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哲学根本方法;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唯心主义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28-05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辩证法、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基本的方法,然而这种理解却是不准确的,哲学的根本方法应该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类,而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现象还原方法、实证方法等都是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一切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掌握哲学的发展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现的根本变革的实质与意义。
一、旧哲学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习以为常地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自然是唯心主义的,而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也当然地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这里人们却犯了一种惯性错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的意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阐明:“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224恩格斯接着又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224-225就是说,从哲学史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关于世界本原观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组成的哲学派别。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恩格斯在这里确实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含义的意思,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世界本原问题上对立着的两种观点,也因此哲学被区分为对立的两个基本哲学派别。毫无疑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尽管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多种多样,然而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类,或者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或者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这里蕴含更为深层的含义,就是说以往哲学派别的区别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团体和哲学派别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首先体现在历史观上,这早已是为人们公认的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所有的哲学派别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否定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否认人类社会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在这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混同了,不存在对立与分歧。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没有不同观点,倒是绝对地一致。然而,在我们看来,恩格斯的话语中至少还应该蕴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层的、且鲜为人知的深义,这就是他们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也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称之为体系哲学方法。
翻开整个哲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长期以来,人们都被这样一种观点主导着: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整个哲学史是唯心主义不断取得对旧唯物主义的优势,而旧唯物主义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向唯心主义屈服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观点上则与唯心主义握手言和,其根本原因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唯心主义不仅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而且哲学的根本方法又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这样,唯心主义哲学方法与其基本主张具备了内在逻辑的自洽性,正是这种自洽性使唯心主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1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可以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主观体系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相背离为特征的。
唯心主义在哲学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人们自然没有什么悬念,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也是唯心主义的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不合情理,可事实却偏偏就是这样的不尽“情理”,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只是套用了唯心主义方法。相对于唯心主义的自洽性而言,旧唯物主义蕴含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也正是唯心主义对于唯物主义的优势所在。为什么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呢?为什么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唯心主义哲学而不是旧唯物主义之中呢?最关键的就在于旧唯物主义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套用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的必然结局就是最终为唯心主义所控制。即便在自然观上旧唯物主义也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真实的反映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过程中,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样都是鄙视劳动的,不可能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因而他们无法将对象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3]97旧唯物主义虽然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然而,由于他们并不了解现实的物质世界,在他们那里所谓的物质世界仍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认识方面他们的出发点都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加之为了建构体系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旧唯物主义又不得不借助于以主观设定的概念进行演绎建构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正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样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最根本之点上就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了。所以恩格斯说:“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两千多年来存在着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1]306本质上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也就是受唯心主义方法支配的世界观。
二、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变革的实质所在
恩格斯的“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结论是不是对哲学方法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的否定呢?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除了在本原观上的不同主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还能不能体现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呢?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特别是恩格斯还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基本问题。这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的意义,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由此引发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延续至今:如果说唯物主义只有唯一的意义,那么关于哲学方法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否还成为可能呢?要使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命题得以成立就必然要肯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具有多重含义。这无疑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还停留在自然唯物主义水平上,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把握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哲学”是指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了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之后就很少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也不将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称之为哲学。在他们看来,“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74。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4],或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是指旧哲学,也即体系哲学。因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只有关于本原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又仅限于自然观,所以恩格斯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上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在历史观和根本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则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旧唯物主义的半截子不仅表现在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矛盾上,而且更在于自然观与其根本哲学方法的对立。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并且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实质所在。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旧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这是一部分学者所坚持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问题。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贯穿于哲学发展始终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蕴含着这一基本问题,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但最高问题则不同,因为哲学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哲学中有着不同的最高问题,旧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高问题则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或者说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精神对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成为隐含其中的低层次问题。我们从恩格斯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出,即使在旧哲学中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也是有区别的。在谈到基本问题时,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23在谈到哲学的最高问题时,恩格斯的表述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224。就是说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是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是不知道感性的活动即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而现代唯物主义正是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突破,因而哲学的最高问题就不再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体现的是不同哲学间的共性,而最高问题体现的则是不同哲学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加以清晰的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基本问题是贯穿哲学始终的,没有例外,可以说是绝对的,而最高问题则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哲学也是发展的,任何最高问题都只能是特殊时代哲学所能达到的水平的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哲学自身的发展,一个最高问题必然为更高的问题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区别是明显的,但又不是截然分离的,最高问题其实就是基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体现,基本问题又是通过最高问题得以体现和展开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从恩格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表述中不难发现,恩格斯是在“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或者说是在旧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这时的唯物主义只在本原观上具有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这种本原观仅仅停留在自然观上,而在历史观上都毫无例外地是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即不能扩大到社会历史观上,同样,也不能扩展到哲学方法上,因为在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方法,他们的方法都是套用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从而超越了整个旧哲学。在全新的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必然拥有了新的含义,哲学的最高问题必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譬如,列宁在认识论问题上就明确指出:“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5]这样,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就有了肯定的答案。
恩格斯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判断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只在旧哲学范围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而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用语被赋予更为广泛的意义,打破了从古代至近代在哲学方法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哲学方法上的唯物主义基础,从此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的含义就被确认下来。唯物主义方法的确立实现了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唯物主义又具有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就是哲学方法上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对此,列宁作出了这样的解答:“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6]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是唯物主义方法上的变革,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开创了哲学的全新时代,从此结束了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使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并最终使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主义方法
唯心主义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哲学的根本方法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由此不难看出,唯心主义从本原观到历史观、从认识论到方法论都贯彻了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特征,从而实现了自身逻辑的一致性。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逻辑支撑的唯心主义方法。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我们将这种方法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着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之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背离为特征的,即使有一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天才”地猜测到了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也只能是局部的、或然的。旧唯物主义在本原观主张物质第一性,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但是他并不了解物质世界,也不知道获得正确认识的途径,因而他们的对象世界仍然是一种主观抽象,在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上借用了唯心主义从主观想象出发、通过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推演建构体系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并最终在历史观上完全步唯心主义的后尘。由于唯心主义做到了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和根本方法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旧唯物主义却埋藏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即观点与根本方法的矛盾,从而导致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并且节节败退,为唯心主义的方法所支配,并最终形成从古代到近代哲学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一局面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创立才被彻底打破。
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决定的,正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旧哲学区别开来。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的,当批判黑格尔并表明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1]578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当批判费尔巴哈并表明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9马克思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定性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的能动的特征无疑优越于直观唯物主义,但这也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那么,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73德国哲学无疑代表着旧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不仅包括唯心主义最高水平的黑格尔哲学,而且包括集旧唯物主义大成的费尔巴哈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从人间升到天国”是哲学根本方法上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并从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哲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即都是主观构造体系。由于一切旧哲学都是以主观想象构造体系的,他们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客观的物质实践出发,是对现实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独创的哲学方法。可见,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确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最深刻的根本变革,所以这一方法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有过专门的阐述。马克思曾经作了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不难看出,马克思将“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的方法称之为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之为“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方法,并且指出:这种方法“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主义哲学方法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在于“思辨终止的地方,即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73。简单地说,唯物主义方法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并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的哲学方法。与“从人间升到天国”相对立的哲学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方法,即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唯物主义方法称之为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作为与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因而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不仅历史观是哲学方法上唯物主义变革的结果,就是科学的辩证方法的确立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辩证法,虽然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初步具备,“但是这种方法(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1]242。“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8]。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即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辨性,才使辩证法奠基于唯物主义方法之上。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来自于客观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只不过是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践观也是以唯物主义方法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然后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离开唯物主义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发现了外部感性世界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方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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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
唯物主义哲学范文第2篇
《提纲》标志着马克思超出了一切旧唯物主义，走向了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但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是在工人阶级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接受过费尔巴哈的巨大影响。恩格斯说：“他（指费尔巴哈———引者）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1]207-208在费尔巴哈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深受其影响，曾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并信仰过黑格尔哲学，这从他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正是费尔巴哈哲学吹响了向黑格尔唯心主义批判的号角，驱除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种种思想迷雾，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而且在文风上也一扫黑格尔主义的冗长、晦涩的格调，恢复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简洁、清新的风貌。于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在长期被黑格尔哲学垄断的思想界，像一道异彩，划破了黑暗的长空，许多学者、思想家都集结到费尔巴哈的旗帜下。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起了精神解放的作用，帮助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中解脱出来。恩格斯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218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武器，使马克思得以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向唯物主义，而且他的人本学、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也给予了青年马克思以深刻影响。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如人的本质、类，特别是关于异化，都是和费尔巴哈的学说有关的。马克思在自己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于1843~1844年间，先后写了几篇重要文章，清算黑格尔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神圣家族》等，这些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应看到，这时马克思批判、清算的主要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还没有作系统地批判。不仅如此，而且在某些方面对费尔巴哈还作了过高的评价，在其著作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痕迹仍很明显，这一点从他在《手稿》序言中对费尔巴哈所作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说：“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3]这时，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等提法，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印记。这说明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思想上这一方面的信仰（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作一次彻底的清算。《提纲》则标志着马克思不但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也清算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直观性、消极被动性和历史唯心主义。这样就使马克思不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而且也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消极影响，向更高级形态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同时，不仅同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提出了纲领，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的最根本的观点，即“革命的实践”[4]17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贯穿整个《提纲》的一根红线。在这一观点的统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新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大致轮廓勾划完成。首先，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应用于认识论，从社会实践观点出发理解自然界、感性客体，克服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消极性和直观性，奠定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提纲》一开头，马克思首先剖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4]16第五条中还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4]17这样就指出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直观性、消极性、被动性。他们看不到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把客体仅仅看作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改造对象。他们把认识只看作是对客体的单纯直观，忽视了人对客体的能动改造作用，看不到人是在实践中，在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世界的。因此他们不了解人的认识的本质。当然，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也出现了“实践”这个概念，但是“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16，他所说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还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活动”的涵义，即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不是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感性活动，而主要是指人的生理活动。他有时还把它理解为一种利己主义的活动、贪图个人眼前实惠的日常活动。由于费尔巴哈错误地理解了“实践”概念，便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排斥了实践，把理论的活动看成是真正人的活动。和旧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不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却强调人的能动性，而且也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如康德就提出过“实践理性”优越于“理论理性”的思想，而且很重视“实践”这一概念，强调了理性的能动性。但是，他讲的实践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所以他只在伦理中讲实践，而在认识论中是排斥实践的。并且康德讲的实践理性是指规定人们道德准则的主观意志，而且这种“实践理性”是先验的。所以康德也同样是不了解真正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的。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论述了“能动性”、“目的性”、“实践”等问题。他在《逻辑学》中论述了“善的理念”，在《小逻辑》中谈到了“目的性”问题。在这些地方，他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实践的特性和作用，提出实践“这个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5]，提出实践是有目的的改变外部现实的活动等思想。但是，由于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同样不理解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他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只是客观概念的外在表现，是客观概念的外在化或异化，这是纯粹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且，他对实践也只赋予道德上的意义，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实践”、“善的理念”、“目的性”等方面的合理因素，扫除了它的思辨的神秘议论。同样，马克思也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4]16的唯物主义立场，克服了它的直观消极形式，对客体从实践方面去理解，从主观能动方面去理解。这样就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特别强调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为建立完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实践的涵义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观点：第一，关于实践的涵义，马克思提出这样几个规定：“人的感性活动”、“革命的实践”、“实践批判的活动”、“改变世界”的活动等[4]16-19。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当时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是很广泛的，是指一切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特别强调改造世界活动、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其中就含有实践主要是指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客观活动的意思。第二，人的认识不是单纯的感性直观，而是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反映现实。马克思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对象，同时又是改造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所以人对客体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过程，人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中取得对客体的认识的，这就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的思想。第三，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用这个观点纠正了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的错误。费尔巴哈虽然承认真理的客观性，认为人的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对真理标准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有时把感性直观作为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有时则把众人的意见作为真理的准绳。所以费尔巴哈寻求真理的标准没有越出思想的范围。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这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16这段话不但击中了费尔巴哈认识论的要害，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认识论中的一项正确的基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奠定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其次，马克思通过实践观点考察和反思社会历史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用这一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8这说明实践不仅是人类认识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用实践的观点来分析、研究、观察社会，才能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离开社会实践，采取消极直观的办法，对任何社会现象都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就是因为离开社会实践去观察社会问题，因而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提纲》中，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同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剖析了旧唯物主义在人和环境、人和教育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批判了他们的英雄史观，提出改变环境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一致性的基础是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旧唯物主义只承认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环境和教育改变了，人才能改变。他们认为人在客观环境面前是完全被动的，没有看到人可以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造环境。他们认为人是教育的产物，而没有看到教育是被人们的实践决定的，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归根结底只能来自社会实践。旧唯物主义对人和教育、环境之间关系的这种看法，必然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结论：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天生的教育者，是好的社会环境的设计者，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天才人物。另一部分是天生的被教育者，是被英雄人物的头脑所设计的理想环境所改造的大众。这样受苦受难的群众只能靠天才人物的“学说”、“理性”来拯救，天才、英雄人物才是真正的救世主。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这种唯心史观，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4]17这就是说一种社会环境的形成，在它成为改变人的原因之前，首先是人们感性活动的结果，是实践的结果。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17人在实践中改变了环境同时也就改变了人本身，环境和人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这个思想本身就包含着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萌芽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第二，马克思科学地剖析了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上的不彻底性，指明了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提出了在实践中对私有制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任务。费尔巴哈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观点出发批判宗教，即一切宗教都是把世界二重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想象的宗教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人间世界，宗教认为现实的人间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费尔巴哈对这种“上帝创世说”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他正确指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和人间世界，而是相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样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人间世界，揭穿了宗教的神秘外衣。但是费尔巴哈到此就停步了，他认为自己批判宗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事实上，他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因而不能正确地阐明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克服宗教的正确途径。在费尔巴哈停步的地方，马克思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指出了宗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的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4]17即宗教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社会自身的分裂和矛盾。也就是说，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只能用现实社会的私有制和阶级矛盾来说明。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宗教，“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4]17。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用革命实践改造现实社会，即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任务。这里包含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理论的萌芽。第三，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得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8这一重要结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深刻见解，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形成。费尔巴哈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过程中，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并且反对把神和抽象的思想客体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主张把人、人的本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并称自己的哲学是人本主义，认为只有这种人本主义哲学才能提供真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6]费尔巴哈虽然离开了神圣的天国来到了人间，抛弃了“神学”而来研究“人学”，但他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他离开了人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即离开人的现实性而抽象地、孤立地观察人，提出一个抽象的“人类个体”。费尔巴哈只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感性的物质实体，因此他讲的人只是生物学上的人，只是自然人。显然这种人“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1]232。由于费尔巴哈不是把人当作社会的人，而是当作一种自然的人去理解，就必然对人的本质作出错误的说明：“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这就是说，费尔巴哈不是从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类在自然属性方面的一些共同性。他说“：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意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生命就是人的最高的宝物，人的最高的本质。”[7]这种抽象的理性、意志、感情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不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个阶级的人所共有的本质。马克思在《提纲》中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8的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和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所讲的孤立的、抽象的自然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实的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不是“类”，而且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这就是说人并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的生物，而是生活在一定经济关系和政策关系之中的社会的人。马克思之所以作出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18重要结论，就在于他通过社会实践范畴来看待社会历史问题，把人看作是从事社会实践的感性实体，而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必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中。“社会形式”概念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已有了社会形态这一科学概念的萌芽。从人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得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8这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产物，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这一思想不但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而且较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的思想也前进了。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的族类生活，生产劳动是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本质。马克思的这种认识显然高于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类”是人的本质的看法，但这主要还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着眼的。而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马克思则主要是从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来提示人的本质。这个观点的提出，标志马克思已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自己的影响，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建立新的世界观体系的基石之一。第四，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一切社会意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的重要结论。费尔巴哈由于把人看成是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的自然人，因此他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人的宗教感情，看不到产生宗教感情的社会基础。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认为“：‘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实践不但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理论的基础，“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18这一论断包含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根本观点，用这一观点，马克思把各方面的内容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大纲，为建立完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唯物主义哲学范文第3篇
一、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大致包括人论、世界观、价值论和哲学观四方面。关于价值论的探讨放在第二部分讨论。
从苏格拉底开始“认识你自己”构成哲学的基本任务,也是哲学探索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示，他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他还补充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他们“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探索的逻辑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了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即人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中,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是,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中他同样强调人的能力、需要、意识、情感、激情、意志、目的，并且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材料，这里称之为“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按照价值规定性人表现为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及个人意识和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有机统一的存在者。关于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经过艰难的概念转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使用了“对象化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并列使用了“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概念。为了方便,这里使用“人的感性活动”,结合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和价值规定性它表现为,人在一定的社会分工结构中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更全面地说是社会资源结合起来发展和发挥个人能力的过程，表现为人在一定的社会分配结构中得到一定的消费资料满足个人需要的过程，表现为个人选择、加工、过滤、吸收、组织和改造社会普遍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文化观念、形成和表现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的过程,也是人们之间社会分工关系、社会交换关系、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和发展的过程。
关于人及其存在方式的论述成为马克思破解存在秘密的钥匙和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活动构成存在(世界）的基本单位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这就是说，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构成了现存感性世界,构成了存在,亦即基于个人能力确立起来的社会分工合作过程、基于满足个人需要而形成的分配交换过程及精神性的和休闲性的社会交往过程。在这里,一切实体性的物都不是外在于人的抽象，而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对象和条件,它们的运动其实是人的感性活动并且构成人的感性活动的条件。在这里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是生命本身的尺度”，它“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在这里，空间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展开空间，地域界限、分工、集体等等构成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它们的发展和拓展构成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这里，“有”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展开过程及其内容，“无”既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界限,也是人的感性活动社会历史展开过程的抽象把握；“有”“无”的转化标志人的感性活动的丰富程度和自觉程度。在这里,历史不是作为逝去了的存在,而是作为对现在的建构而存在,未来也不是将来必然实现的更高级的理性社会，而是作为对现在的批判、整合、引导与提升而存在,历史与未来的全部合法性就在于对时代的建构,构成时代的自觉空间。因此,可以说，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存在就是现存感性世界，就是时代。存在、现存感性世界、时代的构成包括社会资源的构成及其配置、社会分层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的文化观念结构，这些方面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使现存感性世界（时代)具有既定的性质，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超越的性质而现存感性世界（时代）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其实质就在于它是人的价值的历史发展和历史实现形态，是人对其现实生存境况的不断否定和超越M]。真理,作为哲学范畴,它所指称的对象就是现存感性世界或者说时代,作为理论体系就是指正确把握现存感性世界和时代的理论学说,达到真理的途径主要不在于认识层次从感性直观到理性的飞跃，而在于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丰富性和全面性w,在于人的社会化程度的发展与提高。
黑格尔第一次自觉地把哲学与时代联系起来,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这一思想，进一步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在“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的过程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f物的现状”。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哲学“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其不同在于恩格斯所说的它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使哲学有进行时代精神拓荒的能力和手段。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不在于对时代的终极把握,而在于进行时代的精神拓荒，更新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念,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拓荒事业,是更新时代思想价值观念的精神拓荒事业，这样它才无愧于“文明的活的灵魂”的桂冠。基于这样的哲学观，马克思结束了象牙塔的哲学传统,确立了他的哲学探索原则和方法:严格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h，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他相信，“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收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而且“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口号,当然,他并+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结束那种封闭象牙塔中的哲学体系建构，开启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改造现实的哲学新道路，这就引向了马克思的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基于他具有伟大变革意义的哲学观，第一次自觉地使哲学面对时代，实现历史真正的哲学出场。这样，我们所得到的就不是马克思完备的哲学体系，而是闪烁着哲学光辉的、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现于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理论，这里称之为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运用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基于他哲学探索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持续改造社会现实的革命精神，直接面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行广泛而深人的研究,涉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等领域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料，实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高度抽象的把握,提出了许多非常深刻的经典性的结论,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整理和阐释构成思想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学说,或者说作为社会历史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马克思明确拒绝把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上升为关于“一切民族”“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首先，他认为他的社会历史理论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的，对是否适合于非西方的文明形态持极端谨慎的态度。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社编辑部的信》明确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他经过四次拟稿后在给査苏利奇的信中表示,他所揭示的欧洲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它“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而且即使是这样谨慎的表述他仍然表示不“适合于发表” 其次，马克思对他社会历史理论的具体结论是否适合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也是持保留态度的。联系恩格斯关于“生产不大发展”阶段和“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到，马克思深刻揭示“生产不大发展”社会阶段的基本规律,从更深层次看，他是从社会存在主导性领域的矛盾出发破解社会历史的秘密的，社会存在的主导性领域集中和主导时代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主要动机和需求,规定了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时代的主题；在“生产不大发展”社会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性领域,也是社会存在的主导性领域，而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的社会阶段，相继集中和主导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动机的分别是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领域规定了时代的主题,这些领域的矛盾构成时代的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不看到这些，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就抛弃了马克思抓住社会存在主导性领域把握时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也无法回答后物质主义的问题。
需要严肃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许多论述从社会历史理论角度和从哲学角度解读含义完全不同。例如：
（1）马克思关于人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论述被解读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是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而提出的历史还原,更是对什么是存在的回答：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存在就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过程。
(2)马克思广为引用的论断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被我们经典地解读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马克思对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论述,其实这仅仅是从社会历史理论角度的解读，即使这样也忽略了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从哲学角度看这是马克思对世界的结构构成的回答，也涉及对时代的性质的回答,即社会存在的各结构及其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使时代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超越的既定性质。与此相关。
(3)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关的还有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及其它论述。从社会历史理论角度看,这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学说的经典阐述，但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他对存在的性质的哲学回答,是他对存在(时代、现存感性世界）的探究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超越的性质（联系海德格尔的“世界之为世界”概念这一点就非常清楚）。
（4)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它被解读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无需否定这种解读的理论合理性,但从哲学角度看这是马克思对存在的实质的揭示，即存在是人的价值的历史发展和历史实现形态。
（5)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外在性和异己性的论述，也被解读为历史决定论,但从哲学角度看这仅仅是他对时代生存境况的哲学把握,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盲目、自发和无序特征的批判性论述(马克思关于人类的史前史和自觉的社会生活过程两阶段的划分，其哲学思想也在于此），是他哲学探索人关怀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理论探索的最大特色在于他用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把握历史与现实,对社会历史的理论把握又丰富了他的哲学理论,哲学理论与社会历史理论的互动结出了马克思独具特色的价值论。马克思价值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不是理性的逻辑推理建构起来的,而是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人考察得出的理论成果。这里仅仅讨论马克思价值论基本范畴的基本含义。关于人的价值,在我们的经典认识中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在马克思看来还应该包括历史价值。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正是这些才使人的社会生活超越了生命的简单复制，因此可以说人的价值必须包含有历史价值的层次，即为后人留下更丰富的资源材料,使他们在这些资源材料条件的基础展开更广阔的、更丰富的社会生活,实现了历史价值,人才能与历史同在。对于从休谟开始的事实和价值二分问题(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教科书中是真理与价值二分），马克思的哲学探究和社会历史理论揭示了，那仅仅是西方哲学理性主义衰落和非理性主义的嵋起这种断裂的产物,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及其与非理性的分离以及以本体论、认识论为特征的对象性思维范式制造出来的虚假命题，抛弃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认识论范式，抛弃理性制造的事实抽象和世界抽象,抛弃引人人的感性活动就可以看到,任何事实都是人的感性活动，都是人的价值的历史发展和历史实现形态。
关于真理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解决”,真理的可能性不在于思维从感性到理性的上升,而在于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全面性,在于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善,在马克思那里在微观上是指“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而“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所达到“自我实现”的内心宁静状态,即不断否定和超越其现实生存境况、不断了却心愿、激情涌流的审美意境，在社会宏观上是社会各个群体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整个社会充满创造活力的和谐状态。正义是社会的制度设计兼顾社会各个群体利益要求、实现社会各个群体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状态的品质,也是基于此对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的价值尺度。美,在马克思这里不是对象之美,也不是单纯的主观体验之美，而是人的感性活动个性化展开所S现的伴随着激情涌流的审美意境，这是生存之美，在这里时空及一切外在性都隐退了。关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实现“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并预告说“社会化的个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也就是说，克服社会存在和人类生活的肓目、自发、无序状态，引导社会存在达到自觉、有序和可持续状态，亦即通过在社会化高度发展基础自觉调节社会生产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从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人中国,但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由于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传播渠道我们所得到是前苏联教科书版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恩格斯也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应该补充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时代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站在时代至高点引领时代的哲学,就只能有物质文明的繁荣和作为语言现象的文化繁荣，而不可能有思想的持续更新和理论创新。从上个世纪八f年代’我们就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建构21世纪中国独立的哲学形态的理论任务，为了达此目标我们也提出了“回到马克思”和“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解读工作。近年来，我们又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工程。这--切都提出了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这里认为，对于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进行理论本身的正本清源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以时代性的问题为切人点,寻求解释和解决时代性的问题,另一种是以对理论的严肃态度和对时代、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抛弃一切教条化认识,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发现马克思哲学探究的逻辑起点，厘清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问题，价值论和哲学观问题，恢复马克思哲学探索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持续改造现实的革命精神。
唯物主义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维柯；马克思；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新科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2 ― 0011 ― 02
作为传统西方思想史中以人类历史规律、民族意识为研究主题的先行者，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新科学》是历史观研究、思想史研究上重要的历程碑。虽然《新科学》没有在它所处的时代获得应有的赞誉和重视，但毫无疑问的是，维柯的历史哲学对此后哲学家历史观念和历史原则的形成，以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维柯的历史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比较，拓宽对维柯与马克思的双向理解。
一、与抽象理性抗争：历史视域的形成与发扬
维柯在《新科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各民族的共同原则即历史发展和历史规律的问题。将哲学研究开辟历史视域，这在维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挑战性的突破。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以追寻知识的确定性、真理的自明性为主要目标，而笛卡尔哲学无疑在这方面成就突出。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笛卡尔寻找到了牢固基础的自明真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真理和知识基础，自明性的观念成为了判定标准。如此一来，那些无法用几何演绎归结为清楚明白的观念便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历史、社会、诗与修辞、经验知识，在笛卡尔处被轻视尘封。
维柯所做的正是对笛卡尔核心问题的挑战：思想并不是“我”存在的原因，也不是一切科学知识存在的基础。在《论意大利的古代智慧》和《新科学》的著作中，维柯表明了对于这一认识的判断：“真理即创造”。人类所能够认识的，只有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即人类创造的历史。自然界等固定不变的东西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对自然的真正认识。在《新科学》中，维柯这样表述：“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1〕维柯的这一原则，把他之前的西方哲学对于人类认识对象的理解完全颠倒了过来，哲学研究应该从人出发，历史维度的哲学研究在维柯处解禁并成为可能。哲学的目的不是探求外在世界的永恒真理（这一点在哲学与科学真正分离后，便成为了科学的主要任务），而是认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的历史，并不断创造人类发展的历史。
尽管维柯开创了探究人类历史的社会规律的研究路径，但这种传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法国启蒙哲学认为，人人天赋理性，遵从理性的指导历史就可以获得无限的进步。为了表达政治哲学的理论构想，启蒙哲学家把历史的描述单一化、简单化，将文明与野蛮、无知与理性进行对立的理解，无疑遮蔽了历史延续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德国，赫尔德、洪堡对世界各民族的特性及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德国历史研究和历史主义的传统。黑格尔对于历史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研究，以及其哲学中强烈的历史意识无疑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马克思从黑格尔处那里继承历史的视域和历史的方法。但黑格尔对于历史的思辨式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被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是一些事实的集合，也不是主题的想象活动，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对于忽视历史知识的考察，忽视社会现状的观察的哲学家门来说，“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这种消费行为服务”。〔2〕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马克思指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3〕与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伦理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不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4〕实际上，马克思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的交往状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研究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间，回归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
不难看出，维柯与马克思历史意识的形成和选择，都处在以追求抽象范畴作为演绎、解释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论支点和前提的哲学时代背景中。维柯作为先行者，敏锐地发觉到人类对人类历史实现认识的可能性，把历史发展及规律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而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马克思则在维柯的基础上，直指德国古典哲学理性的自足、真理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症结，从抽象的精神世界转向现实的社会和人。
二、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抽象的人性与现实的个人
《新科学》中的“科学”，是一种怎样的意义呢？科学的对象往往被定义为真理，即普遍永恒的原则。在此，维柯也提出了他重要的创建：“真理就是创造”。可以说，这也是维柯的《新科学》中的逻辑起点。科学是追究原因的知识，而“新科学”就更有资格来满足这一要求。维柯富有创见地认识到，人类只能凭借自己的作为，才能得到科学的认识。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着，并非人类的创造，因此，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要留给创造自然界的上帝。而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对于人来说，历史是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民政世界的原理和原因“必然在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5〕维柯的这一原则无疑为人类能够科学的认识世界奠定了基础正是通过人类创造性的活动，人类活动的现实性与人类自我认识的真实性真正结合。有学者认为，维柯的这种把“创造”与“知道”等同的思想，是近代“实践”理论的源头之一。
M.H费希曾经指出，维柯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都有一个同是否定的看法，认为从单纯个体中找不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是各种制度在发展中的体系。的确，由于人类能够不断地创造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人类发展形成了一个生成的过程。在维柯看来，人类的创造性源于“诗性”的活动，而非完全自觉。最初人类凭借富有想象和创造的“诗性智慧”创造历史，人们借助自然神学想象出诸神，借助逻辑学发明了语言，按照伦理产生出英雄，通过经济学创建家庭，通过政治学建立起共同体。这种诗性智慧中包含着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物理的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地理的知识等等。但这种创造性力量归根结底在于“神意”。神意即使人类智慧的开启和所有必然性的实现的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些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一观点的，将历史放置于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的实践联结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时间维度，以及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转换的空间维度。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和生活条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起点。
三、历史发展动力：神的指引与人的实践
在历史的动力问题上，维柯发现了人性的历史作用，并阐述了利益因素的作用。由于维柯把历史活动仅仅看作是人的意识活动，因而未能从现实的人类劳动剖析历史，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归结为“天神意旨”。对于维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者，还是打着上帝旗帜下的无神论者的争论颇多，但在对人性的根源理解中，维柯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将其归结于抽象永恒的理性神。维柯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考察上的，因而，它无法认识到历史动力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它对历史动力的探寻也只能是建立在人性的变化上。
与前人把历史发展动力视为理念之类的东西不同，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特别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历史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如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类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的矛盾、革命和改革，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等影响社会发展的要素都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彼此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促进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人在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没有被预先设定好并且历史没有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来建立唯物史观的，历史的总体发展过程必然形成一种客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参与历史创造的人类意志。马克思认为人在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化，历史的发展是人的现实化的前提条件，人们在历史中获得了创造历史的力量和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因此，人类历史并不是天神意旨所安排的，人类的历史是人们现实活动的主体化的过程。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通过实践活动，人确证了自我，改造了世界，也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着人自身，从而实现人的否定、突破和超越。
〔参 考 文 献〕
〔1〕维柯著.新科学（上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2：10-12.
唯物主义哲学范文第5篇
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研究,学界有观点认为其中的思想是马克思早期本质主义逻辑的具体体现,与马克思之后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认识上的断裂”。笔者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出发,认为《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是成熟期马克思思想的初步表达,前后具有一致性。
一、《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而这个“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即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即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的异化存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不难看出,马克思在《手稿》中像费尔巴哈一样也规范了人有着固定的本质,并试图由此出发用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去说明社会历史,把社会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既然人的异化产生历史和人,那么这一异化就意味着有一种先于人而存在的确定本质。”
二、《手稿》中马克思本质主义逻辑的实质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确定本质”就是劳动。这似乎是个正确的出发点,然而《手稿》中的“劳动”是自然范畴,而不是社会范畴;是价值范畴,而不是历史范畴;是规范范畴,而不是描述范畴。马克思反对把“类”理解为某种人和动物的固有的全部特点的抽象总和,而是把“类”解释成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理解为“生产生活”。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生命以及人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活动,是价值实现、生命实现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答案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很显然,这种劳动不是一个逐渐获得的过程,却是一个异化、丧失而后复得的过程,“劳动——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的扬弃——人的发展”构成了《手稿》的逻辑脉络。
虽然马克思视作历史本真基础的东西,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生理—伦理”活动和“自然—情感”关系,但他仍然以“应该”存在的人的本真“自由自觉的劳动”和“真正的社会关系”为逻辑批判尺度,对现实存在的异化劳动的非人状况进行哲学—伦理学批判,这是单纯的价值尺度批判。正如张一兵先生所言,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批判逻辑“直接成为此时支配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隐性权力话语”,“从本质上看劳动异化理论还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异化理论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历史人学目的论。”
三、《手稿》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彰显
卢卡奇说过:“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实例:在某些时候,正确的行动却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的异化复归理论其批判逻辑虽然是价值尺度,但是其批判方法却是历史尺度的,这也为《形态》中对人的抽象本质的消解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第一,其批判起点的现实性。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他的批判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本质。就连张一兵先生评价马克思第一笔记第一部分的时候也这样说:“第一部分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上看恰恰是社会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手稿》中经常使用这样的总起句或过渡句:“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这是一种明显的客观和经验
转贴于
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出发点和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出发点,为历史地考察人的本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二,其批判逻辑的过程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现有的”、“有生命的”、“普遍的”和“自由的”均不能当作人的类本质,而只能当作人的特点。而人的特点决定了人的类本质具有变动不居的历史性,人的历史也只能被看成是一种运动、一种生成,人可以在他的历史中表现自己,证明自己。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把人的劳动本质的复归看作是一个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