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范文第1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听取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后来的直隶省议会议长）、梁志宸（后来的直隶省议会副议长）等人建议，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注1〕为监督（校长）；校址在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该校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那是因为：

其一：天津濒临渤海，既有通商口岸，又有九河通衢之便；既“具有江淮的风格”，又距首都最近。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影响，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其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显赫，成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二政府”。在对外方面，“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在内政方面，“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罗澍伟《天津，近代中国的“窗口”》http：///docroot/200412/14/rb02/14150901.htm）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从创建起就在全国成为颇具影响的率范。

其二：北洋法政学堂自创办起，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该校学制分为速成与专门科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旨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司法科）和“绅班”（行政科）；绅班专收直隶地方士绅，以培养地方自治人士为主，须经府、厅、州、县保送，但也同样要参加入学考试。职班专收外籍有职人员，主要是培养律师。速成科开设的课程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民刑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法、监狱法、诉讼实习，共14门；在第三学期考试及格，就算毕业。专门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课程设置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且十分严格；预科三年外语占主要地位。第一外语日语，每周12小时；第二外语任选英、法、德语之一，第一年每周六小时，第三年递增至十小时；因此外语课每周至少18小时，占全周课时36小时的二分之一以上。学校规定，外籍教员授课，“无论正科预科……一概不用通译；使学生直接听讲，以节钟点而收实益”。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全力学习外语（首先是日语）。在正科三年中，专业课设置以政治专业为例，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统计等，多达30余科。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白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

此外，北洋法政学堂从开创起就形成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很少门户之见，学校除聘请日籍教师和留日学子任教外，共产党员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均曾在该校任教授或秘书、主任等职。这种严谨的办学形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北洋法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颇具影响。

其三：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先进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思想活跃，屡起学潮。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生（在校学习6年），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也曾是法政学堂学生。1911年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政治空气浓厚，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该校学生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1937年2月，因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学校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

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演讲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

20世纪的“北洋法政学堂”也历经了变革与发展，1911年改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6月，直隶省当局决定将保定法政专门学校、天津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并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法律、政治、商业三科。1928年改称“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北平大学区；3月，学校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并且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北洋法政学堂完成了由学堂到大学的转变，原有各科改称学系。1937年2月，因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抗战胜利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至1947年秋该院前院长杨亦周〔注2〕等在广大毕业生支持下，几经周折，才在原校址艰难地复校。“北洋法政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院校调整结束为止，虽曾六易校名，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北洋法政”。

建国初，法商学院法商两系分别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南开大学。

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同志是天津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骄傲和光荣。为了继承和发扬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1998年2月在李瑞环、姚依林、谭绍文等中央、市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把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确立为法商学院的延续（北洋法政学堂后更名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并在学院内建立了烈士纪念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亲笔题写室名，许多中央和天津的老领导为纪念室题词。1994年5月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纪念室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的培训基地、法学教育的摇篮、烈士母校的延续一一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并没有辱没先烈的革命精神和北洋的光辉校史，她已经拥有了一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为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培养了数万名法律人才。莘莘学子的足迹遍布海河之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像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法治大厦上，似芬芳的桃李盛开在法学的百花园中。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将朝着革命先驱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继续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安康做出了新的贡献。

注释：

〔注1〕黎渊，1879年生人，贵州遵义府附生。先在苏州中西书室习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五年，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善邻书院习普通学二年。光绪二十七年，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东京中央大学习法律专门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毕业，领有优等文凭。复于是年八月，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科。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因高等研究科论文试验合格，领得研究科优等毕业文凭，获法学士称号。九月经电调回国，筹办北洋法政学堂事宜。

〔注2〕楊亦周，河北省行唐县人。曾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参加国民党地下活动，并任过法政学校校长。1928年北伐军占領天津时，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員兼組织部長，次年市党部改組被排挤在外，從此倾向马列主义。后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1934年回国，在大学任教，后在经济部门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任天津中国纺织建设分公司经理，天津参议会参议长。他在天津解放前夕坚决抵制了反动政府的造谣和炸毁工厂的行动，顺应民意积极主张和平解放天津并代表民间组织参加和平谈判。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

参考资料：

1、《与天津》；刘民山编天津社科出版社1989.12

2、《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3、《法政学堂植栋梁》

4、《近代中国的“窗口”》罗澍伟

5、《具有开创意义的天津高校》

法学教育范文第2篇

美国的法学在总体上是司法人才的教育，注重于对律师、检察官等司法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整个教育和教学体制上无不致力于课堂教学和业务实践的紧密结合。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有效的、有机的、高度的契合是美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法律实践教学纳入到法学院课程设置的强制性规范中。众所周知，闻名遐迩的美国律师协会，其旗下设有一个理事会(后称“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该理事会接受美国政府委托对全美法学院法律教育进行管理。理事会的法学院行政管理规则规定:法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必须要有课外教学活动，诸如社会法律服务公益性课程和律师技能的培训课程。由上可知，法学院是否开设实践性课程已经不是校方办学理念和学术自由的问题，而是国家管理的强制性规定。如果法学院无视实践性课程的规定，那么，该法学院的毕业生就会被美国律师协会剥夺参与州司法考试的资格。一个毕业生就读于没有律考资格的法学院在美国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就读期间绝大多数美国学生背负高额学费，高昂的就学成本，高学习压力，毕业时已负债累累，入不敷出。选择法学专业，毕业后就是为了能够找到高报酬的律师工作，还清贷款，大展事业宏图。如果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不能参加律考，就无法获得律师资格，这等同于似乎没修读过法学专业，除非该学生就读法学院原本就另谋其他出路或另有打算。

第二，美国法学院的实践教学具有完整的、系统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归结起来，美国法学院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一般可分为三个教学层次和系列:(1)课堂专业技能培训课程;(2)诊断式教学实践课程3)律师业务现场培训课程。具体内容如下: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2002－2010年美国法学院课程巡查显示，课堂内专业技能培训课程主要有: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上诉审庭辩仲裁、事实辩定实务、面见当事人与咨询、调解、磋商谈判、争议解决谈判、诉前庭辩、交易技巧、诉前庭辩基础、诉前庭辩基础精进等课程。诊断式教学实践课程有:民事权利、刑事辩护、环境法、家庭法、政府利益、青少年法、物权法、税法、交易法等课程;以事实简单的轻微的民商事真实案件作为教学基础，组织教学。律师业务现场培训课程有:刑事起诉、上诉法官、公司法务咨询、政府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诉人、公益辩护人等课程。诊断式教学实践课程与现场培训课程最大的不同是:在前者，法学院主导对案件的受理和办理，严格地说，属于事务性的教学活动;而在后者，则由司法机关或实务机关主导案件的进行，是在教师监督和指导下的司法或法律活动。美国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从课堂内培训到近乎实战的诊断式教学，再到完全实战的法庭等现场实战培训，课程的设置不断接近真实，有阶段性和层次感，使学生从书本一步一步地走向真正的法律现实。

第三，为了实现课程设计的目标，美国法学院都开办了实践教学实体机构，并设立与实践教学相关的各种模拟法庭比赛和奖励制度。以美国阿尔巴尼法学院(AlbanyLawSchool)为例，该学院的实践教学开设了各种法律教学诊断室(Clin-ics)，(相当于我国法学院的各个模拟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如:家庭暴力诊断室、民事权利和残疾人权利诊断室、医患法律诊断室、诉讼入门诊断室(introductiontolitigationclinic)、税务法律诊断室、实地训练诊断室(fieldreplacementclinic)。学生在具有律师执照的法律教授指导下进行具体案件实际操作。诊断室所承接的案子一般事实比较简单，学生容易实务操作。法学院对案件成功的学生在院内各种媒体上大肆表彰，形成了很强的崇尚实务的气氛。此外，学院还频繁地组织或参与全国地区和院内的各个部门法领域的模拟法庭比赛，并邀请在职法官一边审判一边指导学生进行比赛，教学效果非常突出。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在庭法官对于作为当事人身份出庭的学生，往往在其职权范围内会给与非常特别的关照和理解，在法庭休庭时还会主动地与学生打招呼，进行精神鼓励和关怀，法官在法庭内也表现的很有人情味。事实上，美国法庭和法学院互动频繁，法学院的教学需要法院的支持，同时，法庭也需要更多法学院学生到法院为众多无钱请律师的穷人免费，以提高和加快法院案件的处理速度和质量。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从课堂到社会，从教科书到实际案子，从模拟比赛到现场出庭，从学生身份到律师身份，从理论到实际，从实际再回到理论，法学院的实践教育给学生提供的是高强度的，全方位的非常职业化的训练。第四，在师资安排上，美国的实践教学也配备了与实践教学相匹配的师资队伍。美国的法律实践教学的师资是一批具有实践专业素养，同时又具有法律职称和学位的人员组成。一般课堂教学的教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未必能够胜任，需要一定时间的事务的磨练方能担当。有许多师资则直接来自实务部门。在实践教学领域，实务经验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在法学院学生即将走出学校大门的关口，学院通过优良的师资给学生提供真正的职业化训练是学生迅速适应社会，进入职业角色的关键。由此，美国法学院专门从事实践教学的师资的人数不少，约占到整个学院用人人数的二分之一。

二、中美法学教育中实践教学的比较与借鉴

参照美国法学教学的实践和经验，考察中国法学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检查对照我国法学教学的现实情况，依我们看来，至少有如下几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思考。

第一，从中美法学院的培养目标看法律实践教学的目标:法律“见习”和法律“实习”的启示。从根本上说，美国法学院的法律实践教学高强度和宽广度，是由于美国法学院学生的主要出路是司法从职人员，而法律实践能力不但是律考的门槛，也是职业的必备职能;而我国的法律教育体制不同，即便是多数中国法学院的学生希望毕业后成为律师、或公司法务或检察官，但是，我国法学院仍然继续沿着既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办学，不会把多数学生的愿望作为办学唯一的指导思想，而改变贸院法学院培养经济和贸易有关法律人才的办学方向，而转向纯法律人才培养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我国与美国法学院的市场化办学有着天壤之别。由此，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法律实践活动的场所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司法领域。但问题是，我们在司法领域和非司法领域的实践教育又进行的如何呢?坦率地说，我们的实践教学主要还是着眼于法律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比较美国同行差距很大，其中美国学生在教师监督下，独当一面的真正的法律实习，就比我们多数学生仅仅是做别人助手，或在一旁观察别人办案的法律见习要优越得多。当然，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美国的法学教育的一套模式，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既要汲取其合理的成分和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和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学生法律实习的机制。例如，法学院免费出租提供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作为交换，法学院学生到事务所深度介入案件或在有监督条件下的单独处理简单的民事纠纷。驻入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保证一年的接案量和我们学生的参与量，法学院通过办公空间的免费出租，可以实现对律师事务所的部分有效的管理控制，保证我们学生在从法律事务方面进行深度实习，收到实效，而不是仅仅浮在表面上。长期以来，我国某些高校法学院的模拟法庭或模拟律师事务所利用率不高，有时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应该考虑如何激活和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

第二，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的建立:如何认定我国法律学院实践教学课程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于美国同行的课程设计，我国法学院的实践教学课程还远远没有达到体系化的程度。对此问题，首先我们要自问，在我们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大前提下有无必要使其体系化?从我国法学院的实际情况上看，有效的实践课程的方式主要还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多揉进一些实务成分，例如案例释法，聘请校外专家承担课程部分内容等。本科大四长达十周和研究生一个学期的法律实习，实际上就是借名找工作、做论文;所谓学生的实习报告也就是校外特殊经历心得而已，与有板有眼的实践教学相距甚远。美国实践教学的压力首先和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竞争，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的管理规则的硬性规定，也是由于市场对人才素质的特殊要求使然。虽然，中国法学院实践教学的压力有市场的因素，但不是全部。从全国范围看，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学专业本科生，竞争压力不可为不大，结构性的过剩和结构性的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法学专业毕业生过剩的部分，大多无法适应市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尤其是高端的涉外应用性人才每年约50%的速度在增长，这方面的人才却往往处于短缺状态，而我国不少法学院培养的法学专业仍拘泥于传统的法学教育和实践教学，不能适销对路，因为传统的法律服务每年仅增长10%左右。这种培养的规格难以与激烈的市场经济的需求相契合。目前，市场的竞争和压力还没有完全影响到法学院的生存;压力可能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但政府部门对法学院的管理无法像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那样是贴身的管理，这方面国内既无法做到，也鞭长莫及;再加上市场对法学院毕业生的需求较大，我国法学院实践教学的内在推动力不足，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因此，课程体系化的问题似乎还属于非常前瞻性的问题，并没有将其摆在应有的位置。总之，我国法学院实践课程体系化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急需解决的议事日程上，而参考和借鉴美国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现实需求，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势在必行。

法学教育范文第3篇

（一）定位不清。法学教育应当如何定位？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或者是二者兼有？现在把法学教育当作通识教育的做法，使法学教育脱离了职业特性。高水平的法学教育理应保证相当比例的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即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学历教育，这是正规法科院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高层次”主要指的是相关课程的精专，以及培养方案的学术化和专业化，而绝不仅指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些表面的层次。

（二）独立发展程度不够。中国法制建设中存在大量的本土因素，纯粹的“法律移植”多存在于法律规则领域，却无法与法律规则一同进入人们的交往行为领域，取得大众的心理认同。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仍然在借用来自西方的法学术语、法学分析工具，但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着新的法学学术范畴和研究模式。这一事实强烈地刺激着一些法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法律，创造有别于从西方引入的“中国法学”。

（三）职业技巧培训不足。中国法学教育还没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进行足够的从业技能的训练,在教学中主要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而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讨论式教学这些教学模式还在初步尝试阶段；各类考试中的案例题的比例还不高；由于课堂教学的安排和实施，或操作上的不便，实习课普遍不被重视。法学教育目前的低起点与法律职业高素质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何克服这个矛盾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没有很好掌握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难以适应法律职业的相应要求。

二、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构想

（一）改革现行教学体制。高等法学教育改革不仅要缩短学制，还要改革教学内容。首先，法学院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应当是适合现代职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合格的职业法律工作者与非职业法律工作者的区别并非在于掌握法律条文的多少，而在于是否理解法律原理、原则和把握思想的精髓，并能熟练加以运用。一个现代的高等法学教育系统不仅要造就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还必须为在科研上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提供深造和专门培养的可能性，以保证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后继有人。其次，在法学教育中要引入互动教学模式，并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核心是所有的课堂活动都可通过利用学生自己带进课堂的信息来完成。先由学生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然后再通过归纳和总结找出较好的方案，使课堂教学活动的内容与学生建立密切联系。

（二）改革法学教材体系，重视教材编写。现代科学知识周期越来越短，要求教育内容不断更新。教材守旧现象不改变，要改革教学就是一句空话。改革、更新教材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特别着眼于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和最新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要使学生既获得最基本的、最新的法学知识，又大大减轻繁重负担，能有富余时间多读自己需要的、感兴趣的读物。组织系统翻译国外优秀教材。国际法专业，要提倡使用原文教材。同时，应积极鼓励学有成就的法学家把自己的成熟的研究内容编写成教材。这样，既做到知识传播的全面，又避免现在许多教材粗糙、肤浅、错漏的缺陷。

法学教育范文第4篇

在继续提高传统法学教育质量的同时，我们着力探索以培养学生职业技巧和职业道德为主要目标、符合社会进步发展需要的新的法学教育模式。在国内外各种积极因素的大力支持下，我院的法律诊所项目应运而生。法律诊所项目是我院因应社会对培养法律人才的高度要求的有益尝试。现将建设该项目过程中的反馈、感受、思考与经验试整理如下，以激发我们对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和未来法学教育发展的反思。

一、现行法学教育检讨

（一）现状

目前我院的法学本科教育从形式上分，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两大部分。课堂教学是主要形式，约占本科学习阶段的3/4有余。课堂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和进行各种奖惩的主要依据。具体来说，它有以下一些特点：（1）有固定的学时；（2）学生一般以大班的形式上课；（3）任课教师主要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向学生灌输法学理论知识和主要部门法的基础知识；（4）学生只要通过期中与期末两次笔试，即可获得相应学分。笔试一般考察学生对书本和讲义掌握的程度。

社会实践包括实习和集体实践活动两种主要形式，前者是指大学四年级上半学年为时4-5个月的实习阶段。在该阶段里，学生将被分派到定点的实习单位进行实习，结束时向学院提交实习报告以及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若被审批通过则可得到相应的学分。后者是指由校内各团体和学院本身组织的各种不定期的、自愿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形式主要包括法律咨询、参观监狱和看守所、模拟法庭等。这些活动没有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学院和教师一般只为活动提供协助而不实质性地参与。这两部分社会实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学生一般脱离教师的指导，独立进行；（2）就实习阶段来说，学生接触的主要是与法律实务有关的事务性工作，一般不真正承担办案工作；（3）就集体实践活动来说，学生通过活动所获得的知识一般为感性认识（如：看守所和监狱的概况）；（4）活动的阶段性和独立性较强，在活动结束后，师生之间没有正式、系统的交流与经验总结。

（二）存在问题及对问题的分析

上述的法学教育模式承继了我国传统教育以教为本的思想，注重理论和基础知识的灌输，较好地与我国目前的整个教育层级体系相衔接。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首先，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普遍认为单一的笔试衡量结果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动力，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方式、教师的单方灌输使他们难以形成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所学的知识不能很好地与实际联系起来。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知识本身，更多的是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一个有效的途径去实现这一联系，从而无法检验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更无法为调整学习方式和方向寻找坐标。目前的实习阶段由于与课堂教学截然分学术研究开，且实习单位安排的工作多为事务性工作，并不能真正起到实习应有的效果；平时的集体实践活动又由于多为学生独立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囿于人力、物力等因素，效果也不理想。在此情况下，多数本科生在面临择业时，往往难以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容易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从而在择业和就业初期产生挫败感和失落感。

其次，从教师的角度看，不少教师感觉到从书本到书本的单向灌输教学方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要求，且造就了学生依赖教师、笃信权威的思想。缺乏交流和单一的笔试衡量结果使他们难以掌握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也难以给他们的教学工作带来准确的反馈。这使他们的教学工作不能体现应有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不但影响教师的工作热情，也间接影响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

最后，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作为人才输送的终端，不同的单位各有其需求，但对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则是一致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保持优势。因此，在当前全国教育改革的大形势之下，各法学院系都必须进行改革，以求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有竞争力的学生。

可见，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尽管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并没有得到理想的认同，而且这种不认同在逐渐蔓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本科法学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是一种精英教育，同时也是一种高等人才培养的过程，它应该更为注重理论知识与基础知识的培养；而它与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相比，又更多的是一种普及性教育，它的目标更多的是为社会输送大量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换言之，本科教育同时肩负着理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使命。应该说，我们的本科法学教育已经涵盖了理论教育与职业教育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在结构上符合这一要求，但在实践中，这一结构的合理性和全面性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1.对法律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教育思想还受到过去的法制环境的束缚，没有对法学教育的目的进行重新定位，导致教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

2.没有真正转变教育思想，固守以教为主的教学理念，使“教”与“学”错位。以教为主的单向灌输模式容易忽视学生的真正需要，不利于因材施教。

3.课堂教学与实习阶段未有机结合，大大影响了两者的效果。

二、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探索

（一）中山大学法律诊所概况

诊所法律教育，是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法学院借鉴医学院诊所教育模式而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该模式现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法学教育模式改革的一种趋势。从2000学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已有10所著名法学院校逐步推开法律诊所教育。

①在借鉴美国法律诊所教育和吸收国内其他院校法律诊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我院凭借本院的教育人才资源，依托广东省和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开设了以劳动法为主的法律诊所课程和法律诊所。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大大保障和促进了我院法律诊所建设的进程。

②诊所课程运用了大量传统法律教育不曾使用的方法开展课堂讲授，包括角色扮演、实景模拟、大组讨论、小组讨论、观摩与反馈等，方法新颖生动，课堂气氛始终热烈高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每次讨论和练习，学生们都全方位参与，不再出现传统课堂上的旁观者。诊所课程强调以学生为本，在课堂内容的设计上，时刻考虑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让学生深刻体会实际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方法的多样性。

诊所课程不仅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注意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及掌握与不同类型的人（当事人）打交道的方法和技巧。这种学习使学生体会到课程的实用性，也令其从新的角度思考“人际关系”。课程注意引导学生从职业的角度思考和讨论问题，培养学生的职业思维习惯，特别引导学生思考律师职业在社会中的真正定位和法律工作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注意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特别是服务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

（二）分析与展望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挑战。它要求教师与学生改变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以一种崭新的思维进行教学和学习。与传统模式相比，它具有以下一些优点：（1）学术研究改变教师的教学思维与学生的学习习惯，促进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完善与提高；（2）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很好的桥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3）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职业技巧、职业道德等方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符合法律职业更高层次的要求；（4）使法学教育能够更好地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

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法律诊所的建立与发展并不排斥传统法学教育的发展，它是在传统法学教育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的一种新的尝试，它应该起到平衡与促进传统法学教育改革与完善的作用。在探索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也关注到这种教育模式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在中国发展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的衔接问题。由于中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乃至传统的法学教育都是以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为主，学生对此已相当熟悉并形成了依赖教师的学习习惯。而诊所式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自己通过思考寻找问题的答案，教师一般只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启发学生的思考。如果学生仍然期望教师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他将对自己学到的知识抱有怀疑，甚至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将明显减少。这反映了中西方法学教育传统的差异，这两者的磨合与衔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2.诊所学生办案过程中为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在国内的法律诊所课程中，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制度上的解决。

3.法律诊所建设资源问题。由于诊所式法学教育所特有的双向性和社会性，其建设需要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有兴趣和有经验的教师、司法部门的配合、长期稳定的活动资金、固定的活动地点、多元化的教学资料和设备等。与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相比，这些资源的取得更为困难，也昂贵得多。如何维持充分的建设资源，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在过去一个学年的探索中，我们也总结出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1.对于课堂上教师是否给出答案或发表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仍存有争论。部分教师认为，教师就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是必需的，只要发表意见前清楚说明该意见仅属教师个人看法，说明该意见不一定是唯一的、最恰当的，就不会影响诊所教学目的的实现；教师不发表意见，学生可能无法得到提高。而部分教师特别是外教则一再提醒说，因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信任，只要教师发表意见，学生总会认为那是正确的或较恰当的看法，这不仅会误导学生（因为教师的看法也可能是有局限性），而且可能使学生仍然期待着或依赖教师最后答案，而怠于真正地独立思考。

2.诊所教育到底是正义教育还是技巧教育？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社会功利色彩日益浓厚的情况下，正义教育确实不容忽视。但不可否认，进入诊所课程的学生有一部分不是以接受正义教育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学习职业经验和技巧为主要目的。从课堂效果来看，经验的传授和技巧的学习似乎更受欢迎。学生将来所必然面对的生活压力和律师行业的激烈竞争压力，使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忽略让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知识。正义教育与技巧教育能够统一吗？能够协调好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对于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我们还须继续探索和努力。

3.如何保障教师的热情得以持续？法律诊所的教学任务相当繁重，需要教师投入较之传统课程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大学现有的评价体系决定了教师们还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置于科研和学术论著的写作上。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制约着教师对法律诊所项目热情的维系，影响到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其生命力的长久，并反过来影响到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中现有的地位和应有的发展空间。

法学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一、当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现状以及不足

(一)法学教学方面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学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而忽视了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缺少了一些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在法学教育中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成为了主要任务,仅仅局限于解释概念、注释条文、抽象议论等等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没有将培养学生秩序与正义等价值理念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一些学校开设的司法道德、法律伦理或伦理学课程对法律职业伦理的一般机理和个性特色都没有进行研究和探讨,仅仅是局限于讲授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说教”层面。学校在很多方面只是主管部门履行教育职能的一种方式,而法律职业的道德方面的要求却被淡化甚至于遗忘。

(二)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存在不足

目前,在法律院校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或者是法律职业伦理教学以及研究执教的老师,大多数都是法理学、诉讼法的老师、哲学学科中的伦理学老师。由于这些老师大多都属于某一固定的“专业”,绝大多数以理论知识见长,对法律的实际运用所知甚少,法学教师在知识结构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他们的教学方法停留在单一教学上,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只限于知识、概念以及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解释,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无师生互动,无真实的道德体验,没有生气。

(三)国家司法考试的不足

作为“准入”法律职业的一道“门槛”,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有助于法律职业人员对于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和掌握,但是不可过分地仰赖它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意义。因为法律职业作为一种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而不仅仅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这种道德实践与司法考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道德实践仅仅通过“书面考试”的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是体现不出来的。

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设想

(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1.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伴随着全面展开的法律职业化,因此人们对于法律职业道德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高。想要实现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指导价值,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是其首要的任务。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人的重要性决定了法学教育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法律的事业是社会的事业,法律的教育也应该是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的教育,而法律人才必须具备的社会道德标准的要求也必然迫使我们的法学教育需要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课程提上日程。

2.在法学各科教学中渗透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开设,要求在理性认识层面向学生传授抽象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过程,以及解决的问题能力。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并不是说仅仅开设几门课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专业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求掌握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没有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无法成为专门人才。但是,仅仅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职业道德来规范自身行为,同样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人才。

3.教师的素质要求上。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形成了传授知识和理论,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的认识上,而忽视了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所以,首先,教师要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法学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其次,法学教师要起到一定的模范作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教师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教学素质的体悟和经验。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方法的选择

1.问题讨论法。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它有利于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兴趣,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权,积极思维,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对法律职业道德冲突和道德理论认知,促进他们形成敏锐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2.案例教学法。常用的法律教学方法是案例教学法,特别是在实体法以及程序法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尽可能的让学生快速的进入假象的角色,然后用法律的头脑进行思考和判断。因为学生能够设身处地,身临其境的假象自己为其中的角色,显然学生就会对该角色产生真实的体验,了解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3.模拟法。模拟法教学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的产物,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对各类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综合运用的能力,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工作能力,能够给学生提供独立分析思考和发挥其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空间;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教学形式的现场性、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以及教学过程的趣味性等有利于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总之,加强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涉及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是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在要求之一。学校教育作为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场所,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教学中的优势,借鉴外部经验,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领域的实践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