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范文第1篇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口爆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口爆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马寅初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和人口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心理学、人口生态学一样,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红利；扶养比；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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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6] 蔡昉.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与中国现实的差距——兼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建[J] .2010，（2）.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中间技术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35-05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随着世界工业朝着自动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工业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为例，从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总人口从57 482万人激增到130 756万人(2005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出现。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十五”，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不仅总量供求失衡，而且结构失衡。

1．3 人口增长结构演变历程缩短

从东亚人口发展史上看，后进工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经历的时间仅为发达国家的1／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02)预测［3］，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各国所用年数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美国57年(1978-2028)。

2 压缩型工业社会的“人口红利”特点

2．1 “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的缩短

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期出现的时间与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同，持续时间为100年左右。由于后进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追赶效应”作用，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红利”期迅速到来，持续时间缩短。以我国为例，由于政策和社会因素，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多持续60年(见表1)，而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60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尚不可知。人口抚养系数［5］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工业国家。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抚养系数比为0．7～0．8，到2000年，抚养系数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发达国家人口抚养系数比仅下降了0．039，基本稳定在0．55左右。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也被“缩短”，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必定受阻。

2．2 “压缩型”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期的交织

“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将使社会总储蓄开始减少，继而总投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使政府开支增加。

显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积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费用”。因此，经过充分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较为富裕，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为5 000～10 000美元，而后进工业化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国完成这种转变用了大约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这种“未富先老”正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

工业化后进国家的“追赶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节奏快、社会转型幅度大、经济畸形发展，致使在“人口红利”期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人口红利”，相反却出现了“压缩型”综合性的问题：自然新增劳动力+城镇失业劳动力+城镇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改变、城镇化和因过快工业化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后进工业化国家独特的人口特点，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口红利”将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

2．3 人口“红利”中存在泡沫现象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社会要享有“红利”还需要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匹配适合的制度环境、政策措施、人文环境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等，这些条件和“人口红利”一起构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数后进工业化国家为了尽早获得“人口红利”，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鼓励生育，如战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三年共出生约806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国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同时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学毛入学率为29．6％，2003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47．7％，同期韩国大学毛入学率从386％上升到77．6％，新加坡从18．6％上升到48．3％，中国从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但当我们考察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时却发现，从1990-2005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3 951．59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最高点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发展模式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教育层次的单一化。同时，由于后进工业国急于实现产业现代化，是知识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导致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而本土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实用性中档人才，这种多样化的需求与本国单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相匹配，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没有形成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出现了“人口红利”泡沫。

2．4 长期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实际抚养系数高于理论数据

实际抚养系数计算公式中分子为0～15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该公式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只有当社会自然失业率低于6％时，理论抚养系数才与实际相符。但当大量失业劳动力存在时，被抚养人口就不仅仅限于少儿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进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15年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从系数公式的分母中扣除，这时实际抚养系数往往要高于理论抚养系数(见表2)。

3 人口红利压缩的后果―大量持续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正是获取人口红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人口基数大不应该是导致失业的直接原因，只有当它同不合适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孤立地判断人口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不科学的，只有将他们纳入一个系统之内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由于人口总量是既定现实，界定人口与产业是否适应就涉及到重新判断发展中国家现行产业是否适应人口的问题。

以我国为例，我国属于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在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这种转变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几十年时间［8］，就业形势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过一个短期的就业高峰，从1997年开始失业率开始进入风险区，并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解是现行产业结构和我国的人口特征不相适应。

3．1 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9］普遍低下不相适应

在国际产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后进工业国家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工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国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示出后进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本国要求现代化的企业提供必须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生产，相反，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性产品和消费性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就业压力、人口红利期缩短、人口泡沫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太快、太陡，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造成的。

3．2 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

在自动化、资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声中，大部分学者一致推崇通过技术和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几乎各行各业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更新设备，期望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解雇员工、增加投入来达到改资本广化为资本深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生产性高消费导致大量劳动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部分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知识含量较高，需要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技术人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业结构无法及时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生产性的消费向发达国家产业盲目跟进导致了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直线下降。

3．3 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趋势，但是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因国而异。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后进国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达到本国经济的腾飞，甚至用急进的方式企图将“失去的工业化时间”抓回来。因此，相应出现了一批介绍和推崇西方理论的学者和官员。但是，引介理论首先要理解理论，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现时的社会整体背景。

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生产能力低下，工匠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②技术创新路径自下而上，是自发创新，没有行政干预；③具有“欧洲特色”的科举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工业革命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由于欧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差太远，欧洲社会无法直接模仿借用类似中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只能通过手工艺创新来达到快速从学徒“升级”到业主的目的，因此，工艺技术创新成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展开；④自由、开放的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文背景与西欧大相径庭，如果只重视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忽视技术的同化和吸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设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按照其价值定义为“一千英镑”技术，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定义为“一英镑”技术［10］，如果发展中国家贸然引进“一千英镑”技术会给本地的“一英镑”技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基础和国情，“一千英镑”技术不能马上被当地经济消化和吸收，大量劳动力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4 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步爆发，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多而且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问题团”，现有的国外理论难以有效解决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地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我国为例，可以尝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

4．1 明确本国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国民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量，并将这种方式广泛地推广到工厂和农村，这一方面使我国在短期内经济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继而影响自动化的最初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又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构建包含国家专有要素的本土经济学

我国失业理论的发展代表了后进国家学界“洋为我用”的觉醒历程，特别是后两种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考察我国实际经济社会中存在却相悖于他国发展路径的“不当之处”，给予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看似有道理却难以实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经济和人口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主体，理论、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而不是通过改良社会去适应理论，然后按照理论设计进入另一发展模式。这里并不反对借用他国发展模式，但是首先应该选择真正适合本国的模式，且在实施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选择其中与本国国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完善。

4.3 创新型产业模式为人口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创新理论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政府和学界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国际经典理论不迷信不盲从，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舶来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以人口问题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失业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失业、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问题是相对存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本国国情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不应继续纠缠于问题的表象，而应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民整体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盲目自动化，忽视了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特点，无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舍本逐末，花费有限的资金外购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这种结构性失业是外生因素(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引起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容纳失业人群(产业国际自由转移与劳动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这一问题)，即“一千英镑”技术摧毁了“一英镑”技术，经济和人口问题以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适合本国的中间技术产业，即“一百英镑”技术型产业才能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使经济真正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中间技术型产业可以将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镑”技术分解为若干能适应本地产业、本地技术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镑”产业，这种新型产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镑”技术型产业的技术含金量，帮助提升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大量中间技术产业的存在能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使社会能平稳地渡过产业结构转型期，使发展中国家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享受经济与人口发展带来的福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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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鞍钢.国情与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74．［Hu Angang Nation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M］．Beijing：The university of Tsinghua Press，2006，5：74．］

［3］ 王文军，李蜀庆．建立循环经济解决压缩型工业化社会中的环境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2005，(9)．［Wang Wenjun，Li Shuqing．Develop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 Issue in the Condensation Model Industrialization Society［J］．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2005，(9)．］

［4］ 蔡防，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1，(10).［Cai Fang，Wang Dewen.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y increase versus the labor’s contribution［J］．Economy Research 1991，(10).］

［5］ 宋丰景．国内失业问题研究最新进展［J］．经济问题，2005，1［Song FengjingThe latest research on the unemployment in China［J］Economy Problem，2005，(1)］

［6］ 陈淮．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主要指向［J］．中国劳动，2004，(5)．［Chen HuaiOur countries’main policy direction on the labor market［J］．China Labor，2004，(5)．］

［7］ 姚裕群，莫荣．中国城镇失业率为7％已进入风险区［J］．热点研究，2002，(10)．［Yao Yuqun，Mo Rong．China’s urban unemployment ratio has reach 7％,and is going to risk area now［J］Hot Research， 2002，(10).］

［8］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China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 From a huge population country step into a strong human resources country［M］. 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9］ Kelley. Allen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8，126：1685～1728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人口控制  妇女就业  救助失学儿童

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 宣传攻势  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 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 医疗技术手段  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A；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江泽民、李鹏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 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 石巧兰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2003年《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5篇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1982；王向明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1981；曲海波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形成人口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劳动力资源就不可能与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王秀银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体制是提高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客观地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开拓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1994；田雪原1994；李竞能1995；林富德，陆杰华1995；陆杰华，于学军1995；吴忠1995；张纯元1996；李涌平1995；楚军红1997；涂平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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