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苏轼范文第1篇

苏词豪放旷达、清新委婉兼而有之。在大江东去的涛声中，酒酣胸敞的狂绢中，洋溢着苏公潇洒浪漫之激情澎湃；在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清丽婉约中，在千里共婵娟的真挚相思中，后人触摸到了一代宗师的真性情。

王弗“幕后听言”

王弗是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相传王弗的家乡有一个天然鱼池，只要游人一拍手，鱼儿就会游过来。在家乡颇有声望的王弗之父，邀请远近的青年才子为这处风景命名，苏轼也在其中，众人题了许多名称，王父均不满意，直到苏轼题出“唤鱼池”三字，王父才连连说妙。哪知躲在窗帘后的王弗题的也是“唤鱼池”三字，自此，苏轼开始留意起这个美丽的少女，而王弗也倾心于苏轼。

两人感情进展很快，他们开始私下相会。从苏轼读书的地方到王家之间有一片松树林，俩人经常各走一半的路在这片松树林约会。一次晚上约会之后，苏轼回到住处翻开书页时，眼前浮现的全部是王弗甜甜的笑容，苏轼为此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天刚朦朦亮时，便偷偷地跑到王家楼下，静静地、默默地看着心上人在窗边梳妆打扮。

婚后，王弗不仅是一位贤惠善良的妻子，同时又是苏轼朝夕伴读的良友。苏轼生性豪放不爱守规矩。比如，他被贬官黄州时，身处软禁期间，却违反宵禁深更半夜爬到城墙外游玩，官府规定不得私宰耕牛，他却偷吃牛肉。他就是这样生性潇洒浪漫甚至有些放荡不羁，他个人也坦诚自己非常“不合时宜”，幸而王弗时常在旁提醒他的为人处世。传说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苏轼与客人谈话，王弗则躲在幕后倾听。客人走后，王弗问丈夫苏轼：“此人也，言辄持两端，为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世人言？”大意为，这个人只会顺着你的意思谈话，你不用同这种人打交道。这就是后来人们流传的王弗“幕后听言”的故事。

身边有了王弗这位知己内助，苏轼的生活可以说是幸福无比。可叹的是，红颜薄命。1065年，与苏轼生活了11年的王弗不幸病逝。王弗去世后，苏轼一直不能忘怀，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就在王弗死后的第10年之际，苏轼梦回昔日，醒来伤感不已，写了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是文学史上众多悼亡作品中最精典的一首，几百年来一直被广为传诵，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读者。而诗人对亡妻的爱，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褪色，相反，这份爱经过岁月的锤炼变得更加灿烂！

“泪尽目乾，惟有同穴”之恋

比苏轼小11岁的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在王弗逝世后的第3年嫁给了苏轼，是苏轼的第二位妻子。她虽没有堂姐多才，但温柔贤淑，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她与苏轼之间既没有“唤鱼池”之恋的浪漫，也没有“幕后听言”的千古佳话，有的只是在艰苦岁月里，将她对苏轼的爱融汇在日常点滴的生活细节之中，与之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同甘共苦。王闰之伴随苏轼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等，在经济最困难时，她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

苏轼被贬黄州时，从知州降为团练副使，从“从五品”降为“从八品”，仅有很少的4500文薪俸。王闰之便把它分成30串挂在房梁上，每天取1串以供家用，如有剩余，就放在大竹筒里，用以买酒招待客人。苏轼在《后赤壁赋》写道：“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个“妇”不是别人，正是王闰之。

有一次，孩子在苏轼面前哭闹，苏轼心烦大骂孩子，闰之便开导说：“你怎么比小孩子还痴，为什么不开心点呢？”听了王闰之这番话，苏轼无比惭愧，正在自责时，王闰之已将酒菜摆在他面前了。苏轼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诗里，患难夫妻相濡以沫，这种春意盎然的家庭温馨，医治着苏轼宦海沉浮中那颗伤痛的心。

25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57岁的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8年之后，苏轼在从荒蛮之地岭南回京途中凄然而逝，弟弟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帮其实现了“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誓言。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王朝云是苏轼的第三位夫人，但终生无夫人之名。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为钱塘歌女的她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虽混迹烟尘之中，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神宗熙宁七年苏轼贬任杭州通判，一日宴饮时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湖山佳人，相映成趣，苏轼灵感顿发，挥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西湖绝唱《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

朝云一生随苏轼大起大落，她不仅跟随苏轼谪居黄州，就是后来苏轼远谪惠州，也主动请求与苏轼同去贬所，这对于晚年的苏轼来说，尤其是在王闰之死后，是莫大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苏轼感叹作一首《朝云诗》赠于她，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虽然朝云没有和王弗等一样的地位，但她的艺术气质，对细腻感情的品味，与富有浪漫气质的苏轼更加贴近。“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据说闲暇时，王朝云常常唱这首《蝶恋花》为苏轼聊解愁闷，然而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不胜伤悲，哭而止声，苏轼对她的知遇之感深为感激。

王朝云也最善解苏轼心意。一次，苏轼饭后在庭院中散步，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侍女答道：“您腹中都是文章。”另一侍女说：“满腹都是见识。”苏轼皆摇了摇头，王朝云微笑道：“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闻言，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可惜这样一位“敏而好学”的佳人却命薄如纸。绍圣二年，朝云得瘟疫后不治身亡。“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朝云去后，孤单的学士为她写下了“千古第一梅词”《西江月》。

苏轼多才，以诗、词、文、书、画五绝于天下，仁宗亦曾赞曰：大宋何幸，得此奇才！

苏轼多难，坎坷的政治生涯和缠绵悱测的爱情经历，书写了他有血有泪、淋漓尽致的一生。

少年游苏轼范文第2篇

苏轼的很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主客对照的写作手法。《前赤壁赋》作为与传统汉赋渊源颇深的经典文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主扬客的传统格局，“客”的戏份最重；《后赤壁赋》中，“二客”只在前半文中扮演重要角色，后半部分被“孤鹤”抢了镜头。《定风波》中的“客”只在序言中出现，而《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家童”，《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周郎”，以及《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的“孤鸿”，笔者觉得也可暂且归入“客”的范畴。无论是实有还是虚构，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苏轼作品中这些“客”的出现，对我们深入苏轼的精神世界，窥探他内心的挣扎与复杂，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一、儒与道的纠结

生长于诗书之家的苏轼，儒家“兼济天下”的追求是他人生的底色。“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即使被捕被贬，也不忘心中的“美人”（指君王或政治理想）；即便纵情山水，也会想起“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曹操。另一方面，苏轼的人生理想却明显是道家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后赤壁赋》中的神秘孤鹤与梦中的道士，也可看做苏轼“不期而遇”之客。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来表达自己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心境，更传达出内心深处渴望超越现实痛苦、遗世而独立的追求。

《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对“周郎”的遥想，折射出天赋旷世之智、宰相之才的苏轼骨子里的儒家建功立业的追求。对比三国英雄，倍感凄凉；但苏轼就是苏轼，以他的博学与智慧，惯看“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长河，道家佛家所揭示的人生空漠轮回之理，又让他变得达观，在自“笑”中“一尊还酹江月”。

林语堂在《坡传》中，对苏轼与道教的关系作了如此评价：“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笔者觉得，苏轼“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与道家理想到底孰轻孰重，也许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

二、凡与仙的较量

《后赤壁赋》首段中，“过黄泥之坂”时，二客尚能与苏轼“行歌相答”，为何在赤壁“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之时，“盖二客不能从焉”了呢？难道是因为二客体力、兴致不及苏轼吗？联系K轼被贬黄州的写作背景不难看出，二客大概是心中无事之寻常闲游，苏轼却心有孤愤郁结，需要排遣与发泄。后文的“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既是奇异惊险的赤壁景物引发的真实感受，也是兴尽悲来面对现实后，原有孤凄之情、忧惧之心的重新抬头。

《定风波》小序中“同行”之客与《后赤壁赋》中的“二客”异曲而同工。同样是“道中遇雨”，为何“同行皆狼狈”，而苏轼“独不觉”呢？同行的举动是正常人的反应，凸显出苏轼的反常。苏轼为何如此痴狂呢？词中提到“酒醒”，说明他喝醉了。难道只他一人大醉？为何他要大醉呢？借酒浇愁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人也大醉，是否就会和苏轼一样大雨中“独不觉”，还要“吟啸且徐行”呢？

苏轼自幼以来就涵养着一身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仙气”。苏辙在《 武昌九曲亭记 》中写到：“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相较于凡俗之人的“正常”反应，苏轼身上原本就多出几分对自然万物的敏感与热爱。所以笔者认为，“盖二客不能从焉”之时，“二客”是凡人，苏轼是仙；“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之时，苏轼又是凡人，而“孤鹤”与“道士”则寄托着他的升仙理想；大醉的苏轼，饮下的是凡人的郁闷，大雨中“独不觉”，还要“吟啸且徐行”的苏轼，展露无遗的是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神仙之姿。

三、人与己的隔膜

苏轼《答李端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贬黄州的苏轼，似乎尝到了“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轻松与自在。但年方二十初到汴京就成为北宋文坛与政坛一颗闪亮新星的苏轼，如何忘怀孔夫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教诲呢，他内心的痛苦与孤独又有几人能解呢？

《临江仙》中的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拖家带口、处境艰难，为何要抛家不顾，自我放纵呢？除却固有的洒脱性情之外，也有乌台诗案造成的现实痛苦，苏轼深陷其中，难以排遣，只能靠醉酒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原打算回家倒头便睡，柴门却久叩不开：“家童鼻声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他仿佛觉得自己被身外的世界完全排离开来。“倚仗听江声”的他变得异常孤独，也顿时清醒过来：既然明知“此身非我有”，何必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俗世之累，索性“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吧。这里，渴望“归去”的苏轼，与《后赤壁赋》中渴慕道士却“不见其处”的苏轼，内心深处的孤独与迷茫是近似的。

《后赤壁赋》与《定风波》中的“客”，与《临江仙》中的“家童”角色相似。他们是苏轼身边亲近的人，或陪苏轼游玩谈笑，或随侍苏轼左右，他们也许与苏轼相处越久，越会被苏轼可敬的大学问、可叹的大智慧以及可爱的真性情所折服，进而会对苏轼的处境报以无限的同情与不平，但这并不能让精神上孤独的苏轼得到多少慰藉。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每个人都注定只能是独行者。而天才善感、命途多舛的苏轼，注定比芸芸众生体验到更深刻的孤独。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平凡，更要读出苏轼超乎常人的痛苦；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孤独，更要读出苏轼高贵幽雅的情怀和超凡脱俗的智慧与追求。

四、虚与实的映衬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四年，此时他的政治处境未变，人生困局未解，内心的复杂与挣扎仍然存在。词中的“孤鸿”，就像是苏轼的影子，也可看作是与苏轼同病相怜之“客”。上片“缺”“疏”“断”几字，写尽“幽人”深夜无眠、孤独凄清的心境；下片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孤鸿宁愿忍受寂寞凄冷，也不愿栖息寒枝的高洁自守。全词清奇冷峻，物我交融，虚实映衬，托物言志，苏轼借孤鸿抒发了内心的孤独与幽愤。

少年游苏轼范文第3篇

1.1苏轼茶诗词中茶艺元素的意剖展现

苏轼的茶艺卓尔不群，对茶艺有精深独到的见解。苏轼流放海南时所作脍炙人口的煎茶诗《汲江煎茶》，叙述了他一天乘着月夜亲自到宜伦江取水、自煎自饮自娱的过程和感受：“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诗人毫不畏惧于年老体衰，即使夜晚也亲自到清深江水中取来活水，在月色下诗人用大瓢舀水，感觉好像把荡漾在水面上的月影一把掬入瓮中，又用小勺把浩浩荡荡的江水分入自己的瓶中。取水回来立刻生火煮茶，水开了雪白的茶汤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翻涌漂了上来，茶水注入碗里的一刹那，嗖嗖作响好似听到松风呼啸声。夜深入静，苏轼枯坐桌前，再饮上三碗茶汤，于是思绪飞扬，才思泉涌，久久难以入睡，此刻耳际传来由短渐长的更鼓声，有些许凄清寂寥感。许多文人都对苏轼的这首《汲江煎茶》诗进行了深刻赏析和高度赞美。南宋诗人杨万里深入剖析了此诗表露的煎茶要领：“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这首诗描述了在静静的月夜，在荒郊野外独自饶有兴致地汲水、生火、煮茶、品茗的情境，展现了一种引人入胜超凡脱俗的茶艺之美。南宋时的胡仔说坡在这首诗中“道尽烹茶之妙”，烹茶的绝妙之处在于活水才能将茶的怡人清香发挥到极致，故“东坡深知此理矣”。胡仔所言还不够确切，烹茶之要，除活水之外，尚须活火。烹茶需要有火苗的活火，在一定时间内将水煮到恰到好处，所以坡言及“活水还须活火烹”。坡还注重饮具，常常是“博炉石铫行相随”，他在海南时身边有一只爱不释手的茶盂，贫困时不得已卖掉酒器，却惟独舍不得卖掉此茶盂，要北归告别儋耳时，才忍痛割爱将其送给了一直崇敬并爱戴他的许珏，告诉他说：“无以为清风明月之赠，茶盂聊见意耳。”坡对品茶感悟之深，“苏轼如茶”之喻实至名归，足以见得苏轼茶诗词中对中国茶艺特征意剖之深刻。

1.2苏轼茶诗词中茶文化内涵的独到领略

与茶艺相比，苏轼对茶文化的理解也别树一帜。“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和“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都是其对茶文化的理解，他在海南时还有对茶文化的另一种高明见解。苏轼的得意门生姜唐佐自琼州特地到昌化军随东坡学习，一天他来到苏轼先生住处陪同先生畅谈到深夜，次早就派人冒雨给先生送来一包好茶。苏轼非常高兴在此艰苦条件下得到如此来之不易的佳茗。又隔日清早，雨过日出，心情晴朗，苏轼茶趣一时兴起，便马上托人将写给姜唐佐的便笺给他送去，信中如是说：“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信刚送走，可不得不因巡检有会而取消此次相邀。但他茶兴依旧未减，立马又写一笺，说若是会结束得早，你还能来共品茶否？坡茶兴大发，非要与唐佐相饮，而且说“念非君莫与共之”，蕴含着苏轼在那个相当艰难困苦的条件中萌生的一种新茶文化观。苏轼居海南时，这种茶文化观在其他茶故事中有更精彩的记载。元符元年年底，赵梦德来到儋耳。据清代苏学泰斗王文诰说，赵梦德是寓居澄迈的儋耳人。坡刚来儋州经过澄迈时，他热情招待，其后对坡的仰慕之心与日俱增，为更多地与坡交往,经常从澄迈赶到儋耳住一阵子。苏轼曾抄写了不少陶渊明、阮籍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一天，坡写了一个短笺，命苏过送过去，上面写道：“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苏轼对于茶特别讲究，他认为茶细腻、清新、淡雅、柔和，富于君子儒雅的品格，因此只有配饮佳茗的君子才可以分享，轻易不会拿出来品用藏之已久的佳茗。若是不能与知己君子共享如此珍贵的佳茗，心中将会惭愧不已，因而他也不会独自享用。“念非君莫与共之”和“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足见苏轼居海南时的一种新的茶文化观。诸如此类的苏轼茶诗词中领略到茶文化精神内涵的实例弥多，此不缀述。

2浅析苏轼之于海南茶文化融旅游的思考

我们应抓住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这个机遇，旅游岛和文化岛高度融合，因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对海南又是一次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在优越的政策背景下，海南文化旅游需要走创新理念，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品牌建设的新路子。建设地方特色明显、文化魅力独特、生态环境一流的海南茶文化旅游，是构建海南国际旅游岛提供更多元素之一,使其成为海南旅游不可或缺的产品。

2.1突出茶文化旅游的文化内涵度

茶如果抛开它与禅、器、水、诗、画、歌舞、习俗、健康、食用等方面的诸多关系，便只剩下解渴的意义，与旅游就无甚相关了。茶俗、茶学、茶诗是茶文化旅游的灵魂。丰富多彩的茶俗茶礼、文化底蕴深厚的茶学茶诗对开发茶文化旅游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苏轼先生居琼期间，写了近300篇诗文，其中海南风物、飞潜动植物、居食习俗的篇章不少，“汲江煎茶”，“怡养身心”的经验、方法在其诗文中有生动的记载。还有东坡酒煮蚝、东坡豆、东坡荔、东坡泉、东坡石、东坡帽等等，或见之于诗文，或闻之于传说。挖掘文化艺术内涵，开发以传承性为主的艺术旅游产品。因而充分利用这些历史、民间文化资料，提炼、挖掘并弘扬海南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因此将苏轼对海南茶文化的积淀通过学术研究来挖掘，凭借苏轼所赋予海南的丰富茶文化艺术类资源，进而可以开展各种以苏轼茶文化为题材的多项专项茶旅游活动。文化性越强，游客的愉悦感就越高。

2.2设计茶文化旅游线路

沿着苏轼在海南所到过的地方茶文化旅游线路设计：如海口（苏公祠）—澄迈（苏轼登临海南的第一站）—儋州（东坡书院)，可以观东坡画像，吃东坡肉，喝东坡井水，游“苏公祠”、“东坡书院”，在澄迈则可走广德桥，畅游苏轼留下的千古绝唱通潮阁和永庆寺等，并可吟诗作对、挥毫吐墨，体验民族风情，还可以开发设计以苏轼与海南黎族茶文化结合点为主题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茶礼品，此茶礼品需具有极高的收藏与鉴赏价值，打造成海南茶文化旅游的名片，更是打造成显示海南文化底蕴的名片。海南茶文化旅游茶园景观带线路设计：海南茶叶有近千年的发展历史，明代正德六年《琼台志•土产》中就有海南早期茶事的记载。当地黎族同胞很早就有采集野茶治病的习惯，水满茶便是其代表，早在清代就被定为贡品。海南茶被誉为“华夏第一早春茶”。海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茶叶，作为全国唯一可以四季采茶的地区。海南茶叶大力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家在海南建立红茶出口的全国主要货源基地。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掀起了种茶的高潮，至1993年全省拥有大小茶场50多个，其中国营农垦种茶农场就有37个，茶园面积12万亩。农垦南海茶场、五指山茶场的规模曾分列全国第五、第十位。位于定安黄竹镇南海茶场曾是新中国五大茶场之一。据统计，目前海南省共有茶园3万多亩，实际投产茶园面积约2万亩，海南生产红茶的农场主要有金江农场、乌石农场和南海农场。还有海南岭头茶场生产一品红工夫红茶。国营白沙农场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种植茶叶，主要生产绿茶。五指山生产苦丁茶、水满茶和兰贵人。万宁东山岭生产鹧鸪茶。因此可以设计茶文化旅游茶园景观带线路:南海茶场（定安）—万宁东山岭—乌石农场（琼中）—国营白沙茶场—五指山茶场、岭头茶场—金江农场（保宁）。利用茶场的优质茶资源在环境优美的茶园茶场开展采摘及品尝活动，同时通过茶叶的采、尝、购，拓展海南茶文化内涵，提升茶文化的品位。这样既可以推动海南旅游业的发展，也对海南茶文化的推广和茶产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可谓一举三得。

2.3开发海南特色茶馆

茶馆是展示茶文化、链接顾客，让产品直接走向消费者的重要窗口。苏轼对饮茶一道，深得独到之秘，对于茶叶、水质、器具、煎法，都颇讲究，写下了不少咏茶诗词。因此，在海南茶文化旅游开发中，可围绕坡独特的品茶方式，建设具有海南特色的茶馆。茶馆设计从室内装饰、物品摆放、茶具设计及服务方式等方面符合坡茶诗词所体现的茶文化，并体现出较强的观赏性。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古香古色的陈设布局，再加上茶艺师艺术化的服务，给客人营造出清新淡雅、轻松舒适的品饮环境。游客在特色茶馆喝茶时，能欣赏到海南的特色工艺品，如椰雕、贝壳、天然水晶制品，还可以观赏体现坡“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茶艺精神的海南独特茶艺，在轻松愉快中感受海南茶文化、地方风情，让海南茶文化旅游更加彰显魅力。

2.4建设海南茶博物馆

展示海南产茶地名茶、茶具、茶艺等，利用图文及声光电手段，动态介绍各地制茶方法、饮茶习俗、采茶文化等，力争做成最具特点的茶文化博物馆。坡在海南时有一只心爱的茶盂，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将其尽量归还到海南茶博物馆，还可以展示海南老古茶树种质资源、苦丁茶历史、老爸茶文化及海口早茶文化等。

2.5发掘茶文化民俗风情资源

茶文化旅游开发茶文化资源的核心层是文化风情，也是动态活文化。如茶道、茶节庆、茶礼俗、宗教茶仪等。苏轼谪居海南短短三年，与当地黎族人民同吃同住，相处融洽，利用这些重要的苏轼与海南黎族人民生活的民俗旅游资源，可开展茶民俗风情游，提高海南茶文化旅游的竞争力。凭借内容丰富的茶文化艺术景观类资源，我们可以开展各种以茶为题材的黎族歌舞戏曲表演、赋诗填词、吟咏古诗名句、书法绘画、茶文化知识竞赛、茶文化联谊等多项专项旅游活动，其中包括苏轼的茶文学作品。它们往往集表演性、民俗性、群众性和参与性于一体。海南中部的苗寨和黎寨风情园等可采用原地浓缩型开发模式，由于时代的发展海南中部苗族黎族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地区已在建筑、服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而不再典型，一些重要的苗族黎族文化活动原本也在特定的时期才会呈现，不能令游客完全领会当地文化旅游的风韵，故海南当地政府或投资商可在当地选取合适地段兴建以当地茶文化旅游为民俗风情特色的主题园，集中呈现其文化旅游的精华。

2.6开发茶文化旅游产品

少年游苏轼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苏轼 谪居时期 经典词作

北宋文豪苏轼一生的文学成就彪炳史册，尤其谪居期间更是佳作迭出。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陷狱四个多月的坡被一纸诏书调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黄州是苏轼一生遭贬的起点，在接下来数年远离官场喧嚣险恶的谪居岁月中，苏轼身处江湖之远才情四溢，幽居散淡的时光使他静心思量人生进退，折射到作品中则呈现出别样的意蕴。

一、此心安处是吾乡

初到黄州时生活困顿，苏轼如是描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罪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混杂于市井，声名湮没，亲友弃之。所幸黄州的山水张开了温暖的怀抱，迎接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凄惶的天才文人。他在荒芜的军营旧地上耕种，自给自足。日日劳作于黄州东边的山坡之上，还自号“东坡居士”。再后来，他于东坡上修筑屋宇，题之曰“东坡雪堂”，并作《雪堂记》。原本清贫苦寒的落魄生活因之有了一缕诗意、温暖。元丰五年（1082年）春，东坡在游清泉寺时，眼见寺前兰溪水向西倒流感慨万千，作《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既是自勉，也是壮心不已，彰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乐观精神。他在给李常的信中写到：“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间”，虽然境遇如斯，但初心不改，穷且益坚、肝胆忠义之浩然正气仍存。

元丰六年（1083年）好友王巩从贬谪地归来与苏轼相见。一首《定风波》应运而生，“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王巩因受“乌台诗案”牵连几乎遭致杀身之祸，被贬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艰辛的日子里幸得其歌妓柔奴毅然一路随行。席间，柔奴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岭南的谪居岁月，柔奴答之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心有所感，情动于衷，遂作此词赞之。柔奴之言触动苏轼心思，正是相似的人生际遇激发的具有深刻哲理意蕴的慨叹。全词语浅情深，清新简练，自有一股淡然从容之气。传神地描摹出柔奴柔美的外表和坚毅的内心，赞颂其直面艰难险阻而又泰然处之的风范气度。柔弱女子安之若素的言行使得苏轼深有觅得知音的畅快，借柔奴之言阐发自己多舛仕途、随遇而安的豁达胸怀。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转折的时期，也是他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黄州成全了苏轼，又何尝不是苏轼成全了黄州？

二、人间有味是清欢

公元1084年4月苏轼作别黄州，调任汝州团练副使。四年多的黄州生活苏轼圆润平和很多，性格中的棱角日渐消磨。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这年的十二月，写下《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是苏轼在赴汝州（今河南汝县）任团练使途中，路经泗州（今安徽泗县）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时所作。作者在上阕用素描的手法，勾勒出一幅素雅的动静相宜的水墨画：岁末残冬的清晨，寒雨斜飞，雾气缭绕垂柳依依。河边突然阳光挥洒、豁然开朗，清浅河水浩荡向前。下阕抒发作者的游览感受：品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尝山间嫩绿的蓼芽蒿笋的春盘素菜。简单朴素的寻常生活蕴藏着无尽的闲适美好。清新淡雅而境界开阔的生动画面凸显了作者雅致、闲逸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人间有味是清欢”是全诗的“诗眼”，仿佛轻描淡写，却又自然浑成，照彻全篇，这一具有哲理性的命题，为全篇平添一抹情调和韵味。

公元1097年，时年62岁的苏轼再贬海南儋州。幸得当地百姓和一些文人学子友情援助，帮他修造五间草屋，勉强应对风雨。苏轼将草舍命名为“桄榔庵”。儋州生活极其艰苦，苏轼“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还常以紫芋、红薯果腹。但是他仍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书》）。在《答苏伯固书》中他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也”。苏轼以著书立说充实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并视陶渊明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入寺》一诗云：“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人生风雨，仕途波澜悉数散去，繁华落幕归于平淡。苏轼预测此去再无生还希望，历经万般险阻，最终闲看古树，倾听钟鸣，于寂寥空阔中静心思量平生。

少年游苏轼范文第5篇

苏轼对老庄可谓深怀景仰之心：“博大古真人，老聃关尹喜。独立万物表，长生乃余事。”同时苏轼与道家的渊源也颇深：“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对于各家思想的吸收融会皆是怀着完善人格的目的：“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而苏轼对道家最全面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其《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心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元，天皇，太一，紫薇，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禄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而韶镬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可见，苏轼用一种非常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道家，他鄙夷道教的方术，而赞赏其合于儒家的思想。

一、初入仕途

苏轼二十一岁于嘉佑元年（1056）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与父、弟再至汴京。授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列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处于顺境中的苏轼，在他的策论《贾谊论》中表述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他认为贾谊经不起政治打击，而致郁闷死去，是因为他“不善处穷”，面对逆境，老子倡“知足不辱”，就是一种“处穷”的良方。而这也预示了苏轼在日后的“穷”境中的“善处”。

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居丧。熙宁二年（1069）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神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全身远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此其间，苏轼提出“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的建议，《庄子・外物》中提到“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道家追求的就是人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寓身物中，超然物外”，足以应对任何思想的束缚，最终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

二、黄州时期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黄州可以说是苏轼遭挫的第一站，但思想旷达的苏轼却用淡泊宁静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用道家的“坐忘”“心斋”之法去修身养性。相应的，苏轼的文学创作也由黄州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原本荒僻冷落，贫穷落后，在苏轼眼里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凄凉孤独的定惠院，苏轼却能体悟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虚静”境界，在赤壁怀古时，苏轼却能看到“人生如梦”的相对人生价值。道家的清净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然苏轼于黄州赤壁所作的《前赤壁赋》感情要较之旷达要复杂得多，全篇的基调从乐到悲，又以乐作结。主客的对白其实就是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对白，从中可以看出他感情的波动：先从江山美景中引出作者的“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乐；继从对历史人物兴亡的凭吊，陷入现实人生的苦闷；最后又从眼前景物出发，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在旷达中得到摆脱，从中可以看出苏轼感情的复杂性：政治上遭受打击后一方面保持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却纵情山水，消极避世。距此三个月后，苏轼又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与前赋的幽静之景相比，后赋则表现出可惊可怖之感，同时后赋还写了道士化鹤的幻觉，迷离恍惚，带有比前赋更为浓重的虚无飘渺的色彩，更多反映了作者贬谪时的悲凉心情和对超尘绝俗的追求。但作者并未“羽化”而去，《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缪也。当时命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所以“坡仙”又顺从时命，继续留在人间放声吟唱。如同年所作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在前三句仿佛可见“坡仙”醉后狂歌，不理会世间的纷纷扰扰，紧接着，他借庄子之口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要解决世间的烦扰，惟有以通达代之，不执着于一端，只是随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所以最后他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吟唱，想不到的是真的有人在读过此句后以为他这个罪人逃走了。其实尘世中的凡俗之人又怎能理解“坡仙”身困斗室，心游万仞的思想境界呢？“此身”虽“非我有”，但他的精神却是绝对自由的。

三、被贬杭州,惠州

至元佑六年（1091），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召还京都。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新党人物又重新被任用，于是苏轼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贬惠州。在惠州期间，苏轼又遭受了妻子病逝的打击，身陷巨痛的苏轼此时选择了道教长生久视的养生之术，并反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他高贵、纯洁的人格。在此期间，他将陶诗几乎全部唱和了一遍。苏轼曾这样说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染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渚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动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苏辙书》）的确，苏轼与陶渊明在社会经历、思想性格以及处世态度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所以，苏轼才会一再表示：“渊明神似我”，甚至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陶渊明是俗世绝决的“小隐”之士，他身与心俱能达到自然放旷的境界，当身处樊世时，心灵的干扰自然少了。而苏轼却选择了“中隐”，他并未如白居易所说的“致身吉且安”，他的身遭打击束缚，心却能畅游于天地之间，这种境界是陶渊明远远比不上的。

四、最后的归途

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他在儋州写的《观棋》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胜和败的差别，象其他事物间的差别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但苏轼的否定，却使他在屡遭贬逐中保持乐观不屈的精神，保持生活，对风土人情等的热爱。相应的他的文章也达到了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绍圣四年的夏天，苏轼渡过茫茫的大海，登上海南岛，前往贬地儋州，路上遇到一场“清风急雨”，遂作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作者在这里尽情驰骋其丰富的想象，他以谪仙的身份尽显己才，让神思在风涛奇幻怪谲的海上天马行空。这正合了《庄子》“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手四海之外”（《齐物论》），这些纯乎是依思维想象而达到的一种自然抑或自由，给人的印象是“虚”“远”，不可及，真是逍遥脱俗之至“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造房安家，做着长处的打算，他的这种生活态度，确已达到了“任情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

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不料第二年行至常州时病死，结束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苏轼于去世前一年作了一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可谓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新生。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悲喜遭遇，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最终呈现出了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此时的苏轼超越了儒释道的精神，回归到混沌未分、天人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