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的作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1篇

金溪仰山小学五(3)班

你的第一责任是幸福！今天，我和朋友去买书，可又因为争执，买完那本——《感恩生活》后，我们谁也不理谁。

这时，一位正在看书的老爷爷走过来，笑着说：“怎么了，啊？”

我不好意思了，但毕竟是在气头上，丝毫没让人发觉“吵架了！”

“这天气，早晨还阳光明媚的，现在怎么下雨了？”老爷爷沉思了一会说。其时现在的天气一直很差，只不过我知道这是我的心情不好罢了。老爷爷看到了我手里的书。

“你看了不少吧！你们的第一责任是什么？宽容又像什么？”老爷爷问道，并摸了摸我的头。

“你的第一责任是幸福，宽容好似阳光，这些书上有的！”我脱口而出。

“书，要慢慢去品，品出人生的味道，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争执。友谊也是来之不易的！”老爷爷意重深长地说。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2篇

在楼下，我们站好了队，艰苦的训练就这样开始了。

定立的训练使得我们好多的同学精疲力竭，好多都是爬着出去的，练到最后才是胜利者，为此我都是最后一个走出训练场，两脸通红通红的。

艰苦的训练之后就是吃饭，吃饭前大家一起来唱军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各班值日的学员把饭添好了之后，排队进入吃饭，假如有抢菜现象发生，教官就会罚他，别以为会不让吃饭，恰好相反，他力求把你撑死，给你一个清醒的教训——军校的饭有的是。

中午休息两个小时，假如有一天没有睡着，你就是不合格的学员，为此可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在下午的训练之后，在夜里，我们一起洗澡，一起洗一天的衣物，互相帮助挤干毛巾，倒也求地个快活。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3篇

在《长日留痕》中，作者分别以两条时间线来展开情节，二者相互交织，并行不悖。其中一条时间线是史蒂文斯驾驶汽车旅行的六天，它匀速向前；另一条则是史蒂文斯在旅行途中对于过往的回忆，它显得跳跃凌乱。虽然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关于史蒂文斯的一场拜访之旅，然而作者并不以关于旅行的时间线为叙述重点，而是以回忆的内容作为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回忆的本质立足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它检视和保留了值得回忆的、建构身份认同的和指向未来的东西”[1]。因此，当作者切换到回忆这种有所选择、有所遮蔽的叙事方式时，史蒂文斯的叙述中便充满不确定、甚至前后矛盾的的话语。作品的双重叙述路径凸显了回忆叙事的不可靠性。一方面，史蒂文斯的叙述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史蒂文斯的改变，他对于往事也流露出不同的态度。这使得情节在真实与虚假的交织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变化。

在史蒂文斯的叙述中，这种不可靠性集中体现在史蒂文斯对于前主人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倾向的评判上。在二战后，社会各界纷纷对于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倾向进行了指责。一开始，史蒂文斯试图对此进行不符合事实的辩解：“在我为勋爵工作的所有岁月里，我的职员队伍中曾有过许多犹太人，而且我要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从未因为其种族之故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待遇”[2]。然而在试图找出这些“无理指责”的来源时，史蒂文斯的回忆中则透露出几件达林顿勋爵在事实上的反犹太行为。例如“我记得他交代我停止对当地一家定期来到府上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因为该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与犹太人类似’”[3]。以及达林顿勋爵以“我们达林顿府的职员中不能有犹太人”[4]为由，命令史蒂文斯解雇了两位并无过错的女仆。

而史蒂文斯之所以竭尽全力地为达林顿勋爵作漏洞百出的辩解，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只能是这样的人：他能自豪地陈述自己多年的服务经历，而且宣称他曾施展才华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过力——通过后者，他也曾服务于全人类”[5]。史蒂文斯充满矛盾的叙述彰显了其内心的虚荣和自我欺骗。他不愿承认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倾向，是因为一旦承认，便意味着达林顿勋爵不再是一位“伟大的绅士”，自己也就不再是一位为“伟大绅士”服务的“杰出管家”。通过回忆的不可靠叙述，他重构了事件。他坚定的断言达林顿勋爵从未有过反犹太倾向，是为了竖立起达林顿勋爵作为“伟大绅士”和自己作为“杰出管家”的形象。

韦恩·布斯曾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不可靠叙述”指的是：“倘若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其叙述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6]。在《长日留痕》中，当主人公史蒂文斯以回忆展开叙述的时候，他便“掠过记忆，时而审视，时而回避，两者交替进行”[7]。这种将记忆碎片有所选择的呈现的行为，造成了对历史事实和作品本身标准的双重背离。这不仅使情节在真实与虚假的变换中更加扑朔迷离，也使得主人公分裂为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

2.叙事视角：两个自我的对话

虽然作品从始至终都是以史蒂文斯作为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然而这第一人称叙述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视角，即叙述自我；二是作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时间的视角，即经验自我。[8]其中，经验自我讲述了史蒂文斯在过去三十五年里的经历，叙述自我则讲述了他在六天旅行中的见闻以及他对于往事的看法。

史蒂文斯是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矛盾统一体。在他的叙述中，叙述自我时而为经验自我做出辩护，时而为经验自我感到懊恼。这证明了史蒂文斯对过去的一些事情依然感到窘迫或惭愧，这份窘迫揭示了史蒂文斯性格的另外一面。即他并非仅仅是一个冷漠、克制、不近情理的机械化管家，同时也有其敏感、柔软、善良的一面。

例如，在每次回忆起与达林顿勋爵有关的往事时，经验自我都要反复强调他是一位“杰出的绅士”。然而无论是面对新主人法戴拉的朋友们的询问，还是面对旅行过程中陌生人的好奇，叙述自我始终都不愿承认自己曾为达林顿勋爵服务过。对此，叙述自我试图做出辩解：“在我看来，因为我尽量避免听到更多关于勋爵的此类胡言乱语，这似乎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我那古怪的言行；换言之，我在上述两个事例中均选择讲述善意的谎言，是将此作为避免任何令人不愉快之事的最简单的方式。”[9]

叙述自我对于“也许你会认为我现在处于某种原因会对我与勋爵的交往而感到窘迫或是惭愧”[10]进行辩解，是因为这与经验自我的观点背道相驰。然而叙述自我含混不清的“为了避免不愉快之事”的解释，却并不具有足够的信服力，反而凸显出了他极力遮掩的窘迫和惭愧。在这一段辩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蒂文斯这个人物形象处于两个自我的矛盾之中，介于自欺与清醒、虚荣与坦诚之间。因此，对于史蒂文斯这个人物，需要读者进行双重解码，才能超越叙述话语的表层，探寻人物的真实形象。

3.叙述声音：在反思中回归真实自我

有评论者认为，史蒂文斯的英国西部之行是“一次尝试，从而摆脱来自达林顿府以及来自自我的束缚。”[11]的确，在离开达林顿府之后，史蒂文斯才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待在达林顿府工作时的自己。在他的回忆中，出现了分别由职业身份和私人情感所发出的两种对立的声音。这让他陷入了面具人格和自然人性之间的挣扎。随着旅途的进程和不断的回忆与反思，史蒂文斯逐渐向自然人性回归，并最终找回真实自我，明确了未来之路。

这场转变集中体现在史蒂文斯对于曾经的同事肯顿小姐的叙述上。肯顿小姐曾和史蒂文斯一起在达林顿府效力，并在长期的工作中对史蒂文斯暗生情愫。然而史蒂文斯一直秉持着“杰出管家”的的信条，即：“他们绝不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论那外部事件是多么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者令人烦恼。”因此对于肯顿小姐的热情，史蒂文斯始终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这让肯顿小姐伤透了心，最终决定离开达林顿府嫁给他人。她的来信是史蒂文斯下定决心开始这场旅行的感情动机。然而史蒂文斯在前半部分的叙述中并不愿承认这一感情动机，而是反复强调其职业动机：“因为我突然想到，这次开车旅行可以很好地用于职业目的。”[12]以及“我希望我们的会面——除了几句场面上的非正式寒暄外——主要还是职业性的。”[13]

石黑一雄本人曾对史蒂文斯有过这样的评述：“他为何要说某些事情，为何在某些时刻提到某些话题，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这取决于他没有说出的那些事情。”[14]因此，史蒂文斯反复提及的动机，往往只是用来遮掩其意图的一种托辞。实际上，史蒂文斯对于肯顿小姐绝非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无动于衷。

几乎在史蒂文斯回忆中的每一个场景里，都有肯顿小姐的身影。然而给史蒂文斯留下无法磨灭的记忆点的，是肯顿小姐的一次哭泣。在肯顿小姐唯一的亲人过世之后，史蒂文斯仅对肯顿小姐表达了几句礼貌客套的慰问。这让在人前强忍悲痛的肯顿小姐再也无法自持，躲进自己的房间内痛哭了一场。在史蒂文斯的回忆里，“那一刻曾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据回忆，当我就像那样站在那儿时，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情感在我体内升腾起来。”[15]这种“特别的情感”凸显了肯顿小姐在史蒂文斯心中的重要性，泄露了一直压抑自身情感的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的真实感情。

史蒂文斯用对公众的态度处理了自己的情感，用面具人格遮蔽了自己的自然人性，最终导致自己错失了一段真挚的感情。在与肯顿小姐见面之后，史蒂文斯终于明白再无挽回的可能。肯顿小姐明确拒绝回到达林顿府，并表示会和自己的丈夫共度余生。在这一刻史蒂文斯彻底坦露了自己自己的内心情感：“说实话我——我为何不该承认呢？在那一刻我的心行将破碎。”[16]

在旅途的最后一站韦茅斯，史蒂文斯孤身一人坐在码头上的长椅上，默默望着华灯初上时喧闹的人群。通过这一场回忆之旅，他逐渐认识到过往的自己是多么虚荣和偏狭，并逐渐找回真实的自我。面对余下的人生，他最终决定“停止过多的回顾过去，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而且应尽力充分利用我生命的日暮时分。”[17]

4.结语

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在谈到石黑一雄的作品时曾这样评价：“（石黑一雄）是我们当中最擅长阐释“失去”这一主题的诗人。”[18]的确，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他总是用回忆去追寻“失去”的东西，而这回忆的过程也伴随着认同与回归。表现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通过回忆过去，对于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他最终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坦然承认对肯特小姐的感情，对达林顿勋爵的态度也趋于客观。回忆作为作品的主要叙述方式，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参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

 

注 释

[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本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50页

[2][3][4][5][9][10][12][13][15][16][17][英]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第138页，第110页，第119页，第8页，第133页，第199页，第227页，第231页

[6]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7]Newton,Adam Zachary.“Telling Others:Secrecy and Recognition in Dickens,Barnes and Ishiguro”.Narrative Ethics.Cambridge,Mass:HarvardUP.1997.241-85

[8]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P95

[11][14]Shaffer,Brian W.Understangding Kazuo Ishiguro[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p64

[18][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直言不讳：观点和评论[M].徐颖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叙述视角；对话；记忆意识；叙述交流

《剥洋葱》对于格拉斯而言，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学回忆小说。在小说中，格拉斯首度表露自己曾是纳粹党卫队（Waffen2SS） 队员的“黑历史”。十五岁的格拉斯，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曾自愿报名参加潜艇部队。小说回忆了他的童年和士兵的经历，以及九死一生后被俘虏难忘的经历和战后早期各种的动乱。对格拉斯而言，这是一个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坦诚，是一个伟大作家对民族的深刻反思。他肩负着“共同责任”前行中所承受之重。对于一个战争幸存者而言，这种在战争中的人性拷问，在战争多年后仍然存在，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从这一点来说，格拉斯的回忆性写作值得我们尊敬。

一、独特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

格拉斯是当代文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叙述艺术家，作为作者的格拉斯曾说过：“我们的回忆录‘自画像’可以具有欺骗性，而情况往往也的确如此。我们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粉饰性的戏剧化处理，将之打造成趣闻逸事。”。因此，在文中格拉斯既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者，又是以自身经历及经验为写作背景的回忆者。他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解读作为被叙述对象的“历史主体身份”，叙述学中称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这种叙述视角使读者能直观感受到作者所要回忆的关于忏悔、关于反思、关于批判的一切。

“我和他的关系何止是近，却不得不穷于应付那些对他来说不是可耻的事，不会给他打上耻辱烙印的事。”这段叙述透露出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那些对他来说不是可耻的事”，但是对于“我”而言却是“打上耻辱烙印的事”。体现了“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看法不同。

“讨债的实践还给我带来别的收益，不过这种收益在几十年后才作为叙事的素材或乏味的物权显示出它的好处来。”。像上述的叙述场景在文中时不时出现，格拉斯对往事剖析与反思的观察角度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追忆性角度。读者可以感受到叙事者和过去的时间之间的距离。叙述者常常放弃追忆的眼光而使用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叙事。让读者最接近事件的第一现场，从而产生很强的正在体验事件的效果。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格拉斯还通过其它的叙述方式来进一步加强真实感的效果。这种叙事模式一般能让读者直接接触叙述者的想法，并以一定的叙述时间差，带给读者叙述距离，使回忆更加接近真实。

二、“当下之我”与“过去之我”双重的对话

在小说的文字叙述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交错前行的时间层面，表现在叙述特征上，就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不断转换，以至于同一句子里会出现“我和他”同时登场，处于一种特殊的张力关系之中。

常以第三人称称谓当时的自己，如“他”“叫我名字的男孩”“傻小子”“那个男孩”“使用我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虽然名称不同，但用意是一样的，都是借以拉开距离进行自我审视，并强调当时的年龄。

“我看见的就是我自己这样灰溜溜的形象，看见自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我看见了自己，同时也看见了他。”，“我看见我”这种现象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在文中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为线索，穿梭于以“现在的我”与“年轻的我”展开的一系列话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盘问和质询，以揭示当时的隐秘心理与行为。其目的在于，以一种客观的、清醒的“外位者”身份获得自我忏悔与批判的角度。

如今作为剥洋葱的作者，他通过这种双重自我之间的张力，对“不会失去时效的过去”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在“我”与“他”之间不断变换中相互补充，才能逐步接近真实。

三、批判性记忆意识――回忆与记忆

格拉斯构建的文学回忆本身具有可疑性，格拉斯正是通过这样盘问、质疑性、批判性的记忆仪式告诉读者不要遗忘历史。

《剥洋葱》出发点是通过讲述个体的生平进入读者的意识，启发读者的思考与反思。对于德国读者而言，他首先反思的可能是他自己、他的家人或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唤醒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在文中格拉斯表示自己在面对“罪与责”的过去曾一度沉默。我们从格拉斯的叙述声音中可以感觉到一位老者在直面自己过失时的畏惧，使我们更加敬佩的是在事隔六十年后，在格拉斯拥有无数荣耀之后，这位老者选择坦白自己过失的勇气。

四、作者与读者间的叙述交流

回忆文学在格拉斯这里既被赋予了反思的功能，有着明确的指向性，与此同时它又作用于叙事本身。《剥洋葱》对于格拉斯而言，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学回忆小说。在作者的叙述中，读者从一开始就是积极的参与者，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格拉斯积极地“忏悔”是一面镜子，跟随回忆的足迹，使读者反思自己的行为。阅读的过程就是读者从回忆文字中建构故事的过程，也是读者对回忆的各种叙述手法进行反应的阅读体验过程。

格拉斯自我意识的表达在于向公众展示自我的价值观体系、道德标准、思想意识，从而实现叙述交流。读者随着文本的叙述，展开对叙述者的质疑，对文本结构产生思考，带着自身特有的情感经历、思想意识，与文本结构中的“忆者”进行双向交流。让读者本身参与叙述文本的思想交流，更接近叙述者最真实的想法。尤其是读到他是如何像剥开一个洋葱头一样，去掉一层层地覆盖在往昔岁月之上的尘埃和粉饰，一步步地解剖自己，使读者更能深切地体会格拉斯痛苦却又坚定地向最敏感、最隐秘的记忆深处挖掘的决心。

五、最接近真实的回忆

格氏作品常在时间长河中反潮流。《相聚在特尔格特》谜一般的首句就是例子：“明天曾发生的事情，昨天将会发生。”，《我的世纪》的开头也让译者伤透脑筋：“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这次也不例外，《剥洋葱》对顺序并不太在乎。格拉斯引用自己数十年前的类似名言：“以后发生的，总是以前有过的”。于是隔着60 年的时间跨度，现在的“我”如此沉重地目睹当年的“我”跌跌撞撞地度过二战的最后岁月。在作家“我”剥洋葱的过程中，一个回忆着、叙述着的老年的“我”和一个被回忆、被叙述的少时的“我”常常面对面地登场，处于一种特殊的张力关系之中。

文化记忆是封尘在树脂化石里的经历和体验。与琥珀相比，洋葱有动态的属性。回忆会像洋葱那样辛辣，刺激，让人流泪和难受，它的意义不在于凝固，而在于液化，在于流淌，在于运动。《剥洋葱》中的回忆时而吹毛求疵， 毫无必要地追求准确，时而却毫无道理地留下明显的漏洞。借用沃尔福冈・伊瑟尔的概念，可以称这些漏洞为不确定性。叙述者的话虚虚实实，真伪难辨，他不仅不断地质疑自己，还不断与“过去之我”对话，将疑问指向读者，让读者在几经折磨之后最终放弃寻找正确答案。

六、小结

格拉斯以栩栩如生的文学表现手法让我们了解了历史的细节。告诉读者回忆的真实性与细节性。运用与历史超距的对话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故事与叙述引入一个无比真切而又虚幻的空地。使得读者必须紧跟着叙述者的足迹，寻找那可能不存在的真实。这是格拉斯的独特的叙述策略，展现的是“另外的真实”，这也就是最接近真实的唯一途径。其实负重的回忆让生活更加真实，这就是格拉斯文字工作的使命所在。

作者对于批判性记忆意识的认识：回忆过去的目的是要展示它对于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性，讲述故事为的是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所犯的错误，对“不会失去时效的过去”进行了批判的反思。最终能从历史中学到点儿什么。反观，当下的中国文学正是缺少这一份对历史真挚的敬畏与深刻的反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创作上，作品的创作往往蒙上政治色彩，困在象牙塔中，企图摆脱历史的枷锁，高歌一切的美好，却忽略了正在腐g的花朵。遗忘关于苦难中国的历史。和德国人一样，我们也曾有过不堪回首的年代，也和格拉斯一样，走过一些或明或暗的日子，同样地，我们也应该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以史为鉴，在反思中前行。时代呼唤格拉斯式的道德指南，时刻敲响世人的警钟，忘却过去就是重复过去背叛历史，只有回忆和反思，才能走出过去的阴影。

参考文献：

[1]马娅.醒世之鼓――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M].云南：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4-59.

[2]魏育青，王滨滨，吴裕康译.君特・格拉斯：剥洋葱[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4-139.

[3]魏育青.撕开伤口，拒绝忘川――格拉斯剥洋葱中的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60-66.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格拉斯；《剥洋葱》；事实；虚构

中图分类号：1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15-06

一、自传姓“历”还是姓“文”

168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第一次提出“传记”这一词，从那时起到19世纪末，人们一直把传记看作是历史学的分支。这样划分既牵强但也名符其实。一般人认为历史学探讨的是与人类的过去有关的问题，研究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人物也可以是历史事件。如果这样理解历史学的话，自传作为历史学的一种就牵强了，因为历史学研究的人物肯定是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的人而非小人物，但Biographie在拉丁语中Bio-意为生平，-graphie意为写作，传记即写一个人的生平，从定义上看并非只能写名人或历史大人物，从理论上讲传主可以是任何人。历史研究的人物范围要比传主的范围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传记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是牵强的。理论上传主可以是任何人，但在实践中一般来说都是给名人立传，名人又必然要与他生活的时生联系，写他的生平自然是历史学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把传记归于历史学也说得通。到了1886年，美国学者菲力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又把传记从历史学中剥离出来，把它看作文学。所以传记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在历史与文学中纠结。

自传一词比传记出现得晚，于1797年首现英国。它在德国也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现，但那时叫selbstbiographien beruehmter Maenner(名人自传)，现在意义上的自传源自19世纪。Auto-意为自己，顾名思义，自传就是自己写自己的生平。德国人格奥尔格・米施(Georg Misch)1907年给自传言简意赅地下了定义：“它(指自传――本文作者注)几乎只能通过它的表述来解释：一个人书写(graphia)他自己的(auto)生平(bios)。”既然自传是传记的一种，也就注定了其定位的困难。德国学者加布里尔・沙巴赫(Gabriele Schabacher)在其著作中把如何看自传分为四个阶段。1900-1920年代人们通常把自传看作是文献，50年代人们把自传看作是艺术作品，70年代把自传看作文体，80、90年代把自传看作是文本及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除了对自传是事实还是虚构(fact/fiction)的探讨始终没中断外，另外一个没停止过争论的问题就是自传是否存在，争论的一方给自传献上了花圈，宣告它已死亡，因为自传是一种虚构，和其他任何文本没什么两样，而一方则坚称自传仍完好无损地发挥着作用。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后现代的自传作品已不同于传统，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虚构化，二是文学化。虚构化指自传与小说之间的界线模糊，文学化是指自传吸收了文学虚构的表现手法。

二、自传中的真实性

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家们不相信自传中的叙事与外部的真实相符②，叙述是真实的，但只是对作者而言。所以自传应有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之分。不管自传作者怎么想完全忠实于实际地讲述，也不可能在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之间划上等号，正如罗伊・帕斯卡(Roy Pascal)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自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记忆；就算使用文献对记忆进行补充，自传的质量也好不到哪儿去。”回忆是很主观的事情，回忆什么，怎么回忆，何时回忆都取决于自传作者，他一生经历那么多的事儿，不可能全都叙述出来，必然有选择。另外怎么回忆不是完全取决于往事，还取决于目前回忆时发生的情况。巴尔特特(Barttett)也说过：“记忆总是为了迎合当前意愿的需求而对过去事件加以重构。”此外回忆的视角也影响着自传。更重要的是，人的记忆本身不能完全被信赖。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力是相当脆弱的，它不可能像照相机一样把往事原封不动地还原，正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说：“记忆是对我们所体验到的事件的记录，而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复制。”

如果说自传有虚构性质并不是指作者有意说谎，而是指回忆本身是不可靠的，格拉斯在《剥洋葱》里也称回忆这位“女士”是“最不可靠的证人”，而且它“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这是用比喻这个文学手段表明回忆的不可靠。回忆的不可靠也被记忆科学的研究所证实。出于各种原因，自传作者都会有选择性地回忆，这是自传作者的有意行为。但回忆还制约于客观因素，因为记忆如记忆专家夏科特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脑各种进程与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体系均有它们的神经原结构，记忆不是唯一的统一体系，除了对往事的回忆，还有其他因素纠缠其中，还有内含的、没意识到的回忆。回忆是主观的体验，随着回忆与所经历的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拉长以及空间的转换，回忆必然变得模糊，回忆的内容必然不同。所以回忆不可靠不是说回忆者有意“说谎”，而是各种客观条件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回忆者说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真假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当事者本人都无法分辨的是非我们外人又怎能辨别?

在后现代自传理论家眼里，不仅主观性的内涵有了变化，历史也已不是原来的概念，历史不是事实的堆积，而是在文本的回忆空间中诞生的，是过往与当下完全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历史丧失，现实消失，主体消亡”，这导致自传概念界线变得模糊，如今自传家恰恰要在写作过程中寻找自传的东西，主体性只在写作过程中展开，作者不是在语言外，而是在语言内寻找主体性，寻找这个语言外不存在的“我”，思维也是在语言中逐渐展开。随着认识论从意识哲学转为语言范式，语言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重新表述。换句话来说，自传也是一种语言范式。所以解构主义者们在喊出“作者之死”后，又宣布了“自传之死”。

三、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

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有对等的时候，一部自传不可能全是虚构，丹尼尔，夏克特有一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他说：“就往昔经验的一般特征而言，我们的记忆往往是准确的；但当我们要回忆一些具体的经验细节时，我们往往会发生各种类型的偏差和歪曲。”⑤在《剥洋葱》里，我们能找到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对等的地方，如格拉斯加入纳粹的事实，这一事实在文本外有案可查。德国媒体在《剥洋葱》出版后在德国军事博物馆找到了格拉斯在战俘营的档案，上面有他在纳粹军队里的铁证。@此外他当矿工、画家、作家的经历都是事实。但就《剥洋葱》整部作品而言是不是文本真实性与

历史真实性完全对等?对此是有疑问的。疑问的依据是《剥洋葱》完全是用文学手段写就。

上面已提到后现代自传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在《剥洋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自传的整个大环境发生了改变，现在的自传与传统的自传已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一方面有作家格拉斯的主观因素。在与媒体的访谈中，格拉斯曾说他不相信自传，也不想写自传，2003年德国《明镜》周刊问他：“您会在某个时候写自传吗?”他回答说：“这始终是一个以什么形式说谎最好的问题，我不太相信自传。如果我有可能以某种变体来讲述自己的话也许很有诱惑力，但我确实更喜欢以虚构，也就是小说的密语形式写的自传。”在与法兰克福汇报的访谈录中说到60年后打破沉默写自传的原因时他说：“在我开始写这本书前，毕竟得需要克服一些东西，因为我基本上对自传持有异议。许多自传想愚弄读者，说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由此可以看出，格拉斯喜欢小说与自传相结合的体裁。这种对自传的不信任源于格拉斯对经典的拒绝，他对待现实的方式就有别于传统，把幻想、童话甚至神话纳入现实中，可见，现实的领域在格拉斯那里被大大扩大了，或换种说法，在格拉斯那里现实与虚构的界线被抹杀了。

以文学手法写自传还有客观因素，那就是只要一动笔写，格拉斯就不由自主地滑到虚构中去。在与齐默尔曼的访谈录中格拉斯说：“我无法写自传体，因为我很快就会陷入文学的谎言之中。”对于自传，格拉斯并不看中叙述的是否是事实。他认为自传如能体现作者丰富的逸闻趣事和敏锐的观察力，那么这样的自传体的书就会很美、很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传中描写的东西是不是事实对格拉斯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剥洋葱》的自传写作手法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问句多。在格拉斯看来，用什么样的写作手法与作家所拥有的素材有关，素材不同则写作方式不同。对于《剥洋葱》这部作品来说格拉斯有什么素材呢?除了他的经历与记忆力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就是一张照片、一个注册证、一个琥珀。仅凭经历与记忆力有许多事情是无法确认的，在格拉斯这个回忆洋葱上很少有准确的日期记录，他在《剥洋葱》中也说：“只要涉及到时间，我就不得不承认，许多准时开始或结束的事情，在我这儿却是迟迟才响起。”

大家都知道问句一般是用来对不知并感兴趣的事物或人进行提问的。在德语文学中问句的功能大都是修辞作用。《剥洋葱》中有些问句确实具有修辞作用，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对往事的记忆无把握，比如：“这一切，而且不止是这一切，构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者《道连・葛雷的画像》也在帘布后的图书宝库里?还有哪些狄更斯的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在随时待命?”“我的‘我’又冒出来了，虽然前所未有、后难再现的饥饿折磨我的起始时间只能大致确定：自五月中至八月初?”@通过众多的问句，文本的真实性也打上了问号。

有些评论家之所以把《剥洋葱》称为小说，是因为它确有文学特征，书中有许多比喻和隐喻，此外，作品中还运用了叙事文学中的间接内心独白(内容是第一人称，语法形式是第三人称)，如：“他思考什么?想不起来了。”文学中常见的场面描写书中也比比皆是，哪怕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很具文学性，如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时，格拉斯写道：“两腿还在瑟瑟发抖，眼前的惨景扑面而来。幼小的树林被撕成了碎片，白桦树如同被搁在膝上喀嚓一声折断了一般。有几颗炮弹碰到树冠提前爆炸了，周围都是人的躯体，有散落着的，有叠在一起的，有一命呜呼的，有苟延残喘的，有蜷曲着的，有被树枝扎穿的，有被弹片炸得百孔千疮的。有些躯体像演杂技似的打成了结。也许还能找到七零八落的尸块。”格拉斯以栩栩如生的文学表现手法让我们了解了历史的细节。有时历史不忍细看，而有时历史非要细看。

另外《剥洋葱》中常有第三人称的叙述。虽然自传体不一定非用第一人称，但格拉斯用第三人称不像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所说的表明高傲或谦卑的态度，而是有三个效果，即距离效果、伪装效果和辩解效果。格拉斯在自传中用第三人称仿佛是在谈论他人，讲的是一个虚构人物，而不是叙事者自己：“当时的‘我’虽然对我来说并非完全陌生，但是已不存在，像个远房亲戚渐行渐远。”

在《剥洋葱》中写战前的部分用“他”比较多，有时也用“你”，但写到战后就有了转折，“他”大大渐少，只出现几次，大部分都用“我”了，到书的最后基本就没“他”了。因为相对战前经历而言，战后的经历他更能把握，能在经历者“我”和叙事者“我”之间划上等号，不必再用第三人称，正如格拉斯在书中所承认的那样，“我现在(指战后――本作者注)无所顾忌地说‘我’已很老练”。

《剥洋葱》第三个特征是运用文学创作手法表现某些概念，比如把回忆与记忆用洋葱与琥珀喻之。把琥珀作为记忆的隐喻是格拉斯首创。我们可以把《剥洋葱》中关于记忆的隐喻简化为“记忆是琥珀”。按照隐喻理论，隐喻由本体和喻体构成。按格哈德・库而茨(Gerhard Kurz)的分类，隐喻有三种，一种是创造性的、有活力的，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已成为辞典中的词的。不管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三种隐喻相互作用，且各种隐喻有不同的效果。格拉斯把琥珀作为喻体比喻记忆是属于创造性的。在他之前对记忆不乏名人的多种比喻，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蜡板、弗洛伊德的神奇书写板。按一般人的理解，本体与喻体之间应该有相似性。如果不看上下文，我们很难把琥珀与记忆联系起来。在汉语中，琥珀意为“老虎的灵魂”，即老虎的灵魂化为了琥珀。就是西方人，说起琥珀也不会联想起记忆，琥珀在中古低地德语中意为易燃的石头。它可以用作饰物、宗教器物或吉祥物。但中西文化也有相似之处，即都可以把琥珀作为护身符。为什么格拉斯会把琥珀作为记忆的隐喻?波兰是盛产波罗的海琥珀之地，但泽是琥珀加工业的重镇，且是格拉斯的故乡。在《剥洋葱》中，格拉斯交待了他拥有琥珀的来历，也许是在波罗的海岸边发现的，也许是在立陶宛一小贩那里买的。我们怎么看琥珀与记忆之间的不相似呢?季广茂在其著作中提到隐喻与相似性的关系时说：“在某些情形下，隐喻先于相似性，相似性是隐喻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相反――先有了相似性，才有隐喻。美妙的隐喻并不比较两个假定相似的实体，而是在一般人看来并不相似的不同事物之间发现相似性。这正是妙喻的奇妙之处。”不从相似性看隐喻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相似性的概念太宽泛，比如说“女人是花”，花有许多属性，到底女人在哪方面与花有相似性呢?是说女子有花香?还是说女人像花一样美?还是指女人像花一样容易凋谢?琥珀同样有不同的属性，比如它燃烧时散发香味，摩擦时易生电，生成年代久远，是珍贵的材料，可以包裹植物或昆虫等等。如果没有上下文我们很难知道琥珀的隐喻意义到底是什么，要想理解这个隐喻，必须把它置于《剥洋葱》整个文本语境中。我们可以知道格拉斯强调的琥珀属性之一是它里面有包体，“我发现或者买下的这几块琥珀都有包体。在这一块水滴状的化石里似乎是冷杉针叶，而在那一块发现的东西里可以辨认出青苔般的藓类植物，另一块里则是永生的蚊子，细小的蚊脚都能数

得清楚”，“其他琥珀的包体不同：有苍蝇，有蜘蛛，还有小甲虫”。在《剥洋葱》中琥珀另外一个重要属性是历史悠久：“有一次我还发现了一块核桃大小的琥珀，里面是一条蜈蚣似的虫子经历了海地特人(居住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古老民族，语言属印度日耳曼语――译者注)、埃及人、希腊人、罗马帝国还有别的什么时代。”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用隐喻必有其用。张沛在其著作中将隐喻的功用分为几种，一是修辞作用，二是情感作用，三是认知作用。琥珀在《剥洋葱》里作为隐喻无疑有修辞功用。虽然当代西方学者谈隐喻都是从文化层面上着眼，探讨的是所谓的宏隐喻，但不能否认隐喻的传统修辞效果，其基本方法就是替换与比较。《剥洋葱》中琥珀既喻抽象的东西也喻具体的东西。具体的东西如身体中的弹片，“我的琥珀把东西保存得更清楚，能认得出里面的包体：先是一只蚊子或小蜘蛛，然后是另外一个包体――炮弹碎片――能回忆起来，它躲在我左肩膀里，不妨说是一个纪念品。”此外包体也隐喻着叙事者“我”：“对着光，照上足够多的时间……我就能看到自我，我取代了琥珀包体中的昆虫，刚才还是一只扁虱，现在成了我的全部……”“但是，树上松脂的香味还是包围了他，终于将他紧紧地裹了起来，宛如虫子在那块琥珀中永生并自称是我的化身。”

但在《剥洋葱》中琥珀主要是记忆的隐喻。格拉斯在作品中以文学手法探讨了回忆与记忆的关系。前者以洋葱喻之，后者则用琥珀。两者不管在分类、材质、味道和作用上都完全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事物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植物宝石，易腐烂一坚硬，辛辣一芬香。对于前者格拉斯是不相信的，认为回忆不可靠。他把回忆用洋葱喻之确实很形象，因洋葱是植物，易腐烂，不能长久的东西自然不可信，或用格拉斯书中的话说回忆这位女士是最不可靠的证人，“她喜怒无常，经常偏头痛发作，此外还有一个随行就市、待价而沽的名声”。但对于记忆，我们可以从本文提及的记忆科学理论看出与琥珀的特征是不一致的，记忆是脆弱的，它和回忆一样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格拉斯这个隐喻运用得是否恰当，有理由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