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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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冲销干预；公开市场操作；汇率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2-0016-04

所谓的冲销干预是指货币当局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同时会采取其它的金融政策工具与之相配合进行对冲。Ⅲ作为一项调节汇率和货币稳定双重目标的特殊工具，外汇市场冲销干预已成为很多国家实现内外均衡的重要政策选择。2005年7月我国再次进行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汇率制度更强调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机制，为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实施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灵活度；同时，也对其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改进外汇市场冲销干预并实施科学合理的外汇市场冲销干预来实现干预效益的最大化就成了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国外央行冲销干预措施

(一)公开市场操作

所谓公开市场操作，就是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的方式来回收由于外汇占款增加而导致的货币投放增加。公开市场操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实施货币政策的最主要手段，但为外汇冲销目的而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有几个关键的限制条件。首先，如果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冲销操作就可能无效，因为它们会很快地被资本的进一步流入或流出所抵消。其次，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会受到央行所持有效工具的规模的限制，尤其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缺乏足够的操作工具。冲销操作若推动利率上涨，则会鼓励更多的资本流入，被限制供给的可持有资产的价格会继续上涨，从而促进了资本的加速流入。最后，巨大的财政成本可能会弱化冲销的效果。为了冲销资本流入而发行的大量债券经常会造成政府或中央银行的巨大债务负担。

(二)补充的冲销措施

当执行公开市场操作所需的工具没有或者不足，或者执行时机已经消失时，在国外很多中央银行被迫转向使用其他措施来控制货币供给。这些补充措施包括：贴现政策、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政府存款和利用外汇掉期交易合约等。

1　贴现政策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再贴现和再贷款经常被作为一种自动的工具，使初始的贷款从商业银行或专业银行延伸到特定的经济部门。这时可以使用调整贴现率的方法，但是不能经常这样做，因为结果可能反作用于特定的经济体提供优惠信用的目标。除非这些补贴被全部消除，否则再贴现率就不能被视作灵活的工具。贴现率政策比公开市场操作具有更大的优势。由于贴现率名义上比市场利率低，因此通常其财政成本较低。因为贴现政策不像公开市场操作，它对本国货币市场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对市场利率的影响很小。在使用贴现政策时，贴现率可以变动多少，往往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资金实力和状况。

2　调整法定准备金率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是限制信用扩张的另一种方法，在有些国家，如20世纪90年代的哥伦比亚，就是为了冲销资本流入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大幅提高了法定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在中央银行对其支付利息时是一种有偿存款，相反则是一种无偿存款。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法来冲销资本流入的效果实际上与公开市场操作的效果是一样的，都可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当以与市场相同或相近的利率对准备金付息时，这一工具的成本几乎与公开市场操作的成本一样。

3　调整政府存款

吸收资金的另一种办法是把政府存款从商业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在政府存款构成商业银行存款的一大部分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这种方法在外汇冲销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它的另一个优点是，除非对政府存款中央银行支付比商业银行更高的利息，否则就没有财政成本。但是，转移政府存款不是没有负面影响，如果转移是经常且不可预期的，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就太大了。这种方法也会受到调整政府存款的可能性的限制，在很多国家，法律规定政府存款必须存放于中央银行；而在另一些国家，有些形式的政府存款不在中央银行的控制范围之内。

4　外汇掉期交易合约

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的掉期交易类似于在国内市场上做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用掉期交易冲销资本流入的方法是：中央银行在卖出外汇买进本币的同时，同意按远期汇率，在将来的某个指定的时间将其买回，买进外汇的商业银行可以将其借给本国居民，也可以将其投资于国外，但二者具有相同的效果――减少了本币基础货币。掉期交易可以满足商业银行“出口”资金的动机，产生一个反向的资本流出，这一点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的定价来实现，即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的差大于国内外市场的利率差。

二、我国中央银行冲销干预实践

(一)第一阶段(1994～1997年)

1994年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实现官方法定单价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这段时间，对内通胀，对外巨额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达到1857.82亿美元，年均顺差达451.2亿美元，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中央银行积极入市干预，投放人民币而增加外汇储备。此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外汇占款大幅上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但由于利率和资本管制，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没有带动市场利率下降和短期资本流出；相反，当时人民银行有提高利率控制国内经济过热需求，1994～1997年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持续高于同期美元利率，套利资本流入境内，进一步加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中央银行采取了减少或收回商业银行再贷款进行对冲。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央行占的比重由1993年的70.3％下降至1996年的55％。由于外汇市场干预规模很大，回收商业银行再贷款或压缩再贷款规模来进行冲销操作使得再贷款绝对规模及其在央行资产中比例以较快的速度不断下降。由于再贷款冲销相对不足，加上冲销时滞等因素影响，直至1997年，通货膨胀才得到缓解。因此，这一阶段中央银行的冲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第二阶段(1998～2000年)

这段时期内，我国内部经济由通货膨胀转变为持续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较高，消费物价指数CPI甚至呈现负增长。1998年出口增长大幅减少，资本项目出现逆差63.21亿美元，1998～2000年国际收支顺差仅为709亿美元，年均263.3亿美元，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贬值预期。由于人民币贬值不利于物价水平稳定和亚洲区贸易稳定，我国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所以央行采取的仍是稳定汇率的政策。为抑制本币贬值而在外汇市场抛出外币资产而减少人民币投放，外汇储备增加幅度下降很大，相应地，外汇占款急剧减少。央行再次采取冲销干预方式来协调这种冲突。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1998年5月央行恢复1997年停止了的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的基础货币占全部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由1998年的21％上升至1999年52％。但在我国国债的发行和交易不能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品种和期限结构单一的情况下，公开市场干预的效果不明显。再贴现政策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对央行资金的依赖程度具有被动性，所以虽然冲销政策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未改变基础货币增幅的下降。直至2000年，通货紧缩的现象才得到一定的缓解。同时，随着金融机构流动性增强和债券市场出现投机现象，人民银行改变公开市场的操作方向，开始采用债券正回购，实行货币回笼。

(三)第三阶段(2001～2004年)

自2001年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恢复高速增长，同时，央行为治理通货紧缩继续降息，但同期美联邦利率也持续下调，本外币又形成正向利差为主。伴随经济基本面好转和海外政治压力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增强。我国央行仍坚持稳定汇率的政策目标，于是必须入市干预，抛出人民币而增加外汇储备。2001～2002年增加4985.8亿美元，外汇占款比重上升至47.3％和48.9％，外汇储备的增长引致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从而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加。为稳定汇率，人民银行被迫扩大购汇规模和人民币投放量，同时，人民银行于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又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此外在公开市场操作上还频繁进行创新。在公开市场通过不断增加债券交易种类、频率等方式增加冲销力度。2003年4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并决定固定于每周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票据开始成为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一项重要工具。

(四)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

2005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加。2008年上半年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8088亿美元，截止到2008年第三季度外汇储备攀升到19056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外汇占款比重增加，基础货币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截止到2008年12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8442，陆续突破8：1和7：1的心理关口。从2007年以来我国的CPI大幅增长，到2008年二月份上升到8.7％，达到最高值，之后慢慢回落，1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CPI回落到2.4％。为稳定货币供给，央行也不断扩大公开市场买卖和回购债券的种类，提高公开市场交易频率等方式进行对冲，最大限度地增加冲销力度。一是发行央行票据。目前中央银行手中可动用的国债非常有限，短期国债更加有限，只能发行央行票据来冲销基础货币。央行票据的发行量也开始飞速上涨，2005年全年共发行125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达到27882亿元；2006年全年发行央行票据97期；2007年央行以每月增长1000亿元的外汇占款计算，每周需要新增250亿元的央行票据对冲；2008年上半年央行票据发行量更是迅速增加。二是调整利率。从2005年开始央行开始调高存贷款基准利率，2006年上调了两次；2007年上调了5次；2008年又下调了5次。三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03年9月21日开始调高存款准备金率，2006年调高了3次，2007年提高了10次，2008年上调整了5次又下调了4次。

三、政策建议

(一)灵活选择各种冲销工具组合

鉴于各种冲销干预操作方式的成本和局限性不一样，我国央行要审时度势，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和搭配，加强同国内财政、货币等政策工具之间的紧密配合，并不断扩大组合篮子里的工具数目，提高冲销能力。在我国流动性继续增加的背景下，灵活选择最优的冲销工具组合，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干预措施的成功经验，如可以借鉴韩国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债券”，发行我国的中央银行债券，以暂时取代尚不发达的公开市场业务；也可以借鉴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通过雇员准备基金调节流动性，将政府和雇员准备基金的存款从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的一个特别账户的做法。我国还同时可以对邮政储蓄、养老保险等进行类似操作，以调节货币市场的流动性。

(二)完善以国债市场为核心的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业务是西方发达国家外汇冲销干预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却不是这样。由于我国持有大量国债的银行认为国债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相应的交易基础。同时，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针对此现状，首先要加强财政国债发行与冲销操作之间配合，如改进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增加适合的货币政策操作的短期政府债券规模，进一步扩大我国债券市场广度和深度，积极推进各种信用工具创新，发掘新的可供货币当局买卖的金融资产；其次央行应重视开发金融工具，进一步增加操作的双向性。政策性金融债券、央行融资券等都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的选择工具。当然，即使用国债作为冲销工具，也会大规模使用时对国内利率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在进行冲销时，控制买卖数量，对利率的影响以抵消之前干预所带来的国内利率的变化为限。

(三)推进汇率制度改革

目前，在我国处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经济背景下，根据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经验，当前是我国实行更大弹性汇率制度的较好时机。因此，要抓住机会，加大汇率波动幅度，发挥汇率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政策工具作用，减轻央行外汇市场冲销干预的压力，逐步建立了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央行可通过建立汇率目标区的方式来增大汇率制度的弹性。即由央行根据近、中期经济发展目标，以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变量为参考，确定人民币汇率的目标水平和变动区域。目标区内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自发调节，超过目标区的人民币波动才由央行人市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按汇率目标水平调控汇率成可能，以达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第2篇

一、2007年地区经济形势分析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和地区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2007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区域间经济发展速度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2007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GDP同比分别增长了14.2%、14.2%、14.5%和14%，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居四大板块首位，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四大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持平。与前几年相比，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速差距不断缩小。“十五”期间，增长最快的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东北地区增速差距为1.74个百分点；2006年，增长最快的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中部地区的增速差距是1个百分点，而2007年地区间最大增速差距缩小到0.5个百分点，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从支撑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增长态势看，也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增速差距减小、协调性增强的发展势头。

从投资增长来看，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投资增长迅速，已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点区域。200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19.7%、33.6%、28.2%和33.7%，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均超过了东部地区。

从消费增长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均超过东部地区，消费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大。200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17.1%、18.3%、18.3%和17.8%，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均超过了东部地区，这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消费市场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和巨大潜力。

从进出口贸易增长来看，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迅速，东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中仍占主体地位。200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2.4%、37.7%、36.3%和25.9%，中西部地区增长迅速。

2007年东部地区消费、投资、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7.1%、19.7%和24.7%，与2005年相比，消费增幅提高2.7个百分点，投资、出口增幅分别下降2.7和4.6个百分点，三大需求对经济的拉动趋向协调，反映出东部地区发展方式发生积极变化；中部地区消费和出口增长均居四大区域第一，投资增长速度仅比东北地区低0.05个百分点，反映出中部地区正在进入经济要素集聚的高增长阶段；西部地区三大需求增长速度均高于东部地区，反映出西部大开发保持着积极发展的态势，各项举措持续发挥作用。东北地区城镇投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9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已经进入一个高峰期，反映出东北老工业基地初步摆脱了发展的历史包袱，正在恢复发展的活力。

（二）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调整，各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

2007年，各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区域产业布局总体趋向优化，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正在得到初步发挥。

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取得新成效。东部10省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05年的57.2%提高到2006年的57.9%和2007年的58.2%。上海市200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创10年来新高，增速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33.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增长18.1%。北京市实施了5项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全市软件产业收入突破千亿元，连续7年位居全国首位；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1.4%。东部地区外贸出口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产业升级的加快，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明显提高，如山东省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同比提高了5.3个百分点，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出口规模首次超过纺织业。

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长明显加速，综合比较优势开始显现。中部地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进程明显加快，自身发展活力明显增强，承接产业转移明显加快，中部地区在区位交通、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和科教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呈现出加快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良好态势，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现良好开局。中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如河南省2007年粮食产量已连续8年居全国首位。2007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7%，高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安徽、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6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增幅。能源原材料产业加快发展，山西、河南、安徽等省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积极推进。中部各省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如湖北省加大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发展力度，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12英寸90纳米芯片项目、南玻多晶硅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陆续开工建设。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加快推进，一批高速公路、客运专线、机场扩建、港口建设等重大工程进展顺利。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中部6省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7.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2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优势资源开发得到加强。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进展顺利的同时，西部地区能源、化工、矿业、农牧产品加工、旅游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开发基地。成渝和关中地区信息、生物、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不断壮大，内蒙古、新疆、陕西、宁夏等省区煤电一体化和煤化工产业基地进展顺利，新疆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气输出地和重要的石化基地。玉龙铜矿一期工程、贵州遵义氧化铝项目、广西钦州千万吨级炼油项目等重大优势资源开发项目获得核准。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入，西部地区的资源富集区和输出地区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体制保证，优势资源开发明显加速，相关产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快速发展，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青春。在国家振兴东北战略的持续推动下，东北三省国有企业改革进展顺利，工业投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以沈阳机床、北方重工、沈鼓为代表的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势头强劲，数控机床、大型发电设备、重型机械等研发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其中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成为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商品粮基地建设继续得到加强，2007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比2002年增长24.7%，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阜新、大庆、伊春、辽源、白山、盘锦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顺利进行并取得了重要经验，棚户区改造继续取得显著进展。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0.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7%。东北地区通过体制转换和扩大开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明显增强。

（三）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加快推进，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

2007年，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在促进区域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体现。

核心发展区域加快发展和提升。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深圳等经济特区继续推进体制创新，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强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在转变发展模式、推进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上海浦东新区行政管理、金融等领域的改革加快推进，功能区建设持续推进，创新能力建设明显加强，2007年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一年多来取得重要进展，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深水航道、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保税港区等产业功能区开发全面加快，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开工建设。国家积极组织编制长三角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加大对重点区域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推动力度。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引进外资均有较大增长。三大都市圈继续发挥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引擎作用。

条件较好地区规划建设步伐加快。国务院批复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开发开放起步推进，2007年北部湾经济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7.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9%。国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设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有关政策制定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这四个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使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进一步趋向协调。

城市群、经济圈、经济带建设积极推进。各地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积极优化区域布局，制定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增强区域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和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经济带。山东半岛城市群、辽宁沿海五点一线经济带、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带、关中经济带等一批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对区域发展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部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2007年，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持力度，落实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措施。部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依托自身的独特优势，挖掘发展潜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

部分民族地区加速发展。内蒙古、、广西等民族地区依托资源、区位等优势，全面加快发展速度。积极开发优势资源，乳品、能源、化工、钢铁等产业继续高位增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9%，增速保持全国首位，同时，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明显下降。自治区在青藏铁路开通运营的带动下，旅游业和消费强劲增长，全区入境旅游人次同比增长136%，生产总值增长14%，创下10年来的新高。广西自治区通过推进北部湾开发开放，经济增长全面提速，全区生产总值增长14.9%。

边疆地区边贸交流不断扩大。新疆、云南、黑龙江、广西、吉林等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继续扩大。

欠发达地区发展条件得到改善。国家不断加大对特殊贫困地区的支持，坚持开发式扶贫，推进整村连片开发，持续加大投入，对生态环境恶劣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地方病严重地区实施专项治理。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等基础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五）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区域产业转移明显加快

2007年，我国区域合作和产业转移步伐进一步加快，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极其重要和日益活跃的力量。

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拓展。2007年，我国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壮大，初步统计，全国目前已建立了上百个不同层次、不同覆盖范围的合作组织，其中泛珠三角合作区、长三角合作区、环渤海经济圈合作区、黄河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合作区、武汉经济合作区等，已成为相对紧密、活跃的组织。在区域合作框架下，政府、企业、民间的合作日益加深，合作领域由传统的物资串换拓展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贸易政策统一安排、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诸多方面，合作的方式和机制也不断创新，合作成效不断显现。

区域投资和产业转移不断加快。东南沿海地区受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紧缺、企业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显著加快了产业转移步伐。

二、2008年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2008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总体较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障碍。要加快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推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08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形势预测

全国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呈现出如下几个趋势：

一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增速差距有望继续缩小。各地区经济增长总体上继续保持较快速度，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有望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区域间发展速度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二是区域经济结构继续调整优化。东部地区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龙头，产业优化升级持续推进，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和投资增长仍将保持较快增长，西部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和特色产业将保持较快发展。

三是区域经济集聚化布局的态势进一步显现。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将进一步加快，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地区、成渝地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仍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高。

四是区域合作和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加速。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容量压力加大，传统制造业成本抬升，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不断优化，产业转移规模和层次有望继续提高，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2008年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局部地区投资冲动依然较强，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优的问题可能凸显。

二是部分地区“两高”产业发展有可能抬头，区域环境恶化问题仍然突出。

三是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要严防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项目。

四是部分老、少、边、穷地区发展仍然缺乏活力，需要加大扶持力度。

五是区域合作的层次还较低，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二）2008年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围绕以“双防”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的实施，进一步强化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基础差别大，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宏观调控政策对各区域的区别对待、差异化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从区域政策的着力点来看，东部地区应通过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东部地区率先采用更高的产业准入门槛和更低的淘汰“门槛”，对环境保护采用更高的限制和治理标准，形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机制，促进东部地区特别三大都市圈率先全面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中部地区应通过落实好“两个比照”政策，制定规范和引导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以及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增强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的政策，加快形成政策体系，推动中部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提高起点，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和传统城市化的老路，依托“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加快优势产业发展；西部地区应通过制定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长效投入的法规政策，支持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等重点地区优先开发，促进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东北地区应完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政策，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快资源型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为东北振兴不断注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活力。

2、增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的框架体系，为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在区域规划方面，在实施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和编制实施好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基础上，要结合国土开发的战略研究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进一步统筹考虑我国的空间开发、产业布局、人口集聚和区域合作等问题，调整完善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等，使之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认真做好长三角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北部湾经济区规划组织实施准备工作，加快推动成渝经济区、淮海经济区等全国重点地区的区域规划工作，有关省市要编制实施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规划，并通过规划控制开发的重点、规模、节奏和程度，防止重点开发开放地区（包括经济带、产业带、城市群、城市带）在缺乏统筹安排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制定出台区域规划编制条例，把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和重点地区开发的引导控制纳入法制化轨道。

在区域政策方面，在现行东部、中部、东北、东部四大板块相关区域政策和支持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统筹全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区域政策框架，加快形成重点经济圈、经济带的政策体系，以及扶持特殊类型地区的政策，增强各类区域政策的协调性和关联性，增强区域政策对行业政策的指导、参照和统筹作用，充分发挥区域政策对各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激励约束作用。要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区域政策方向，抓紧制定实施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公共财政政策、按领域安排与按主体功能区安排相结合的投资政策、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并定居的政策、按不同主体功能区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用地指标分配办法、适应主体功能区定位和环境容量的分类管理的环境政策、有利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

3、加大投资规模过大、“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过快地区的监控力度，及时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

从当前各地区投资规模、增速和结构来看，投资增长的合理性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因此，在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意图推动各地区加大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投资的基础上，要对投资增长过快的地区加强监测，开展深入的综合判断和甄别分析，及时进行预测预警，对于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发展的地区，要综合运用投资监管、项目审核、土地管理等手段，协调支持环保、国土部门实行环保和土地“区域限批”，同时，建议考虑试行重大项目区域限批、缓批以及区域产业化政策制度。同时，要研究制定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合理转移的政策意见，密切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两高”企业的转移。

4、加大局部地区污染防治力度，着力提高区域环境的保障能力

区域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适应，是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要加快研究制定重点流域及重点区域的环境综合治理的政策意见，建立健全流域、区域管理协调机制，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三河三湖”、三峡库区、松花江等流域水环境治理规划的全面实施，搞好相关重点项目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力争完成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积极推进实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加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对重点水源地的严密监测，对于水环境恶化得不到遏制、水污染治理迟迟得不到落实的地方，要探索实施“流域限批”等政策措施。

5、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重点解决特殊类型、特别贫困地区的突出问题

当前区域之间的差距，特别是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更集中地表现在发达地区、一般地区与特殊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特别恶劣地区之间的鲜明反差。因此，要按照“提高扶贫开发水平”的总体要求，研究探索扶贫开发新思路新途径。要进一步加大对发展缓慢的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当前还应集中力量解决好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对革命老区、三江源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地方病严重地区，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政策的扶持力度，结合生态移民等易地扶贫工程的实施，使这些地区的突出问题尽快得到缓解和解决。

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VAR模型；货币政策传导；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072-02

1　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四大经济区经济发展异质性明显，因而从中微观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差异性进行分析非常有必要。孙天琦(2004)在对货币政策的研究中强调了区域差别化的重要性后，国内一些学者陆续对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性进行了研究，但从传导机制角度人手的实证分析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本文选取M2作为货币渠道代表变量，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L作为信贷渠道代表变量。各个经济区域的GDP作为检验货币政策效应的代表变量，首先运用VAR模型，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代表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了解各个区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异同，接着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反映传导效应的区域差异性。

2　实证检验

2.1　区域划分殛数据说明

将全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东部地区(E)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M)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地区(W)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广西；东北地区(N)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GDP、M2、L均先取经全国零售物价指数调整后的实际值，再进行对数处理。数据选取区间为1985－2008年，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

2.2　传导渠道差异实证检验

首先，对各大经济区各变量的原始序列进行ADF检验(限于篇幅，结果未列出)，发现时间序列数据非平稳，因而对原始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变换，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ADF检验值均小于1％、5％、10％的临界值，因而拒绝原假设，即在1％的水平上一阶差分平稳，继而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从协整结果可以看出，各个经济区域的GDP与L，GDP与M2均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5％或1％)存在着协整关系。最后，为确认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东部、中部、东北地区的M2对GDP，L对GDP以及西部地区的L对GDP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但西部地区的M2对GDP却不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

2.3　传导效应差异实证检验

在已建立的VAR系统中，脉冲响应可由软件自动模拟完成，为便于观察，将脉冲响应峰值和时滞列表如下：

3　实证检验结论

从上述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两方面的结论。首先，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看，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已开始利用多渠道进行传导，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在传导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全国的其他地区，信贷渠道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货币渠道的传导并不尽畅通，特别是西部地区，货币渠道受到严重阻碍，效应甚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经济与金融二元结构的存在，东部地区不论在金融总量还是结构方面都要优于其他地区。

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行政决策民主化 公民社会 政民互动

如何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顾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是单凭政府一方主体的努力做出良好的行政决策，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这就需要政府重视并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实现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治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制定出更为科学、民主的决策。

1.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

在当代中国，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就意味着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国家发挥主要治理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因此，我们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平等地看待公民社会，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追求既能充分发挥政治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协调与控制，又能保证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良好局面，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

2.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诸多问题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群众民主意识、参与热情的持续增长，我国在行政决策方面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问题依然存在，梳理如下：

2.1决策的信息、咨询系统相对薄弱，信息系统作为行政决策的“神经系统”，它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我国目前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流水平很低，特别是弱势群体与政府决策机关进行交流更少。另外，在理论上，由拥有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行政决策咨询系统本可以很好地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然而，在政治实践中，专家论证的条件和范围受行政机关的严格控制，专家论证意见公开性程度低，致使其独立性、专业性不明显，与行政机关持不同主张的专家未能得到真正的重视。同时，非政府的决策咨询组织数量少、发育缓慢，与政府部门的制度化联系缺乏，也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些直接影响到信息系统应有作用的良好发挥，成为我国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环节。

2.2决策过程中政民互动的环节有限，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非常重要。然而，行政决策的民主并不是只局限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还有决策执行、评估等必要环节。这些环节与决策制定一样，应该平等地体现出民主，让社会大众以及团体组织能够融入其中，与政府一起去监督和完善整个决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公民的参与只是停留在了行政决策的制定阶段。在决策评估环节，普遍存在着政民互动回应严重缺乏的现象。

2.3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存在众多弊端，公民的决策参与并非如人们所希望的一样，而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方面，公民参与的组织性程度较低。众所周知，公民的组织性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公民的组织程度直接决定公民参与决策的层次，直接影响公民权利的行使。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现有的群众组织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因而也未发挥出其应用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制度化公民参与大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公民以违规上访、游行示威、绝食静坐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由于这种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具有无序性、不透明性的特点，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无疑是一个亟需面对的严重话题。

3.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建设政民互动回应的公共机制

在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探寻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能动性，建设政民互动回应的公共机制将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3.1提高参与意识和能力，塑造参与氛围，实践表明大多数公民意识不到自己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与责任。因此，我们要培育公民的决策参与心理，引导公民树立平等自主的公民意识，加强对公民政治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提高其政治素养。通过向公民传授有关公民参与的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让公众懂得如何正确、有序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何有效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其积极融入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推动行政决策的进一步民主。

3.2加快公开性、透明性的信息化建设步伐，关于推行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一是建立内部协调的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民权利保障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完善我国的信息公开诉讼机制。三是增加信息公开量，深化信息公开内容。最后，减少法规规章以及业务规则方面的信息量，增加涉及政府决策的政策标准方面的信息。

3.3建立和完善民主的沟通机制，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日益呈现出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建立并完善政府沟通机制将是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不仅要通过传统沟通渠道，如座谈会、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等沟通渠道与社会大众进行互动、交流外，还需要不断地创新沟通方式即政府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来体察民情、吸纳民意。进一步促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入公民直接参与、基层意见搜集等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4.结语

随着人类文明步入新时期，政府决策作为一项关键而核心的行政活动而承担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因而，如何更好地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在决策过程中体现人民的意愿、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显得日益不可被怠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应该逐渐将权力回归社会，重新审视公民社会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治理主体，扩大公民在行政决策中的参与，以政民互动回应的合作模式实现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赵宬斐.论“国家—社会”结构中政党的定位及责任意识[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8）

[2]朱小策.发挥专家学者作用，完善北京的决策咨询机制[J].北京社会科学，2004，（05）

[3]李庆钧.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作用及其限制性因素分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1）

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转型期；体育需求；体育供给；成因；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7-0881-03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of Formation, Future Tend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Sports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LI Feng-xiang，WANG Xiu-xia, LIU Wei

(P.E.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ibo 25504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data, questionnai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of formation, future tend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ports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are researche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demand and supply in future well-being societ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Chinese sports demand is influenced by Chinese social economy. The level of sports consuming is ascending, but it is still low and imbalanced. There is not enough general quantity of sports supply. The main body of market is not mature. There is the lack of marke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and sports management tal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being society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demand and supply. The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of sports demand will gradually be set up. At last, the countermeasur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future 20 year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sports demand; sports supply; causes of formation; well-being society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查阅2001、2003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年鉴等各类经济学书籍在互联网上，下载了相关文献资料200余篇，专著40余部。

1.2 问卷调查法

选择了上海、沈阳、西安、郑州、成都、长沙、厦门、吉林、兰州、广州、福州等11个城市各发放问卷300份，共发放3 300份。其中上海、吉林、郑州、成都、兰州、广州、福州7城市，发访问卷2 100，回收1 869份，回收率89%，有效问卷1 682份，有效率90.2%。问卷可靠性系数达到0.88。

1.3 比较分析法

对1996年、1999年、2003、2004年上海、吉林、郑州、成都、福州、兰州、广州7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月总收入、家庭体育消费等相关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了解转型期我国城市居民随GDP增长，体育消费的变化情况。

1.4 数理统计法 采用SPSS 1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转型期我国体育需求特征2.1.1 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发展不均衡，且消费水平不高，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限 2004年上海、吉林、郑州、福州、成都、兰州、广州7城市家庭体育消费平均为682.63元，比1996年增加375.89元，8年间总增长率为122.54%，年均增长率为15.32%；从表1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家庭体育消费水平呈上升趋势(图1)，家庭体育消费增长水平随家庭月总收入、个人收入的增长呈上升趋势，但体育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大大小于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图2)。

而且，各城市间的体育消费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P

资料来源：调查结果与《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2]及《我国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调查研究》[3]有关数据比较计算所得。

然而，我国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还非常低，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转型期有效体育需求不足，决定了以体育消费为基础的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2.1.2 转型期我国体育需求的层次性明显

从居民的体育消费层次、年龄特征和职业特征看， 消费层次可划分为4类，即微体育消费类(全家体育消费额100元以下)；弱体育消费类(全家年体育消费额为101～200)；强体育消费类(全家年体育消费额为201～600元)；高体育消费类(全家年体育消费额为601元以上)。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呈两头低(人数少)，中间高(人数多)的态势，这种态势符合转型期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和事物发展的逻辑。不同类型居民体育消费需求及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年龄对体育消费需求有显著影响：21～45岁年龄组居民平均体育消费额最多，60岁以上年龄组居民平均体育消费额最少；职业对体育消费额有显著影响(表6)：离退休和农民体育消费额最少，与其它所有职业存在显著性差异，学生、教科文、服务人员的体育消费额居中，管理人员的体育消费额最高，与其它职业存在显著性差异。

研究表明，转型期我国之所以体育消费呈每年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于高收入一族的拉动引起，而低收入者对体育消费的增长贡献不大。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体育需求主体的角色位置决定其消费需求的不同。

2) 收入差距决定了消费水平的层次性。

此外，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造成了体育消费畸形发展。郑杭生(2002)[7]在《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指出，198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为1.15：1：0.88；到1995年扩大到1.42：1：0.97。2000年东部城镇收入最高的省份是西部最低省份的2.45倍。农民收入东、西部最高与最低的收入差为4.67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低收入人口在西部地区集聚，造成体育消费幅射、扩散能力差，体育消费市场的相对狭小，西部地区开拓体育消费市场所需的各种资源、资本、人才源源不断地向东部地区注入，体育市场体系难以形成，市场配置体育资源的作用十分有限，导致体育消费水平东、西部失衡。

2.1.3 体育观赏消费需求的兴起是转型期体育需求发展的重要特征

我国“观赏型”体育消费市场起步于1980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万宝路网球精英大赛”，之后，随着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广大群众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观赏型”体育消费市场日渐火爆。“作为‘观赏型’体育消费之主体的体育观众，在这里买到了平等、欢乐、时尚、朋友、感动、交流、荣誉感、成就感等社会心理的各种不同需求的满足”[8]，从而形成了观众进行观赏消费的复杂动因，预示着一种新的大众体育文化的形成。

2.1.4 以彩票为龙头的博弈性消费需求已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彩票把人们对体育的兴趣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有机的结合起来，短期内可以筹集到大笔体育经费。体育彩票经营管理一系列相关环节包括彩票的设计、印刷、宣传、发行、销售、管理等，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2.3 转型期我国体育供给特征

2.3.1 供给市场主体不成熟

供给市场主体主要指体育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市场主体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企业规模小、组织形式不规范、经营方式落后、生产和经营的商品数量和品种单一、营销手段和方式陈旧、市场反应速度慢以及创造需求的能力弱等方面。目前我国体育供给市场一味追求高利润，很少考虑收入层次的差别，供给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一方面某些体育消费需求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某些消费品的供大于求。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相适应的比较廉价的健身消费项目，如羽毛球、篮球、游泳等，社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满足广大群众的体育消费需求。

2.3.2 体育供给总量不足

我国自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宏观背景对体育市场的发育产生不良影响，不仅是对体育需求，更重要的是体育市场投资减少了。以体育场馆为例，调查表明，从1996年以来，一直存在数量不足，现有设施利用率低、开放率低的问题。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90多万个体育场馆，开放和半开放的只占总数的41%[9]。

2.3.3 体育市场管理不规范、高等体育经营人才匮乏

体育市场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体育产业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多头管理和无人管理并存，部门式条条管理按照原有体制有强化的趋势，部门分割、地区保护问题严重；二是尚未建立统一、高效的行业监督、预警、评价、统计、考核体系和行业发展、投资、经营的信息系统；三是缺少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明确政策，尤其是在用地、融资、税收、赞助、建立新产业发展基金等方面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的产业扶持政策；四是一些准行政单位用行政手段分割和垄断项目市场，项目市场的壁垒过高、进入的成本过大。

另外，我国体育经营者、管理人员及体育中介人员的素质是影响市场发展的“瓶颈”。由于市场是最典型的体育商务活动，体育管理、经营及中介人员作为观众和市场联系的纽带必须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目前懂经营、懂法律、会管理的体育相关人才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还不能同国外某些国家相比。

2.4 转型期我国体育需求与供给特征成因分析

2.4.1 转型期我国体育需求与供给的社会经济环境

2.4.1.1 转型期我国GDP的持续、稳定增长是体育需求与供给发展的根本前提

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决定着体育需求与供给乃至体育市场与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经济转型以来，中国体育市场有了长足发展，无不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着巨大的关系。

2.4.1.2 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的我国经济条件决定了体育需求的发展有限

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化。因此，尽管作为第三产业的体育产业对个别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作用比较明显(如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但就全国来讲，在现阶段通过体育消费来明显或比较明显地刺激消费需求、刺激就业的作用不会太大。用第三产业，包括体育消费、服务消费来解决我们目前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一种认识误区。

2.4.1.3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居民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

孙凤(2002)[10]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对中国城镇居民的不确定感受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测度，得出的结论是转型期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改革的帕累托性质，使得制度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消费者支出有显著的负效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消费支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体育消费需求。转型期我国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开工不足，甚至亏损增加，下岗失业者增多，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滞后，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佳。消费者为了应付将来的子女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边际体育消费倾向下降，形成紧缩效应。这意味着，我国的有效体育需求的发展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

2.4.2 影响我国体育消费需求与供给变动的诸因素

对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体育需求的因素进行R型因子分析，获得了五类影响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类因子、保障类因子、供给类因子、环境因子和社会心理因子。

3 我国体育需求与供给的发展趋势与对策

3.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情有助于我国体育需求与供给的发展

小康社会的实现将在经济、保障、文化教育等方面全面保障体育需求与供给的增长。新世纪我国体育区别于20世纪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体育产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生力量，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情为这一新生力量增添了活力。

3.2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将使我国逐渐形成特有的体育需求文化体系

新世纪我国体育消费的发展趋势是：体育消费需求逐步上升；消费的目的是现代人对幸福、健康、长寿的追求；消费的要求是有选择地消费、和谐地消费，是包括物质、精神、服务全面的消费。这种选择性、和谐性、全面性的体育消费，实质是向“科学文化型”的体育消费转化的过程。这种“科学文化型”的体育消费，将随着我国20世纪末“两大目标”的实现以及“申奥”成功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而逐步形成我国特有的体育消费文化体系，体育需求将越来越成为时尚。体育消费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体育消费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3.3 实物、观赏、参与娱乐消费日益旺盛 ，消费需求的层次性更加突出

我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成为推动我国全民体育需求与供给发展的重要动力，将使我国形成全民体育的新格局。第一，实物型体育消费如运动服装、运动鞋、运动器材等需求将继续增长。第二，观赏型体育消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势头。第三，参与健身娱乐消费出现大众化、普及化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体育部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各种体育劳务和服务项目正方兴未艾，特别是一些健身娱乐场所和健美锻炼、咨询、辅导等有偿服务形式的不断涌现，必将极大地提高体育消费者的消费兴趣。

3.4 发展我国体育需求与供给的对策 1)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2) 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3) 增强居民消费意识，积极培育消费主体。4) 完善体育服务体系。5) 合理制定体育消费品的价格。6) 充分借鉴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调整我国体育经济政策。7) 推进学校体育发展与改革，培养终身体育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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