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前赤壁赋范文第1篇

赤壁又名赤鼻矶，是耸立在黄州江畔的一座绛红色小山。千尺峭壁直插江中，汹涌江水奔涌而过。宋神宗元丰年间，江山胜景吸引着政治上失意的贬官苏轼，苏子常常流连于此。苏轼游赤壁，有案可稽者应为六次，兹据有关文献资料追迹寻踪。

元丰三年（1080） 八月，东坡初游赤壁，撰《秦太虚题名记》。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贬地黄州，先是借住在定慧院，后来住进了紧靠长江的临皋亭驿站，生活一直未能安定。这一年的八月初六、初七左右，苏轼与其子苏迈游览了赤壁，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苏子首次赤壁之游。苏轼初游赤壁，对赤壁之壮观即产生深刻印象，苏轼《秦太虚题名记》对此次游历有所描述：

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苏轼文集》398页）

秦太虚即高邮秦观，苏轼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辩才（元净）、参寥（道潜）皆为僧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方外密友。秦观元丰二年八月十六日作游杭《题名记》，此文由辩才、参寥送示苏轼。苏轼乃作题跋，忆当年杭州旧游，并叙夜与苏迈棹小舟游赤壁事。在《秦太虚题名记》这篇杂记中，“明年”指元丰三年，“去中秋不十日”约为八月初六、初七左右。东坡交待了兴致勃勃夜游赤壁的情形，并将此种心情转达于友人。

此时的苏轼寓居黄州已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但却力图从山水之中寻找一种精神的救赎。诚如苏轼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所说：“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与司马温公》，《苏轼文集》1442页）在苦难和不幸中寄情于山水，寻求一种精神慰藉，从《秦太虚题名记》中，我们读到的苏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元丰四年（1081）十月，东坡二游赤壁，撰《念奴娇・赤壁怀古》。

元丰四年十月的一天，坡登临赤壁矶头，面对如画江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华发早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上阕粗笔勾勒赤壁景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词编年校注》398页）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编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元丰四年辛酉（1081）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五年壬戌，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今之论者，多以为 “赤壁词”与《赤壁赋》作于同时，即元丰五年七月。

笔者认为，《念奴娇》和《赤壁赋》不作于同时。理由如次：其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浪花翻涌，“惊涛拍岸”之景象不一，两篇作品不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其二，《念奴娇》虽然写出了江山如画的风景和追慕英雄的情怀，但无法掩盖的，还是那种华发早生“人生如梦”的悲哀。尽管这种悲哀融汇在壮阔江山和久远历史中，使词中的低沉情绪得到消融，但此作蕴含着的苏轼郁积心头难以化解的失意之感，读者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的。这与元丰四年苏轼的思想情绪较为一致。而《赤壁赋》则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人生解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与《念奴娇》中的“人间如梦”思想如出一辙，而《赤壁赋》的主旨恰恰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否定和超越。两篇作品既然表现的对人生的感悟截然不同，也就不太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因此，厘定此词作年为“元丰四年”，与苏轼思想较为吻合。笔者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语推测，此词之作，当在是年“十月”稍前。

从词中“一尊还酹江月”一语看，苏轼似乎也不是月夜一人独上赤壁，而是与苏迈携酒而上赤壁的。

元丰五年（1082）五月，东坡三游赤壁，撰《记赤壁》《怪石供》。

元丰五年是苏轼游赤壁最多的一年。其时，苏轼渡过了寂寞消沉的贬谪初期，生活上也趋于安定。在友人和邻居的帮助下，新筑的草庐雪堂离江畔很近，耕作东坡之暇，苏子常临赤壁。五月，苏轼于赤壁聚宝山采集了与玉难辨的美石，送给好友了元（佛印）禅师。在《怪石供》一文中，苏轼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苏轼文集》1986页）

文末书“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可见其间苏轼曾流连江畔，以饼易石。此时苏轼生活基本安定，江畔寻石，表现出词人的一种生活情趣。《舆地记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下》：“聚宝山，在州治之后，赤壁之上，山多小石，红黄粲然。东坡所作《怪石供》即此石也。”

作于此时略前的《记赤壁》一文亦同记此事：“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苏轼文集》2255页）从怪石数量可推知，此文作于《怪石供》略前，亦在元丰五年五月间。

文中之“数游”指去江畔寻石，有没有登临赤壁呢？答案是肯定的。同文记载：“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这是白日泛丹，探穴登山所见皆寻常之景，苏轼遂将注意力集中于“温莹如玉”之“怪石”了。

苏轼常于世人难耐之苦境中自寻其乐，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胸襟气度。搜寻怪石即为一例。在写给堂兄苏子明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这种人生快乐的奥妙：“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文集》1832页）嗣后赤壁两赋，表现出的参透人生的思想，不是一时的感触，而是思想的累积，从上述两文中正可见其端倪。

元丰五年（1082）七月，东坡四游赤壁，撰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赤壁赋》明确记载此次游览的时间为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晚。月明星稀，苏子与客游览赤壁，并写下著名的《赤壁赋》。赋记游云：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文集》5页）

赋记“举酒属客”之“客”当指道士杨世昌。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好友杨世昌自庐山来黄州，居住在雪堂，元丰六年五月方离去。二人情同手足，相处甚洽。临别，苏轼著《贴赠杨世昌》，对其赞赏有加：“棉竹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近一年乃去。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艺术，可谓艺矣。”（《苏轼文集》2587页）“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吹洞箫”之人为杨世昌无疑。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无田忧入室。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沿流不恶溯亦佳，一叶扁舟任漂突。山芎麦曲都不用，泥行露宿终无疾。夜来饥肠如转雷，旅愁非酒不可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苏轼诗集》1123页）“西州杨道士”空手一身，多才广艺，草行露宿，云游四方，勘破世情，无忧无虑，可见亦风流跌宕之人。杨道士的到来给苏轼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趣味。

近年有些文章据文赋“主客问答”之文体特征，认为“客”为子虚乌有式人物，不必指实为杨世昌。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时杨世昌住苏轼家中，苏轼夜游赤壁，杨道士岂有不随行之理？文中“羽化登仙”明明白白是道家用语，是苏、杨二人畅游赤壁的共同感触。何况，三个月后苏轼与杨道士同游赤壁有着明确的文字记载。苏轼的思想变化不会凭空而来，两赋流露的释、道思想，与苏子同僧人、道士的频繁交往密切相关。

从《赤壁赋》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东坡，暂时搁置了儒家建功立业的淑世情怀，转而用庄子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江水东去，昼夜流逝，然而万里长江依然奔流；月圆月缺，变幻不定，然而一轮明月未尝减损。世间万物均同此理，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瞬息万变的；从不变的角度看，江月又是万古长存的。苏轼以水月为喻，借庄子相对论悟出人生的哲理，实现了自我解脱。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五游赤壁，撰《后赤壁赋》。

“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贴赠杨世昌》，《苏轼文集》2857页）坡五游赤壁，《后赤壁赋》记此次游览情形云：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乃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苏轼文集》7页）

随从东坡游览之“二客”，一指杨道士，另一客可能指古耕道。古耕道，黄州进士，苏轼紧邻，与苏轼过从甚密。元丰五年，雪堂落成，东坡丰收，古耕道常随苏轼出游。“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捕鱼者应为近邻，而最具此种可能的人物当为古氏。

全篇所表现的是一种随缘任性、清澈无滓的自然之境。苏子处处以自然为心，乐则乐，悲则悲，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两赋相较，前赋以“主客问答”之法谈玄说理，后赋侧重叙事绘景，现实梦幻交织，写法上颇多变化。然而表达超然物外这一主旨，两赋并无二致。前后两赋，相得亦彰，表现出苏子对人生的彻悟。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六游赤壁，撰《李委吹笛》。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四十七岁生日。是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李委吹笛》诗序，《苏轼诗集》1136页）

其后一年，元丰六年八月，东坡《与范子丰书》亦记其事：“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文集》1452页）《李委吹笛》诗如下：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苏轼诗集1136页》）

李委笛声悠扬超佚绝尘，东坡如入仙境兴致甚佳。仿佛乘鹤高飞来到九嶷山下，听到娥皇、女英哀悼虞、舜的歌声，又仿佛来到龟兹古国，听那不同凡响的异域高妙之音。李委献曲是生日庆典的高潮，苏子和他的朋友们“皆引满醉倒”，度过了欢愉的一天。

李委的身份是“进士”抑或“秀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贬谪黄州不到三年，苏轼身边又高人满堂，奇士盈庭。这一天东坡“置酒赤壁矶下”，庆贺生日，“客有郭、古二生”，从游之客为邻居郭遘、古耕道二人。二人皆为苏轼好友。《东坡八首》：“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苏轼诗集》1083页）郭遘为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靠卖药为生。古耕道为一侠义之人。苏轼诗中戏称他为唐代侠士古押牙子孙。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东坡最后一次游览赤壁。从苏轼六游赤壁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苏轼贬居黄州后的心路历程：从初贬黄州的精神苦闷，到赤壁二赋的思想解脱，到生日庆典的自得其乐，苏轼实现了一位智者对苦难的超越。这就是苏轼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迁客骚人之处。与黄州赤壁相关的诗词文赋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终以“文赤壁”之名令黄州赤壁誉满天下。

黄州赤壁是否赤壁之战的战场？对此，东坡的确是持怀疑态度的，苏文中曾两次提及。“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记赤壁》，《苏轼文集》2255页）“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与范子丰书》，《苏轼文集》1453 页） 引文可以说明，苏轼对此虽有怀疑，但从未进行否定，而是保持了一种“不知为不知”的立场。

论者多认为“东坡本是借山川”，苏轼不过是将错就错，借赤壁之名行怀古之实。对这种看法，笔者不能认同。视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诗歌吟咏中早见。杜牧《齐安郡早秋》：“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冼认前朝。”赤壁词中“人道是”之“人”指唐人杜牧，小杜考证齐安郡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苏轼是政治家、文学家，但不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州赤壁究竟是不是三国古战场，苏轼当在信疑参半之间。但在文学作品中，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再到“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却表现出一个从“疑”到“信”的过程，东坡宁可信其为真，并未判其为伪。当苏轼亲临赤壁，伫立在高耸的山崖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当年万舰齐发、烈焰映空的战争场景便浮现在目前，必然觉得如此险要地形真是天然的好战场。笔者深信，创作一词两赋之时，苏轼是将此地作为古战场看待的，而且，赤壁战场在黄州这一判断，应当是苏轼发思古之幽情的出发点，至少，从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东坡本是借山川”的直接证据。

参考文献：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苏轼著、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苏轼前赤壁赋范文第2篇

苏轼的很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主客对照的写作手法。《前赤壁赋》作为与传统汉赋渊源颇深的经典文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主扬客的传统格局，“客”的戏份最重；《后赤壁赋》中，“二客”只在前半文中扮演重要角色，后半部分被“孤鹤”抢了镜头。《定风波》中的“客”只在序言中出现，而《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家童”，《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周郎”，以及《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的“孤鸿”，笔者觉得也可暂且归入“客”的范畴。无论是实有还是虚构，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苏轼作品中这些“客”的出现，对我们深入苏轼的精神世界，窥探他内心的挣扎与复杂，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一、儒与道的纠结

生长于诗书之家的苏轼，儒家“兼济天下”的追求是他人生的底色。“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即使被捕被贬，也不忘心中的“美人”（指君王或政治理想）；即便纵情山水，也会想起“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曹操。另一方面，苏轼的人生理想却明显是道家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后赤壁赋》中的神秘孤鹤与梦中的道士，也可看做苏轼“不期而遇”之客。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来表达自己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心境，更传达出内心深处渴望超越现实痛苦、遗世而独立的追求。

《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对“周郎”的遥想，折射出天赋旷世之智、宰相之才的苏轼骨子里的儒家建功立业的追求。对比三国英雄，倍感凄凉；但苏轼就是苏轼，以他的博学与智慧，惯看“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长河，道家佛家所揭示的人生空漠轮回之理，又让他变得达观，在自“笑”中“一尊还酹江月”。

林语堂在《坡传》中，对苏轼与道教的关系作了如此评价：“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笔者觉得，苏轼“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与道家理想到底孰轻孰重，也许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

二、凡与仙的较量

《后赤壁赋》首段中，“过黄泥之坂”时，二客尚能与苏轼“行歌相答”，为何在赤壁“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之时，“盖二客不能从焉”了呢？难道是因为二客体力、兴致不及苏轼吗？联系K轼被贬黄州的写作背景不难看出，二客大概是心中无事之寻常闲游，苏轼却心有孤愤郁结，需要排遣与发泄。后文的“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既是奇异惊险的赤壁景物引发的真实感受，也是兴尽悲来面对现实后，原有孤凄之情、忧惧之心的重新抬头。

《定风波》小序中“同行”之客与《后赤壁赋》中的“二客”异曲而同工。同样是“道中遇雨”，为何“同行皆狼狈”，而苏轼“独不觉”呢？同行的举动是正常人的反应，凸显出苏轼的反常。苏轼为何如此痴狂呢？词中提到“酒醒”，说明他喝醉了。难道只他一人大醉？为何他要大醉呢？借酒浇愁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人也大醉，是否就会和苏轼一样大雨中“独不觉”，还要“吟啸且徐行”呢？

苏轼自幼以来就涵养着一身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仙气”。苏辙在《 武昌九曲亭记 》中写到：“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相较于凡俗之人的“正常”反应，苏轼身上原本就多出几分对自然万物的敏感与热爱。所以笔者认为，“盖二客不能从焉”之时，“二客”是凡人，苏轼是仙；“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之时，苏轼又是凡人，而“孤鹤”与“道士”则寄托着他的升仙理想；大醉的苏轼，饮下的是凡人的郁闷，大雨中“独不觉”，还要“吟啸且徐行”的苏轼，展露无遗的是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神仙之姿。

三、人与己的隔膜

苏轼《答李端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贬黄州的苏轼，似乎尝到了“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轻松与自在。但年方二十初到汴京就成为北宋文坛与政坛一颗闪亮新星的苏轼，如何忘怀孔夫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教诲呢，他内心的痛苦与孤独又有几人能解呢？

《临江仙》中的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拖家带口、处境艰难，为何要抛家不顾，自我放纵呢？除却固有的洒脱性情之外，也有乌台诗案造成的现实痛苦，苏轼深陷其中，难以排遣，只能靠醉酒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原打算回家倒头便睡，柴门却久叩不开：“家童鼻声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他仿佛觉得自己被身外的世界完全排离开来。“倚仗听江声”的他变得异常孤独，也顿时清醒过来：既然明知“此身非我有”，何必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俗世之累，索性“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吧。这里，渴望“归去”的苏轼，与《后赤壁赋》中渴慕道士却“不见其处”的苏轼，内心深处的孤独与迷茫是近似的。

《后赤壁赋》与《定风波》中的“客”，与《临江仙》中的“家童”角色相似。他们是苏轼身边亲近的人，或陪苏轼游玩谈笑，或随侍苏轼左右，他们也许与苏轼相处越久，越会被苏轼可敬的大学问、可叹的大智慧以及可爱的真性情所折服，进而会对苏轼的处境报以无限的同情与不平，但这并不能让精神上孤独的苏轼得到多少慰藉。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每个人都注定只能是独行者。而天才善感、命途多舛的苏轼，注定比芸芸众生体验到更深刻的孤独。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平凡，更要读出苏轼超乎常人的痛苦；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孤独，更要读出苏轼高贵幽雅的情怀和超凡脱俗的智慧与追求。

四、虚与实的映衬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四年，此时他的政治处境未变，人生困局未解，内心的复杂与挣扎仍然存在。词中的“孤鸿”，就像是苏轼的影子，也可看作是与苏轼同病相怜之“客”。上片“缺”“疏”“断”几字，写尽“幽人”深夜无眠、孤独凄清的心境；下片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孤鸿宁愿忍受寂寞凄冷，也不愿栖息寒枝的高洁自守。全词清奇冷峻，物我交融，虚实映衬，托物言志，苏轼借孤鸿抒发了内心的孤独与幽愤。

苏轼前赤壁赋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苏轼作品 乐观旷达 壮志难酬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60024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当下，不少中学生遭遇挫折后无所适从，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诗歌具有强大的熏陶感染功能，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鉴赏诗歌，并从中思考、领悟。语文教材中，作家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积极态度，为学生模仿榜样提供了可能性。榜样应充满生命感，不能只讲其优点，而对其缺点只字不提。

苏轼，是中学生的榜样。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弹劾苏轼，上奏苏轼任职湖州后所进的谢上表，其用语暗讽朝政。接着御史李定等王安石一派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中寻找罪证，指控他有谋反之心。后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也称“乌台”，因御史台内柏树上多乌鸦筑巢栖息。这起文字狱被称为“乌台诗案”，最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笔者查阅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发现苏轼被贬黄州后的作品共有七篇。这些作品分别为元丰四年（1081）作散文《方山子传》，元丰五年（1082）作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赋《赤壁赋》、散文《游沙湖》，元丰六年（1083）作散文《记承天寺夜游》。而《游沙湖》中苏轼游蕲水清泉寺所作的词即《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一、乐观旷达的精神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履险如夷，尽显其乐观旷达。

《游沙湖》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病愈后，与主治医生庞安常同游蕲水清泉寺。苏轼看见寺边兰溪的水往西流，作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告诉我们，纵使时光流逝，我们仍应老当益壮，奋发有为；“休将白发唱黄鸡”，即不要因人老就唱起“黄鸡催晓”等消极悲观的歌曲。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去沙湖看田。他在归途中遇雨，便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同行皆狼狈，而苏轼却持竹杖，穿芒鞋，一边吟诗长啸，一边逍遥前行。他不怕，只需一件“蓑衣”就可以抵挡自然界和人生旅程中的风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语双关，表面上是说他对天气变化毫不介意，实际上是他不为人生忧患而动摇的修养。

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所游为黄州的赤鼻矶，并非赤壁大战之地。由于当地传说赤鼻矶就是周郎赤壁，苏轼也不妨把它当成真的赤壁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壮美的大江，引发了苏轼对主帅周瑜的赞赏。周瑜年轻有为，在赤壁之战中从容指挥，最终打败曹操。而此时的苏轼，功业未成，早生华发，便感喟“人生如梦”。这种感触并非颓废和悲观，他最后还是做出了举杯邀月，酒酹于江的壮举。这一举动，与词中所写的壮丽江山、千古英雄融合在一起，营造了深沉、雄浑的意境。

元丰五年（1082）农历七月十六日，苏轼与客在赤壁之下泛舟游玩，并进行了一段精彩的主客间的对话。月下的主客问答，是苏轼人生态度的两个层面。作为“主人”的苏轼，表现了他的乐观旷达；而作为“客”的苏轼，表现了他的消极悲观。先分析作为“主人”的苏轼。面对“客”所发出的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感慨，“主人”苏轼解释到，就像水会流逝，月有盈虚，生命就个体而言，是如此短暂；就整个人类而言，万物与我们一样，都是永恒的。既然这样，我们不如享受大自然，随遇而安，拂江上清风，赏山间明月。

元丰六年（1083），苏轼作散文《记承天寺夜游》。作者与好友在承天寺悠闲地观赏柔和的月景，庭中的月色如水般澄澈明净，“藻”“荇”纵横交错，原来是微风吹拂，竹子和松柏在月光的照耀下舞弄着自己的影子。

二、壮志难酬的慨叹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苏轼被贬谪后，偶尔慨叹壮志难酬，也是可以理解的。

试分析《赤壁赋》中作为“客”的苏轼，他从眼前的赤壁壮景，想起了曹操、周瑜两个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便发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叹。

苏轼前赤壁赋范文第4篇

其一，对《诗经》中“明月”诗的理解不妥。历代的传统理解认为这就是一首月下相思爱情诗，表达的是男子对情人的思念，兼有男子幸福的烦恼，或是求之不得的渴望之情。此类诗歌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比如《邶风・静女》。

由此可见“明月”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并非体现“惆怅、焦虑的情绪”， 当然和苏轼的心境也并不是吻合的，反而是大相径庭的。

其二，与苏轼“此刻”的心情不符。在清风明月的夜晚，唱《诗经・陈风・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是作者触景生情的表现，身体的放松、心灵的放纵使超然独立的形象和潇洒脱俗的胸怀跃然纸上。“苦闷和忧伤”之情又是从哪里谈起呢？所以，此刻，无论在歌咏“明月”诗之前还是在歌咏“明月”诗之后，作者的情感都是愉悦、畅快的。

其三，与此时苏轼的人生观不符。《赤壁赋》写于1082年七月，距离被贬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总得来说，是消极中有积极，超脱中有执着，郁闷中有旷达，忧愁中有开朗。当然，这恰恰体现了儒、道、佛思想对苏轼的思想、情感的深远影响。

其四，与文章多变的情感不符。全文结构上前后照应，感情上脉络清晰――由乐及悲再至极乐，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这不仅让人感受到感情变化之美，更让我们看到苏轼不虚伪、不做作的真实心境。

其五，与“赋”这种文体的特点不符。赋的特点首先在“体物”，即摹写事物。然而，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而苏轼的《赤壁赋》完全符合赋的特点：前两段叙述实况真事，描写眼前美景;三四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变与不变的哲理，属于议论部分，这是全文的重心。所以苏轼吟唱《月出》之诗，是叙述实况真事，并非来“表达自己仕途失意、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忧伤”的情感，而是为后文的抒情、议论作铺垫与张本。

那么，苏轼复杂多变的情感是如何表达的呢？笔者有以下认识：

从贯穿全篇的思想内容看，《赤壁赋》主要表达了两种情感：一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慨人生之短暂;二是对“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的“造物者之无尽藏”的尽情享受。而这两种感情都是从第二段苏轼所唱歌词和客人所吹箫声中生出，歌声和箫声不仅引出了主客间的问答以写志抒情，而且全篇的立意都体现在这歌声和箫声中，真可谓“一歌一箫总关情”。

苏轼所唱歌词：“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显然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桂棹”、“兰桨”是文人的自喻，“渺渺兮予怀”表现的是临风惆怅，思绪悠远黯然，面对浩渺开阔的江面，极目远眺，自然地想到天隔一方的“美人”。“美人”是苏轼所倾心的对象，内心思慕的人，是理想君主的象征，代表了苏轼的一种理想追求。然而，现实如此，岁已不惑（此时苏轼已是45岁），空有抱负，恐怕难以实现（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感慨自己“早生华发”，这种悲伤之情表达得更明确深沉），自然产生了知音何处、忠君用世而不得之情。所以苏轼“饮酒乐甚，扣舷而歌”的喜悦背后隐藏着一抹哀愁――一个不被重用反遭迫害的落魄文人的幽怨。

苏轼借助歌唱所表达的情感哀愁和政治感慨非一般人能理解，非知音不能解。而此时却有一段“倚歌而和之”的箫声响起，那位为苏轼歌唱伴奏的客，显然是理解苏轼的内心波澜和情感变化的，正是按照苏轼的感受伴奏的，他不仅是苏轼的知音，仿佛更是苏轼的代言人。在伴奏乐器的选用上可见其用心：箫是一种古老的、悲剧色彩较浓的吹奏乐器，而且它体现的往往是精神境界里边的凄苦、深沉、厚重，兼有悲凉，常用来表现离别之苦、相思之苦，故常出现在抒写离别或思念之情的作品中。

于是，他奏响了一支哀婉、凄切的苏轼心曲。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其实正是苏轼心迹的折射。

一曲洞箫凄切婉转，竟能使藏在洞壑里的蛟龙都难以宁静而舞动起来，引得独处孤舟的寡妇不由得感伤身世而哀哀哭泣。苏轼借助夸张和想象，运用精细的刻画和生动的比喻，把洞箫悲咽低回的哀音表现得十分形象真切，使人如闻其声，几乎也要凄然落泪，从而给原本优美的景色涂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哀，为下文的主客问答奠定了基调。

苏轼前赤壁赋范文第5篇

到了宋代，苏轼提出：“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③既是“无意”，则为文就没有一个预定的主题，随性所至、随手生发，即苏轼自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④苏轼这一“无意为文”的观点，随性创作而形成的独特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对传统“文以载道”的突破。

苏轼随性创作而形成的独特的风格，其独特性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有相当一部分的杂记文，“其中以亭台楼阁厅堂记为最多，佛寺祠堂记次之，书画记又次之，其它如井泉碑石与耳目所及之事，也偶有所记”。⑤这些文章，大多是苏轼从生活中信手拈来，借一事一景点染成文。这样的作品，于儒家圣人之“道”本就不那么强调；尤其在他遭贬谪之后，政治抱负受挫，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更多地侧重体现作者对于世界人生的思考与感受。

如《记游松风亭》一文，不过短短111字，抄录如下：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勾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这一则小短文，按传统观点，自然无甚大道可言，甚至是与儒家之道大相径庭。《论语》里记宰予昼寝，孔子大为不满，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⑥儒家讲究积极入世，实现“取义成仁”的伟大目标。苏轼此文却说“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展示的完全是个人的心灵自由境界。再如《书上元夜游》，记元宵夜的出游，回到家时，“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记承天寺夜游》），苏轼以寥寥笔勾勒出皎洁月色后，即以“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作结。在这些文章里，沉重的“道”被隐去了，而作家的精神、个性得以完全展示，一个性情旷达的苏轼形象呼之欲出。

当然，传统的文论观念里也讲究表现个人的感受，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⑦但是这种表现的载体更多的是诗（并且所表达的大多是儒家之志）。以大量的随性短文抒发自己的内心，表现自己的性情，苏轼可算是文学史上第一人。

苏轼随性之文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于，他的文章的结构文法没有定则。苏轼自言：“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⑧

苏轼文章的这种特点，在前代人的评论中时有所见。他的千古名篇《前赤壁赋》，李扶九评曰：“闲闲叙起，不必定游赤壁，不必定约某客。‘乐’字伏后。仍用‘风’‘月’二字，乃长公一生襟期。已引起游意。”⑨《后赤壁赋》，虞集论云：“陆士蘅云：‘赋体物而浏亮’，坡公前《赤壁赋》已曲尽其妙，后赋尤精。于体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有道士化鹤之事，尤出人意表。”⑩此二则评语，可谓的论。读前、后《赤壁赋》二文，正如随作者与客共游于赤壁，泛舟漫游，不知将何所见，将何所闻，亦无法揣测预想。然后见所见、闻所闻，耳闻目见，随即下笔成文。行文如行云流水，又复旁逸斜枝。如王世贞所言：“读子瞻书，见才矣，然不似读书者。”{11}

再如《记游松风亭》、《书上元夜游》、《记承天寺夜游》等文，亦如前、后《赤壁赋》，皆是作者将所经历之事随手记下，由此引发一段感想。读者细品觉得倍有滋味，但总归是作者随手生发的性情之作。

此外，苏文之文无定法，有时也表现为文章的曲折反复，即使是已经陈述过的意思，也不妨意到笔到，再次叙说，甚至还有可能思绪万端，前言。

如其《清风阁记》，不过短短数百言，记应文慧僧之请为清风阁为记之事。但文中于清风阁不着一字，而反复只言作者于此事之感受。先是取笑寺僧，言此阁乃汝“所以寄所寄”，为之求记大可不必。即以“虽然”一转，“吾为汝放心遗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遗形而强听之”。但观其“强言”，仍然是认为：“汝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为汝记之，不亦大惑欤？”读至此，似觉作者于此事诚大不以为然。然而，往下又是一“虽然”之转折：“风起于苍茫之间，仿徨乎山泽，激越乎城郭道路，虚徐演漾，以泛汝之轩窗栏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隐几而观之，其亦有得乎？力生于所激，而不自为力，故不劳。形生於所遇，而不自为形，故不穷。”至此，作者于前文之意皆尽。读苏轼此类文章，似与其对坐，听其侃侃而谈，既无一预定主题目标，更不必拟定论述条理，全凭兴之所至、意有所感，将所思、所言记录下来而已。

清代著名古文家魏禧曾言：“学永叔易失之平，学东坡易失之衍，学子固易失之滞。”{12}“衍”，有“展延、多余”之意。魏禧所说“学东坡易失之衍”，我们可以理解为，苏轼这些杂记短文的随意性就是一种“衍”。因其行文无定法，不免有时就流于蔓衍不简洁之弊。苏轼自己为文学大家，故能于文笔肆意之处收放自如。对于初学者来说，就要慎而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苏轼的这些杂记短文，总是在传统的严肃说理、严密论证的“文以载道”的文章之外，开创了另一种随意不拘但又余味不尽的风格。

综上所述，苏轼的杂记短文，于中国文论的“文以载道”传统是一种突破。文学“传道”的社会功能被淡化，而审美功能进一步突出。并且苏轼凭借自己杰出的文学才能，使这些随性创作的杂记短文真正具有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尽管在他之后，这一风格暂时没有得到鲜明继承，但是余绪不绝。到了晚明时期，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3}，大量创作小品文表现个人的情趣，可算是数百年后对苏轼这一风格的发扬光大。

注释：

①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第一.

②韩愈.答李秀才书.

③苏轼.南行前集叙.

④苏轼.文说.

⑤晦之.试论苏轼杂记文的创作艺术.

⑥论语·公冶长篇第五.

⑦毛诗大序.

⑧何薳.春渚记闻·东坡事实.

⑨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

⑩虞集.道园学古录.

{11}王世贞.艺苑卮言.

{12}魏禧.日录论文.

{13}袁宏道.序小修诗.

参考文献：

[1]苏轼.东坡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2]四川大学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

[3]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祁海文.苏轼“无意为文”论说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