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第1篇

关键词：女性文学 女性意识 觉醒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381-01

一、女性文学及女性意识的内涵

关于女性文学及女性意识，不能不涉及到它们的本质和内涵。女性文学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泛指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包括男作家的此类作品）；而狭义的一般指女作家的作品，有的定的更为严格，限定只有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风格的文学作品方能归入妇女文学”。至于女性意识，则大多指源于女性特有的心理机制，是女性体验和感受外部世界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方式和角度，它更多地是强调了性别意识中的自然属性，当然，“女性意识”在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觉醒过程中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关。而这一点与中国现代社会复杂历史又共同决定了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倾向和互补性。

二、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根源

1.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女性对漫长父权社会形成的对自身的奴役，摧残已不再处于无知无觉的无意识状态

张爱玲通过对众多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揭示了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地浸淫着的奴性意识，指出正是这种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性为生活中心乃至全部世界的奴性意识，使女性自身成为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的奴性意识的展露与批判，则是她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行如实再现的一个贡献。

2.中西两种文化的家庭教育对张爱玲的影响成就了女性意识的多面性造就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环境背景和文化背景

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爱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张爱玲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

张爱玲笔下没有健康的女性，缘自她缺少母爱，后又失掉父爱，爱情失败，婚姻又不幸的生命体验。通过张爱玲自叙身世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生活给张爱玲带来的更多的是孤独。儿时的记忆中，“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的。”）少女的生活中“继母的统治”代替了母亲的关怀，让“我”觉得更加“憎恶与羞耻”。后来母亲回来了，张爱玲终于能够搬出来和母亲住，却“又只能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被她的清高脾气磨难着。”怀疑自己是否“忘恩负义”，忍受着那些琐屑的难堪。幼年时得不到母爱的张爱玲，只能把对爱的渴求寄托在了父亲身上。然而，她的父亲又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昔日的荣华富贵里的封建遗少。有着一切遗少的恶习。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大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 一切都过滤掉了作家对亲情的美好温馨感觉。她甚至说“我不喜欢我的父母亲，对于她家族的人一概无情。”

无论是传统的曹七巧，还是半传统，半现代的白流苏，无论是老鸨式人物梁太太还是交际花葛薇龙，都厚厚的裹着一颗最典型的封建灵魂，他们从来不曾意识到“自我”。

到了后期张爱玲的《半生缘》里的曼桢在命运的作弄下呼喊、挣扎、认命、觉醒到最后回归平静，不仅有女性意识觉醒的形象，更是一个将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转变成一种自觉意识的典型形象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幸福。

所以说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3.张爱玲自身性格所形成的女性自我意识

首先从张爱玲早期的《霸王别姬》可以看出从青年时期开始直至年老色衰之时，她的自我爱恋使得她在爱情的纠葛中孤芳自赏，她们心甘情愿的让自己深陷其中。再者就是张爱玲对父亲的一种说不清的情结。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有《心经》中的许小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父亲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得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愿望，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但是后期作品里也出现了一些独立走向社会的女性形象，如虞家茵《多少恨》、顾曼桢《半生缘》等。而作者本身正是始终自立自强，从自立中获得自由的典型。这都说明张爱玲自身的女性意识不仅觉醒，也将由自发走向自觉。这些都有意无意的表现在作品中，体现在人物的命运上。

结束语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气息是强烈而厚重的。它不仅对女性的弱点进行了剖析、男性的角色进行了颠覆，并且对女性自身的负面因素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深刻的反省，吹响了女性解放意识的号角。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女性所处的地位和思想所受的禁锢，认识上的片面，还不能对这种形式给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是唤醒了没有站起来带领她们走出去。正如鲁迅曾极有预见地提出了“娜拉”们的现实出路问题，深刻指出她们“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现实困境。为此我们希望看到真正的觉醒是将自身从依附性上脱离，达到一种独立自觉的女性解放。

参考文献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第2篇

胡兰成说，读张爱玲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时而喜悦时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作为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近代作家胡兰成对于她的作品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其评价也是相当中肯的。张爱玲始终在追求一种写作上的极致，一种后世无法超越的极致。以《色戒》为例，文坛中表现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很多，但像张爱玲这样，讲述一群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利用美人计去行刺汪伪政府的高级特工，最后因为女主角动情反而被剿杀的故事，便可谓独具匠心了。这说明张爱玲创作小说时，在选材方面是非常讲究的，视角也非常独特，而且笔触也深入主人公的内心，让读者看到了敌我斗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一部短篇小说能够收到这样的震撼效果，而且还被拍成电影广为流传，足见张爱玲作品的分量。

短篇小说同样魅力无穷。张爱玲的《色戒》就是典型的例子，专写短篇小说的门罗不也获得诺贝尔奖了吗？关键看你怎么写，是否能用较少的文字，抓住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横截面，并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之处。王佳芝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女性，她本是一个诱饵，却在关键时刻为情所困，暴露身份，从而使同伴被暗杀，参加暗杀计划的人全军覆灭。我们在为暗杀计划覆灭惋惜的同时，也会对王佳芝的决定产生一些同情。女人为爱情而活着，王佳芝对易先生动了真情，其“快走”二字的提醒也在情理之中了。张爱玲是懂女人的，她准确把握住了女人的这一点共性，这才把王佳芝写得真实、丰满而复杂。

张爱玲的文字功力了得，文章似乎是写在针尖、刀尖与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小说中的句子，看似随手拈来却又是凡人难以企及的。比如“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舟，天晴便各自散了。”又或者“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这样的句子，充满着深刻的哲理味儿，若没有对生活的深刻洞见是永远写不出来的。

“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张爱玲做到了，她的作品一问世就大受欢迎，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张爱玲的感叹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鞭策，大家都想出名，可是你得拿出有分量的作品，读者才会买账。但是这世上能像张爱玲那样获得巨大成就的人又有多少呢？像她这样绝代芳华的一代才女，我们大多数平凡人只能仰视罢了。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依赖性，贞节观，反父权，意义和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83-02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指出中国女性心理的根源：“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 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①归根到底，“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 张爱玲可以算是一位具有成熟的深刻的女性意识的佼佼者。在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中，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在小说的世界中揭示女性精神奴役的创伤，刻画出一个个迷失了精神家园的女性在生活中丑态百出的悲惨世界。

一、女性依赖性的批判

张爱玲在《怨女》中描写柴银娣时说“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在张爱玲笔下，无论是旧派女人还是受到五四民主潮流冲击的新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旧派女性没有自觉，经济上依赖家庭，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和保护安稳生活的唯一手段， 同时也是她们的最终的归属。

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虽然与传统的女性相比，她敢于与前夫离异、反抗兄嫂、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已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进步。然而从其恋爱、结婚的动机来看，她看似完满的爱情婚姻背后，却是女人无力自主去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附男人过活的悲哀。

再如依附男人、拿青春作赌的霓喜，前后三次婚姻，都未能给她带来希冀中的幸福和财富，最终落了一贫如洗的下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因经济的无力而依附于男性，进而又为男性所奴。她们是无法逃脱这一环套一环的厄运的，张爱玲将霓喜的婚恋悲剧取名为“连环套”，其立意大概在于此。

新派女性虽坦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生活方式是西式的，但仍然保守着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封锁》中的翠远，即使作了大学教师，“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她的家人仍不满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她未能找到一个“好条件”的男人，“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而她的内心，也为此饱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当她的际遇与传统观念上对女性的希冀相悖时，她得到的不是周围人的认可，而是更深的孤独。翠远是现代女性中在经济上摆脱了男人、取得了独立，但在精神上却没能真正的独立的典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对妇女在现代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固有的角色和地位的质疑与反抗。她在以冷峻的笔调客观地描写这些以嫁男人为生的女性命运的同时，虽未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直接对其大加鞭笞，但从张氏小说中这些女性的悲凉的结局来看，张爱玲在使她们走向灭亡的同时，也对这些女性自身进行了犀利地自审与批判，其中亦不难看出她对现代女性所隐含的警示：只有获得经济与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奢谈自由，从而真正的掌握女人自身的命运。

二、贞节观念的反叛

在男权社会下，女子自觉屈从于男子，在受封建遗毒较深的民国时代，这样的观念仍广泛地驻留在女性体内，使女性屈服于男性、家庭、社会和文化秩序之中。

然而，在五四新风的影响下，“在此内囿意义上，女性亚文化群体的集体潜意识暗中为女性繁衍着诸种深层焦虑。”②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性人物就试图在自我解构中颠覆这种传统的观念，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曾让笔下的女性对性的禁忌以及传统妇女最重视的贞洁做出“越轨”的尝试。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例，身为妻子的孟烟鹂，“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温和，从不出来交际”，这样一个本该成为贤妻良母的女人，却被佟振保撞见与一个裁缝有染。这对于振保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然而，即便佟振保知晓了妻子出轨的丑事，为了他的“好人”嘴脸，也只敢自己在外堕落，“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在三纲五常渐渐淡出普通家庭以后，振保的自甘堕落，正显示了传统家庭中男性家长权威的没落。

另有葛薇龙、梁太太……她们主动寻欢也好，被迫为之也罢，从中都有以滥用身体打破传统的性的桎梏的倾向――这些倾向似乎又都指向女性试图在现实婚姻中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挑战传统的贞洁观的愿望。她们在上的言行，如孟烟鹂、霓喜、葛薇龙、梁太太等人，以其极端的对待异性的方式（或自虐或施虐、或或禁欲），直击男性中心社会的禁忌与要害：恐惧自己的妻子到处滥交，进而对传统的贞洁观念进行了反讽的书写。

张爱玲在《借银灯》中，特地选择了两套涉及妇德的电影：“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进行讨论，即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为，他的妻子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此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对这个传统的贞洁观念的责难：身为妻子的女性，如何在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制？对此，张爱玲对天下男人不敢以“严肃的批判态度”去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嘲讽，正如她在小说中让一众女主人公做出“出轨”的尝试一样，对束缚女性思想与身体自由的传统的贞烈观念狠狠插了一刀。

三、不自觉的反父权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还通过对父权文化的质疑，达到对女性自身反思的目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另辟蹊径地采用了“去势模拟”的书法，使男性角色在其女性文本中丧失某种主导身份。在精神层次和肉体层次上贬压男性特质。

《茉莉香片》因张爱玲首次以男性形象作为叙事的中心，展现男性在父权统治下被的状态而预示着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蓬勃发展。作品中，聂传庆面对父亲对自己的控制和精神上的压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畏葸的阴沉的似的孩子”，“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个人了”。于是，他羡慕言丹珠，渴望言丹珠的父亲能成为自己的父亲，渴望拥有言丹珠的友谊甚至爱情。然而，父权文化的侵蚀早已让他丧失了人的基本理性精神。他痛恨父亲对他的束缚，又时刻幻想能够像父亲一样拥有权力，成为他人的主宰。为了证明自己男性身份的强悍，聂传庆甚至不惜毁灭言丹珠，发疯似的想打死她。聂传庆的性格是阴郁、扭曲的、女性化的，有着类似女性的敏感。他想在窒息的旧家族里寻求自我的本来面目，以反抗他所厌倦的家庭环境。然而在其成长的二十年里，传统的父权文化的压迫，又使他养成了畏葸、懦弱的性格。在这篇作品中，父系强权文化对人的性格摧残是不言而喻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同样延续了张爱玲揭示女性悲剧性命运、批判男性权威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身为情人的王娇蕊还是作为妻子的孟烟鹂，她们都仅仅只是佟振保欲望世界里的发泄对象，在振保眼里，她们不是必不可少的，她们仅仅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而把女性当作满足欲望工具的佟振保，则在“好人”身份的掩盖下，以对女人始乱终弃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卑微和丑陋。

张爱玲在其作品中，既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无奈痛苦，又刻画了类似聂传庆、许峰仪这样的同被父权文化抹杀了人性的男性的痛苦。

在这两部小说中，张爱玲在对父权进行裸地控诉的同时，也凸显了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在男性和女性面对共同的现实压力而相互靠近的时候，女性往往是最后的牺牲者。正如许峰仪对许小寒的替代品――段绫卿的选择，或如吕宗桢对吴翠远的放弃，男性的行为都只是以维护自我利益、实现自我满足为中心的，根本没有“女性利益”的字眼。即便有，当与自身利益相悖时，两者相权，女性的利益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说，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不仅延续了其早期作品《牛》中父权统治下女性遭际不公的主题，且进一步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来批判。

四、意义与地位

“在五四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形象中，出现了不少所谓的革命型女性人物。她们不但扮演叛逆的新女性角色，甚至模拟父亲权威，扮演男性角色，这是一种典型的补偿心理的表现。”③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即刻画了一个复杂矛盾的女性人物，是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根据她们的压抑力比多塑造出的叛逆型女性形象的典型。

但是在张爱玲所构筑的小说世界里，无论是穿着洋装讲着洋话的“新派女性”，还是守着三纲五常的旧规矩的女人，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一个叫做“实际”的大网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女性，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和身份，却是令人怀疑的。”④在文学的世界里，不论女性形象被塑造得如何崇高、独立、自主，一旦回归到现实生活，广大女性却依旧面临着社会传统所赋予的强大的被压抑的命运。

张爱玲毫不避讳地正面揭露了古老腐朽的文化对女性的侵蚀，并通过对众多女性可悲命运的淋漓尽致地描写， 探幽发微地批判了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浸淫的奴性意识，指出正是这种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性格，使女性自身成为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从这点上讲，张爱玲的小说既是对千百年来女性劣根性的揶揄和揭示，亦是对现代女性的呼吁和提醒，也是对现代女性孱弱灵魂的救赎。

注 释：

①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242.

②③④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74，11，12.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55-70.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35-341.

〔3〕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1[M].广西师范大学出社，2003.

〔4〕陈子善，罗岗.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第4篇

1 倍受青睐与难获好评

张爱玲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或话剧、舞台剧的频率之高、数量之多，在现代作家中可谓名列前茅。她的名字像一块金字招牌，成为了这些改编之作的卖点和票房的保证。由于影视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优秀剧本却严重匮乏，于是许多电影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名家名作，这也恰恰反映出当前电影人和剧作家们原创力水平的下降。

文字越好的小说往往越难被拍成电影。很多名著经过影视改编都难逃被苛责的命运，张爱玲的作品尤为明显。她的文字辨识度很高，故事情节通常具有传奇色彩，字里行间又注重人物的心理探究，有时还于不经意间加入一两句俏皮话或是冷嘲热讽。从表面上看，她的作品好像无论怎么演都会出彩，事实上其中有着种种难以转换和互译的视觉影像因素，这样的情况导致很多改编电影空有其形，而无其神。新瓶装旧酒，谈何容易?稍不留神，就会沦为画虎类犬、画蛇添足。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张迷们对张爱玲及其原著的狂热使得他们对改编电影的要求极高，而一般人对电影的要求又高于电视剧或其他新艺术形式。故若无用心对待艺术的态度来进行改编和再创作，自然很难得到认可。

2 电影改编的局限性

细心的人会发现，张爱玲作品的电影改编者无一例外地属于港台导演，相形之下，大陆电影圈对她的作品则显得十分漠然，大陆影人从未尝试涉足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与此同时，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陆的张热可谓来势汹汹，张爱玲作品不断被重印和再版。在这样热闹的对比下，更显出这个现象的奇特之处。究其原因，可能不外乎政治二字。与胡兰成短暂的婚姻使不懂政治亦不问政治的张爱玲恰恰陷进了一个笼罩终生、难以驱散的政治阴影。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张爱玲的创作专注于上海这一国际化的殖民都市，抗战期间沦陷的孤岛，所以无论她怎样超脱与淡漠，笔下人物的情感、生活与命运总是难以脱离政治的深刻影响。城市空间隐藏着多种政治力量，异常复杂。日本、敌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与争斗。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电影改编，我们仍然会不知不觉地将政治纳入电影表现的视野。在政治错位的情况下，张爱玲小说的改编往往牵动了台海之间敏感的政治神经，《色，戒》即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张爱玲作品的电影改编具有着先天的局限性。大陆电影对张爱玲小说的规避，正反映了某种文化信心的丧失。如何重新获取这种文化信心，恐怕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地影人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3 韵味和精髓的双重流失

关于张爱玲作品的改编电影，存在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如何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张爱玲韵味的同时，体现出作品的思想内涵。用影像改编张爱玲的凸显殖民文化的旧作，无论是许鞍华、关锦鹏，还是李安，都将上海这一地域性的文化坐标置于极重要的位置上。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人生、写作与价值取向，而且也极大地制约了新时期电影人的艺术改编与大胆尝试。作为一个曾经的繁华旧梦，上海影像已然刻板化、符号化，其经验已形成了权威的话语，俨然成了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被广泛地普及开来。事实上，有着海外背景同时又与上海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许鞍华们和李安们叙述上海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找现时上海的文化传统，而是为了塑造出一个自己心中的曾经的上海，同时强化新旧上海的差异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断层。

可以说，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当下大陆的传播与被热捧，或多或少存在着合理性，而大陆电影对张爱玲小说的规避、港台电影对之的热衷，恰恰表现出对旧时上海影像表达的话语权争夺。一方面，上海曾经有过的的辉煌，在历经多次政治变动、历史记忆遭到修正的大陆人群中悄然远去，只剩下了一个空洞的背影，尤其是当海外导演获得了话语权后，殖民文化的上海经验难以突破;另一方面，新上海的影像尽管数量上迅猛增长，但却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对于电影改编者来说，上海曾经拥有的优越感及其影像表达的固有模式，已经成为了难以跨越的门槛。新世纪的电影工作者们怎样处理这种特殊情感，上海的形象怎样被重述，构成了改编张爱玲作品的一大难题。

4 女性主义立场在电影中的现与不现

女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性别之一，有着美丽、善良、温婉、细腻、坚韧、琐碎、狭隘等特征，会唤起人们对她们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张爱玲生于上海，长于上海，而上海恰是一座阴性的城市。伴随着殖民文化在上海的纠结与兴起，女性已然产生出诸多平等、自由、享乐、欲望等自我意识，这对男权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这种性别变化存在着与政治嬗变相似的权力形态。能否准确把握女性的人格特征和心理变化，无论对于作家还是影人来说，都非易事。在对女性意识和心理的深入透析这一方面，张爱玲很难被超越。她解构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进行精确把握和深刻剖析。她还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尝试叙述她们不同的人生，或悲或喜。她笔下的男人往往是让人失望的，而她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却格外精彩，有别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在作品中，张爱玲总是精确而灵敏地捕捉着人物的潜意识和种种微妙的心理变化。但是这种对潜意识和心理的描写往往过于抽象，这恰恰给电影改编带来了难点。尤其是她对女性意识和女性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故能否精准理解与把握原作中的女性形象便成为改编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说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法使得电影难以原汁原味地还原张爱玲作品中对人物心理的精妙把握，那么女性形象从人性深度上的降低，则是缘于导演的主观理解偏差。与其说他们理解不了张爱玲，倒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众情感消费的需要。作为一门大众艺术，电影不能不考虑到票房号召力的影响因素，影人们往往无限放大了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一面，因此难以真正接受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审视与批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5 跨媒介实践的难度

但汉章的《怨女》籍籍无名;许鞍华的《倾城之恋》和《半生缘》，关锦鹏的《红玫瑰 白玫瑰》，既缺乏专业认同，也没有较高的票房收入;《色，戒》的情况较复杂，李安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偏偏情色因素反倒成为票房最大的吸引力，恰恰是两头不靠。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上述提到的电影在改编文学时的固有概念带来的束缚有关。导演们在张爱玲面前的畏畏缩缩，反映出的是传播观念的胆怯与滞后。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跨媒介实践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应当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共享性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打破传统与束缚，充分发挥新媒介的技术优势。此外，人们对于跨媒介实践的传统观念也应当发生根本变化。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文化的获取与消费存在着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我们应当打破传统与束缚，实现具有针对性的窄播。正如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教授所说：突出文化内涵，尊重原著的精神，也达到适当地淡化通俗的爱情故事的艺术效果。

张爱玲经典作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悲剧意识 男性形象 人性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引人关注的当然是那些女性形象，而对于人类的另一半――男性，作者也有相当精彩的描写。相比而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比女性能体现出更多的文化意蕴，更具有哲理性和反思性，也更能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和体现悲剧意识上的惊人才华。由于张爱玲蔑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男权文化，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弱化的、病态化的男性世界。

一、封建没落社会中“遗少”们的生存悲哀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经典“遗少”的男性。姜季泽是《金锁记》中成日混迹于烟花柳巷的姜家三少爷，他不务正业，没有什么真情可言，面对七巧对他的爱恋，他只是“心里动了动”，就再也没有了。然而当他亏空了家产后，却去找这个“由姨太太扶正的嫂子”，“撩拨她”企图以出卖自身去赢取曹七巧的宠幸，最终他的伎俩还是被七巧识破，被七巧赶出了家门。在这个精彩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昔日里的姜家三少爷穷困潦倒的落魄模样。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生活在这个封建没落社会中男性形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那就是《花调》中的郑先生，他虽然不似季泽那样被钱财和迷了心窍，但他的生活状况却让人心生怜悯。“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4]这几句话深刻形象地说出了郑先生的悲剧人生。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变革，郑先生却仍然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是自己。郑先生家里是拮据的，但他的日子却不受金钱的束缚，不论有钱没钱，他依然是抽鸦片、住洋房、全家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他把女儿的婚姻当成了他最后的经济来源。[5]对于郑先生而言，他不是不知道女儿心中的痛苦，而是他早已不耐烦了女儿无端的浪费家里的钱财了，倒不如在她往黄泉路上走的时候，轻轻地推一把，让她早早的离开。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类被封建社会所抛弃的男性还有很多，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靠女人生活的乔琪乔。《倾城之恋》里吃喝嫖赌、“玩出一身病来”的白三爷、白四爷， 以及把白家带向困境的大赌徒白老太爷；《十八春》里玩， 娶姨太太却依然以旧道德判官面世的遗老沈啸桐，这些个从封建旧家庭走向没落的男人，他们看到了旧家庭走向没落的全过程，昔日身上的光环早已不在。

二、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充满矛盾与痛苦的“绅士”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倾城之恋》中塑造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绅士”――范柳原。 由于“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恋”有了他的存在，为了拿回遗产也吃了不少的苦。拥有大把金钱的他事业成功，在社会上左右逢源，但他也是洋场社会的花花公子，“把女人看成脚下的泥”、“对女人说惯了慌”。他喜欢流苏却不打算娶她，因为他看出了流苏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奴性。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两人都有着私心：流苏为了他的钱和以后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而柳原则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女友，一个娼妇”，而非一个妻子。但其间也曾有“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刹那真心，可这份“真心”却少的可怜。他为了使流苏自动投入他的怀抱，而自己又不用负任何名门闺秀与婚姻承诺的责任，煞费苦心地用印度公主来刺激流苏。在这场无爱的较量中，战争让柳原与流苏相濡以沫，“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倾城成全了流苏，她得到一桩向往的婚姻。然而在这一桩看似圆满的婚姻中，张爱玲依然在流露着她的悲剧意识，她用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到了范柳原内心深处那个守旧的灵魂，看到了这个爱情中自欺欺人的虚无承诺。文章的最后也向我们指明的这个并不圆满的婚姻的结局：他终于接受了流苏，但却把“对她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没有“一样感情是千疮百孔的”，所有的婚姻都充满了痛苦与挣扎。

三、家庭条件形成畸形儿的悲剧性格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这一类的人物，他们学习新的知识，接受新式的教育。但是却生活在专制家庭的挤压下，心理极端的病态。《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是这一类的典型。他四岁上就没有了母亲，从小在父亲与继母的痛打与羞辱中长大，父亲打聋了他的耳朵，他也整日做着白日梦。生活在这样一个荒凉衰败旧式家族中，他渴望确认自己，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恐惧，这一切都导致了他病态心理的产生。他开始仇视和警惕周围的所有人，哪怕是真心对他好的人。他仇恨自己死去的母亲，因为她没有和言子夜私奔，自己无法成为言子夜的孩子，他仇恨学校里的言丹朱，嫉妒她的健康、开朗、活泼……他甚至在对言丹朱拳打脚踢中证实自己。封建专制的家庭生活环境注定了聂传庆的悲剧，他什么也逃不了，生活还得继续。“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6]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封建家庭生存下的病态男性的悲剧，他无法冲破家庭的牢笼，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只是盲目的生活，沿着旧的生活继续走下去。最终一步一步陷进封建的沼泽，被旧有的生活方式压制，身心都被异化扭曲了。张爱玲对这一类的男性即充满了同情又充满了指责。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男权意识正在逐步的消解，女性的独立意识也随之加强。张爱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和男性批判意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时代在进步，但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仍有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发生，也许有一天女性真的可以和男性真正的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男性，到那时会不会又会发生女权主义呢？如何才能使男女和谐相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余斌著.名家张爱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 马建高.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名作欣赏，2005（3）

[4] 张爱玲.花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