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作者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劝说，语用学，言语行为，综述

 

引言《现代汉语词典》对“劝”的解释是“拿道理说服、使人听从。”“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达同意”的意思。劝说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就有“劝说难”的感慨，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以传授劝说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人们已经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和广告学等多维度、多层次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近年来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引入到劝说的研究，在界定劝说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对劝说言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劝说言语来说，Austi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礼貌原则与Grice的合作原则和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

⒈ 社会交往的角度

（1）劝说的言语行为研究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Searle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实施言外行为的条件：基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真诚条件。Searle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即用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

劝说通过某种交际形式(通常是语言),根据语境、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实施一种行为,并以此来影响或改变他人的信念或行为方式。所以,劝说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申智奇，2004）劝说者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作为传播媒,且指向说话本身,是言内行为;博取劝说对象的好感与同情是常用的有效策略;传递某种信息指通过说话实现告知,是言外行为;影响、干预他人或一定群体态度和(或)行为指通过说话做事实现感化,是言后行为。（唐霞，2009）

劝说现象极其复杂，间接言语行为在劝说过程中使用频繁，主要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所体现的劝说力往往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表现得较为礼貌、温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易于激起人们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和适宜条件的制约。徐昌华（2002）认为劝说语可以通过疑问、推量、陈述、命令等间接言语行为达到劝说的交际功能。孙淑芳（2001）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指愿望式、疑问句式、及带模词的陈述式）是劝告类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之一。曹希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劝说可以采用间接言语，但是一定不要使对象对劝说内容产生歧义，否则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张明芳（2002）认为广告主更倾向以间接言语的形式传递信息，因为直接言语比间接言语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而间接言语行为能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积极地评价。王桂琴，刘长庆（2004）运用言语行为有关理论以书面语（印刷）商业英语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了广告语言中的劝说力的问题。他们总结出英语广告劝说力的实现，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都是普遍使用的，但是直接言语行为（占56℅）多于间接言语行为（占44℅）。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语言的一些现象，对劝说言语的特点做了分析，总结归纳了劝说的策略和技巧，但是忽视了对情景与语境的研究。其次劝说过程中不仅需要劝说者实施劝说行为本身，还需要在听话人中产生一定的效果，当需要对人们的态度、观点的改变进行解释时，言语行为理论就显出了局限性。

（2）劝说的语用预设研究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著作《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Reference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学的发展和语用学的兴起，预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何自然，陈新仁，2004）有关劝说的语用预设的研究也在这两年刚刚开始。预设在劝说过程中发挥着委婉功能、隐藏功能、自我保护功能，从而可以增强语言的劝服力。厉燕（2007）通过实例论证了进行劝说时可以采用潜隐说劝法将重点信息以潜隐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利于达到预期的劝说效果。唐霞（2010）对劝说语篇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分类，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论证了劝说者利用人品预设、过程预设、内容预设和文化预设建立特定的话语假设，实现预设的劝说功能。语用预设所具有的特点和广告的语言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预设由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广告实现其劝说目的，语用预设在广告语言中出现频率很高。张军益，高晓琪（2009）将广告语用预设分类，并且论证了预设在广告成功实现劝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闫毓芳，杨惠丽（2007），赵宏（2001）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表现出的特征、分类以及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预设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广告，为广告语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可能性，增强广告的说服力。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对于劝说言语的产出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可是说话人所预设的内容与听话人所理解的内容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语用预设并未解释劝说言语的理解机制。

（3）劝说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研究

美国的哲学家格莱斯(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又包括四项准则,每项准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①量的准则,即给听话人提供充足的信息；②质的准则,即提供准确的信息；③关系准则,即提供的话语要彼此相关；④方式准则,即讲话要有条理,要简洁免费论文下载。唐霞（2009)认为合作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重要意义，劝说的价值在于促使对方选择合作并持续合作，赢得合作原则至关重要。张明芳（2002）、高契（2010）等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分析广告语言的说服性。劝说的实质在于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威胁面子行为。劝说情况也并不像看起来，说起来那样简单。人们不仅选择使他们能够成功进行劝说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必须帮助他们达到其他目标言语行为，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要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Leech的礼貌原则能更好的解释劝说言语行为及策略。唐霞（2009）认为劝说者遵循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多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受益少使自己受益,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隐藏或弱化自我利益和对劝说对象的不利因素,凸显和强化对其有利因素;遵循“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多用赞美少用贬低,减少双方的分歧和反感,增加双方的一致和同情,最终实现劝说目的。黄绅（200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多数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利用报答的方法来进行劝说，几乎没有人使用惩罚这种劝说方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劝说的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劝说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劝说的方式要被劝说对象接受，在心理上产生好感。因此劝说者要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是,合作原则在解释劝说言语行为时有自身局限性。Grice的交际理论基于交际双方必须合作的观点之上,而实际上劝说对象对劝说者经常持有敌对态度或没意识到劝说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劝说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被劝者的性格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4）顺应论关于劝说的研究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说认为把语用学看作是从功能方面对语言的综观比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来研究更加科学和完善。顺应论是语用综观说的核心内容，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程度。在劝说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劝说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协商、选择合适的语言，以便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

目前运用顺应论对劝说言语进行解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安美丽（2004、2010）通过对服装销售人员的语料分析，运用语言顺应论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服装销售语言进行了解释。她把商品销售中的劝说语言分为：顺应物理环境、顺应社会规约和顺应心理动机。邵广（2008）以顺应论为依据，结合劝说的三要素，研究分析了商品销售语言如何实现劝说的三要素，形成了商品销售劝说语言的框架。

顺应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和语言使用观，把语言当作整个人类和个体拥有的一种交际顺应手段。（谢朝群，陈新仁，2007）顺应论对劝说言语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关于劝说研究的补充，加深了我们对于劝说的了解。但是顺应论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即：“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以解释所有的言语使用，有运用过度之嫌”（刘正光、吴志高2000）劝说的顺应论解释过于笼统和片面，因此也未能触及其本质。

⒉ 认知的角度

关联理论被看作是Grice合作原则的深化。关联理论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为了达到交流的成功,对话双方必须要遵循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运用关联理论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目前国内有申智奇运用了关联理论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分析了商业广告如何实现劝说的目的。（申智奇，2004）劝说过程中，说话人期望通过劝说性言语在劝说对象的大脑里产生某种效果，比如控制思想，改变态度，诱发或抑制行动；说话人期望自己的意图能够被劝说对象识别；最后，说话人期望自己想要的某种效果能够通过劝说对象的识别而出现。关联理论认为只要有办法识别交际者的意图，交际就是有可能的。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意图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意图的内容肯定会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表征，而交际者的意图直接改变的不是受众的思想而是认知环境，交际者之间相互认知环境的改变则会影响后续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劝说者期望通过所传递的信息意图强化或者改变劝说对象的认知环境，使双方的认知环境互明，实现劝说对象对劝说言语的认同，产生劝说效果，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图。劝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对劝说的全面研究需要结合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知识，正如肯尼斯.伯克认为的那样：那些由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心理学家等所作的论断都能对语言学的劝说功能产生影响。关联理论集合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观点，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得到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小结：从以上劝说言语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对于劝说言语的研究多采用某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劝说言语的特点以及语用策略。但是从认知模式、心理机制角度着手的少，因为没有从其认知本质出发解读，所以对劝说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劝说是一极其复杂的人类交际活动，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心理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给予界定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劝说言语提供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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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自然主编,谢超群，陈新仁编著.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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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昌华.关于劝说语的语用考察[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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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军益，高晓琪.广告语言预设的元语用分析[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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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宏.语言预设艺术在广告言语中的应用[J]. 贵州大学学报, 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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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孙文娟.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广告语言中的劝说手段[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23]黄坤.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劝说技巧[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24]丛丹.俄汉语劝告类言语行为对比研究[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25]唐霞.中美“劝说”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劝学作者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职护生 劝说 教学实践

一、护理工作中“劝说”的重要意义

所谓“劝说”，即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人对某种事情表示同意，简而言之就是用言语打动他人。礼貌的语言体现了护士良好的文化修养，患者不仅需要精心治疗和护理，而且需要理解、关心、尊重，尊重患者的文化、职业、习惯等，护士的语言具有双重性，既可治病，又可致病。护士温柔的目光、细致的问候、耐心的开导，可事半功倍。注意语言的保护性、科学性、艺术性、灵活性，避免恶性刺激性语言，灵活地使用语言，以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这对于恢复患者的身心健康将产生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诚恳、体贴、礼貌的语言对患者来说犹如一剂良药。正如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说的，医生有两样法宝治病，一是药物，二是语言。护士的语言是左右患者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也是护士与患者沟通的重要工具，恰到好处地应用这一工具，可以解除患者的思想顾虑和心理负担，使患者积极配合，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如果护士能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通过言谈给患者开导、劝说、鼓励，解除病人的顾虑，就能发挥语言的治疗作用，收到药不能及的效果。笔者在中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口语沟通课程教学中，在学生掌握仪容重点礼仪、举止礼仪、服饰礼仪、社会交往礼仪、护患礼仪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言谈礼仪之“劝说”的模拟实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护理专业课堂上“劝说”的教学实践

1.案例导入，揭示主题。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说，医务工作者“有两件东西能治病，一是药物，一是语言”。

结合实际案例：一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经手术后转入监护室，用瓶装氧气输氧，有个护士急忙中不经意说了一句：“氧气快没了。”这时，病人的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呼吸困难，憋喘症状越来越严重。“大夫，我快不行了。”这位患者终于嚷起来。值班的医务人员认为是呼吸道分泌物堵塞，拍背、吸痰，加大氧流量，该用的方法都用了，折腾了近1个小时，可是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医院及时进行会诊。一位有经验的专家仔细地观察了这位患者，问他为什么突然感觉憋闷，病人说担心没有氧气使用。大家恍然大悟，停止了拍背吸痰，对他进行一番劝说。这位病人安静下来，憋喘症状逐渐消失。

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如何与患者沟通、交流呢？

2.小组交流，探究方法。

班级分为四个小组，各组合作讨论一则医患沟通实例：

第一小组：案例一

给病人进行静脉输液时，我们应该如何跟病人沟通、交流，使患者接受输液呢？

第二小组：案例二

得了癌症的病人，对生活失去信心，不愿接受治疗，这时该如何劝说呢？

第三小组：案例三

病人由于绝望，想跳楼自杀，在这紧急关头，该如何劝说？

第四小组：案例四

小朋友害怕打针，哭闹，挣扎。有什么好办法劝说他接受打针呢？

各组学生明确任务后，展开激烈讨论，教师适时指导同学们探究劝说技巧。

3.各小组学生代表小结。

案例一：经过几天的治疗，您看起来气色不错。今天继续给您输液，输入的药物是5%的葡萄糖和其他的营养药物及消炎药，这样您就可以恢复得更好。

案例二：癌症虽然比较难医治，但它也不完全是绝症，只要你调整好心态，积极地配合治疗，病情会好转的。你旁边的8床病人，他的病情跟你一样，经过几个疗程后，病情明显缓解，精神状态很好，能吃能喝能睡，复查几次，肺部阴影没有了。你看他气色多好！

案例三：你想轻生，我不拦你，可你知道这是几楼吗？五楼，跳下去可能被摔死，也有可能摔不死，但你会因此遭更大的罪，让你的儿女受更大的累。你想一了百了，可你的家属呢？你是否想过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喊？体会他们心痛欲绝的悲凉？

案例四：这块小纸板是奖励给勇敢的小朋友的！你看，在这里输液的小朋友如果不哭闹，阿姨就奖励给他，固定在输液的那只手上。你是不是个勇敢的小朋友呀？

4.老师引导同学们由实例小结四种“劝说”技巧。

（1）正面劝说，直陈道理：直截了当地劝对方，应该怎样做或者不应该怎样做。

（2）引经据典，借例言理：借用权威的话和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劝说，以加强劝说的力量，使对方信服。

（3）以退为进，委婉相劝：在矛盾激化时，可以采取先退一步的方法，再采取一些委婉的方法间接地进行劝说。

（4）适度褒扬，巧用“激将”：褒奖对方，先通过适当鼓励消除对方的戒备，然后运用激将法。

5.创设情境，角色体验。

能力检测题：如果你到医院实习，带教老师安排你给一位患者注射。可患者知道你是实习生，不愿接受你的注射。你该如何劝说患者？

要求：态度亲切自然，语气委婉；恰当地运用各种劝说技巧。

注意事项：态度诚恳，称呼恰当，用语礼貌，说话应有启发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进行模拟表演，相互交换角色，练习劝说。

（2）每组推荐两位同学向全班同学展示他们的劝说情况，组织评价。

6.欣赏风采展示：第一届广西职业教育“新时代刘三姐”代表，我校护理专业学生唐敏“劝说”礼仪展示和专业技能展示。

结束语：通过语言交谈，护士可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及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进行劝说诱导，促进医患沟通。

三、“劝说”的教学反思

本节课中，笔者努力体现课改精神，本课三维目标明确，以了解劝说的语言特点、掌握劝说的四种技巧为认知目标；以学会运用劝说技巧，对患者和他人进行劝说，为护理工作服务，并养成良好的言语习惯为能力目标；以树立关爱患者、处处为患者着想为感情目标。主要采用“创设特定情境，体现双向互动”和“角色模拟体验”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根据本课教材特点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遵循“积极指导自学、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教学理念，运用情境教学法，让学生模拟角色，在互相交流中学会劝说，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创造学习、议中感悟、角色体验，多渠道接受信息。以学生为本，开展轻松、愉悦的教学活动，通过师生、生生活动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劝学作者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元朝；司农司；劝农使；功过评价

关于元朝农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许多论著。这些论著主要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元朝的农书及其代表的农业水平[1]，二是元朝农业的发展状况，包括农具、精耕细作技术、土地开垦与利用、粮食产量、区域开发等[2]。农业的主体是农民，由于农民文化和地位低下，研究农民存在文献不足的困难。不过，司农司和劝农使，是涉农部门和官员，元人文献中有关于司农司和劝农使设置、职责和功过的记载与评价，使研究元朝司农司和劝农官员的建置及功过评价成为可能。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司农司和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司农司劝农使的工作内容、元人对司农司劝农使的评价。

一、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

蒙古族本来“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3]，“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4]的认识相当普遍。统一后，军国费用大增，元世祖既任用阿合马等理财，又在向汉地学人“问以治道”，逐渐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5]。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月，元世祖诏谕前线将领高达：“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6]，这表明元世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人民的重要，决心改变以往掠夺财富的战争目的，“使百姓安业力农”，确立了以农桑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政策。司农司、劝农使和各地正官在贯彻重农桑的国策中发挥了作用。

劝农官的设置始于窝阔台汗时。庚戌年(公元1250年)刘秉忠提出“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辛亥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等的建议，以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使和副使，“流民复业”[7]，“不期月，户增十倍”。[8]癸丑年(公元1253年)他派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年(公元1254年)“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9]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10]。姚枢为东平路宣抚司，置劝农官[11]。中统二年八月“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款、粘合从中等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赐、陈膺武、忙古带为邢铭、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12]。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13]。

司农司始置于中统初年[14]。高天赐向丞相孛罗、左丞张文谦建议王政宜以农桑为本，“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农司”[15]，于是至元七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16]，这四道是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北河南道，以后随着疆域扩大，劝农使增多；同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17]。至元十二年四月，“罢随路巡行劝农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18]。至元十六年五月“并劝农官入按察司，增副使佥事各一员，兼职劝农水利事”[19]。十八年改为农政院；二十年更名务农司，寻改为司农寺[20]。二十三年二月“复立大司农司，专掌农桑”，十二月“诸路分置六道劝农司”。二十四年二月“升江淮行大司农司事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隶行大司农司”[21]。二十五年“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22]，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23]。二十七年三月罢行司农司及各道劝农营田司，增提刑按察司佥事二员总劝农事[24]。二十九年，以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事二员，兼察农事[25]。仁宗时司农司秩最隆，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七月“升大司农司秩从一品”[26]，二年定员大司农五人，卿、少卿、丞、都事各二人，其属则若屯田之府，供膳之司，藉田有署，营田设官，辑要有书，树艺有法，凡所以成功者，于兹备焉”[27]。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命中书省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至正十五年诏有水田去处，置大兵农司。至正十九年二月，置大都督兵农司于西京，仍置分司十道[28]。可以说，司农司之职与元朝相始终。

劝农使和司农司的职责是劝课农桑。中统元年“中书省榜示：钦奉诏书，农桑衣食之本，勤谨则可致有余，慵惰则必至不足，正赖有司岁时劝课。省府照得即目春首，农作时分，仰宣抚司令已委劝农官员，钦依所奉诏书，于所管地面内，依上劝课勾当。务要田畴开辟，桑麻增盛，毋得慢易，仍于岁终，考校勤懒，明行赏罚，以劝将来”[29]，强调要以户口增田野辟为考察官员项目。至元元年八月颁布《至元新格》规定地方官要“均赋役，招流移，……劝农桑，验雨泽，……月申省部”[30]，司农司职责“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31]。元世祖及以后诸帝多次诏谕司农司等劝课农桑。至元十年三月“诏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要农事有成”[32]，至元二十五年“诏行大司农司、各道劝农营田司巡行劝课，举察勤懒，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路经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32]。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诏谕廉访司巡行劝课农桑”[34]；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五月“诏以农桑水利谕中外”[35]；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二月“诏诸郡凡民播种怠惰及有司劝课不至者，命廉访司治之”[36]；大德十一年十二月，“劝农桑，……惩戒游惰”[37]；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十月“诏谕大司农劝课农桑”[38]；皇庆元年(1312)七月“帝谕司农司曰：‘农桑衣食之本，汝等举谙知农事者用之’”；皇庆二年二月“诏敦谕劝课农桑”，七月“敕守令劝课农桑，勤者升迁，怠者黜降、著为令”[39]。总之，元世祖、成宗和仁宗诏谕司农司较多，诏令反映国家对劝农使、司农司及地方劝农正官职责的基本要求。

同时，国家多次农桑令，对农桑种植提出指导意见。至元六年八月，“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40]。七年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规定“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41]。泰定帝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正月“颁《农桑旧制》十四条于天下”[42]。元代除推广了棉花种植外，桑蚕业也得到发展，这与国家推广农桑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二、司农司劝农使的工作内容

司农司、劝农官和提点劝农事的地方正官，其主要工作有：编写《农桑辑要》、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检查劝课农桑成绩、编造农桑文册等。

编辑《农桑辑要》，印刷并给“随朝并各道廉访司、劝农正官”。约在至元十年司农司官员编辑《农桑辑要》七卷成书，至元二十三年六月“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43]，大约每隔五六年，就颁行一千四五百部，前后印刷颁布总数约在2万部左右[44]，“给散随朝并各道廉访司、劝农正官”[45]。至元十六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于访书内采择到树桑良法”，行御史台向各地推行[46]。成宗大德八年下诏刊刻王祯《农桑通诀》、《农器图谱》及《谷谱》等书，认为其“考究精详，训释明白。备古今圣经贤传之所载，合南北地利人事之所宜，下可以为田里之法程，上可以赞官府之劝课，虽坊肆所刊旧有《齐民要术》、《务本辑要》等书，皆不若此书之集大成也，若不锓梓流布，恐失其传”[47]。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淮西廉访佥事苗好谦献“种莳之法。其说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风示诸道，命以为式”[48]，五年九月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刊印千帙，散之民间”[49]，此次印刷《栽桑图说》三百部[50]。这些农书的颁布有利于各地劝农正官履行其劝农职责，这也反映了元朝廷在指导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按察司(廉访司)或总管等官员编写劝农文、劝善书，用通俗文字介绍农桑技术，要求县官向社长、社师等宣传。至元十五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的《劝农文》，就开出许多条目，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对于垦辟，《劝农文》指出：“田多荒芜者，立限垦辟以广种莳，其有年深瘠薄者，教之上粪，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气，自然根本壮实，虽遇水旱，终有收成”；对于粮食种植，《劝农文》指出：“谷麦美种，苟不成熟，不如稗。切须勤锄功到，去草培根。岂不闻锄头有两：可耐旱干；结穗既繁，米粒又复精壮。”“一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概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对于桑麻，它指出：“桑麻……切须多方栽种，趁时科耨，自然气脉全盛，叶厚秸长，饲蚕绩缕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务要坑坎深阔，盖桑根柔弱，不能人坚，又不宜拳曲难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而采摘”。“浴连、生蚁、初饲、成眠，以至上簇，必须遵依蚕书，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尝闻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可不勉励!”对于耕牛饲养，它说：“耕犁之功全借牛畜。须管多存刍豆，牧饲得所，不致赢(女)弱，以尽耕作。……若有赢(羊)老不堪者，切须戒杀心、擅行屠宰”。[51]这种《劝农文》多张榜公布在门墙上，如时人所说：“分司劝谕立课程，朝送农官暮迎吏。诫言谆谆不敢忘，榜示门墙加勉励”[52]，能够让部分有文化的农民了解的。

仁宗时顺德路总管王结编写《善俗要义》，逐级下发给乡村中的社长、社师。《善俗要义》第一条“务农桑”：“今后仰社长劝社众常观农桑之书，父兄率其子弟，主户督其田客。趁时深耕均种，频并锄耨，植禾艺麦最为上计。或风土不宜，雨泽迟降，合晚种杂田瓜菜者，亦可并力补种，更宜种麻以备纺绩蚕桑之事，自收种、浴川、生蛾、喂饲，以至成茧、缲丝，皆当详考《农书》所载老农遗法，遵而行之”；第二条“课栽植”：“本路官司虽频劝课，至今不见成效。盖人民不为远虑，或又托以地不宜桑，往往废其蚕织，所以民之殷实不及齐鲁。然栽桑之法，其种堪移栽，压条接换，效验已著，苟能按其成法，多广栽种，则数年之间，丝绢繁盛亦如齐鲁矣。地法委不相宜，当栽植榆柳青白杨树，十年之后，枝梢可为柴薪，身干堪充梁栋，或自用，或货卖，皆为有益之事，其附近城郭去处，当种植杂果货卖，亦资助生理之一端也”。因此书“甚得抚字教养之方”，顺德路总管府缮写成秩下发给各县，并令本县录写遍下各社，要求社长社师等，依此书“谕民事理，以时读示训诲，务令百姓通知，劝之遵用举行，将来渐有实效”，其后，仁宗诏令向各地推广[53]。

检查地方官员劝课农桑成绩。至元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存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54]。御史台对高唐州尹张廷瑞的评价是：“至任以来，甫及期年，五事可称，一方受赐，劝课农桑，裁抑游惰。”[55]。至元二十七、八年提刑按察司和肃政廉访司相继兼掌劝农，守令以兼劝农事给衔，“廉访总其纲，岁报政于司农，以第其殿最”[56]，自此，廉访司年终检查地方官劝农政绩成为制度。文宗天历二年(1329)“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薄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裴县尹等凡四人”[57]。

编造农桑文册。《农桑之制》最后一款规定，提点农事正官“仍依时月下村提点，……据每县年终比附到各社长农事成否、等第，开申本管上司，却行开坐所管州县提点官勾当成否，编类等第，申覆司农司，及申户部照验”[58]，这种农桑文册，一交户部，一交司农司。为统计的可信可靠，二十九年八月“命提调农桑官账册有差者，验数罚俸”[59]。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廉访司为农桑两遍添官，交依旧管行，每岁攒造文册，赴大司农考较”，攒造农桑文册目的是“岁见种植、垦辟、义粮、学校之数，考核增损勤惰”[60]，所说种植包括桑枣榆柳等。

元初，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奥敦保和“领真定、保定、顺德诸道农事，凡辟田二十余万亩”，其子奥敦希恺袭为真定路劝农事，寻以劝农使兼知冀州，兴利除弊，发展农桑[61]。至元八年，董文用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列郡咸劝，地利毕兴。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62]。至元十年张立道领大司农事，又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爨棘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63]。至元二十五年燕公楠“除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按行郡县，兴利除弊，绩用大著”[64]。此类事实不胜枚举。文献还记载某些年份的农桑学校数量，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上诸路……植桑枣杂果树二千二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65]；二十五年十二月“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66]；二十八年十二月，“司农司上诸路……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67]时人评论大司农司“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之业，增前数倍”[68]；“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69]；“立诸道劝农司，巡行劝课，敦本业，抑游末，……不数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70]。由于农桑的发展，元世祖时人户大增，明初史臣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71]。这些评价，说明了元初劝农桑是有成绩的。

三、元人对司农司劝农使的评价

元时，人们还揭露劝农工作中的弊端，如劝农实为扰民、统计农桑数量中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弄虚作假等。元朝农业发展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农时被耽误、农具质次价高购买不便等，这都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实效。

劝农实为扰民。由于官员选拔制度的原因，官员懂农事者不多。王祯说：“今长官皆以劝农冒衔，农作之事，已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移文，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斋敛，祗为烦扰耳!”[72]县官不懂农事，加以官僚做派，劝农实为扰民。蒲道元说：“今国家辑劝农之书，责部使者及守令劝课矣，而民之储蓄不若古，一有水旱，发廪以济，然所及有限。而所谓义仓者，又名存而实亡，是以穷民不免流离”[73]，劝课农桑并没有使人民富裕。

纸上栽桑。即统计农桑数量中的弄虚作假，农民无实惠而有实祸。元时有“纸上栽桑”之语，形象地反映了统计农桑数量中的弄虚作假。许有壬回忆延祐六年(1319)为山北道廉访司经历时，亲见各县上报农桑数目中的弄虚作假：“以一县观之，一地凡若干，连年栽植，有增无减，较恰成数，虽屋垣池井，尽为其地犹不能容，故世有‘纸上栽桑’之语。大司农总虚文，照磨一毕，入架而已，于农事果何有哉!”[74]，一县栽桑数量远远超过其土地面积，此乃山北情况，江南如此。约至正九年(1349)，赵访说：“尝见江南郡邑，每岁使者行部，县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旁有墙堑篱垣类园圃者，辄树两木，大书‘畦桑’二字揭之。使者下车，首问农桑以为常。吏前导诣畦处按视，民长幼扶携窃观，不解何谓，而种树之数，已上之大司农矣。”[75]县官应付劝农使的检查，弄虚作假，劝农官则走马看花，看不到真实情况。胡祗通揭露其后果：“农官按治司县供报薄集数目，似为有功，核实农人箧笥仓廪，一无实效。他日以富贵之虚声达于上，奸臣乘隙而言可增租税矣，可大有为矣，使民因虚名而受实祸，未必不自农功始”[76]，由于弄虚作假，农民因富贵之虚声而受增税之实祸。这些，都说明检查统计农桑成果中的弄虚作假相当普遍。

官员政绩考核，实为虚文。元朝以田野辟、户口增、盗贼息、词讼简、赋役均五事考核地方官员政绩。许有壬认为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则虚文”。户口增，不过是析居放良、投户还俗，或流移至此，彼减此增之数。江南之田水中围种，齐鲁之地治尽肥硗，辽海之沙漠莽苍，巴蜀之山林溪洞，龚遂、黄霸再世，亦无能为力。欲盗贼息，则盗匿而不申。求词讼简者，将应理之事，亦付而不问。至于赋役，则上下贫富、品答科派，自有定规，尽能奉行，亦分内事。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效茫然，凋瘵日甚，惟其必以五事全者备取之，则谁不巧饰纸上”。[77]以上三条实是劝农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弊端。

人力不足。元初北方地广人稀，地多于人，导致粗放经营。胡祗通《农桑水利》指出通常的情形是人无余力而贪畎亩之多。古代农家一夫受田100小亩，合今28．28亩，“后世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劳，加以公私事故，废夺其时，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顺天时，不尽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种而九不收，良以此也。”[78]北方农家一般耕种100亩[79]，相当于今124．5亩[80]，与古代100亩相比，显然是“一夫而兼三四夫之劳”。此外，屯田户均有耕地普遍高于一般农户，如宗人卫人均屯田100亩，大司农所辖永平屯田总管府每户屯田350亩，广济署每户屯田1 000亩，宣徽院所辖尚珍署每户屯田2 138亩[81]，陕西泾渠屯田总管府在至元九至十一年时“一家所占多者或十顷至五顷，虽小户不下一顷有余”[82]。胡祗通《论司农司》分析劝农的效果和原因：“劝之以树桑，畏避一时锤打，则植以枯枝，封以虚土；劝之以开田，东亩熟而西亩荒，南亩治而北亩芜。就有务实者从法而行，成一事而废一事，必不能兼全。何则?力不足故也。”[83]人力不足不仅导致应付检查，还导致粗放经营，胡氏的批评不无道理。

畜力不足。农书中多陈述牛耕的方法和好处。王祯《农书·垦耕篇》：“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农桑衣食撮要·教牛》说“家有一牛，可代七人力”。这是说一犁用牛的数量，和一牛的劳动能力，不代表当时农户实际拥有耕牛的数量。耕牛为农家重要财产，不是户户都能拥有的。王祯《农书》记载了许多土地利用的方式，多是以增加人力、肥力为基础的。胡祗通《农桑水利》指出“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之劳”，“地以深耕熟耙及时则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亩，牛之刍豆饱足，不妄服劳，壮实肥脂，地所以熟。今以不刍不豆赢老困乏之牛而犁地二百余亩，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岂能深而耙岂能熟与?时过而耕，犁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去根，如是而望亩收及古人，不亦艰哉?”[84]元朝亩制大，一犁两牛或三四牛的实际耕地面积大，则导致耕作不精。耕牛不足、喂养不精，导致耕地不深。

粗放耕作导致低产低收。元代农书阐述精耕细作技术，实际则是粗放经营。胡祗通指出，种植卤莽灭裂，土不加粪，耙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虽地力膏腴，亩可收两石者，亦不得四分之一。若雨泽不时，则得不偿费。“不通古法，怠惰不敏，旱地社，种麦皆团科，种一粒可生五茎；地不杀[旱]，天寒下种子，一粒只得一茎，所获悬绝如此。谷宜早种，二月尤佳，谷生两叶如马耳便锄，既遍，即再锄，锄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农家人力弱，贪多种谷，苗高三四寸才撮苗，苗为野草荒芜，不能滋旺丛茂，每科独茎小穗，勤者再锄，怠惰者遂废，所收亩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为糠秕。”[85]。元代粮食亩产，北方一石，南方二石较为普遍，“所收亩不过三五斗”，则是收不抵费。

农时被耽误。力役、兵役耽误农时尽为人知，词讼耽误农时则鲜为人知。胡祗通批评有司夺农时而使不得任南亩，“今日府州司县官吏奸弊，无讼而起讼；片言尺纸入官，一言可决者，逗留迁延半年数月，以至累年而不决；两人争讼，牵连不干碍人……数十家，废业随衙，当耕田而不得耕，当种植而不得种植，当耕耨而不得耕耨，当收获而不得收获，揭钱举债，以供奸贪之乞取，乞取无厌，不得宁家，所以田亩荒芜，岁无所入，良可哀痛。虽设巡按察司，略不究问，纵恣虎狼白昼食人，谁其怜之?”[85]词讼耽误农时。

农具质次价高，农民购买费时费力。盐铁官营，铁农具也不例外。胡祗通有《农器叹》诗描述农民购买农具的困难。“年来货卖拘人官，苦窳偷浮价增倍。卖物得钞钞买铧，又忧官局迟开闭。入城最近百余里，数日迟留工漫费。耕时不幸屡破损，往来劳劳凡几辈。往来劳苦不惮烦，一刻千金惜虚度。欲于农隙多置买，粟帛无余百无计。农官农官助我耕，何异车薪催金沸。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家拘农器”[86]，官营农具质次价高，农民不仅财力有限，而且购买费时费力，有碍于农桑种植。

以上所列，有的是劝农桑中产生的弊端，有的是社会制度等因素。由于存在种种弊端，胡祗通建议：“农司水利，有名无实，有害无益，宜速革罢”[87]。言虽过激，但并非无根之谈。孛术鲁羽中曾指出大都周围劝农实效不大：“上有司农之政，下有劝农之臣，垦令虽严，而污莱间于圻甸；占籍可考，而游惰萃于都城，况其远乎?”[88]。大都如此，其他地方可知。至正三年许有壬写道：“司农之立七十七年，其设置责任之意，播种植养之法，纲以总于内，目以布于外，灿然毕陈，密而无隙矣。责之也严，行之也久，其效亦何如哉?今天下殖民果尽殷富乎?郡邑果尽职乎?风纪果尽其察乎?见于薄书者果尽于其说乎?……方今农司之政其概有三：耕藉田以供宗庙之粢盛，治膳羞以佐尚方之鼎釜，教种植以厚天下之民生。尊卑之势不同，理则一尔。卑或凋支力尊孰与奉厚之道，其农政之先务乎?[89]，委婉地批评了司农司劝农桑工作存在的问题。

元代农业发展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但以上所述，无疑是制约因素之一端。由此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北方农业水平低，大都及北边所需粮食不能完全就近取给，而要远道依赖江南漕粮，开明清京师及北边依赖东南漕运之先例；二是农民生活处于勉强维持水平，胡祗通研究北方农户一年的收支帐：“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子粒，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又为以上三四十家不耕而食者取之，所以公私仓廪，皆无余蓄矣。”[90]这里，“三四十家不耕而食者”，指不直接从事农事的人等，包括儒、释、道、医巫、工匠、弓手、刺、祗候、走解、冗吏、员员、冗衙门、优伶、一切作贾行商、娼妓、贫乞、军站、茶房、酒肆、店、卖药、卖卦、唱词货郎、阴阳二宅、善友五戒、急脚庙官杂头、盐灶户、鹰房户、打捕户、一切造作夫役户、淘金户、一切不农杂户、豪族巨姓主人奴仆[91]。胡祗通意思是，五口之家一年口粮所需是一百五十石，衣物杂费与此相当，百亩之收则是七八十石，则收不抵支，况且还要纳粮当差。所以农民往往有产无收：“今之为农者，卖新丝于二月，籴新谷于五月，所得不偿费，就令丰仓，已非已有。”[91]当然，劝课农桑能否真有成效，不完全取决于司农司等官员的工作，它取决于多种因素。不过司农司职当劝农，受到更多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

总之，元朝重视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并屡次诏谕劝课农桑，这正说明重农桑政策推行之不易。其成效不大，既有生产条件不足等因素，也有封建官僚政治弊端等因素。故元朝农桑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注释：

[1]师道刚：《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业生产》，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3期；缪启愉：《元刻校释·代序》，1～30页，农业出版社，1988年1版；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贤春：《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原因探讨》，《湖北大学学报》，1996，3期。

[2]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3期；陈高华：《中国史稿》(5)，人民出版社，1983年；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贤春：《元代粮食亩产》，《历史研究》，1995年4期；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王培华：《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一元代农业与农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期。

[3][5][10][22][25][31][41][48][54][57][71]《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4]《元史》卷156《耶律楚材传》。

[6][18][30][32]《元史》卷8《世祖本纪第五》。

[7][11]《元史》卷158《刘秉忠传》。

[8]《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9][12]《元史》卷4《世祖本纪第一》。

[13]《元史》卷86《百官志二》。

[14]《元史》卷158《姚枢传》、《元史》卷5《世祖本纪第二》中统三年二月。

[15]《元史》卷153《高宣传附高天赐传》。

[16][17]《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

[19]《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

[20][27][56]宋耿衣《燕石集》卷12《司农司题名记》。

[21][65]《元史》卷14《世祖本纪第十一》。

[23][33][66]《元史》卷15《世祖本纪第十二》。

[24][67]《元史》卷16《世祖本纪第十三》。

[26][39]《元史》卷24《仁宗本纪第一》。

[28]《元史》卷92《百官志八》。

[29]《秋涧集》卷80《中堂记事上》。

[34]《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七》。

[35]《元史》卷18《世祖本纪十八》。

[36]《元史》卷19《成宗本纪第二》。

[37]《元史》卷22《武宗本纪第一》。

[38]《元史》卷23《武宗本纪第二》。

[40]《元史》卷6《世祖本纪第三》。

[42]《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第二》。

[43]《元史》卷14《世祖本纪第十一》。

[44]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附录》。

[45][50]后至元五年《农书咨文》、《元文类》卷36蔡文渊《农桑辑要序》。

[46]《元典章》卷二十三《劝农·种植农桑法度》。

[47]王毓瑚校本王祯《农书》附录《元帝刻行王祯农书沼书抄白》，农业出版社1981年。

[49]《元史》卷26《仁宗纪三》。

[51]《秋涧集》卷62《劝农文》。

[52][86]《紫山大全集》卷4《农器叹寄左丞公》。

[53]《文忠集》卷6《善俗要义》。

[55]《秋涧集》卷87《乌台补笔·高唐州州尹张廷瑞称职事状》。

[58]《元典章》卷23《户部九》《立社·劝农立社事理》。

[60][74][77]《至正集》卷74《风宪十事·农桑文册》。

[61]《元史》卷151《奥敦世英传》。

[62]《元史》卷148《董文用传》。

[63]《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64]《元史》卷173《燕公楠传》。

[68]王磐《农桑辑要序》。

[69]《秋涧集》卷37《绛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记》。

[70]《元朝名臣事略》卷7《左丞张忠宣公》。

[72]《农书》卷4《劝助篇》

[73]《顺斋先生闲居从稿》卷13《乡试策问》

[75]《东山存稿》卷二《送江浙参政契公赴司农少卿序》

[76][78][84][85]《紫山大全集》卷22《论农桑水利》。

[79][90]《紫山大全集》卷23《匹夫岁费》。

[80]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3期。

[81]王培华：《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元代农业与农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期。

[82]《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志》。

[83][92]《紫山大全集》卷21《论司农司》。

[87]《紫山大全集》卷22《杂著·时政》。

[88]《元文类》卷47孛术鲁羽中《大都乡试策问》。

[89]《至正集》卷44《敕赐大司农司碑》。

[91]《紫山大全集》卷21《论积贮》。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Rating of Achiev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moter in the Yuan Dynasty

劝学作者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劝导技术　道德物化　技术中介理论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102－05

一、何谓劝导技术?

有过网上购物经历的人们会发现，在浏览商品信息的时候，购物网站总会试图通过某顾客以前访问其网站时的消费偏好，或其他顾客购买相关产品的反馈信息，给该顾客提供一些消费参考意见，或者打出一些显著的促销广告引导顾客购买更多商品；在预防疾病方面，智能厕所能够自动检测出人的健康状况，并针对健康问题提出具体的参考建议；在日常饮食方面，智能冰箱能够自动识别冰箱里的食物，帮助主人制定购物单，并且能够及时地反馈主人的饮食习惯是否存在健康隐患，提供合理的膳食方案……上述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影响和引导人的行为朝某个目标发展，它们是能够“改变人的态度或行为的交互式技术”，这就是劝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

专门研究劝导技术的一门新兴学科叫“劝导性计算机技术学”(Captology)，从构词方式来看，它是由“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ies”的首字母缩略词Capt加上后缀ology而构成的。这一学科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福戈(B.J.Fogg)于1996年首次提出，是一门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相交叉的新兴学科。按福戈的定义，它的任务主要是“设计、研究和分析那些用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交互式计算机产品(interactive computing products)”。从心理学学科角度来看，Capto-logy的出现使传统的劝导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多了一种新的“劝导”手段――技术的手段；从计算机技术学科来看，Captology的出现使计算机又多了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劝导”的领域。

目前，福戈教授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劝导技术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其研究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加入劝导技术研究队伍的人越来越多。从2006年到2010年，国际学术界已经就劝导技术分别在荷兰的埃因霍温、美国的帕洛阿尔托、芬兰的奥卢、美国的克莱尔蒙特、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了五届国际性学术会议，并且每次会议之后都会公开出版一本会议论文集。2011年的劝导技术国际会议则于6月2日到5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主题是：“劝导技术与设计：增强可持续性和健康”。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在福戈教授的专著《劝导技术：利用电脑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的序言中说：“依我看来，计算机是否能够影响我们已不是问题，它已经由福戈和其他人证明过了_，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它能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劝导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有效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它(指Captology)将很快成为那些对交互技术如何影响人的观念、态度和价值并改变人的行为感兴趣的人们的共同财富”。

劝导技术作为塑造人类行为的一种手段，在目前的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福戈在其专著中对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区分出七种类型的劝导技术。第一，“简化”(Reduction)技术。它通过使复杂的事情简化而使人们愿意去做该事情。比如网上购物时繁琐的程序可能会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而一些网站推出的“一次点击”(One－click)购物模式使购物程序大为简化。这样就使更多的人愿意到这样的网站购物。第二，“隧道”(Tunnelling)技术。它预先设定好一个行动程序，一旦你启动了该程序，就必须按照既定步骤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像进入一个隧道一样，必须按照隧道的方向行进。第三，“量体裁衣”(Tailoring)技术。心理学研究表明，有针对性的信息比普通信息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设计时应该注意个体的差异。比如，不同专业的人所常用的词汇是不同的。一些输入法能够根据使用者平时的输入习惯自动进行记忆，下次再使用时某些词汇就会出现在首选位置，以其便捷赢得使用者好感，从而巩固并扩大该输入法的使用群体。第四，“建议”(Suggestion)技术。在恰当的时机给出相应的参考建议将使劝导更加有效。例如在住宅区或校园里，超速行驶将是很危险的行为。在这些区域放置一个“速度监控告知与雷达追踪”装置，能够及时监测汽车的速度并显示在电子屏幕上，同时显示此处的限制速度，司机就可以知道他目前是否超速，以便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第五，“自我监测”(Self－Mo－nitoring)技术。它能够使人们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和结果。比如体育锻炼时在手腕带一个“心率监测器”，能够及时地反馈心跳速度，避免锻炼过程中心跳过快。第六，“监控”(Surveillance)技术。这是能够及时了解他人的技术，商场、银行、公司等场所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就属于这类技术。第七，“调节”(Conditioning)技术。它通过对一种行为进行奖励来达到对该行为的强化。很多电脑游戏之所以如此吸引青少年，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通过不断提升玩家的身份级别，使他们享受到一种成功的乐趣，从而继续冲击下一个级别。

相对于传统的“劝导”媒体，如广播、电视、杂志等，计算机具有交互性(interactivity)的优势，这使得它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具有更强的劝导力，因为它能够根据使用者的输入信息、需求和具体情况调整相应的劝导策略。同时，相对于作为劝导者(persuader)的人来说，计算机同样也具有某些优势，比如持久性、匿名性、同时处理大量数据、形式多样性等优点。需要指出的是，从Captology的定义可以发现，在使用技术手段来“劝导”方面，福戈教授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计算机这种技术手段上。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不通过计算机手段也能达到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目的的劝导技术。比如，在特殊路段为了保护行人安全设置一些“减速坡”。司机在通过时为了减少汽车的震动，自然就会放慢速度；又如在汽车内安置专门设备，提醒人们在驾车和乘车时系好安全带，如果安全带没有系好，汽车甚至不能发动。这同样也能达到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的目的。这些技术都具有劝导技术的特征。

二、劝导技术作为“物化的道德”

相对于其他技术来说，劝导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更加密切。伦理问题本质上是关注人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如何使人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而劝导技术的直接目的就是影响和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

因此劝导技术必然是负载价值的，其本性注定了与伦理道德具有内在的联系。福戈说：“劝导技术是非道德的吗?这要视情况而定。劝导技术可以是非道德的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劝导技术既可用于积极的方面，比如劝导人们戒烟、预防疾病、减少交通事故等；也可用于消极的方面，比如不良商家用于欺骗和引诱顾客非理性消费、在食物中添加使人上瘾的成分、非法传销组织用于给人“洗脑”等。面对劝导技术，应该追问如下两个伦理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劝导技术用于非道德的目的，二是如何把劝导技术作为一种实现道德目标的手段，正面地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福戈对如何防止劝导技术用于非道德目的方面的看法。

福戈指出，设计者的意图、手段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项劝导技术是否是合乎道德的。首先，确认设计者的意图对于判断劝导技术的道德属性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设计者的意图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那么其设计的产品很可能也是不道德的。其次，观察设计者所使用的手段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劝导技术的道德属性。一些手段明显地是不道德的，比如威胁、提供虚假信息。最后，从结果来看，结果可以分为两种：有意的和无意的。对于有意的不道德结果，福戈认为设计者、经销商和使用者都具有一定的责任；而对于无意的不道德结果，福戈认为虽然不是设计者有意所为，但设计者也应该对那些在理论上能预见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设计者在设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想象其产品可能的用途以及如何防止它的过度使用，并减少其可能的不道德用途。另外，福戈还认为，如果劝导技术用在易受外界影响和伤害的人(主要是孩子)身上，它将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孩子的判断力还没有真正形成，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引导，而如果商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孩子的这些特点，那将是不道德的。

劝导技术作为一种实现道德目标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物化的道德”(material ethics)。对于技术伦理学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荷兰技术伦理学家依波・普尔(Ibo van de Poel)和皮特一保罗・费贝克(Peter－Paul Verbeek)称之为技术伦理的“内在”研究进路(internal approach)。在他们看来，我们“应当超越工程伦理学中流行的外在主义观察，从而致力于技术发展的一种更加内在主义的经验性观察，考虑设计过程本身的动态性并探讨该语境下产生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地等待技术出现问题后再去“亡羊补牢”，而是更加积极地介入到技术的设计环节中去，把技术当作一种实现道德目的的手段，将一定的伦理规范“写入”技术设计之中，使技术人工物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调节人的行为，来达到一定的道德目的。因此，费贝克说，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是在以一种不同于伦理学家的方式做着伦理学的工作，他们为人们自古以来就一直不断追问的“人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实现这些规范”这样一些伦理问题提供了一个“物的答案(material answer)”。比如下面这个例子：“超市的手推车为购物的人带来了轻松与便利，但使用后随意停放使超市的环境凌乱不堪。在国外的许多超市有一种手推车，它是需要投币才能取用的，用完以后将推车物归原位，放入的硬币会自动还给顾客。就是这样的一种设计，规范了人们的一种行为，造就了井然有序的公共空间，使超市乱放手推车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也许再多的道德说教都不及这样的设计有力。”

劝导技术作为“物化的道德”，其思想基础来自“技术中介理论”(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中介的地位，用公式表示就是：人－技术－世界。技术不但影响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而且还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或者说，世界的表象通过技术的中介显现于人，而人的表象也通过技术的中介显现于世界。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Idle)主要关注的是问题的前一方面――技术如何影响人的感知；而拉图尔(Latour)和伯格曼(Borgmann)则主要关注问题的后一方面――技术如何影响人的行动。费贝克称前一种为“解释学的”(hermeneutical)视角，后一种为“存在主义的”(existential)视角，两种视角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了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ical)的技术中介理论。劝导技术在设计的过程中与“解释学的”视角关系比较密切，而在应用阶段与“存在主义的”视角关系更为密切。

伊德指出，传统的解释学通常只关注与语言有关的现象，它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是帮助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语言背后的意义的学问。与之对照，伊德提出了一种“物的解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e)，这是用来揭示自然界这一非语言现象背后的信息的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不同的是，“科学研究的范围通常不包含‘语言的’维度。这些研究对象没有文本、没有话语，也没有前置词的或修辞学的表达”。面对这些不能说话的对象，仪器可以帮助我们让它们“说话”，从而揭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信息。例如红外成像技术，使不可见的现象显现于我们的视觉之中；传感器使人生理上感觉不到的微弱信号也能被敏锐地捕捉到。当然，技术在帮助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在能动地选择世界的属性，决定哪些信息应该被呈现，哪些信息应该被遮蔽。伊德将技术在转换人关于世界的感知方面的这种作用称为“放大”(amplification)和“缩小”(reduction)，世界的某些属性会因为“放大”而被呈现，而另一些属性会因为“缩小”而被遮蔽。这种放大和缩小的中介作用被伊德称为“技术意向性”(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一项技术被研制的时候就已经预先设定了它的意向性。劝导技术的意向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写入”技术设计之中的。作为“物化的道德”的劝导技术引导人们关注和体验符合道德要求的事物属性，而屏蔽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事物属性，以物质的手段实现中国古代儒家所要求的那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准则。

拉图尔指出，人的行为方式往往被他使用的工具所塑造。“行动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结果，而且是个人的物质环境的结果。”拉图尔把工具的这种影响称为“脚本”(script)，就像电影或戏剧的作者通过脚本规定演员的行动一样，设计人员在设计器物的时候，通过加入自己的意图，也预先“规定”(prescribe)了使用者在使用该器物的时候会如何行动。例如，工程师在设计“减速坡”的时候就已经赋予它“在路过我的时候要减慢速度”的“脚本”。虽然减速坡和红绿灯都能够使人减慢速度，但是减速坡的约束力和信号灯的约束力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约束力，前者是物体本身产生的约束力，后者是作为意义的负载者产生

的约束力。与感知领域中技术的“放大”和“缩小”作用一样，在行动领域中，技术的中介作用也能够通过“激励”(invited)和“抑制”(inhibited)某些行动来实现其意向性。温纳(Winner)在其《人造物有政治吗?》一文中举过的一个例子给我们形象地展示出技术的这种意向性特征：在美国纽约去“琼斯海滩”的景观大道上修建的天桥的高度非常低，以至于只能让小轿车通过，而公共汽车却不能通过。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拥有汽车的‘上等’和‘自在的中等’的白人们将自由地利用景观大道来消遣和往来；通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贫民和黑人将被挡在道路之外，因为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车不可能穿过天桥”。也就是说，景观大道上的天桥一方面“激励”了富人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抑制”了穷人的行为，而天桥在设计之初该意向性就被预先规定好了。作为“物化的道德”的劝导技术在使用中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使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得到激励，使不道德的行为得到抑制，这就使技术的意向性与道德教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规范人类行为的第三种手段

在规范人的行为的方式上，人们通常会想到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然而，作为“物化的道德”的劝导技术的出现提示我们，还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依靠物质的力量来达到规范人的行为的目的，这就是规范人类行为的“第三种手段”。比照道德约束力(自律或他律)和法律的名称，不妨称这种规范手段为“物律”。

“自律”是个人凭自身的“良心”而自愿使其行动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动原则，它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为快乐、幸福、欲望等情感所驱使，而是根据自己的“立法”，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行动；“他律”是指服从于自身以外的权威与规则的约束而行事的道德原则，它要么是出于维护自身“名誉”的需要，要么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的标准；相对于道德自律和他律而言，法律则具有更强的规范效力，它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而保证实施的。它往往通过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来规范人的行为，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惩罚而不得不按照既定的规范去行动；“物律”则是通过技术的手段、依靠物质自身的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三种手段都可以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比如，在规范司机的行为方面，既可以通过提高司机自身的道德修养来使之自觉地考虑行人的利益，不做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也可以加大社会舆论，靠舆论压力迫使司机遵守交通规则；或者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促使司机遵守交通规则；还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如上面提到的，在行人比较多的路段设置“减速坡”，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三种手段相比较而言，道德的要求标准最高，其次是法律和“物律”；从自觉性的角度来看，道德所需的自觉性最高，法律其次，“物律”最低；从强制性的角度来看，道德的强制性最低，法律其次，“物律”最高；从规范的时效性来看，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具有滞后性，一个人如果不遵守法律规定，法律只能在事后进行惩罚，而“物律”的约束力则具有当时性，它时刻伴随着行动的整个过程。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只有道德是“自律”，法律属于“他律”。因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不考虑潜在的动机问题，只要求人们从外部行为上服从现行的规则和法规；而道德则诉诸人的良知，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道德命令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事，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按照这种理解，“物律”也可以看作一种“他律”。

作为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新手段，“物律”具有道德和法律所不具有的一些新优势。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集体意志的体现，有时候难免会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对于一些自律性较差的人来说，仅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使他们的行为遵从社会规范，这就需要他律或法律的手段来规范。然而，道德他律的压力和法律的强制力，只是体现在事后的批判和惩罚之上，并不能在行为的同时就对其进行禁止。而有些会对社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违法行为，必须在其可能实施时就应该对其进行限制，在危害出现之后再对其进行追究往往为时已晚。这正是劝导技术可以发挥其作用的地方。因为劝导技术作为技术活动时所使用的工具，是伴随着实践者的行为过程的。如果在技术设计中预先“写入”一些道德规范，就可以避免一些严重违法行为的出现。比如，目前一些地方酒后驾车事故频发，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控制措施，但很难根治。如果从劝导技术角度考虑，可以设想在汽车驾驶室里安装一个酒精浓度测试仪，一旦检测到驾驶室空气中的酒精浓度超标时，汽车将不能发动，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禁止酒后驾车的可能性。劝导技术可以从技术层面实现“使行为主体按照社会价值(socially－valued)的方式行动”的目的，这是道德他律和法律手段都难以办到的。

劝学作者范文第5篇

一、发展现状

（一）旅游资源初步开发

禄劝县旅游资源类型较多，部分旅游资源已得到初步开发。例如屏山镇的练甸温泉、大地岔农家旅游特色村，以金沙江皎平渡口、翠华毛主席路居纪念馆、九龙红军洞、红军壁画为代表的革命遗址的保护与修建，普渡河峡谷观光、河谷温泉等综合旅游开发，以及每年举办的彝族火把节、苗族花山节，不断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些旅游资源的开发对提升禄劝的经济实力、提高人们地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旅游设施不断完善

禄劝县积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在旅游交通方面，禄大二级公路、禄倘一级公路、武昆高速联接线公路等一系列围绕“四纵、五横、两岸、两通”的交通规划正在实施；旅游酒店、旅游购物场所以及通讯、水电、电力等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都为禄劝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改善着宏观环境。

（三）旅游收益快速增长

随着旅游资源优势的发挥，旅游环境的不断改善，旅游景区景点的建设，禄劝旅游业逐渐升温，旅游收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从2006-2013期间，禄劝旅游者人次、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均出现两位数的增长。

（四）旅游服务逐渐提升

随着对旅游业认识的深化，旅游服务规范、旅游行业监管、旅游法律法规呈不断完善、加强的态势；此外，大量的旅游专业人员的引进、培养，也使得禄劝旅游业的服务意识越来越强，服务水平越来越高；而宾馆、饭店、休闲场所以及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为旅游服务功能的不断改进和提升奠定了基础。

二、存在问题

虽然禄劝拥有数量众多且品位较高的旅游资源，也对旅游业的开发报以极大的热情与努力，但其发展依然滞后，根据调研与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区域联动不够

禄劝县旅游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区域整合能力差、联动性不够，区域整体联合开发的欠缺，特别是与相隔只有7公里的武定县城。武定县与禄劝县由于地缘邻近、文化同源、历史相似、资源同质，如果两者联合开发打造，增强交流，加大在旅游资源、人力、设施、服务以及交通等方面的整体联动性，将形成区域发展的规模效应。但由于行政区划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两者尚未形成联动性。因此，禄劝在旅游发展中，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加大与周边县、市的联动，强化“滇中城市群规划”的作用，具有直接的挑战。

（二）主题定位不清

禄劝旅游业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没有明确的主题定位。因此禄劝县必须重新定位，区分旅游开发主题，加大旅游项目开发力度，强化重点旅游项目的推出，从而达到扩大游客规模，提高旅游收入的目的。

（三）文化内涵缺失

目前禄劝开发的旅游产品文化性不高，与本土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融合不够，这直接导致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不高，吸引力不够，难以吸引到高端游者，旅游产品的价格多属于中低层次，旅游业创利能力较弱，因此，挖掘本土文化内涵，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吸引高端客源，就成了禄劝旅游所面临的任务。

（四）营销力度不大

禄劝县虽然在旅游营销方面的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的宣传效果，但因经费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仍存在旅游宣传力度小、吸引力不够、影响不大、效果不好的问题。因此，禄劝如何选取互联网、微博、报纸、电视、广播、旅游大赛、旅游节庆等多种途径，加大旅游宣传力度，提升禄劝旅游的名气，塑造良好的旅游形象和持续性的宣传效应，就成了禄劝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五）基础设施滞后

虽然禄劝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态势良好，但与现今旅游的发展相比，却显得相对滞后，这主要表现在：在交通方面虽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离旅游的要求仍相去甚远，表现为从昆明到禄劝县的公路等级偏低，已成为游客大规模进入禄劝的瓶颈；其次，城镇至各景区的交通滞后问题还较为突出，到景区交通的快捷通达性和道路舒适性，还不能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住宿方面，主要表现在高星级宾馆少，星级宾馆所占比例较低，中等水平以下的宾馆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规范。禄劝县财力有限，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旅游接待设施成为旅游业的瓶颈，致使整个旅游产业的产出效益较低。

三、对策

（一）加强政府宏观引导

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推动规划的实施。发挥旅游产业领导小组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切实组织和推动禄劝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实施。禄劝县市各级政府成立相应的领导和工作机构，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协调解决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推进和监督各项任务的完成。

（二）加强旅游监管力度

加强旅游监管力度，增强旅游执法队伍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完善旅游执法体系，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建立旅游发展的科学决策和监督体制。咨询专家意见，使决策具有科学性、可持续性；建立执法工作考核办法，量化执法指标，细化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力度，惩处违法行为。

（三）加强旅游人才建设

首先，引进和招聘高层次人才，如高级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旅游企业管理人员、景区开发管理和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等。其次，应完善的旅游教育培训管理机构，强化旅游行业的教育培训工作，形成科学的教育培训体系。强化岗位培训制度。职工岗位培训应以提高服务技能为主，实行“就业前培训、换岗前培训、上岗后再培训”的方针。再次，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选送一部分人到旅游院校进修学习，参加有关专业培训；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到本市讲学或办培训班。

（四）建立公平分配体制

在开发中，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兼顾旅游投资者、社区居民、当地政府的利益，让其在承担旅游投资、开发，环境保护义务的同时，享受公平的利益分配，同时又能调动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吸纳本土与外来资本，同时避免因责任义务承担与利益分享不对称而降低其保护资源的积极性，甚至抵触旅游区旅游开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