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范文第1篇

苏轼在文中说，杭州的机关用房，多半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早已成为危房。

让苏轼没想到的是，他的请求却一再遭到朝廷的拒绝，最终只能在离任前草草修缮了事。

“官不修衙”

所谓官邸制，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但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的制度。官邸制在中国古已有之。苏轼的不幸在于，他碰上了史上最严苛的“官邸制”。

由于古代实行“回避制度”，不允许官员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以避徇情，因此，自秦汉以来，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便形成一种制度。为了安抚朝臣，以示皇恩浩荡，朝廷提供的官邸一般都是免费居住的。

北宋朝廷则将这种“免费居住”政策改为“有偿租赁制”。这一政策专门针对“京官”而言。当时，官员在京都任职而无私房者，可以申请租住官邸，每月按照规定缴纳一定的租金。

至于官邸的修缮与维护，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地方官没有自主修衙的权力。一旦违反规定，动用公款私自修衙，将遭到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既然是朝廷的住所，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不了几年就要走，也没有哪个地方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私掏腰包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从宋朝起，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

“危房”事件

对于以上种种条例和规定，熟谙官场的苏轼了然于心。他之所以冒着被斥责的风险向朝廷上书，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当苏轼第一次来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时，他就发现杭州当地的官邸“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由于当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初期，朝廷为了富国强兵，曾于熙宁八年下令暂停京城内外一切官廨的修建，“过七年取旨”。苏轼因此不敢开口，只能在危墙之下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三年任期。

十五年过去了，经历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再度来到杭州，却发现人事变迁，唯有杭州官衙破败如昔，“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同僚们告诉苏轼，一旦遇上大风雨，根本没有人敢在大堂上待着。府中的军备武器，更是损伤严重。

这年六月的一天，杭州风雨大作，官衙的危房终于出了大事：风雨使得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同年八月，州衙的鼓角楼倾颓，“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两次事故过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此时，杭州的官衙危房已经严重影响到官吏们的生命安全和工作积极性。苏轼既不敢挪用公款私自修缮官邸，也没有能力自掏腰包，他只能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杭州官衙。

为了赢得朝廷的同情，苏轼做足了文章。他不仅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危房的颓废、破败刻画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高招：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

所谓度牒，即僧尼出家时所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在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官府还可以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在文中算了一笔账，“寻差官检计到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此外，他还愿意捐出自己的“公使钱”（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五百贯。

一再遭拒

为了增加胜算，从此不再置身“危房”，苏轼还抱住了朝中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的佛脚。他在文中写道：“伏望圣慈（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苏轼商业思想反映了苏轼对宋朝当时改革的态度，主要集中于《东坡易传》和各种政论文章以及诗词之中。苏轼特别注重发展生产，认为这是商业的前提，由此，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商品资本的流通，为了更好流通务必进行市场建设。可以说，苏轼商业思想的本质就是经世济民理念的自然延伸，其目的在于稳健渐进地促进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藏富于民最终富国。

关键词：苏轼 商业思想 东坡易传

苏轼的立身处世受到我国《周易》的影响，这在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东坡人格的文化底蕴正是《东坡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耿亮之，1996）。但是，对苏轼商业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鉴于此，本文拟探讨苏轼及《东坡易传》里面的商业思想。

苏轼与《东坡易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人，唐宋家之一，中国古代一颗文坛巨星。苏轼三大学术著作之一的《东坡易传》的完成历经艰辛，据清纪昀编著《四库全书〈东坡易传〉提要》时，引用苏籀《栾城遗言》的话：“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可以说，《东坡易传》是苏氏三父子长期坚持的集体智慧作品，苏轼在父亲、兄弟解易基础上创作整理而成，对完成作品的贡献最大。

王水照也认为《东坡易传》虽是三人合撰，但苏轼贡献最大，苏洵、苏辙之说只供参考而已，所以“《易传》可视为苏轼的个人著作，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述”。从时间来看，《东坡易传》大致完成苏轼贬琼期间，苏轼在晚年获准北归写给李之仪的信里说：“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苏轼著，龙吟译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类似的话他在北归路上写给苏伯固的信里也有：“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苏轼文集•答苏伯固四首其三，中华书局，1986）。

苏轼商业思想的内容

苏轼商业思想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苏轼的思想汇集儒释道诸家精华，尤以儒家为最，其商业思想也主要源于儒家义利观。苏轼三部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书》《论语说》也多是对儒家经典的梳理，其中以《东坡易传》里面对商业思想表述最多。实践上主要散见苏轼从政为官、治理经济的具体言论中。

（一）重视生产、发展经济是商业贸易的根基

苏轼重视商品生产，表现在对待手工业者问题上。他认为“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提出较多的保护措施以发展包括冶炼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生产。在苏轼看来手工业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商品生产，没有手工业几乎就没有商品流通的可能性，手工业与商品经济休戚与共。

苏轼为官生涯里多半时间做地方官，先后在定州、杭州、徐州、海南儋州等地，不论在哪里，苏轼都十分注重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首要的是修道保法，与老百姓同心同德。对此，苏轼在《东坡易传》有较多阐述，比如论及“同人”时，苏轼认为应该做到诚同，即内心的认同，诚同必须心正，上下同心同德。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他率领当地民众治理黄河、整修西湖、防治蝗灾，甚至在海南儋州，苏轼还引进内地先进的医药技术改善当地民生。诗《赠王庆源》有句：“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可以体现出苏轼与民众同心同德的真实写照，客观地说，体察民情、发展生产这一点上，苏轼是杰出代表。

（二）生产、流通以义为先

苏轼很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但不是说苏轼对生产流通没有原则。苏轼对待谷贱伤农、谷贵伤末的态度可以看出端倪。如果一个地方货物少价格高，自由的市场流通可使各地的货物自发调节价格和供求，完全可以防止货物大幅涨落，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很早的“市场经济”的作用体现。又如，苏轼认为：“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坡集•奏议集（卷一）•上皇帝书》）。通过赊买赊卖，多方相济，只要能够增加商品资本流动性也可以采用。但是，各种方式方法终究有个尺度，苏轼结合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中正思想提出看法，苏轼在《东坡易传》无妄卦里有此阐释，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过于苛刻吹毛求疵，但又要心怀中正，即儒家提倡的义，有义然后言利。

（三）商业领域鼓励竞争

商品资本有大有小、有弱有强，但是可以通过竞争引发改变，或赢得竞争由弱而强，或输掉竞争由大变小，甚至被其他商品资本消灭。整个竞争中的商品资本如同一条条的龙，最好的状态就是群龙无首。苏轼在《东坡易传》对乾卦“群龙无首”理解为时位变化而生的良好状态，在商品资本通过“潜龙勿用”的隐忍奋斗，到抓住“见龙在田”的机遇，再到竞争如鱼得水的“或跃在渊”，直至较好格局的“飞龙在天”，都不应该冒然去当群龙之首，与道家思想“不敢为天下先”颇相似。在实践中，苏轼注意到大商品资本在竞争中压倒小商贩的情况，“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抑而人于千金之家者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坡全集（卷五）》），苏轼就此未加批评，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让市场自己决定竞争的结果。

苏轼旗帜鲜明地反对官方垄断的经商模式。官方垄断带来的巨额商业利润成为国家富裕的途径，官方运用政权力制定商业规则，攫取分割商业利润，尤以专卖途径获得大量收入，所谓此消彼长，官方垄断极大限制了自由商业的发展。苏轼反对官商专卖，他认为王安石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都行不通，因为这些办法都与自由商业竞争格格不入，会压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当然，在经济法制远不健全的宋代，苏轼让其自然竞争的态度有其积极和消极的地方，反对官方垄断的经商模式也比较苍白。

（四）注重市场建设

生产是商业贸易的前提，没有物质产品的产出，当然不可能有商业经营。然而，仅有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从商业经济角度看来，商品资本的流通才是主题，流通需要市场的支持。《东坡易传•系辞传》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苏轼很注重商品流通的市场建设，市场的好坏涉及国家、民众的民生。设市富民不论哪种方式，只要利于商品流通、利国利民，苏轼很能够坦然接受并鼓励。

比如批发或者零售这一问题，苏轼以榷盐交易为例说：“且平时大商所苦以盐迟而无人买，小民之病以僻远而难得盐。今小商人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坡集•奏议集（卷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表明苏轼很精准意识到批发和零售各自的优缺点，市场的建设在于两者集中起来和谐发展。

影响苏轼商业思想的因素分析

（一）天时

苏轼商业思想的产生是和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同时也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经历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宋代商品经济较前朝有所发展。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加上政府比较注重鼓励商品流通，所以，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也逐渐形成了一支商人队伍，从事商业不再感到羞辱。同时，宋朝财政紧张，从上到下厉行改革，尤以王安石变法为最。苏轼针对王的变法提出不同见地，或者说，在与变法的争论中丰富和发展了苏轼的商业思想。

（二）地利

苏轼生长在四川，因为益州工商业发达，眉州离成都很近，地利优势使得眉州成为大的丝织生产和交易中心。苏轼一家也有市场商业交易行为的丰富经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利于苏轼商业思想的形成。任职以后，苏轼既有朝中履历，更有各地任职的地方父母官的经历，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遵循易经中正思想和处世哲理，看到各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时时刻刻为各地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发展努力不止，这为其商业思想形成提供绝佳地利优势。

（三）人和

前继古人，苏轼精通易理，博览儒家经典，加上反思和质疑的精神，苏轼对儒家“重义轻利”思想有着自己的见解。如前所述，苏轼的商业思想很多从《周易》里面寻找的理论依据，所以《东坡易传》里面阐述一些卦爻的时候，苏轼的商业思想也有所体现。提出义利相辅的看法。此外，苏轼一直以《东坡易传》的思想立身处世，特别是苏轼很注重中正理念，以立功立德立言作为自己人生的标杆，所以长期在地方任职的时候，苏轼把当地老百姓的疾苦看得最重要，鼓励适度发展商品经济，反对过多征收赋税。可以说，为老百姓谋福利、赢得人们的支持是其商业思想最大的人和因素。

苏轼商业思想特征

（一）苏轼商业思想本质是经世济民

儒家认为理想天下是为公的大同社会，为了发展经济就务必以义礼为先。孔孟认为不能为了满足欲望而丧失人的尊严，也不能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以至公众的利益。换句话说，儒家主张的经济理念是为了更高更大的社会理想服务的，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经世济民。荀子认为经世济民贵在礼义：“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遏制争乱应以礼义定夺。

经世济民在于两手抓，一手发展经济，一手注重礼义。苏轼在从政期间，立足当地实际情况，注重稳健发展经济。针对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病，苏轼不惜再三建言献策提出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苏轼心正有义，怀着民众疾苦和国家富强而坚持经世济民。究其根源，在于《东坡易传》表达出中正理念、进德修业的君子信仰。

（二）苏轼商业思想的目的是藏富于民

儒家经济思想主张首先富民，次则富国，《尚书》有“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的思想，孔子更是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家语•贤君》）。苏轼继承易经思想，在《东坡易传》里肯定“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东坡易传•系辞传上》）。实践中，苏轼通过大量调查发现当时青苗法的不足，尤其是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赋税，这根本与藏富于民相悖，于民于国都不利，所以冒死进谏，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轼提出的发展生产、商品流通、轻徭薄税的目的就在于藏富于民而富国。

（三）苏轼商业思想的特征是稳健渐进

苏轼的商业思想受到《周易》和更多儒家经典的影响，力主稳健渐进式发展商业经济，稳健渐进的发展轨道就是顺性自然。苏轼在《东坡易传》里表达了很多顺性自然的观念，很在意事物发展必须持中守正。苏轼的经世济民、藏富于民等经济思想和商业理念自始至终都有一股不变的旋律：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利益。历史上，苏轼与王安石因改革而产生矛盾并不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而是王安石变法的激进导致改革效果不佳，反而更加强了苏轼走稳健渐进的思路。

结论

苏轼的商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中的闪光点。体现了苏轼以《周易》等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仁政爱民、中正刚健特性。苏轼比较注重商业思想的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既不太赞同王安石变法的激进，又反对顽固派的守旧。苏轼一反传统，强调义先但是也可以言利。可见，苏轼商业思想打破了抑商的传统，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究其思想根源在于苏轼对《周易》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东坡易传》里面可见他的商业理念。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著.龙吟注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2.[宋]苏轼.苏轼全集.中华书局，2008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范文第3篇

在唐朝，一位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发扬老祖宗愚公移山的精神，锲而不舍地追随李白的足迹，历时半年，跋涉三千里，终于在扬州追上了李白。而他并不认识李白，经好心人引荐，才得以与李白相见，当下激动得语无伦次，泪流满面。

盛唐诗坛，名家辈出，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被誉为“七绝圣手”。51岁时他被贬谪到龙标（今湖南黔阳）做官，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但是他诗名满天下，常常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有人扑通一跪，向他求诗。

和王昌龄一样，贾岛也是乖背时俗、命运蹇滞。但他身后的追慕者众多且不乏名人，其中就有晚唐诗人李洞。李洞“酷慕贾岛”，把贾岛当神一样崇拜，不仅把贾岛的像刻在铜片上并戴在头巾中，而且还手持念珠，每天为贾岛念佛一千遍。一旦他听说有人喜欢贾岛，便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还叮咛再三：“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南唐的孙晟也是贾岛的粉丝，孙晟年轻的时候在庐山简寂宫当道士，把贾岛的像挂在壁上早晚跪拜。大概是因为他这种个人崇拜过于另类和招摇，简寂宫的道士们看不惯，拿木板将他打了一顿，赶了出去。孙晟干脆穿上儒生的衣服，投身仕途，后来还当上了大官。

白居易的粉丝们更是疯狂。荆州有一个叫葛清的街卒，迷恋白居易的诗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而且背上也刻着白居易的诗句，还配了图画。图文并茂到“体无完肤”的程度，人称“白舍人行诗图”，“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

白居易的才情的确不可多得，连唐宣宗都写诗赞他：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他的《长恨歌》当时还流传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喜爱。

白居易虽受到如此广泛的崇拜，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说起来，他还是李商隐的粉丝呢。

据《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晚年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他常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白居易仙逝后没几年，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李商隐也不客气，干脆给这个儿子取名叫“白老”。可惜此儿智商不高，长大后，更是没有半点诗人气质。

如果说白居易是唐朝人心中的文学偶像，那么苏轼无疑是宋朝的著名“品牌”。

苏轼创造或仿制的几道美食，分别被人称为“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一直流传至今。苏轼曾在江苏宜兴小住，当地有制壶传统，他的设计不但不是“班门弄斧”，反而很快被当地的能工巧匠所运用，流行全国，这种茶壶被人称做“东坡壶”。苏轼所戴的那种高筒短檐帽，更被士大夫争相效仿，称为“子瞻帽”。总之，凡是苏轼碰触过的东西，哪怕是一封信、一支笔、一块砚或者一把扇子都会成为众人收藏、争购的对象。

苏轼在杭州任职时，一次与朋友在西湖喝酒，有一位年过30的女子追慕苏轼，竟置公婆的责怪于不顾，乘彩舟来访苏轼，为他弹筝一曲，并向他求词。

后来，苏轼由贬谪之地海南返回，当时天气非常炎热，苏轼披着短袖衣，坐在船上。运河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跟随观看。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起初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攀龙死后，他又任文坛领袖20年，粉丝也相当多。《明史・王世贞传》记载了王世贞当年的风光：“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王世贞极力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盛唐以后的书都不必读，晚年时才渐知偏激。在他病重时，有人前往探视，只见他手捧坡的书，颂读不已。他死后，放在他床头的是一部《坡文集》。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范文第4篇

一、例题剖析

下面笔者以两道习题为例，分析这种题型的解题步骤和解题技巧，并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

例1：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说：“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结合你对唐朝由盛转衰原因的认识，分析评论赵翼的这一观点。

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历史观点评论型问答题。要分析评论赵翼的观点，前提是找准靶子，弄清楚赵翼的观点是什么。按照前面所述历史观点的定义，可以这样概括：赵翼（人）对唐朝由盛而衰原因（客观对象）的认识是，杨贵妃导致唐朝由盛而衰（主观认识）。提炼观点时注意分两步：①评价的客观对象是什么（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而非杨贵妃）？②主观认识是什么（杨贵妃导致唐朝由盛而衰）？

找准观点，就可以判断表态了：赵翼把这说成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

既然赵翼的主观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客观事物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可以回顾史实：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唐玄宗统治后期中央政治腐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战乱和割据削弱了中央的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在叙述史实的时候应该注意，评论的要求是精选论据（史实），而非全面叙述。

例2：董仲舒说上曰：“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 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试结合史实说明董仲舒、苏轼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哪些方面是客观的？哪些方面是错误的？并分析两人作出这种评价的出发点。

此题较上题更难。难点一在于本道题的历史观点有多个，而且董仲舒的总论点还是隐性的观点。商鞅变法的影响很复杂，主要是积极作用，但也有消极影响，董仲舒只挑选了一个“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实际上已经隐藏着对商鞅变法的否定。苏轼则直接指出商鞅变法全部（或主要）是其消极作用（因为商鞅变法“导致秦朝灭亡”）。

难点二在于分析两人作出这种评价的出发点。董仲舒和苏轼都离战国时代很远了，二人为何都关注而且都否定商鞅变法呢？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他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可以推断，董仲舒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诋毁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苏轼属于大地主官僚阶层。同时期北宋在进行王安石变法，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二人都是以古讽今。

题目做完了，就该总结经验教训。由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历史观点评价型问答题的解题步骤大概是：

（1）提炼观点。主要是弄清几个问题：评论的客观对象是什么？评论者的主观认识是什么？有几个观点？各观点之间是什么关系？

（2）判断表态。这又分四种情况：正确的，错误的，对中有错的，错中有对的。

（3）客观对象的真相是什么？用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

（4）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主观认识？上升到理论层次。历史观点是指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评价。它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认识。由于历史观点是人们主观思维活动的产物，必然会受到阶级、时代、环境和个人素质等方面的限制，从而导致与客观事实有所偏差。从历史观点产生的根源来讲，大致可以归结为社会偏见（例1）、态度倾向（例3）、阶级立场（例3）、方法论（例1）等几个方面，甚至还会可能混淆事实，颠倒黑白。

二、方法小结

在解这种题型的时候，应该根据这种题型的特点注意以下问题：

（1）精选史实。因为这是“评论”，不是叙述，所以不一定要求全面，但绝对要求精选。

（2）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评论：历史观点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痕迹。因此，应该学会将历史观点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

（3）历史观点是人主观思维活动的产物，既是主观看法，就有可能产生错误。人的主观看法是由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偏见、态度倾向、阶级立场、方法论等几个方面。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范文第5篇

我国书法发展源远流长，从秦汉时期至隋唐，由实用性慢慢到功利性，中国书法前进的脚步一直没有停留。到了宋朝有个叫苏轼的书法家，在他看来，书法的重要作用应是自审其美，自得其乐，作为一个书法家创作过程中所得到愉悦身心和陶冶性情的满足。所以，苏轼的对尚意说是源于在它的创作中的自乐。宋这个朝代虽然国家动荡，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却是相当辉煌的一个时期，书法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在魏晋南北朝的高度上又有新的创新和发展突破。发展到唐代，书法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一程度上也保留前意，这并不是书家有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在书法风格演变历程中对前代自然保留的结果。书法风格的演变也是这样，相隔的时代越近，对之前继承的书法笔意因素最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减少。

求新求变的苏轼

苏轼为宋四家之一，在绘画方面为文人写意画的开启先河，他的书法也是新意百出，不践古人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尚意论的发起者，其书法理论更是推动了宋代书法独立而寓于新意的发展历程。黄庭坚评价苏轼书为：“本朝善书，当推为第一。”除此之外苏轼在散文、诗、词方面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我国书法史中，能够理论和创作并进，两方面都能达到高水平的大家实在不多，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曾经说过“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然坡却能二者相促相长，把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

黄庭坚的《跋东坡墨迹》对苏轼这一生的书法经厉，有一段影响很广的话，大意说：“东坡先生从小就学习《兰亭序》，写的一手清秀飘逸的好字好像徐季海，当他酒后便放浪起来，尽然忘记工拙，写的字特瘦劲，又似柳公权。到了中年开始喜欢学习颜真卿、杨凝式的书法，其水平不减李邕。黄庭坚的这段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后来的研究者们常常也是时常用二王、颜鲁公、杨风子、李邕等大做文章。而柳城悬却被冷落。钟元常、虞世南和褚遂良在苏轼前期的书法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钟元常对坡的影响了一生的，钟元常在苏轼书法中的地位应与二王、颜真卿相等。苏轼最早除了一面学习钟繇为主，据记载大约有十一年的时间来专写钟繇，从而使得这种具有汉隶古法的字体形式，深刻的影响了苏轼一生的风格。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扁阔的字形，结体上宽下窄、上疏下密，其笔法中带有古隶的书风，字形给人倾斜不平正的感觉。因此说钟繇对苏轼影响了一生。一面也在学好王羲之，一面主要另辟蹊径，创造新风格。就在苏轼三十四岁那一年，即在他的前期书法阶段，写了《石苍舒醉墨堂》诗，其中有两句诗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明确的道出了苏轼对创造新体的一种热切心情，同时苏轼的这种敢于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值得后来书家来学习。

四十三岁是苏体变化的开始，转学颜鲁公兼及杨疯子，由此悟得了王羲之笔意，之后便书风大变，到这时苏轼的苏体基本有了他个人的风貌。我们从技法上风析，苏轼书风融合了钟繇、二王、颜鲁公等人的笔意结合而成，然以主要钟繇体为主。也就是说苏轼的风格是对二王、鲁公的楷书与行书的完美结合，是集中体现了晋尚韵、唐尚法的特征。由此出现在苏体中的“宋尚意”。我们很容易通过宋代一些书法作品看出，宋书的“尚意”的书法特点，与晋代书法的“尚韵”，在笔法的使用方面是一样潇洒的，然而我们通过细致分析会发现宋书中在尚意中又有严谨胜于唐法以及对唐法的不自觉的打破，因而宋代书法中更多的理性成分超过了晋书，这就是“尚意”与“尚韵”的主要区别。

关于东坡的用笔方式据史书中说是与其他书法家的用笔方法有着很大区别。平常书法家都使用“ 双钩”法执笔， 而坡却使是用“ 单钩”法用笔。《朱子语录》一书中记之坡使用“ 单钩”法执笔。“ 单钩”把笔方法和今天的执钢笔的方法相一致。黄庭坚在《 跋东坡水陆赞》中说：“ 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 又腕着而笔卧， 故左秀而右枯。” 证明了坡书写时经常使用枕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悬腕， 因此我们联系到坡的“ 单钩”法用笔，这样当然会形成“ 笔卧”的习惯，也就是笔管倾斜与纸面，也因为“ 单钩”执笔加上枕腕因而苏轼写字时握笔较为靠下。从而我们总结出苏轼的用笔方法为五指“ 单钩”执笔且下部枕腕的把笔方式。我认为，这种独特的用笔方法，于道家思想对坡的影响较大。其实苏轼也在《记欧公论把笔》说明他的这种执笔方法的思想，他说执笔的方法没有固定的方法，就看每个人对笔的把我程度了（把笔无定法， 要使虚而宽）。这么说我们该如何才能找到哪种适合自己执笔之法呢？ 苏轼给我们说：好的标准―――“ 虚而宽”的用笔方法， 就是最适合书家自身的执笔方法。对于用笔之法，坡找到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把笔方法、就是 “ 单钩”枕腕之执笔方法，就是这种执笔方法对苏轼的书法创作与书法风格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少了此种意识， 那么即使用双钩悬腕”的执笔方法也应当弃之。这种“ 虚而宽” 且“ 无定法”的用笔观思维，很明显和道家的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苏轼就是使用“ 单钩”枕腕且偏低之把笔之法， 而且同时使用如浆糊般的超浓墨液、且行笔较为缓慢，才能很好地书写出坡刚健而丰腴、右枯而左秀的别致的字体特征。

苏轼书法的成就普遍认为是在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以后写的。在黄州时期的生活苏轼是最为艰苦的日子，环境极为恶劣、心情自然苦闷，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轼却迎来了他一身中艺术创作高峰期，文章《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与《赤壁赋》成为以后影响最大也最著名的杰作。好多苏轼的研究者也大都集中在对苏轼的黄州和晚年的书法和文学作品，因此却轻视了苏轼前期书学与创作的过程。这样当然对苏轼书法的深入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人成为天下第三行书）也诞生在此段时间，属于苏轼的愤懑之作，内容为两首五言古风，诗句沉郁而苍劲，感染力极强。这幅作品是以手卷形式一气写成，随着作品的徐徐打开，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感情变比，气势跌宕起伏错落。到第二首诗起，运笔渐渐加快，字形也慢慢变大，翰墨飘逸飞动，心手合一，在整幅作品当中充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读来让人激动万分，作品中少了平时的用笔特点与结字的束缚。苏轼的结字宽扁且长，用笔上中锋与侧兼相互转化用，两次使悬针得用笔方法。作品整体上高低起伏，大小不等的字形对比悬殊，给人以极为强烈的视觉力量，真不愧是苏轼的神来之笔。此幅作品一改往日典雅端庄的形式，激情澎湃，视觉感强烈，无论在笔法、感情表达、还是在意境上都是无可挑剔。

苏轼一辈子非常热爱书法艺术，他经常笔耕不辍、奋笔疾书，寄托情怀来和抒发心志。现在传世的碑版墨迹大都反映的是坡的思想情感和生平事迹，也真正体现出东坡在书法及诗词的成就与他那独特的风格特征。下面我们来看《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大约写于元丰五年左右，也是坡被贬谪居黄洲后所写的代表作品，诗中写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荣惜等。大致内容就是说生活很清苦，每次到了寒食、为清明雨所苦，因此觉得心情萧瑟难受很郁闷。我困在这个地方就像久病的少年，等到病好的时候已经白头或不了几天，总之字字含泪与满纸身世颠沛之悲之情，诗与书法作品相得益彰，给人感受极为深刻，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一脉相承，被称天下三大行书。

坡这幅作品笔法沉着自然，洒脱飘逸，笔画丰满粗壮，字体特征明显，全篇松紧欹侧有致，浑然一体，字形上大小层次错落，很是自然随意，姿态变化多端。用笔极为灵活多变重如蹲熊，轻似掠燕.整个字给人有“石压蛤蟆”的感觉，如寒、屋、雪、春等字。整个布局的疏密得当，疏朗的气息较为浓厚，纵观整幅做品，节奏上由慢渐快，忽大忽小，时疏时密的字体，错落有致，笔法上开始较细渐后渐粗的笔姿，也有开始淡而后渐浓的墨趣。笔法洒脱而奔放，东坡心里情感与笔墨相起伏流转，如江河之奔滔渲泻于纸卷之上，的确为坡兴致而书的神来之笔，是书法与诗文的完美结合的佳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在他的前期书法积累过程中积众家之长与一身，从三十五开始历经八年时间到四十二岁，他的书法由钟元常到褚遂良、虞世南和柳城悬；楷书的学习则由钟元常至王献之。集诗书画哲学与一身的苏轼，他的书法学习过程从“有法”到“无法”、从“有我”到“无我”的一个哲学辩证概念，由此对后来我国的书法理论中影响深远。

坡的美学思想

一般认为宋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从审美上看，从“味” 到“悟”有机转换；魏晋高人名士大都追求高风亮节，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唐代人对包容广大智慧大境界的刻求，又把目光转到对自然平淡境界的崇尚。坡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个文坛领袖，也说是这一风气的领导者。坡的一生为人正直，反对雕琢装饰和矫揉造作，以朴质自然平淡天真的韵味情感，并把这一切上身到了哲理高度，大致这就是东坡的美学观吧。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一书中“寓意“做过非常精彩的叙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书》“平淡”口号的提出，自然也关系到他的书法思想及创作。

苏轼是我国宋代文学大家，在书法行也是一代宗师.所传书法名作甚多，如《黄洲寒食帖》、《苦雨帖》、《前赤壁赋》、《归去来辞》等著名碑帖。东坡先生的书法作品有非常传统性的功夫，也因此削弱了其书法艺术创造成就的取得。苏轼的书法先后受唐人徐浩、颜真卿、李邕和杨凝式等人的影响较深。“退笔如山未足珍， 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这句脍炙人口的自作诗强调读书对书法的重要性。也道出苏轼的书法诗词珠联璧合的艺术魅力。坡 “尚意”是建立在 “尚法”基础上的，是有传统根基的艺术再创造。书法被认为是文章的宅宇，是以语言的体格外貌而存在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伟大的书法家书写时应该力求把文学中的意境与书法中的形式美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文字与书法的结合恰如其分，这样书法的格调自然也就很高，书法要和诗词的结合如何才能完美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坡所倡导的尚意书风的统一。

总而言之：苏轼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苏轼的诗词修养深厚。其诗词很能代表自己的心境。苏轼的诗词作品感情奔放而且豪迈，心胸洒脱开朗。坡的诗词大多以赞咏自然美景的篇章占多数与抒发自己的感情，诗作内容想象极为丰富，有的清新典雅情致盎然，有的雄伟大气，代表了坡很高的诗歌艺术水平。东坡诗中通过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和形象的说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蕴，而且极为有趣新鲜。坡的词比起诗来说艺术手法的创造性也更大。“挥毫卓荤又惊俗，岂亦以此夸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强方通神。”雅、韵、神是坡诗词书法的精髓所在。苏轼诗词书法最能体现尚意思想的神髓，阐述得也最为确切与充分。尚意书法风格成功的基石是崇尚古法，是在古法基础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