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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第1篇

一、从“四处变化”说起

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颁发了《课标2011年版》,两年多来,对其解读研究的文章不胜枚举,尤以谈《课标2011年版》相较于《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实验稿》)新变化的居多,包括《课标2011年版》修订的召集人、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在《人民教育》(2012年第6期)、《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10期)上两度接受采访或著文,但均对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作低调处理甚至没有提及。

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一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总体目标”中,指导思想用“唯物史观”取代了原来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二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课程性质”中,用“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取代“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中,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阐释,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评述”取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四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力图有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取代“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作出客观评价”。

显而易见,以上“四处变化”实际上是因《课标2011年版》把指导思想统一为“唯物史观”而出现的:第一处变化略去了“科学的教育理论”,其他三处变化则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一为“唯物史观”。

二、透析“四处变化”的哲理

首先,“四处变化”是对近年来关于是否要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教育与研究进行指导的争论的一个明确回应。

2001年7月,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课标实验稿》后的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指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还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的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这无疑是一方巨石落入原本就不平静的史学理论研究湖面,击起千层浪。吴英、庞卓恒、王锐生、陈先达、郭小凌、于沛等专家学者纷纷著文指出:“当代仍要坚持、弘扬、发展唯物史观,而不是超越唯物史观。”[1]更有杂志社邀请国内顶尖的理论专家在同一期杂志同时发表八篇文章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端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2]在持续的激辩之后,2010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的小型座谈会”,会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上发表了六位学者的发言稿,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唯物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其次,“四处变化”是对几十年来“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

关于“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争论,迟至2011年仍有学者在论述二者的细微不同。但正如张奎良教授在其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把唯物史观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混淆并用:几乎所有的哲学辞典或哲学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宣称:‘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3]所以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是“亦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全部解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即‘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四处变化”是对即将开始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的很好昭示。

教育部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原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对《意见》进行深度解读时指出:“从今年开始,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近十年改革实验的基础上,在顶层设计的整体框架下,将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4]这就意味着颁发于2003年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将出新的版本,“尽管高中历史教学有别于初中历史教学,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5]

第四,“四处变化”是对国家文本的呼应和教学实践中重视不足的提醒。

新中国第一个历史课程标准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标”是 “逐步培养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革命的战斗意志”,[6]随后在“教材编选要点”和“教学方法要点”中两度强调“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历史科(江苏卷)的命题也以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为指导,以考试说明为依据,实现对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相统一的考核目标,注重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作为国家文本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等都对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引起广大教师的重视,似乎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人员或教科书编者的事。因此,尤其是基于中学历史教学的视域、中学生的知识水平,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和中学课程设置,明确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与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科学内涵与基本内容等,通俗易懂地理解唯物史观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检索中学教学实践中的唯物史观

首先,中学历史课程中有三处与唯物史观紧密相关的内容。

一是在必修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知识点中,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应该也产生了。二是在必修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知识点中,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表明唯物史观此时已传入中国。三是在选修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知识点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所肯定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其次,在中学语文课程中有一处与唯物史观紧密联系的内容,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讲到马克思一生中两大最主要发现之一――“唯物史观”时指出:“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776

再次,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第四单元第十一课“寻觅社会的真谛”概括了唯物史观(课文中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打开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三是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和曲折的、自然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语)所以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四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四、借力“学术争鸣”明晰唯物史观

首先,明确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时序思维技能是历史推理的核心。没有强烈的年代学意识(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处在何种时间顺序中),学生就不可能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历史因果联系。年代组织是历史思维的前提”,[8]而标志历史事件是构成历史时序的重要关节点,故作为以探讨历史事件来龙去脉为要务的历史课堂,首先应结合史实明了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更何况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9]意义尤为重大!

《辞海》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引者注)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主要标志。此观点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强调的是“主要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唯物史观正式诞生的标志”,[10]更有学者将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一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设计出不同于近代一切历史观的思想体系”“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成熟地、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体系。”[11]基于在整个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没有使用“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直至1872年,恩格斯才首次使用并界定了这一概念:“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7]209因此,“时期说”应该更合乎学理,也更容易被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师生接受。

其次,明晰史观中的“山”与“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专家学者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和解读,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生态史观、社会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纷至沓来,令中学历史教师目不暇接,以至于部分中学教师甚至专家学者对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有所动摇。专家学者的争鸣在上文可见一斑,高中教师则表现为教学中只强调新史观、新视角,忽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方法的讲授,甚至以唯物史观中某些过时的观点(如阶级观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否定整个理论体系,二者的共性是否定唯物史观作为宏观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地位,以片面的史学研究范式替代或否定整个唯物史观体系。

实际上,明确史观中的孰是“山”、孰是“角”一类的争论或彷徨可休矣!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的体系,具有博大的气度和宽广的胸襟,承认这些史观有其精华,有其长处,因而对其持吸收、借鉴和改造的态度……吸收现代史观、整体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的科学精辟的观点和论述……借鉴诸多史观的视角、研究领域、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资源观等……转换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史观的哲学基础,让其成为奠定在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史观,让其与生产力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等中观史观一起,成为构成现代唯物史观体系的中观史观”。[12]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是“山”,是宏观的史观,其他史观则为“冰山一角”,是中观史观。也正是因为“山”在人们思想中的伟岸、强大和震撼,所以西方史学家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3]

再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哪些?如何培养?

纵览1950年至2011年新中国颁布的每个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学大纲),行文都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14]

作为资深的教育科研专家,白月桥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探讨》一书中列出了20个他认为的历史教学中的一级观点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对应(见表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正在修订中,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实践也在进行中,笔者撰写拙文,希冀能给修订的专家提供些许参考,给忙碌于文山题海中的历史教师捧上一杯透心的凉茶,以解对唯物史观的求知之渴,从而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观更好地渗透到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1] 刘方现.近年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J].历史教学,2005(3):77.

[2] 瞿林东,于沛,郭小凌,等.唯物史观与21世纪史学发展问题笔谈[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

[3] 张奎良.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J].哲学研究,2011(2):21.

[4] 王湛.做好五个环节统筹 理顺人才培养体制[N].中国教育报,2014-6-23(8).

[5] 陈辉.重新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高中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2012(10):20.

[6]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0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赵亚夫.国外历史课程标准评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0-5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10] 李幼斌,吴冬春,瞿学兰. 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意义[J]. 茂名学院学报, 2002(5):15-17.

[11] 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9.

[12] 冯一下.论现代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6):7-8.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第2篇

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马克思主义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主要参考文章: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一书,这是从英国人克卡朴着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过来的。次年2月和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两篇译文,也提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介绍都非常简单,只能由此了解到马克思是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派别的首领这样简单的信息。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还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最早提及唯物史观内容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说,马克思的学说“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真理与正理”,这显然有点唯物史观的意思。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中,刊有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中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同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书中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这些片鳞半爪的介绍,虽然很简单,但毕竟说明对唯物史观已引起了一定的重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了传播的热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由渊泉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此后,该副刊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译自日本刊物上的文章。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随后,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不仅如此,还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州中华新报》连载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文中说:“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着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做了概括说明:“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同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唯物史观达到了如下的认识:第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唯物史观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根据;第三,唯物史观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运用于考察中国的政治变迁、思想变动、文化更新。正是因为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把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研究放在首位。在宣传和研究中,他们突破旧的进化论思维的制约,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投入新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唯物史观的历程及其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取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播唯物史观,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途径: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原着的翻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没有专门的着作,许多重要观点都贯穿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着作中。所以,翻译他们的各种着作,对于传播唯物史观,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25年,上海书店出版了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929年,杨贤江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出版。这些原着的翻译出版,为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第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1923年关于科学与玄学之争,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现代化等问题的论争,虽然都以学术争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却紧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相关,许多观点的分歧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反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传播了唯物史观。如陈独秀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3年12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何干之在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历史唯物论的ABC。”第三,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1924年5月1日发表的《这一周》一文中说:“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步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备了更加广泛传播的条件。这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着作,包括全集、选集、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第二,出版、邓小平、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着作,包括选集、文集、文选、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等。第三,出版研究专着,发表研究论文。如吴黎平与艾思奇合着的《唯物史观》(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雪永生着的《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央党校课题组编写的《唯物史观新视野》(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等。第四,普及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门受到高度重视的学科。第五,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提了出来,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解决。比如,怎样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改革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加广泛而深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重大理论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方面,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有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与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06-02

“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旧唯物主义,而是对旧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是对旧唯物主义的一种扬弃。

一、“新唯物主义”的提出

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第10条的内容是:“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概念,“新唯物主义” 是相对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而言的,突出的表现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以往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它具有一个和以往所有哲学不同的思路即实践的观点。

(一)“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了和以往的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接受的哲学思想有关。

1.马克思角色的转变。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早年曾经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力量。后来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了唯物主义,但费尔巴哈的“新哲学”是把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成哲学唯一的最高对象,肯定自然先于精神,否定人和自然界之外有独立的精神存在。马克思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无视社会实践等观点,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观点,1888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这个笔记,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作为《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包括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基本观点,奠定了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在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揭示了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通过各自的探索,实现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在现实实践和革命斗争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全人类的解放,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2.原有理论缺陷已突出。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存在着合理的部分但也存在许多缺陷。马克思曾谈道过:“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旧唯物主义将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直观的纯客体的理解,其缺陷就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纯主体的理解。而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没有看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关系,忽视了实践的作用以及实践的存在和意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那初期开始的哲学思想是潜在的、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

(二)“新唯物主义”的“新”道理

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新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实践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旧唯物主义的全部观点,而是指出了旧唯物主义错误的观点。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要求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做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

二、“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强调了他的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的根本的不同,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感性物质活动,确立了哲学出发点上的变革,同时也就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新原则、新路线,建立起崭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在唯物论方面,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要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中去把握物质和规定物质。在辩证法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物质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批判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既要以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历史,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也要求人们用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也就是辩证看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的创造活动的相互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完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是具有客观性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且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法律、哲学、宗教等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促进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阻碍作用。”

(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

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中是中心和线索。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感性的客观物质活动。首先,马克思科学地概括了实践的基本特征是客观物质性、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的基本形式有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以及以观察和实验为内容的科学活动。再次,马克思指出了实践在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和重大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科学地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意义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好的解释和定义,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一)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它唯物辩证地看问题,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达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的有机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的历史的统一,实现了哲学史的革命性变革。

(二)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正确地规定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哲学和一般科学的关系,如实地反映了世界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和不断发展的学说,是以实践为基础和首要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包括它自己必然随实践变化而变化,它否认能达到认识的顶峰和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从不认为自己结束了真理,而是进一步开辟了探索真理的大道,这种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的科学性,使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哲学体系,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它从实践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看到高度重视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就在社会作用上表现了它的科学性,使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以实践为特征的新唯物主义是顺应时代要求而生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客观实际相符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哲学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视野,指导着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不断斗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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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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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 科学历史观

1 “纲要”课程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必要性

尽管课程开设已有几年时间,但当前高校许多学生仍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一门历史课程,即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这160多年的时间里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课程。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门课程的性质并不是单纯的以它所讲述的内容或者这门课程的名称为依据,而是要看开设这门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根据中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有关文件开设的一门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主要教学目的就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强化“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新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基本任务,并将“纲要”课程的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研究,科学的历史观教育研究等列为该学科的的研究范围。从这门学科的增设及其研究范围以及“纲要”课程教学目的来看,“纲要”课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政课。

当代高校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四个多样化”的局面,即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四个多样化”,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它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高校应充分认识到,“纲要”课程是向学生传播唯物史观的重要渠道和阵地,有助于高校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在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引导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才可以使青年学生们在纷乱繁杂的信息时代分辨出是与非、对与错,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同时也为那些立志从事史学研究的青年初步奠定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

总之,当前“纲要”课程开展唯物史观教育的现实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纲要”课程的性质和定位所必需的,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根本教学任务;第二,是实现“纲要”课程具体教学任务所必需的,“纲要”课程若要进行“国史国情教育”和“三个选择必然性教育”,必须同时进行科学历史观教育;第三,是实现高校其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所必需的,因为唯物史观教育能为高校学生正确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 当前“纲要”课程教学中在科学历史观方面的问题

2.1 教材信息简略、抽象,重复性高,基本线索单一化,为学生的科学历史观培养设置了数道无形障碍。

“纲要”课程囊括了中国近现代160多年的重要事件、人物和历史发展规律,涉及的内容信息量如其说过大,还不如说过于简略;其内容与中学的历史课本的教学内容相对照,应该说重复的内容较多,致使很多学生认为中学已经学过的知识,现在没必要再学一次,在思想意识上不经意间筑起了唯物史观培养的无形路障;从“纲要”课本内容剪辑和编排上,基本线索高度中心化或单一化,也很难寻觅出明确的科学历史观的叙事分析思路。因此,当前“纲要”课教材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高校学生科学历史观的培养方面的需要。

2.2 教学课时少,教学内容信息量大,难以承载培养学生科学历史观之重任

高校是当前中国社会唯物史观教育的主要场所,“纲要”课程是当前高校开展唯物史观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与“纲要”课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地位相反,目前“纲要”课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四门必修课数“纲要”学分和课时配置最少。因为大多数高校的“纲要”课的学时安排为36课时,在书本内容多,教学信息量大,教学时间短的情况下,授课老师很难进行合理的安排,更难以组织有效的唯物史观实践教学活动。现实中“纲要”课程的教学,要么任课教师为了赶时间而教学,要么在已经高度被压缩的“纲要”教材内容基础上再次压缩、剪裁课程的实际教学内容以面对课时紧张的现实;而唯物史观的实践教学安排,如果不是在课内组织学生看一场有关近现代史的教学影片,就是泛泛地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自主地参观革命遗址或纪念场馆以充当实践教学活动。

2.3 教学形式单一,无法提高学生学习和培养自身科学历史观的兴趣

如上所述,在有限的课程时间里,很多老师在“纲要”课的教学中,在较少实践教学安排的情况下,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对历史观点的评价,削弱了课程的趣味性,难以调动学生对“纲要”课学习的积极性;再加上大班授课,和概念、实事、观点记忆性的结课考试,很多高校学生都是考前突击,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而在平时几乎忽略了这门课的存在。可以说当前现存的教学方式,降低了这门课的实效性,无法实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

2.4 授课老师知识结构不完善,有关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目的不明确

当前,部分授课老师缺少唯物史观明确的教学目的,甚至忽略了以唯物史观作为“纲要”课教学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也有一些老师往往墨守教材中的一些过时观点,对近些年史学界有关唯物史观的探讨和新论点置若罔闻;也有一些老师出于对唯物史观理论不感兴趣甚至有抵触心理,而偏好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当前近现代史领域一些偏离唯物史观的观点没有应有的态度。

3 加强“纲要”课程科学历史观教学的若干思考

3.1 适当调整、取舍授课内容,增强科学历史观培养方面的针对性

有专家指出,授课老师必须坚持“突出主线,把握核心,认识规律”的原则,正确地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项根本性的任务而斗争的历史”,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授课老师应该在深刻领会教材的基础上,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理论进行深入地研究。授课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或者方向,联系高校学生平时关注的一些问题,针对经济全球化和人文多样化的特点与趋势有选择地把握教学内容的侧重点,特别是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和错误思潮,更好地发挥授课老师个性化教学的优势,以调动高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增强科学历史观培养方面的针对性。

3.2 明确教学目的,注重培养高校学生运用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的能力

“纲要”课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主题,以中华民族从衰落到复兴的历程为基本路线,重点讨论中国近现代160多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高校老师要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和国情,帮助他们领会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纲要”课就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宽阔的视野为依托。

第一,“纲要”课程应注重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长卷。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许多优秀儿女们前赴后继投身反侵略的斗争,探索着民族的出路。通过“纲要”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到革命先辈们是如何为民族独立奋发图强、英勇拼搏的。在讲授“纲要”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充分地融合在教学内容中,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又能加强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情感性,更好地让学生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感悟民族精神的形成,进而激发对民族精神的认同。第二,“纲要”课程应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任课教师应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目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通过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将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高校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高校老师在教授“纲要”课的过程中,要在学生现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从而扩大同学们的视野,提升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纲要”课程应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是人们适应时展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当前中国高校教育的重点,也是当代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自身属性和教学特点。“纲要”课教师要利用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不只要用教材上的观点去填充学生的思维,要让学生们课程学习中学会质疑,然后再释疑。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教学内容,可以在教学中引入事例,让学生大胆发言,大胆讨论。例如,袁世凯夺去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为了而出卖国家利益。假如没有袁世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能不能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能够强盛吗?学生们都可以在对这些话题进行讨论,但最终的讨论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即使没有袁世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也不会成功,资产阶级自身的缺陷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种种现象都可以表明这点。讨论目的是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向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然性。

3.3 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纲要”课教学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角度出发,由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且强调唯物史观不是主观上的教义,而是客观上的方法。“纲要”课的教育教学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价值,并以理论指导实践。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历史是客观的辩证发展的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看待历史的问题上,唯物史观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人们要正确地看待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大学生若要具备科学的历史观,单从哲学理论书上的学习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学生对“纲要”课的学习,通过学习,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逐步具备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

首先,“纲要”课老师必须加强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纲要”课程的内容,单单从一个时间跨度来说,就有160多年的,涉及到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知识体系。如此繁琐的内容,如果授课老师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很难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掌握。要坚持唯物史观在高校“纲要”课中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不仅要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去合理地解释历史,而且要用唯物史观对当今时代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纲要”课老师要从时代的新高度来理解和诠释唯物史观,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特点所决定,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纲要”课老师要注重识别和批判。“纲要”课老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的界限;要认识到,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步,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其他不正确历史观的前提。在“纲要”课的教学过程中,授课老师应主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揭示的非科学性,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使同学们学会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运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来分析历史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高校学生树立其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最后,要利用网络加强“纲要”课的唯物史观教育。网络教育在观念、方式、途径和范围上推动了传统教育的变革。它改变了传统的学习模式,可以使学生主动上网学习,搜集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给学生提供了很多便利。“纲要”课老师可以在闲暇的时间里随时随地跟学生沟通交流,开展一些关于唯物史观教育的主题活动;可以把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教育活动纳入校园网,或者开设网络论坛,在网上多传播一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作品或影视,使高校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唯物史观及其史学知识,并学会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高校教师要充分发挥“纲要”课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从唯物史观教育的特点出发,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做出改进和创新。只有不断尝试才能探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唯物史观教育途径,帮助高校学生树立科学历史观,并以之为指导,正确认识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最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杨东.“中国近代史纲要”开设以来理论界的评议及思考[J].宁波大学学报,2010(7).

[2]顾晓静,黄方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育教学与唯物史观培养[J].沈阳大学学报,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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