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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论文范文精选

传染病学论文

传染病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猪链球菌病是由链球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对养猪业有着较大的威胁。链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不同年龄的猪都可感染发病,新生仔猪、哺乳仔猪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高。表现为急性出血性败血症、心内膜炎、脑膜炎、关节炎、哺乳仔猪下痢和孕猪流产等,败血症型及脑膜脑炎型多见于仔猪,化脓性淋巴结炎型多见于中型大小的生猪。病猪、康复猪、健康猪均可带菌,常通过接触性传播,如口、鼻、伤口等是该病侵入门户。该病流行无明显季节性,夏秋季节易多发,该病侵入猪群后,常为地方性流行,并零星发病,陆续出现死亡。有时会呈地方性暴发,发病率和死亡率高。

猪链球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热性传染病,不仅可致猪败血症肺炎、脑膜炎、关节炎及心内膜炎,而且可感染特定人群发病,并可致死亡,危害严重。

1.猪链球菌病的概念

猪链球菌病是由C、D、E及L群链球菌引起的猪的多种疾病的总称。自然感染的部位是上呼吸道、消化道和伤口。表现为急性出血性败血症、心内膜炎、脑膜炎、关节炎、哺乳仔猪下痢和孕猪流产等。本病流行无明显季节性。但有夏、秋季多发,潮湿闷热的天气多发的特点。有时甚至可呈地方性爆发,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给规模化养猪造成严重的损失。

2.猪感染猪链球菌病的临床症状表现:

⑴急性败血型

本型为C群链球菌、类马链球菌、D群链球菌和L群链球菌在血中增殖引起全身症状的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5—11月份多发。最急性型不出现症状即死亡。急性型体温升高至41—43℃,废食、震颤,耳、颈下、腹部出现紫斑,如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很高。此类型多发生于架子猪、育肥猪和怀孕母猪,是本病中危害最严重的类型。

⑵心内膜炎型

本型不容易生前发现和诊断,多发于仔猪,突然死亡或呼吸困难,皮肤苍白或体表发绀,很快死亡。往往与脑膜炎型并发。

⑶脑膜炎型

除体温升高、拒食外,出现神经症状。磨牙、转圈、头向上仰、运动失调,后期四肢划水样动作,最后昏迷死亡。

⑷关节炎型

通常先出现于1—3日龄的幼猪,仔猪也可发生。表现为跛行和关节肿大,呈高度跛行,不能站立,体温升高,被毛粗乱。由于抢不上吃奶而逐渐消廋。

⑸化浓性淋巴结类型

颌下淋巴结化脓性炎症为常见,咽、耳下、颈部等淋巴结也可发生。肿胀、硬固、热痛,可影响采食,一般不引起死亡。

诊断:根据流行特点,典型症状及剖检变化,常可作出初步诊断。为了确诊应进一步作细菌检查,可采取病猪或死猪的脓汁、血、脑、肝、脾等组织作抹片,染色、镜检,如发现呈链状排列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即可确诊。条件许可还可以进行分离培养和动物试验。

3.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临床表现、诊疗要点和防控措施

猪链球菌病属国家规定的二类动物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链球菌分布广泛,常存在于健康的哺乳动物和人体内。在动物机体抵抗力降低和外部环境变化诱导下,会引起动物和人发病。猪链球菌病可以通过伤口、消化道等途径传染给人。?猪链球菌病可以通过伤口、消化道等途径传染给人,这种病原体早已长期存在猪群身上,因为外界环境发生的变化使得病原体发生变异,从而突破种群障碍,开始从猪传播给人。

(1)主要临床表现

本病潜伏期短,平均常见潜伏期2~3天,最短可数小时,最长7天。病人感染后起病急,临床表现为畏寒、发热、头痛、头昏、全身不适、乏力、腹痛、腹泻。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严重患者发病初期白细胞可以降低或正常。

重症病例迅速进展为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出现皮肤出血点、瘀点、瘀斑,血压下降,脉压差缩小。可表现出凝血功能障碍、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软组织坏死、筋膜炎等。

部分病例表现为脑膜炎,恶心、呕吐(可能为喷射性呕吐),重者可出现昏迷。脑膜刺激征阳性,脑脊液呈化脓性改变。皮肤没有出血点、淤点、淤斑,无休克表现。还有少数病例在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基础上,出现化脓性脑膜炎表现。

(2)诊断要点

综合病例的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排除其它明确病因的可进行诊断。诊断要点包括:

①流行病学史:当地一般有猪等家畜疫情存在,病例发病前7天内有与病(死)猪等家畜的接触史,如宰杀、洗切、销售等。

②疑似病例:流行病学史结合急起畏寒、发热,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

③临床诊断:流行病学史结合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和/或脑膜炎。

④确诊病例:全血或尸检标本等无菌部位的标本纯培养后,经鉴定为猪链球菌。

(3)治疗原则

将病人转入当地传染病房,隔离治疗。该病发病急,进展快,重症病例病情凶险,各地医疗机构要组织专家力量加强对病人的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死亡。临床治疗包括一般治疗、病原治疗、抗休克治疗、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治疗等措施。

根据实验室对猪链球菌抗生素药物敏感性试验检测,结果表明,3个试验菌株对万古霉素、氨苄西林、亚胺培南均敏感,对链霉素、复方新诺明、萘啶酮酸均耐药。

⑷预防控制措施

主要采取以控制传染源(病、死猪等家畜)、切断人与病(死)猪等家畜接触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①在有家畜猪链球菌疫情的地区强化疫情监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疑似病例、临床病例诊断的立即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疾控机构接到报告后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同时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进行报告。

②病(死)家畜应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立即进行消毒、焚烧、深埋等无害化处理。对病例家庭及其畜圈、禽舍等区域和病例发病前接触的病、死猪所在家庭及其畜圈、禽舍等疫点区域进行消毒处理。

③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宣传教育,向群众宣传病(死)家畜的危害性,告知群众不要宰杀、加工、销售、食用病(死)家畜。一旦发现病(死)家畜,要及时向当地畜牧部门报告。

④畜牧兽医部门组织力量,查清动物疫情范围,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参考文献

[1]杨汉春.猪链球菌病不可怕[J].农民科技培训,2005.

[2]林艳青.猪链球菌病仅防一次可不够[J].河北畜牧兽医,2005.

[3]陶思源.猪链球菌病的诊治[J].新农业,2005.

[4]山西部署防控猪链球菌病工作[J].山西农业,2005.

传染病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咸同之际太平天国江南瘟疫战争

一、引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较长时期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极大的关注,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对这次起义的背景、经过、失败原因、影响和意义以及领导人、革命纲领、统治思想和战略得失等等,都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1]。不过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在强烈的革命和反帝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中丰富的社会史内容有所舍弃和忽略。比如咸同之际,在太平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苏浙皖地区爆发的那场规模罕见的瘟疫,就很少为人提及。这与疾病、医疗这样直接关乎生命的论题过去却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相一致的。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渐趋兴盛[2]和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新认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也开始有所注意。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中,较多地著录了这次疫灾的有关史料[3]。似乎主要是利用了这些资料,谢高潮于1996年发表第一篇专论这次瘟疫的论文《浅谈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4]。其后,张剑光在《三千年疫情》一书中列“咸丰苏浙皖战场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国性特大疫灾”两目,专门谈论这一疫情[5]。另外曹树基也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论及这次瘟疫[6]。

谢高潮的论文是这一问题的先行性研究,他对这一瘟疫的背景、流行状况、种类、原因和后果等作了论述,认为“咸丰朝迭年而起的自然灾害是同治初年瘟疫盛行的前奏”,霍乱、斑疹伤寒和疟疾是这次瘟疫的主要传染病,瘟疫的流行除了自然灾害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腐败的政治和残酷的战争,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不过,这一研究基本如其标题所示,属于“浅谈”性质,流于一般性的论述,且在疾病概念的运用上多有混淆不清甚至认识错误之处[7],分析也较为疏略,比如认为斑疹伤寒是这次瘟疫重要的传染病之一,但在文中除了指出该病的特点外,未作任何分析,而且,对该病病原、症状等的描述,多窜入伤寒的内容[8]。张剑光的论著基本只是对疫情的一般性描述,不过对瘟疫种类论述较谢文有所深入,而且还对苏浙皖以外地区的疫情做了概述。指出,同治初年的疫灾,是以霍乱(吊脚痧)为主,掺杂菌痢等其它传染病的特大的全国性瘟疫,除受灾最为严重的苏浙皖外,发生疫情的地区还有直隶、山东、河南、云南、贵州和陕西等地。曹树基先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占70%。”[9]。之后,进一步认为瘟疫种类除霍乱外,还包括鼠疫、伤寒或痢疾[10]。曹的这两篇论文均非对这次瘟疫的专论,以上观点也只是顺带提及,并未作具体的论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史学界对这次疫情虽已有所注意,但显然是初步的,对疫情流行确切的分布地区、传播途径等问题还缺乏研究,对瘟疫的种类、战争与瘟疫的关系、瘟疫的后果等也仍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江南不仅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最稠密之地,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期,太平军和清军争夺最激烈、受这次疫灾危害最大的地区,故而在此就江南一隅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疫情的时空分布

有关这次瘟疫具体的时空分布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部分文集、笔记、医书以及部分资料集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咸丰十年,五、六、七月间,常熟时疫兴起,死亡相继。无锡六、七、八月,疫气盛行,死亡相藉。七月,乌程乌镇大疫,每十家必有死者二。九、十月,嘉兴濮院瘟疫盛行。秋冬之间,吴县大瘟疫,死者甚多。[11]

咸丰十一年,临安大疫。昌化大疫,死亡无算。秋,嘉兴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症。[12]

同治元年,四月间,嘉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娄县、上海、川沙、南汇,夏五月大疫。上海霍乱大流行,死者数千人。五月,嘉定大疫。金山张堰夏五月大疫。金山夏秋之间大疫。夏五月,江浦大疫。嘉善正月大寒,人多冻死,夏大疫。石门,夏大疫。青浦蒸里兵乱,田多不治,夏大疫。夏秋之交,吴县大瘟疫。夏秋以来,常熟时疫流行,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间有子午痧,朝发夕死。吴江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临安夏秋疫,时大兵之后,继以大疫,死亡枕籍,邑民几无孑遗。昌化夏秋大疫,徙死相望于道,黎民几无孑遗。六七月,孝丰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乌程、归安难民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绍兴六月大水成灾,七月,疫大作,加以穷饿,民死者益多。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军中尤甚,死者山积。溧水大疫,时寇乱方剧,民皆乏食,死者无算。秋八月既望,昆新淫雨十昼夜,河水暴涨,斗米千钱,道馑相望,疬疫大行,有全家病殁者,琐尾流离,至斯为极。闰八月间,驻海宁之太平军疮痍及瘟疫大发,死者无算。[13]

同治二年,春二月,娄县、奉贤、上海、川沙、南汇城乡鬼啸,大疫。五月,嘉兴疫。时天热亢旱,酷热,盛川死疫者经掩埋局收管,三日间计死二百余,余镇亦每日各有数人,皆半日病而已。诸暨、山阴二月淫雨,夏旱,大疫。六月常熟疫气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海宁自四月下旬,旱灾严重,七八月,复遭潮灾,米价腾贵。又遭时疫(原注:吊脚痧),亦伤无计。八月,吴江各处时疫流行,死者甚多。新阳信义,大乱初平,继以大疫,乡间无槥可售,尸骸枕藉。嘉定大疫,夏,河水生五色虫。孝丰疫疠盛行。富阳大疫。镇海秋疫。[14]

同治三年,正月至四月,江阴大疫。四月,自长毛去后,常熟遍处起病,医者忙极,西南尤甚,死者亦多。春夏靖江大疫。粤寇初平,宜荆疠疫迭起。乌程、归安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七月间,南京军营中疾疫大作。宝山大疫流行。丹阳大疫,尸骸枕野。象山秋疫。[15]

据以上资料表明,我们将这期间各年瘟疫所波及的县次[16]制成表1。

表1咸同之际江南大疫各年波及县数表

年份|咸丰十年|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同治二年|同治三年

县数|5|3|24|17|9

可见,所谓的同治初年大疫实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咸丰末年之疫乃这次大疫之前驱期,同治元年为极期,同治三年和四年为缓解恢复期。前后共波及32县次。有关这次疫情的具体分布情况,可参阅根据以上资料制成的图1。(见下页)

从图1可以看出,有疫地区主要集中在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等太平军和清军反复争夺之府县,其中上海县虽一直未被太平军攻占,但战争一直未断,而且,又有大量难民涌入,所以也是疫情多发地区。而相对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宁波府和争夺不甚激烈的镇江府疫情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浙西西部的孝丰、临安和昌化等较为闭塞、瘟疫较少光顾的地区,这次也因太平军的数度攻入而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疫情。常镇地区,由于没有出现像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太平军和清军反复激烈争夺的局面,所以在前期疫情较少,但在后期清军的收复战后,也有较多的地区出现了疫情。由此可见,与嘉道之际大疫主要沿交通干线传播有所不同[17],这次瘟疫基本随着战场的出现和转移而引发、传播。

三、瘟疫种类

现有的研究业已指出,这次大疫,不只是一种疫病,谢高潮认为是霍乱、斑疹伤寒和疟疾[18],张剑光指出以霍乱为主,菌痢等其他传染病为辅[19],曹树基等人则认为是鼠疫与霍乱和“疟痢”等[20]。这些研究虽然指出了大疫所包含的部分瘟疫种类,但大多缺乏具体论述,而且也不够全面或存有误会。

曹等人认为存在鼠疫的依据仅仅是雷丰《时疫论》中一段话,殊难说明问题,且涉及地区为不在江南范围之内的衢州一地。在江南地区,笔者尚未发现有鼠疫流行的证据。除了鼠疫,斑疹伤寒的可能性也较小,因为斑疹伤寒主要通过身体中的虱子传染,常见于气候寒冷的冬春季[21]。而从上面资料中很容易发现,这次瘟疫大多发生在炎热的夏季。而夏季的江南,人们常常可以泡在水中避暑,身上长虱子可能性极小。不过在军人中,因为战事频繁,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也非绝对不可能。至于真霍乱、疟疾和痢疾,都应是存在的。不过,此外,至少还包括天花、类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伤寒和百日咳等疾病也可能存在。

在以上疫病中,霍乱最为抢眼,记载也多。比如,咸丰十年九月,秀水和桐乡交界的濮院镇,“自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阴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22]同治元年六月苏州“贼禁食西瓜。夏秋之交,大瘟疫。忠酋书记某食西瓜后染瘟疫死,故禁食之。”[23]虽然未能获得具体症状,不过从食西瓜而染疫死者这一记载看,是霍乱的可能性极大[24]。稍后,在南京的清军军营中,“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25]疫情如此暴烈,若不是有意夸张的话,亦当是霍乱。根据以上所述和上录资料,基本可以认定是霍乱的县份有:咸丰十年和十一年的嘉兴府的濮院镇,同治元年的嘉兴、秀水、上海、长洲、元和、吴县、吴江、嘉定和南京,常熟则间有之,同治二年的海宁、常熟,同治三年的上海。另外发生在孝丰、临安和昌化等地的瘟疫也有较大可能是霍乱。对这一地区的疫情,现有的记载较为简略,还难以确定地判断其为何种疫病,不过从严重程度和“死者什八九”[26]、“每有舆尸于途,舁者竟亦死去”[27]等记载,以及周边地区多有霍乱流行而且常有军队往来于该地区等情况来看,是真霍乱的可能性较大。

疟疾,谢高潮在前揭论文中已经论及,不过他所举的均为军营中的例子,其实在地方上,也多有流行。比如,常熟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记载,八月十八日,祐儿“感冒”,二十日,“连患寒热,似有疟象。”廿二日,“祐儿痁作旋汗,傍晚已平。”[28]似为间日疟。而他本人,八月十六日,“因寒而热,得汗而解”,十八日,“予热又作,饮薄荷汤葛粉,至夕汗出而轻”,二十日,“予仍热”,廿二日,“至午得汗而热解”,也象是间日疟的症状[29]。不过疟疾应该不像谢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传染性很强、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30],相反,除非是较少见的恶性疟,死亡率较低,像上面提到的两人,虽然疾病延续较长,但均无生命危险。痢疾是清代江南夏秋常见的疫病,在战争年代,势必会更加严重,在这次大疫中,有关的记载不时出现,比如同治元年,松江,“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31]又如,同治二年六月,常熟某地十九至廿三日,“疫气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而不知姓名的作者则于十四日起,患痢疾,至廿四日稍止[32]。

天花这一传统的地方病也有流行。同治三年四月,常熟“自长毛去后,遍处起病,……本镇左右近侧,亦多病家,更有出自花亦不少”[33]。上海“同治初,天痘盛行,(黄)錞请于巡道应保时,就邑庙设牛痘局,自任施种,捐备苗药”[34]。上海从同治三年至同治末,未见有疫情发生[35],因此同治初的天痘盛行应发生在这次大疫期间。

类霍乱即急性胃肠炎,虽是不易发生大流行的传染病,但在特定条件下,特别是饮用水资源出现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36]。由于这一疫病与真霍乱类似,而且这期间又有真霍乱流行,所以很容易被视为真霍乱。比如,前面已经谈到,从咸丰十年起到同治元年,嘉兴的濮院一直有霍乱流行,故同治二年七月因喝了带咸味的河水而出现的所谓“吐泻霍乱”一般也就被当作了真霍乱[37]。实际上,沈梓虽明确说“遂有霍乱吐泻之病”,但只要完整地看看他的描述,就能发现此霍乱非真霍乱。他说:

至今年春季,濮院水即带咸,然时咸时淡,尚无害于田禾。至七月则竟咸矣,饮之者肚腹率作胀痛,遂有吐泻霍乱之病。八月为盛,不过周时便陨命,统濮院镇乡每日辄毙数十人。他镇食咸水者,其致病亦与濮镇相若。……余于八月卅赴乌镇,舟人饮咸水者皆患肚痛腹泻,……凡咸水之港,水作红色[38]。

这里至少有两点与真霍乱的不相合,首先真霍乱发病多为无腹痛吐泻,仅少数中毒型或干性霍乱患者,偶有腹痛表现[39],而当时之人,“肚腹率作胀痛”。其次,被病人或带菌者吐泻物和粪便污染的水源是真霍乱主要的传染途径,受污染的食物和苍蝇也能传播疾病[40],而当时患者均为饮用受污染的咸水之人,若是真霍乱,致病途径绝不可能如此单一,污染水源肯定不止是带咸味的河水,未变咸的淡水一样会带菌。当时之河水变咸,虽是因为海水倒灌,但从“水作红色”看,应该还存在因为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其他污染。由饮用同一种受污染的水或食物而引起的吐泻腹痛,应是较为典型类霍乱(急性肠胃炎)[41]。

此外,在战争动荡的年代,环境污染,人民体质下降,江南地区夏秋季节一向多发的伤寒出现流行也应是情理中之事。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发现明显证据表明这期间有伤寒流行,只是有些个别的记载透露出存在伤寒的可能。比如,咸丰十年,濮院沈梓之母,自八月初起病,九月十五日,当沈梓见到她时,“寸步不能行,骨瘦如柴,身热,咳嗽不止,终夜不辍”[42]。伤寒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长期身热不退,而且老年伤寒常病发支气管炎和肺炎等疾病[43]。因此,沈母应该不无患老年伤寒的可能。至于百日咳,从龚又村的日记中可得到一些证据。同治元年秋,常熟的龚又村一家有一半多罹疾,其中两儿两女均患病在身,除幼女于八月二十五日亡故外,其他三个孩子都于八月初起病,至九月末才见痊愈(该年闰八月),病程近三月[44]。前面已经谈到,他本人和其祐儿所患当为间日疟,实际上,他的其他子女,也有寒热间作之症状,也极有可能患疟疾。但似乎又不仅仅是疟疾,因为这几个孩子均有咳嗽、咳中见血、口疳、口腔溃疡等症状,而疟疾一般不会出现肺和呼吸道上的症状,也少见这方面的并发症[45],并且,家中同样患疟疾的大人均未见这些症状。因此,应不排除这几个孩子在患疟疾的同时,患有百日咳的可能[46]。

还需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灾荒战乱之年,发生的瘟疫,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也往往是多种传染病同时出现[47]。比如龚又村一家,就可能有两种疫病同时流行。又如,同治元年,常熟有霍乱流行,但在龚又村的家乡,“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48],不像是真霍乱流行。因此,在判断某次瘟疫为何种疫病时,显然不能根据个别的记载就断言其为何种传染病,而需要持极审慎的态度。

四、瘟疫的原因与影响

谢高潮将这次瘟疫的发生归咎于自然灾害、政权腐败和战争等因素,其实这也是通行的做法。对这类解释,一般总是难以辩驳的。其实,每一疫情的发生,尽管一般都是在灾荒、战乱因素,人口因素,环境因素和习俗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9],但每次必然有其特殊的机缘,即具体而独特的原因。我们的研究不仅要指出通常都存在的一般因素,更应深入细致地勾勒出这些原因和结果之间具体的关联并揭示出其独特的因素。实际上,一般而笼统的论述并不需要以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有时甚至不用研究也不难知晓一二。在这三种因素中,与战争的关系稍后再论,另外两种明显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具体而独特的因素。就自然灾害而言,根据对陈高傭等不完全记录的统计,1854—1863年,江南共发生除瘟疫外的各种天灾9次,此前十年和此后十年均为7次[50],并无显著的差别。而从各种地方志“祥异”中的记载来看,咸丰年间,主要的灾患只有六年的蝗灾、十一年冬的大雪以及二年的地震,其中唯六年的蝗灾影响较大,然与嘉庆十九年之旱灾,道光三年和二十九年之水灾仍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在一些县志中,还有不少岁稔的记载[51]。举例来说,关于咸丰十年的瘟疫,谢高潮将其和雨水偏多相联系[52],可事实,当年江南的灾情并不突出,譬如,未被太平军攻占的南汇县虽秋雨偏多,但岁仍丰稔[53]。其他大多地方志,都未提及当年有什么水灾。这一年出现瘟疫的地区,像无锡、苏州、嘉兴和湖州等地,均是受战争破坏相当严重的地区。显然,是战争引发了瘟疫。至于说政权腐败,从长远的观点来说,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具体而言,当时的政权并不见得比此前或此后更加腐败。由此可见,战争是这次瘟疫唯一直接的主要的因素,尽管此间发生的一些未必严重的天灾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实际上,这也是清代江南唯一一次由战争引发的大疫。

关于战争与瘟疫的关系,谢高潮从三个方面予以了论述:1、几十万军队在此地聚集,造成了这一地区粮食的紧张;2、湘军军纪败坏,滋扰地方,鱼肉良民;3、战争使本来很坏的灾区环境受到了人为的污染[54]。这些揭示不无见地,不过还显然存在不少的可以申论和补充的空间。首先,谢总是把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律归罪于清军,这大概是在某种既有观念指导下而产生的认识。对地方的滋扰和环境的破坏,显然不会仅是清军一方造成的。其实,在文献中,同样因为立场问题,时人追究的大都是太平军的责任。比如沈梓叹言:“凡贼兵攻吴江者,皆以劫掠、放火、杀人、割稻为事,……(黄先生:此后引文删除)”[55]又如,从江南地区的方志中,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建筑和公共设施都是在咸丰十年的所谓“庚申之难”遭受破坏的。《平贼纪略》中这样描述了(无)锡金(匮)太平军攻占前后的变化:

吾邑庚申以前,城乡民稠地密,半里一村,十里一镇,炊烟相接,鸡犬相闻,市肆繁盛。……遇难以后,附郭周围,一望平芜,惟东门外亭子桥存民房百间,西门惠山存祠庙数百间外,其余瓦砾盈途,变成焦土[56]。

这样,环境的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当年夏季,在苏州,

遗骸遍道,浮胔满河。时天晴,炎气熏蒸,臭秽难闻,好善者方以芦席裹之,埋以土。过善人桥,见一尸仰卧河滨,一蒙茸肥犬啮其股;一尸横岸草间,覆以败席,上露发蓬松,下露足弓鞋,宛然古诗:发纷纷兮置渠,骨籍籍兮亡居。思之惨绝[57]。

城中府、县署无恙,唯三大宪署烧毁。贼缘久旱,城河流血,秽臭不堪,欲载行李出城,适廿七日大雨冲而又中止,……[58]

其次,除谢所言及的三点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由战争直接造成的后果与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密切相关。第一,频繁的战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间,苏南和浙西的不少地区在太平军和清军占领中数度易手,战事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为躲避战火而出逃他乡,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事和日常生活。比如在安吉,“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纪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59]在嘉兴,“(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田坂地角及干枯丛中皆有死尸。盖自前月廿六日逃难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贼犹未退,即有囊资,亦告罄矣。其无囊资者,安得不死。”[60]又如在常熟,同治元年四月,支塘、白窑、双风、浚仪等处“被零匪焚掠,水多浮尸,翻掘秧畦寻觅财物,致令农散田荒”[61]。第二,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各地难民不断增加,同时,咸同之际,苏北及江北其它省份时有旱蝗等灾发生,大量饥民纷纷南下觅食,特别是同治元年,“各省旱荒,兼受蝗害,灾民纷纷渡江,不下数万,而留养淮扬复十余万”[62]。难民生活无着,路途奔波,本来体质就差,加之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特别容易诱发瘟疫。早在咸丰六年时无锡、金匮的难民营中就有疫病爆发。

(咸丰六年五月)向营退丹阳,上游难民纷纷南下,……旋锡、金派养难民三千余人,分四门寺庙居之,时值亢旱酷热,臭秽不堪,疾病丛生,急为之医治,疫气传染,死者颇众[63]。

这一次,难民爆发瘟疫的记载则更为多见,比如,在常熟,“复有留养难民,杂处祠门,藉苫寝地,酿成湿疾,时疫又兴,死者相继,妇哭儿啼,遗溺遍地。”[64]又如在湖州,“利济寺中难民独多,天甚炎热,四处散居,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65]第三,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直接导致了疫病的流传。与嘉道之际大疫基本分布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上不同,这次在浙西西部的孝丰、临安和昌化等地也有严重的疫情发生。而这些地区,地处山区,相对地广人稀,交通也较为闭塞,在嘉道之际那场影响面更广的瘟疫中,均未被波及。该区为浙皖间的重要通道,从咸丰十年开始,太平军在这一地区数度往来,疾疫极有可能就此从苏南或嘉兴和湖州的中心地区传入。据上文所述,这一地区的瘟疫是真霍乱的可能性较大。如此,那么它应是由太平军带入的,因为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该地区未受影响,而此后江南又再没发生大范围的霍乱流行[66]。第四,战争使国家和社会对付灾荒的能力严重下降。清朝虽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灾荒救济制度,但在战争年代,必然无力施行,而且相当多的乡贤在战乱中往往自顾不暇,其救济能力自然也会降低。比如,浙西海塘,在咸丰十一年前就已圮处,一直未能修复,致使卤水倒灌内河,此后又一再圮塌,导致嘉兴的不少地区河水变咸,致生“霍乱吐泻”之疾。并且还使田稻受损,“海宁海盐等地三年无成谷”[67]。又如在无锡、金匮,

复城后,各乡镇立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惟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迫,夏秋之暑湿熏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扛,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68]。

这在平常的年代,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由此可见,战争导致了民众体质下降、环境恶化、恶劣生存条件下的聚居人口增加、大规模人口流动频繁以及国家和社会救济能力下降等,这些都便利乃至促发了原本就存在于江南地区的霍乱等疫病的爆发和流传。致使本来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疫情的时期,在战争的作用下,发生了全区域性的特大疫灾。

在战争年生如此严重的疫情,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最显著的莫过于人口的损失了。从前面引述的一些文献中,很容易发现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在清代江南的历次瘟疫中,这是人口疫死率最高的一次,总的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在8—15%之间,一般不会超过20%。当然,在极个别地区,比如嘉兴的濮院,疫死率达四五成,也不无可能[69]。太平战争前,江南十府一州的人口大约在四千万[70],若按疫死率8-15%的疫死率计,疫死人口多达3,200,000-6,000,000。这场瘟疫仅在江南就夺走了数百万人口的生命,不能不说是一场极其可怕的人间惨剧。

战争导致了这场灾难,同时瘟疫本身也会对战争造成一定影响。军营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而且,生活卫生条件又相对较差,所以也往往是瘟疫最易爆发的场所。比如,同治元年,据曾国藩奏称,“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各军,亦皆繁兴,死亡相继。”[71]将士的大量染疾甚至死亡,必然极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军事部署的顺利实施。就在这一年,曾国藩曾数次具奏瘟疫的影响,七八月间,“金陵贼匪未扑官军营盘,曾国荃因营中病勇过多,亦未进攻。……左宗棠在浙,亦苦营中患病者多,不能指撝如意。”[72]他奏言:“今岁夏秋以来,疾疫大作。昔时劲旅,顿变孱军。”[73]这些都为臣子向上的报告,尽管不免存在为推脱责任而有意扩大瘟疫的危害的可能,但瘟疫对战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应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当时无论清军还是太平军都缺乏良好军事卫生医疗制度和设施,故疾病不可能只对清军一方造成损害。这一点,朝廷对相关奏折的答复中已经指出,“至天灾流行,必无偏及,各营将士,既当其阨,贼中岂能独无传染?”[74]其实从其他一些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年,太平军中同样疫疠流行,比如,《花溪日记》记闰八月间,驻海宁的太平军“疮痍及瘟疫大发,死者无算”[75]。有些研究者甚至把瘟疫看作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76]。不过这位作者只是简要描述了这次瘟疫的概况,并没有论及瘟疫的具体影响以及与太平军失败的确实关系。因此,至少就这次战争来说,瘟疫虽然可能对战争的具体进程产生影响,但由于它对参战的双方同样产生危害,所以于战争最终的胜负应该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力。

至于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环境、经济生产、医药卫生、民众心态等等,或上文已有涉及,或需专文深究,限于篇幅,于此不论。

五、结语

瘟疫既是天灾,亦是人祸。说其是天灾,是因为瘟疫都有自然存在的致病微生物所致,非人力所完全能控制。但另一方面,瘟疫在人群中的爆发流行又都与一定人为因素相关,比如战乱、人口聚集、人口移动、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变动和风俗习惯等等,所以又是人祸。就这次大疫来说,显然人祸的因素更大一些。若没有战争,当不至于有如此惨烈的瘟疫发生。这次大疫,是清代江南涉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77]。在多种瘟疫中,真性霍乱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冷面杀手。由于人体对病原体具有自然的免疫力和调适力,所以一般情况下,某种瘟疫首度造访该病原的“处女”人群时,杀伤力最强。然而,真性霍乱自嘉道之际传入江南至此时,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疫死率不降反升。显而易见,此中战争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论怎样认识这场战争,立足于瘟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我们确实看到了战争推动天灾,天灾又加剧了人祸,人祸夹杂着天灾致使家园损毁、民众流离、河山残破、生灵涂炭,腥风苦雨,一时布满人间。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是非,众多的专家学者已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论述,笔者无意也无力于此置喙,只是希望从瘟疫这一侧面,揭示出战争的一些后果,以进一步表明,对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无论持怎样的立场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注释

*拙稿撰成后,曾就教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教授,他对拙稿,特别其中涉及医学的内容,给予了不少富有教益的教正,谨此说明并致谢。当然,所有的缺点和错误均有笔者自己负责。

[1]关于1949年以来的国内太平天国研究的状况,可参阅茅家琦《太平天国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56页。

[2]有关情况可参阅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的明清疾病史研究》,《社会史研究通讯》第3期,2000年7月。

[3]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10-245页。

[4]《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期,第18-22页。

[5]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28-537页。

[6]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1页;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148页。

[7]如,认为史书上记载的各种“痧症”就是真霍乱,疟疾为瘟疫家族传染性强的疾病等,对伤寒与斑疹伤寒完全是两种疾病缺乏认识。(参见该文第20页)实际上,虽然嘉道以来常称真霍乱为“吊脚痧”、“瘪螺痧”等,但痧在清代的文献中应用很广,如“疫痧”、“烂喉痧”、“痧疹”等等。晚清的张鲁峰曾指出:“乃近二十年来治痧之术盛行,无论老幼男妇,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气痛,以及感冒发热吐泻等病,率皆名之曰痧。”(张鲁峰:《香曷塘医话》,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第4册,第639页)以致范行准先生认为“当时凡是传染病多以‘痧’字名之”。(《中国医学史略》,第247页)一般来说,瘟疫“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02页)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谓的急性传染病,而根据卫生部1978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在我国规定管理的25种两类急性传染病中,以甲类3种鼠疫、霍乱及副霍乱和天花传染性和危害最大,疟疾只是乙类的22中之一。(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6页)因此,在瘟疫家族中,疟疾的传染性只能说一般。

[8]最典型地表现在认为斑疹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实际上斑疹伤寒的病原为普鲁瓦立克次体,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乃是伤寒。(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6、132页。)

[9]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第31页。

[10]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第148页。

[11]龚又村:《自怡日记》卷13,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下简称“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册,第353、358页;佚名著:《平寇纪略》(上),“丛编简辑”),第1册,第267页;沈梓著:《避寇日记》卷1,“丛编简辑”,第4册,第27、45-48页;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以下简称“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12]民国《杭州府志》卷85《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第199种,第1664页;民国《昌化县志》卷15《事类·灾祥》,“丛书”第184种,第1082-1083页;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下,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医学大成,第4册,第679页。

[13]沈梓著:《避寇日记》卷二,“丛编简辑”,第4册,第153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丛书”第143种,第3905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丛书”第169种,第2631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丛书”第174种,第708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补遗》,“丛书”第425种,第989页;范日新:《上海市霍乱流行史及其周期性》,《上海卫生》1947年第1期,第4页;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第8卷第4号,第26页;民国《重辑张堰志》卷11《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册,第409页;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丛书”第405种,第774页;光绪《江浦埤乘》卷39《杂记上·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江苏府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386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丛书”第59种,第682页;光绪《石门县志》卷11《杂类志·祥异》,“丛书”第185种,第1883页;宣统《蒸里志略》卷12《杂志·祥异》,“乡镇志”,第2册,第776页;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史料专辑”,第42页;龚又村:《自怡日记》,“丛编简辑”,第4册,第453、466页;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72页;《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105页,转引自李文海等编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231页。民国《杭州府志》卷85《祥异》,第1664页:民国《昌化县志》卷15《事类·灾祥》,第1083页;光绪《孝丰县志》卷8《祥异志·灾歉》,“丛书”第599种,第1125页;沈梓著:《避寇日记》卷3,“丛编简辑”,第4册,第169页;邹身城:《太平天国史事拾零》,第156页,转引自李文海等编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231-232页;光绪《金陵通纪》卷4,“丛书”第37种,第564页;光绪《溧水县志》卷1《舆地志·庶征》,“江苏府县志”第1册,第91页;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丛书”第19种,第925页;冯氏:《花溪日记》,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鼎文书局,1973年,第6册,第707页。

[14]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第3905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第2631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第708页;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第774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1484页;沈梓著:《避寇日记》卷4,“丛编简辑”,第4册,第293页;光绪《诸暨县志》卷18《灾异志》,宣统三年刊本,第12a-12b页;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2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上海府县志”),上海书店,1991年,第8册,第130页;佚名(常熟人)著《庚申避难日记》,“丛编简辑”,第4册,第561页;冯氏:《花溪日记》,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第716页;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112页,转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237页;宣统《信义志稿》卷19《灾疫》,“乡镇志”,第8册,第490页;王微:《孝丰志稿》卷首《大事记》,转引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灾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1999年12月,第8页;民国《杭州府志》卷85《祥异》,第1664页;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丛书”第478种,第2889页。

[15]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丛书”第457种,第932页;佚名著《庚申避难日记》,“丛编简辑”,第4册,第579页;光绪《靖江县志》卷8《祲祥》,“丛书”第464种,第155页;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9中《乡贤·义行》,“丛书”第23种,第613页;沈梓著:《避寇日记》卷4,“丛编简辑”,第4册,第313页;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唐浩明整理,岳麓书社,1985年,第1144页;光绪《宝山县志》卷10《人物·游寓》,“丛书”第407种,第1121页;民国《丹阳县续志》卷17《义举》,“丛书”第135种,第190页;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丛书”第196种,第3134页。

[16]同城而治之县(二或三县)作一县计。

[17]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4-6页。

[18]谢高潮前揭论文,第19页。

[19]张剑光前揭著作,第537页。

[20]曹树基李玉尚前揭论文,第146-148页。

[21]参阅李梦东:《传染病学》,第132页。

[22]沈梓著:《避寇日记》卷1,“丛编简辑”,第4册,第47页。

[23]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史料专辑”,第42页。

[24]有关西瓜与真霍乱的关系,可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第7页。

[25]王定安:《湘军记》,第123页,转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231页。

[26]王微:《孝丰志稿》卷首《大事记》,转引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灾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1999年12月,第8页。

[27]王微:《孝丰志稿》卷四,《党政志·兵事》,转引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灾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1999年12月,第8页。

[28]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丛编简辑”,第4册,第458页。

[29]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丛编简辑”,第4册,第457—458页。

[30]参阅本文第2页注2。

[31]姚济:《小沧桑记》,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第507、513页。

[32]佚名著《庚申避难日记》,“丛编简辑”,第4册,第561页。

[33]佚名著《庚申避难日记》,“丛编简辑”,第4册,第579页。

[34]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丛书”第14种,第992页。

[35]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一“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212-213页。

[36]李家庚、余新华等:《中医传染病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365、373-374页。

[37]如张剑光认为是“典型的霍乱症状”,(前揭论著第535页)虽没有明确说是何种霍乱,不过从其后文“霍乱(吊脚痧、转筋痧)”这样的说明来看,无疑说的是真霍乱。

[38]沈梓著:《避寇日记》卷4,“丛编简辑”,第4册,第275页。

[39]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5-106页。

[40]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3-104页。

[41]参阅李家庚、余新华等《中医传染病学》第363页。

[42]沈梓:《避寇日记》卷1,“丛编简辑”,第4册,第45—48页。

[43]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8页。

[44]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丛编简辑”,第4册,第457—469页。

[45]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53-156页。

[46]根据现代医学的认识,百日咳是由百日咳嗜血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较强,病程一般长达2—3个月,多发于小儿。初起恶寒、发热、咳嗽,有如感冒,一二周后,感冒好转,咳嗽却日渐加重,并逐渐呈阵发性和痉挛性。痉咳时,舌系带由于反复和门齿摩擦,常导致溃疡。(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85-87页;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第202-204页)

[47]嘉道之际出现的单一霍乱大流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例外,这应与该疾病自海外传入密切相关。(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48]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丛编简辑”,第4册,第453页。

[49]有关瘟疫的成因,可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略》,《中国社会史新探——庆贺陈捷先、冯尔康教授古稀之年学术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待刊)。

[50]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第1631—1649页。

[51]比如光绪《宝山县志》中记载的岁稔年份有咸丰四年、五年和八年。(卷14《祥异》,第4册,第1561—1562页)光绪《南汇县志》在同治元年条中记载:“嗣是连稔三年。”(卷22《杂志·祥异》,第1483页)

[52]谢高潮前揭论文,第19页。

[53]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1483页。

[54]谢高潮前揭论文,第21页。

[55]沈梓:《避寇日记》卷4,“丛编简辑”,第4册,第274—275页。

[56]佚名著《平寇纪略》(下),“丛编简辑”,第1册,第316—317页。

[57]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史料专辑”,第19页。

[58]龚又村;《自怡日记》卷19,“丛编简辑”,第4册,第351页。

[59]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同治十三年刊本,第40a页。

[60]沈梓:《避寇日记》卷2,“丛编简辑”,第4册,第86页。

[61]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丛编简辑”,第4册,第445页。

[62]《刘翊宸致金逸亭书》,“史料专辑”,第473页。

[63]佚名著《平寇纪略》(上),“丛编简辑”,第1册,第235页。

[64]龚又村:《自怡日记》卷19,“丛编简辑”,第4册,第353页。

[65]沈梓:《避寇日记》卷3,“丛编简辑”,第4册,第169页。

[66]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第8页。

[67]沈梓:《避寇日记》卷4,“丛编简辑”,第4册,第275页。

[68]佚名著《平寇纪略》(下),“丛编简辑”,第1册,第304—305页。

[69]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第36-43页,特别是第41页。

[70]嘉庆二十五年,江南人口为38,100,000(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道光期间应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故估计在四千万左右。

[71]曾国藩:《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成晓军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94年,第2606页。

[72]曾国藩:《金陵及各路近日军情片》,成晓军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2797页。

[73]曾国藩:《附陈近日军情仍请简派大臣会办诸务片》,成晓军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2797页。

[74]《附录廷寄答李元度军请奖及各营疾疫盛行并请简派大臣会办诸务等折片》,成晓军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2615页。

[75]冯氏:《花溪日记》,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第707页。

传染病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传染病的全球化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迫使各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确立更好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当前,治理结构的多维化及在国际卫生条例的监控下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作用是防控传染病在全球蔓延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一机制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关键词:传染病;合作机制;问题

1建立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开展多维治理结构;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1.1各国应重视传染病的防控工作,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

作为流行疾病入侵的低战场,国家内部采取及时有效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2002年一2003年SARS在中国的流行,为我国的流行疾病防控工作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相关制度、法规的健全和信息公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的沟通和监督作用都是应对传染病的发生所必需解决的问题。除了各国自身对防治传染病所作的积极努力,各主权国家还需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进行双边、多边合作,共同商讨传染病的控制问题。目前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传染病防治的合作中,为防治艾滋病而进行的合作最为活跃。认识到艾滋病的传染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全球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包括民众)都采取了积极措施,用于发展中国家控制和抗击艾滋病的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的资金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

1.2充分发挥世卫组织的主导作用

世卫组织通过全球预警系统和反应网络能够迅速准确地掌握和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信息,从而及时提醒各国政府采取一些必要防范措施。具体来说世卫组织对国际公共卫生的指导和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制定、实施、评价防治和消灭传染病的计划

从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间关于传染病防治进行合作的黄金时期。世界卫生组织成功地完成了消灭天花、小儿麻痹等项目。极大地鼓舞了人类战胜传染病的信心。天花在历史上是最令人生畏的传染病之一。在20世纪初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都经受过天花的肆虐。直到1967年,仍然有大约1000—1500万人口患天花,其中大约有200万天花病人不治身亡,另有数百万病人因天花而残废。1967年1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动了消除天花计划。最开始的计划是通过对各国的全体国民进行免疫,后来发现目标过于宏大,而且在有的地方因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受到抵触。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改进了做法,改为对发生疫情的地区迅速隔离并进行免疫。世界卫生组织在消灭天花项目中较好地实现了统一领导和项目灵活性相结合,整个项同有统一的标准、由国际医疗队进行独立的评审和鉴定,但是具体负责执行项目的行政管理体系则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到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经被消灭。受此鼓舞,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又开展了消灭小儿麻痹症、疟疾等疾病的计划。

1、2、2推荐医疗保健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发表题为《搬掉健康发展的障碍》的长篇报告,指出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依然是导致人们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呼吁各国政府、决策者们和私营部门要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对付传染性疾病。比如在非典时期,世卫组织向各国旅行警告、并组织人员研究出了导致非典的冠状病毒。世界于各国合作的对艾滋病的研究与防治也是有目共睹的。

1、2、3直接调查与干预

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卫组织在应对类似非典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获得了更大权力:即使成员国拒绝承认本国有传染疫情的情况,世卫组织也可派专家组进行独立调查,并对成员国应对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这一政策变化意味着,世卫组织无需再等到其成员国提交健康威胁报告就可进行干预,制定应对措施,且未经成员国邀请,世卫组织便可派人展开实地调查。21写作秘书网

1、3在传染病的防控中,进一步发挥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

除世界卫生组织之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传染病防治中同居重要地位,他们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共同主导某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或协助、配合世界卫生组织,或与其成员制定相关协议,监控疫情的蔓延。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艾滋病防治中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制定指导方针、提供数据、标准以及技术援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广泛地支持开展各项预防HIV传播的活动,有效地利用联合国系统的资源,降低个人和社区(及特殊人群)对艾滋病的脆弱性和易感性,减轻了艾滋病流行所造成的影响。

1、4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介入也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不可或缺的力量

近几年来,随着传染病在全球的流行日益猖獗,一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国际上与传染病斗争相关的重大决策,如国际艾滋病协会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一万多名会员以及一些部级的艾滋病团体会员,自2000年开始主办世界艾滋病大会,至今已经成功主办过五次世界艾滋病大会,其会刊“AIDS”和“艾滋病通讯”都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再如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总额高达240亿美元,资助的方向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疾病的治疗途径。尤其是向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大力捐资,2002年7月就曾为印度的艾滋病预防捐助一亿美元。由此可见,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当成为防控传染病的一项重要措施。

1、5积极发挥国际卫生条例在防治传染病全球化中的重要性

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修订了唯一有关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条约——《国际卫生条例》,使其适应当今传染病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新形势,修订后的这一条例势必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危机向来是危险与机遇并存,传染病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恐慌与灾难,但也改变了国际法运用于传染病控制的政治社会条件,成为国际法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的契机。全球化时代各国日益求助于创新的和多样的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来获得对公共卫生和相关危险因素全球化的力量的控制,国际法作为一种全球卫生合作的机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因为它提供了各国共同应对传染病的一致行动的协调基础。有利于增进传染病控制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增强各国行为的可预测性与相互信任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防范疾病与危险因素的跨境传播。新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还对各国在参与国际卫生合作时应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益与资源配置,尤其是传染病学信息与技术的沟通与共享方面都给出了明确的规范。

2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2、1世卫组织权力的扩张值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的扩张对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应当意识到,一个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框架也是存在缺陷的。如果世界卫生组织蜕变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对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合作反而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导致公共卫生危机的原因,以及传染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涉及进出口、城市规划、人口流动、产业政策、科研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社区建设等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原因,而当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合作的时候,对口的单位往往只是卫生部,而和比如国内的贸易、产业和计划部门很少沟通。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于公共安全的规定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比如1991年秘鲁爆发霍乱。其贸易伙伴国限制从秘鲁进口的食品甚至一般商品,导致秘鲁损失7.7亿美元。秘鲁因此向GATT起诉,要求GATT保护其出口,而对其出口的限制正是和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密切的泛美健康办公室(PAHO)规定的。

2、2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合作应该和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合作并驾齐驱

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对于地区性的传染病或是公共卫生隐患常常缺乏专门的知识和人才。由于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人口和商品流通最为频繁密集,区域内的各国在体制、传统和文化方面均具有相似性,邻国之间的同伴压力(peerpressure)更有助于提高本地区各国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的积极性,地区之间存在着安全、经济、文化交流等全方位的合作,公共卫生的合作能够通过“议题关联”推动各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因此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东亚地区,中国日益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地区间的各种议题的合作均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加强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合作,在各个方面均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2、3新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实施过程困难重重

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监测机制国际卫生条例修订的实际意又所在,但是就目前而言将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监测系统远景变成现实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同时面临了技术、资源、管理、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举例来说,《国际卫生条例》(即IHR2005)监测义务需求将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上的挑战。IHR2005并没有包含财政机制,这就使各缔约国要承担促进其地方、中级和国家水平监测能力建设的财政费用。缔约国和WHO有义务在动员财政资源上进行合作,不过这只是一种微弱的义务。如果不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推荐的方法进行有效地解决,财政资源的短缺将全方面减慢改进监测系统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国庆师,解瑞谦,传染病防治的区域化合作[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6)

[2]张云筝,全球化时代传染病与人类零距离[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07

[3]龚向前,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J],国际观察。2006,(3)

传染病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社会变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清宣宗旻宁刚刚继承大统,当时最为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风调雨顺,丰乐祥和,然而一场该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瘟疫却悄然登场了。在此后的数年中,这一据称自闽广地区由海路传入的疫病,迅速在该地区蔓延,并继续向西向北流传,酿成了一场几乎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大灾难。真性霍乱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周期性流行序幕亦就此拉开。

对这样一次大疫,尽管目前学术界已有所注意,但对这次疫情的具体情况,现有的研究或互有抵牾,或缺乏揭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探讨基本都是就事件本身的论述,尚未有人将其置于历史演进的情景中加以考量,因此也就很难明了这一事件的意义与寓意。本文试通过这一疫情在江南地区的发生情况以及前因后果的考察,对中国近世生态与社会的变迁作一审视和思考。不当之处,敬望方家读者教正。

一背景

嘉道之际,江南风调雨顺,自嘉庆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再无天灾光顾,社会稳定,民情祥怡[1]。自古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就当时的江南社会,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灾疫发生的征兆。然而正当人们正在庆幸这几年上天保佑之时,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数年前,即1817年,远在南亚次大陆的加尔各答腹地爆发了一场严重非凡的霍乱。霍乱在印度一种古老的地方性传染病,长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不过在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别关注。关于何以这一地方病在1817年时忽然变得空前严重,迄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一般认为当时气候的变化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然环境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因素[2]。

当时,离一般所谓的近代开埠虽然还有些时日,但在中国沿海,“舳舻相衔,帆樯比栉”,已颇有一派繁荣景象。对清前期海外贸易与海上交往过去由于一般抱有满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观念,所以多有忽视。然而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越来越多揭示,清前期的海外交往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较宋明两代,均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乾隆中期以来,对外贸易额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主要外贸口岸的粤海关为例,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758—1767年)的贸易总值为288,045,650两,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年(1788—1797年)增加到512,903,300两,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七年(1818—1827年)又增加到721,050,150两,分别比第一个十年增加了1.78和2.59倍[3]。这些货物无疑基本是通过海上运输的。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尽管中国行的远洋帆船航运业,已出现衰败之势,但外国来华船只则明显增加,从乾隆中期,平均每年28.9艘,而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仅英国进入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达54艘[4]。可见,随着海外贸易特别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沿海与印度以及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不仅如此,“清代得国内帆船航运业,特别是沿海的帆船航运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维持着持续发展的趋势。”长江、大运河等的内河航运亦长期繁荣[5]。根据樊百川的估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10,000艘之间,总吨位在150万吨左右[6]。其中江南地区的上海港,每年的进出船只不下300万吨(包括内河航运),已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另外宁波港也相当繁忙,1840年前,每年来往海船约有一千数百艘[7]。

以上这些现象,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嘉道之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却把它们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气候突然变化使得印度的霍乱变得空前的严重,同时借助当时日渐频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区域,来到中国,并藉由中国近海乃至内陆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国沿海进而在内地迅速蔓延。

二嘉道前中国之霍乱

在中国的文献中,霍乱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早在《黄帝素问》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8]“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对此,明代的张景岳注释说:“挥霍撩乱,上吐下泻。”[9]又有干霍乱之名,“更有吐泻无物,亦有上下关闭,竟不吐泻者,为干霍乱。惟心腹绞痛,令人立毙”[10],所以又称绞肠痧[11]。虽然,现代一般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肠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12]。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论断并非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场大疫的霍乱与中国旧有的霍乱究竟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是原本就有的霍乱的一种变形,二是这次是不是真性霍乱的首度传入中国。

关于前者,实际上,从疫病发生后不久,就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霍乱名家王士雄,是他在其所著的《霍乱论》将嘉庆季年出现的新疾病称为“霍乱转筋”,认为吊脚痧[13]不过是转筋霍乱而已[14]。而稍后的徐子默则明确指出吊脚痧非霍乱[15]。而且,根据程恺礼的研究,认为是传统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1862),杜炯(Dudgeon,1872)和汤姆森(Thomson,1890)等西方的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仔细阅读资料后,认为“霍乱”确实是霍乱,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国。“对他们来说,在医学古籍中关于这个疾病的临床描述是莫大的确证,即使没有提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本质。他们坚持说,霍乱真正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由中医明显的关心得到证明,他们自古代就对这个疾病开出许多处方并建议治疗的方法。这些治疗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们自己的疗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16]其实,在清代的医生中,认为吊脚痧为霍乱或寒霍乱者,远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绪年间,钱塘的连文冲将霍乱分为自生霍乱和传染之证,主张治霍乱应先辨阴阳,“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17]。而湖州的莫枚士则公然反对“矜言创新,以新一时之耳目”,认为“今瘪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18]。那么,它究竟和传统所谓的霍乱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虽然那些持肯定论者的意见并非不值一顾,最终的确认恐怕还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不过,就笔者已有的认识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疾病。西方学者所指出两条理由:古代医籍对霍乱症状的重视和记载以及治法类似,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医籍虽然对霍乱多有记载,但其显然有两点与真霍乱不符,一是它的传染性不明显,二是伴有腹痛[19]。至于说治法类似,这并不奇怪,当时一些明确指出吊脚痧为一种新疾病的医生所提出的治法也与传统治法类似[20]。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所用的药物也基本一致[21]。至于中国医生的认识,根据陈方之对王士雄《霍乱论》所列医案的研究,王所经验的48例,其中有38例陈认为是真霍乱,其它10例见腹痛者,王自己也断为非霍乱证[22]。这就是说,虽然王对吊脚痧与霍乱在名称上不加分别,但它在实际临床治疗中所指的霍乱其实就是真霍乱。王以后一些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疾病,显然与中国传统的遵经法古传统有关,特别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经人士,他们意见并不完全足以为据。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从过去文献中并无有关霍乱大流行的记载而此后却记载不断(详情见后)这一点来看,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疫病。

关于后者,著名的医史学家范行准根据涂绅《百代医宗》中的有关嘉靖甲子(1564年)的记载,指出真性霍乱,“在十六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23]。西蒙则认为真霍乱的第一次造访中国在1669年,由马六甲经海传来,第二次则在1769年,由南亚传入[24]。不过,程恺礼认为西蒙的证据并不充足,然而对西蒙所说的第二次传入,倒由一则医籍中的资料可以佐证,一位称为上浣觉因的道人在咸丰元年(1851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间,黔中人多感异症。病发则立死。方书不载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众。后此方传至关中,以治诸怪异急症。无不奇验。道光壬午(二年,1822年)年,粤东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试之立效。当经刊布。今岁夏秋之间,浙中时疫俗名吊脚痧,亦颇类此。爰急重梓,以广流传[25]。

在这段话中,道光二年的奇症和咸丰元年名之曰吊脚痧的显系真霍乱,因此乾隆年间贵州的异症也应该有真霍乱的可能,贵州离南亚和东南亚较近,真霍乱完全有可能从这些地区从陆路传入。由此可见,尽管这次大疫的霍乱并非传统的霍乱,但真霍乱的传入中国却在此前,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国言,真霍乱在嘉庆末出现是应该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过,虽然它已传入,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条件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甚至自生自灭了。

就此,我们认为,真性霍乱尽管可能在嘉庆季年前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但在当时,至少对包括江南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仍是一种新的疾病。(进一步讨论见后。)

三疫情

对这次大疫传入和流传的情况,已有不少研究者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做出了探索。陈方之早在1940年代就主要依据部分医籍指出,“迨道光元年以前,始有真正霍乱发现”[26],也就是说,真霍乱是到道光元年传入我国的。1950年代,罗尔纲从部分文集和江苏的一些方志中看出,真性霍乱的传入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推测《东华录》中记载的道光元年北京的大疫大约就是从江苏传去的[27]。之后,范行准指出,“最早记载十九世纪初传入的真性霍乱,盖为道光元年”[28]。陈胜昆在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后认为,“自嘉庆二十五年流行于广东、福建后,次年道光元年,蔓延至至江浙、远及燕京,其传染至猛烈,不是中国传统医书上所说的霍乱,其杀人之多,患者死亡率之高,也证明是近代流行的亚洲霍乱。”[29]程恺礼最近的论文揭示了一些20世纪早期的研究和不少当时西方传教士和医生的记录,根据程的论述,井村哮全“相信最早的霍乱大流行是在1819年由海路传到中国,然后从温州和宁波往北方移动”。不过,多数专家同意,真霍乱是1817年以后,有海路及陆路由印度传到中国的,其中西蒙斯指出,这一流行病1817年就经陆路“移动到西藏和中国的西南边界”,1820年又经曼谷传到广州和宁波,并由此向其他地区流传。米尔恩则指出,他在嘉庆二十五年的三月首先从暹罗带到福建,然后移动到广州,然后由那里进入到江西和浙江,于道光元年五月进入宁波[30]。程对其列举的一些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说法基本未给予必要的判别和考释,不过,她主要根据井村哮全从地方志中搜集的疠疫资料,制成的“1820、1821、1822年的霍乱流行病”图倒是可以让人较为直观地、全面地了解当时霍乱在我国的流行情况[31]。从图中可以看出,疫情主要集中在闽广、江南、黄河下游地区,云贵和陕西也有分布。

从上述可见,对这次大疫的疫情,现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论述,不过对疫病传入时间、流行地点、传播途径和方式以及症状等显然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认识也不尽一致。以下我们就在已有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全面搜集排比此次瘟疫的相关资料,进一步对江南这场大疫具体情况作一揭示。

对于这一瘟疫的症状,很多的文献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在地方志,较为典型的叙述一般是这样的:

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日数人[32]。

由于真霍乱症状的特点较为明显,而且文献中的记载也相对比较详细,因此,在认定这次疫病为真性霍乱这一点上,并无争议。有关这次瘟疫的具体流行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以及部分文集、笔记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嘉庆二十五年:秋,鄞县大疫,其病脚筋缩即死,名吊脚痧。慈溪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名吊脚痧,死者无算。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定海疫,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间。秋,镇洋大疫,患者手足蜷挛,俗名蛣蛛瘟。嘉定秋大疫。夏,金山、奉贤亢旱,秋大疫,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华娄秋大疫。南汇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秋,昆新民疫。锡金大疫。冬,乌程乌镇时疫流行。冬,嘉兴府时疫流行。[33]

道光元年:镇洋六月大疫,至九月始已。嘉定秋大疫,手足麻木,经脉挛缩,俗名蜘蛛瘟。宝山夏秋大疫。锡金大疫。江阴夏秋大疫。武阳秋疫。宜荆疫盛行。富阳大疫。新城大疫。夏秋之交,上江痧症大行,患者腹绞痛,吐泻不出,四肢厥冷,逾时即不可救,死者甚众,名曰:穿心痧。夏,平湖大疫。俗名吊脚痧,死者甚众。六七月间,嘉善大疫,名钓脚痧,死者无虚日,秋有年。秀水新塍秋大疫。桐乡青镇夏大疫。乌程南浔夏大疫。双林夏大疫,俗称吊绞痧,死者无算。德清夏大疫。长兴大疫,死者无算。镇海夏秋间,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惟僧尼孩幼少犯,秋冬霜盛渐差。慈溪夏又疫较上年庚甚。定海疫。会稽疫。萧山大疫。余姚大疫。夏,松江府大疫,岁大熟,其证似干霍乱,手足拘挛,须臾不可救,有一家丧数口者。苏州府大疫。昆新夏秋大疫,吴江春疫,夏疫甚。常昭夏秋疫,至冬乃止,名蛣蛛瘟。秋,溧阳疫。丹阳疫。[34]

道光二年:秋,宝山大疫。镇洋疫,十月始止。夏,常昭疫又作,水中见红色,人饮之辄病。昆新夏秋大疫。定海疫[35]。

道光三年:仁和多疫。南汇大水,疫疠证并作[36]。

道光四年:镇海大有年,夏秋疫大作。溧水秋疫。句容水疫。六月,苏州城时疫盛行[37]。

由上举资料可以看出,这次瘟疫在江南出现的时间不是道光元年,而是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年,流行也没有完全结束,三四两年江南仍有时疫发生,虽然在我们搜集的资料中没有可供确定四年之疫情可以为何种疫病的详细记录,不过像镇海、苏郡,两年前曾发生过真霍乱,疫情又出现在夏秋,是真性霍乱的可能性较大,而道光三年南汇发生的疫疠,则有文献可征,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周浦镇诸生姚炜球曾于该年“七月中病霍乱卒,年仅二十四”[38]。由此可见,江南的这次大疫始自嘉庆二十五年秋,第二年,道光元年夏秋达到高潮,秋冬霜盛势头转衰,但余绪一直延及道光三年甚至四年。

关于这次瘟疫的传播路径,已有的研究虽已基本清楚的指出,其由广东、福建通过海上交通北上,首先到达宁波,并从宁波向北移动,远及燕京,但在诸多细节问题上,各种说法还不无龃龉,另外,对瘟疫传到宁波后的传播情况,则基本没有涉及。为了更直观地考察传播途径,还是让看看根据以上的资料制成的图1。(见上图)

根据图1和以上所述疫情状况,首先可以看出,所谓瘟疫有由广经海路带到宁波,然后由宁波向北传布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宁波府的鄞县、慈溪、定海和象山的大疫的均发生于嘉庆季年秋季,与太仓州的镇洋、嘉定,松江府所属各县以及苏州府的昆山、新阳等地发生的时间相同,而离宁波较近的绍兴府、杭州府当年没有疫情发生,同时紧邻松太的嘉兴府和苏州府却发生了瘟疫。可见,霍乱病菌应该是在宁波和上海同时登陆的,然后各自沿交通线向内地传播。这两条路线的传播情况大致应该是这样:1、在宁波,嘉庆季年,霍乱弧菌首先在定海、象山、慈溪和鄞县四地出现,定海为孤立岛屿,象山与其它地区也有较多屏障,在这两地,疫情基本各地独立发生,在定海病菌上岸后,在该地停留了三年,而象山之疫病从石浦港出现后不久就停止了流行[39]。在慈溪和鄞县两地,疫情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在其中的一地上岸,波及另一地,不过从慈溪没有比较重要的海港这一点来看,很有可能有鄞县传至慈溪。但是鄞县的疫情在第二年并没有重新发作,而慈溪的疫情却更加严重,并向东波及镇海,向西沿姚江传到余姚,再由余姚沿浙东运河向西渐次延及(上虞[40])、会稽、山阴、萧山,然后可能由萧山传布到杭州[41],从杭州经钱塘江水系传至富阳和新城,也有可能直接由萧山通过钱塘江水系波及富阳和新城。2、在松太地区,病菌首先在当时国内最大的港口上海登陆,利用当地便利的水陆交通线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蔓延,向西传至青浦、华亭等地,西北方向传入嘉定、镇洋、昆山、新阳等地(唯离上海紧邻的宝山似乎幸免于难),并跳跃式地延及无锡和金匮,向南则流传到川沙、南汇、奉贤、娄县、金山等县,并于初冬开始在嘉兴全府和湖州的乌程和归安流行[42]。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区重新发作[43],同时地处有疫诸县包围之中的宝山未能再次逃过此劫。并继续通过长江、运河、太湖等水路及陆路交通路线向西,向北流传,苏州府属各县无一幸免,其它运河和长江沿线,太湖周边的各县也基本都被波及[44]。到这一年初冬,疫情基本结束,此后的二三年中,只有少数地区仍有零星流行。

这次大疫前后延续五年,波及江南所有十府一州的50余个县,是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疫情基本以近程传播的方式向外扩散,有疫地区大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及内地一些重要交通线上或周围,浙西西部、浙东南部、宁镇地区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区的大多数县均未受到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病菌登陆后,虽然肯定存在着陆路传播,但内河航线仍然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受波及地区,危害程度也不尽一致,在人多地狭、交通便利的松太地区,霍乱弧菌一旦上岸,便四处蔓延,而在相对闭塞的象山县,却不久就停止了流行。在沿海地区,这一凶猛无比的疫疠曾令时人瞠目不已,而在离登陆地点较远的江宁,其危害似还远不如11年后发生的那场有可能是伤寒的大疫[45]。另外,在易感人群中,儿童受感染的机率似乎也较成人低,比如在镇海,“惟僧尼孩幼少犯”[46],钱泳讲述的一则报应故事中,也述及了常熟张氏一家十八口除两岁幼孩幸免外全部疫死的事实[47]。而郑光祖的邻居,“季龙生一家四口,龙生先死于床”,其妇和十岁的女儿相继死去,而刚满月的幼儿最终因无人照顾而夭折[48]。表现出典型的古典生物型霍乱的流行特点。

四当时的社会反应与后果

尽管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清代江南面对瘟疫,无论是官府还是社会力量,一般都不会坐以待毙,而会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救治措施[49]。这次自然也不应完全例外,比如,在常熟,疫情发生后,“邑尊刘出百金合药普济,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药”[50]。不过总体来看,虽然当时的各种文献,有关这次疫情的记载相对较多,但关乎救治的内容却明显稀缺。个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传统的救治方法,对这一独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对于瘟疫强力、迅速的传染性和杀伤力,这种救治也就很难对时人产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该瘟疫的凶猛和前所未有,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手忙脚乱、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反碍了进一步救治措施的举办。对此情形,史籍中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在宝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乱而实异,病初起忽吐泻,手足拘挛,六脉俱伏,名转筋霍乱。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时而死者。好善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51]。

在其他地区,也多有“针刺医药,百无一效”[52]之类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这次大疫,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想出了种种医疗手段,但效果却明显不尽人意。

这样的大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见的。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据估计,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在5%以下[53]。这一比例,与近来有些研究者高达四五成估计相比,可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它与当时霍乱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是基本一致的,根据麦克尼尔的说法:“1831年,当这种病第一次侵袭开罗时,该城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在欧洲城市,霍乱所造的人口损失从来没有这么大。”[54]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死亡率造成的死亡人口已相当可观,仅受灾比较严重的苏松太地区,疫死人数就至少在50万以上[55]。除了损害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缠染,为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无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甚至可能导致生产停滞,市面萧条。比如,疫情爆发后,在宝山的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市”。[56]。

除了以上有形的影响外,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霍乱这一杀手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虽然瘟疫对江南的民众来说,并不鲜见。但这次却让时人真的困惑了。首先,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这次大疫来到时,明明是承平丰乐之年。其次,在时人的经验中,疫疠“所行之地,远不过数百里,从无延及各省者”[57],然而这回,“瘟疫流行,几遍天下”[58]。再次,该疫发病之暴烈、症状之奇特也令时人甚感恐惑不解。在当时的记载中,像“顷刻殒命”、“即刻毙命”、“不逾时而死”之类的用语随处可见。对霍乱发作时,手足痉挛,两脚麻木,特别是泄泻一如无肛门收束、身体顿然形销骨立等症状,时人困惑不已,郑光祖曾感叹说:

凡染此病者,类无六脉,其死不过一两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数日死者。其泄泻一如无肛门收束,粪直下,色白略同米汤,泄两日,虽肥人必瘦,筋收则四肢拘挛,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胜死,则膀肚肉欠过腿挛,手臂肉欠过腋下,肋骨条条冈起,周身之肉不知消归何所[59]。

柳树芳也在描述这次瘟疫的诗中云:“肠胃先巳伤,肌肉登时削。往往一饭顷,便不可救药。人言鬼作祟,纵疫为击缚。”[60]最后,在瘟疫传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现象也让时人产生种种猜疑。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西瓜与疫的关系问题上,当时到处传言,“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61]。根据我们现代的认识,西瓜与霍乱显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在当时夏秋季节,苍蝇飞扬,以及小贩往往会用已经污染的水喷洒没有及时卖出去的西瓜以保持持湿度,故西瓜成为传播媒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今日,切开而没有妥善保存的西瓜也每每是一些肠道传染病的流传媒介。不过,江南是肠道传染病的多发地区,显然这不是江南肠道传染病的第一次爆发,那么,何以西瓜的传播作用至此才引起注意呢?这主要跟疫病的本身的发病特点相关。虽然西瓜既能传播霍乱病菌,也必然会传播伤寒和痢疾等其它肠道传染病的病菌,但我们知道,伤寒起病缓,潜伏期长[62],使人难以察觉;而痢疾虽潜伏期并不长,但一者该病常见,危害较小,二者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霍乱弧菌强得多,除水果外,几乎所有的食品均能成为传播中介[63],因此西瓜不易受到特别的注意。由于时人感觉这是一种新的情况,同时这次的疫情又特别严重,所以,猜忌纷起,认为是西瓜中毒,说:“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64]甚至见到“惟是西瓜中切出蚰蝎”[65]。有人根据自己的经历斥责其妄,也有人以自己的所见认为并非无稽[66]。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时人又对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再加上传统的救疗方式很难取效,如此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时社会充斥着人人自危、惊恐无状的恐怖气氛。当时之江南,“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丰都地狱”,“啸樑啖宝,草本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67]。而且这种气氛迅速扩散,弥漫着整个大江南北。嘉庆季年,疫病虽未传至江北,但有关瘟鬼将至的传言早已病菌到达之前捷足先登了,如在河南,“前半年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将有鬼夜半叫门,应之即吐血而亡,须遵书符咒避之,乃免。……当时人人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述,”[68]。陕西西安也“人情汹汹,流言四起”[69]。

由此,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江南地区的这次大疫实乃超出时人经验和记忆范围的一种新疫病,故而,尽管真霍乱传入我国的时间可能在乾隆中期,甚至更早,但至少对包括江南在内大部分地区来说,应该基本可以认定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霍乱、全新而且凶猛异常的疫病。

注释:

[1]在江南众多的地方志的“祥异”中,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间,除本次瘟疫外,均未见有其它自然灾害的记录,反而是不少方志中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岁大稔”。桐乡的柳树芳的《纪疫》诗则指出:“比来屡丰年,户口占和乐。日常餍膏盘,几不识藜藿。”(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2页)

[2]参阅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2—303页: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753—755页。

[3]黄启臣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10的数字计算而得。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2页。

[4]参阅陈尚胜:《闭关与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308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5]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5—83页。

[6][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78页。

[7]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4—49页。

[8]转引自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册,第814页。

[9]转引自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页。

[10]周扬俊著赵旭初点校:《温热暑疫全书》卷3,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1]如陆以湉指出:“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沙,不急救即死。”(《冷庐杂识》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7—408页)

[12]参阅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229页;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195页;陈胜昆:《中国疾病史》,台湾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9页。

[13]道光以后,文献又常称这种威力巨大的疾病为吊脚痧、脚麻痧、瘪螺痧等。

[14]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30—31页。

[15]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见陈修园编撰:《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1961—1962页。

[16]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5—766页。

[17]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715页。

[18]莫枚士:《研经言》卷4,《瘪螺痧辨》,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557页。

[19]有关古代医籍对霍乱的描述可参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第6册,第814—834页。现代医学认为,真性霍乱开始发作时,即突然发生极剧烈的腹泻和呕吐。腹泻先是黄色稀粪,以后,即泻出米汤样的水,这是霍乱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呕吐到最后也吐米泔水。吐和泻的特点都呈喷射式。一般无腹痛症状。经过几小时至十几小时,病人由于严重缺少水分,皮肢干皱,指纹下陷,两额突起,眼睛下凹。肌肉也因缺水和缺盐而痉挛抽搐,特别是小腿及腹壁肌肉,成为俗话所说的“吊脚痧”。最后往往因严重脱水而死。(参阅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余氵贺:《急性传染病》,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而假霍乱即急性肠胃炎,亦有恶心、呕吐、腹部阵发性绞痛、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可因剧烈呕吐、腹泻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或发生休克,而表现口溜、尿少、皮肤干燥、眼球下陷、极度乏力、呼吸深大、血压下降等。一如真霍乱,但无霍乱菌,而且整体上症状较轻,传染性不强。(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商务印书馆1950年修订版,第25—26页。)

[20]比如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载《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7—1970页。

[21]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11、114页。

[22]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中册),第194页。

[23]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24]转见程恺礼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7页。

[25]陈修园原评:《急救异痧奇方》,见《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3册,第1947页。

[26]《急慢性传染病学》,第193页。

[27]《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第58页。

[28]《中国医学史略》,第245页。

[29]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29页。

[30]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71—777页。

[31]程恺礼前揭论文,第770页。

[32]费善庆:《垂虹识小录》卷7,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本,第477页。

[33]同治《鄞县志》卷69,《祥异》,光绪三年刊本,第15a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213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版,第4册,第1201页;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丛书·华中”,第196种,第10册,第3131页;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转引自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第58页;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丛书·华中”,第176种,第6册,第1969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见“集成·江苏”,第8本,第129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丛书·华中”,第143种,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丛书·华中”,第169种,第8册,第2623页;光绪《青浦县志》卷29,《杂记·祥异》,第4册,第2055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丛书·华中”,第174种,第2册,第703页;光绪《娄县续志》卷12,《祥异志》,“丛书·华中”,第138种,第2册,第453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丛书·华中”,第42种,第3册,第1480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集成·江苏”,第15本,第637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5,《行义》,“丛书·华中”,第21种,第2册,第443页;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丛书·华中”,第53种,第2册,第841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丛书·华中”,第59种,第2册,第681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

[34]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第6册,第196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第8本,第129页;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乡镇志专辑,第4本,第65页;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丛书·华中”,第407种,第4册,第1559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第2册,第535页;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丛书·华中”,第457种,第3册,第927页;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9,《杂事·祥异》,“集成·江苏”,第37本,第749页;光绪《宜兴荆溪县志》卷8,《人物·义行》,第3册,第1110页;民国《杭州府志》卷85,《祥异》,“丛书·华中”,第199种,第5册,第1662页;民国《新登县志》卷20,《拾遗·祥异》,“丛书·华中”,第73种,第4册,第1484页;光绪《金陵通纪》卷3,“丛书·华中”,第37种,第531页;甘熙:《白下琐言》卷1,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印本,第23b—24a页;光绪《平湖县志》,卷25,《外志·祥异》,第8册,第2429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第2册,第681页;民国《新塍镇志》卷4,《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8本,第944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丛书·华中”,第54种,第3册,第816页;民国《德清县新志》,卷13,《遗闻》,“丛书·华中”,第60种,第2册,第835页;光绪《长兴县志》卷9,《灾祥》,“丛书·华中”,第586种,第2册,第781页;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丛书·华中”,第478种,第8册,第2885—2886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第4册,第1201页;民国《南浔镇志》卷29,《灾祥二》,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上,第305页;道光《会稽志稿》卷9,《灾异志》,“丛书·华中”,第531种,第1册,第164页;来裕恂:《萧山县志稿》卷14,《杂记·历年祥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7,《祥异》,“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130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第8册,第2624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第2册,第703页;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第3册,第771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第6册,第3391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第15本,第637—638页;光绪《吴江县续志》卷38,《杂记·灾祥》,“集成·江苏”,第20本,第557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丛书·华中”,第153种,第9册,第3165页;光绪《溧阳县续志》卷16,《杂志类·瑞异》,“丛书·华中”,第471种,第215页;光绪《丹阳县志》卷30,《祥异》,“丛书·华中”,第135种,第4册,第1511页。

[35]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第4册,第155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第九册,第3165—3166页;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

[36]民国《杭州府志》卷143,《义行》,第8册,第2725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

[37]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6页。光绪《溧水县志》卷1,《舆地志·庶征》,“丛书·华中”,第12种,第1册,第90页;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9上,《祥异》,“丛书·华中”,第133种,第6册,第2110页;石韫玉:《独学庐诗文稿·四稿》卷2,清刊本,第26a页。

[38]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记·遗事》,第3册,第1598页。

[39]据民国《象山县志》记载,当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城中设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第10册,第3131页)

[40]在上虞县的地方志中,光绪以前的疫情失载,根据图1揭示的流行路线,上虞发生疫情的可能性极大。

[41]钱塘和仁和两县在康熙以后基本没有可供利用的县志,而著名的民国《杭州府志》中也基本没有这两个县的疫情记载,按照一般理解,杭州作一个当时著名的通都大邑,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说,道光元年这场全国性大疫没有波及是颇为奇怪的。道光三年,仁和多疫,但疫情系何种性质,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根据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中所录的医案,道光十七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但在此前的道光九年,已存在霍乱的病例,(卷下,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673页)可见霍乱当十七年流行之前已经传入,而在江南,从道光元年到十七年间,并无有霍乱大流行。而且常熟的郑光祖在这次大疫过后,曾听说这场瘟疫延及杭州。(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3b页)因此杭州的霍乱病菌当在嘉道之际这次大疫中传入,道光三年仁和之疫也应该是真霍乱,但道光三年之疫不过是这次大疫的余绪,显然,对杭州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在疫病流行高潮是未受到影响,反而要道瘟疫基本结束始才传入,可能性甚小,何况与杭州相邻的萧山和富阳均有疫情发生。所以,笔者认为,道光元年,霍乱曾传及杭州。

[42]霍乱的流行时间一般多在夏秋两季,嘉兴和湖州府的疫情出现在冬季,颇多疑惑。不过,在当时的一些记载中,疫情到初冬仍在继续的情况的确存在,比如,次年昆新等地发生的大疫,入冬才停止(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一种新的疫病对该种病菌的处女人群所具的威力应该不能完全按常规来理解,霍乱孤菌在初冬抵达嘉湖,并发生流行,也不无可能。

[43]例外的情况是嘉兴府的石门和海盐,他们均处离松江府较远的嘉兴府南端,可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海盐的地方志对疫情没有记载,上年的情况是根据府志得到的,因此海盐也可能是因为缺乏记载。

[44]唯一出人意料的例外是镇江府城所在的丹徒县没有疫情记载,这究竟是真的未发生瘟疫,还是因为失载或我们资料搜集不够全面,于此不敢断言。

[45]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是这样描述道光十二年之疫的:“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而道光壬辰最为甚。自三月起,疫气流行,互相传染,死亡甚众。……至立秋,患乃息,诚有生以来仅见之大灾也。”(卷7,第5b—6a页)而关于道光元年的瘟疫,除了描述症状等外,只是说:“道光辛巳夏秋之交,痧症大行。”(卷1,第23b页)有关这次疫病的分析,请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60页。

[46]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5—2886页。

[47]钱泳:《履园丛话》卷17,《报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1页。

[48]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b页。

[49]具体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49—164页。

[50]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51]道光《寒圩小志·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本,第429页。

[52]宣统《信义志稿》卷19,《志事·灾疫》,乡镇志专辑,第8本,第489页。

[53]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54]卖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3页。

[55]嘉庆二十五年苏松太人口总数为10,398,156,(该数字由吴建华根据《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调整而得。参见氏著:《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该地区几乎每个县都受到瘟疫的侵扰,不过严重程度并不一致,即使以较低的5%计,也在50万以上,若按8%算,则为83万零。

[56]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6—327页。

[57]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2b页。

[58]孙兆溎:《花笺录》卷17,同治四年刊本,第37a页。

[59]《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60]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第872页。

[61]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2]3—35天,平均10天。(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7页)

[63]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0、104页。

[64]孙兆溎:《花笺录》卷17,第37b页。

[65]张畇:《琐事闲录》卷上,第12a页。

[66]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7]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23b页;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7页。

传染病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加强学会的组织建设和管理

1、认真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做好依法办会的工作。

市预防医学会按照市科协、市民政局的要求,完成了社会团体的年度检查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年审工作,做到依法办会。

2、做好会员的登记、发证工作,强化会员缴纳会费制度,增强会员责任感。

3、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本学会注重充分调动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促进学会的各项建设。

二、以市预防医学会各专业分会为依托,加强全市预防医学的业务指导和管理

1、慢性病预防控制分会

(1)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主要采取经常性宣传和突击性宣传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展慢性病宣传发动工作。经常性宣传的形式主要是出墙报、派发宣传单、宣传册子、撰写科普文章;突击性宣传性形式主要开展咨询宣传活动、电视台播放宣传活动情况等。在撰写科普文章方面,市中医医院做得比较好,其在《*日报》上刊登了该会会员冯小燕副院长不少如高血压、中风等科普文章。在开展咨询活动日活动中,该会组织会员参与“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全国高血压日”、“联合国糖尿病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等活动,取得较好效果。据统计,在各宣传日活动中,参加的会员达40多人次,出动宣传车20辆,电视播放24次,电台播放90次,登载科普文章30多篇,张贴宣传画8000张,发放宣传单、宣传小册57000份,接受咨询15500人次,接受义诊25000人次,免费测血压5500人次,测血糖600人次。

(2)召开全市会议部署慢性病防治工作

该分会在*年4月17日组织召开全市慢性病防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区)卫生局分管慢性病工作的副局长、疾控科科长、慢病站(疾控中心)负责人、防治科负责人以及江城区、海陵试验区卫生院院长、防保科负责人、具体工作人员,共60多人。

关勇强副局长在会议上回顾了我市近几年慢性病防治开展情况,部署了*年慢性病防治工作,提出了“明确慢性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为主要手段,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的工作意见。分会会长谭乃章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年慢性病防治工作。分会秘书长刘崇欢同志具体布置*年慢性病防治工作。

(3)举办高血压、糖尿病防治管理培训班

今年上半年该分会举办了全市高血压、糖尿病防治管理培训班,参加人员有各县(市、区)卫生局疾控科负责人、慢病站(疾控中心)负责人和具体负责慢性病工作人员,以及江城区、海陵试验区乡镇卫生院分管业务的院长,防保科负责人、具体工作人员,共50多人。

关勇强副局长参加了培训班并作重要讲话,要求学员要认真学习全国慢病社区综合防治示范点高血压和糖尿病防治方案,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积极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尤其是基层慢性病工作人员要根据卫生部《全国慢性病防治方案(试行)》和《广东省农村2001-2010年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要求,认真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管理工作。

分会秘书长刘崇欢和会员谭志雄两位同志在培训班上讲解了高血压、糖尿病流行病学、诊断、治疗以及监测、健康教育、干预与控制的技术等。本次培训班是历年来第一次较系统地介绍高血压、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学习班,学员们反应良好。

(4)、积极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

1)、做好市卫生局相关工作的参谋。经与市卫生局研究,该分会制订发下《*市农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五点工作意见:①提高认识,加强领导;②建立和健全慢性病防治机构及监测网络;③发现病人和管理病人;④加强培训工作;⑤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五点工作意见将为今后推动全市慢性病防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加强科研工作。该分会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今年上半年由谭乃章等同志设计了《*市代谢综合征流行调查研究》科研项目,6月份由谭乃章、刘崇欢、谭志雄等同志设计的《广东省*市流动人口肺结核病现状的研究》科研项目成为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立项课题。该分会除抓紧科研立项工作之外,还抓紧已立项课题的阶段性科研工作,同时发动会员撰写及,会员今年30多篇。该分会还鼓励会员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班,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

3)、积极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各地卫生局认真组织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尤其抓紧农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工作。阳西县今年11月-12月间开展广东省健康相关危险因素工作,主要在该县抽取两个镇4个村委会320户居民进行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以及在*市卫生学校抽取300名学生进行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工作开展比较顺利。市慢病站门诊开设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科、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科目。今年结核病控制项目完成较好,按时间同步超额完成了结核病防治主要工作指标。今年*市和阳春市性病实验室接受省验收并予以通过。

2、妇幼保健分会

(1)、贯彻实施《母婴保健法》,依法保护妇女儿童健康权益

1)、利用“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母亲节”等节日,上街进行《母婴保健法》和妇幼保健知识的宣传,在院内做好相关知识宣传板报的制作和张贴工作,发放宣传单和健康教育小册子,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促进全市人民健康素质的提高。

2)、在作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对全市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进行统一管理,举办全市继续教育培训班,加强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妇幼保健人员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

3)、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对筛查确诊的患儿采取预防宣教、追踪治疗等措施,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患儿得到了及时的治疗,避免出现智力低下的情况;使G6PD缺乏症的患儿避免接触可致溶血的药物及食物,避免溶血症的发生,有效地降低了残疾儿童的发生率,提高全市人口素质。这为*创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4)、积极与市妇联共同合作,做好“广东百万妇女卫生健康行”活动,开展*百万妇女乳腺癌普查等妇科疾病以及心血管、艾滋病等疾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咨询服务,为全市妇女的健康保驾护航。

5、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作为广东省新生儿护理抢救中心*分中心,为全市危重病儿的成功抢救发挥了重大作用,有效降低了全市婴儿死亡率,获得了省评审团的高度评价。

6、认真做好全市孕产妇健康教育工作,自今年5月份省卫生厅健康教育所及市卫生局领导在市妇幼保健院启动了全市孕产妇健康教育项目以来,该院每周星期六上午均免费为孕产妇讲课,讲课内容涉及孕产妇保健、新生儿保健、出生缺陷防治、婴幼儿早期教育等知识,深受孕产妇欢迎,每期均有30多人参加,此项工作得到了省卫生厅基妇处的赞扬。市妇幼保健院孕妇学校成为广东省健康教育所挂牌认可的两间地级市孕妇学校之一,较好地为全市孕产妇提供了科学保健、科学育儿的健康指导。

(2)、加强妇幼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妇幼保健服务能力

1)、积极做好“两个系统管理”,成立孕产妇系统管理门诊,从孕妇怀孕开始建卡,门诊医生详细检查,做好宣教的同时告知孕妇下次检查日期;着重做好高危妊娠管理,严密追踪,增加产前检查的次数等。儿童系统管理由新生儿出生时开始建立宝宝册,住院期间做好各项检查及登记,出院后转至辖区管理。充分利用下乡到基层指导的机会促进各乡镇加强产科建设,对确实不具备接生能力的卫生院及时上报,要求做好系统管理及上转工作。

2)、坚持做好下乡医疗技术指导工作,与埠场卫生院和闸坡卫生院签订了对口支援协议书,定期派医师下乡义诊、免费上课等,帮助他们提高医疗质量,提高妇幼保健服务能力。

3)、密切与基层医疗单位联系,构建新生儿转运网络,为全市危重病儿抢救提供快捷渠道,为成功抢救危重病儿创造良好条件。

3、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1)、在市卫生局和市预防医学会的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各单位的推荐和民主协商基础上,并报市科协批准,成立了*市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会长由蔡德和担任,副会长由陈顺铭、谢军、周丽好担任,分会挂靠在*市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

2)、在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实行气管插管及气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病原学分布及耐药菌株监测的目标性监测。

3)、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受市卫生局委托,*年6月30日举办全市医院感染管理基本知识、预防与控制学习斑,主讲人为广东省医院感染控制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传染病学教授邓子德博士。

4)、市人民医院赖新峰主持完成《*地区胆石性胆道感染胆汁病原学培养及药敏试验研究》科研项目,获*—*年度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5)、已和市卫生局医政科一起对全市医院医院感染管理情况作调查,以了解*地区目前医院感染管理的状况及水平。目前,已进入调查前期准备阶段,设计调查表,征求省内有关专家意见。

6)、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年9月举办的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暨医院感染管理研讨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秘书赖新峰同志当选省第三届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7)、组织市各医院的有关人员撰写论文,参加在深圳举行的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十六次全国医院感染学术年会。

8)、结合省医院管理年督导检查,和市卫生局专家组一起对市二、三级医院的医院感染管理进行检查和督导,对所发现的问题和存在隐患提出整改意见。

4、食品卫生分会

(1)扎实抓好培训和“五五”普法宣传教育

全年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人员卫生知识培训班10期,培训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人员1061人;举办全市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培训一期,培训职业卫生监督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和部分工矿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39人;举办全市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培训班,培训卫生监督员53人。

在“五五”普法宣传教育方面,采取形式多样的途径,积极开展各类卫生宣传教育活动。一是组织专项宣传活动。市卫监所全年组织参加了“劳动者健康与企业社会责任”、“防治人禽流感宣传活动”、“3.15”消费者权益日活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食品卫生法》宣传周活动等大型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共制作宣传标语8幅,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2000份,接受咨询1583人次。二是深入服务对象开展宣传活动。市卫监所深入工矿企业、学校、餐饮单位等进行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共发放有关资料4800多份。三是利用新闻媒体,形成宣传攻势。市卫监所在*电视台制作播放了4期卫生宣传讲座,在《*日报》、《*卫生报》、《疾病控制、卫生监督信息》刊登稿件18篇,在《广东卫生监督》刊登稿件17篇。

(2)卫生执法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

市卫监所按照《全国卫生监督机构工作规范》要求,不断加大卫生执法监督力度,同时加强卫生监督工作程序化和合法化建设,五大卫生的执法监督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全年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4356人次,车辆1225辆次,共监督检查6758户次,发放各类卫生监督意见书2336份;卫生行政处罚1735户次,其中警告836户次,责令限期改正754户次,取缔43户,罚款102户次,罚没款共14.82万元;查封销毁不合格食品1.47吨。

1)、卫生行政许可

市卫监所主要负责食品、公共场所和生活饮用水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卫生行政许可。全年共发放各类卫生许可证4065户,其中食品卫生许可证3523户,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539户,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3户。按照《行政许可法》和《广东省食品卫生许可发放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符合办理许可证条件的,都按照法定的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办结率100%。

2)、食品卫生监督

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共3523户,实际监督检查3523户,监督覆盖率100%,监督检查9979户次。食品从业人员体检13935人,体检率98.2%。应培训食品从业人员10172人,实际培训10172人,培训率100%。“五病”检出607人,全部调离,调离率100%。食品监测抽检7558份,合格6670份,合格率88.25%;餐具消毒监测抽检29932份,合格26317份,合格率87.92%。

对新办和年审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均实行严格的预防性卫生监督和卫生学评价,严把卫生许可准入关。市卫监所继续深化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学校食堂量化率达100%,餐饮单位量化率96.8%。在经常性卫生监督工作中,市卫监所重点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卫生状况、食品原料进货索源情况、餐(饮)具消毒情况、食品存放及卫生防护措施等监督检查。对食品或餐(饮)具消毒监测抽检结果连续两次不合格的店档进行跟踪监督286户次,发放卫生监督意见书286份,责令其落实整改措施。

在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市卫监所坚持突出重点、全面推进与规范并举、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的原则,着力解决食品卫生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了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学校食堂和学校周边小食店专项整治、商场食品专项检查、旅游沿线食品专项检查、调味品专项检查、冷冻和冷食品专项整治、月饼专项检查、食品原料来源专项检查、无证无照清理整顿行动及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等。通过一系列整治行动,我市食品卫生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辖区内全年没有发生食物中毒事故。

3)、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辖区内共有公共场所539间,监督检查539间,监督覆盖率100%,全年监督检查2489户次。从业人员3987人,体检3915人,体检率98.2%。“五病”检出35人,调离35人,调离率100%。培训从业人员2789人,培训率达100%。对各类用具抽样检测11358项次,合格11027项次,合格率97.09%。

市卫监所在加强对公共场所日常监督检查的基础上,开展了美容美发场所和游泳场所等重点场所的专项检查,美容美发场所的卫生许可证持证率和从业人员持健康合格证率都比去年有所提高。游泳场所的各项卫生设施得到较大改善,水质检验合格率也比以往提高,全年未接到公共场所传播传染病的案件。

4)、职业和放射卫生监督

市卫监所全年共对327间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工厂进行监督检查,发放卫生监督意见书216份;督促用人企业做好工人岗前、在岗职业健康体检和培训工作,共有1186人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监护档案;指导企业做好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及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积极宣传国家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存在严重职业危害因素而拒不整改的企业进行处罚。

在核实基层X射线机使用情况和工业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抓好放射工作单位防护措施的落实,防止意外照射事故发生。全年共对21间医疗机构放射装置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放射从业人员佩带个人剂量计,共发放卫生监督意见书20份。

5)、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辖区内共有自来水厂1间。重点对自来水厂的卫生管理、水源地设有防护标志、防护范围内污染源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全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抽样检验228份,合格224份,合格率98.24%。对不合格的4份水样(均为余氯不足)进行跟踪处理。

6)、传染病防治监督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制定了传染病暴发流行应急预案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提高了对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提高了传染病监督执法的科学性。根据传染病流行的趋势和特点,研究制定了不同时期传染病监督检查工作方案,重点是加大对违禁野生动物经营行为的检查力度,加大对医疗卫生机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消毒隔离情况以及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传染病防制措施的监督检查力度。全年监督检查有关单位175间次,发放卫生监督意见书156份。三是积极做好采供血机构与临床用血机构监督检查工作。全年共监督检查中心血站1间、医疗机构56间,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39份,未发现因用血染上血液传播传染病。

7)、处理群众投诉举报案件

一年来,市卫监所共接到群众投诉举报案件9宗,每宗案件都做到专人负责受理,受理登记记录完整,运转程序正确,案件处理率达100%,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回复给举报投诉者。

(3)综合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今年9-12月份开展的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市卫监所按照市卫生局的统一工作部署,召开全市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动员会。全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上下联动,开展对县城以上的餐饮单位和学校集体食堂的专项整治工作,共出动卫生执法人员1200多人次,车辆400多辆次,监督检查餐饮单位和学校集体食堂896户次,食品销售单位2119户次,培训食品企业负责人2000多人,发放各类餐饮安全宣传画880幅,中型以上食品企业悬挂宣传标语169条;重点监督检查食品企业的持卫生许可证情况、餐(饮)具消毒情况、原料进货索证制度落实情况、是否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禽畜肉和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等。