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文；诗词；创造；人生态度；艺术风格；儒佛道思想

笔者在执教2012年5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与诗同行的第4《给诗加“腰》一课时（书110页），我们发现苏小妹与苏轼两姊妹都很精通诗词，特别是苏轼在诗词方面留下了许多逸闻趣事，本课就介绍了他们在一起讨论诗句的境况，苏小妹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两句中间各加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绝句。”苏轼思索随即说出：“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苏小妹认为“摇”“映”二字能写出柳树的动态和月的皎洁，但还不是最佳的字，他们讨论后最后确定改为“扶”和“失”更好，于是诗最终成了：“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这样能准确地描写了月、梅花融为一体的情景。我们上课时要指导学生分析作者创造了一个清幽宁静的艺术境界。

又从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一诗中看出，他壮志难酬、愤懑自嘲自解的难言之情，元丰六年正是作者被贬到黄州的第五个年头，虽有耕种田地可以自勉，也有壮丽山河可以游乐，却壮志未酬，心忧国事，从他的“月色入户”，则“欣然起行”，欢快之情，溢于言表。念无与为乐者，无不显露出作者那微妙变化的思想感情！作者的那种高尚人生态度，真正通过描写把人代入空明清蒸，亦真变幻，赏心悦目的境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耳”，表达了作者被贬做了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无事可做的闲职的那种悲凉与痛苦，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种种难言的感情尽在其中，文中表达了作者集儒、道、佛思想一生的人生态度。笔者们再从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第25课诗词五首中的第五首（《浣溪沙》—苏轼）（书206页）一文时，看出了苏轼自己被贬官黄州期间的凄凉环境和悲凉心情，当时苏轼已经48岁了，但忽见泉水两流，激发起作者的不悲自发，虽失意而仍然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壮志来，但从他的首句“山下兰芽短侵溪”到末句“休将白发唱黄鸡。”特别是从末句休将自发唱黄鸡，看出作者虽老犹少的精神壮志，老当益壮，奋发进取的理想感情。从这首小令描写暮春三月兰溪的雨后美景，抒发了自己虽处困难，仍力求振作精神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因此我在语文课上指导学生们，让他们正确去理解苏轼的诗词艺术风格和他所追求的人生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看他不是成就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苏轼几千年来美名为人们一直传颂，我认为千百年来，人们对苏轼既敬且爱又喜，试从《东坡乐府》一书分析他的艺术风格和人生理想，该书一共收集了苏轼词三百四十余首，自然是苏轼在词作上的总结，世人已经公认这些词在总体上呈现出豪放、旷达、飘逸的韵味，但也可以看出他的人生乐观、健康、进步、坦诚、向上、平静的人生态度。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文，表达了苏轼用儒家思想自律，以佛、道精神自解他的人生态度。“我乘风归去……何似在人间”！此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他那种求醉、求欢、求乐去达到心灵的自我平息，此词作于宋神宗宁九年（1076年），时值苏轼任职于密州太守，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而对新法的拥护的那些人的排挤和打击，在政治上难免有失落之感，加上这一时期，他的胞弟加最好的朋友苏辙七年未见面了，在亲情上便难免有孤独之意。笔者认为：这首词实质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痛苦——幻灭——觉醒——期盼的情感调节，他的一生历经坎坷，但他的精神逼真地展示了出来，于是他在词里慨然而歌“人有悲欢离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由此观之，苏轼把他的人生情感和自然界的物联系到一起，运用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来平扶内心。又如：《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苏轼写到：一旦功成名遂，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可见苏轼心里，积极向上的思想，让很多儒家都崇尚他的功名仍是第一位的。又如：《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中写到：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可以看出作者苏轼人生似梦、解脱和超脱人生的观念，以可见佛道思想对苏轼侵淫之深，有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善处穷通，乐知天命的一面。又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词人在序中写到：“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角”。正文里写到天地不薄，心怀亦厚，天地虽泠，情怀却不泠，任凭风雨阴晴，只要我心归于自己便可以无谓一切的坦荡心胸，这就是作者的佛、道、儒思想的折光。又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写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此词中可看出作者有一颗求为君分忧，为国效命的赤子诚心，表现出其特有的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再如：《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苏轼写到：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忧无。表现出作者有一种忧以天下的民本思想。突出苏轼性情的底蕴。不容质疑，苏轼是中华文学史上最突出的集中的儒、佛、道思想于一身的大家。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超然 旷达 逆境 态度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

一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抓进监狱。后经多方面竭力营救。幸免一死，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80年以罪人身份到达黄州。黄州时期，是苏轼忧患深重的时期。在暴风雨过后的相对宁静中，苏轼开始深入思考社会、人生和理想等相关问题，使精神得到升华，进而从苦难中奋起，将“满肚皮不合适宜”化作“淡然自定”的人生态度，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他在黄州时期对人生思考的结晶。[2]

二

元丰五年（1082）春天，苏轼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独有苏轼从容不迫。事后，他写词记述这次经历。从序中东坡与朋友遇雨后不同的应对态度，突出了东坡泰然自若的精神风范。[3]

词的开篇突兀而起。一个“打”字，证明雨下得很大，雨音嘈杂，从首句，刻画了一个突然到来的不利环境：头顶倾盆大雨，四周声音嘈杂。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作者的态度是什么呢？“莫听”二字便见性情，正表现了他无所谓的态度。 “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句的延伸，吟啸、徐行，这是表示形态悠然、心态舒展的动作，“何妨”一词又逗出一点俏皮，更增添挑战色彩。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他眼里，竹杖芒鞋的平常生活远胜轻车肥马的华贵生活，这是他经历了官场凶险风波后深刻的人生体验。一个“轻”字，俗语说“无官一身轻”，想必就是这个道理。东坡认为，平凡人的生活洒脱悠闲，并不比轻车肥马的生活差，他所追求的正是我们今天所唱的“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他经历官场险恶风波后强烈的人生体会。[5]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谁怕？”道出了东坡不畏权贵、淡然自定的生活态度。“一蓑烟雨任平生”俨如陆游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生”之归隐冷战心情。这既能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适者生存，又可在内心深处保持个体人格。[6]

词的下阕由春寒开始。料峭。反应春天的风还是略有寒意。这几句话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动人的情景：一边是料峭春寒，一边是阳光温暖，这是写实，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人生体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寒冷中有温暖，在忧患中有喜悦，既然这样，那人生的寒冷、挫折、忧患又有什么可怕呢？ “微冷”一词则准确地传达出词人此时的感受――这些风雨是轻微的，不但不令人害怕，反倒可作欣赏。[7]

阳光给寒意中的苏轼带来了什么呢？冷暖也罢，阴晴也好，在苏轼眼里没什么区别。既然世界的一切是无差别的，那么，人生道路上的得意与失意、欢乐和痛苦甚至生死祸福等等，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

在苏轼现存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这是深可玩味的现象。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历程》）。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比喻而已。

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序章中说，“人生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代表人物是苏轼，他把人生视为长久的延续，视为冷静的挑战过程。像这样从容不迫的人生观，也许只有博大的人格如苏轼者，才能水到渠成，化为巨流。”[8]

三

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说苏轼是中国古代最高贵、最亲切最有魅力的文人，同时，也是遭受磨难最深重的文人。元好问亦说：“自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的确，东坡诗词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境界。处处流露一种由高贵品质和苦难人生历程锻铸的宁静和澄明、潇洒与从容。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将人生、社会的风风雨雨似乎都泯灭在漠然之中。苏轼既没有杜甫晚年“落日心犹壮”的执著，也没有刘禹锡碰壁之余犹唱“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倔强。他只是用“人生空漠之感”来淡化悲哀，在自我超越中取得心理平衡。诗文成为他排泄情绪的主要渠道。苏轼所达到的最高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其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生盛衰的超达”，这对于现代人不堪重负日益枯瘠的心灵来说，必定是极丰盈而又有无穷至味的精神盛宴。

四

人类在困境中的不断超越，是历史与人生的永恒主题。

千百年来，苏轼在逆境中以豁达的态度谱写的作品代代相传，受到广泛的喜爱。苏轼更以其面对逆境时那种旷达乐观、豁达超脱，从容坦荡的人生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同。那么，在当今社会，探讨其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呢？诚然，苏轼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但是“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当自己的人生观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时，是牺牲自己的人格、气节、情操换取高官厚禄、名利地位？还是坚持原则、坚定自己的人生信仰呢？苏轼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追求就为我们上了生动一课。

中国国家足球队前教练米卢曾说：态度决定一切！那么在面对失意、挫折、磨难时，让我们以学学苏轼，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它们吧！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王海树.禅魄诗魂[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0.

[3] 余秋雨.坡突围.山居笔记.华文出版社.2002.1

[4] 林语堂.苏轼坡传？序言[M].海南出版社.2001

[5] 欧阳鹏.试论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J].学术论坛，2000（1）

[6] 马银华.一蓑烟雨任平生[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3）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苏轼 生命观 现代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得到了当时及后世众多知识分子的喜爱，不仅仅在于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更在于他“最深于性命之际”，但以往的学者往往将苏轼的这种人生性格归结为“达”，而笔者认为从苏轼人生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他的处世哲学、文化性格、审美情趣以及苏轼性格的成因来看，苏轼的主要人生性格应为适。而且“达”指向苏轼性格中这种善于内省，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而苏轼性格是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体,如果“旷”、“达”是指苏轼性格中超越性的部分，那“适”就是苏轼性格中现实性的那一部分。同时，苏轼性格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从现实到超越再到现实(回归)的过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还只是行为上的放达,是通向“适”的路途上的一个阶段,而“适”才是心灵的适意。

“俯仰天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之乐事也。”苏轼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俯瞰自己的生活，则豁然开朗，一切个人忧虑皆为渺小。他随缘任运，享受内心的安适，获得心灵的自由。通过观察人生百态，品味生活点滴乐趣。与之相对，在“混杂与狂欢”的现代社会，现代人却陷入生命体悟的混乱与迷失之中。通过对苏轼的“仁者爱人”、“顺性而生”、“无往而不乐”、“放浪山水间”生活方式的把握，来疗救当今社会人们的种种焦虑、浮躁和孤独的病症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就连林语堂本人也将坡视为自己最欣赏的人，他说：“读书应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读之，才容易于见解思想上有所启发，如此时久日斯，自然也可有成就。”可见，坡在林语堂心目中，必有着与其性情极相近之处。其实坡一生阅历丰富，性格复杂而富有魅力。坡始终身处困顿却保持着解脱自由的心态，尽情地享受人生，快快活活，无忧无惧像清风一般活过一辈子。

苏轼游遍中国的名山大川，出入儒道佛诸家，历经坎坷，在人生之路上几经沉浮，阅尽了世态炎凉,逐渐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思想。作为文人的苏轼，自小便接受儒家传统礼教的教诲,用它广博的学识和文人的豁达来丰富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看来，“是身均与五物为一”，人与万物相依相存密不可分，共存于一个完整而有机的世界整体之中。不过这一整体并非是僵死而固定不变的诸个体或者诸存在者的简单集合。由于气曲伸无方、周流不息，致使宇宙众生瞬息万变、彼此纠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一切规定或意义都是随机生成。苏轼强调“自行其是”，“物各得之”，实际上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僵硬的规定性，都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探讨苏轼的人生观不能不探讨庄子哲学对其的影响。庄子思想对苏轼的人格境界影响颇深。首先，就认识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站在“道”的高度，以相对的眼光看待一切，安时处顺，一切顺任自然；就价值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无用方为大用”的思想，超越“有用”，追求闲适、优游自在的生活；就修养论而言，苏轼静心养性，培养一颗处变不惊、旷达、虚静之心，深得庄学全生保真之旨；就人生境界而论，苏轼追求“神人”、“圣人”、“至人”和“真人”的境界，摆脱世俗的忧患得失，追求庄子式的诗化人生。他在词中广泛地援引神仙道教方面的典故,并通过这些典故来展示自己的人生理想，阐释道教哲理，表达对道教思想的推崇与对神仙世界的向往。苏轼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信州。”这里所说的“平生功业”是政治自嘲，但更是廉颇老矣之后对劝业观的新的哲学审美观照。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苏轼所谓“平生功业”，我认为，就是指他在这些贬墙之地的作为。正是在贬河生活里，苏轼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真淳朴厚的感情，自食其力的可贵。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文中也反映了出来，同情生民疾苦，揭露政治黑暗、反对民族压迫、进行自我批评。他觉得这才可算是一生中对国家做了些真正的好事，苏轼以特殊的生活方式在黄州时期建立了“平生功业”。苏轼黄州时期生活方式的审美意义在于开创了土人在困顿中建立功业之路，提供了于背逆之际注重精神追求、实现人生成功的范式。黄州时期，苏轼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任翰林学上、礼部尚书以及杭州、颖州等高官期，它有特殊的内涵。在黄州贬居生活中始终保持“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与李公择》的坚定信念和自强不息地追求“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雪堂记》）的人生价值目标。

换一个角度来看，苏轼量小而瘾大的“半酣”的饮酒方式，也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比如：追求恬适畅达、体味摆脱拘限、忘怀物我之妙处的饮酒心理，认为愁是可以自行调节的情绪，否定酒可解愁的饮酒观，都鲜明而集中地表现出苏轼文化性格的旷适本质，即：超越是非荣辱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安适，体验个人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亲和谐调以及坦荡的个性、旷达的风格。我们知道：一个杰出的作家总是以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而这种创作风格并不是单一的，它们往往以丰富复杂的面貌反映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手段。苏轼旷达人生风格历来被人们称道，并以其旷达的人生风格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和文坛。他的旷达，绝不是游戏人生的玩世不恭，而是在一种空灵虚脱的形式中包含着积极进取的内核，是一种在无可避免的现实面前以退为进的、具有较大合理性的道德人格与艺术生命的契合点。苏轼平生不贪恋权势地位，甚至自言生就一种与山林野鹤为伍的性格，宦游四方很有些身不由己。且当他遭受贬责时，往往以为离开倾轧的是非之地，未尝不是因祸得福。

一个作家或诗人,如果不具有独特的人格精神就不可能有引人瞩目的艺术风格。而没有引人瞩目的艺术风格,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家。苏轼游遍中国的名山大川，出入儒道佛诸家，历经坎坷，在人生之路上几经沉浮，阅尽了世态炎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别具一格的人生气派与胸襟气度。其中，有穿透历史的眼光,有抨击黑暗的气度,也有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苏词取词的躯壳而赋以诗的神气,摆脱了女性的温柔香软与婉转缠绵,而表现出了男性的深沉蕴藉与沉着含蓄,且常常有所兴寄。这些使得他的诗词与柳辛、李清照等人的诗词作品相区别,造就了中国诗词发展史上的另一高峰。而诗人正是以其独特的主体人格精神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诗词作品。 从苏轼的大量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诗词在苏轼那里不是佐欢侑酒的工具,而成为了诗人言志抒情的工具,并成为了诗人提升和超越具体事物、升华到人生哲理高度的手段。

苏轼一生与宰相无缘,却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苏轼生长于佛教传播相当发达的四川,他自幼生活的眉山,与佛教圣地峨眉山相去不远,距著名的乐山大佛更近。处在峨嵋佛教文化圈内,苏轼家庭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郁,其父其母其弟其继妻都信佛，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在青少年时代,天性慧敏的苏轼就表现出亲近、喜好佛道的趣向。初仕凤翔时,他在同僚王大年的引导下习佛学而喜佛书,对维摩大士心向神往。苏轼一生漂泊无定,迹履所到之处,他都要遍游佛教寺庙,广交僧侣禅师,颇受薰染沾溉。苏轼大半生处在北宋党争的旋涡中,满肚皮的不合时宜,使他与当政者多有抵忤,政治上屡遭迫害,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仕途失意,苏轼更“得意”于佛学禅宗。他研读佛教经典,深悟佛学要意,并将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参合融通,博辩无碍,使他的学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自号东坡居士,曾经常到佛寺焚香默坐,自我反省,有过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体验和感受。比如：我们看到在这种人生哲学影响下的创作观。苏轼在《送寥师》的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放了群动，空放纳万境。”这里的“静”、“空”都是意的状态。所谓“静”是从观察角度来说的，是强调思维集中和专一。所谓“空”是从构思角度说的，是强调摄取外在事物的虚怀和自觉性。在苏轼看来，要想全面地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各种运动和变化，囊括服现身历的各种环境和场面，创作主体必须进入一种“静空”状态。因为只有处于相对的静态当中，才能以静观动，以不变应万变，更好地摄取所要描绘的事物；只有处于空阔的心境，才能做到体物赋情，随物赋形，才能把握对事物的准确认识，创造出相辅相生的艺术形象来。我们不难看出，苏轮的“静空”观是从佛、老思想中引发过来的，是直接受佛、老中“清静无为，无为而为”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他在《江子静定序》中说；“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这里的“静”、“虚”与上文的“静空”是一个意思。苏武的“静空”现虽是受佛、老思想的影响而产生，但并不是一味的消极，苏城自己实际上也是反对“超然玄悟”与现实相脱离的倾向的，他在这里之所以期静，主要是为了“虚明应物”，把静看成是一种观察现实的方法，是对“静空”意义的深化。显然这是和佛教思想有很大的关系的！

总而言之，苏轼的精心养性以及呵护内在活力的人生观，对于现代人日渐枯槁的精神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作用。现代文明的发展，人失去了内在的灵性，正好陷入庄子所言的“沉于物则溺于德”的困境之中。因此，拯救被囚禁的现代心灵，返回内在的空间，战胜外物对精神的宰制和戕害，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永恒的追求。所以，我们研究苏轼的人生哲学就具有了很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黄生平：《苏轼的人生哲学》，《齐鲁学刊》。

[2]鲁里怀：《苏轼美学思想蠡测》，《河北大学学报》。

[3]李文：《苏轼旷达人生的哲学内涵》，《枣庄师范学院学报》。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寓意于物；留意于物；审美态度；功利；非功利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同时，他在音乐上也具有很高的造诣，这在他的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展示。但他的一生却是波折的，正是这样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的音乐美学思想。他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创作的《宝绘堂记》无疑向我们展示了苏轼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审美的人生态度。

一、“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之内涵

苏轼在熙宁十年创作的《宝绘堂记》，中提出了他的重要的美学思想，那就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审美态度。审美态度包含了主体对审美对象所持的态度，主要是心理状态。它受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影响，亦受心境、情绪等主观心理因素影响。由此可见， 审美态度可以被视为主体审美能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寓意于物”正表现了他的审美态度的倾向性，那就是可以将自己的心意寄托在事物上，这可以说是苏轼一生都秉承审美原则，也可以理解为对老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文章中引用了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在老子的思想中“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这些外在的声色之娱，都是应该摒弃的，惟有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而保持心灵的固有的纯真。此后，苏轼提出了“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指出了圣人并没有废除这四样东西，而用来暂时的寄托自己的心意。而后苏轼在文章将“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作为自己的例证，证实了人可以将自己的心意寄托在事物当中，当然，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他的诗词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点淡淡的寄托，虽然喜爱却不沉溺于其中，正是这种豁达，造就了苏轼，因而，苏轼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也因此它能安然、旷达的度过他坎坷的一生。故而，在其外任时期作品的《听僧昭素琴》中：“至和无攫y，至平无按抑。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散我不平气， 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表明了其将心意寄托在音乐当中，让音乐净化他的心灵，使得自己的内心变得平和。正如《宝绘堂记》中“虽微物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可见，苏轼的审美态度――“寓意于物”。

而“留意于物”揭示了这样的结果，即使是微小的食物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让人感到快乐。所以苏轼认为“留意于物”是人生灾难产生的根源，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发生，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列举了“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这都是由于“留意于物”而导致的祸端，不仅害国而且伤身。苏轼指出了在音乐审美过程中要避免走“留意于物”的极端。苏轼以自己为例，将自己在“寓意”与“留意”之间的矛盾进行展示，阐明了其中的利害，表示在现实生活中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审美的对象，要把握好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就是人是审美的主体，而作为客体的审美对象，只能起到愉悦人心的作用，而不能上升到移动人心程度，那就不能称之为审美了，这就要求我们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注意到对待审美对象的态度的问题。

二、苏轼“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

“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主客体的审美的态度的问题上。孔子《论语•八佾》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情感要有所节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现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就是情感外化的过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有一定的节制，不要突破相应的“度”。人的音乐审美活动，本质上是音乐审美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复杂心理活动。而不同的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又是千差万别的。“寓意于物”从本质上来说是苏轼审美趣味上升到一定高度的产物，而“留意于物”则是在欣赏过程中，感性超越了理性的心理的极度的欣赏活动。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休谟，确切的提出了美是愉快说，即他认为“美是（对象）各部分之间的这样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美与丑（丑自然倾向于产生不安心情）的区别就在于此。所以与痛感不只是美与丑的必有的随从，而且也是美与丑的真正的本质。”（《论人性》）而在苏轼的《宝绘堂记》中“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从这句中可以揭示出苏轼将美的本质定义为美是愉悦、愉快的，即美与乐之间的关系，即何所谓美，就是认为美的事物引起人生理和心理上的是美的真正本质。在这里苏轼就很明确的提出了美的本质是愉快这一学说。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审美过程中审美客体的价值在于为审美主体带来心理上的，审美客体是审美价值的一个载体，在审美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审美主体的情感，如果在此过程中，情感突破了原有的度，那么，审美的客体便失去了原有的审美的价值，故而，在审美过程中要把握一定的情感的度，否则过度的情感表现将在审美过程中起到反噬的作用，而将审美主体的人投入危险的境地，到达钟繇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以此相忌，以及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的悲剧的发生。

而情感的过度的展现，表现在“留意于物”之中，可以说是人类的贪婪本能的一种体现，而作为审美的主体的人，是应当以审美的眼光对待审美的客体，应当控制自己的的欲望，不要将自己的欲望过分化，要阻止这种贪婪本能的发展，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审美的价值，不然如钟繇、王涯、桓玄等人那样将自己的贪婪本能无限制的放大，那么也就达不到审美的效果，相反，对于审美主体的审美的活动起到了制约的作用，那么美的本质力量就得不到发挥。

所以，苏轼提出在审美的过程中要“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正是对审美的过程中提出的态度问题，要控制自己的情感，以免情绪化发展，破坏审美过程的主客体关系，以致于损坏审美的活动，在音乐的审美过程中也是如此。如《菩萨蛮》（娟娟缺月西南落）:“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拨断琵琶索。枕泪梦魂中。觉来眉晕重。华堂堆烛泪。长笛吹新水。醉客各西东。应思陈孟公。”这首词中，将思念之情寄托与音乐之中，而不过多的将自己的精力留滞与音乐之中，音乐只能是人的感情的载体，人不能受制于音乐。

三、苏轼的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审美功能论

在儒家思想长期占主要地位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苏轼的思想无疑超出了那个时代所信奉的宗旨，在整个封建时代，音乐的功能往往包含着作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被使用。早在孔子前的音乐美学思想就呈现出强烈的功利性的思想，而孔子对于音乐的功能问题则提出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音乐承载着改变风俗的政治功利。孟子将音乐的本质理解为喜乐，并且提出了“乐之实，乐斯（仁、义）二者”的音乐美学思想，即认为音乐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道德。老子则崇尚自然之声，反对一切人为之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否定音乐的教化功能，主张愚民的治国方略，也是一种功利方式的显现。在两汉时期诞生了被学者们誉为“中国音乐美学的始祖”的《乐记》，他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同样的《乐记》当中也强调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因而也是站在审美功利的阵营当中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了阮籍的《乐论》，以及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在阮籍的《乐论》中，提出了音乐必须整齐划一的观点，显然是偏向于儒家的功利性的音乐美学思想。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虽然他的音乐美学思想没有彻底的摆脱音乐的功利性审美功能，但是弱化了音乐的社会性功用，强调音乐的本质特征，在那个时代而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意义。而到了北宋，苏轼的豪放旷达的性格，为他的音乐的非功利思想创造了条件，他将音乐艺术的功能归结为纯粹的非功利性的审美的需求，艺术只是使得身心愉悦的工具。《宝绘堂记》中引用了老子的《老子•道篇》第十二章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苏轼认为这四者不能因此而废除，应当用它们来寄托自己心意。而庄子将音乐的功能归结为抒发人的情性，娱乐人心，是审美非功利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说在承认音乐无功利的同时，对自然之乐加以推崇。他在老庄的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升华，可以看出他反对过度的欲望，不排斥适度的娱乐，他将音乐作为寄托情性的工具，而对于音乐的类型没有确切的规定，他一方面喜爱作为雅乐代表的古琴音乐，另一方面也不排斥被斥为郑卫之音的琵琶、笛子、筝等乐器演奏出的俗乐。

苏轼的《宝绘堂记》中，表达了他对审美的起源与本质的看法，从中透露出他对于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理解，以及之间的节制问题，由此衍生出了他对于审美的功利与非功利审美功能论的理解。“寓意于物”显然是精神上的愉悦，是非功利的。而“留意于物”是对物质的占有，显然是功利的。关于功利的问题，在苏轼去世后的六百多年后，由德国的康德系统的提出了审美非功利的看法，康德认为：“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但审美可以看做是物质上的无功利而精神上的功利。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对于审美非功利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留意于物”可以看成是对于事物的一种功利性的欲求，而“寓意于物”则理解为审美的感求，同时也可以将“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理解为苏轼对审美与非审美的区分，即也可以将之喻为功利与非功利的意愿。在音乐活动过程中，如果主体过度的功利化，一味追求物质的利益，那么就会陷入“留意于物”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在苏轼的与音乐相关的文学作品中往往透露出“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他对于音乐的论述往往是点到即止，让身心的愉悦跃然纸上，而又绝不沉迷其中。《减字木兰花》（银铮旋品）：“银铮旋品。不用缠头千尺锦。”那就是作为乐器的筝是给人反复品赏、玩味的，而不是用财物来衡量的。即音乐具有非功利的审美价值，而非功利性的财物所能替代的。

故而，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意义，他的《宝绘堂记》中所流露出的“寓意于物”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苏轼著，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0.

[2]邹同庆 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上海：中华书局，

2002.

[3]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上海：中华书局，1998.

[4]林语堂著.坡传.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5篇

《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两首词都是苏轼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写的作品,那时他已47岁,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两首词,都抒发了苏轼被贬谪后的内心苦闷,阐发了他的人生感悟。然而仔细分析,两者在相同的背景下,却体现着苏轼对人生困境的不同理解。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首怀古词,苏轼在词中通过游览“赤壁”的所见、所想,借咏史来表达了自己对功业早成的周瑜的仰慕之情,又联系到自己的现实处境,遂产生了年岁将老、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而《定风波》则是通过记叙出游时途中遇雨的一件小事,表达了苏轼洒脱、旷达的人生态度,同时也寄寓了苏轼对自己所遭受的政治打击的愤懑。

这两首词让我们从苏轼苦难的黄州生活中认识到了苏轼复杂的世界观。

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谪,常常是一次遭贬还未到上任之地另一贬又接踵而至。“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元年(1086),苏轼在黄州生活的这七年,物质匮乏,内心苦闷,可苦难未将他压垮,反而使他振作,使他成熟。

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苏轼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背后,他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面对小人泼来的污水,面对仕途的坎坷,将所有的不快都弃之脑后。他在黄州种地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在黄州“倚杖听江声”,他总是那样的淡泊从容。“竹杖芒鞋轻胜马”表现得是那样无拘无束,“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又表现得如此坦然。官场上的险恶风波并没有消磨他高昂的意志,生活上的清贫并没有销蚀掉他那乐观向上的心态。苏轼在政治上经受的风风雨雨实在太多了,尽管他一生长期被贬在外,尝尽了人世的艰辛,但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对来自各方面的打击早已习以为常,不惊恐,不退缩,坦然处之。

另一方面,他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如梦”是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主旋律。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壮阔的如画江山,还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英雄伟业,都无法使他摆脱对人生、时代、社会的感伤,这首词的必然归结点就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仔细去品读历史,封建王朝从宋朝开始,日渐衰落。而苏轼或许也从中看到了人生的无奈。所以他的人生如梦,不仅仅体现着自己的人生际遇,也写出了他遭到政治斗争的险恶打击以及“乌台诗案”的残酷迫害后的感受,黄州贬谪生活的困境,使他大梦初醒,从而有了“人生如梦”的艺术概括。因此,我们可以说,批判现实,力挽狂澜于既倒,力补青天之欲坠,固然是苏轼的精神;深深叹惋天之不可补,从而发出“人生如梦”那种对时代、对人生的哀叹,则更是“乌台诗案”后苏轼的心理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