
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就实体问题做出的书面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样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重要规范性文件。由于多种原因，原先相互适应、配套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之间发生了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同时，现在行政诉讼中由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行政判决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判决书改革的角度，结合存在的问题，围绕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中心，提出了重构行政判决书结构样式、完善判决书立法内容的建议。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陷
（一）诉讼法中有关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较而言，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判决书的规范就比较具体。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专门对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导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判决书的规范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相比，呈现出严重的失衡。行政诉讼法中第58条提到“判决书”三个字，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上诉事项，而非为了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与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几处提到了“行政判决书”（如第83条、第85条），旨在说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捆绑在一起的规范，并非对行政判决书内容和制作要求的规范。诉讼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决书缺乏指导性的法律依据，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判决书的证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
（二）行政判决书样式和行政判决书制作层面的缺陷
诉讼法中行政判决书必要规范的缺失，固然给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以极大的灵活性，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判决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没有诉讼法的保障，随之出现的行政判决书样式简单化、笼统性就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从现行的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上述问题。例如诉辩意见中先写“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关内容的问题；例如不反映“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和程序特征的问题等等。这种仅仅体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判决书样式，已经与现在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不相适应，也与《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脱节，例如后者第35条第1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应地要求判决书应该写写明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而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并没有规范，急需进行调整和改革。
（三）改革重在制度重构和立法完善
从现在判决书改革的整体趋势来看，刑事判决书已经先行一步，在199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民事判决书正在很多地方法院进行改革试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判决书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赋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和制作要求同诉讼程序一样的法律效力，无疑促进了民事判决书样式的规范程度和法官对制作民事判决书的重视程度。
行政判决书的改革虽已在不少地方进行，但是尚没有形成较一致的意见；而且一些法院的改革措施与法律规定并不十分衔接，特别是在如何反映行政诉讼特征、如何适应新的诉讼模式上存在诸多问题、诸多困惑。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恐怕都与诉讼法规范中没有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有着渊源关系。理性地分析，行政判决书改革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判决书价值的根本问题。
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立法价值
（一）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反映判决书的共性特征
虽然现在三大诉讼模式各有特色，但是都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行政判决书作为判决书（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书）的一个分类，应该反映三大诉讼法的共有规律，体现判决书的共同属性，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从应然角度讲，行政判决书改革当然应该同刑事、民事判决书一样，体现诉讼模式的新特征；应当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精神。
以证据的规范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判决书应该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明确应该“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许多省市地方法院相继进行的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实践可资参酌，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日试行的《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规范意见（试行）》要求在民事判决书中，要“使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情况，以及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认识过程，在法律文书中全面显示出来”，对于行政判决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对于属于判决书改革的共性内容，可以非常经济地借鉴刑事判决书和民事判决书的已有成功经验，既节约改革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也反映了判决书之间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性。
（二）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重点突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在尊重判决书改革共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判决书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同样应该在改革中予以体现。否则，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律精神的体现。
就行政诉讼案件来说，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被告的特定性，第二，审查对象的特定性，第三，举证责任的限制性，第四，庭审内容范围的确定性等等。这些特殊性决定着行政判决书在反映内容上与刑事、民事判决书质的不同。虽然都需要体现各方争议的内容和程序特征，但是体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各异，这种“不同”决定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不能完全照搬另外两种判决书，而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
行政判决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体现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具体讲，要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中心，重新审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导向。改革的重点主要在诉辩意见、证据、法律事实和判决理由中，应该针对使用对象和范围设计好相应的内容、结构和具体制作要求。
（三）立法层面的改革价值
无论是行政判决书的共性特征，还是个性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反映出来是必然的。但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决书的规范内容，如何使三大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必要的一致和平衡，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考虑的因素。从理念上讲，行政判决书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中在相关诉讼法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观点应该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诉讼法将来修改时就应该考量和体现判决书的共性元素，以此来合法和有效地监督、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在立法层面上体现判决书的法律价值。
当然，从法律的稳定性和特殊性出发，诉讼法在规范行政判决书相关内容时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忽视行政诉讼特殊性的体现。至于具体的规范，是判决书样式需要解决的重点。具体说，诸如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和结构，如何在判决书中反映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如何规范行政判决理由的中心与重点等方面都是立法时需要考虑的。否则，只是依样画葫芦，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会与刑事或民事判决书雷同，反而无法体现改革的价值。
三、改革和完善行政判决书的立法建议
（一）对行政判决书诉讼法依据的立法完善
建议参考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对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条款，以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内容和结构框架，指导最高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指导法官制作判决书。并通过这种法律保障机制，逐步改变人们制作行政判决书的传统观念。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在行政诉讼法中将行政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进行如下表述：
“判决书应当写明：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2、法院认证的内容和确认的事实。3、判决理由。4、判决结果。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先写“证据”后写“事实”的层次；突出行政争议焦点；体现诉讼模式的特征。
（二）对行政判决书结构的规范与重构
制定行政判决书样式的主体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定位上，行政判决书样式应是对行政诉讼法上述规范的细化。基于上文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行政判决书样式时，应该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意见保持一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应依次写明：（1）原告诉称；被告辩称。（2）举证、质证情况。（3）争议焦点。
其中，“举证、质证情况”的具体内容依次是：被告举证，原告质证；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之所以先安排“被告举证”，正是反映了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2、“法院认证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应依次写明：（1）法院认证的证据。（2）法院确认的事实。
这样的安排符合诉讼模式的要求，是三大诉讼模式下判决书共性特征的体现，同时也符合判决本身的内在逻辑性。
3、“判决理由”具体包括：（1）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意见。（2）评析各方意见。（3）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改革意见中删去了92行政判决书样式中诉辩意见前面“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因为传统样式中的这一内容位于“诉辩意见”之前，难免“先有结果、后有原因”之嫌；加之这一内容在“经审理查明”中会有相应的表述，在前面规定反而会造成重复，因此现在无论是实体部门还是学界多认为应当删除。
（三）完善判决书的具体制作要求
行政判决书范文第2篇
一审行政判决书，是一审法院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对于审理终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参照有关行政规章，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处理的书面决定。
人民法院通过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并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公正、合法做出正确的判决，可以及时解决民与官的纠纷，有力地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行政工作，这对于调整，稳定行政法律关系，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一审行政判决书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
(一)首部
1.标题
标题分两行写明人民法院名称和文书种类。
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写明案件编号。如：“［年度］×行初字第××号。
3.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人的基本情况
判决书中原告基本情况的具体写法是：原告是公民的，须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住所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原告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写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和所在地址；另起一行写明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职务等。如果原告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除应写明原告本人的基本情况外，还应另起一行写明其法定人或指定人的姓名、性别、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及其与被人的关系。有委托人的，应另起一行写明委托人的基本情况，如委托律师作诉讼人，只须写明姓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即可。
判决书中被告基本情况的具体写法是：被诉的行政机关名称、所在地址；另起一行写明该机关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再另起一行写明其委托人的姓名、性别、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委托人是律师的，只写明其姓名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共同原告或被告，则应在判决书中依次写明，具体写法如上所述。
判决书中第三人基本情况的写法与原告基本情况的写法相同。无第三人的案件，此项不写。
4.案件由来、审判组织、审判方式和开庭审理过程
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规定，按如下格式写作：
“原告×××不服××××(原行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讼。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到庭的当事人、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行政判决书范文第3篇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滥用职权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起诉不予受理；2、驳回起诉；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 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 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主编 张正钊 副主编 李元起
2004年1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编著 周道鸾
2001年5月 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 主编 吴家麟 副主编 阳作洲 石子坚
2004年2月 群众出版社
4、《中国法院诉讼文书教程》 主编 祝铭山 副主编 解士明
撰稿人 方光成 何 昕 杨立中 裘昌禄 解士明 1997年12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法理学??宪法——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
行政判决书范文第4篇
一、关于审判组织的组成及人数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都将审判组织作为专章进行了规定，其中经常发挥作用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形式：合议庭与独任审判。行政诉讼法对审判组织没有列专章进行规定，只在第六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实行合议制，说明在行政诉讼中不适用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一审及二审案件适用的审判组织各有不同的规定，除均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一审案件可以适用独任审判外，对其它一审及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有不同的规定。现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阐述：
（1）一审案件中的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规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理）。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理）的案件应当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或其它权利受到较轻侵犯的案件。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应当存在类似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当初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称，由于行政案件审理难度较大，所以草案规定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笔者认为，难易是相对的，在各种法律制度逐步健全及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行政是否违法已比过去较容易判断，对于一些社会影响小、案情简单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审判员进行审理。
（2）一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针对不同级别的法院，对合议庭的组成人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它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三人组成合议庭；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由三至七人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仅简单地规定了审理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没有按照法院的级别规定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2）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至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与一审相同，只是强调了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合议庭由审判员组成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根据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应当由审判员组成的原则，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显然只适用于行政诉讼一审案件，因此有必要就二审行政诉讼的审判组织作出规定。
通过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组织及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不难看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近乎繁琐，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只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具科学性、原则性与灵活性。
对刑事诉讼法按照法院的级别确定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笔者认为没有实际意义。在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的原则之下，合议庭的成员人数至少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确定为三人，实际上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这种限制不符合变化着的刑事审判形势，因为有许多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需要多名审判人员共同参与，集思广益，三个人难以完成大工作量的审理活动，因此，应当取消这种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对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其对底数为三人的规定应属赘语，其对五人、七人的规定属于对合议庭成员最高人数的限制，而不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保证。
如果从节约审判人力资源的角度考虑，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作出最高限制是有必要的，它可以防止人多时可能造成的互相扯皮，提高审判效率。三大诉讼法可分别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七人以下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二、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
（一）回避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分别列专章对回避制度作了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1）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人的近亲属；（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3）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刑事诉讼法除将担任过本案的证人、辩护人、诉讼人也列为需要回避的人员外，其它需要回避的几种情形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相同。
行政诉讼法虽然也规定了实行回避制度，但对回避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将审判人员回避的情形归纳为五项：（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2）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人的；（4）与本案的诉讼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5）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并在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回避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应纳入三大诉讼法中予以运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该规定第三条的精神，三大诉讼法中所有关于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本质上属于回避制度的内容，因此，应将三大诉讼法中审判组织章节及其它章节中关于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纳入回避的章节专门予以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分别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相同。行政诉讼法对发回重审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如何组成合议庭未作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发回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如何组成合议庭未作规定。因此，应以立法的形式对行政诉讼法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中对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已有明确规定，但对发回重审后，其中一方当事人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如何组成合议庭均未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该规定与最高法院回避规定中第三条的内容是一致的。上述规定将已参与某案审理工作的单个审判员或陪审员纳入该案进入其它程序审理时需要回避的情形，从而意味着在一个审理程序结束后，在该案再次进入其它审理程序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理。所谓一个审理程序，是指自当事人、上诉或上级法院决定下级法院再审而立案之日起至本次立案后作出本次裁判止的诉讼过程。有人认为，一个案件发回重审再上诉后仍是同一个案件，仍适用同样的二审程序，因此不用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也有人认为，发回重审只是一种程序处理，不涉及实体处理，上诉后仍应由同一承办人主审或由同一合议庭审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是违背最高法院关于回避的规定的。从理论上讲，当一个审判人员参与过某一案件的审理之后，例如二审的审判人员参与了某案的审理，经过合议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审后无论哪方当事人不服重新作出的裁判提出上诉，如果该案上诉后仍由原二审审判员参与审理，则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思维定式，不利于该案的正确处理。因此，发回重审后又上诉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建议在修改三大诉讼法时，分别增加“发回重审后重新上诉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二）对需要回避人员的决定权
三大诉讼法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由谁决定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即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其他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但对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由谁决定规定不一。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也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就是说在审理阶段，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由院长决定，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由于书记员不是审判人员，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书记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书记员从事着如实记录庭审活动及制作其它各种笔录的工作，审判人员以书记员制作的各种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的依据，因此，书记员的工作之重要及书记员的责任并不亚于审判人员，况且，除速录员外，书记员本身就是法院工作人员，因此，在回避问题上，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应同等对待，作为法院来说，应当由院长决定书记员是否回避。
对于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只是为审判活动提供证据方面的服务，因此他们的行为性质不同于书记员。如果他们本身属于法院审判人员，则适用有关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如果他们不属于法院审判人员，对他们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鉴于三大诉讼法对审判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的回避问题作出的规定不一，笔者建议，三大诉讼法在修改时应统一规定为：“审判人员、书记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三）关于申请回避的复议问题
三大诉讼法只是规定了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后申请复议。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复议次数，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规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还规定了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至于由谁作出复议决定，三大诉讼法均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三大诉讼法应当就申请复议的次数、由谁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复议决定予以明确。
三、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内审结（宣判）；二审案件及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案件均应在受理后一个月内结案，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对应当在一个月内审结（宣判）的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定制约机制，已形同虚设，实务界普遍认为，只要在一个半月内结案即可，没有必要将一个半月的审理期限再划分成两个阶段。因此，宜删去“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内审结（宣判）”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审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对一审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对一审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对二审案件，它规定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综合以上三大诉讼法对审理期限的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最长，行政诉讼法次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最短。通过比较，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较为合理。
就刑事诉讼而言，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刑事犯罪数量逐年上升，大规模共同犯罪及高智能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内难以审结如此重大、复杂的案件，如动辄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势必增加审批部门的负担，因此，建议适当拓展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
民事诉讼法对适用普通程序判决的案件的审理期限太长，致使本该及时审结的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事人难以从诉讼中解脱出来，为此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不利于当事人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有些民事诉讼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已大大地缩短，长期限诉讼实际上是阻碍社会财富的增加，提高了社会诉讼成本，不适应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形势，因此必须缩短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
笔者建议，刑事诉讼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规定在三十日内审结，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及对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均在六十日内审结。民事诉讼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规定在六十日内审结，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及对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均在九十日内审结，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二审判决的审理期限不作变动。如需增加简易程序，其审理期限规定为六十日内审结，对裁定提出上诉的二审案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建议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
三大诉讼法对申请延长审理期限都做了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理期限内不能结案的，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延长一个月。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案件在审理期限内不能结案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对二审案件，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延长审理期限由本院院长批准，没规定延长多长时间。行政诉讼法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的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没规定延长多长时间。通过比较来看，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高级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的规定更具有严肃性和科学性，它能有效地防止本级法院院长滥用权力延长审理期限情况的发生，促使审判人员不等不靠，尽快结案。
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延长的期限太长，容易造成积案情况的发生，以及行政诉讼法存在延长审理期限没有次数规定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三大诉讼法延长审理期限作如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延长审理期限；适用其它程序审理的案件，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无论何种情况，审理期限都不得再次延长。
四、关于上诉途径及上诉期限的比较
刑事诉讼法规定，上诉人可以通过原审法院或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通过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二审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民事诉讼法规定，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当事人直接向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行政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对此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工具的提速，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并不会造成送达时间的延长，反而能够缩短当事人提出上诉至二审法院收到上诉状的时间距离，防止一审案件承办人因对当事人提出上诉存有成见而采取的迟迟不向二审法院移送卷宗材料的情况发生。因此，应实行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的诉讼制度，取消通过原审法院提出上诉这一途径。鉴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可以允许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通过原审法院提出上诉。对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应规定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具体上诉操作规程如下：一审法院在送达裁判文书时，同时向当事人出具《人民法院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证明书》，该证明书需载明送达裁判文书的时间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二审法院凭一审法院的《人民法院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证明书》确认是否超过上诉期限，对在法定期限内上诉的当即立案，需要收取诉讼费的由二审法院直接收取，在规定时间内未交纳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二审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应及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一审法院，由一审法院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上诉人送达。一审法院送达上诉状副本后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案卷材料报送二审法院，由二审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
关于上诉期限，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均规定，对判决的上诉期为15天，对裁定的上诉期为10天，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决的上诉期为10天，对裁定的上诉期为5天。
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的上诉期内，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请求检察机关抗诉，则应在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向检察机关提出，检察机关在收到请求抗诉的请求后5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由于检察机关对裁定也可以提出抗诉，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就一审裁定请求检察机关抗诉，在5天的上诉期内则难以完成大量的工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为保证当事人充分享有上诉权及人民检察院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对判决及裁定是否作出抗诉决定，有必要延长刑事案件的上诉期限。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规定为15日，同时相应地延长不服裁定的上诉期限，将不服裁定的上诉期限规定为10日，以体现三大诉讼法规定的一致性。就检察机关而言，延长上诉期限后，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在收到判决后5日内请求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可以有10天的时间研究并决定是否抗诉，保证准备充分，不致仓促作出决定。
五、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时法律文书的名称
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在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时均使用了判决书这一表现形式，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使用裁定书的表现形式。同样是对判决作出维持的结论，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同呢？有的人认为，刑事诉讼法之所以使用裁定维持，是因为作出维持的案件实体处理没有变动，只是程序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凡是维持刑事一审判决的裁定，在其主文部分无不存在“认定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这类格式化的法律语言文字。判断事实是否清楚，必须通过审理才能作出结论。因此，即使作出维持的结论，仍需对实体进行审查审理。所以，用解决程序方面的裁定书制作维持原审判决的格式并不科学，还是应当以判决书的方式维持原判更有严肃性。
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均规定，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还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象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那样作出明确的规定。
既然二审裁定是终审的裁定，则理所当然应在裁定结论后写明“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在以前的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中没有这句话，因为当时有人认为发回重审的裁定案件，一审作出重新判决后当事人还会上诉，还应当继续审理，因此不宜写“本裁定为终审裁定”。现在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在裁定书的写作格式中已有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这句法律用语，但由于没有新的民事裁定书样式出现，民事裁定书结论后面仍然没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这句法律用语。
对维持原审判决的，应当驳回的是上诉状的上诉请求还是上诉人上诉这一行为？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均是驳回上诉。笔者认为，上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法予以剥夺。在上诉人提出上诉由二审法院审理以后，即已认可了上诉人的上诉行为，维护了上诉人的上诉权利，二审法院不得驳回。至于上诉人是否能够胜诉，则属于实体处理的范畴。三大诉讼法规定的驳回上诉实际上驳回的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而不是上诉权本身。因此，三大诉讼法均应将驳回上诉改为驳回上诉请求，以消除歧义。
六、三大诉讼法中部分语言文字比较
1、在期限起算时间的描述上，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规定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限内。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在某某（之日起某某）日（月）内进行某种行为的开始时间均从第二天开始计算。如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相同的规定不一定有相同的描述。与民事诉讼法对上诉期限起算时间描述不一致的是刑事诉讼法，它规定上诉期的起点“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计算”。此规定纯属画蛇添足。
在审理期限起算时间的描述上，刑事诉讼法以“受理后”作为审限期的起算时间，民事诉讼法规定“从立案之日”计算。行政诉讼法对一审案件亦规定“从立案之日”计算，对二审案件审理期限规定“从收到上诉状之日起计算”。
三大诉讼法对审理期限起算时间的法律语言文字的差异，说明我国的立法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作了统一规定：“案件的审理期限从立案次日起计算。”由于有“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之内”的规定，因此没有必要再说明从立案次日起计算，可直接规定“案件的审理期限从立案之日起计算”。对立案之日的确定，民事诉讼法规定收到状后在7日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可见，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立案之日与受理之日其实是一回事。
笔者认为，案件的产生来自于诉讼主体的主动行为，应树立有必有立案的思想观念，做到“有告必立”，减少人民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至于经过审查或审理不符合条件的，裁定驳回，从而取消职权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不予受理”这一有损人利益的裁定，彻底解决拿着状立不上案又无凭据上诉的问题。
2、在审理终结时应当作出何种结论的问题上，刑事诉讼法在一审程序中使用了“宣判”二字，在简易程序及二审中使用了“审结”二字；民事诉讼法在一、二审均使用了“审结”二字；行政诉讼法在一审中使用了“作出第一审判决”，在二审中使用了“作出终审判决”。
一个案件经过审查或审理，只能作出两种类型的结论：裁定和判决，可简称为裁判。因此，在三大诉讼法中应统一规范案件的审查、审理结果所使用的法律语言文字，使用“作出一审裁判”或“作出二审裁判”，或者规定“在某某之日内审结”。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对于二审案件，行政诉讼法作出了“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规定，但该法第五十八条却有当事人不服第一审裁定可以上诉的规定。忽略了对于裁定的上诉应当适用裁定的司法原则。如统一使用“作出裁判”一词，就可避免前后不一、顾此失彼情况的发生。
3、再审与重新审判
在刑事诉讼法的第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中均使用了“重新审判”一词，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还使用了“再审”及“提审”二词。从其规定可以看出，审判监督程序中“重新审判”包含了“提审”及“再审”两种情况。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使用了“再审”及“提审”二词，没有使用“重新审判”一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相同。
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的“再审”一词，从广义上讲包含了上级法院的提审，从狭义上讲仅指作出原审判决的法院再次进行审理。
4、审理与审判
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称之为审理或审判，而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则称之为审理。
刑事诉讼法在不同的条文分别使用了“审理”及“审判”两种法律语言文字，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审判”一词。从其使用两词的语言环境看，在使用审理”一词时注重的是诉讼活动过程，在使用“审判”一词时，追求的是诉讼活动的结果，即作出判决或裁定。
在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分别使用了“审判”一词。
为体现人民法院对诉讼程序的尊重，建议以“审理”一词取代“审判”一词。
七、对审判监督程序存废的思考
三大诉讼法均规定对再审案件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相对于一审及二审程序而言，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要复杂的多，当事人的申诉不必然进入再审程序，进入再审程序只有两种情况：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或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由于可以对案件重新作出判决，审判监督程序实际上成了变相的第三审程序，只不过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一定是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而已。
审判监督程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冤、假错案期间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功不可没。但随着社主义法制的健全及司法水平的提高，审判监督程序已越来越不适合时代潮流，其存在的弊端亦日益显现出来。
1、容易产生司法腐败
案件经过了二审，本应落下帷幕，但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对掌管审判监督程序的人员进行行贿、利诱、拉拢、腐蚀，部分再审案件的审判人员在金钱利诱及社会网的笼络下，徇私枉法、违背法律进行枉法裁判，使案件的审判成为一种交易行为，使本来正确的裁判文书被撤销或改判，亵渎了神圣的法律。
2、使生效的裁判文书处于不安境地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具有其严肃性，生效的裁判文书更应具有稳定性。如果生效的裁判文书被多次改判或撤销，则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受到挑战，由此而带来的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效力的怀疑，对人民法院的执法水平也会产生怀疑，导致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降低。
3、部分再审案件的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
我们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人员，由于多年从事某一专业审判，掌握了丰富的法律专业理论知识，积累了大量的专业审判实践经验，所处理的案件绝大部分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由于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的审判都十分精通，因此，对于再审案件的审判人员，他们不可能熟练掌握各项专业审判技能，也就难以保证全部再审案件的质量。
鉴于审判监督程序存在诸多问题，笔者建议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实行真正的第三审程序，或者说是再上诉程序，即实行三审终审制度。
为避免大量二审案件涌入再上诉程序，建议实行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制度。
所谓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制度，即将二审作出的裁定确定为终审裁定，对二审作出的判决，依靠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对不服二审判决的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与二审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提出再上诉申请，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准许再上诉的诉讼制度。人民检察院对经过审查认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的二审判决，应当作出不准再上诉决定书并向同级人民及当事人送达，此时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即成为生效的判决；对经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二审判决错误或程序违法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准予上诉决定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及当事人送达，二审法院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案卷材料、准予上诉决定书及再上诉状报送再上诉法院，由再上诉法院进行书面审理，再上诉法院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询（讯）问，可以向与其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征求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再上诉法院经审理后应当作出判决或裁定，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如果终审的判决确认一、二审判决、裁定错误的，当事人在因一、二审判决、裁定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可凭终审的判决、裁定为依据请求国家赔偿。
行政判决书范文第5篇
而在实践执行程序中，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期限应从何时开始计算，是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虽然有民事诉讼法的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期限的计算，但仍然在实际申请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争议。
针对申请执行期限的开始计算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申请执行人期限应从申请执行人一方收到法律文书之日起开始计算。申请执行人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就是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之日。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诉讼程序中最后一方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的时间为开始计算的日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大多数案件法律文书的送达都不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同时送达，而是有先后之分的，有的之间甚至相关很长时间，这样法律文书的生效日期应以最后一方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之日起开始计算，而申请执行的期限也应以最后一位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为准开始起算。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些欠缺，《民事诉讼法》第215条明确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以法律文书生效为前提，以当事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为依据，以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此规定中起算时间的前二项，即以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和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应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都很明确，但就法律文书生效的日期而无法确切判断，就样就应对法律文书生效的标准作出具体分析。在义务人不依据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给付时，结合申请执行人收到法律文书的日期，具体确定申请执行期限开始计算的时间。
1、申请执行生效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起算时间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民事判决书有提出上诉的权利，一审民事判决书因此而不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双方当事人中有一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的，那么当然地不存在对一审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的问题。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均未对一审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那么该一审民事判决书则发生法律效力，义务人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内未自动履行义务的，申请执行人就可依此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而开始计算期限应分为二种：（1）被告逾期不履行义务时，原告已收到民事判决并表示不上诉或已丧失上诉权，申请执行的期限应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2）被告逾期不履行义务时，原告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期限应以原告收到生效法律文书并明确表示不上诉或逾期未上诉时起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