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第1篇

一、从“四处变化”说起

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颁发了《课标2011年版》，两年多来，对其解读研究的文章不胜枚举，尤以谈《课标2011年版》相较于《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实验稿》）新变化的居多，包括《课标2011年版》修订的召集人、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在《人民教育》（2012年第6期）、《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10期）上两度接受采访或著文，但均对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作低调处理甚至没有提及。

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一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总体目标”中，指导思想用“唯物史观”取代了原来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二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课程性质”中，用“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取代“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中，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阐释，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评述”取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四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力图有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取代“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作出客观评价”。

显而易见，以上“四处变化”实际上是因《课标2011年版》把指导思想统一为“唯物史观”而出现的：第一处变化略去了“科学的教育理论”，其他三处变化则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一为“唯物史观”。

二、透析“四处变化”的哲理

首先，“四处变化”是对近年来关于是否要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教育与研究进行指导的争论的一个明确回应。

2001年7月，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课标实验稿》后的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指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还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的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这无疑是一方巨石落入原本就不平静的史学理论研究湖面，击起千层浪。吴英、庞卓恒、王锐生、陈先达、郭小凌、于沛等专家学者纷纷著文指出：“当代仍要坚持、弘扬、发展唯物史观，而不是超越唯物史观。”[1]更有杂志社邀请国内顶尖的理论专家在同一期杂志同时发表八篇文章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端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2]在持续的激辩之后，2010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的小型座谈会”，会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上发表了六位学者的发言稿，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唯物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其次，“四处变化”是对几十年来“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

关于“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争论，迟至2011年仍有学者在论述二者的细微不同。但正如张奎良教授在其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把唯物史观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混淆并用：几乎所有的哲学辞典或哲学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宣称：‘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3]所以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是“亦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全部解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即‘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四处变化”是对即将开始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的很好昭示。

教育部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原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对《意见》进行深度解读时指出：“从今年开始，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近十年改革实验的基础上，在顶层设计的整体框架下，将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4]这就意味着颁发于2003年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将出新的版本，“尽管高中历史教学有别于初中历史教学，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5]

第四，“四处变化”是对国家文本的呼应和教学实践中重视不足的提醒。

新中国第一个历史课程标准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标”是 “逐步培养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革命的战斗意志”，[6]随后在“教材编选要点”和“教学方法要点”中两度强调“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历史科（江苏卷）的命题也以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为指导，以考试说明为依据，实现对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相统一的考核目标，注重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作为国家文本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等都对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引起广大教师的重视，似乎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人员或教科书编者的事。因此，尤其是基于中学历史教学的视域、中学生的知识水平，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和中学课程设置，明确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与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科学内涵与基本内容等，通俗易懂地理解唯物史观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检索中学教学实践中的唯物史观

首先，中学历史课程中有三处与唯物史观紧密相关的内容。

一是在必修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知识点中，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应该也产生了。二是在必修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知识点中，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表明唯物史观此时已传入中国。三是在选修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知识点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所肯定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其次，在中学语文课程中有一处与唯物史观紧密联系的内容，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讲到马克思一生中两大最主要发现之一――“唯物史观”时指出：“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776

再次，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第四单元第十一课“寻觅社会的真谛”概括了唯物史观（课文中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打开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三是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和曲折的、自然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语）所以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四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四、借力“学术争鸣”明晰唯物史观

首先，明确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时序思维技能是历史推理的核心。没有强烈的年代学意识（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处在何种时间顺序中），学生就不可能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历史因果联系。年代组织是历史思维的前提”，[8]而标志历史事件是构成历史时序的重要关节点，故作为以探讨历史事件来龙去脉为要务的历史课堂，首先应结合史实明了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更何况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9]意义尤为重大！

《辞海》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引者注）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主要标志。此观点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强调的是“主要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唯物史观正式诞生的标志”，[10]更有学者将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一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设计出不同于近代一切历史观的思想体系”“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成熟地、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体系。”[11]基于在整个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没有使用“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直至1872年，恩格斯才首次使用并界定了这一概念：“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7]209因此，“时期说”应该更合乎学理，也更容易被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师生接受。

其次，明晰史观中的“山”与“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专家学者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和解读，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生态史观、社会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纷至沓来，令中学历史教师目不暇接，以至于部分中学教师甚至专家学者对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有所动摇。专家学者的争鸣在上文可见一斑，高中教师则表现为教学中只强调新史观、新视角，忽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方法的讲授，甚至以唯物史观中某些过时的观点（如阶级观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否定整个理论体系，二者的共性是否定唯物史观作为宏观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地位，以片面的史学研究范式替代或否定整个唯物史观体系。

实际上，明确史观中的孰是“山”、孰是“角”一类的争论或彷徨可休矣！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的体系，具有博大的气度和宽广的胸襟，承认这些史观有其精华，有其长处，因而对其持吸收、借鉴和改造的态度……吸收现代史观、整体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的科学精辟的观点和论述……借鉴诸多史观的视角、研究领域、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资源观等……转换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史观的哲学基础，让其成为奠定在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史观，让其与生产力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等中观史观一起，成为构成现代唯物史观体系的中观史观”。[12]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是“山”，是宏观的史观，其他史观则为“冰山一角”，是中观史观。也正是因为“山”在人们思想中的伟岸、强大和震撼，所以西方史学家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3]

再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哪些？如何培养？

纵览1950年至2011年新中国颁布的每个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学大纲），行文都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14]

作为资深的教育科研专家，白月桥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探讨》一书中列出了20个他认为的历史教学中的一级观点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对应（见表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正在修订中，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实践也在进行中，笔者撰写拙文，希冀能给修订的专家提供些许参考，给忙碌于文山题海中的历史教师捧上一杯透心的凉茶，以解对唯物史观的求知之渴，从而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观更好地渗透到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1] 刘方现.近年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J].历史教学，2005（3）：77.

[2] 瞿林东，于沛，郭小凌，等.唯物史观与21世纪史学发展问题笔谈[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

[3] 张奎良.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J].哲学研究，2011（2）：21.

[4] 王湛.做好五个环节统筹 理顺人才培养体制[N].中国教育报，2014-6-23（8）.

[5] 陈辉.重新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高中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2012（10）：20.

[6]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0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赵亚夫.国外历史课程标准评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0-5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10] 李幼斌，吴冬春，瞿学兰. 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意义[J]. 茂名学院学报， 2002（5）：15-17.

[11] 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9.

[12] 冯一下.论现代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6）：7-8.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文化建设 思想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说，文化的、精神的东西不正好同物质的、存在的概念相对立吗？文化建设怎么可能同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建立关系呢？在一些人看来，加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对“唯物主义”片面思想的纠正，真正看到了人的精神需求，突出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层面，超越了“以物为本”。当然，也有相反看法，似乎强调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滑向了观念论的泥沼。如果理论上不能澄清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不要说它的指导地位了。在这里，笔者想从3个方面简单地谈谈二者关系：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原则来说，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或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存在论上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基础上领会自己的前提和限度；最后，文化研究的兴起适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将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原则运用于社会历史的解释之中？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唯物主义之中的“物”及其物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文化问题一定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外，文化建设中历史唯物主义将没有一点儿立足之地。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理解社会存在，以此来回答，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思想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原则不彻底。这是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费尔巴哈割裂自然与历史的时候，突出了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于是就用自然唯物主义的“物性”来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指与意识、精神、文化相对立的自在存在。如果是这样，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社会存在”就是一种独立并且外在于文化意识的东西，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自然一样的客观必然性。在这样的理解中，人类需求就成了没有价值性和精神性的动物性需求、物质性需求，人就是动物，一种物性的存在。庸俗唯物主义就是这样在“肠胃”中找到了思想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很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找到了“靶子”，实际上只是自己构想的批判靶子！

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理解社会历史的吗？显然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物”具有一种比喻的意义，但绝不意味着自然的“物”及其物性，而是社会存在。社会历史不过是表征人类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这一过程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超越了世界自在的物质性，具有了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精神因素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往等，才是使社会存在不同于自然的物质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对象化实践活动中，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即便如此，社会存在也绝不是在物质世界之外，而仍然在物质世界之中。只不过，近代唯物主义已经在批判神学唯心主义的过程中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因此，自然唯物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而不再是它的本质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是扬弃历史唯心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真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停留在二者作为抽象极端的对立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社会存在不是纯粹的“物质性”或“精神性”的抽象存在，而是二者在历史实践中的辨证统一。认识观念中的同一性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这种“实践的统一性”将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思维的同一性区别开来。在黑格尔那里，现实被看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旋转；这种“实践的统一性”也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用“物性”理解人和历史的自然唯物主义区别开了，他们用纯粹的物质性、自在性理解人和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之“物”本质上既不是自然物质之“物”，也不是本体论抽象意义上的物。比如马克思说，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可感觉是讲实在的物质性，而超感觉则是社会历史性，是它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这才是商品的本质，物的社会历史性。商品作为物是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与人的存在相关的范畴，因此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范畴，是内在地包含了精神文化等属人因素的对象化现实，亦即是客观化人的存在关系、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不存在剥离了文化精神因素的抽象的社会存在，好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两种相互外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存在优先，因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问题一定不是这样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是对象化的客观存在，还仅仅是内在的观念，而不是指是否是实体性的、实体化的存在，更不是任何一种脱离了对象性关系的抽象“本体”。

从这种观点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存在的概念，无论对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是重视，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非但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还能够为阐释文化现象奠定存在论上的思想基础。

二

文化阐释和文化建设在思想基础上，不外乎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观念论立场，一种是存在论立场。观念论立场，是从观念本身来理解，将人类意识看成是自我推动和自我发展的精神过程。在这样的思想立场上，文化的发展被理解为观念内部的事情，单纯是文化观念本身的建构问题。这种立场割裂了文化意识等精神现象同社会存在之间的本质联系。一种文化观念、一种道德立场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尤其是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基本制约，像幽灵一样不需要“肉体”的支撑，是一种能够被呼唤出来，或者被诅咒回去的独立思想。文化建设，仅仅被看成是发展和推进一种价值上可取的观念，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念。

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也许很少有人直接声称唯心主义的观念论立场了，但在理解文化现象时，这种立场却相当普遍。比如说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有人从老祖宗那里找和谐思想的根源，甚至用这种和谐理念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影响和谐文化建设的障碍。他们清楚社会是否和谐，不在于人们是否支持和拥有和谐的观念和价值取向，而在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没有和谐的客观条件。只把和谐当成一种观念的文化建设，不但建不成和谐社会，反而由于忽视了社会存在的不和谐而激化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愚民政策、统治权谋，成为人民的“鸦片”。最终可能适得其反，使社会陷入极端对立和冲突之中。

马克思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他指出，精神的、观念的东西没有独立的、自在的发展过程，它们不仅立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而且受其制约。因此，应该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意识的形成及其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样一种历史观，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化建设的前提及其限度，以及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

这是一条理解文化现象、进行文化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上，我们不是从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这个社会，相反，我们是从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来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使我们能够尖锐地洞穿某些文化思潮的空洞和虚假，而且也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将文化建设同改造和变革社会存在基础有效地结合起来，真正使文化建设发挥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装饰和幻象。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和谐了，而是我们的社会并不和谐，因此需要解决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为和谐生活奠定基础，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均等，要下大力气解决。建设和谐文化，并不是灌输一种和谐观念就能完成的，而必须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尤其是同物质经济生活关系的变革结合起来。

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并且必须成为理解文化现象和进行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后，始终存在着道德滑坡论的观点，开始时批判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现在，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只要有雇佣劳动，有商品交换，有私有制，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会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就会成为“一般”，只要它不极端，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这当然不是说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人不存在，不值得颂扬，但那只是典型，是先锋，是楷模，所以我们才大力提倡。马克思早就讲过，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那样是一个唯心主义概念，恰恰相反，它是最唯物主义的了。它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存在状态和价值取向最合理的、最一般的普遍抽象，是普遍人格，是现代的产物。问题在于它没有看到“经济人”的历史性，没有看到它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而是将它看成永恒的，因此是绝对的了。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提供了存在论的基础，避免将文化建设搞成脱离现实的精神装饰。反之，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只要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从庸俗的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让历史唯物主义切中当今社会现实，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重要性：一方面是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史来看，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发展和变迁来看。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来看，由于特殊的针对对象和理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突出了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和批判，对于文化精神现象的研究不多，所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主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批判现代解放是纯政治的解放，认为新的人类解放需要深入到现实的物质经济关系当中，因此，马克思将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必然的。同时，在基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将社会发展看成是自由理念的实现过程，强调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理解观念的形成，因而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由于这种特殊的理论出发点和论战对象的制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更多对文化精神领域展开专门研究，只是为我们奠定了存在论上的思想基础。所以，展开文化研究对于深化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来看，庸俗化理解至今仍然层出不穷。这种理解忽视了创始人思维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针对对象，将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地阐释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甚至排斥文化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好像人不是精神的、文化的，因此是超越动物性的存在物。仅仅从物质性的需求和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从而机械地将历史发展看成是没有实践因素的自在必然过程，纯粹的经济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庸俗的唯物主义。今天，将文化现象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野，突出社会历史超越纯粹物性的本质，有利于避免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庸俗唯物主义来批判或坚持，对于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原则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化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突出，本身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改善，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越来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印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文化精神因素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前提，推动文化建设成为时代的基本要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结合历史变迁，深入研究文化现象，为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唯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时代化，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唯物史观 挑战 现代创新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所在,同时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诞生“实现了在哲学世界观的变革”①。其理论指导了人类实践活动,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人类进入21世纪,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哲学陷入了普遍的“困境”,唯物史观是否也面临着冲击和挑战?它的发展和创新之路又在哪里呢?

唯物史观的历史沿革与现代挑战

孟庆仁在《现代唯物史观大纲》中,将唯物史观分为经典唯物史观、传统唯物史观和现代唯物史观三个历史阶段。

经典唯物史观及其挑战。经典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后又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发展的唯物史观。从主观上说: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②马克思本人也不认为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穷尽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依照时代的要求和时代的精神,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完善与更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历史使命。

其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把握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当今人类正处于不可抗拒的全球化趋势中,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唯物史观应当具有创新的内容和形式,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新的问题。

从客观上说:首先,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为主要标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为唯物史观理论模式的转化提供了可能性。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技术主要是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而今天则主要代替人的脑力劳动。科学技术从解放人的体力到解放人的智力,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使整个社会的结构和面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其次,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这种时代特征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格局、新特点和新规律,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领域。

具体地讲,其一,从全球范围看,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其内容与形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把所有国家卷进竞争旋涡,科技创新成了发展与竞争的主要手段。国家发展之间的竞争、控制与反控制、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已成为现代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时代内涵与特征,决定了当今时代新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同国家发展的特殊规律与特殊道路。研究这种规律和发展道路将成为现代唯物史观的主要方向。

其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人类面对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如核武器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涉及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运用现代的唯物史观给予解决。最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向唯物史观提出了严峻挑战。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冷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致力于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此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就是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其已经“过时”。

传统唯物史观及其挑战。传统唯物史观是以《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科书体系。这些教科书追求系统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于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又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本身,从这样的“哲学体系”出发,容易导致理论同实际脱节,导致教条主义。针对这一现象,在学术界就提出了“重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重读马克思”这两种意见。

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如果这个“重构”指的是纠正教科书式僵化体系,在当今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要明确“体系”应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起点,更不是哲学研究的中心。现代唯物史观应该面向现实,关注人生,捕捉和研究时代性的课题。

还有一种意见是“重读马克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的主体性问题,实践在历史观中的地位问题,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机制和实现方式问题,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活动选择性的关系问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都是新时期唯物史观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根据当代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的新成就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重读”必须立足实践,研究新问题,而且不能把我们对传统唯物史观缺点的批判看成是对马克思经典唯物史观的批判。

随着时代的变迁,唯物史观也应该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完成从经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现代唯物史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形态,它以经典唯物史观为基础,吸收传统唯物史观的正确观点,在现当代条件下丰富、完善和发展。

唯物史观的当代创新

唯物史观创新的方法。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封闭的、主观思辨的逻辑体系,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宽广道路,因此,要实现唯物史观的创新,完成唯物史观从经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首先,我们要破除对唯物史观的各种附加成份和教条主义的理解,还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貌。比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解释中,只强调了阶级斗争学说,忽视了人的学说和实践的学说;只强调革命学说,忽视了建设的学说;只强调了成熟的马克思著作忽视了早期和晚期著作的研究等。面对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正确认识马恩的唯物史观。

其次,在我们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之后,就要进一步分析这一理论的本身,找出这一理论新的生长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唯物史观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并不是对“原典”的重新解释、补充和运用,而是研究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研究过、或者研究过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回答的新问题,要把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

最后,深刻把握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发掘其中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模式的基础。比如实践的思想,系统的思想,人的学说等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实现唯物史观的创新,完成唯物史观理论模式的转换,其理论出发点是要弘扬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华与实质,其理论落脚点是要实现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解释,达到唯物史观和时代精华的视界融合。

唯物史观的创新内容。在认真领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义和全面吸收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我们以创新系统论、创新动力论的思维方式为新的视角,以创新实践论为主线,以人的学说为中心从而实现唯物史观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一,创新实践论是唯物史观的主线,奠定了当代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是要用实践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用实践来把握现存世界。

第二,创新动力论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创新系统论是先进的思维方式,是唯物史观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把整个人类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一个总体联合体,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一个整体。运用系统思想把握世界、把握社会,为说明和研究社会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第四,人的全面发展论实现了唯物史观历史价值论的重大创新,是现代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它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创新,实现由经典唯物史观向现代唯物史观的转换。(作者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注释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第4篇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 “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 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