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范文第1篇

宋・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两具失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己而遂睛，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志，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何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赏析：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唐宋家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文学家。

《定风波》一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时年45岁，已在官场为宦多年，时被贬黄州已经两年多了。

《定风波》一词，看似写的是一件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但却表明了苏轼对生活的态度和旷达豪放的胸怀，以及对人生的诸多感悟。

从词前的小引中不难看出，苏轼这次遇到的是一场来势凶猛的阵雨，而雨具却已被拿走了，同行的人在雨中举步维艰，想躲雨而又无处躲，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而苏轼却表现的不同常人，一副坦然和神定气闲。

此词上片写雨中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穿林打叶”四字颇具听觉和视觉效果，非常形象的描画出了这场雨的来势汹汹，风急雨骤。而雨中的诗人，却并不慌乱，而且还说不妨在这雨中一边吟咏一边慢慢行走。“莫听、何妨”两词引领这两句，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突然来临的这场雨的坦然以待和悠然神态。“竹杖芒鞋轻胜马”，诗人觉得，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行走在雨中，竟然轻松胜过骑着骏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非常精彩，它不但写出了面前的风雨，而且表达出了一些人生况味和诗人对生活的态度。

苏轼定风波范文第2篇

1、原文：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赏析：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来源：文章屋网 ）

苏轼定风波范文第3篇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的虽是生活小事，但颇能以小见大，意境深邃，内蕴丰富。细嚼全词，一个吟啸徐行、拄着竹杖、穿着草鞋、顶风冒雨、不畏艰难、不畏坎坷、镇定从容、旷达乐观的词人形象便卓然树立起来。本词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解析文章层出不穷，但就其深层意蕴，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词作小序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而《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可见本词的写作背景乃元丰五年(1082)春天，苏轼被贬官到黄州后，在黄州东南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时，途中遇雨，而写出的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者以声写雨，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大雨突然而至的情境。“莫听”在一般课堂解读时谓之意，而这“不要听，别听”就有逃避之意了，我在教学时则引导学生体味出其另一深层含义即“听而不闻”，即不为外物所动。诗人在疾风暴雨中不仅照常从容前行，还要吟啸抒怀，从而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的情怀。

“竹杖芒鞋轻胜马”，“竹杖芒鞋”何以比“马”轻快？此时，我介绍战国时齐之高士颜叩牡涔剩以期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文本。颜咴谄胄王的威势面前说“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保持了精神的独立和内心的高贵。在这里，苏轼将“竹杖芒鞋”与“马”对比，其实暗含的是对奔波官场和闲散江湖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这个“轻”字是宦海风波后词人最强烈的人生体会。也是苏轼不愿意和小人同流合污，保持内心高洁的宣言。

“一蓑烟雨任平生”，蓑衣乃雨具，而小序中明确指出沙湖道中没有雨具，何谈蓑衣。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呢？我引导学生感悟此处的蓑衣当为心灵的蓑衣，是作者历经坎坷后而拥有的对苦难的免疫力，是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失意，是看开了荣辱得失和各种窘境之后的彻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当学生理解到此处“料峭春风”指人生逆境、政治风雨，“山头斜照”指人生希望后，我指出这样理解并无大错，但这样理解未免太简单。“吹酒醒”到底何意？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此句指春风吹醒作者沉醉的人生。我们知道作者少年得意，二十一岁进京，即深得欧阳修赏识。后来苏轼苏辙兄弟同科及第，宋仁宗曾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看来作者人生似乎一帆风顺，即将过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生活。事实上年轻气盛的苏轼当时确实门前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还能保持自我，不迷失自己吗？这时料峭春风就能给作者以警醒，让其达到更高的人生高度。“山头斜照却相迎”，山头夕阳送来暖意好像特意迎接他一般，这里其实也可理解为作者和斜照就像老朋友一样互相迎接。而不仅仅指斜照带给词人希望，特别是不能把希望仅仅理解为政治前途。否则，如何解释作者即使在人生暮年，还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而后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人生尤其是政治前途已经毫无希望了，而他还仍然乐观旷达、潇洒从容呢？其实这时候的作者已经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他把自己和自然万物的融合作为归宿，形成了一种与自然万物和谐平等的境界。在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中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庄子》）苏轼此时已拥有着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在虚静空明的心境中，拥抱自然，在对自然、宇宙的默然体察中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从而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为了进一步理解诗人，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回忆了“乌台诗案”。熙宁中，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当看到地方官吏执行新法时有扰民者，心中多有不满，抒发于诗中，因而激怒新党。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捕入狱。在关押一百多日后，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职，史称“乌台诗案”。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至黄州，至元丰七年六月乃量移汝州，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作者从刚被贬谪到作此诗，苏轼的思想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为了说明此点，我补充介绍了诗人这一时期的其他诗词作品。刚被贬谪时，词人尚在叹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此时苏轼的心里，充满迷惘，对人生十分无奈。发出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的喟叹，悲观之情溢于言表。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屡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孤高幽独的心态。他常常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临江仙・送王缄》)、“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永遇乐・长忆别时》)等，最有名的当属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作借物寓意，以孤鸿自比，表现了自己被贬黄州后痛苦、寂寞、凄苦、怨悱之情，“缺”、“疏”、“断”、“缥缈”、“孤”、“幽”等极力烘托出词人凄清哀婉的心境。但苏轼天性豁达，在孤寂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把眼光投入到浩渺的宇宙，奇异的自然中，心态变得缓和、宁静，旷达自适，对人生更是彻悟了。

一般认为，《定风波》即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这并没有错，但很多人多没有看出，即使在苏轼的这首词里，作者内心情感仍然有着变化的轨迹，我让学生体会词作的上阕作者写道“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含义时，大家都把这句话当作苏轼无畏风雨，坚强乐观的宣言，但真相恐不止于此，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言语行为一方面是言语动机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又受到言语动机的制约。言语行为和言语动机两者，有时是完全一致的，言语动机通过言语行为直接体现出来；有时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言语动机的实现是间接的。后者容易造成语言的偏离。比如当一个人在买东西时，对其看中的商品，往往挑三拣四，对其不喜欢的东西往往不惜溢美之词。所以《定风波》的作者说“谁怕”，恰恰说明了其内心并未完全放开，心灵还在挣扎、矛盾、冲突，心有羁绊，没有达到物我两忘的程度。直到词作结尾作者才达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此时作者已经与大自然合二为一了。理解至此，我以为学生基本能洞察诗中所蕴涵的深意了。

苏轼定风波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苏轼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淡泊 静定

定风波

苏 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是作者寓居黄州三年时所作，写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七日，深刻体现了苏轼豁达开朗的胸襟。苏轼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挫折和不幸没有使他消沉颓丧，他总是能以豪爽乐观的性格和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把自己从苦闷和失意中解救出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封建士大夫传统精神的写照，苏轼在其中融入“佛”“道”的精义，使它成为后世士人栖息的精神家园。要深刻理解这首词，我们就不能不从作者的政治遭遇说起。

几千年的中国文坛，群星闪耀，棋琴书画样样精通的苏轼绝对是其中最闪亮的星辰之一，他从小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磊落豪侠，对人不设防”“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官场，不是“小病”，乃“大病”，没有城府，在中国官场是注定要吃亏，苏辙还有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优秀，在文人自古相轻的中国文坛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这一时期的北宋，政治危机加剧，社会矛盾尖锐，苏轼不是顽固的保守派，他是主张变革的，但是他对尖锐的社会矛盾的认识没有王安石深刻，再加上他亲见了新法对劳苦大众的侵害，他接受不了这种激进的大刀阔斧的变革，站在了司马光的一边。在这种种背景下，“乌台诗案”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这几乎要了他的命，事后，历经磨难、几经风雨的坡终于大彻大悟，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和道帮了他的忙，淡泊和静定成为这一时期诗词思想的主题，《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者用很强烈的字眼来描绘这一场雨，所谓“穿林打叶”，意指雨凶猛，雨点穿过树林，在叶子上发出沙沙声响，风雨来临时，作者正在野外出游，这当然是相当狼狈了。但是，苏轼却不觉得雨的凶猛和被雨淋湿后的狼狈。面对风雨，他从容不迫、悠然自得，“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并劝同行者“何妨吟啸且徐行”。“吟啸”是指吟诗长啸，徐行就是慢慢行走，风风雨雨雨雨风风，能奈我何，或者是我奈他何？作我的诗走我的路，潇潇洒洒，无拘无束，岂不快哉。人这一生又有几人是一帆风顺的？既然大自然的风雨和人生的风雨不能改变，那就在困境中，在心灵上留有一点小小的空间，用平静悠闲的心态，去从容面对。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平常心是道”，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在黄州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如《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罪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竹杖芒鞋”就是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三年的黄州生活终于让他看得开、看得淡了：既然兼济不了天下，那就穷则独善其身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从字面上看无非是说：“怕什么呢?自己的一生就是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走过来的，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了。”说得轻松、自然、旷达，不是阿Q，不是投巧取乖，“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余秋雨）这是一种看山还是山的至高境界。想想坡的才华，想想乌台诗案，想想他带着一身枷锁，一身泥水蹁跹踟蹰着向黄州走来，怨恨早已没有，锋芒早已消尽，他对各方的打击和挫折早已习以为常，还有什么不能任其自然、泰然处之的。人生如梦，“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尔有何怨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大彻大悟的坡，是看破红尘的坡。李白有“且寄白鹿青崖间”，柳宗元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但他们不是真正的逍遥，骨子里都透着一股怨气，一有机会就又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妄不堪，或者是“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哀怨及一辈子的愤愤不平，绝不如苏轼来得潇洒自然纯粹。

苏轼定风波范文第5篇

《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仅是苏轼词的代表作，而且是整个词史的巅峰之作，甚至被奉为词艺的最高峰，千百年来几无疑议。然而，其艺术究竟如何高妙，却缺少明晰的读解，往往是大而化之的质的定性比较多。胡仔说：“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元好问也说：“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金・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具体量的分析比较到位者甚是寥寥，就连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也只是说：“上片即景写实，下片因景生情。”[1]最具新意和深度的是孙绍振教授关于“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的分析[2]。而我个人认为，这首词的艺术探索还有未竟的领地。就艺术而言，其高妙之处全在于一个“错”字，“错”出了水平，“错”出了风格，“错”出了艺术，“错”出了魅力。

一、“人道是”：明言错，将错就错，怀古伤今

“人道是”，也就是别人说是；至于“我”自己，是颇为怀疑的。苏轼在《赤壁洞穴》里是这么说的：“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北宋・苏轼《东坡志林》）他在《与范子丰书》里也说：“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北宋・苏轼《与范子丰书》）黄州赤壁很可能不是真赤壁，真的赤壁在哪里呢？在赤鼻矶的上游，长江的南岸，和赤鼻矶相距几百公里呢，它叫蒲圻赤壁，又叫周郎赤壁，还有个名字，叫武赤壁（黄州赤壁就叫文赤壁）。苏教版必修一《赤壁赋》注释说：“苏轼所游赤壁实为黄州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冈），当地人误读为‘赤壁’，进而以为是赤壁古战场的遗址。一般认为，三国时的赤壁古战场，当在现在的湖北蒲圻。”[3]唐朝著名史学家杜佑说：“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唐・杜佑《通典》）

为什么要在“三国周郎赤壁”之前注明“人道是”呢？要知道，诗词不比散文，字数是有严格限制的，可谓一字千金。苏轼至少有两层意思要表达，一是做一个说明，我苏轼是不相信此赤壁就是三国赤壁的；二是虽然明知不是三国赤壁，可我还是要借其怀古。怀古是和伤今联姻的，这里面就包含了强烈抒情的意味。换言之，苏轼太想伤今了，以至于这个“古”是真是假都不管不顾了，即便是错的，将错就错又何妨？问题是，苏轼现在怎么了？他有怎样的“今”呢？课本注释说“谪黄州团练副使”，“谪”是十分粗略的，问题在于为何“谪”，怎么“谪”。

林语堂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过分的话。六月，一个御史把坡谢恩表中的四句话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4]哪四句话呢？“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北宋・苏轼《湖州谢表》）“其”，就是“我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押往京城。然后是审讯，余秋雨在《坡突围》里写道：“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怎么审？打！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坡！”[5]苏轼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他给苏辙写诗诀别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北宋・苏轼《狱中寄子由》）好在他朝中的好友范镇给神宗写信，说他“实天下之奇才”，宋神宗其实也不想杀他。在坐了四个月的大牢后，苏轼获释，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连签署公文的权力都没有。副使闲官根本就没什么俸禄，苏轼寄居在黄州的寺庙里，靠朋友帮助开了几十亩荒地，掘井筑屋，亲自耕种，自号东坡居士。苏轼被关的地方叫御史台，因为院内遍植柏树，乌鸦栖巢于上，故称乌台，苏轼的案子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侮辱摧残以至于斯，可谓劫后余生！他的罪名其实是莫须有的，是一帮排挤他的小人捏造的。苏轼自己对这段遭遇也闭口不言。初到黄州，苏轼生活十分困窘，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余至黄州，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北宋・苏轼《东坡八首・序》）缺衣少食而需要垦荒种地，至为落魄潦倒。旷世才子，一代文豪，如此遭遇，令人唏嘘感叹。关键是，在此之前，苏轼还算是比较风光的。我们来看看他的简历。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岁，考中“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6]嘉佑五年（1060），二十三岁，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宋代开国一百年，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人。嘉佑六年（1061），二十四岁，出任凤翔签判，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十四岁，出任杭州通判，节制太守权力。熙宁七年（1074），三十七岁，出任密州太守；熙宁十年（1077），四十岁，出任徐州太守；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十二岁，出任湖州太守。元丰三年（1080），四十三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太守已经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况且苏轼每在一地，政绩卓著，百姓拥戴。苏轼似乎也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在密州，有一次打猎，他写词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不仅豪气干云，而且风光无限呢。

在密州时，“鬓微霜”，零星白发；现在呢，在黄州，“早生华发”。“早生”，本不应该这么早，却这么早就生出白发了；而且，“华发”给人白发很多的联想，未老先衰了。诗案前后，不啻天壤！

这是伤今，他借的“古”呢？“公瑾当年”。“当年”是什么时候？赤壁之战（公元208年）时。公瑾当年多少岁？三十四岁。年轻呀，加上“小乔初嫁”，情场得意，地位特殊（二乔姐妹，孙策纳大乔，周瑜纳小乔），可谓春风得意。而且周瑜很英俊，“雄姿英发”，有诗为证：“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南宋・范成大《吊周瑜》）真豪杰，美男子，倜傥风流。“羽扇纶巾”，儒雅呀；“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曹操的百万大军，在周瑜儒雅的谈笑间灰飞烟灭，够潇洒！赤壁一战而天下三分，周瑜功勋卓著。爱情，才貌，功业，地位，无不称心如意，简直美不胜收！

什么叫鲜明对比，这就是。未老先衰，劫后余生，潦倒落魄的苏轼；春风得意，倜傥风流，儒雅潇洒的周瑜。相形之下，苏轼伤今之意跃然纸上。所以黄苏说：“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宾于主。”（清・黄苏《蓼园词评》）借古之周瑜，伤今之苏轼。

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有意错，错出艺术，设错因梦

有意思的问题在于，苏轼不仅怀古怀错了地方，而且还怀错了事实。一是周瑜娶小乔的时候二十四岁，苏轼把时间整整推后了十年；一是装束为“羽扇纶巾”的是诸葛亮而不是周瑜，苏轼张冠李戴了。我们来看几则史料。

“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乔公二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西晋・陈寿《三国志・周瑜传》）

娶小乔时周瑜二十四岁，是在攻取皖城（公元214年）之后，不是在赤壁之战时。

“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东晋・裴启《语林》）

诸葛亮羽扇纶巾，是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将，而周瑜“羽扇纶巾”则未见任何史料。

“臣（诸葛瑾，笔者注）窃以瑜昔见宠任，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虽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西晋・陈寿《三国志・周瑜传》）

周瑜是一个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威武勇猛的武将，而不是羽扇纶巾的儒将。

是苏轼不知道这些事实吗？不可能，大学士坡，饱读诗书，学富五车，“野史笔记，悉皆通晓”，不可能连四大史书之一的《三国志》也不读的。他这是故意的，明知故错。问题在于，苏轼为什么要明知故错呢？

“小乔初嫁”时，周瑜才二十四岁；至赤壁之战时，周瑜已三十四岁，小乔已嫁十年，不是“初嫁”。作者写赤壁之战而写“小乔初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彰显周瑜的少年得志，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是也。而写周瑜少年得志，则是为了反衬自己的不得志。这是潜台词。

“羽扇纶巾”的张冠李戴，却是颇费思量的。为什么把儒将诸葛亮“羽扇纶巾”的标志贴在武将周瑜身上呢？也就是把儒将、武将合于周瑜一身了，儒将化了的周瑜，是个什么形象？风流潇洒。苏轼可能觉得，只是勇武，缺少可爱；加上美人，称得上风流；而只有具备了羽扇纶巾的儒雅，才称得上潇洒。（苏轼本就是一个十分潇洒的人，从《密州出猎》就可见一斑。）

潇洒到什么程度？“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场血战，火烧连营，飞矢如雨，竟然如此轻松自在！这是夸张，更是衬托，勇武的拼杀变成了儒雅的说笑，淡化武力其实是为了强化儒雅。

不只于此，苏轼还为这“谈笑间”的大战设置了一个十分壮阔的背景，是怎样的呢？“乱石穿空”――岸上险，“惊涛拍岸”――岸边险，“卷起千堆雪”――江中险，（“雪”除了白的颜色，还有冷的感觉。）险，险，险，雄奇壮阔，惊涛骇浪，声势浩大，雷霆万钧。在这种情状之下打战，战场之惊险可想而知！而周瑜只是“谈笑间”，何其潇洒！正着说还不过瘾，苏轼又反着来说，接下来他怎么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江山如画吗？惊涛骇浪，雷霆万钧，可以画出来吗？画是美好的代名词。而波澜壮阔者，非有襟大气度者不能画，且此画也只能于胸中构画。有多少豪杰？不就是周瑜嘛。这些都是背景，为的是让周瑜出场。

这就恐怕不只是用来反衬苏轼自己的落魄了。我们不妨用仿句的方法来理一理思路。

把黄州赤鼻矶错当成蒲圻周郎赤壁，是为了借以怀古伤今，所谓将错就错、事出有因，进而表现出苏轼伤今的强烈愿望。

把“小乔初嫁”推迟了十年，是为了彰显周瑜的少年得志，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进而反衬苏轼现今的潦倒落魄。

把“羽扇纶巾”转借给周瑜，是为了给武将周瑜以儒将风度，所谓文韬武略、儒雅潇洒，进而突显苏轼心中风流潇洒的梦。

很显然，这里可能寄托了苏轼的某种理想或曰梦，自己多想成为周瑜那样的人呀。为此，苏轼不惜用时光倒流、偷梁换柱的办法来无限美化周瑜。能不无所不用其极吗？他是偶像嘛，偶像务必是完美无缺的。一句话，原来苏轼故意弄错几个事实，实际上是想因为他心中的一个梦，像周瑜那样风流潇洒的梦。

这里需要略微解释一下“风流”这个词。词典上有四个义项：“①风雅洒脱，有才华而不拘礼法；②杰出不凡；③男女私情；④放荡轻浮。”[7]苏轼这里，除第四项外，余者似乎兼而有之，以风雅洒脱，杰出不凡为主。而且可能还有突破，因为苏轼笔下的周瑜还包括建功立业宏图的实现。因此，苏轼的“风流”应该增添一义：建功立业宏图的轻松实现。

苏轼的梦实现了吗？当然没有，实现了就不叫梦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神游”故国，强调是精神相遇，也就是联想想象；应笑我多情，难道不可笑吗，潦倒落魄如此，还做着风流潇洒之梦，想想也无非是梦一场。认识到“人间如梦”，说明美梦已醒。梦醒了，苏轼做什么？“一尊还酹江月”。用一杯酒祭奠江中之月。这个“江”，在词的开头出现过，它不是一般的江，而是“大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滚滚东逝的长江，大浪淘沙的长江，逝者如斯夫的长江。他是在祭月亮吗？不是，他是在祭奠他心中的那个梦。流走的是江水吗？不是，是他心中的那个梦。淘尽的都是英雄人物吗？也不是，还有梦，那个风流潇洒的梦！

这个梦还是一个清醒的梦，换句话说是苏轼精心营造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向往和憧憬，是个白日梦。这之后不到三个月（赤壁词作于七月底），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他还真做了一个梦，睡着之后做的梦，他在《后赤壁赋》里写道：“是岁十月之望，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顾笑不答，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北宋・苏轼《后赤壁赋》）如果说前面的梦随江水流走了，这里的梦则随仙鹤飞升了，“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了。但不管是流走了还是飞走了，梦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冰冷的现实！

如此说来，好像苏轼该呼天抢地、痛心疾首了。事实不然，这里分析的只是诗意，也就是赤壁怀古词词意所应在。生活中的苏轼不完全是这样的，在他散文化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泰然、超然和洒脱。他在给李之仪的回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北宋・苏轼《答李端叔书》）纵情山水，开心于不为人知。《前赤壁赋》也说：“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之前在《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词序里说：“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北宋・苏轼《西江月・序》）放浪山水，欣然自足，应该还是很洒脱的。

三、“酹江月”“惊涛拍岸”“千堆雪”：无意错，艺术的“错”，诗文有别

当然，梦是没有了，可“错误”还在继续。“酹江月”说明时间是在晚上，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景似乎于白天乃见。“江月”，江中之月，能看见月亮在水中的倒影，说明风平浪静；而上阕“浪淘尽”“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似乎表明此时还惊涛骇浪。进而，明月之夜，满地满江皆似霜雪，浪花之雪白（“千堆雪”）如何见出？还有，题为“赤壁怀古”，似乎苏轼站在赤壁山上，居高临下，雄视千古，可苏轼真到过山顶吗？

其实苏轼并没有上到赤壁山的顶峰。他在《赤壁洞穴》里说：“断崖壁立，江水深碧。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北宋・苏轼《东坡志林》）洞穴肯定在山腰，而非山顶，而且风平浪静才去，“惊涛拍岸”恐怕是去不了的。苏轼在《前赤壁赋》游赤壁是在七月十六日的晚上，当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他在《后赤壁赋》游赤壁是在当年十月十五日的晚上，当时“月白风清”“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都是在天气顶好的情况下游赤壁的。前一次没有上山，“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后一次上山了：“予乃摄衣而上，履f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盖二客不能从焉。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北宋・苏轼《后赤壁赋》）但很难爬，虽然苏轼比“二客”好一些，但依然没有爬到山顶。

苏轼没有登临赤壁山，也就是说《赤壁怀古》完全是他想象联想之词，唐圭璋先生“即景写实”，所言非也。这就涉及到诗词和散文的区别了。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超越了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时间之类的限制，它是概括性极强的，视自由的、假定的想象为生命。黄生说：“极世间痴绝之事，不妨形之于言，此之谓诗思。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清・黄生《一木堂诗麈》）明知故错，还要错上加错，苏轼之梦不可谓不“痴绝”；而所谓“即景写实”其实是“以虚为实”。这和散文有很大不同。散文里的事实虽然不是生活事实的复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近事实的。在诗词中说“白发三千丈”，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而在散文里硬要说“生出了三千丈长的白发”，则肯定要闹笑话了。像前述日记式的《赤壁洞穴》开头“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记游性质的《前赤壁赋》开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后赤壁赋》的开头“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等都是十分具体、真实的。

“把‘大江东去’，当作即景写实，从字面上理解为‘长江滚滚向东流去’，就不仅遮蔽了视觉高度，而且抹杀了诗语的深长意味。这种东望大江，隐含着登高望远，长江一览无余的雄姿。”[8]而事实上苏轼并未登高，大江东去，一望无余的视野，显然是诗人的心域，是假定性的想象。且“千古风流人物”是不管怎么“看”都是看不到的，而是联想到的。想到了大江，想到了历史英雄人物，仿佛他们都在“我”的脚下，就给人一种诗人处于雄视千古的高度的错觉。空间之高和时间之长就这样一“望”而知，时空的瞬间转换只有诗的想象才能完成；也只有完成了这种自由的想象，诗才会具有如此深长的意味。这种错觉是很美妙的，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

同样的道理，“乱石穿空”三句，也为想象之语。上文已述，他是在给周瑜的出场创设背景，并非登高望远之所实见。在散文里，“断崖壁立，江水深碧”“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丝毫看不见惊涛骇浪的影子。这就足以说明，诗性的想象是假定的、自由的。孙绍振教授说得十分明确：“诗歌中的物象并不是客观的物象，而是客体的一个特征被主体的某种感兴所选择，在想象中同化的结果。”[9]彼时的大江需要它波涛汹涌，它就会在诗人笔下涌起惊涛骇浪；而此时的大江需要它波浪不惊，诗人就可以让它风平浪静。“酹江月”时风平浪静就是缘此。光“酹江”，诗意还是十分平淡的，虽说有对开头“大江”的照应，但这种照应还只是线性的，只不过是将“望”江变为“酹”江而已，“酹”是“望”的结束。而“酹”江中之月就不一样了，月的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前赤壁赋》里“月”象征永恒；而在《赤壁怀古》里，似乎可以代称词人的理想、梦想。月光本来不动，而有了“江”，月光就流动起来了，也就是那个本来也算是永恒的梦也随之而流走了。此时的“江”就一定得是静的，波浪不惊，这才能看见水中之月，能见水中之月，才知“我”的梦虚无缥缈。诗意的美妙就在这动与不动之间。

诗尤其是抒情诗是极致化了的情感（“痴绝”）的介质（“形之于言”），是理想化了的生活（“以无为有”），靠的是自由的想象（“以假为真”）。既然是假定的想象，我们也就大可不必深究这首词写的是白天还是晚上了。或者，他写登高望远之时是在白天，像“大江东去”，像“乱石穿空”；而俯首祭月之时是在晚上，因为唯有月亮才是他此刻的知己，此刻的寄托。（这也是他赤壁诗文里每次出游都在明月之夜的原因）于是，前述的几个“错误”也就不是错误了，而是艺术的虚拟，假定的想象。余秋雨说：“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10]细究苏轼赤壁词，信然！

参考文献：

[1]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426.

[2]孙绍振.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160.

[3]丁帆，杨九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一[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75.

[4]林语堂.坡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122.

[5]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39.

[6]刘小川.品中国文人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8.

[7]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393.

[8]孙绍振.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161.

[9]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