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监管
行业监管范文第1篇
一、银监会各项职能的正面效应
（一）整合银行业监管力量，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银监会成立以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多元监管体制，人民银行有关监管司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督，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干部监督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专门的外部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由于多头交叉监管，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疲于应付各部门的监管，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银监会的成立，有效地整合了各部门的监管力量，克服了多头监管的弊端，有利于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和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
（二）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单设银监会的做法，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三）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二、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制约平衡机制，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后，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三）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四）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三、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实行异地交叉检查，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二）分阶段逐步设立银监会的分支机构。在省一级建立一支业务精良、规模强大的监管队伍。待今后随着监管业务的发展，再根据需要逐步延伸到地市或县一级机构。这样，将有效地减小机构变更带来的不必要的震荡和机构设置过多导致的高昂成本。
行业监管范文第2篇
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使得银行业市场失灵现象甚为严重，政府通过提供银行监管，可以缓解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高贷款利率、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还有外部性所引发的银行挤兑的蔓延以及监管中的“搭便车”现象，保证银行业安全稳定，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尽管银行业监管是必要的，但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商业银行和存款人如何相信这一公共产品确实能保证银行系统的有效运行，保护存款人利益呢?商业银行或者更倾向于回到19世纪的自由银行业时代；或者在既定的经济体制中不得不接受政府监管，存款人却可以选择不把钱存入银行，由此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借款人则可以选择不从银行融资，尽管这可能是最经济有效的融资渠道，也因此影响银行的持续发展。可见，无效的银行业监管甚至比不监管产生的问题更大。事实上，由于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并且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因此，监管者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面临着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本文将对监管者的声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要关注银行业监管者声誉的问题。
二、声誉理论概述
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由于假定了信息完全和零交易费用，任何背叛的行为都能马上被察觉，因此，在竞争均衡的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欺骗、不守信誉等行为。上个世纪中后期，随着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和与不完备市场相关理论的兴起，声誉问题相关的研究逐步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受到重视。
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声誉能够提高市场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声誉作为信息显示机制能够缓解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约束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信息显示功能
声誉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同时充斥着质量好、质量中等和质量差的产品和服务，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只有卖者知道自己商品的质量好坏，而买者对此一无所知。产品价格成为购买决策的主要参考，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劣币驱逐良币，质量好的商品并不能找到买家。于是，建立于过去长期交易基础上的声誉就成为另一个更有效的信号显示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企业建立起良好声誉，从而向市场发出信号以显示自身所出售的产品为高质量产品，与低质产品区分开来，进而促使买者做出购买决策；反之，买者可能做出不购买的决策。可见，声誉是一种反映行为人历史纪录与特征的信息，在市场交易中，信誉反映的是不可观察的商品或服务质量的一个信号。有关声誉的信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换、传播，形成声誉信息流、声誉信息系统及信誉信息网络，成为信息的显示机制。声誉信息的流动可以拓宽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范围，降低搜寻成本以及减少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有效限制了信息扭曲，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
(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
声誉机制通过环境约束下的自我实施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如果交易者获得的准租流的贴现值大于违反契约的短期所得，契约将得到实施，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将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使得契约关系处于自我实施范围之内，其中声誉起了很大的作用。声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声誉是个人与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以“说真话”的形式出现，减少了信息搜集、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合约签订从而达成“合作”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声誉是保证合约实施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以“做实事”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合约实施和行为监督的履约成本及考核成本(Sauermann，1978)；第三，声誉使得长期契约代替短期契约成为可能。经济主体的声誉可以使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它的行为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别人可以从他的行动中判断其履约的能力，并由此决定是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谈判的次数和签约的频率，这也促使了谈判成本和签约成本减少。
(三)隐性激励功能
Fama(1980)认为，声誉是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声誉的存在使经济主体愿意放弃短期利益以维持长期的交易关系。Holmstrom(1982)论证了在关系中，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的替代来约束和激励人行为，降低成本，这为声誉在激励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具有良好声誉的市场主体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也容易与其他经济主体建立长期的合作和交易关系，从而带来长远的利益。当交易一方违背了关系契约所作的承诺并被发现，就会导致声誉受损，因此失去“声誉租金”。从处罚机制看，合作的另一方会终止与他的合作关系，或者违约的一方被排除在特定的社会组织活动之外。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声誉与其拥有者未来收益流密切相关，声誉投资可以带来“声誉租金”，并激励长期利益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信用关系，避免机会主义，因为合作的收入流足以支撑交易主体放弃采取欺骗行为获得短期利益的企图。
基于声誉的信号显示、降低成本、隐性激励等方面的功能，声誉理论被比较广泛地应用于产品质量、企业和政府融资、货币政策、金融中介等方面的研究。
三、监管者声誉
早期监管理论起源于“公共利益监管理论”，政府管制能弥补市场失灵的命题，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之上的：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是大公无私的、仁慈的(benevolent)；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omnisciente)，拥有完全信息，譬如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成本、需求弹性、最优的价格定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pre-commitment)，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事实上，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并提供有效监管的问题是与监管者的自身目标函数和外部信息约束密切相关的。
(一)监管者目标函数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目标定位是有效实施银行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监管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传统银行监管目标理论主要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视角，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和银行体系脆弱性理论之上，认为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公共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认为监管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然而，在现实的银行业监管中，社会公众将自己监督金融机构的权利委托给监管者，以实现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通过纳税的形式给予监管者一定的报酬，从而形成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一关系。事实上，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很可能与社会公众不一致。监管者本身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利益的理性经济体，在监管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贿赂收买或屈服于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其行为可能偏离社会公众最优化目标，出现监管政策的
扭曲，损坏社会福利(Stigler，1971；Peltzman，1989；Becker，1985)。
监管或者成为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政府是这种商品的供给者，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如生产者、消费者、政治家等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成为管制的需求者，他们都希望管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监管当局的自利性使他们倾向于将商品供给那些能够提供愿意支付高价的利益集团，而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种倾向存在实现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监管过程中的设“租”行为。“租”或者叫“经济租”，在经济学的原意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在银行业监管中，监管者利用手中拥有的监管权，通过设租获得私利。比如对潜在的进入者抬高市场准入限制，人为地提高新银行的进入成本，对银行的运营实行过于严苛的监管等。
当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时，监管者可能滥用监管权谋取私利，损坏社会福利，社会公众对监管当局在银行业监管中纠正市场失灵，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自然会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监管者具有公信力是指监管者作为公共权力或公共权代言者信守规则，履行契约的能力，由此表明其对法定权力和职责的履行程度和实际“践约”状态。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从社会民众的角度分析，是社会组织、公众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政府行为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由此评判监管者守信的程度和政府形象的优劣。因此，具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作为公共权的代言者是不会滥用监管权力的；而社会民众一旦判断监管者具有良好公信力，就会自然形成预期，即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履约能力强，监管更有效。这种预期的形成是因为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是社会民众对其过去所提供的监管服务的记录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判断。只有监管者始终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在根本上保证监管政策公正而不被扭曲，才能有效地防止监管中存在的权力滥用。由此可见，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和监管者的公信力是互为因果、紧密相连的，越是无私的监管者其监管公信力越强，而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越有激励避免腐败行为，提供有效的监管服务。在一般的论述中，公信力也被称为信誉，或者守信的声誉。
(二)信息约束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者目标函数与公共利益的不一致是影响监管政策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监管政策具有公信力。实际上，由于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
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市场准入限制、存款利息率、资产组合限制、资本充足率、存款保险等各种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市场准入、银行业业务运营以及市场退出实行限制和保护，以纠正银行系统中由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但是，由于存在监管人员不能发现信息的知识不对称，以及金融机构刻意隐瞒信息的披露不对称，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监管当局掌握的金融信息虽然比社会公众要多，但相对于人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不完备。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甄别问题，为了诱使被监管银行披露所有信息，以尽可能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一般而言，监管者会以有关法规为依据审查银行的经营资格，规定银行业务范围，要求银行定期报送相关信息，不定期地进行现场检查，并对违规银行进行惩罚。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获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可能使监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次，作为人，被监管银行具有信息优势，比监管者拥有更多的业务经验，也更清楚如何才能以最低成本达到监管目标；进一步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产生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转嫁激励和不稳定(Kaufman，1996；Kane，1997)。总之，监管当局对银行的有限信息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效率。
由于信息约束的存在，即使监管者是无私地行使公共权力，存款人对于金融机构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仍然存在质疑。这种情况下，监管者的声誉则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信息约束条件下不必要的质疑声。监管者声誉是一种显示信号，反映着监管者的目标类型，同时也是监管者监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信号。存款人常常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声誉良好的监管者，其监管水平也高，服务质量也高，监管也越有效。他们在监管过程中可以更有效地获取信息，减少外部约束，减少甚至避免监管中的政府失灵。因此，面对监管中的外部约束问题，声誉机制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管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论及启示
行业监管范文第3篇
监管与审慎经营是相辅相成的｡从监管者角度来看,对银行业的监管是全方位的､外在的监管,其目的是维护银行业正常运行秩序,防止出现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经营来实现｡从被监管者来看,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自我约束,谨慎经营,保护自身的整体利益,其目的是实现稳健经营,有效规避各种风险,这也是金融监管的目标和监管重点所在｡为此,我们认为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首先要树立审慎监管理念,将其作为持续性监管的一项内容加以高度重视;其次,切实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审慎经营规则方面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要依据有关规定做出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限制分配红利､限制资产转让､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等措施,以确保这些审慎经营规则得到认真落实;三是对现有银监会制订“审慎经营”规则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评价和改进机制,定期对监管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根据银行业的发展需求对需要完善的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和意见;四是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审慎经营”规则情况进行考核,对未严格履行职责的做出严肃处理｡
二､监管与支持改革的关系
当前我国银行业主要面临三大风险,即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对这些风险的化解,最关键的是要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提高银行的内部控制能力,而做到这些,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支持银行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银行业监管当局监管职责所在｡但是,支持改革,必须在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允许范围之内,金融机构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违规违法经营活动｡监管不是阻挠改革,而是推动改革｡监管部门要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不能无原则的支持改革｡一是监管不能缺位,要密切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及时进行风险提示,保持金融稳定;二是监管不能越位,要根据其改革进程和风险管理状况适时调整监管思路和政策;三是监管要强化指导,重点督促其建立功能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科学务实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灵敏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从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四是监管要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改革顺利进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发展环境｡
三､监管与鼓励创新的关系
监管与创新是现代银行业发展的两大永恒主题,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银行监管刺激创新,银行创新在提高效率时所带来的风险又不得不要求有效的监管｡如果单纯地强调创新而放弃监管,就会产生新的风险甚至导致危机;如果单纯地强调监管而放弃创新,就会抹杀金融的活力甚至遏制金融发展｡只有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掌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点,在监管中创新,在创新中监管,才能实现“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发展的路子｡
四､监管与提高效益的关系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通常是从资产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方面来加以检验｡直接的经济利益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监管效果的体现方式之一｡银行业金融机构追求经济效益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经营,规范管理,不能单纯为了盈利而违反规定,甚至触犯法纪｡监管部门通过持续､有效的监管,使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管方式,各种统计数据更加真实,贷款分类更加准确,经营管理更加扎实,从而使经济效益得以提高｡在监管原则上,监管部门必须按照“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的监管思路,运用银监法赋予的行政审批､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强制纠正和处罚追责等权力的职责,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程序和控制方法､合理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和灵活多样的绩效考核制度,确保银行业机构在审慎经管的基础上,寻求绩效经管的最佳利润增长点和创新发展点｡在具体监管操作上,一要督促各级国有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真正建立起以效益为中心的运营机制;二要督促商业银行积极配合货币信贷政策､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实现银行经营效益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贯彻实施的双赢目标;三要督促加强增量贷款管理,切实提高贷款效益;四要督促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各种内部控制制度,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监督其落实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五要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负债成本核算,优化负债结构,改变总量比例和期限对称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积极发展多元化负债,提高稳定性负债和低成本负债的比例,实现业务发展由粗放型､松散型管理向内涵型､集约型管理的转化;六要督促商业银行下大力气压缩费用开支,强化压缩措施,努力降低非生息资产占用数量或使之转化为盈利性资产,提高整体经营效益｡
五､监管与服务的关系
监管与服务,实质上是统一的｡所谓监管服务,就是要通过依法行政､对银行业的规范管理､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来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目标统一的有效方法｡离开服务单纯地搞监管,监管就失去了目的和方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监管去谈服务,服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应正确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牢记监管的宗旨与目的,寓服务于监管之中｡
首先,要从监管入手｡要树立“严格监管就是最好服务”的观点,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使银行业金融机构清楚的认识到,监管约束不是鞭子,而是缰绳｡要按照“管､帮､促”的原则,对发现的问题,帮助被监管单位查找原因,说明危害,提出完善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其提高管理水平｡
其次,要将落脚点放在服务上｡一是努力营造和谐的金融环境,促进金融机构之间公平竞争｡二是确保市场信息公开化,按照金融监管制度设定了金融机构信息路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进行合法､有效的信息披露,使广大存款人全面了解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资产运用､内部控制及管理能力｡三是从政策和机制上引导各金融机构面向世界､面向社会,找准自身市场定位,调整发展思路,转变经营战略,促进自身发展壮大｡
第三,要做到监管和服务“双到位”｡要正确处理严格把关和热情服务的关系;要努力解决提高监管人员的整体素质问题;要大力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积极推行监管标准､监管程序､监管结果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行业监管范文第4篇
对政策性银行应实行分业监管
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当时是根据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进行分离，由政策性银行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粮油棉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的要求，在各自特定的业务领域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方针、市场定位、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作为银行监管部门，必须敏锐地洞察和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思路。因此，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分业监管，即根据其业务政策性强度的不同实行不同的监管。例如，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运用分政策性和商业性两块，两块的政策性强度和风险程度都不同，对其监管就不能按同一标准进行。其中，政策性贷款又可以细分为指令性贷款和指导性贷款，两者在政策性上也是有所区别的。指令性贷款如果出现了风险、形成了损失，属于政策性风险，对其监管主要是合规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银行的业务合规性，有无违规操作等。指导性的贷款如果出现了风险、形成了损失，则属于经营性风险，对其监管主要是风险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看银行是否做到了审慎经营、有无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
对国有商业银行应实行尽职监管
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突出的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根源又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扭曲。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中，一是与政府的委托关系，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委托关系，层层委托、层层的关系，形成了超长的委托链。委托人对人的约束和控制力逐级弱化，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良贷款二次剥离就是委托关系扭曲的典型例证。
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尽职监管，即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尽职情况作为监管的重点。这里所说的尽职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的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投资者尽职的情况；第二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高管人员向其上级行尽职的情况；第三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向高管人员尽职的情况。银监会已经制定了《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尽职指引》，还将研究制定《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工作尽职指引》和旨在加强对高管人员尽职监管的《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评价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的重点，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逐一进行对照，检查其高管人员和工作人员是否都按要求尽职。
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实行超速监管
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以及内控机制方面相对要好，但在其粗放式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造成风险管理力度的减弱，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并使得这种快速发展呈现出波动性较大、跳跃式增长的特点，同时金融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不可能长久的。
因此，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超速监管，即将发展速度超出正常速度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监管的重点。超速监管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是为了防止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盲目超常规的扩张中积聚风险，从而保证其稳健、可持续的发展。对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等监管要求的超速发展，不仅不加以限制，还要为其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超速，则不仅要限制其发展，而且要对超速发展造成风险的责任人进行处罚，严格追究其超速责任。
对城市商业银行应实行法人监管
城市商业银行是在整合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成立的。经过多年的实践，城市商业银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公司治理机制和由此而带来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最突出的几个表现：一是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不作为；二是高级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三是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因此，对城市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法人监管。这里所说的法人监管，并不意味着只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进行监管，而是要通过监管，帮助和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真正建立起“三会一层”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监管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按照《公司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要求，完善其公司治理机制；二是由银行监管部门制定考核办法，对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三是坚持城市商业银行总行、支行的两级管理体制，强化总行对支行的扁平化管理，以减少机构层次和管理成本、减少信息失真和衰减、提高科学决策的效率。对农村信用社应实行大户监管
目前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资产质量差、经营效益低、历史包袱重、内部控制弱、经济案件多发、操作风险严重。但在这些问题当中，当前最需引起关注的还是“垒大户”问题。所谓“垒大户”就是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投放主要集中在个别或少数大户身上，“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违反了风险分散的基本规律，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
因此，对农村信用社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大户监管，即把监管重点放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大户、投资大户、融资大户上。大户监管的主要内容：一是要严格执行单户贷款比例管理，县级法人社组建以后，每个社都要根据资本金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单户贷款的限额，并确保不得突破，对购买国债、资金拆借业务也要确定一定合理的比例；二是大户监管的侧重点不同，在农村信用社的资产业务中，侧重对其资金运用的大户进行监管；在贷款大户、投资大户、融资大户中，侧重对贷款大户进行监管；在贷款大户中，侧重对投向非农业生产的贷款进行监管；在贷款业务风险管理中，侧重对大户贷款的合规情况和授信尽职情况进行监管；三是在做好大户监管的同时，要提倡农村信用社资金不离土、不离乡，树立“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提高信贷支农意识，适当放宽小额农贷条件，大力发展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改善金融服务，为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支持。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小额信贷意义十分重大，既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分散信贷风险、扩大收入来源、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又有利于农民通过贷款不断扩大生产提高收入、增强农村信用社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信托投资公司应实行产品监管
近年来，相对于信托公司的其他业务，资金信托产品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自从2004年在上海发生了“金新信托”偿付危机的事件后，资金信托产品的风险性也一直受到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投资人对于信托产品不甚了解，而在已发行的信托产品中绝大多数是通过银行进行销售，投资人之所以购买是因为把信托产品当成了银行或信托公司发行的债券，对信托产品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二是信托投资公司因监管法制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的欠缺，进行了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在发行信托产品时刻意减少信息披露、有意识地模糊风险和违规承诺收益保底等。
因此，对信托投资公司监管的关键就在于产品监管，即重点加强对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资金信托产品进行监管。产品监管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信托产品资金使用方向上的监管，严格控制信托产品将资金运用在房地产等盲目投资和过热行业，严格控制发行异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严格控制信托投资公司突破产品计划、扩大资金规模，严格控制信托投资公司的关联交易，防止信托投资公司将信托产品资金通过关联交易进行挪用；二是规范资金信托产品的营销宣传和风险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信托产品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开媒体进行营销宣传，不得承诺收益保底等，在严格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应要求信托投资公司在其产品介绍中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三是加强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透明度建设”，通过信息披露和宣传讲解，逐步普及信托业和信托产品知识，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教育，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
对资产管理公司应实行程序监管
资产管理公司的问题主要是在收购和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违规问题。在不良资产收购过程中，突出的问题是审查把关不严，致使一些不符合剥离条件的贷款被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造成了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突出的问题是存在违反程序、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现象，致使部分资产被低价处置，造成国有资产不同程度的流失。
因此，对资产管理公司监管的关键就在于程序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和处置不良资产的程序是否规范。程序监管的内容：首先，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公司从收购、评估到处置等各环节的法律法规，为规范管理和有效监管提供法制保障，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健全资产管理公司相关的内控制度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流程，做到有章可循和程序化操作；第三，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强化不良资产处置中资产评估工作，严格执行先评估后处置的程序，不得逆程序操作；第四，规范不良资产处置程序，在完善竞标、拍卖等处置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方法；第五，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高管人员和工作人员履职情况的监管，切实防范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道德风险”，确保把国有资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对邮政储蓄机构应实行分账监管
行业监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业协会监管模式监管主体优位地位
AnalysisonSuperiorityofProfessionalAssociationn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ofTheStockInvestmentFund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actualsituationsofdifferentcountries,throughcomparativeanalysisondifferentorderofsubjects(includingstatesandprofessionassociation)amongdifferentmodeoffund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thisessaytriestoprovethatprofessionassociationshouldbecomethebasicallysubjectof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inthesystemofthefund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ofthestockinvestmentfund.Meanwhile,fromtheangleofjurisprudencetheassayshowsthiskindofsystemdesignhasitsinevitabilitytheoretically.Thenthearticleputsforward:duringtheprocessourcountryperfectsthe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ofstockinvestmentfund,tofoundthemodeof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onthebasisofthe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ofstockinvestmentfundhasagreatimportanceonthedevelopmentthestockinvestmentfundofourcountry.
Keywords:professionassociationmodeof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subjectof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superiorityposition
一、世界各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主要模式及其运作机制分析
美、英、日三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其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制相对比较完善，所以其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制度对于其它试图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国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而相信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制的完善也必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1、英、日三国监管主体的对比分析。
从监管主体来对证券投资基金监管进行分类，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基金行业自律”监管模式；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法律约束下的企业自律管理”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严格管制”模式。
美国的监管模式是在严密法网规制下的国家机构与行业协会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如图二所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The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①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负责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工作，行业协会——全国证券商协会（the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s）等多个自律性组织作为监管的辅助机构。这种国家机构为主行业协会为辅的监管可以确保证券投资基金处于层层把关、处处防守的严格监管之下，有助于监管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及时发现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基金经营中的风险，确保其谨慎稳健经营。
英国实行的是以制定法为后盾、以行业协会为中心的自律性监管体制（statute-backedself-regulation，如图一所示）。早期由证券与投资局（theSecuritiesandInvestmentBoardLimited）以半官方性质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监管，后该机构为金融服务监管局（The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所取代。但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服务监管局的职能主要集中于负责制定基金监管方面的大政方针并不负责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具体工作。即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自律监管维持不变，自律性的行业协会是英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实体（它们包括基金管理人协会、投资顾问协会、投资信托协会等等）。与美国相比较而言，英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监管体系较为宽松，以行业自律为监管体系的中心，强调“从业者自我管理”（Practitioner-basedSelf-regulation）。
日本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处处都留下了政府的影子，可以说日本证券投资基金是政府积极倡导和努力支持、培育的结果，其迅速发展与政府的严格管制是密不可分的。日本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一级，形成了监管的一级格局（如图三所示）。根据日本1951年《证券投资信托法》，日本的“政府严格管制”是由大藏省（财政部）证券局负责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的审批和监管。②尽管日本投资信托协会在1957年经大藏省批准成立，且其宗旨是通过自我管理，实现投资信托业务的公平合理，确保受益人与公众的利益。但由于是在“政府严格管制”的监管模式下运作，所以其活动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尽管后来的法律明确了其独立团体资格，作为行业协会其被授予了更大的监管权力，但该协会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该种形式的明显弊端，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进行了改革，以期能为证券投资基金提供更大的自由活动与发展空间。
对比美、英、日三国监管主体的体制设计模式可知：世界各国在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监管中，基本上都确立了国家与行业协会的监管主体资格。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监管主体在实际监管中的作用却有很大的区别。在英美的监管体制中，行业协会（自律性组织）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在日本的监管体制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政府是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主导力量。
2、国家与行业协会作为监管主体的位次分析。
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必须根植于其所赖于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其制度设计也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只有把客观经济规律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才能准确地表现社会经济条件，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前面所述，证券投资基金作为金融创新的结果，其顺应了资本寻找投资途径的需求。而在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注意其作为金融产品自身的运行规则对于法律的制度设计的必然要求与限制。应该说证券投资基金是市场激发的产物而非人为主观创造的结果。因此其在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市场的产品有其自身特征，而在制度设计中这些特征必须予以考虑。因此，在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中，基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自身特性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应处于基础性地位，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应作为一种辅的监管主体存在。
二、行业协会在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中优位地位的法哲学分析
法哲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对于各个部门法学的研究都具有相应的指导作用。在我们分析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体制模式时，其亦应成为指导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一个标准。由于法哲学所研究的范围及内容极广泛。笔者仅选取法的作用与法的价值理论来分析行业协会在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中优位地位的合理性。
1、从法的作用看行业协会优位地位的制度设计。
法的作用，又称法的功能，泛指法对个人以及社会发生影响的体现。法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首先表现为对于社会主体行为的指引作用。在法的指引作用发挥的过程中，法可以使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其指引作用。法治社会条件下，体现在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干预不同方式中，可以看到不同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
法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个别性指引；亦可使用规范性，即一般性指引。法的个别性指引在法律运行的过程中，往往体现为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但不同的指引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不同时期内会有所不同。在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早期，国家是较多地使用个别性指引。应该说这种做法在我国建国初期为我国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全面向前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主体的复杂化及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我们发现个别性指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使个别性指引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状态的弱点充分暴露，而市场经济主体独立自主性要求在心理上又不愿接受个别性指引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性指引由于其符合市场主体“倾向于过一种合乎理性的、比较稳定的、个人有相对独立性的生活，而反对生活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完全受他人支配的环境中。”③由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及其它落后观念的影响，尽管在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指引过程中，已注重法的规范性指引的作用，但是对对规范性指引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能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大量的行政命令、领导指示等充斥于经济生活中，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法在对市场经济进行正确引导的过程中，应逐渐改变指引方式，应注意“从台前退到幕后”，注意还权于市场主体。而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中行业协会优位于国家的制度设计恰当的体现了市场经济对于法的指引作用的转换要求。
2、从法的价值看行业协会优位地位的制度设计。
我们通常可以认为法的价值本身具有多元的特点，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④证券投资基金法作为对于一种金融产品正常运行的规制法，笔者认为从法哲学的角度分析，其制度设计中同样应该体现法的正义与利益价值。
首先，行业协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其作用本身就是正义的体现。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将“法治”称为是一种正义。一个国家达到了法治的状态至少实现了形式上的正义。而要实现法治，必须民主先行。民主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应有内涵，不但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亦应体现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之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在经济生活中的民主色彩逐渐体现(例如：在产权结构中，我国建立了多种产权主体并存的结构，从而打破了公有制经济的单一产权主体格局)。古典民主理论通常把民主视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力，“现代社会的民主观则强调以自由来平衡传统的人民说，精义在于制约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现代法治只能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是对由国家占主导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否定，也是各国主流法学思潮的看法。”⑤在经济民主的建设过程中，行业协会以其自身所特有的属性及作用发挥着推动经济民主的作用。其即不同于简单市场交易主体又不同于拥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在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过程中，使用的手段通常具有一定的融通性，从而在相对融洽的气氛中将经济冲突消弭于无形，而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较大的活动空间，充分体现了其经济参与的民主性。在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主体的制度设计的过程中，行业协会作为一极监管主体将其优位于政府的位次设计本身就体现了民主的要求。
其次，行业协会主体的优位设计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全新的利益分配理念。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已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从而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伙伴关系。而在法律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其通常是通过权利（权力）义务的分配来实现利益的分配。权利（权力）的基础是利益，权利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同样应该是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来完成市场中利益的分配。而这种利益分配则表现为权利（权力）的分配。在一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无疑要对本国经济进行相应的干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是否要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在于国家应该在多大的邻域与强度范围内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模式，自身的特点要求给予经营主体以较大的自由度，由其作为市场的主体以市场的运动为导向、经济规律为原则自主进行经营。而经济主体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其对于以自由经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其对于权利也会产生不断膨胀的需求。从最终目的上讲，国家权力与经济主体权利都会致力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但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两种权力（利）的膨胀倾向必然会产生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实质为相关利益的冲突。为此，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市场主体权利之间就产生了衡平的要求。行业协会作为监管中的优位主体制度的设计改变了传统制度设计中国家优位的模式，应该说是法律制度设计中的一个进步。
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模式中行业协会的缺位及完善
1、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立法发展。
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最初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专管。1992年，国务院对基金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委为国家对全国基金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为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但由于国务院规定：“金融机构债券、投资基金证券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事实上形成了证券委、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多头监管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制。1997年11月，证监会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明确了中国证监会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除了对作为基金托管人的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外，基本上退出了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2003年10月28日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延续了《暂行办法》的规定，仍然由证监会负责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监管。
2、现行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缺陷及修正。
2004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生效，其成为我国有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核心性法律规范。从该法规的内容来看，其所建立的监管模式秉承了《暂行办法》关于由证监会负责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监管一贯作法。⑥只有一条提及行业协会在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的监管作用，即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业自律问题。并且从相关立法的强制性上讲，其对于当事人而言也仅仅是一种选择性规范，没有强制适用的效力。⑦尽管早在2002年12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委员会成立就已经成立，专门负责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自律管理。但在我国这部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的核心性法律的相关内容中，并没有为其“正名”，不能不说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立法的一个缺憾。
有人提出，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由于其不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土壤中自发孕育而是由以政府作为主体催发而成，所以这种情况下必然形成我国现行的监管体制。应该说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忽略了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制度的构建或变迁有“强制型”与“诱发型”。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制度在构建时是一种“强制型”的构建模式。因此，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其当然是主导性的。但即使的“强制型”的制度构建，当其制度已经构建之后，在具体的运行中，必须遵循其自有的规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当然认为英、美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模式就必然是对所有市场形式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都是一种最佳模式，也不能就认为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模式就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以日本为例可以看到，日本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在形成机制，是以政府催生的形式形成了自己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但在日本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由于政府在基金发展与监管中起主导作用，不仅有关基金发展的方针，而且具体的实施办法等都由政府部门制定，从而造成在这种统管制度下，基金业组织难以发挥作用，行业自律性差。而同时也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基金企业的市场竞争空间很小，使得市场竞争不充分。此外，由于政府的严格管制，基金从业人员的思想和行为均会受到较大的约束，不利于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基金人才，也不利于一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进程，而且，该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与。⑧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现实来看，日本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过程中所出现在问题也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过程中出现。
通过分析证券投资基金的前世今生”来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模式的理想设计，应该说在发展与完善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的过程中，应建立一种在法律框架下的综合、多层次的监管体制。
首先，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体系。我们经常说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土壤不健康。应该承认，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文化素质等多种因素都制约了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对于经济健康运行的应有作用的发挥。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无论其从业者还是参与者，应该是熟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高手”（而且通常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玩家”都是市场规则的熟练运用者，但在有些情况下，由于不健全的法律环境，被扭曲的市场规则往往成为他们中一些人获取暴利的手段）。所以，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必要的行为规制是不能或缺的，而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由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是政府催生的产物，所以政府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其本应作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监管主体。但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我们在设定政府的监管主体资格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金融产品自身的特性，即其本来应该是市场经济自发孕育的产品，运作具有很强技术性与时间紧迫性要求。而在政府作为主要监管主体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管理很难达到其较高的技术性要求（我们也不能对政府也这么高的专业性要求），同时，由于政府权力受到多重程序的制约，其亦难达到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对于时间的效率性要求。所以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健康运行就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从监管的位次上讲，其应该是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监管主体。进而国家（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政府负责事前行为模式的制定与事后出轨行业的纠正，而在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过程中，行业协会起到基础性的监管作用。
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是根据其职能划分的，各部门拥有高度的自。对证券投资基金（共同基金）的具体监管工作由投资监管部（DivisionofInvestmentManagement）负责。
②1998年6月5日，日本通过了《关于金融体系改革相关法律的调整等事宜的法律》，根据该法，日本单独设立了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监督厅，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去，实现财政与金融监管业务的分离。从性质上看，金融监督厅作为总理府的外局直属中央官厅，但有很强的独立性，统一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的活动。原本属于大藏省及其它各省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集中交由金融监督厅行使，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也相应划归金融监督厅领导。因此，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相应的也由大藏省转移给了金融监督厅。
③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重排版，第83页。
④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重排版，第51页。
⑤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77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章以一章的内容以唯一监管主体的形式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所涉及到的职权及职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