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议论文范文第1篇

近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而完成使命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那么作为一名基层人大宣传员，又该如何肩负人大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下好“三个功夫”呢？

首先，要认清使命任务，端正工作态度。党的报告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战略任务，鲜明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因此，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按照总结、继承、完善、提高的原则，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从制度上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有效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人大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就是人大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各级人大要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人大工作全貌，积极为人大工作的创新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发展。作为人大宣传思想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们，更应当端正态度，提高工作责任心，用决心、恒心、用心扎扎实实把本职工作做好。

其次，要理清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人大工作的关键处、要害处就是人大宣传思想工作的关键处、要害处。人大宣传工作作为客观展现人大工作的一种形式，作为推动人大工作不断创新进步的一种手段，决定了人大宣传思想工作的关键处、要害处就是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职责，即党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发展、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执行、人大代表议案建议落实、对“一府一委两院”的依法监督、本行政区域重大事项的讨论决定、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情况等。

广大人大宣传员肩负着向社会“推介”人大工作的重要使命。如何将法律性、专业性、程序性都很强的人大工作，通过深入浅出、鲜明生动的形式展现给人民群众是对广大宣传员的巨大考验。人大宣传员要擅于使用新兴媒介，综合运用文字、视频、照片、音频等多种表现形式，熟练掌握各种体裁的写作技巧，从不同角度、深度、广度去挖掘人大工作的关键处、要害处，使人大宣传思想工作真实鲜活，富有价值，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再次，要注重自我提高，夯实能力素质。人大信息宣传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大宣传思想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强调，“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议论文范文第2篇

一　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斯大林绝对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国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了参观核设施的要求。斯大林拒绝了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的这一要求，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国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信心十足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在苏联刚刚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无疑在向西方暗示：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核保护。如果进一步分析，斯大林或许也想以此向中国人暗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至于当时如何理解斯大林的用意，不得而知。不过，中国领导人由此对原子弹有了感性认识，却是实情。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曾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2，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1952年底，即以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Nesmeyanov）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可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战争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考虑研制核武器的问题。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甚么要求，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最后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

赫鲁晓夫强调核试验耗资巨大，中国国力难以承受，确属实情。不过，莫斯科的主要忧虑并不在此。同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对领导的中国也心存疑虑。此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Bernard Baruch）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Andrei A. Gromyko）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计划。从此，美苏之间就开始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Igor V. Kurchatov）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危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同年9月22日，即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谈判。苏联人刚刚做此承诺后，中国就提出要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求苏联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无疑将为研制核武器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至少在看来，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便在10月23日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

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的确令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地质队又在广西找到了铀矿。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中国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甚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是月31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国防部长则在2月18日向报告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最后，在3月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它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作为合作条件，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议，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普查和勘探铀矿。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议》，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以及一个使粒子获得12.5-25 MeV（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足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所需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并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

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是年10月，经中国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Solonov）和阿里柯谢夫（Alekseev）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2月，以诺维科夫（Novikov）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在26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全面援助中国的核工业建设。

在以后两年，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8月17日，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3月，「三机部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派遣了称职的专家。是年5月，沃尔比约夫（Vorbiev）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科学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据他的中国同事反映，此人确实有很深厚的功底。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尔比约夫与钱三强所长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总理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六十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六千人。时任该所负责人之一的孟戈非后来回忆说，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在反应堆、核动力的研究体制建设方面，沃尔比约夫都给予了中国不少帮助。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总之，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帷幕下于1955年初逐步展开了。

二　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美国和苏联跨出这一步用了五至七年，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当时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同等时间里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能够以震惊西方的速度成功爆炸原子弹，无论如何是离不开苏联援助的，虽然是不完全的援助。不过，莫斯科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对中国的援助最初却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核武器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6年1月12日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Petrushevsky）时提出：中国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数据。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无法表态。1月20日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与此同时，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副总参谋长陈赓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也提出了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3月14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是年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设十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属于纯军事目的，又与原子弹密切相关，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Sepilov）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马上停止进行，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议，其它国家随后加入；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议。1957年1月14日，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作为防止核扩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副外长佐林（Zolin）在大会上指出，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数量的任何增长都会使局势复杂化。而苏联提案的实际结果是：一个现在尚不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即使已经掌握了这些武器的生产秘密，并已拥有必需的材料，她也不能有效地试验这些武器。这个方案的提出，必然会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

就在核工业援助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Bulganin），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13日苏共中央覆电中国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培养导弹人才，将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构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五十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与中国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

苏联的如此态度再次影响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1956年10月17日中国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覆电苏共中央。覆电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了按照苏共中央来电的意见，中国将在1957年新学年派去五十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正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协助教学。覆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由于苏联态度消极，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国防建设项目。聂荣臻和「三机部部长宋任穷于1957年1月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环节──生产浓缩铀-235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

正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同1954年的情况相似，又是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导致赫鲁晓夫放宽了在核援助方面对中国的限制。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指责和批判马林科夫（Malinkov）、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进行非法的组织活动，并把他们排除出中央领导层。这次斗争是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苏联党内思想路线分歧又一次大暴露。赫鲁晓夫采取非常手段制服了其对手之后，亟需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的认可和支持。7月3日，即中央全会结束三天之后，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Patorichev）便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苏联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Zhukov）还分别找中国使馆的陈楚和张映吾参赞，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Mikoyan）专程前往中国杭州，向和其它中国领导人详尽介绍了苏共六月中央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表示希望中国能支持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在此前一天，中国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宣布，中国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于是，赫鲁晓夫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积极性。

鉴于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尚未定案，需对1956年8月的原子能协议进行修改，7月18日聂荣臻再次写报告给，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批示交外交部办理。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Arkhipov）便答复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两人在客厅里都显得很高兴。阿尔希波夫表示：关于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同意进行谈判，并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提出的任何问题。聂荣臻汇报后，、同意由聂荣臻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

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于9月7日抵莫斯科。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Pervukhin）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议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消息传到国内，9月29日上午，委托、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和张连奎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议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议》（简称《国防新技术协议》）。协议共五章二十二条，根据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研究和生产原子弹，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4。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议中都未作具体规定，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议》（简称《核协议》），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国防新技术协议》和《核协议》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三　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在1957年底和整个1958年，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是正常和顺利的。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数据，不仅为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进一步提供了前提，也间接地为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奠定基础。得到消息后，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此外，苏联还根据协议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它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聂荣臻承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快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数据、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

在原子弹研制方面，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数据，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特别是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就原子弹的制作程序而言，共有六类厂（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这些企业或基地于1957年底以后陆续进入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和施工阶段，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铺开。如开采矿石的铀矿场（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粉碎矿石、「沙里淘金的水冶厂（湖南衡阳），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包头核组件厂等），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基地），以及核实验场（21基地）等核工业的首批主要工程项目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均于1958年5月以后陆续开工建设。同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标志着中国正在「向原子能时代跃进。聂荣臻在移交典礼仪式上说：「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将促进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原子武器并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垄断得了的。随后的1959年，是中国核武器大发展的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形势喜人。

在导弹研制方面，1957年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因中苏铁道轨距不同，必须在满洲里车站完成卸车、装车的交接工作。当时在炮兵教导大队任技术副大队长的黄迪菲回忆说：来自苏联的那趟列车，由十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其中军官三十七名，士兵六十五名。车上载有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一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四十五件。当12月24日列车顺利到达炮兵教导大队驻地时，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几天以后，以盖杜柯夫（Gaidukov）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训练班开学。P-2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二十三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三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在此期间，1958年9月，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了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学校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编制，并聘请古谢夫（Gusev）、尼古拉耶夫（Nikolaev）等十二名专家授课。

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543部队。11月27日和29日，苏联提供的四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其中二套装备空军部队，一套给五院进行仿制，一套给20基地做试验用。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共九十五人同时到达。当时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月21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苏联专家讲课，我向空军机关要了五十三名俄文翻译，组成翻译小组配合教学。参加这期训练的有1营全体和2营、3营的营连干部，以及机关、院校、基地等十六个单位共464人。理论训练分十七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年4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成绩均为优秀。随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苏联专家及导弹营官兵完成训练任务后便陆续回国了。1959年10月7日，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在北京上空一举击落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苏联顾问对此也十分高兴。刘亚楼后来总结说：1959年这一仗，完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

不过也需要提到，从政策上讲，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无保留的。对于这一点，来华苏联专家自己也深有体会。1958年苏联核武器设计专家来到中国前，负责派遣工作的中型机械工业部帕夫洛夫（Pavlov）局长告诉他们，「应该到中国同志那里去，并向他们讲述甚么是核武器，「他们想制造原子弹，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怎样制造原子弹。但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上级的要求，每一位苏联专家都必须围绕着苏联1951年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讲述自己负责的内容。因为根据美国图纸设计并于1949年爆炸的那颗原子弹的技术已经过时了，而「苏联领导人又不允许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加夫里洛夫（Gavrilov）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涅金（Negin）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马斯洛夫（Maslov）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数据──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专家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总之，苏联当事人认为，在莫斯科允许以及专家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然，这种界限有时是很难掌握的，一些被派到机密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由于害怕泄露秘密而感到困苦和不安。据1957年送呈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顾问，从未被告之哪些东西可以透漏，哪些东西不该透漏。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导中了解到的东西。孟戈非详细地回忆了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长沃尔比约夫的一次谈话，这位资深而诚恳的老专家既要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谈话双方确实都苦费了一番心思。

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Colonel Saviliev）被派往中国约一年的时间，负责培训中国军人使用导弹装备。1959年秋天临行前，他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炮兵主帅涅杰林（Nedelin）叮嘱他，只能讲授已经交付给中国的装备，「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它方面的知识，必要时应当通过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国内请示，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主帅联系。后来，在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以外的内容的问题上，萨韦利耶夫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请示涅杰林。这位主帅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会自觉不自觉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甚么后果，我保护你们。所以，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议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

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宣扬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　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

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还采取了互相配合的方针，但此后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中国的所作所为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

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5月30日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同意美国的建议，认为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它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尽管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但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会议报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八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

日内瓦专家会议于8月21日结束，会议公报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议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这项惊人的进展受到全世界的欢呼。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发表了声明。美国「准备迅速着手同试验过核武器的其它国家谈判一项协议，其内容是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并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英国也准备进行同样的谈判，并保证从谈判开始时起，「在一年内，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尽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美英政府在应付莫斯科，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却是他长期努力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地平线。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役，这不啻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如果说赫鲁晓夫对于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的话5，那么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就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况且，在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议后，苏联就向一位自行其是、「无法无天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无论如何都是有心理障碍的。无论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这种推断有其道理。如此看来，赫鲁晓夫在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

不过，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因为它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以至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空军发射了几枚当时很先进的美国「响尾蛇空空导弹，其中一枚坠地未爆。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立即引起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议，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尽管原子弹技术已经不是秘密，但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自己研制还需要很长时间，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议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先是要求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专门的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覆「模型及技术数据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即教学模型）及技术数据，早在半年前就装在两三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959年6月20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国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数据，因为「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数据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后，再决定这一问题。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数据。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里柯夫（Sudarikov）向递交了这封信。

应该说，苏联这时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只是一个信号，试图以此警告中国，而并非全面断绝在尖端武器方面援助中国。就在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国防部于1959年9月派遣六名国防专业技术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一至二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电子─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

然而，在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的方针越来越明朗。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国防新技术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冷淡、拖延或拒绝的反应。不仅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技术数据的工作缓慢下来，而且加强管制在华工作的专家。1959年12月21日，一份编号为No3766-x的报告呈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谈到了拉博特诺夫（Rabotnov）院士访问北京力学研究所的情况。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企图从拉博特诺夫院士那里得到有关一系列秘密问题的情报和消息，同时又不为拉博特诺夫院士提供机会，使其了解该研究所多数实验室的情况。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做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Kirilin）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Serbin）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聂荣臻曾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

苏方执行协议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议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议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议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

1960年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八名专家（其中六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五名专家也突然撤离。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数据。

五　简短的结论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极大困难。有些项目因中方未掌握设备调试技术而推迟了正式投产的时间，有些项目因设备材料供应不上而影响了整个建设进度，有些项目则因设计尚未完成而不得不从头做起。但是，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没有中苏在核工业方面的六个协议，以及苏联根据协议提供的设备、图纸、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是不可能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的；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和苏联专家的培训，中国也不可能在1959年10月以后就基本排除了飞机对大陆上空的肆意骚扰。如果要判断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究竟达到了甚么程度，那么可以说，苏联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延缓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了。对于这一点，别人可能不了解，但苏联人自己是心里有数的。1964年10月，即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几天，赫鲁晓夫会晤了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谈话中日本人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赫鲁晓夫坦率地回答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爆，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许多核技术和核设备，并向他们示范了如何去做这些事情。

本文的结论是：中苏同盟，特别是在中苏全面合作的背景下，确定了苏联必须在核武器方面帮助中国──提供核保护或者核技术；由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苏联不断地提高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帮助的层次和力度，这是中国能在短短十年内制造出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对的不信任，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和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苏联的帮助是有限度的，且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有所制约。总之，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帮助又要进行制约的复杂心态。

注释

1.在严格的意义上，核武器仅指核弹头，从广义讲，这个概念包括了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导弹（亦称火箭、飞弹）。

2.俄国军方档案中记载，在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即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以后，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四个可供选择的预案之一，就是动用核武器对抗美军。

3.有关此期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辑的《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二辑（2001年7月）刊登了数篇俄国学者的论文，极有参考价值。至于赫鲁晓夫极力向中国表示友好的举动，笔者在〈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一文中有详细介绍。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议论文范文第3篇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照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要求，遵循“五对照”的原则，认真回顾和深刻反思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理论学习上与把握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实际要求相比有差距。一是自己身为党委书记，抓各级班子集体学习力度不够大。有时碍于情面，请假制度、补课制度没有很好落实；有时工作繁忙，集体学习在内容上、时间上有所松动。二是个人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结合不够好。学也学了，记也记了，但用在实际工作中就感到不很得心应手，学习的计划性和针对性不是很强。三是个人专题。一般通读多，重点精读少，对理论的钻研还不够深、不够细。四是个人对新技术、新知识学习不够系统。由于工作压力大、应酬多，自己对经营管理新方法、专业新工艺、网络信息新技术等的学习存在一定差距，跟不上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突飞猛进的形势。

2、思想解放的速度与程度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要求相比有差距。一是抓班子集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力度不够，党政领导班子对研究、构建公司长远发展蓝图，在思想观念上准备不充分。二是个人有时对管理局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认识和理解上还有局限性，在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去做开创性的工作中，有时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好。三是个人敢想、敢闯、敢冒的气魄还不够大，尤其对新形势下的改革工作，由于稳定工作的压力，总是怕搞偏了、搞快了、搞早了，求稳怕乱的思想有时存在，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实践中，有时考虑本单位的利益多，考虑管理局的利益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思想，影响了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

3、工作作风上与务实、勤政、高效的内在要求相比有差距。一是抓班子集体工作作风有待于进一步强化。主要是工作谋划多、布置多、文件多、会议多，抓落实的力度不够。二是自己深入基层不够多。作为公司党政主要领导，由于工作头绪多、事务性应酬多，自己确实存在深入基层不够的问题，到三科级单位调研的时间多，沉入基层调研的时间少；在办公室听取汇报多，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少。三是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虽然自己知道的职工群众中热点、难点问题都能够妥善解决，但还有一部分问题和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等待解决。

4、工作能力与局党委提出的“负责任、有能力、大作为”的要求相比有差距。党的十六大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出了“五个能力”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全党加强执政能力提出“五个方面的能力”要求，局党委在思想作风建设年中又提出了“负责任、有能力、大作为”的具体要求。对照这些要求，联系公司发展实际，自己在分析判断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市场应变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协调处理能力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或差距，有待于在学习、实践、锻炼中进一步提高。

5、在抓制度建设上与形成的要求有差距。一是抓班子执行制度方面有欠缺。有时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按规定纳入集体议程程序和决策机制。二是个人对干部管理存在失之于宽的现象。自己虽然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严格执行和倡导了“约法三章”、“三权分离”的制度，但有时怕管严了“有伤感情或碍于面子”，存在管理上严格要求不够、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三是在班子团结方面虽然提出了“五会、六要”等一系列规范化要求，对班子团结讲得多、要求多，但在严肃批评个别班子成员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二、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表面的，但问题的实质是深层次的。有客观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主观因素造成的。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没有妥善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在工作繁忙、事务繁杂、身心疲劳的情况下，自己在思想上对学习有所放松。学习和思考结合不够，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上下的功夫不深。

2、思想观念的进步速度跟不上时代快速发展的速度，思维方式多样化的程度与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是自己旧的思维模式在作怪。我认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虽然摸不到看不见，但对世界观的改造和事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有时工作不够深入，深入基层少、密切联系群众不够。群众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我时常告诫自己，要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环境的不断变化，接触基层的机会少了，群众的呼声听得少了。自己布置任务、了解工作，多数都是通过分管领导或有关部门领导进行的，和下属、普通群众交流谈心较少。有时也有一种思想，觉得作为书记就要抓一些关系全局发展的大事，这才是从根本上为群众办实事，具体的事情就让下边的人办。这就造成深入基层和群众少，亲自解决的问题少。工作中有时存在急躁情绪，自己主观上要求进步，总是希望把工作尽快尽好完成，但有时使得工作质量不够高。

4、对照新形势、新任务，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有待于提高。工作压力大、工作任务重时，有时放松了对自己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事物、新的形势，自己学习、研究得不够透彻，在把握规律、认清本质方面做得不够好，制约了自身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的迅速提高。

三、整改思路和措施

在分析评议阶段，通过自己找，组织帮，同志提，群众评，指出了我在学习、思想、工作、作风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有大也有小，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学习，做学习型党员干部。学习首先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要深刻领会中央、集团公司党组、管理局党委的有关决策、政策，深刻把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其次，，不断提高活学活用马列主义理论的能力，着力提高“五种能力”。再次，学习必须要全面。不仅要学习政治理论，还要学习专业技术、市场经济、经营管理、法律法规、人文社会等方面的知识。

2、强化责任，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勇于负责、敢于负责、主动负责，是对领导干部起码的要求。工作就意味着责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须承担责任的工作，而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肩上的责任就越重。我将努力从自身做起，以“五负责”的态度，即对工作负责，对事业负责，对职工群众负责，对党负责、对自己负责，不断增强自己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干事创业的本领和能力。在具体实践中，组织负责任大讨论，自己带头查找干部队伍中不负责任具体表现，对照问题和现象搞好个人整改。认真组织公司干部队伍解决好“政治敏锐性不高，大局意识不强，学习实践结合不够，作风不过硬，制度执行不严格，真抓实干力度不够，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少，综合管理能力弱和复合能力差”等八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自己带头落实措施，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负责任、有能力、简而精、大作为”的领导集体。

3、真抓实干，进一步提高服务基层和服务群众的水平。真抓实干，就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件一件抓落实，树立起勤政务实的良好形象。真抓实干，贵在“真”，重在“实”，关键在“干”。是真干还是假干，是实干还是虚干，实践自会检验，群众自有评说。真抓实干，我将在四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扑下身子，亲自抓，亲自干。二是认准了的事情，紧紧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搞半截子工程。三是发现矛盾，想方设法、积极主动去解决，不等待观望，左顾右盼。四是在抓落实下真功夫，下实功夫，下苦功夫。下真功夫，就是拿出能解决问题的新招、实招，用新的思路和办法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下实功夫，就是要转变作风，少说多做，用事实来说话，用行动来落实。对各项部署要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检查、有监督，一抓到底，见到实效。下苦功夫，就是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第一线，了解实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总结经验，完善工作思路和方法，切实解决好职工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我要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深入基层、心系群众、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六个方面做出表率。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议论文范文第4篇

同志们： 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和主要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经区委研究，决定召开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区委十分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5月20日，区委常委会听取了区关工委的专题汇报，并对开好这次会议提出了明确要求。出席今天会议的，有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区关工委全体组成人员及区家教宣讲团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和区直有关单位分管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或副主任，以及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联系点、城东街道工人社区关工委负责人。 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由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夏龙山同志传达会议精神，总结部署工作；二是区委王向红书记作重要讲话。 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请夏龙山同志传达省、市会议精神，总结部署工作，大家欢迎！ ……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欢迎区委王书记作重要讲话。 …… 刚才，我们听取了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夏龙山同志关于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区关工委2003年工作总结以及今年工作任务的部署。会上，区委王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从我区实现“五年总量翻番，八年全面小康”的实际需要出发，阐述了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对我区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进一步做好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次会议时间虽短，但规格很高，内容很重要，相信对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前，我们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尤其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下功夫。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全党、全社会的一项伟大事业，关工委是从事这项事业的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群众性工作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讲，关心下一代工作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战线，关工委和广大老同志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培养教育青少年的一支不可缺少的特殊力量。同时，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内更多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吸纳到关心下一代事业中来，进一步加强关心下一代工作队伍建设，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是要在抓好贯彻落实上下功夫。会后，区关工委委员要把会议精神向部门主要领导汇报；有驻会人员的要及时组织传达学习，联系实际，突出重点，理清工作思路，提出贯彻意见；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关联度大的部门，要请求党委（党组）讨论一次，研究如何结合部门工作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做得更好；各乡镇、街道及区直单位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分管书记要将这项工作亲自抓在手上，认真抓好落实。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各单位的实际，尽快召开相关会议，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体关工委成员以及社区、村组、学校和有关单位的关工组织，使其真正落到基层、落到实处。 三是要在提高教育成效上下功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指导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行动纲领，也是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指南。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关工委要把学习贯彻《意见》列为今年工作的重点内容，认真组织学习，积极开展宣传，加强对社会、家庭、学校和广大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进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要深入进行调研，了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理清思路，重点围绕“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培育良好的道德文明行为和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任务，扎实开展各种活动，增强服务观念，改进工作方法，努力开创我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新局面。 同志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关心下一代工作，这些都预示着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我们要抓住时机，乘势而上，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学习好、贯彻落实好，努力为做好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议论文范文第5篇

2010年，我校党支部将以区教育局党委工作要点为指导，抓好和完成各项工作。认真学习、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抓好各项工作，为我校实现新发展积极努力，特制定本年度学校党支部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2010年，学校各项工作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全面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质为核心，以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重点，围绕学校的办学目标，树立党员、干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落实工作措施，凝聚所有的党员、干部、教职员工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而努力奋斗。

二、工作重点

坚持在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上下功夫，坚持在建立和完善党组织的建设上下功夫，坚持在发挥党员阵地上下功夫，坚持在党员干部作风上下功夫，坚持在建立和完善党员管理及党组织评议考核上下功夫。

（一）抓好理论学习，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

1、深化学习内容：全体党员继续抓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工作和学习。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精心安排，认真落实。及时完成落实新的学习任务，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

2、丰富学习形式：一是要利用各种会议，提高学习效果。通过政治学习、理论研讨、先进事迹报告会、先进经验交流会等形式，进行集中宣讲、专题辅导。二是通过黑板报、广播、宣传栏、橱窗等途径宣传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思想。三是通过写心得体会，做读书笔记，摘录资料、办宣传专栏，进行演讲、征文、知识竞赛等形式提高学习效果。四是利用各种培训，提高学习质量。五是利用开展“创学习型班子、创学习型干部、创学习型党员”活动和开展“两转两促一教育”，落实好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建设。

3、抓牢学习对象：学习做到重点培训和全员培训相结合，让党员学习教育举一反三、立竿见影。让党员的学习与评先选优、民主评议结合，与党支部的考核评比结合起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带动好教职工的学习，在教职工中大力宣传党的基本思想、基本路线，提高理解和支持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意识。

4、严格学习要求。一是明确学习目标。会前查资料、有材料；会中有记录、要讨论；会后有心得，有收获。二是数量要求：集体学习不少于40学时，每位党员学习笔记不少于10篇，心得体会不得少于2篇。三是注意分析总结。分析学习经验和取得的收获，及时推广和提高。四是注意资料的搜集整理。将学习资料进行整理归类，保留备查，为提高学习效果提供保障。

5、抓好组织建设：①整顿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对党员强化思想教育，加大管理力度，认真建立和落实各项制度。严肃党的各项纪律，消除不良作风，提高战斗力和免疫力。②加强党的基本知识的学习。通过召开先进党员交流会，达到借鉴和学习目的。③建立健全制度，落实考评措施。通过开展争先创优活动，表彰优秀党员，增强支部活力。

（二）抓好队伍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加强党员的管理和考评。建立和完善党员个人档案，便于了解党员基本情况。建立党员管理制度，做好党员的考评，把党员的考核与党员的评先选优结合起来，与党员的业绩结合起来，促进党员进步。

2、加强党员教育。对党员不仅通过召开会议进行专题学习，还要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来教育，在党员中广泛开展“自警、自励、自省、自重、自爱”活动。

3、抓好党员作风建设。一要抓好工作作风建设，以师德师风建设活动为载体，通过考评，使党员形成严谨细致、认真负责，勇于创新，高度自觉的工作作风。二要理论联系实际，杜绝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抓好学习风气建设。三要提高道德修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修炼，注重生活细节，尽力维护党员形象，抓好党员的生活作风建设。

4、抓好党员民主评议工作。在评议中，要抓好自查自纠活动，切实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敢于亮出问题不怕丑，提高思想境界，改进不良作风，纯洁党员思想和作风。采用群众参与评处，提高评处质量，使民主评议工作成为促进党员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表彰先进，鞭策后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培养和发展新党员。通过谈心、培训、参加活动等方式，加大建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坚持在德才兼备、思想成熟的建党积极分子中吸收和发展新党员，以增添新鲜血液，壮大党的队伍和力量。

（三）抓好阵地建设，充分发挥阵地育人功效。

1、完善和规范党员活动阵地。进一步拓宽阵地内涵，创新阵地形式，使党员活动阵地富于时代性、典范性、创新性。能寓教于境，最大程度地发挥教育作用。

2、抓好“”制度。完善“”制度，让“”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教育党员的主要途径。

（四）抓好制度建设，保障党建工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